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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大势
1936年是铁青着脸来临的，渴望和平生活的人们因为它的到来而胆战心惊。早就传说，世界大战将在这一年爆发，无数的人将失去最宝贵的生命。
1936年1月2日，新年的第二天，中国开始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断绝贸易关系。理由是意大利入侵了阿比西尼亚，也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20万意大利军队，配备着新式的装备——坦克、飞机、毒气、重炮，正式向草昧未开的阿比西尼亚开战。阿比西尼亚像中国一样紧急寻求国际联盟的支持。配备最新式武器的意大利军队对只有刀、箭、火枪的阿比西尼亚人动武，阿比西尼亚的外交代表在国联说了一句最伤心的话：“这不是战争，而是屠杀。”信奉法西斯主义的独裁者墨索里尼则洋洋得意地向他的追随者许愿：“我们要回复古代罗马的光荣”，“意大利需要殖民地”。
1936年5月5日，是中国立法机构公布宪法草案的日子，阿比西尼亚京城沦陷，皇帝流亡英国。欧洲集体安全体制首先被墨索里尼钻了个窟窿，而希特勒最后恶狠狠地摧毁了它。当1936年德国与日本签订防共协定，希特勒压抑不住战争的欲望时，中国的爱国者才逐渐清醒过来，原来纳粹的铁十字闪耀着阴冷的光。法西斯不仅不是中国爱国者的朋友，而且终究会成为自己的死敌。
阿比西尼亚的命运让国人不免兔死狐悲，中国人正在抛弃幻想，国联指望不上，英国、美国也无法指望。国民政府把目光转向了苏联，但寻求国内和解才是最重要的。自己没有牺牲的决心，没有统一的步伐，没有内部的团结，外援就如海市蜃楼般可望而不可即。
1936年是五国海军公约到期的日子，没有人指望野心膨胀的日本人还愿意再受美国、英国的束缚，它执意要摧毁“5：5：3”的海军舰艇的吨位限制。面对周围邻国越来越重的戒心，日本感到了四面楚歌，所有的周边大国都成了日本国防计划中的假想敌，如北方的苏联、西方的美国、英国。东方的中国一向为日本瞧不起，但在1936年，也郑重其事地将中国作为一个开始值得重视的战争对手，首次列入国防作战计划中。
《中外月刊》在这一年的元旦发行了新一期，它的主编马星野提醒国人：“1936年的世界大战，第一个火花会发生于太平洋。”“我们已踏进了1936年，我们应该有什么准备与决心？”
胡汉民在海外住了半年多后回国，他给国人一个新的忠告：抵抗日本要自力更生。蒋介石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收敛好勇斗狠之心。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一点，整整一年他和周恩来一道致力于化敌为友。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大难快要临头的时候，中国靠不了别人。他们这样做有很多自身的特别理由，但毫无疑问，日本可怕的魔影正在他们的脑海里张牙舞爪地晃动着。
过去的1935年，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是一片灰暗。经济的萧条让工厂主和工人垂头丧气，白银外流困扰着金融家和南京政府的财政官员。痛恨日本的作家、记者们无法用文字发泄心中的郁闷，同情苏维埃运动的人为红军的命运担忧。那年年底学生们在北平空旷街道上的呐喊刺激了国人麻木已久的神经。人们是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迈进1936年的。1936年是个充满奇妙、刺激的年份，众多影响深远的大转变就是在这一年完成的。
国人还在熟悉着法币，但对普通民众来说，感受最深的还是经济的复苏。
法币实行两三个月以后，中国的国际贸易连续出超。有人欢呼出现了产业复兴的前兆，但两个月后又恢复入超局面。农民的购买力增强，到1936年秋收以后更加明显。1936年的6月生产指数达到105.7%。1936年9月、10月，棉纱、棉花、小麦、稻米的价格在上海、天津、青岛各处都一致上涨。
交通不便妨碍着经济发展。从美国中部运1吨小麦到上海，一切税捐在内，只须30元，而从陕西中部运麦1吨到上海却需要140～150元的巨大费用。汉口商人自美国采办面粉，反比从川黔采办面粉便宜。运价差额达到1比4.外货畅销到中国有其内在的原因。
