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
1654年荷兰和英国停战，但英国人对荷兰人始终不友好：他们可以在一些细节上彼此迁就，但归根结底，世上最大的两个航海帝国，总得为争夺日渐缩小的海洋而鸡吵鹅斗的。法国人身在局外，幸灾乐祸地说低地恶劣的气候造成了荷兰人抑郁的心情，英国多雨的天象让他们始终野蛮，所以在英吉利海峡的泥淖里翻滚打架，真是小家子气……
对伦勃朗来说，日子越发难过了。《夜巡》之后，他被富裕市民阶层抛弃，而他自己关上了大门；盖尔特·狄克斯事件后，他成了阿姆斯特丹市井妇女的公敌和谈资；宗教裁判所事件后，他跟教会几乎已经势不两立。他依然有朋友，有学生，他的学生如弗林克们，实际上已成为当时最顶尖的画家，但在那个时代，他的朋友和学生无法公开为他说话。一般认为，那时帮伦勃朗说话极为不合时宜，可能丢掉饭碗。说到底，荷兰画家再有名，都不过是混口饭吃：他们没有一个人是鲁本斯。
开始陆续有人来跟伦勃朗要债。食品杂货商、面包商、卖肉的、颜料商、放债的。而他自己，还时不时得面对些突发情况，诸如“我觉得你画得不像，把预付的五十盾退给我”一类的混账事。他家里依然有五花八门的积年收藏，但他不舍得卖掉其中任何一件；何况，1652—1654这三年的战争，足以让一切收藏品的价格大跌：在乱世，面包和啤酒比珠宝值钱。伦勃朗可以靠观察珠宝的璀璨反光活一星期，但这不适用于普通人。
最可怕的事儿终于到来：小提图斯—这年都十四五了—在弗里斯兰省的那些亲戚，终于出动了。萨斯基亚死时，他们没怎么出现；萨斯基亚的遗产，他们办得一塌糊涂，以至于伦勃朗几乎没见着现钱；值此危亡之秋，他们忽然凭空而降，满口说“我们要为提图斯负责”，好像忽然记起家族里还有这孩子似的，要求伦勃朗清账，以确认“没有挪用萨斯基亚的遗产，以损害提图斯的利益”。伦勃朗未予理会，他们便张牙舞爪：要诉讼！要逼孤儿事务院查封房子！要拍卖房子里的物品！要让提图斯拿到他母亲留给他的合法遗产！—而小提图斯站在老爸身旁，对此困惑不解，全然不明白这班亲戚是在“为他着想”。
一如往昔，伦勃朗对财政事务外行似的，他请了个没谱的律师；律师的主意是“把房子正式转到提图斯名下，作为孩子母亲的部分遗产”，说穿了，是想安抚维仑伯格一家那些来势汹汹的亲戚：看，房子都直接给孩子了，还嫌我对他不好吗？
但这里有个致命破绽：伦勃朗的房子，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他还住着这房子，但一万三千盾的款子从未交齐过；而历年以来，他已经把房子抵押出去许多。当然他自己对此缺少知觉。你可以想见，遇到这类破事时，他更多是摇着头，满脸愁烦，一个劲儿地琢磨：
“什么时候我才能把这档子事结束，回去画画呢？”
他的债权人听说他把房子转到儿子名下，纷纷发狂：你不是已经把房子抵押了吗？怎么还能全额转给儿子？！债权人纷纷怒吼，认为他是骗子、人渣、投机倒把、扮猪吃虎。他被无数的喧嚣拥裹了。树林般挥舞的手，雪花般飘荡的账单，落叶纷飞的票据和契约，让他年过50、经常充血、偶尔还看不清东西、一熏蜡烛就流泪的双眼疼痛不堪。常年来，他一直在竭力逃避这一切，他的世界是版画、油画、画笔、松节油、颜料、工作衫、刺针、酸液、铅笔、墨水，而不是这些玄虚的东西。但到此地步，他无法逃避了。
