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瓷手记

第九节 督陶官唐英

　　一

　　清代御窑厂在景德镇制瓷业中发挥的作用，与御窑厂背景后面的大清帝王有关，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御窑厂生产给予了直接关心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位了。

　　康熙曾在北京附近另建御窑进行各种花色试验，命宫廷画师为景德镇御窑厂提供器型和花色样式。珐琅彩瓷就是他让宫廷画家参照西洋珐琅工艺，并选拔了景德镇彩绘工匠进宫，共同研制出来的。

　　康熙玄烨算得上是清王朝最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了（公元1662年～1722年在位）。八岁登基，十六岁亲政，这中间大智大勇、惊天动地的事件被后世演绎成许多传奇。他在位61年，文治武功，为清王朝创下偌大家业。平定了天下的康熙是充满雄心和自信的，他勤奋好学，不仅自己深入研究汉族文化，还热心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在他的皇宫内廷里，云集了一批汉儒饱学之士，也常常有西洋传教士的身影，如精通音乐的葡萄牙人徐日升（Thomas Pereira）、每日入宫为康熙讲授欧几里得的法国神父张诚（J。F。Gerbillon），通晓满文又和张诚在宫中建造化学实验室的法国人白晋（Joachim Bouvet），还有在景德镇画过图案和风景画的法国数学家傅圣泽（J。F。foucquet）等等，他们都是康熙的座上宾客。

　　傅圣泽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1698年随同白晋（Joachim Bouvet）乘“海神号”船启程，于1699年7月抵达中国厦门，初在福建和江西两省传教，1711年，他被康熙皇帝召至北京，协助白晋进行《易经》的研究翻译工作，并参与了康熙年间《皇舆全览图》及各省份图的测量过程。傅圣泽在中国生活了22年，其中有10年在康熙身边。他不仅熟读中国典籍，主动把东方文明介绍到西方，还为康熙讲授代数，向中国人传授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清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

　　如果一位满族少年，在此时入宫内廷当差，而康熙皇帝车驾所临，都有他朝夕供奉的身影，皇帝周围的贤士、大夫，必定与他常有接触。如果这位少年聪明好学，供奉杂务之暇，在耳濡目染的环境里虚心向上，那么他是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了。

　　这位少年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就是日后成名于景德镇的督陶官员唐英。

　　雍正一朝虽然短暂（公元1723年～1735年在位），但景德镇官窑在得力督窑官的佐理下，加上喜爱瓷器的雍正皇帝亲自关心和倡导，在五彩和珐琅彩的基础上，新工艺粉彩瓷的成就达到了历史高峰。这是景德镇窑在釉上彩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以后成为景德镇彩绘瓷的主流。

　　乾隆皇帝也是清朝历史上一位以风雅自居的皇帝，他尚武崇文，对瓷器的爱好较之康熙、雍正更甚。他亲自为瓷题诗，并命当时的督窑官唐英在景德镇烧制，景德镇乾隆御诗花瓶至今珍藏于故宫博物馆。他曾责怪唐英，问唐英为什么在他当朝时的景德镇御器不及前朝精致漂亮。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御窑厂制瓷技术的革新。在唐英的主持督造下，乾隆朝的官窑集古代瓷艺之大成，融西洋技法材料于一体，出现了一批鬼斧神工之作，如转心瓶、转颈瓶等造型新品种，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制瓷的新工艺、新技巧。

　　在考察景德镇御窑遗址时，我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景德镇珠山龙珠阁御厂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大量未被入选进宫的御瓷被打碎掩埋的现象，均属明王朝。清代的御器，从督陶官唐英的奏折中可以看出，除破损废弃外，其余最初是分为上、次品呈送进京。上品供御用，次品则交贮内务府处理，一方面好一些的可用作赏赐，另外也避免御器样式流入民间让民窑有机可乘。

　　不知道那一年乾隆皇帝开了什么窍，竟然知道节约了。他觉得这样将次品千里迢迢运送回京，堆在内务府里也不是个办法，既然民间那么喜欢御器，冒着杀头的危险还要千方百计地进行仿烧，还不如开源节流，就地在景德镇变卖了多换些银两，也有助于国家创收。于是乾隆皇帝在1742年（乾隆七年）夏天下了一道谕旨：“嗣后脚货，不必来京，即在本处变价。钦此。”（见《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七卷唐英督陶奏折）乾隆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谕旨。也就是说，景德镇御器厂的次等落选瓷器，不必再运送到京，可就地变价处理。

　　皇帝的圣旨好下，臣子的照章办理可就难了。本来民窑的仿烧已屡禁不止，这样一来，御器既然可以堂而皇之地由天下百姓花钱购买，那民窑仿烧的御器还能怎么查禁，谁能分得清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朝廷明令还在，查禁不力的责任到时还得由臣子担当。

