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是女人的问题
1654年，伦勃朗罕见地迎来了两幅女性肖像，其一是《出浴的女人》，其二是《示巴女王入浴》。前一幅半裸，后一幅全裸。对彼时的意大利画家，这玩意儿简直稀松平常，毫无可谈论之处，可在民风保守的尼德兰，这可是大事儿。实际上，这也是伦勃朗罕见的女性裸像：亨德克里琪肯给他做裸女模特，这是萨斯基亚都没做到的事。
但稍后，亨德克里琪遇到了麻烦：她怀孕了。比肚子里更大的事更揪心的问题：她被宗教裁判所传去了。
17世纪的荷兰，不像意大利教廷般严格，不会再如中世纪般轻易对教民施火刑。然而教会议事会还是多嘴多舌，酷爱没事找事，尤其喜欢杀鸡儆猴。那时荷兰城市化已经展开，市民都过上了体面的现代生活，乡民则很保守，对市民的所做所为啧啧摇头。教会议事会既怕自己丢了面子，失去对城市生活的话语权，又时刻觉得世道人心已经坏得不像样，只有他们能拯救。法国一位官员相信，当时的荷兰，1/3的居民信新教，1/3的居民信天主教，1/3的居民信异端新教。教士收入一般，但地位极高：他们也认真穿着黑衣领带，持手杖戴假发，而且时刻紧张，觉得其他的教派正在抢人，必须拯救平民的灵魂……这种多余到好笑的责任感，让他们抓住了亨德克里琪的事儿。
亨德克里琪怀孕的事，并不是什么秘密。伦勃朗知道，他的朋友们知道，包括那位名流杨-西克斯先生也知道。他们无所谓，他们觉得伦勃朗和亨德克里琪是互相珍爱的，他们也明白伦勃朗无法娶亨德克里琪的苦衷。但教会议事会不知道—也可能是他们不愿显得他们知道，以便能堂而皇之做以下勾当：1645年6月25日，阿姆斯特丹教会议事会—行使着意大利宗教裁判所的功能—开了个全体决议，认为：
“鉴于亨德克里琪·斯托菲斯，已与名唤伦勃朗·范赖恩的画家，在其住宅姘居相当长时间，责令她在本传票发出八日内，到宗教法庭就此丑闻陈述缘由。”
他们还添油加醋，想了许多词，比如亨德克里琪“活在罪孽中”。他们的决议是：伦勃朗既是个鳏夫，又大亨德克里琪二十岁—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会提醒诸位宗教人士：无论大二十岁还是未婚同居，在法律上均不构成罪名，但在这帮老头儿的糊涂体系下，这都算罪责了—亨德克里琪必须认罪。伦勃朗认为这极为荒唐，但亨德克里琪不想惹事，带着八个月的身孕，悄然出了庭。在那些僵化老木头的逼问下，亨德克里琪只好承认：
“我犯了娼妓的罪行，与画家伦勃朗姘居。”
宗教裁判所心满意足，觉得权威又得到了重视；他们于是禁止亨德克里琪领圣餐，就让她走人了；待他们要传讯伦勃朗时，才意识到一个大问题：这厮虽然画过无数宗教题材油画，居然不是宗教裁判所的一员。原来他怕麻烦，早就加入了门诺斯教，不受教廷约束。换言之，宗教裁判所管不了他！
那年秋天，伦勃朗和亨德克里琪的女儿出生了：小科内莉亚，在那年10月份接受了洗礼。
伦勃朗本可以娶亨德克里琪，让宗教裁判所口口声声的“娼妓”“姘居”闭嘴，但他那时处境尴尬：萨斯基亚临终的遗言，把名下的一切留给儿子提图斯，而伦勃朗亦可分享这一切，前提是他不得另娶新人。这一遗嘱的意图，大概是萨斯基亚试图保护伦勃朗，以免他被盖尔特·狄克斯逼迫结婚，随即失去一切财产。但在盖尔特滚蛋之后，这一遗嘱却成了伦勃朗的枷锁：他没法娶亨德克里琪，否则将失去遗产，势必破产。虽然萨斯基亚遗产的真实数目他从不知道，但设若没有这笔虚拟的、不知其多少的财产，镇着所有的讨债者，他立刻会被宣布破产。
与此同时，盖尔特·狄克斯的阴影虽然淡去，但从未真正离开。她卷铺盖走人虽已有五年之久，但她对伦勃朗无时或忘，时不常心血来潮，便来敲诈勒索；倘不给钱，便大吵大闹，拿着“你答应过会娶我的”事情折腾。伦勃朗忍无可忍，依法办事提起诉讼，指控盖尔特精神不正常，应该关进“斯品胡斯”—当时阿姆斯特丹庇护疯女人和患病妓女的所在。在17世纪，关进疯人院等同监禁，盖尔特咆哮不从，但她的邻居、哥哥和侄子在此时刻居然众口一词，支持指控，大概她真的扰民不轻。她被判关进疯人院十二年，1652年的一次申请释放被拒绝。1655年，她病倒了，朋友多方辗转，请求放她出来，执法人员心软了。