你也无法责怪债权人：他们必须现实地活着。政治上他们几无出人头地之时，人生的一切目标都是商业管理和经营。17世纪荷兰中产阶级的爱好有且仅有做买卖，然后休闲。倘还有其他，便是希望把女儿嫁个富人家。他们如果真有了钱，就去买仓库，买船，然后就在公众场合配上长剑，在家里穿上睡衣和拖鞋。那时候还没有肥皂剧和时尚杂志，所以荷兰人只好看法国传来的漫画册解闷，并试图过这样的生活。他们不笨，灵活得有点狡黠，主意一个接一个，又坚毅无比。他们相信一毛小钱都不可放过，财富是靠坚韧不拔和精打细算营造的。很可惜，这些本事，他们只会用在一件事上，即：坚定不移地寻找一切属于自己的钱，让自己发财。
于是，伦勃朗被追杀到无可如何，只好宣布破产了，时年50岁整。他的一切都被查封，不再属于他。到他还清债务之日，他永远无法保有任何财产。
50岁上，伦勃朗失去了他的房子，甚至以后，他都不能碰这房子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因为需要陈列清单；萨斯基亚睡过并死亡的床，他无法再去触碰；他那些未售出的画，从此也不再属于他了。提图斯在这时，忽然表现出他的天才来：在伦勃朗不知所措的时节—他现在连作画都不能了—去跟面包商、肉店店主们聊了聊，跟他们达成协议。
亨德克里琪和提图斯在灾难来临时，冷静得非比寻常。亨德克里琪出身忧患，历经穷苦；提图斯则神奇地早熟。他们冷静地面对失去了豪宅的事实，把伦勃朗劝离了这栋屋子—当年他买下这屋子时，还在人生巅峰，与萨斯基亚新婚燕尔，觉得自己将依靠画笔获得财富与尊重，最后成为大师。但在老境颓唐之时，他走了，什么都无法顺手捎走。
实际上，就在那个大房子里，墙角木桶，许多地方丢满了票据、付款通知书和支票，只是他从没把这些兑换成钱；许多地方搁着零钱，但他都忘了。这些零散的、他从没去兑换的或干脆忘记了的钱，数值超过千盾，但是伦勃朗就是忘记了。
1656年就是这么个多事之秋：那年4月，伦勃朗的上一代大师扬·范戈因逝世；那年秋天，荷兰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斯宾诺莎被流放。荷兰正缓慢结束这个国家伟大的黄金时代。而伦勃朗，这个国家史上最伟大的画家，最被低估的收藏家，穷数十年时光创作的作品和收藏的物件—其中不乏名画作—被锁在一个仓库里，等着拍卖，然后抵债。这是斯文扫地的时光。实际上，1657年秋天，债主们打算拍卖时，却发现因为战争余创，阿姆斯特丹的商人阶层还没准备好现钞呢。1658年9月24日，拍卖终于开始。伦勃朗自称他买这一切艺术珍品，花了三万盾开外，法庭官员的估算也大致在这个数目。但最后的清单上，这些玩意只卖出去五千盾。他的房子被卖了一万一千盾，许给了一个鞋匠，这笔钱里，提图斯得到了七千盾。
但这些钱已经无所谓了：伦勃朗已经破产了。他失去了房子和珍藏，以及耗尽了他长久以来的记忆。那一切见证了他和萨斯基亚共度的时光，闪烁着璀璨的愉悦，但现在只留下一些他不知道该用来干吗的钱。他老了，憔悴了，不再能体健如牛、彻夜工作了。
这比《夜巡》被公众嘲弄时更让他痛苦。公众的意见，他向来不放在眼里，他只是厌恶琐事，希望能回去安然作画而已。但在1654—1658的漫长时光中，他一直被教廷、诉讼、清账、破产、拍卖这些事情缠绕着。当1658年，他的一切终于被卖掉后，也许他反而能轻松一点呢：
至少一切暂时结束了—虽然债主们还在他身旁围绕着。
他破产了，所以他没有资格保留任何财产。他每画一幅新画，都不属于自己，而归债主们所有。
1658年，伦勃朗画了一幅大到惊人的自画像：高133.7厘米，宽103.8厘米。这幅画里，他正面朝外，身披大氅，一副坦坦荡荡的样子。那是他一生最倒运的年头，满脸沧桑，满手褶皱，他也无意避讳，甚至愿意多花功夫，描绘他已经松弛的下巴。画中依然不失他自40岁后喜爱的昏黄色调，光影依然浸泡着他的脸，但略显暗淡。但他的神色，仿佛一个看透世情的哲学家，似乎对一起痛苦都不为所动。他当然不会刻意美化自己，也没有遮掩眉间那被厄运折磨出来的纹路，紧抿的嘴角也多少显得痛楚，但他把一边嘴角藏在阴影中，压低帽檐遮盖多纹的额头，这就构成了公认的“他最冷静又最伟大的一幅自画像”。
