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瓷手记

第十节 远离神灵的瓷业崇拜

　　悠悠千载，兴亡百代，景德镇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始终是以瓷的光芒来映照的。那么，景德镇的民风民俗，便理所当然地具备了与瓷业崇拜相关的千年血脉。

　　在景德镇陶瓷工人祈神的庙宇里，没有菩萨，没有土地，没有中国民间几千年来都享有香火的各路神仙，只有一捧高岭瓷土，一位为发展镇瓷作出了贡献的退隐官吏，几位技艺超群的工匠师傅，一批为窑工请命的瓷业英雄。他们被立祠祭祀，被堂而皇之地尊奉为“神”，成为了陶瓷工匠们的偶像，在迎神庆典中，享有着崇高的地位。除了瓷土神，一位相传点化了高岭村村民的老人，其余被人们崇拜纪念的，均真名真姓，其实，他们就是劳动者自己的化身。

　　在景德镇享受百姓香火的偶像，有两位最值一提。一是师主庙里的瓷业师祖赵慨，这是一位在晋朝入过仕的退隐官吏，字叔朋，曾先后在福建、浙江、江西为官。也许他官做得并不大，因为即使被奉为师祖，人们也并不清楚他入仕时曾担任过什么具体职位。只知道他退隐昌南之后，把自己了解的福建、浙江等地的制瓷技术，与昌南当地的制瓷技术结合起来，力促了昌南瓷业的发展。

　　中国历史上留下好名声的官吏，无非一是政绩，二是文章。中国士大夫阶层，一般是做官做到失意时，才能产生好文章，如欧阳修被外放到淮北小城滁州，写下了流韵千古的《醉翁亭记》；柳宗元于唐顺宗永贞元年因王叔文事件被贬为永州司马，借山水寄情，写下了著名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说起柳宗元，还真的与景德镇有些关联。他曾应饶州地方官员的请求，写过一篇关于瓷器的介绍文章，很短，不过一百余字，类似现在的说明书或广告词。瓷器是担任地方官的朋友准备进贡朝廷的，此文收录在他的文集中，也被转录在清代朱琰的《陶说》中。但柳宗元自己并未说明当时是哪位先生请他而作。后人有考证说，柳宗元的那位官吏朋友，即是当时任饶州郡守的元崔，如果属实，那么柳宗元在这则短文中尽情歌颂的美瓷，当属唐代还不算太出名的饶瓷了。以柳宗元的文化人格，饶瓷若不是真的在他眼中美如玉色，他不会像今天的一些文人那样只要有好处，什么话都敢奉承的。这么说来，民间关于唐代饶州名窑陶窑、霍窑的传说，就不会是空穴来风了。唐时昌南工匠当是十分自信，才会像陶玉一样带上瓷器产品入关自荐于朝廷。

　　除了留下好文章的官吏，要想做到好的政绩，首先必须要有相当的职权。官位太小，只能无所作为。想来赵慨在福建、浙江任上，虽已是有心关注瓷业，却肯定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只有在退隐昌南之后，他才将平生积累奉献出来，这其中，应当是既包括财富又包括知识吧。如果说白居易和苏东坡任杭州太守之际，因整治西湖，各自留下了一座著名的苏堤白堤，那么，赵慨留下的，则是一座未来瓷都的根基。相传白居易离任时，杭州百姓纷纷洒泪饯送，作为地方官，这是老百姓所能够给予的最高荣誉了。不过，比起赵慨，他们却要略逊一筹。赵慨值得历史敬重的是，他本人肯定不会想到要被昌南百姓尊为瓷业师主，他不过是在退隐为民之后，以一生积累为当地百姓做了点实事。可这点实事，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位士大夫而言，却是难得的选择。尤其是在晋朝，那是一个面对黑暗政治，可以转而追求竹林诗酒的时代。很少有像赵慨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沉下心来，放弃隐逸和名利，脚踏实地地为老百姓做点什么。赵慨被景德镇人民奉为瓷业师主，虽然被赋予了神的色彩，却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方百姓所能给予他的最高荣誉了。而他的神位四周，则分别是六位制瓷作坊里主要工种的师傅：打杂师、做坯师、印坯师、利坯师、挖坯师、刹合坯师，这种供奉排列，体现了景德镇瓷工对技术和师承关系的敬重。除了赵概，第二位被窑工们膜拜的人物是童宾。他是浮梁里村人，本是一位普通的把桩师傅。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604年），兼任景德镇窑务的太监潘相督造青龙缸，因烧造难度大，火候烧不上去，久不能成，潘相扬言要严惩窑工。限期将至，童宾为避免其他窑工受到灭门之灾，决定以身祭窑抗议潘相的横行霸道。童宾跳窑自焚的次日开窑，一直无法烧成的大龙缸竟已烧造成功。童宾从此被陶瓷工人尊为窑神，又叫风火仙师。不但在景德镇凤凰山立祠祭祀，每次烧窑之前和开窑之前要摆上贡品拜佑，烧窑业还定下行规，二十年一届举行迎神会，纪念童宾。迎神会期间全镇陶瓷工匠放假三天，极其热闹，成为全镇瓷业行的隆重盛典。

