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瓷手记

第七节 九域瓷商上镇来

　　在中国长期的儒家文化浸染中，商人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似乎都没有可以摆放他们的地方。朝廷只是将他们视作摇钱树，需要用钱时便一声令下，无人敢稍有违抗。明初江苏吴兴的大商人沈万三，通过做海外生意成为全国第一富户，朱元璋建南京城墙时缺少资金，让沈万三捐献家财助修城墙的三分之一。城墙修好了，沈万三为免灾祸，又忍痛出钱犒劳军队。不料他的过于富足，还是让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勃然大怒，找了个罪名将他家产籍没，充军云南。据说本来要杀头的，是马皇后一再规劝，才改判充军。

　　如果他是由于文字狱充军，百姓恐怕会对他表示同情，但他不是。中国士大夫阶层和民间百姓，对商人似乎一贯印象不佳。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指导方针的士大夫阶层，向来以入仕为人生最高构建，退一步也是走向文场，潇洒如柳永填词。市井百姓一般也瞧不起经商者。落难英雄风流才子甚至青楼名妓和能工巧匠，都可以在民间话本中被赋予相当的亮度，唯有商人永遭鄙视。他们的形象，如《杜丽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李甲，不是可憎，便是恶俗。

　　这种文化的根基，却在景德镇遭到了动摇和质疑。

　　景德镇瓷业风俗中，商贾是受到人们欢迎的客人。即使在一向自视清高的文人诗句中，他们也是常常被吟咏的风景。

　　如郑廷桂《陶阳竹枝词》：“九域瓷商上镇来，牙行花色照单开；要知至宝通洋外，国使安南答贡回。”

　　景德镇瓷器名扬天下，贩瓷的巨大利润使得四方商贾不辞长途贩运的辛苦，云集此地。应当说，没有他们的经商活动，就没有景德镇成百上千座民窑，在几百年间日以继夜地升腾起熊熊窑火。仅仅为皇家生产贡瓷，不可能让工匠们长久地保持旺盛的创造动力。

　　中国封建王朝一贯奉行重农轻商的政策，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日益增长，商人和商业资本空前活跃起来，商业活动也越来越重要地影响着地域经济。明代国内开始形成的十大商帮，就有安徽商帮、山西商帮、广东商帮、江苏商帮、福建商帮等相继在景德镇建立了同乡兼商业会馆，尤以徽商规模最大。

　　徽州，地处崇山峻岭之间，交通阻塞，田畴稀少，土地贫瘠。恶劣的生存条件，迫使世世代代的徽州人离开温暖的家园，去开辟新的谋生之道。据史载，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明代中叶我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时，徽州人也开创了“徽商的时代”，与晋商匹敌抗衡。景德镇地处徽州边缘，明代景德镇民窑业的发展则促进了景德镇徽商帮的形成。当年在景德镇的瓷器街上，十有八九的店铺是徽州人开设的。值得一提的是，徽州人在景德镇不仅参与了陶瓷原料的供应和陶瓷的流通，也为景德镇明代五彩中的人物画繁荣作出了贡献。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小说中的插图版画成为景德镇瓷绘中闻名中外的“刀马人”（反映古代战争场面的图景）的源头。徽州版画在当时就享有盛名，由于徽州商人的来往携带，景德镇工匠从中吸取了大量精华，并反映在大明五彩和青花的人物画中。

　　商路的畅通，不仅开拓了国外市场，也开拓了国内市场。根据万历《江西省大志》的记载：“从燕、云至交趾，东到海边，西至蜀地，所到之处，皆有商贾取景德镇瓷而赢利。”

　　以比较偏僻的广西为例，广西自宋代景德镇创烧青白瓷以后，也开辟了民窑生产青白瓷器，自产自销，足以满足当地人民需要。入明以后，景德镇瓷器开始大量进入广西市场，明中期广西从景德镇输入的瓷器为当地瓷器的50%，到明晚期，景德镇瓷器已占当地生活用瓷的80%以上。除桂林、柳州、梧州等府治外，一些边远地区如兴安、永福等地，都出土了景德镇明代瓷器，足见当时景德镇瓷商的行迹，已遍布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不同阶层。

　　景德镇从元、明以来，流动人口常达数万之巨，其中除雇佣工匠和劳力外，便是各地商贾，故有“十八省码头”之称。从明初开始，除官窑生产的贡瓷，景德镇大宗批发外销瓷，大都是通过民间约定的瓷行进行。瓷行的职能主要是代客订货、挑选货物、包装、暂存和转运货物，甚至对客商还有提供住宿的义务。

