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斯基亚与盖尔特·狄克斯
1641年，萨斯基亚生下了提图斯后，时常咳嗽。最初，伦勃朗没把这事看太严重：儿子没夭折，已是意外之喜；妻子产后虚弱，只需静养就好。
他完全没意识到一些细节，比如，北海的湿气对女性身体有多不利，实际上，因为湿气，荷兰人的关节炎和肺病比例，从来不低；当然也有医生会总结出诸如“多吃橙子可以减缓肺病”一类偏方，但那法子大肆铺开是百多年后的事了。比如，萨斯基亚七年里生了四个孩子，三个夭折，这过程之中，她的身体经受了多少摧伤。比如，他幽暗的大房子里，弥漫着版画家家里惯有的剧烈酸味，还布满了其他怪异的颜料。
17世纪，颜料还很贵重；意大利富豪跟画家订画，所付的钱中大头就是颜料支出。画家怕糟践了好东西，通常亲手研磨贵重颜料，不肯轻易假手学生或助手。他们那时还不知道：贵重颜料，比如镉黄、水银红和铅白，都有剧毒。延至二百年后，西班牙大宗师戈雅和荷兰传奇凡高，都有不同程度的镉中毒症状。
实际上，那个时代，现代医学和免疫制度尚未被确立。阿姆斯特丹虽然繁华，却还没有下水道概念。废水、脏水、垃圾，一股脑儿都排向运河。人们不时排清运河水，清除垃圾，但水太珍贵，以至于有时得用啤酒洗路。那时节，法国的马路呈凹形，脏水向路中流淌；荷兰的路则凸起，水流向马路两边流去，如果市民们不注意用木板挡住，脏水常直排到他们家门口。潮湿炎热的天气，频繁引发传染病。
即便是阿姆斯特丹，进入17世纪后，也在1601、1602、1604、1617、1624、1636、1639这些年份，会有疫情暴发。那时的市民完全没卫生概念，不知道群居生活和潮湿空气多易于病菌滋长。1639年那一次，阿姆斯特丹的公共墓地已不敷使用，贫民只好把尸体埋到城根下。在乡下，疟疾横行，坏血病和痛风则是水手们的标准病。尼德兰人老得很快，健康的70岁老人在17世纪相当稀有。
萨斯基亚生完孩子后，一直躺在家里最大的房间里，那张一头嵌进墙的大床上。那时节，欧洲只有法国人才会把四柱大床放在房间中央，上面堆满华丽卧具，床脚另加黑檀木、云母镶片等装饰；对简朴的荷兰人而言，再大手大脚挥金如土，要效仿法国人还是觉得太过造孽，但他们那时也不会意识到，法国式大床虽然奢侈糜费，但确实便于空气流通。
萨斯基亚年轻时很端正，不是那种妖娆之美，而是典型北方姑娘式的健康美：金发，面色鲜润，结实。1634年她22岁时，身披一身红金色，头戴羽毛帽，任伦勃朗画下的侧影，是伦勃朗最出色的女性肖像之一。和所有尼德兰姑娘一样，婚后她多少有些发胖，线条变粗。虽然还不像尼德兰农村妇女那样虎背熊腰、横肉乱长，但到底是不复少时了。她是个贤惠的妻子，和当时所有名门闺秀一样，常年足不出户，把脚放在暖炉边，除了偶尔买食物或去教堂。法国人觉得尼德兰妇女的生活毫无乐趣，除了生孩子就是做家务，一生长如地狱，但萨斯基亚却很享受这种简直近于单调的生活：她爱她的丈夫，而且乐天知命。她一直病到了无法操持家务的地步，才真正考虑不再劳作，而是请个女仆。
