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大师
上一代的大师，比如德国的丢勒，使用的版画技法还是木版法或铜版雕法。在木刻版画里，你拿出木版，切掉所有地方—除了需要印出来的线条，然后开印。在铜版画中，则须使用推刀，刻入铜版，雕出线条；这些线条将吸收涂在版面上的颜色与油墨。伦勃朗会用推刀，但在他的时代，版画家更多采用蚀刻法：用蜡覆盖铜版，用针在其上作画，划去蜡，露出铜，然后将铜版放进酸液中，腐蚀铜版上划去蜡的所在，于是素描就被转移到铜版之上。相比起推刀的费力缓慢，蚀刻画的针刺法看来自由挥洒得多。
就在盖尔特跟伦勃朗矫情闹事之前，他完成了所谓的《百盾版画》—这画后来拍卖出了一百盾，故名。这幅版画里，他融汇出了自己的终极风格。盖尔特离开后，他可以静心继续刻版了：他已经能制作出更大的版画；他在绘画里所钟爱的幽暗，也用在了版画中：他用连续的细影线来描绘黑暗地带，通常占到整个版的一半以上空间；他尝试用各类纸来试印刷质量，其中包括高价买来的日本纸—反正他对价格也没有概念。这些细节令买家惊艳：他们颇难想象，黑白版画里，如何能制造出黑白的明暗对比效果？
但他到底是伦勃朗，偶尔做些令大众耳目一新的试验，但大多数时候在黑暗中独自琢磨。惯常的版画家，在铜版上涂完墨，便印一张；擦干净版，重涂，再印，如是者反复。伦勃朗却尝试着涂完墨，印一张；就地涂墨，再印，让纸有一种累次重印、粗砺斑斓的古老感。在风景画里，他也用一些粗糙的笔触，用一些模糊的墨点……他对墨色、明暗和阴影着了迷，不断尝试这玩法，终致顾客不满意：
“我们要的是张干干净净的版画，他怎么往脏了招呼，还这么多墨点？”
1652年，他制作了一幅版画《耶稣传道》，在这幅16厘米宽21厘米高的画中，点与线细腻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更让人震惊的是其氛围。在画面上，基督在讲道，围绕着他的人群，看去贫穷卑微，不像传统图片里优雅美丽的圣徒，而恰像是阿姆斯特丹犹太区的贫民。这些人并不美丽，甚至于丑陋，但真实而诚挚。耶稣像这些看似被世界遗弃的人布道，令其中的一些形象忘记了自己的苦难，仰头出神，此情景无法不令人动容。这是又一次，他完美地展现了自己的技艺：他懂得绘画，技巧精美，能在那么小的一幅版面上，刻出人群，并且像意大利名家们似的，不动声色，使他们构图匀整和谐；但同时，他又将这一场面的深邃意味传达出来—真正的可意会不可言传。
与此同时，在绘画上，他的风格又变了。颜色日益饱满多样，笔触日益厚重，哪怕不懂画的人，看到他的作品也认得出来。他对光的使用日益严格，简直惜墨如金，仿佛他那招牌的昏黄光影，画出来便要折他寿似的；他往昔惯用的、让人眼花的璀璨光芒，在此也消失了。他的画日益变暗，每个形象都仿佛习惯在黑暗里，被三点布光浸泡着，赋予神采。他的画变得粗砺了，质朴了，富于变化，层次深邃，偶尔看去杂乱无章，但空间和形式看去独一无二。
他的笔触如此之饱满粗率，富有力量，以至于习惯凑近看画的宾客会不适，而伦勃朗会简短地建议他们：
“看画时别靠太近。”
嘲笑的声浪已经过去，毕竟《夜巡》已过去了许多年。然而公众依然不喜欢他；业内的画家们尊重他，但他们不会花大钱来订他的画。事实上，当时荷兰已经显出了他们的弊端：