在上海，1936年申新各厂获得了稳定的盈余，多年来为债务困扰而惶惶不安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就是在这一年还清了欠债的，包括欠汇丰银行的债务也提前偿还了。历经了持续数年的经济大萧条，经历了日本走私物品洪水猛兽般的无情袭击，中国的经济依旧顽强地呈现出新的生机。
那时的中国毕竟还是农业国，经济回升最初是从农村的复苏开始的，而且也是它带动起来的。1936年，农民得到了喜出望外的好收成，许多报刊登载了农民笑眯眯地捧着饭碗的照片。
农民最开心的是，不论在产量上或者价格上都欣逢良机。农民在连年灰色黯淡的生活中透了一口气，产品价格的上涨都在秋季以后。以前农产品丰收以后，就会供过于求，价格狂跌，丰年成为丰灾，1932年丰收的结果就是价格大跌，造成“丰收成灾”的奇闻。1933年小麦价格大幅下跌，出现了10多年未有的低价记录。1934年继续下跌，特别是大豆遭遇厄运，价格跌到了1931年的54%。而1936年的价格却在飞涨，棉纱、棉花、小麦、稻米在各大商埠齐齐上涨，以致政府未雨绸缪地防止谷贱伤农的办法成了杞人忧天。以小麦论，收获不久，外国商人就来大批收购，日本面粉厂以前向来是到澳大利亚购买洋麦，但因为考虑到中国小麦价格低廉，转向中国购买，在芜湖、汉口和上海3处购买，并在天津大量收购。此种现象引发了国内小麦是否应该禁止出口的问题。主张禁止出口的是担心小麦价格低廉，卖到国外不利于本国的面粉业；担忧日本的订购会影响中国粮食的自给自足。而主张促进出口的则担忧面粉工业消费有限，大量小麦在农民手上，应该鼓励出口，防止小麦价格下跌。直到这年的9月中旬，财政、实业两部才商定暂时不禁止小麦出口。根据上海和汉口的统计，全年的小麦价格每百斤在5元左右，高出上一年度30%左右。
农产品的丰收增加了乡村的购买力，秋季开始，上海货物销往内地的数量增加。仅仅10月间，就有70班江轮，船只上无不装满了客货，价值在3000万元以上。从上海装运各埠的货物刺激了物价上涨，带动了城市工商业的复苏，纺织业率先出现欣欣向荣的迹象，申新企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扭亏为盈的。工业化是孙中山留下的最伟大的梦想之一，但是日本严峻的战争威胁总是使国民党的官员们和商界人士在发展经济方面犹豫不定、意见分歧。认为建设时机未到的人有自己的看法：国际环境恶劣，国际经济侵略日甚一日；外交紧迫，国家处境危险，没有精力从事建设。还有人称资本、技术两方面缺乏，不足以建设。而认为需要排除一切干扰，专心从事建设的人则强调：只有建设好才能应付现代化的战争。就是对经济并不内行的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也在这一年发起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现代化途中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可怜与左右为难。既然日本不能接受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既然它掌握着战争的时间表，中国人就得永远绷紧自己的神经，随时准备牺牲建设、和平与安宁。
是什么让这些铁石心肠的将军们走到一起，是对漫长内战的厌倦。广东的空军、陆军厌倦了，他们投奔南京政府，而让陈济棠成了光杆司令并逃到香港当寓公。东北军厌倦了，他们在剿共的前线与红军互通有无。舆论厌倦了，不管是谁挑起内战，他们都要谴责。是谁让这些政见迥异的仇敌化干戈为玉帛，是日本没完没了的武力威胁和精神折磨。日本的双重外交是有名的，但对中国是一样的。不过是一个外务省（霞关）主缓进，力求不战而胜；军部（三宅坂）主急进，用武力压迫，扶植傀儡政府，分离地方与国家。在1936年初，日本军人到处活动，日本的外交官们已经追随在后面了。外务省专门找中国中央政府“商量”，军部的对手是中国的地方政府，而且是各不相关地分头进行。
日本依然用高压手段对付中国，威胁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大规模增兵天津和华北，装备德王的蒙古族军队骚扰绥远省，利用冀东、沿海等地带走私货物，将数量庞大的走私物品偷运到沿海各地。个别日本侨民在中国的安全问题总是让日本政府喧嚣一阵，每发生一起外交纠纷，日本政府都小题大做。悬案多得叫人吃不消。日本外交官却乐此不疲，他们满心指望拿着一把芝麻，从中国政府那里讹诈到一车皮的西瓜。而中国与日本之间马拉松的外交谈判逐渐走入了死胡同。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表现得十分软弱，令人羞愧。等到这年年底，日本首先惊恐地发现，中国人不仅开始拒绝忍受他们的讹诈，而且迅速完成着对日战争的心理准备和政治准备。