17世纪的荷兰，请仆人是件费神的事：仆人很少负责主人的个人事务，雇佣男性仆人还会招来国家谴责，最富有的大家族不过二三名男仆，其中一个还是车夫，约等于现代的司机，除了驾交通工具，余皆不管；剩一两个，乃是主人的跟班。有钱人家可以请一位女仆，住在厨房旁的小间里，有一大套繁文缛节保证她的权利和义务。仆人不许有粗鲁言行，不许嚼主人舌根，而只要不犯这两点，主人也无权对仆人予以体罚，不然民事法庭就会出面，逼主人交罚款，数额相当于仆人一年的工资。想辞退仆人，只有一种理由：仆人偷东西。法国学者帕里法尔对此的看法是：
“在荷兰，仆人蛮横无理，滥用这些规定；你根本无法获得任何服务！”
既然请个仆人，就等于请个赶不走的大娘来，所以萨斯基亚一直在犹豫：请仆人就像下注赌博，请个好人倒还罢了，请个烂人可就是甩不脱手的毒蛇……直到她确实带不动孩子了，直到她确实觉得家里已经乱到不可收拾了，她才点了头。于是，盖尔特·狄克斯来了。那时节，伦勃朗照常穿着他的蓝亚麻布工作服，埋头工作，全然不理会这些。到他看见盖尔特·狄克斯了，才意识到：
“噢，家里有个女人了？”
在这里，迎来了伦勃朗一生真正的阴影。
那时节，荷兰的女仆有民事法庭律例撑腰，甚为蛮横；而孩子的保姆，尤其令人投鼠忌器。那年代的坏保姆里，有许多出身于贫家，自小颇有点心态不平；一旦进了富贵人家做事，出于报复心态，便懒惰散漫。给孩子雇保姆的家庭，丈夫时常正手足无措，妻子也正无力照顾，于是保姆便好掌握大权，可以名正言顺地借孩子控制场面，俨然“若没有我，这家里还不乱了套？我拯救了母亲，还保护了孩子”！一旦主人家对她略有不满，她便拿孩子开刀。那时候，许多恶劣伎俩通行于保姆界，大家口耳相传，只瞒着主人。比如假传巫医胡扯，说孩子被妖魔窥伺；比如把孩子逗哭，让家人无可奈何，再用酒混合牛奶喂孩子，让孩子睡着，于是博得全家感激，于是仆人反客为主，把持着孩子的健康，反而让家里人不敢怠慢，如此云云。
盖尔特·狄克斯似乎是个类似的坏保姆。她从艾登来，当过小酒店女侍，嫁过一个叫亚伯拉罕·克拉兹的军队号手；丈夫死了，她通过哥哥皮特知道了伦勃朗，于是自告奋勇来照顾孩子了。似乎就在此期间，趁萨斯基亚病重，伦勃朗忙于工作，她控制着提图斯，于是成了家中一霸。这并不困难：她有法律撑腰；萨斯基亚生着病；而伦勃朗是个弱点一望而知、心思单纯的工作狂。
那年代雇佣仆人的主人家，都会用一句惯例的祝福开始彼此的雇佣关系：“但愿能给家庭带来好运！”从此角度而言，盖尔特·狄克斯实在不是个幸运大师。其中细节，我们永远无法得知，但依照后来的剧情发展，许多论者不无恶意地反推揣测：盖尔特控制了提图斯，瞒骗着伦勃朗—他们很可能已经有了露水姻缘，这让伦勃朗更对她无可奈何—而且用一些江湖庸医开的药水，哄萨斯基亚喝。出于安慰剂的效应，萨斯基亚喝了后自觉容光焕发，却不知所谓药效，只是让她胃口败坏而已。她日益憔悴，而伦勃朗尚不知晓，以为只是又一次习惯性的产后虚弱。我们知道了：那是1642年，他太忙了，铜版画、自卫队即将到来的约稿，他得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一旦工作起来，可以经年累月只吃腌鲱鱼和黑面包。当他终于多少意识到，萨斯基亚的病势非比寻常时，已经晚了。他没法使唤盖尔特·狄克斯：这女人怀抱着他和萨斯基亚的儿子提图斯，背靠着法律，怀揣着他俩的性关系。如是，伦勃朗只得亲自照顾萨斯基亚。和二百多年后的莫奈画过垂死妻子卡米耶似的，伦勃朗也画过萨斯基亚在病榻上的模样，那些作品被公认，属于他最动人的画作之列。