在独立之始，荷兰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但半个世纪后，他们还是抱着许多中世纪的情怀。他们已经有了国际化的城市，却还用老式公社的思想来设计。他们的富人们买得起各类世上罕见的奢侈品，能支持船队出去捕鲸，但保守、顽固、循规蹈矩，关心规章制度，猜疑新生事物。荷兰几无贵族，天主教士和加尔文教派牧师都算特殊职业，于是一切都成了纯市民阶层。他们有了钱，就会像乡巴佬学城里人似的，窥探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如何生活，然后效之仿之。他们没有自己的品味。伦勃朗无意寻思这些，他专心致志地绘画：没有订单，他就继续作他的自画像。
他孤独地绘画，全然不理会周围的事情。1651年，阿姆斯特丹老市政厅忽然起火，人人都在谈论储藏在地下室里的银币被烧融，成了一片银流，他没在意；1652年，周围的市民在欢呼，荷兰在非洲最南建立了好望角殖民地，他没注意；同年，大家都在谈论英国人对好望角的不满，他没注意，更不知道英国人，曾经和荷兰人并肩对抗西班牙霸权的邻居，开始对荷兰动手了。他也没注意到物价开始飞涨、订单开始减少。他的世界越来越小。他不用画特意挑选的风景，不用画特意修饰的人。他已经永远不会再按照人们的要求去绘画了。世界一度抛弃了他，他更倔强，不肯跟世界讲和。或者他从没意识到这一点，只是不断地绘画。在外界看来，他简直想同世界作对，但他也许并不这么想。他只是无法停止作画。1652年，他画了一副精干的自画像：一改往昔的雍容端正，这幅画里，他束带披衣，双手叉腰，凝望画面，满脸都是踌躇满志。1654年，他给好朋友、后来的阿姆斯特丹市长杨·西克斯画了幅肖像：一如他已经熟练的风格，西克斯先生半截沉在黑暗中，你甚至看不清他是否戴了帽子；他的红外套上有金色的扣子，但伦勃朗甚至不愿意让这金色闪光。如果细看，西克斯先生的手套、衣领都画得粗率，但不知怎的，你就能从这些半明半暗的颜色里，感觉到西克斯先生的存在：他是个温和、沉默、外刚内柔的人。伦勃朗的魔术再次征服了自然。
也就是1654年，大问题又上门来了。
就在盖尔特跟伦勃朗矫情闹事之前，他完成了所谓的《百盾版画》—这画后来拍卖出了一百盾，故名。这幅版画里，他融汇出了自己的终极风格。盖尔特离开后，他可以静心继续刻版了：他已经能制作出更大的版画；他在绘画里所钟爱的幽暗，也用在了版画中：他用连续的细影线来描绘黑暗地带，通常占到整个版的一半以上空间；他尝试用各类纸来试印刷质量，其中包括高价买来的日本纸—反正他对价格也没有概念。这些细节令买家惊艳：他们颇难想象，黑白版画里，如何能制造出黑白的明暗对比效果？
但他到底是伦勃朗，偶尔做些令大众耳目一新的试验，但大多数时候在黑暗中独自琢磨。惯常的版画家，在铜版上涂完墨，便印一张；擦干净版，重涂，再印，如是者反复。伦勃朗却尝试着涂完墨，印一张；就地涂墨，再印，让纸有一种累次重印、粗砺斑斓的古老感。在风景画里，他也用一些粗糙的笔触，用一些模糊的墨点……他对墨色、明暗和阴影着了迷，不断尝试这玩法，终致顾客不满意：
“我们要的是张干干净净的版画，他怎么往脏了招呼，还这么多墨点？”
1652年，他制作了一幅版画《耶稣传道》，在这幅16厘米宽21厘米高的画中，点与线细腻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更让人震惊的是其氛围。在画面上，基督在讲道，围绕着他的人群，看去贫穷卑微，不像传统图片里优雅美丽的圣徒，而恰像是阿姆斯特丹犹太区的贫民。这些人并不美丽，甚至于丑陋，但真实而诚挚。耶稣像这些看似被世界遗弃的人布道，令其中的一些形象忘记了自己的苦难，仰头出神，此情景无法不令人动容。这是又一次，他完美地展现了自己的技艺：他懂得绘画，技巧精美，能在那么小的一幅版面上，刻出人群，并且像意大利名家们似的，不动声色，使他们构图匀整和谐；但同时，他又将这一场面的深邃意味传达出来—真正的可意会不可言传。