　　刚刚上任一年的督陶官员唐英考虑再三，终于上了一道奏折，措辞小心翼翼，却是十分明确地提醒皇上这样做很可能使民间窑厂大量仿制皇家式样。尤其是五爪龙纹向来属皇家专利，若无法控制，关涉到国家制度威严问题。今天在黄纸黑字间欣赏乾隆与唐英的来往奏折批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因为皇上倒比臣子干脆得多，也实际得多，下面是乾隆的朱批：“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

　　就是嘛，任你说什么，民窑早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即使皇家专用的五爪龙纹，民间也已常有。法不责众，那么，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有了皇上这一道朱批，唐英才算松了一口气。

　　从乾隆这一上谕，也可以看出当时民窑所具有的实力。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尽管封建帝王对于服色器皿的等级观念向来十分看重，也没法尊体制、防僭越了。这些官窑的次等瓷器流入民间，实在是不可能禁止民窑仿造的。实际上，由于官窑工匠是直接从民窑中雇用，两者在技术上的互相渗透，已经很难泾渭分明了。

　　二

　　雍正六年秋八月，内务府员外郎唐英动身前往景德镇督理陶政。作为一个有着较高艺术修养的内廷官员，他对景德镇瓷器情有独钟，但这瓷器的烧造诸事，却是完全不懂。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奉康熙之谕陪送在江西传教的法国人傅圣泽来养心殿造办处时，他曾见过傅圣泽在景德镇画的一些当地风景画，对景德镇“俯看全境如焚火，三千炉灶一齐熏”的盛况也略有所知。康熙对“国器”的重视，他当初也是看在眼里的。景德镇官窑瓷器除御用外，就是作为赏赐，尤其是对各国政府和外交使节的“赐赠”，事关国威，从康熙到雍正，景德镇瓷器已成“国器”，他此行重任在肩，岂敢有所懈怠。

　　从昌江一路过来，临近景德镇时，风光已是不同。只见大小码头一派忙碌景象，运釉土的、运窑柴的、运米粮的，人流来往不断；河面上也是大小船只往来穿梭，两岸青山溪水间，隐隐可见一座座依山势而建的水碓；沿岸一些坯房匣厂，白昼烟雾，窑包耸起。从市埠渡码头上岸，唐英一路又经过东门头、龙缸弄、师主庙和繁华热闹的瓷器街，对景德镇沿窑建镇的格局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在满街贩夫商贾中，运坯工挑着摆满瓷坯的又长又窄的坯担，却能保持平衡穿过热闹的街道安然从容地走过，这使唐英印象深刻。到了珠山厂署，对于陶瓷烧造茫然无知的唐英，已决心成为一名知陶懂陶爱陶之官，以不辱使命。

　　唐英，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生于沈阳，正白旗。16岁进入康熙皇宫在内廷当值，至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46岁时，以清内务府员外郎、六品之职奉命督陶江西，在内廷整整三十年。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年已75岁的唐英在督陶28年后因病奏请解任，两个月后逝世。

　　而在内廷供奉的三十年，从16岁的少年到46岁的中年，唐英曾多次跟随康熙帝“扈驾出关”，山之高，江之深，塞外广漠之地无不涉足。他没有成为一个昏聩无能仗势欺人的内廷官吏，而是通过朝昕夕灯的学习，使自己成为了能诗善画、多才多艺，并能接受新事物、热爱科学技术的杰出学者。

　　唐英曾有一段《题友人画册》的记述：“犹忆乙酉（康熙四十四年）三月望后一日，予与司农麓台先生同系舟于海涌峰下。篷窗对月，听其论画云：意托于画，画所以写意。意之雅俗，而画之好丑，形之非苟焉己也。有志斯道者，当于笔外求笔，墨外用墨，丘壑探之冰雪襟怀，结构炼之炉冶造化。趣味在有意无意之间，彩泽含若隐若显之际……”这段画论中的观点，后来被唐英运用于瓷器工艺中。

　　麓台即王原祁（公元1642年～1715年），是清代著名大画家，“命鉴定内府名迹，充《书画谱》总裁、《万寿盛曲》总裁”（《清史稿》列传二九一）。他的弟子刘源、唐岱、丁观鹏等都奉旨为景德镇御窑厂提供过绘瓷画稿。尤其是刘源，虽然清代书画家传记中都有他的记载，但关于他在景德镇康熙时期绘制御窑瓷器样式的史实多不被人知晓。《清史稿刘源本传》记载：“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刘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

　　《清史稿》中，把他的传和唐英的传放在一起，是有原因的。

　　如果唐英没有被任命为督陶官，如果唐英仅仅在几年之后即调回内廷供职，那么，他的一生，也许和刘源一样，永远只是一名艺术修养很高的内廷供奉了。还好，唐英有幸，历史上没有为他设置这个“如果”，景德镇终于成就了唐英人生事业的辉煌。