他和萨斯基亚认识十年，婚姻八年。他们相遇时，她是名门闺秀，他是新晋画家，在荷兰这个平民社会里，他俩已经算是王子公主般的神话。他们的爱情很温和，婚姻来得顺遂，缺少传奇性，但不乏光彩。萨斯基亚是他最爱画的女性模特，是被他当作月光女神阿尔忒弥斯的女人。他们婚姻的八年，也是伦勃朗人生里最璀璨的八年。他想挽留这一切：不只为了心爱的妻子，也为了挽回他人生的黄金时代。但他只会画画，他能把解剖课画得惟妙惟肖，却没法凭画笔给妻子动手术。他能做的，就是用松节油洗干净画笔，脱掉罩衫，长时间蹲在房间里守着妻子，但没用：肺结核直到19世纪都是致命的，何况那是17世纪，一个解剖课都要当作新鲜事的年代。伦勃朗从没意识到，他用烟灰、灯油和煤灰混合来代替颜料作画时，会让妻子的肺遭受何等的污染。
更何况，家里还有个不让他省心的、简直在帮倒忙的女人。
那时节，肺病是最致命的。得病的人只感到虚弱和呼吸困难，“需要一点好空气”，但并没有痛得呼天抢地，所以许多人在自以为仅是虚弱之时，已经感染了肺病。盖尔特·狄克斯用的江湖郎中药水，又确实受欢迎：荷兰民间，许多鬼鬼祟祟的老虔婆满肚子都是胡说八道的配方，比如用芦荟、番红花、龙胆酒、橄榄油和肥皂，再加一点中国白酒，就能包治百病；用柏油治牙疼，用牛奶和麦面治皮肤炎；鼻子出血，就把血滴在烧红的烙铁上。至于伤风感冒、咽喉炎和肺病？市井之间常用热胡萝卜—大夫都束手无策，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呗。因为那时节，荷兰人还迷信得很，他们相信泛灵论，觉得万物有灵。他们觉得自杀者的头颅骨里放上苔藓、人血、猪油和香料，就能强壮滋补。
医生当然也有市场，但像那位开个解剖课都要画像的杜尔普先生，其实也只是刚让荷兰医生们点着头，普遍接受了血液循环的理论。那时的医生做个白内障或骨折复位手术，都得小心翼翼，需要内科医生来监督外科医生；而外科医生干脆兼职理发匠。他们还在探索，已经掌握了许多科学原理，但无法行之有效地治疗病灶。于是，伦勃朗很希望萨斯基亚康复，但他确实无能为力。
1642年夏天，萨斯基亚心有所感，留下了遗嘱。她把遗产给了儿子提图斯，但附加条款如下：若伦勃朗不再娶新妇进门，便有权任意使用这笔遗产。换言之，这笔钱是留给伦勃朗和提图斯的，外人无法染指；如果提图斯最后并非死于非命，那么遗产全归伦勃朗所有；她给予伦勃朗不让人查账的权利，可以任意支配她给的钱—总而言之，她费尽了心思，试图把钱留给她最爱的两个男人，即她的儿子和伦勃朗。她很清楚地知道，这个丈夫将孤零零地活在世上，活在这个人人善于理财、独他糊里糊涂的世上，只有这个法子，能保证他不被别人骗走钱。两星期后，她就过世了，29岁。
伦勃朗不想让萨斯基亚葬在陌生人堆里。他卖了两幅画，得了些钱，买下了那块墓地。他那时并没意识到，萨斯基亚的死和《夜巡》的糟糕口碑在同一年里先后出现，是一个神秘的巧合。他得面对以下事实：萨斯基亚苦心经营给他留下的那一切……他好像，拿不到？