与此同时，在绘画上，他的风格又变了。颜色日益饱满多样，笔触日益厚重，哪怕不懂画的人，看到他的作品也认得出来。他对光的使用日益严格，简直惜墨如金，仿佛他那招牌的昏黄光影，画出来便要折他寿似的；他往昔惯用的、让人眼花的璀璨光芒，在此也消失了。他的画日益变暗，每个形象都仿佛习惯在黑暗里，被三点布光浸泡着，赋予神采。他的画变得粗砺了，质朴了，富于变化，层次深邃，偶尔看去杂乱无章，但空间和形式看去独一无二。
他的笔触如此之饱满粗率，富有力量，以至于习惯凑近看画的宾客会不适，而伦勃朗会简短地建议他们：
“看画时别靠太近。”
嘲笑的声浪已经过去，毕竟《夜巡》已过去了许多年。然而公众依然不喜欢他；业内的画家们尊重他，但他们不会花大钱来订他的画。事实上，当时荷兰已经显出了他们的弊端：
在独立之始，荷兰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但半个世纪后，他们还是抱着许多中世纪的情怀。他们已经有了国际化的城市，却还用老式公社的思想来设计。他们的富人们买得起各类世上罕见的奢侈品，能支持船队出去捕鲸，但保守、顽固、循规蹈矩，关心规章制度，猜疑新生事物。荷兰几无贵族，天主教士和加尔文教派牧师都算特殊职业，于是一切都成了纯市民阶层。他们有了钱，就会像乡巴佬学城里人似的，窥探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如何生活，然后效之仿之。他们没有自己的品味。伦勃朗无意寻思这些，他专心致志地绘画：没有订单，他就继续作他的自画像。
他孤独地绘画，全然不理会周围的事情。1651年，阿姆斯特丹老市政厅忽然起火，人人都在谈论储藏在地下室里的银币被烧融，成了一片银流，他没在意；1652年，周围的市民在欢呼，荷兰在非洲最南建立了好望角殖民地，他没注意；同年，大家都在谈论英国人对好望角的不满，他没注意，更不知道英国人，曾经和荷兰人并肩对抗西班牙霸权的邻居，开始对荷兰动手了。他也没注意到物价开始飞涨、订单开始减少。他的世界越来越小。他不用画特意挑选的风景，不用画特意修饰的人。他已经永远不会再按照人们的要求去绘画了。世界一度抛弃了他，他更倔强，不肯跟世界讲和。或者他从没意识到这一点，只是不断地绘画。在外界看来，他简直想同世界作对，但他也许并不这么想。他只是无法停止作画。1652年，他画了一副精干的自画像：一改往昔的雍容端正，这幅画里，他束带披衣，双手叉腰，凝望画面，满脸都是踌躇满志。1654年，他给好朋友、后来的阿姆斯特丹市长杨·西克斯画了幅肖像：一如他已经熟练的风格，西克斯先生半截沉在黑暗中，你甚至看不清他是否戴了帽子；他的红外套上有金色的扣子，但伦勃朗甚至不愿意让这金色闪光。如果细看，西克斯先生的手套、衣领都画得粗率，但不知怎的，你就能从这些半明半暗的颜色里，感觉到西克斯先生的存在：他是个温和、沉默、外刚内柔的人。伦勃朗的魔术再次征服了自然。
也就是1654年，大问题又上门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