　　唐英是知道这点的，他也是真正热爱了陶瓷事业。作为一名能让景德镇陶工怀念至今的督陶官，他将自己后半生的28年，几乎都献给了景德镇，“恩沐陶铸三朝重，廿载西江五色烟”，这是唐英对自己一生的概括。

　　从雍正六年到雍正九年，他“杜门绝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终于成为对瓷泥、釉料、坯胎、窑火、器型装饰等均有研究的陶瓷专家，对制瓷业中的土脉火性，生克变化，不说了如指掌，却也基本知晓。

　　有了这样的基础，他于乾隆八年编写的《陶冶图说》，完全做到了图文并茂、简洁透彻、文辞生动，成为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珍贵陶瓷文献，成为中国古代制瓷工艺流程最完整的记录。20幅陶冶图，对各工种的不同操作，刻画得惟妙惟肖，充满了生活气息。据清《国朝院画录》记载，这些图是宫廷画家孙祜、周鲲、丁观鹏“恭绘”，最后由唐英按陶冶先后编造次序，并撰写说明呈进的。从图中人物的位置、动作处理来看，三位画家应该是在去过景德镇进行深入的体验和细致的观察后创作的，不可能闭门造车。那么，从主题的设置到画面安排，唐英都很可能参与了意见。有意思的是，从当时来往奏折和所批上谕中，可以看到乾隆对于唐英撰写陶冶图说明的具体指示，也十分到位。如乾隆八年四月初八日圣旨：（着唐英）“按每张图上所画系何技业，详细写来，话要文些。其每篇字数要均匀，或多十数字，或少十数字亦可。其取土之山与夫取料、取水之处，皆写明地名。再将此图二十幅，按陶冶先后次第编明送来。钦此。”乾隆还对《陶冶图说》亲自进行了若干修改。

　　唐英在管理九江关务兼督陶事务时，曾写下《陶人心语》一书。在自序中，他对陶工们给予了高度评价，对那些认为“陶人劳力之人”、“胼手胝足不识不知”的观点予以了反驳，并以“陶人”自居。对于从小受着儒学教育，且在三朝皇帝身边行走30年，于46岁始派到五千里地以外去监督陶务的一名官吏，能够放下架子，不仅跟着工匠学技术，还对于他们给予充分理解，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唐英对明朝万历年间内监潘相监造龙缸，因苛酷引起窑工民变的事件，非常清楚并引以为鉴。他专门为在龙缸事件中以身殉窑，后来被窑工们敬为火神的童宾撰写了《火神童公传》，并在来到景德镇督陶后不久，择了吉日前往火神祠拜谒。在《火神童公传》中，他以充满激情的笔墨赞颂了这位普通的窑工：“乃一旦身投烈焰，岂无妻子割舍之痛与骨肉锻炼之苦？而皆在不顾，卒能上济国事而下贷百工之命也。何其壮乎！”

　　唐英此举，为他走近窑工阶层铺平了道路。他在景德镇成为最受窑户们爱戴的朝廷官员。

　　对于督陶事务，唐英“尽革前明之弊”，不“惊扰斯民”，不“鱼肉工匠”，否则，其“害在陶而实害在浮梁”。对于工匠，他知人善任，重视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为了激发工匠的积极性并使御器厂有一定的凝聚力，唐英还特地规定了“众工之婚丧勤赏，以及医药置产之用”均在岁用钱粮内开支。而且御器厂工匠工价饭食、泥土釉料，俱照民间时价公平采买。

　　这后一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唐英所做的一切，是需要朝廷恩准的。唐英为陶事屡屡呈上的奏折中，可以看出他毕竟是曾于内廷中历练了三十年的京官，比一般通过科举入仕的文官学究们要聪明得多。他的奏折比起他所写的情辞并茂的《陶冶图说》要逊色得多，更比不上他的自传体文本《陶人心语》，倒是奏折后面皇帝的御览朱批更有些意思和个性。不过，那些看上去十分恭敬小心的奏折，通过巧妙曲折的文字为唐英赢来了不少政策，也赢来了长时间兼任这个品位并不高，责任却无比重大的督陶官之职。这是景德镇陶瓷工人的幸事。乾隆喜爱新奇，唐英为满足他的愿望，也正好作为进行创新瓷艺的研究，自己设计画样制坯，并自费烧造新奇样品，送呈皇上审览。

