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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大订单,最后的绝境

  1660年2月,伦勃朗的学生弗林克逝世。他抱病已久,却无法停止工作:因为他们那一代荷兰画家无不如此,勤恳一生,最后死时能不负债便是安慰。这本来算个噩耗,但对当时的伦勃朗而言,居然差点就是个好消息了。

  弗林克过世前,正在负责阿姆斯特丹新市政厅的装潢设计。他一撒手,市政厅便需要个人来代替他,完成市政厅装饰的核心工作:一幅表现巴达维英雄克劳迪亚斯·西维利斯的巨画。

  古罗马大家塔西陀先生的名作《历史》里,描述过克劳迪亚斯·西维利斯先生的伟业:公元69年,这位先生博得了罗马皇帝韦斯巴芗的友谊,可是暗藏机心,到巴达维—现今的尼德兰一带—通过一次宴会,煽动当地下层领袖,发动了起义。当然,在罗马人眼里,这不是起义而是叛乱,克劳迪亚斯·西维利斯是个狡猾阴险的奸雄。他是个独眼龙?好,那他就和罗马公敌迦太基名帅汉尼拔是一路货色,独眼的坏蛋!饶是如此,塔西陀也只得承认,“他异乎寻常的聪明,富有魅力”。

  本来,这么个大历史题材作品,轮不到伦勃朗来画。这种面子工程,市府希望找个可靠的、不会出错的画家,最好是个佛兰德斯人。这就是那时的荷兰:17世纪已经过了六十年,鲁本斯已经过世二十年,荷兰人依然钟爱佛兰德斯的堂皇画风。弗林克、博尔这些伦勃朗的学生,为了不丢掉主顾,总得小心谨慎,把自己装扮出佛兰德斯式画风;他们每天提心吊胆,怕的就是佛兰德斯再出个鲁本斯,那他们的饭碗一定会立刻粉碎。如今弗林克一死,留下残稿,颇令阿姆斯特丹市府举棋不定,当此之时,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尼古拉·杜尔普先生。

  他和伦勃朗仿佛命中有缘:三十年前,伦勃朗为他画了那著名的解剖课,自己一举成名;三十年后,杜尔普先生68岁,已是阿姆斯特丹市府的当家—实际上,他一共当了四届阿姆斯特丹市长。你无从知道细节,但阿姆斯特丹市府,这次给了伦勃朗面子:请他画《克劳迪亚斯·西维利斯的密谋》一画。

  这是自1642年《夜巡》以来,伦勃朗接到的最大订单。

  55岁了,上手大尺幅画作不会很艰苦么?然而伦勃朗一旦开始着手,便兴致盎然。这人一辈子爱角色扮演,对历史题材喜欢瞎琢磨。听了这题材,他便开始细细考虑,比如:

  既然是罗马背景,是不是该把故事移到一个大厅里,边饮宴边琢磨呢?

  既然是个密谋,那就该等罗马人睡熟了,在黑夜中开始谈论吧?

  假设在黑夜之中,应该如何设置光影,才能凸显克劳迪亚斯·西维利斯这位枭雄?

  伦勃朗素来爱刀剑,他28岁上的自画像里,就有持剑摆样子的傻酷姿态;虽然破产之后,收藏的刀剑早已散尽,但他一想到历史题材便心痒难搔,于是给独眼龙枭雄画了柄剑,让他持剑起誓……

  他画到废寝忘食,完全不知道阿姆斯特丹又经历了一波疫情。他也知道弗林克死前已有底稿,但全然不顾,只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画。于是到1662年7月,画被启运到了阿姆斯特丹市政厅。长官们看了,大眼瞪小眼:

  500厘米乘以300厘米的巨幅画;一个罗马式建筑的饭厅里;长桌,几盏油灯光芒幽暗;几位与会者的脸没在黑暗里,被微弱的灯光照耀着;画的焦点是持剑的独眼龙枭雄克劳迪亚斯·西维利斯;幽暗意味着密谋的氛围,不祥的阴影可能象征起义最后的失败结局;迅速而自由的笔触勾勒出粗砺的历史感来……

  伦勃朗三十年前给杜尔普先生作画,一举成名;二十年前因为《夜巡》而声名大跌,颠沛流离;晚年依靠杜尔普先生的帮忙,依靠巨幅画作《克劳迪亚斯·西维利斯的密谋》,重新攀回巅峰,得回他失去的一切:尊严、金钱和声名……听起来是个美丽的故事吧?