　　童宾牺牲后，在景德镇引起了全镇窑业工人反抗封建官僚欺压的“打派头”（景德镇俗语，意即罢工）斗争。以至于明王朝中有正义感并担任监察职务的官员，在弹劾潘相的奏章中，措辞激烈，中有“景德镇之民欲食其肉”之语。

　　我想，烧窑业之所以会定下二十年一届举行迎神会的行规，是因为二十年，正是一段生命的成长和轮回。中国民间向来就有“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说。在窑工们的心中，童宾不是神，是为民牺牲的好汉。

　　祭祀风火仙师的迎神会规模浩大。根据老人们的回忆，整场祭祀活动首先是由分成两排的仪仗队开始的，第一排为四支火铳开路，每走一处都要朝天放三响；第二排是两面风火旗。风火旗以金黄色为底，镶黑边，旗上绣着两只飞虎。其次是乐队，乐队由四组民间吹奏乐组成；接着便是乐队后面的“万民伞”，是从全镇百姓中由每家出一块小角布缝制而成，角布大小、颜色不一，但以黄、红、黑、白、蓝为主。万民伞之后是风火仙师像，由四人庄严肃穆地抬着。风火仙师身上穿麻布短褂，头戴斗笠，脚穿草鞋，完全是烧窑工人的形象。最后是吉祥如意队伍。童男童女装扮成的各种故事人物，象征着人们的美好愿望。

　　在景德镇窑工祭祀的牌位中，还有蒋知四和郑子木。一个是坯房工，一个是包扎瓷器的茭草工。

　　民间传说蒋知四是清朝时的坯坊工人，他率领工人为争取改善生活待遇而“打派头”，被官府抓去威迫利诱，严刑拷打，但始终不屈，坚持为工人说话，最后被杀害。但却因此为工人争取到了每月十二两猪肉的待遇。瓷工称之为“知四肉”。这种肉的做法是先配上大蒜和豆豉在锅里爆炒，然后放进豆腐清煮。

　　瓷工们吃肉前还要行一套简朴的仪式：在坯架上以三块坯板搭成一个香台，供上肉点香放响爆竹，以祭奠蒋知四。

　　茭草行是专门用稻草来包装瓷器的行业。从前包装瓷器全靠用稻草扎紧，劳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茭草行有个例规，茭草工人吃的是白米饭，每逢阴历初一和十五，每人有一斤猪肉。可是嘉庆年间这条例规却被老板破坏了，不仅猪肉被取消，白米也改成了糙米。清朝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茭草工人为抗议窑场老板的剥削压榨，举行了一场“打派头”，窑场老板买通官府，将领头的工人郑子木抓进了衙门。郑子木在受尽毒刑拷打的折磨时，仍然对公堂外的工人们大叫“打派头一定要打到底！”最后罢工胜利了，郑子木却牺牲了。陶工们收殓了他的遗骸，当用船运遗骸回郑子木的原籍安葬时，全镇居民都纷纷到河边送葬，每人投下一枚铜币作为安葬费用，结果竟然装满了一船舱。

　　蒋知四的牌位供奉在师主庙中，瓷工们每当吃肉时都要在晒坯架上点香供肉纪念他。郑子木牺牲后，茭草行业约定俗成，工人们干活都要系上白围裙，以表示对郑子木的追思和怀念。他们都是为瓷工请命而死的英雄。

　　在庙中供奉受到大家敬仰的本行业兄弟，反映了景德镇瓷业习俗中对普通窑工的尊重。这种尊重使得清代督陶官唐英也不敢轻视了童宾，他上任之后，不仅重修了风火仙师庙，还写下了一篇《火神童公传》，将童宾这位普通窑工，视为忠臣义士一类人物，借此向景德镇的窑工表示了敬意。

　　制瓷工匠们以自己的技艺塑造了永恒的瓷都，也以不同寻常的瓷业崇拜，升华了这座城镇的文化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