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不知道账簿是什么
萨斯基亚·范维仑伯格，来自维仑伯格家族。她父亲罗伯塔斯·维仑伯格，前吕伐登市长，号称弗里斯兰省的首富，能跟荷兰执政共进午餐。外界传得沸沸扬扬，连伦勃朗自己都相信，萨斯基亚家确实有百万盾的资产。
事实是，罗伯塔斯·维仑伯格的确声名显赫，但他老人家离家在外，并不打理家事，直到1624年过世；此前两年，他的妻子，也就是萨斯基亚的母亲，也已去世。萨斯基亚有两个哥哥做法律工作，一个哥哥从了军；一大堆姐姐分别嫁到了荷兰的四面八方，还有大批叔叔姑姑堂兄表弟七大姑八大姨—那是个无比庞大的家族。
多亏了荷兰领先全欧洲的市场经济，维仑伯格家族的产业种类繁多；也因为荷兰的市场经济，维仑伯格家族基本没有现金：他们的钱泼洒在各个领域，化作了债券、地租、保险，以及其他奇奇怪怪的方式。他们的家族中人依然有租子收入，但你如果要求兑换现金一次性付清，就要了老命。维仑伯格家族的账分得太散了，每一笔钱的结算，都要求家族所有直系亲属一起同意，然后还要估价、筹算、分账。这里面自然还得经历无数的转让、公证、签名……而伦勃朗对这一切，根本毫无概念。他只是隐约觉得：“萨斯基亚家挺有钱。”他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却不知道那些钱可能只停留在琐碎的账面数据上，却到不了他手里。
他买下那座一万三千盾的大房子，此后陆续付了一半房款，还剩七千盾和房贷利息。他总觉得自己靠版画一年能挣三千盾，但到萨斯基亚死后，他还有几千盾的账收不回来；萨斯基亚的哥哥、他的大舅子兼媒人亨德里克在外吹嘘，说伦勃朗那幅《夜巡》能给他带来五千盾的收入，但实际只有不到二千盾—画里每个人一百盾，队长和副队长二百盾—而且那批自卫队军官正在一边毁他的销路，一边试图集体赖账。
伦勃朗不在乎钱，或者说，他不想显得自己在乎钱。他工作勤奋，颇有销路，便觉得安全，觉得自己总会有收入的，哪怕这些账款实际可能收不回来。他不想让自己变成锱铢必究的小市民。他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了，能超脱世俗了，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自由洒脱地买日本盔甲、地球仪、刀剑、拉斐尔的画、名贵瓷器和香料了，而这些东西的价码，会自然消失在他的账簿上—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也懒得去算，只觉得“应该是很多吧，多到我不用担心的地步”。
在这一点上，他实在太不荷兰人了。荷兰人在安排生活时，总要做到支出低于收入；市民闲坐开玩笑，便觉得国家也该如此：估算收入，通过税则，吸收些私人储蓄，加以资本化，既保护个人利益，又捍卫公认道德……这就是荷兰人，他们觉得国家和自己都应该量入为出，一个省钱的政府—哪怕钱省下贴补不到自己身上—也比一个挥霍的政府好。而在17世纪的荷兰，一个普通市民真得花时间理财。因为荷兰境内，各省货币凌乱，佛兰德镑、杜卡盾、法国银币、北欧银币，都可使用，德国和西班牙的货币亦可通用，加上荷兰盾在阿姆斯特丹和其他省份兑换不一，所以各阶层对此都极为用心。他们要时常精确兑换货币，以便保值—这一切，伦勃朗根本不知道。许多时候支票来了，他看了便收起来，也不去兑换。他只知道：我好像有许多钱似的，这就够了。
可是1642年，他得开始担心了。萨斯基亚逝世，他并没得到他想象中那样惊人份额的数字；他的画交出去了，所得收入和他计算的不符；他不擅长上门逼债，也无法干预自卫队的心思—他们正对着自卫队集体画像，那幅后来被叫作《夜巡》的东西想：“这画幅太大了，两边要截掉些才能张挂；可不能白截，得少给伦勃朗些钱才能不吃亏……”而且，整个阿姆斯特丹正在觉得这家伙言过其实，“拿了我们的钱，交出了虚幻的试验品”！他的现金没有进账，他的收入正待大幅减缩，他的巨额资产眼看只是个巨大的幻觉。
如此，当1642年告终时，伦勃朗·哈尔门松·范赖恩，从年初自觉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落得了一个奇怪的处境：他失去了妻子，败坏了名誉，而且结束了前半生最璀璨的时光—婚姻、富翁的幻觉、年轻画家的伟大声名，到此全部开始走下坡路。
但他自己，似乎并没有对此下滑的绝境有所警醒。那年夏天，萨斯基亚弥留之际，他画了许多幅萨斯基亚；萨斯基亚死去后，他继续认真工作，而且喜欢上了外出溜达。他不流连阿姆斯特丹郊区的风景，却爱去农村，看静谧的所在。命运与悲剧深渊渐行渐近之时，他却正要开始自己的又一次风骨变化。