1936年1月2日，新年的第二天，中国开始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断绝贸易关系。理由是意大利入侵了阿比西尼亚，也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20万意大利军队，配备着新式的装备——坦克、飞机、毒气、重炮，正式向草昧未开的阿比西尼亚开战。阿比西尼亚像中国一样紧急寻求国际联盟的支持。配备最新式武器的意大利军队对只有刀、箭、火枪的阿比西尼亚人动武，阿比西尼亚的外交代表在国联说了一句最伤心的话：“这不是战争，而是屠杀。”信奉法西斯主义的独裁者墨索里尼则洋洋得意地向他的追随者许愿：“我们要回复古代罗马的光荣”，“意大利需要殖民地”。
1936年5月5日，是中国立法机构公布宪法草案的日子，阿比西尼亚京城沦陷，皇帝流亡英国。欧洲集体安全体制首先被墨索里尼钻了个窟窿，而希特勒最后恶狠狠地摧毁了它。当1936年德国与日本签订防共协定，希特勒压抑不住战争的欲望时，中国的爱国者才逐渐清醒过来，原来纳粹的铁十字闪耀着阴冷的光。法西斯不仅不是中国爱国者的朋友，而且终究会成为自己的死敌。
阿比西尼亚的命运让国人不免兔死狐悲，中国人正在抛弃幻想，国联指望不上，英国、美国也无法指望。国民政府把目光转向了苏联，但寻求国内和解才是最重要的。自己没有牺牲的决心，没有统一的步伐，没有内部的团结，外援就如海市蜃楼般可望而不可即。
1936年是五国海军公约到期的日子，没有人指望野心膨胀的日本人还愿意再受美国、英国的束缚，它执意要摧毁“5：5：3”的海军舰艇的吨位限制。面对周围邻国越来越重的戒心，日本感到了四面楚歌，所有的周边大国都成了日本国防计划中的假想敌，如北方的苏联、西方的美国、英国。东方的中国一向为日本瞧不起，但在1936年，也郑重其事地将中国作为一个开始值得重视的战争对手，首次列入国防作战计划中。
《中外月刊》在这一年的元旦发行了新一期，它的主编马星野提醒国人：“1936年的世界大战，第一个火花会发生于太平洋。”“我们已踏进了1936年，我们应该有什么准备与决心？”
胡汉民在海外住了半年多后回国，他给国人一个新的忠告：抵抗日本要自力更生。蒋介石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收敛好勇斗狠之心。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一点，整整一年他和周恩来一道致力于化敌为友。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大难快要临头的时候，中国靠不了别人。他们这样做有很多自身的特别理由，但毫无疑问，日本可怕的魔影正在他们的脑海里张牙舞爪地晃动着。
过去的1935年，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是一片灰暗。经济的萧条让工厂主和工人垂头丧气，白银外流困扰着金融家和南京政府的财政官员。痛恨日本的作家、记者们无法用文字发泄心中的郁闷，同情苏维埃运动的人为红军的命运担忧。那年年底学生们在北平空旷街道上的呐喊刺激了国人麻木已久的神经。人们是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迈进1936年的。1936年是个充满奇妙、刺激的年份，众多影响深远的大转变就是在这一年完成的。
国人还在熟悉着法币，但对普通民众来说，感受最深的还是经济的复苏。
法币实行两三个月以后，中国的国际贸易连续出超。有人欢呼出现了产业复兴的前兆，但两个月后又恢复入超局面。农民的购买力增强，到1936年秋收以后更加明显。1936年的6月生产指数达到105.7%。1936年9月、10月，棉纱、棉花、小麦、稻米的价格在上海、天津、青岛各处都一致上涨。
交通不便妨碍着经济发展。从美国中部运1吨小麦到上海，一切税捐在内，只须30元，而从陕西中部运麦1吨到上海却需要140～150元的巨大费用。汉口商人自美国采办面粉，反比从川黔采办面粉便宜。运价差额达到1比4.外货畅销到中国有其内在的原因。
在上海，1936年申新各厂获得了稳定的盈余，多年来为债务困扰而惶惶不安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就是在这一年还清了欠债的，包括欠汇丰银行的债务也提前偿还了。历经了持续数年的经济大萧条，经历了日本走私物品洪水猛兽般的无情袭击，中国的经济依旧顽强地呈现出新的生机。