她的卷土重来，一定令伦勃朗痛苦不已，1655年她被释放时，伦勃朗用芦杆笔和褐色墨水，完成了一幅《冷酷仆人的寓言》，那幅画的右侧，主人和账房忙于算账；而左侧，伦勃朗寥寥几笔就做出了以下形象：一个低头、手深深在口袋里摸索、无力付款、窘困不已的仆人形象。那简直就是他自己。
实际上，就是在1655年，49岁的伦勃朗曾经迎来过一次财政上的转机：那年提图斯年满14岁，终于有资格签署法律文件。他立刻签了一纸文约，把自己的所有财产—由她母亲那里继承得来—转给了父亲伦勃朗。可是盖尔特实非池中之物，尽管刚从疯人院出来时气息奄奄，仿佛日薄西山，但迅速便生龙活虎。疯人院的五年丝毫没削弱她残忍的斗志，她立刻上书诉讼，声称伦勃朗诽谤她，导致她坐了五年冤狱；伦勃朗反诉讼说她诽谤。盖尔特的弟弟彼得·狄克斯心力交瘁，想上一条去印度的船上当木匠，远离是非，却被法庭召回，声称他是关键证人，不得擅自离开……这场乌烟瘴气、霹雳火爆的诉讼在1656年8月8日做了结。双方筋疲力尽，最后达成共识：她成为了伦勃朗七个主要债权人之一。这成了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盖尔特·狄克斯成功了，虽然她不久后就死了，无法享用伦勃朗偿付的钱，但她成功地毁掉了伦勃朗。因为她1655—1656年的这段折腾，伦勃朗一向不便公之于众的窘境就此大白。世界早已怀疑他其实一文不名，但不便逼迫他公开账目；但这次事件之后，其他债权人嗅到了他的穷困，一如鲨鱼见血，纷纷围拢来，撕咬伦勃朗。于是，在50岁这年，伦勃朗迎来人生的最大悲剧。
就在1655年，伦勃朗画了他晚年最明亮的一幅自画像。他把帽檐向上展，露出自己的脸孔；他全然无意遮盖自己的衰老和辛劳，略蹙着眉，下巴松弛，但直勾勾盯着画外。比起三年前那幅双手叉腰的自画像，这一幅画里他明显老了许多。他照例紧抿的嘴唇，满是抗争到底的意志。但是，厄运并不因为他足够坚强，便被吓退。
但稍后，亨德克里琪遇到了麻烦：她怀孕了。比肚子里更大的事更揪心的问题：她被宗教裁判所传去了。
17世纪的荷兰，不像意大利教廷般严格，不会再如中世纪般轻易对教民施火刑。然而教会议事会还是多嘴多舌，酷爱没事找事，尤其喜欢杀鸡儆猴。那时荷兰城市化已经展开，市民都过上了体面的现代生活，乡民则很保守，对市民的所做所为啧啧摇头。教会议事会既怕自己丢了面子，失去对城市生活的话语权，又时刻觉得世道人心已经坏得不像样，只有他们能拯救。法国一位官员相信，当时的荷兰，1/3的居民信新教，1/3的居民信天主教，1/3的居民信异端新教。教士收入一般，但地位极高：他们也认真穿着黑衣领带，持手杖戴假发，而且时刻紧张，觉得其他的教派正在抢人，必须拯救平民的灵魂……这种多余到好笑的责任感，让他们抓住了亨德克里琪的事儿。
亨德克里琪怀孕的事，并不是什么秘密。伦勃朗知道，他的朋友们知道，包括那位名流杨-西克斯先生也知道。他们无所谓，他们觉得伦勃朗和亨德克里琪是互相珍爱的，他们也明白伦勃朗无法娶亨德克里琪的苦衷。但教会议事会不知道—也可能是他们不愿显得他们知道，以便能堂而皇之做以下勾当：1645年6月25日，阿姆斯特丹教会议事会—行使着意大利宗教裁判所的功能—开了个全体决议，认为：
“鉴于亨德克里琪·斯托菲斯，已与名唤伦勃朗·范赖恩的画家，在其住宅姘居相当长时间，责令她在本传票发出八日内，到宗教法庭就此丑闻陈述缘由。”
他们还添油加醋，想了许多词，比如亨德克里琪“活在罪孽中”。他们的决议是：伦勃朗既是个鳏夫，又大亨德克里琪二十岁—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会提醒诸位宗教人士：无论大二十岁还是未婚同居，在法律上均不构成罪名，但在这帮老头儿的糊涂体系下，这都算罪责了—亨德克里琪必须认罪。伦勃朗认为这极为荒唐，但亨德克里琪不想惹事，带着八个月的身孕，悄然出了庭。在那些僵化老木头的逼问下，亨德克里琪只好承认：