  很遗憾,命运不是这样安排的。

  长官们的抨击来得很快。他们嫌光线太暗,鼻子凑到画前依然什么都看不清;他们嫌画太大,市政厅根本挂不下;他们嫌风格太隐晦,和市政厅风格不符;他们本来期望一幅宏伟明丽的历史画,却不是这样一幅幽暗吓人的密谋情景。他们也不是没心理准备,本以为伦勃朗会像他那些自画像似的,用适当的三点布光来营造英雄的姿态,但在他们眼里,这幅画里只剩故弄玄虚的光影、斑斓杂驳的灰蓝色,还有浅黄色。至于画里的克劳迪亚斯·西维利斯,实在也太像个阴谋家了吧!—不知道的,还以为在画汉尼拔呢!我们要的可是英雄啊!

  1662年8月,长官们逼伦勃朗退了酬劳的1/4;随后他们请了个德国画家欧文斯,让他在弗林克未完成的画作上加工。9月24日,这幅“弗林克+欧文斯”的作品上了墙,伦勃朗的画被收了起来。再之后,伦勃朗没法子,只好把画切割,重画,以图找到买主。这幅画如今310厘米乘196厘米,只有原面积的1/4了。再下一个月,伦勃朗的穷困已到了如此地步:他只好卖掉了萨斯基亚的墓地。

  这是他最后的翻身机会,他失败了。

  这一年,他的自画像很奇异:这是他生涯第二次画脸朝左的肖像,生涯第一次用潦草的厚涂描绘自己的脸,而且脸上带着前所未有的奇诡笑容,配着身旁一张严肃的脸,你无从知道他的情绪。他脸上所投的暗红色彩不复温暖,而显妖异,就像一个已经看透命运恶意的人,在自嘲地微笑。

  二十年前,他画了《夜巡》,失去了富商主顾们,也失去了妻子。然后,仿佛诅咒一般:二十年后,《克劳迪亚斯·西维利斯的密谋》让他失去了市政府这最后一个主顾,而且,也即将失去又一个他所爱的女人。

  1662年,伦勃朗忙于这幅巨画期间,疫情袭击阿姆斯特丹,亨德克里琪得了感冒,然后和萨斯基亚一样:肺部感染了。

  直到1660年,荷兰人的卫生习惯依然不怎么好:即便刚做完活,吃饭前也不会洗手。英国人说他们“身体比其灵魂更脏,比起个人卫生,更关心房间”。哪怕是贵妇人也惜水如金,大模大样地把马桶搁在床边上。没法子:1635年之前,荷兰只有一个公共浴室,而私人浴室则是贵族才有。

  亨德克里琪从没抱怨过这个新家,但这个紧窄的新家的确不利于她健康的恢复。她似乎早有预感似的,很镇静地准备好了遗嘱。她的遗产将全部给女儿科内莉亚,倘女儿夭亡,则全部给提图斯;而遗产投资所得全部利润,尽归伦勃朗。

  她平静地度过了人生最后一年,咳嗽着,疲惫着,照料着一切。她死在1663年,伦勃朗把她葬在了阿姆斯特丹西教堂。教会还颇有微词,觉得这是个“已经不被允许领圣餐的女人”,但到底也没怎么刁难。

  伦勃朗仿佛命中注定,无法让所爱的女人与他长相厮守:萨斯基亚在30岁前身故,亨德克里琪37岁。到1663年,老头儿57岁了,孑然一身。那两个女人,一个给他带来人生最黄金的岁月,一个扶着他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光,至此全部离开了。他失去了守护他的天使,必须独自面对一切了。

  与此同时,进入17世纪60年代,荷兰整个的变了。往昔意气风发的航海英雄,变成了资产阶级。他们讨厌决斗和争吵,“有钱的人不决斗”,一切都靠诉讼解决。富人家里变奢华了,小资产阶级家里也有了地毯、金银餐具和画:意大利的、佛兰德斯的,本土的画作被认为“太小家子气了”。而与此同时,海牙已经无法在南美洲久待,只好以八百万荷兰盾把巴西卖给了葡萄牙;荷兰人1626年以六十盾买来的新阿姆斯特丹,此时正被英国人垂涎三尺—这就是后来的纽约。尼德兰的殖民地在缩小,航海业在被英国人削减,阴影正在来临:那是一个时代的黄昏,非只伦勃朗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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