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道,尼德兰是片低湿的平原,由河水冲积而成;我们已经知道,南欧人觉得尼德兰是片沼泽,尼德兰人跟大海抢地盘,然后依靠航运过活;我们已经知道,尼德兰的云翳,一天能见到四小时阳光已是好天气……而尼德兰人的人格,与天气息息相关。
因为地理的诡异,生活的艰苦,尼德兰人有危机感,遂勤于工作,以免遭遇水灾。他们必须时刻酿造啤酒,因为淡水稀少。他们必须紧随潮流,贴合大众,不然无法谋生。民族性是由地理与习惯构成的,几百年的压力,使尼德兰人习惯成本能。他们觉得自己要成为工业家、商人、管理者,安静平衡,知足常乐。他们生存的国家,气候潮湿,没有汹涌变化,于是气质冷静。他们没有太大的野心,苛求甚少:勤奋工作,退休,盖房子,坐享清福。这就是17世纪荷兰人的想法。
尼德兰人里,不产德国那样的哲学家,也没有英国人那样的才子—与伦勃朗同时代同国籍的哲学家斯宾诺沙是个犹太人,在尼德兰属于非典型。他们脚踏实地,希望保持自由、独立和司法权,做做生意,制造商品,了此一生。他们的一切系于感官,不会去幻想。他们也有修辞学会,提倡诗歌,但诗歌是为了娱乐耳目,耍俏皮,用来表演。尼德兰会产法学家,产博物学家,产医生,但都是实用至上的专门人才。他们不像法国和意大利人,高谈阔论,数尽风流;他们对价值的评断,来自于一些很现实的事儿:
“你的价值,看你制造了什么;你制造的东西,需要让我们能理解。”
17世纪,意大利人在罗马忙于营造巴洛克风格,贝尔尼尼在雕琢一个个注定不朽的雕塑,塑造人体的剧烈运动之美;尼德兰人对此没兴趣:他们没有建伟大教堂的雄心壮志,富商们也无意造起比人还高的雕塑。他们需要画来装饰墙壁,这就够了,而且画幅也不需要大到威尼斯公爵宫或梵蒂冈西斯廷那么铺天盖地。这是他们对艺术品的要求。而他们的品位,同样由感官塑造。
17世纪的尼德兰,本该有北国天空的湛蓝明净,但因为靠着海,于是云层很低,水汽流动。尼德兰人喜欢草场、运河、行行林立的白杨树,单调之中带出整齐划一的美好,大片绿色草场里点缀着几尊风车和几点牛羊,就是他们理想的模样;法国或英国式的奇花异草,他们还嫌繁杂呢。意大利作画,常幻想田园牧歌式的调子,荷兰的风景,就地便是牧歌,他们却爱在这牧歌风景之上,再来点抽干内湖、制造堤坝的景象。荷兰人喜欢改造自然,而从不学风雅之士,试图保持自然。
所以,荷兰人从来不像意大利人,会对构图、线条、人物曲线、自然不雕琢的美好多加注意。他们生活在潮湿的三角洲,亲手改天换地。他们信赖人工的美,相信色彩才是唯一。意大利南部干燥的地区,线条明净;而在尼德兰,空气中水气迷蒙,所见一切的轮廓都软化晕染,氤氲不定。你站在田野里,看不见轮廓鲜明的线条,只有大片的绿色草场、大段的运河、大头大头的牛、巨大的风车。体积比轮廓更明白,色彩比线条更显著。当然,恶意地说:比起意大利南部人轻衣薄衫的亚热带打扮,荷兰人更北方派头一点—白、胖、吃得多。因为潮湿,他们需要烧砖釉保护房子,于是顺便加入彩色装饰。他们习惯抹油漆、铺地毯、挂窗帘来抵御湿气,这些东西到最后,都培养了他们对色彩的钟爱。
这就是北海的湿气与云翳,给尼德兰人的影响:因为潮湿,他们需要对付海与河流;因为潮湿,他们必须学会航海与劳作;他们精通一切防潮的工业技巧;因为潮湿,他们很难领会地中海沿岸热辣辣的阳光是何滋味;他们眼见的色彩都被云翳涂抹过,所以他们更爱斑斓的、耀眼的、一望而知的、色彩明快的、生活里可以见到的一切。当伦勃朗所画的东西,不再像镜子般呈现出他们的所见所闻后,务实的尼德兰人就觉得超出了他们视野之外。而他们对一切看来挺玄乎的东西,都心存疑忌:踏实是他们的立身之本,而伦勃朗在他们看来,显然不踏实。
当然,这云翳还在对所有尼德兰人的呼吸道起着恶劣影响,其中有一个伦勃朗没法不重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