他完全没意识到一些细节，比如，北海的湿气对女性身体有多不利，实际上，因为湿气，荷兰人的关节炎和肺病比例，从来不低；当然也有医生会总结出诸如“多吃橙子可以减缓肺病”一类偏方，但那法子大肆铺开是百多年后的事了。比如，萨斯基亚七年里生了四个孩子，三个夭折，这过程之中，她的身体经受了多少摧伤。比如，他幽暗的大房子里，弥漫着版画家家里惯有的剧烈酸味，还布满了其他怪异的颜料。
17世纪，颜料还很贵重；意大利富豪跟画家订画，所付的钱中大头就是颜料支出。画家怕糟践了好东西，通常亲手研磨贵重颜料，不肯轻易假手学生或助手。他们那时还不知道：贵重颜料，比如镉黄、水银红和铅白，都有剧毒。延至二百年后，西班牙大宗师戈雅和荷兰传奇凡高，都有不同程度的镉中毒症状。
实际上，那个时代，现代医学和免疫制度尚未被确立。阿姆斯特丹虽然繁华，却还没有下水道概念。废水、脏水、垃圾，一股脑儿都排向运河。人们不时排清运河水，清除垃圾，但水太珍贵，以至于有时得用啤酒洗路。那时节，法国的马路呈凹形，脏水向路中流淌；荷兰的路则凸起，水流向马路两边流去，如果市民们不注意用木板挡住，脏水常直排到他们家门口。潮湿炎热的天气，频繁引发传染病。
即便是阿姆斯特丹，进入17世纪后，也在1601、1602、1604、1617、1624、1636、1639这些年份，会有疫情暴发。那时的市民完全没卫生概念，不知道群居生活和潮湿空气多易于病菌滋长。1639年那一次，阿姆斯特丹的公共墓地已不敷使用，贫民只好把尸体埋到城根下。在乡下，疟疾横行，坏血病和痛风则是水手们的标准病。尼德兰人老得很快，健康的70岁老人在17世纪相当稀有。
萨斯基亚生完孩子后，一直躺在家里最大的房间里，那张一头嵌进墙的大床上。那时节，欧洲只有法国人才会把四柱大床放在房间中央，上面堆满华丽卧具，床脚另加黑檀木、云母镶片等装饰；对简朴的荷兰人而言，再大手大脚挥金如土，要效仿法国人还是觉得太过造孽，但他们那时也不会意识到，法国式大床虽然奢侈糜费，但确实便于空气流通。
萨斯基亚年轻时很端正，不是那种妖娆之美，而是典型北方姑娘式的健康美：金发，面色鲜润，结实。1634年她22岁时，身披一身红金色，头戴羽毛帽，任伦勃朗画下的侧影，是伦勃朗最出色的女性肖像之一。和所有尼德兰姑娘一样，婚后她多少有些发胖，线条变粗。虽然还不像尼德兰农村妇女那样虎背熊腰、横肉乱长，但到底是不复少时了。她是个贤惠的妻子，和当时所有名门闺秀一样，常年足不出户，把脚放在暖炉边，除了偶尔买食物或去教堂。法国人觉得尼德兰妇女的生活毫无乐趣，除了生孩子就是做家务，一生长如地狱，但萨斯基亚却很享受这种简直近于单调的生活：她爱她的丈夫，而且乐天知命。她一直病到了无法操持家务的地步，才真正考虑不再劳作，而是请个女仆。
17世纪的荷兰，请仆人是件费神的事：仆人很少负责主人的个人事务，雇佣男性仆人还会招来国家谴责，最富有的大家族不过二三名男仆，其中一个还是车夫，约等于现代的司机，除了驾交通工具，余皆不管；剩一两个，乃是主人的跟班。有钱人家可以请一位女仆，住在厨房旁的小间里，有一大套繁文缛节保证她的权利和义务。仆人不许有粗鲁言行，不许嚼主人舌根，而只要不犯这两点，主人也无权对仆人予以体罚，不然民事法庭就会出面，逼主人交罚款，数额相当于仆人一年的工资。想辞退仆人，只有一种理由：仆人偷东西。法国学者帕里法尔对此的看法是：