那时的中国毕竟还是农业国，经济回升最初是从农村的复苏开始的，而且也是它带动起来的。1936年，农民得到了喜出望外的好收成，许多报刊登载了农民笑眯眯地捧着饭碗的照片。
农民最开心的是，不论在产量上或者价格上都欣逢良机。农民在连年灰色黯淡的生活中透了一口气，产品价格的上涨都在秋季以后。以前农产品丰收以后，就会供过于求，价格狂跌，丰年成为丰灾，1932年丰收的结果就是价格大跌，造成“丰收成灾”的奇闻。1933年小麦价格大幅下跌，出现了10多年未有的低价记录。1934年继续下跌，特别是大豆遭遇厄运，价格跌到了1931年的54%。而1936年的价格却在飞涨，棉纱、棉花、小麦、稻米在各大商埠齐齐上涨，以致政府未雨绸缪地防止谷贱伤农的办法成了杞人忧天。以小麦论，收获不久，外国商人就来大批收购，日本面粉厂以前向来是到澳大利亚购买洋麦，但因为考虑到中国小麦价格低廉，转向中国购买，在芜湖、汉口和上海3处购买，并在天津大量收购。此种现象引发了国内小麦是否应该禁止出口的问题。主张禁止出口的是担心小麦价格低廉，卖到国外不利于本国的面粉业；担忧日本的订购会影响中国粮食的自给自足。而主张促进出口的则担忧面粉工业消费有限，大量小麦在农民手上，应该鼓励出口，防止小麦价格下跌。直到这年的9月中旬，财政、实业两部才商定暂时不禁止小麦出口。根据上海和汉口的统计，全年的小麦价格每百斤在5元左右，高出上一年度30%左右。
农产品的丰收增加了乡村的购买力，秋季开始，上海货物销往内地的数量增加。仅仅10月间，就有70班江轮，船只上无不装满了客货，价值在3000万元以上。从上海装运各埠的货物刺激了物价上涨，带动了城市工商业的复苏，纺织业率先出现欣欣向荣的迹象，申新企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扭亏为盈的。工业化是孙中山留下的最伟大的梦想之一，但是日本严峻的战争威胁总是使国民党的官员们和商界人士在发展经济方面犹豫不定、意见分歧。认为建设时机未到的人有自己的看法：国际环境恶劣，国际经济侵略日甚一日；外交紧迫，国家处境危险，没有精力从事建设。还有人称资本、技术两方面缺乏，不足以建设。而认为需要排除一切干扰，专心从事建设的人则强调：只有建设好才能应付现代化的战争。就是对经济并不内行的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也在这一年发起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现代化途中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可怜与左右为难。既然日本不能接受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既然它掌握着战争的时间表，中国人就得永远绷紧自己的神经，随时准备牺牲建设、和平与安宁。
是什么让这些铁石心肠的将军们走到一起，是对漫长内战的厌倦。广东的空军、陆军厌倦了，他们投奔南京政府，而让陈济棠成了光杆司令并逃到香港当寓公。东北军厌倦了，他们在剿共的前线与红军互通有无。舆论厌倦了，不管是谁挑起内战，他们都要谴责。是谁让这些政见迥异的仇敌化干戈为玉帛，是日本没完没了的武力威胁和精神折磨。日本的双重外交是有名的，但对中国是一样的。不过是一个外务省（霞关）主缓进，力求不战而胜；军部（三宅坂）主急进，用武力压迫，扶植傀儡政府，分离地方与国家。在1936年初，日本军人到处活动，日本的外交官们已经追随在后面了。外务省专门找中国中央政府“商量”，军部的对手是中国的地方政府，而且是各不相关地分头进行。
日本依然用高压手段对付中国，威胁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大规模增兵天津和华北，装备德王的蒙古族军队骚扰绥远省，利用冀东、沿海等地带走私货物，将数量庞大的走私物品偷运到沿海各地。个别日本侨民在中国的安全问题总是让日本政府喧嚣一阵，每发生一起外交纠纷，日本政府都小题大做。悬案多得叫人吃不消。日本外交官却乐此不疲，他们满心指望拿着一把芝麻，从中国政府那里讹诈到一车皮的西瓜。而中国与日本之间马拉松的外交谈判逐渐走入了死胡同。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表现得十分软弱，令人羞愧。等到这年年底，日本首先惊恐地发现，中国人不仅开始拒绝忍受他们的讹诈，而且迅速完成着对日战争的心理准备和政治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