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瓷手记

第八节 一个外国人眼中的景德镇

　　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三月，一位名叫昂特雷科莱斯（D。Entrecolles）的法国传教士搭乘法国商船，越过大洋前往中国。那时的西方传教士还没有像后来一样，如同无法克制的海浪一波又一波涌向东方。他们中有不少人也的确是想向东方传播上帝的福音和仁爱，以为自己可以拯救世界。但也有一些人，只是借此披上传教的外衣，他们是科学家，是探险家，是艺术家。他们对东方充满了好奇。

　　清初的中国经过明末的战乱后已经平息下来，在康熙皇帝对汉族文化的尊重下，这个古老的中国又重新恢复了宁静。而此时，西方却开始翻天覆地进行工业革命的前奏，在此背景下，传教士们不畏艰险又满怀雄心和自信地走向世界。昂特雷科莱斯就是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一年多，才于次年七月抵达广州。

　　这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沿岭南北上，从水路先到南昌，最后选择了定居江西饶州和景德镇。从康熙三十八年到五十八年（公元1699年～1719年），他在江西传教二十年，其中在景德镇居住了七年。他孜孜不倦地研究汉学，被这个古老国度深深吸引，并取了个中国名字殷弘绪。在景德镇时，除传教布道以外，他潜心考察了景德镇的风土人情和陶瓷生产，并在1712年9月1日，即康熙五十一年从景德镇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法国耶稣教会奥日神父，自称“有机会研究了传播世界各地、博得人们高度赞赏的美丽的瓷器的制作方法”，并相信将对欧洲起到一定作用。此信曾摘要刊于1980年巴黎版的《里摩日的瓷器史》一书中，还附有“车胎”（即制坯）和“装坯”两幅生动反映当时景德镇制瓷工序的插图。

　　这封信，对景德镇当时政治、经济、风俗、文化、市民生活状况以及瓷业生产作了详细全面的记述，成为研究清初景德镇风貌的第一手资料。

　　他在信中写道，“景德镇处在山岳包围的平原上”，“有两条河从靠近镇边的山岳里流下来，并汇合在一起”，“宽阔的水面形成了一里多长的良港”。

　　在昂特雷科莱斯的眼中，景德镇的繁荣都是因瓷业而生。这个每日消耗10000多担米和1000多头猪的城镇，拥有三千座窑，从隘口进港时首先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从各处袅袅上升的火焰和烟气构成了景德镇幅员辽阔的轮廓。到了夜晚，它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着的一座巨城。白天站在闹市区，可以听见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担夫叫喊让路的声音。景德镇的物价远比饶州要高，因为当地消费的所有物质都是外地运来，不过，它却仍旧能成为邻近城市和乡村地区穷人的避难地。因为在这里无论什么人都能找到活干，甚至盲人等残疾者也能靠研磨颜料来维持生活。

　　昂特雷科莱斯在信中写道，这个人口如此稠密、富人如此之多且每日都有无数船舶停靠的地方，并无城墙的保护，而只有一个官吏来管理，社会秩序却十分良好，从未发生过丝毫的混乱。这是令人大为惊叹的。每条街道都由官吏任命一名街长，每一名街长手下管10个人，每人负责管理若干户居民。每条街道都设有栅栏，晚上则关闭。栅栏由街道派人守护，此外，还有当地官吏出来巡夜，浮梁县的官吏也不时地来巡视街道。外国人是不准在景德镇过夜的，只能在停泊昌江之岸的船上过夜，除非有景德镇的友人能为他们担保品德，才能借宿在友人家中。这种治安方式，保证了拥有大量财富又极易勾起盗贼贪欲的景德镇的地方安全。

　　在景德镇的河岸，除集拢着许多满载瓷土块和高岭土的小船，还可以看到满载白色釉料的小船。瓷器成型的工序是从景德镇最不繁华的地方开始的，在镇郊庞大的作坊群里，无数棚板上并排摆放着许多土坯。工匠们都在各自从事专门的劳动。一件瓷坯，在被运出这座工场到窑房的过程中，至少要经过20余人之手，却不会发生任何混乱的现象。瓷胎在进入彩绘阶段时，那些看上去非常普通的画工，却能在瓷器上绘出令人赞美的花草、禽鸟和山水。

　　昂特雷科莱斯在信中详细地描述了他所考察的制瓷过程：烧彩绘瓷的窑很小，彩烧的瓷器按大小摞起来。装满窑后，工匠们在窑顶中央留下一个观察孔，只用破壶盖上，火烧旺后，则频繁地从小孔进行窥视。当瓷器焕发出光泽，彩画发色鲜艳时，就可以停火并取出瓷器了。

　　在炼制色料的作坊里，人们把倒入原料的坩埚架置在炭火中，用砖围住。起初只见熊熊黑烟，待到坩埚上的小孔中开始冒出薄而细密的云彩般的烟时，工匠们则取出少量的原料进行检验；青料和釉的制炼，却是在窑内煅烧进行，然后再研磨成微细的粉末。