“在荷兰，仆人蛮横无理，滥用这些规定；你根本无法获得任何服务！”
既然请个仆人，就等于请个赶不走的大娘来，所以萨斯基亚一直在犹豫：请仆人就像下注赌博，请个好人倒还罢了，请个烂人可就是甩不脱手的毒蛇……直到她确实带不动孩子了，直到她确实觉得家里已经乱到不可收拾了，她才点了头。于是，盖尔特·狄克斯来了。那时节，伦勃朗照常穿着他的蓝亚麻布工作服，埋头工作，全然不理会这些。到他看见盖尔特·狄克斯了，才意识到：
“噢，家里有个女人了？”
在这里，迎来了伦勃朗一生真正的阴影。
那时节，荷兰的女仆有民事法庭律例撑腰，甚为蛮横；而孩子的保姆，尤其令人投鼠忌器。那年代的坏保姆里，有许多出身于贫家，自小颇有点心态不平；一旦进了富贵人家做事，出于报复心态，便懒惰散漫。给孩子雇保姆的家庭，丈夫时常正手足无措，妻子也正无力照顾，于是保姆便好掌握大权，可以名正言顺地借孩子控制场面，俨然“若没有我，这家里还不乱了套？我拯救了母亲，还保护了孩子”！一旦主人家对她略有不满，她便拿孩子开刀。那时候，许多恶劣伎俩通行于保姆界，大家口耳相传，只瞒着主人。比如假传巫医胡扯，说孩子被妖魔窥伺；比如把孩子逗哭，让家人无可奈何，再用酒混合牛奶喂孩子，让孩子睡着，于是博得全家感激，于是仆人反客为主，把持着孩子的健康，反而让家里人不敢怠慢，如此云云。
盖尔特·狄克斯似乎是个类似的坏保姆。她从艾登来，当过小酒店女侍，嫁过一个叫亚伯拉罕·克拉兹的军队号手；丈夫死了，她通过哥哥皮特知道了伦勃朗，于是自告奋勇来照顾孩子了。似乎就在此期间，趁萨斯基亚病重，伦勃朗忙于工作，她控制着提图斯，于是成了家中一霸。这并不困难：她有法律撑腰；萨斯基亚生着病；而伦勃朗是个弱点一望而知、心思单纯的工作狂。
那年代雇佣仆人的主人家，都会用一句惯例的祝福开始彼此的雇佣关系：“但愿能给家庭带来好运！”从此角度而言，盖尔特·狄克斯实在不是个幸运大师。其中细节，我们永远无法得知，但依照后来的剧情发展，许多论者不无恶意地反推揣测：盖尔特控制了提图斯，瞒骗着伦勃朗—他们很可能已经有了露水姻缘，这让伦勃朗更对她无可奈何—而且用一些江湖庸医开的药水，哄萨斯基亚喝。出于安慰剂的效应，萨斯基亚喝了后自觉容光焕发，却不知所谓药效，只是让她胃口败坏而已。她日益憔悴，而伦勃朗尚不知晓，以为只是又一次习惯性的产后虚弱。我们知道了：那是1642年，他太忙了，铜版画、自卫队即将到来的约稿，他得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一旦工作起来，可以经年累月只吃腌鲱鱼和黑面包。当他终于多少意识到，萨斯基亚的病势非比寻常时，已经晚了。他没法使唤盖尔特·狄克斯：这女人怀抱着他和萨斯基亚的儿子提图斯，背靠着法律，怀揣着他俩的性关系。如是，伦勃朗只得亲自照顾萨斯基亚。和二百多年后的莫奈画过垂死妻子卡米耶似的，伦勃朗也画过萨斯基亚在病榻上的模样，那些作品被公认，属于他最动人的画作之列。