事实是，罗伯塔斯·维仑伯格的确声名显赫，但他老人家离家在外，并不打理家事，直到1624年过世；此前两年，他的妻子，也就是萨斯基亚的母亲，也已去世。萨斯基亚有两个哥哥做法律工作，一个哥哥从了军；一大堆姐姐分别嫁到了荷兰的四面八方，还有大批叔叔姑姑堂兄表弟七大姑八大姨—那是个无比庞大的家族。
多亏了荷兰领先全欧洲的市场经济，维仑伯格家族的产业种类繁多；也因为荷兰的市场经济，维仑伯格家族基本没有现金：他们的钱泼洒在各个领域，化作了债券、地租、保险，以及其他奇奇怪怪的方式。他们的家族中人依然有租子收入，但你如果要求兑换现金一次性付清，就要了老命。维仑伯格家族的账分得太散了，每一笔钱的结算，都要求家族所有直系亲属一起同意，然后还要估价、筹算、分账。这里面自然还得经历无数的转让、公证、签名……而伦勃朗对这一切，根本毫无概念。他只是隐约觉得：“萨斯基亚家挺有钱。”他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却不知道那些钱可能只停留在琐碎的账面数据上，却到不了他手里。
他买下那座一万三千盾的大房子，此后陆续付了一半房款，还剩七千盾和房贷利息。他总觉得自己靠版画一年能挣三千盾，但到萨斯基亚死后，他还有几千盾的账收不回来；萨斯基亚的哥哥、他的大舅子兼媒人亨德里克在外吹嘘，说伦勃朗那幅《夜巡》能给他带来五千盾的收入，但实际只有不到二千盾—画里每个人一百盾，队长和副队长二百盾—而且那批自卫队军官正在一边毁他的销路，一边试图集体赖账。
伦勃朗不在乎钱，或者说，他不想显得自己在乎钱。他工作勤奋，颇有销路，便觉得安全，觉得自己总会有收入的，哪怕这些账款实际可能收不回来。他不想让自己变成锱铢必究的小市民。他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了，能超脱世俗了，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自由洒脱地买日本盔甲、地球仪、刀剑、拉斐尔的画、名贵瓷器和香料了，而这些东西的价码，会自然消失在他的账簿上—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也懒得去算，只觉得“应该是很多吧，多到我不用担心的地步”。
在这一点上，他实在太不荷兰人了。荷兰人在安排生活时，总要做到支出低于收入；市民闲坐开玩笑，便觉得国家也该如此：估算收入，通过税则，吸收些私人储蓄，加以资本化，既保护个人利益，又捍卫公认道德……这就是荷兰人，他们觉得国家和自己都应该量入为出，一个省钱的政府—哪怕钱省下贴补不到自己身上—也比一个挥霍的政府好。而在17世纪的荷兰，一个普通市民真得花时间理财。因为荷兰境内，各省货币凌乱，佛兰德镑、杜卡盾、法国银币、北欧银币，都可使用，德国和西班牙的货币亦可通用，加上荷兰盾在阿姆斯特丹和其他省份兑换不一，所以各阶层对此都极为用心。他们要时常精确兑换货币，以便保值—这一切，伦勃朗根本不知道。许多时候支票来了，他看了便收起来，也不去兑换。他只知道：我好像有许多钱似的，这就够了。
可是1642年，他得开始担心了。萨斯基亚逝世，他并没得到他想象中那样惊人份额的数字；他的画交出去了，所得收入和他计算的不符；他不擅长上门逼债，也无法干预自卫队的心思—他们正对着自卫队集体画像，那幅后来被叫作《夜巡》的东西想：“这画幅太大了，两边要截掉些才能张挂；可不能白截，得少给伦勃朗些钱才能不吃亏……”而且，整个阿姆斯特丹正在觉得这家伙言过其实，“拿了我们的钱，交出了虚幻的试验品”！他的现金没有进账，他的收入正待大幅减缩，他的巨额资产眼看只是个巨大的幻觉。
如此，当1642年告终时，伦勃朗·哈尔门松·范赖恩，从年初自觉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落得了一个奇怪的处境：他失去了妻子，败坏了名誉，而且结束了前半生最璀璨的时光—婚姻、富翁的幻觉、年轻画家的伟大声名，到此全部开始走下坡路。
但他自己，似乎并没有对此下滑的绝境有所警醒。那年夏天，萨斯基亚弥留之际，他画了许多幅萨斯基亚；萨斯基亚死去后，他继续认真工作，而且喜欢上了外出溜达。他不流连阿姆斯特丹郊区的风景，却爱去农村，看静谧的所在。命运与悲剧深渊渐行渐近之时，他却正要开始自己的又一次风骨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