　　大型窑场，则又是另一番景象。入口处，堆积着大大小小装瓷坯用的匣钵和筒。瓷坯的装匣方法是令人惊奇的：装匣工并不直接用手拿坯，因为那样很容易使瓷坯破裂或变形。从坯板提坯时，使用一种系着绳子的木制叉棒，工人用一只手拿着叉棒，另一只手拿着绳子的两端，交叉地绕挂住瓷坯，轻轻地提起再放在匣钵内的垫饼上。如此繁复的程序，工人操作得十分迅速，令人难以置信。

　　几乎任何样式的瓷器都能在民窑中被中国工匠烧造出来，包括欧洲商人订制的各种奇怪造型。这位传教士还亲眼看见了一种叫做“灯笼”的瓷制照明灯，完整一体的灯中，烛光可照得满屋通亮。这种“灯笼”曾是皇太子定做的产品。清朝皇太子还定做了瓷乐器：横笛、银笛、云锣等，除了一种叫做“笙”的小风琴没能烧制成功，其余都获成功。

　　昂特雷科莱斯在欧洲时，曾听说并且相信，要赋予瓷器以十分的美色，就得把它长久地埋在地里。现在他知道这种说法的荒谬了。绚丽的瓷器十分走俏，一开窑，商人们便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想购得瓷器，它们是没有时间也不会被埋在地里的。

　　景德镇的外销瓷主要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景德镇最大的庙宇是天后宫，建在珠山之南。天后宫的梁柱板壁绘图雕花图案，以海浪和帆船为主体，明显地有别于景德镇其他庙宇。

　　天后宫本是我国沿海一带渔民的保护神，在这个内陆城镇出现天后宫，可以想见年产100万担瓷器的瓷都，与海外贸易的关系是多么紧密深切。

　　昂特雷科莱斯的长信以《中国陶瓷见闻录》为题刊登在《耶稣会传教士写作的珍贵书简集》第十二期，这是欧洲人第一次读到有关神秘的景德镇及瓷器制作技法真实的第一手材料，从而在欧洲社会引起轰动。为了回答人们读到第一封信后产生的许多疑问，康熙六十年年底他以六十岁的年龄冒着严寒再次来到景德镇，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并于康熙六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写成了第二封信，即《中国陶瓷见录补遗》。这封信一共记述了二十个问题，如釉里红与红釉的配制的具体技术细节、制成3尺多高的大花瓶需注意的问题、窑变瓷器的成因、在瓷坯上“吹青”施釉的技术等等。

　　以上两封信所记述的内容都是当时极为珍贵的技术资料，为当时欧洲正在蓬勃发展的陶瓷工场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同时由于信里反映的是景德镇匠师们在十八世纪制瓷经验的总结，因而也把景德镇的制瓷方法传播到了欧洲和世界各国。昂特雷科莱斯后来一直待在中国，于乾隆六年在北京逝世。

　　我不知该如何评价十八世纪这位法国传教士的作为，是经济间谍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国与国之间，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之间，有着那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中国人发明了象形文字，“仁”在最初的甲骨文中，便是左边一个人，右边两个人，人与人交往时亲切友爱地在一起，谓之“仁”。即使汉字演变到今天，“仁”的字形字义也还是基本沿用下来。我相信昂特雷科莱斯生活在景德镇期间，他的中国朋友们便是用中国的传统道德来对待他的，是把他当做文化交流的客人来招待的。他也并不是要自觉地充当经济间谍的角色，只是十分迫切地想把风靡了世界的景德镇瓷器的制作方法告知自己的同胞。昂特雷科莱斯去世时，中国仍然称得上是世界强国。强国有强国的风范和自信，有客自远方来求教，景德镇的匠师们毫无防范之心。我倒是十分佩服西方人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务实精神，所以一个以布道为己任的传教士，才会以七年的时间去钻研一门陌生的知识和学问。对比之下，当一百多年后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八十年前由英国勋爵率使团前来拜访这个古老帝国时，作为国礼赠送的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火炮等现代化武器，竟然从一开始就被送进了圆明园的仓库里，再也没人过问过。于是，英军重新将它们运回了英伦，并深深庆幸中国人的疏漏。

　　其实，根本不是疏漏。乾隆皇帝当时说，这可以给小孩子们当玩具。

　　写到这里，我真想深深地叹一口气。

　　中国人也好学啊，当西洋彩料传到中国时，景德镇就试烧出了珐琅瓷。但不是对方将枪炮逼到眼前，他们不会对武器感有兴趣。就像中国人最早发明了火药，却最终在美丽的焰火中将火药的应用发挥到极致。说到底，这是个和平优雅极不好战的民族，别看中国功夫如今风靡世界，其实那都是古人防身用的。中国传统中博大精深的文化竟也将满族人的英武之气化解。如果没有外族强权的侵扰，这个国度会如何慢慢发展她的文明和文化？而现在，在一百多年来内忧外患的折磨下，中国民间是否已不再拥有优雅平和的生活之态？作为这种生活态度的象征，景德镇传统制瓷业的文明链条，还能维系多久？

　　不管如何，昂特雷科莱斯的《中国陶瓷见闻录》及《补遗》，总算为我们留下了清初景德镇瓷业的清晰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