对伦勃朗来说，日子越发难过了。《夜巡》之后，他被富裕市民阶层抛弃，而他自己关上了大门；盖尔特·狄克斯事件后，他成了阿姆斯特丹市井妇女的公敌和谈资；宗教裁判所事件后，他跟教会几乎已经势不两立。他依然有朋友，有学生，他的学生如弗林克们，实际上已成为当时最顶尖的画家，但在那个时代，他的朋友和学生无法公开为他说话。一般认为，那时帮伦勃朗说话极为不合时宜，可能丢掉饭碗。说到底，荷兰画家再有名，都不过是混口饭吃：他们没有一个人是鲁本斯。
开始陆续有人来跟伦勃朗要债。食品杂货商、面包商、卖肉的、颜料商、放债的。而他自己，还时不时得面对些突发情况，诸如“我觉得你画得不像，把预付的五十盾退给我”一类的混账事。他家里依然有五花八门的积年收藏，但他不舍得卖掉其中任何一件；何况，1652—1654这三年的战争，足以让一切收藏品的价格大跌：在乱世，面包和啤酒比珠宝值钱。伦勃朗可以靠观察珠宝的璀璨反光活一星期，但这不适用于普通人。
最可怕的事儿终于到来：小提图斯—这年都十四五了—在弗里斯兰省的那些亲戚，终于出动了。萨斯基亚死时，他们没怎么出现；萨斯基亚的遗产，他们办得一塌糊涂，以至于伦勃朗几乎没见着现钱；值此危亡之秋，他们忽然凭空而降，满口说“我们要为提图斯负责”，好像忽然记起家族里还有这孩子似的，要求伦勃朗清账，以确认“没有挪用萨斯基亚的遗产，以损害提图斯的利益”。伦勃朗未予理会，他们便张牙舞爪：要诉讼！要逼孤儿事务院查封房子！要拍卖房子里的物品！要让提图斯拿到他母亲留给他的合法遗产！—而小提图斯站在老爸身旁，对此困惑不解，全然不明白这班亲戚是在“为他着想”。
一如往昔，伦勃朗对财政事务外行似的，他请了个没谱的律师；律师的主意是“把房子正式转到提图斯名下，作为孩子母亲的部分遗产”，说穿了，是想安抚维仑伯格一家那些来势汹汹的亲戚：看，房子都直接给孩子了，还嫌我对他不好吗？
但这里有个致命破绽：伦勃朗的房子，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他还住着这房子，但一万三千盾的款子从未交齐过；而历年以来，他已经把房子抵押出去许多。当然他自己对此缺少知觉。你可以想见，遇到这类破事时，他更多是摇着头，满脸愁烦，一个劲儿地琢磨：
“什么时候我才能把这档子事结束，回去画画呢？”
他的债权人听说他把房子转到儿子名下，纷纷发狂：你不是已经把房子抵押了吗？怎么还能全额转给儿子？！债权人纷纷怒吼，认为他是骗子、人渣、投机倒把、扮猪吃虎。他被无数的喧嚣拥裹了。树林般挥舞的手，雪花般飘荡的账单，落叶纷飞的票据和契约，让他年过50、经常充血、偶尔还看不清东西、一熏蜡烛就流泪的双眼疼痛不堪。常年来，他一直在竭力逃避这一切，他的世界是版画、油画、画笔、松节油、颜料、工作衫、刺针、酸液、铅笔、墨水，而不是这些玄虚的东西。但到此地步，他无法逃避了。
你也无法责怪债权人：他们必须现实地活着。政治上他们几无出人头地之时，人生的一切目标都是商业管理和经营。17世纪荷兰中产阶级的爱好有且仅有做买卖，然后休闲。倘还有其他，便是希望把女儿嫁个富人家。他们如果真有了钱，就去买仓库，买船，然后就在公众场合配上长剑，在家里穿上睡衣和拖鞋。那时候还没有肥皂剧和时尚杂志，所以荷兰人只好看法国传来的漫画册解闷，并试图过这样的生活。他们不笨，灵活得有点狡黠，主意一个接一个，又坚毅无比。他们相信一毛小钱都不可放过，财富是靠坚韧不拔和精打细算营造的。很可惜，这些本事，他们只会用在一件事上，即：坚定不移地寻找一切属于自己的钱，让自己发财。