“我犯了娼妓的罪行，与画家伦勃朗姘居。”
宗教裁判所心满意足，觉得权威又得到了重视；他们于是禁止亨德克里琪领圣餐，就让她走人了；待他们要传讯伦勃朗时，才意识到一个大问题：这厮虽然画过无数宗教题材油画，居然不是宗教裁判所的一员。原来他怕麻烦，早就加入了门诺斯教，不受教廷约束。换言之，宗教裁判所管不了他！
那年秋天，伦勃朗和亨德克里琪的女儿出生了：小科内莉亚，在那年10月份接受了洗礼。
伦勃朗本可以娶亨德克里琪，让宗教裁判所口口声声的“娼妓”“姘居”闭嘴，但他那时处境尴尬：萨斯基亚临终的遗言，把名下的一切留给儿子提图斯，而伦勃朗亦可分享这一切，前提是他不得另娶新人。这一遗嘱的意图，大概是萨斯基亚试图保护伦勃朗，以免他被盖尔特·狄克斯逼迫结婚，随即失去一切财产。但在盖尔特滚蛋之后，这一遗嘱却成了伦勃朗的枷锁：他没法娶亨德克里琪，否则将失去遗产，势必破产。虽然萨斯基亚遗产的真实数目他从不知道，但设若没有这笔虚拟的、不知其多少的财产，镇着所有的讨债者，他立刻会被宣布破产。
与此同时，盖尔特·狄克斯的阴影虽然淡去，但从未真正离开。她卷铺盖走人虽已有五年之久，但她对伦勃朗无时或忘，时不常心血来潮，便来敲诈勒索；倘不给钱，便大吵大闹，拿着“你答应过会娶我的”事情折腾。伦勃朗忍无可忍，依法办事提起诉讼，指控盖尔特精神不正常，应该关进“斯品胡斯”—当时阿姆斯特丹庇护疯女人和患病妓女的所在。在17世纪，关进疯人院等同监禁，盖尔特咆哮不从，但她的邻居、哥哥和侄子在此时刻居然众口一词，支持指控，大概她真的扰民不轻。她被判关进疯人院十二年，1652年的一次申请释放被拒绝。1655年，她病倒了，朋友多方辗转，请求放她出来，执法人员心软了。
她的卷土重来，一定令伦勃朗痛苦不已，1655年她被释放时，伦勃朗用芦杆笔和褐色墨水，完成了一幅《冷酷仆人的寓言》，那幅画的右侧，主人和账房忙于算账；而左侧，伦勃朗寥寥几笔就做出了以下形象：一个低头、手深深在口袋里摸索、无力付款、窘困不已的仆人形象。那简直就是他自己。
实际上，就是在1655年，49岁的伦勃朗曾经迎来过一次财政上的转机：那年提图斯年满14岁，终于有资格签署法律文件。他立刻签了一纸文约，把自己的所有财产—由她母亲那里继承得来—转给了父亲伦勃朗。可是盖尔特实非池中之物，尽管刚从疯人院出来时气息奄奄，仿佛日薄西山，但迅速便生龙活虎。疯人院的五年丝毫没削弱她残忍的斗志，她立刻上书诉讼，声称伦勃朗诽谤她，导致她坐了五年冤狱；伦勃朗反诉讼说她诽谤。盖尔特的弟弟彼得·狄克斯心力交瘁，想上一条去印度的船上当木匠，远离是非，却被法庭召回，声称他是关键证人，不得擅自离开……这场乌烟瘴气、霹雳火爆的诉讼在1656年8月8日做了结。双方筋疲力尽，最后达成共识：她成为了伦勃朗七个主要债权人之一。这成了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盖尔特·狄克斯成功了，虽然她不久后就死了，无法享用伦勃朗偿付的钱，但她成功地毁掉了伦勃朗。因为她1655—1656年的这段折腾，伦勃朗一向不便公之于众的窘境就此大白。世界早已怀疑他其实一文不名，但不便逼迫他公开账目；但这次事件之后，其他债权人嗅到了他的穷困，一如鲨鱼见血，纷纷围拢来，撕咬伦勃朗。于是，在50岁这年，伦勃朗迎来人生的最大悲剧。
就在1655年，伦勃朗画了他晚年最明亮的一幅自画像。他把帽檐向上展，露出自己的脸孔；他全然无意遮盖自己的衰老和辛劳，略蹙着眉，下巴松弛，但直勾勾盯着画外。比起三年前那幅双手叉腰的自画像，这一幅画里他明显老了许多。他照例紧抿的嘴唇，满是抗争到底的意志。但是，厄运并不因为他足够坚强，便被吓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