他和萨斯基亚认识十年，婚姻八年。他们相遇时，她是名门闺秀，他是新晋画家，在荷兰这个平民社会里，他俩已经算是王子公主般的神话。他们的爱情很温和，婚姻来得顺遂，缺少传奇性，但不乏光彩。萨斯基亚是他最爱画的女性模特，是被他当作月光女神阿尔忒弥斯的女人。他们婚姻的八年，也是伦勃朗人生里最璀璨的八年。他想挽留这一切：不只为了心爱的妻子，也为了挽回他人生的黄金时代。但他只会画画，他能把解剖课画得惟妙惟肖，却没法凭画笔给妻子动手术。他能做的，就是用松节油洗干净画笔，脱掉罩衫，长时间蹲在房间里守着妻子，但没用：肺结核直到19世纪都是致命的，何况那是17世纪，一个解剖课都要当作新鲜事的年代。伦勃朗从没意识到，他用烟灰、灯油和煤灰混合来代替颜料作画时，会让妻子的肺遭受何等的污染。
更何况，家里还有个不让他省心的、简直在帮倒忙的女人。
那时节，肺病是最致命的。得病的人只感到虚弱和呼吸困难，“需要一点好空气”，但并没有痛得呼天抢地，所以许多人在自以为仅是虚弱之时，已经感染了肺病。盖尔特·狄克斯用的江湖郎中药水，又确实受欢迎：荷兰民间，许多鬼鬼祟祟的老虔婆满肚子都是胡说八道的配方，比如用芦荟、番红花、龙胆酒、橄榄油和肥皂，再加一点中国白酒，就能包治百病；用柏油治牙疼，用牛奶和麦面治皮肤炎；鼻子出血，就把血滴在烧红的烙铁上。至于伤风感冒、咽喉炎和肺病？市井之间常用热胡萝卜—大夫都束手无策，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呗。因为那时节，荷兰人还迷信得很，他们相信泛灵论，觉得万物有灵。他们觉得自杀者的头颅骨里放上苔藓、人血、猪油和香料，就能强壮滋补。
医生当然也有市场，但像那位开个解剖课都要画像的杜尔普先生，其实也只是刚让荷兰医生们点着头，普遍接受了血液循环的理论。那时的医生做个白内障或骨折复位手术，都得小心翼翼，需要内科医生来监督外科医生；而外科医生干脆兼职理发匠。他们还在探索，已经掌握了许多科学原理，但无法行之有效地治疗病灶。于是，伦勃朗很希望萨斯基亚康复，但他确实无能为力。
1642年夏天，萨斯基亚心有所感，留下了遗嘱。她把遗产给了儿子提图斯，但附加条款如下：若伦勃朗不再娶新妇进门，便有权任意使用这笔遗产。换言之，这笔钱是留给伦勃朗和提图斯的，外人无法染指；如果提图斯最后并非死于非命，那么遗产全归伦勃朗所有；她给予伦勃朗不让人查账的权利，可以任意支配她给的钱—总而言之，她费尽了心思，试图把钱留给她最爱的两个男人，即她的儿子和伦勃朗。她很清楚地知道，这个丈夫将孤零零地活在世上，活在这个人人善于理财、独他糊里糊涂的世上，只有这个法子，能保证他不被别人骗走钱。两星期后，她就过世了，29岁。
伦勃朗不想让萨斯基亚葬在陌生人堆里。他卖了两幅画，得了些钱，买下了那块墓地。他那时并没意识到，萨斯基亚的死和《夜巡》的糟糕口碑在同一年里先后出现，是一个神秘的巧合。他得面对以下事实：萨斯基亚苦心经营给他留下的那一切……他好像，拿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