于是，伦勃朗被追杀到无可如何，只好宣布破产了，时年50岁整。他的一切都被查封，不再属于他。到他还清债务之日，他永远无法保有任何财产。
50岁上，伦勃朗失去了他的房子，甚至以后，他都不能碰这房子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因为需要陈列清单；萨斯基亚睡过并死亡的床，他无法再去触碰；他那些未售出的画，从此也不再属于他了。提图斯在这时，忽然表现出他的天才来：在伦勃朗不知所措的时节—他现在连作画都不能了—去跟面包商、肉店店主们聊了聊，跟他们达成协议。
亨德克里琪和提图斯在灾难来临时，冷静得非比寻常。亨德克里琪出身忧患，历经穷苦；提图斯则神奇地早熟。他们冷静地面对失去了豪宅的事实，把伦勃朗劝离了这栋屋子—当年他买下这屋子时，还在人生巅峰，与萨斯基亚新婚燕尔，觉得自己将依靠画笔获得财富与尊重，最后成为大师。但在老境颓唐之时，他走了，什么都无法顺手捎走。
实际上，就在那个大房子里，墙角木桶，许多地方丢满了票据、付款通知书和支票，只是他从没把这些兑换成钱；许多地方搁着零钱，但他都忘了。这些零散的、他从没去兑换的或干脆忘记了的钱，数值超过千盾，但是伦勃朗就是忘记了。
1656年就是这么个多事之秋：那年4月，伦勃朗的上一代大师扬·范戈因逝世；那年秋天，荷兰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斯宾诺莎被流放。荷兰正缓慢结束这个国家伟大的黄金时代。而伦勃朗，这个国家史上最伟大的画家，最被低估的收藏家，穷数十年时光创作的作品和收藏的物件—其中不乏名画作—被锁在一个仓库里，等着拍卖，然后抵债。这是斯文扫地的时光。实际上，1657年秋天，债主们打算拍卖时，却发现因为战争余创，阿姆斯特丹的商人阶层还没准备好现钞呢。1658年9月24日，拍卖终于开始。伦勃朗自称他买这一切艺术珍品，花了三万盾开外，法庭官员的估算也大致在这个数目。但最后的清单上，这些玩意只卖出去五千盾。他的房子被卖了一万一千盾，许给了一个鞋匠，这笔钱里，提图斯得到了七千盾。
但这些钱已经无所谓了：伦勃朗已经破产了。他失去了房子和珍藏，以及耗尽了他长久以来的记忆。那一切见证了他和萨斯基亚共度的时光，闪烁着璀璨的愉悦，但现在只留下一些他不知道该用来干吗的钱。他老了，憔悴了，不再能体健如牛、彻夜工作了。
这比《夜巡》被公众嘲弄时更让他痛苦。公众的意见，他向来不放在眼里，他只是厌恶琐事，希望能回去安然作画而已。但在1654—1658的漫长时光中，他一直被教廷、诉讼、清账、破产、拍卖这些事情缠绕着。当1658年，他的一切终于被卖掉后，也许他反而能轻松一点呢：
至少一切暂时结束了—虽然债主们还在他身旁围绕着。
他破产了，所以他没有资格保留任何财产。他每画一幅新画，都不属于自己，而归债主们所有。
1658年，伦勃朗画了一幅大到惊人的自画像：高133.7厘米，宽103.8厘米。这幅画里，他正面朝外，身披大氅，一副坦坦荡荡的样子。那是他一生最倒运的年头，满脸沧桑，满手褶皱，他也无意避讳，甚至愿意多花功夫，描绘他已经松弛的下巴。画中依然不失他自40岁后喜爱的昏黄色调，光影依然浸泡着他的脸，但略显暗淡。但他的神色，仿佛一个看透世情的哲学家，似乎对一起痛苦都不为所动。他当然不会刻意美化自己，也没有遮掩眉间那被厄运折磨出来的纹路，紧抿的嘴角也多少显得痛楚，但他把一边嘴角藏在阴影中，压低帽檐遮盖多纹的额头，这就构成了公认的“他最冷静又最伟大的一幅自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