　　有两件小事可以看出当地陶工和民众对唐英督陶业绩的肯定。一是雍正十三年五月端午，景德镇阖镇之商贾窑户，自发为唐英生日刻铸了《唐公仁寿碑记》。碑记中有“大人临镇以来，年年丰熟；大众采买物料，在在公平”，“每见匠有未悟者，授指致精，而进其终身之益；勤能体谕者，额外奖赏而励其诸作之专；匠有疾病者，延医制药而急救；匠居窘急者，买房赏住而安身；年迈匠人，另赐衣帛食肉……”等语，不论碑记中评价是否有所夸张，可以肯定的是，唐英督陶期间，与景德镇民众结下了相当深厚的情谊。再看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唐英由九江调粤海关两年后复调回浔，重返御窑厂时，“阖镇士民工贾群迎于两岸”，唐英感动之余，写下了《重临镇厂感赋志事》，诗中有“依然商贾千方集，仍见陶烟五色长。童叟道旁争识认，须眉虽老未颓唐”之句，对景德镇的山水充满深情，对陶业也依然抱有雄心。事实上，他被调往九江关务兼任督陶事务时，就多次上奏折以陶业之重为由，希望皇上能让他卸去关务一心督陶。但皇上只恩准他可以在巡视景德镇陶务时多待些时日。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唐英到达景德镇御窑厂还不到半年时间，就选派“厂署幕友”、画家吴尧圃去河南钧州调查宋代名窑钧窑的“釉料配制”方法，决心揭开“玫瑰翡翠”色釉的秘密。临行前，唐英写了一首题为《春暮送吴尧圃之钧州》的七言长诗为他壮行，诗中阐明了调查的重要意义：“此行陶冶赖成功，钟鼎尊罍关国宝。”唐英提出了三条调查方法，一是要搜集实物，二要探求文献书籍，三要访问父老耆儒。

　　吴尧圃在钧州的行程我们已很难查证了。但雍正年间，在唐英的主持下，官窑的仿钧瓷不仅已能乱真，釉面也比宋钧瓷更加滋润。在仿制过程中，还产生了窑变花釉，那是从仿钧釉中演变出来的一种新创釉色，以红为主，流淌交融着天蓝、月白、绿、褐等色，千变万化，仿佛正在燃烧飘拂的火焰。于是，高温釉中又多了两个品种，偏红的谓之“火焰红”，偏青的谓之“火焰青”。唐英曾将这种难得的窑变花釉瓷在奏折中加以说明，呈报皇帝。

　　唐英自己平时很注意对古代陶瓷碎片的搜集和研究，如在《陶成纪事碑》中，他写道：“仿米色宋釉，系从景德镇东二十里外，地名湘湖，有故宋窑址，觅得瓦砾，因仿其色泽款式。粉青色宋釉，其款式、色泽同米色宋釉一处觅得。”有专家认为，唐英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组织实地调查并捡拾瓷片进行分析研究的陶瓷科学家。

　　多才多艺的唐英，还在景德镇为世人留下了他的自书、自画和自制的瓷器。香港一民间收藏人士珍藏了一件唐英墨彩云龙诗文笔筒，国内一些大型博物馆也珍藏有他的白地墨彩行书笔筒、白地墨彩篆书笔筒、粉彩人物笔筒等。为器巧釉美的陶瓷增加文化色彩，唐英也是属于开先河的人。他还写有传奇、杂剧等17种，收入《古柏堂传奇》，其中一出戏中居然写了个“陶成居士”。且看“陶成居士”一出场的自白：“末扮陶成居士……白：‘愿学陶人不学仙，不堪傲世不求怜。半生事业诗囊外，一个珠山五色烟。老夫陶成居士也。陶渔衔命，埏植酬恩。驻节江西古镇，皇华北阙孤臣。身无俗累，官有余闲。不敢以酒为名，聊且以诗自遣。’”从“陶成居士”的可爱形象，可以看出他对业陶者的深厚感情。

　　唐英督陶28年间，御窑厂研制出的高低温色釉品种，竟达57种之多，在同一种色釉中又可细分为若干不同的颜色，如红釉就可分为霁红、醉红、胭脂红、窑变红、豇豆红、芸豆红、珊瑚红、海棠红等。高温单色釉不仅集历代名窑釉色之大成，还创出了很多新品种。只要读一读它们的名称，就够赏心悦目的了：鱼子蓝、桃花片、松花绿、葡萄紫、梨青、蟹甲青、鹦哥绿、西湖水、蜜蜡黄、老僧衣、乌金、紫金……不胜枚举。当然，取得这些成就离不开民窑的合作和支持。

　　表现手法丰富，格调高雅，莹亮柔和的粉彩工艺更是在唐英主持御窑期间得到迅速发展，一跃跻身于景德镇釉上彩绘艺术之首位，成为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由于乾隆的提倡，当时社会中上层官吏和文人都崇尚风雅，因此官窑粉彩瓷绘的各种文房用具，品种之多和制作之精，也成为这一时期别开生面的瓷种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