　　在景德镇明清建筑遗存中，瓷行是一道让人们眼睛一亮的风景。瓷行把瓷商称为“瓷器客”，一个“客”字，并非虚设，那是真正的对客人敬若上宾，无论是瓷器的采买、包装、运输等，都无需客人劳心费神，瓷行均一一保质保量负责到底。有时瓷商带的银两不够，瓷行可以垫，或者以瓷行的信誉向坯户或红店赊欠。

　　作为专门接待陶瓷客商的场所，明代瓷行的建筑布局，一般与同时期景德镇大户人家的住宅布局类似。江南暖风中，几进天井厢院，收拾得宽敞舒适，无论交易、洽谈、住宿还是料理货物购运，都设有专门的厅堂和厢房。位于古镇南区的明代遗存花园里瓷行，檐柱围径达1.8米，竟然超出了明代北京故宫钦安殿立柱的围径，在我国民间古建筑遗存中实属罕见。保存较为完整的明代汪家坦瓷行，石质贴面门罩上，饰着团菊花等花卉图案，两侧门仪石柱，则按木质格扇形制分段雕琢，十分讲究。当客商们千里跋涉，终于抖落尘土，跨进这虽不豪华，却相当体面的瓷行瞬间，他们一定会有所感叹。待到接过一杯青白瓷碗中散发清香的氤氲绿茶，轻轻呷上一口，一路上的疲乏渐渐消去，他们自会有宾至如归的感受。

　　在那个时代，出门行商需要相当的胆量和体力。铁路公路自然没有，除了青石铺砌的驿道，就是扬帆操棹的水路，暮色中的驿道上除了冷寂的风，只能有几声归鸟的啼鸣。更何况，沿途的驿站按规定只接待官员和文士，商人哪怕有再多的银子，对不起，天黑路远了也只能自己去寻找客栈。而迤逦江水的船舶，风浪颠簸，也不会是很悠闲的航行，尤其是海外航运。当西方朝野上下被中国瓷器迷住之际，明王朝为了打击海盗，保卫海疆安全，还在实行海禁政策，除了派遣郑和的船队进行官方“朝贡贸易”外，民间商船禁止出海。但国外市场的巨大需求，使明王朝的海禁常常是形同虚设。中国商人不顾风险，一艘艘满载着瓷器的船舶从东南沿海一带悄悄启程，驶往域外。尽管明代的远航技术已相当发达，无情的海浪和暗礁还是吞没了无数的民间商船。考古学家们在古代海上“陶瓷之路”发现的许多商船遗骸中，至今散布着在几百年的海水中默默发出幽青光泽的景德镇瓷器。

　　只是千年古镇，仍见商人们的步履来去匆匆，从未间断。

　　对商人的评价，本是经济学家的事情。也许，商人的本质是赚取利润，讲究实用。但在中国封建时代，他们却绝对是最富于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的人群。有了瓷商们广开商路，精美的景德镇瓷器才能“行于九域，施于外洋”，才有了景德镇制瓷业一千多年的繁荣兴旺。

　　据《景德镇民窑》《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等书记载，目前所发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向景德镇订购瓷器的最早订单，是1608年交给在马来半岛东岸的中国商人的订单，共订购各类景德镇瓷器108200件。另一张1635年交给中国商人到景德镇订购瓷器的订单上，非常详细地指明了所要的品种等级、器皿尺寸，共计136164件。就在这一年，荷兰商人第一次把欧洲市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宽边餐碟、水罐、芥末罐、洗脸盆等做成木制模型带到广州，请中国的瓷器工匠模仿生产。另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崇祯九年在中国采购瓷器达16万余件，十七年四月30余万件，十二月14.6万件，均为景德镇青花和五彩瓷器。

　　被日本国视为无价之宝的明代青花瓷，被欧洲人叹为人间奇迹的中国瓷器，就是这样在景德镇沿街而建的某个瓷行某间厅堂中，被包扎装运，一点没有惊天动地的铺张。

　　景德镇明清瓷行建筑的兴盛与轩昂，体现了这座古老的手工业城镇对商业曾经的理解与敬重。也许在今天，我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论证，是商人进一步促成了景德镇瓷器的名扬四海，在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历史上，他们功不可没。但在那个年代，经商致富可以被人羡慕，可以受到妒忌，但以经商行为受到尊敬的景象，还是不容易也不多见的。不知今后会不会出现一本专门的论著，来梳理在景德镇瓷业发展中，中国商人们的行踪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