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瓷手记

第六节 明瓷之兴

　　一

　　景德镇成为千年瓷都，我一直认为与两位皇帝有关。一是景德年间的宋真宗，另一位，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有意思的是，这两位皇帝都不会想到，他们从皇家的利益角度各自为景德镇下的一道诏书，竟被最底层的中国工匠演绎出中国文化史上的绝代珍宝、旷世奇迹。

　　中国的历史似乎永远是两条线索，一是史书上帝王将相永远打不完的天下，二是草民百姓永不被人关注的生活追求和向住，而这远比史书上的只言片语要丰富深刻得多。在不断的朝代更替中，这两条线索，都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动力。

　　让我们回顾一下公元1363年的画面，看起来，它与景德镇毫无关联，但它与初办御器厂的皇帝，却是生死攸关的重大事件。

　　这年三月，江南春景如画。可原本风光旖旎、碧波荡漾的鄱阳湖上，竟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水战，大小战船穿梭往来，搅得血浪翻滚，这天下第一大湖，成了元末两支农民起义军首领争夺天下的战场。只见湖面上高数丈，一色丹漆的是陈友谅水军，朱元璋的战船则全部为白色，小到要仰头才能看见敌人。论人力和装备，朱元璋均处于劣势。但他的战船虽小却灵活自如，加上是千里救危城，生死存亡决于一战，所以士气高昂。

　　此前，陈友谅军已围困洪都（今南昌）整整85天，朱元璋部将朱文正浴血死守。陈久攻不破，不得已掉过头来，在鄱阳湖以号称60万的水军船舰，迎战亲统20万大军前来救援的朱元璋。

　　鄱阳湖水战是朱元璋和陈友谅决定生死存亡的大战役。在决战开始前，朱元璋已派了伏兵，封锁了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堵住了陈友谅的归路。这一次水战，据史载双方打了36天之久，当时湖面上箭如雨点，火光冲天，湖水都被双方将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在激战中，陈友谅被流矢射死，全军随之溃败。朱元璋也为此次胜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士兵死伤无数，不少跟随他多年的骁将阵亡。为此，朱元璋在获胜后的第二日即焚香拜天，答应将来天下一统，定和将士们同享富贵。

　　5年后，41岁的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同年，明军攻克大都（今北京）。

　　洪武二年，也就是公元1369年，距鄱阳湖水战仅仅才过去了6年，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也不过刚刚一年时间，面对虽大局已定，但百事待举，北方战事也未完全平息的形势，明朝朝廷却在景德镇首次建立了由皇家掌管工艺制造的御器厂，不能说不是一项让人有点惊讶的举措。

　　其时政权初建，加上元代遗风，瓷器均不属年款，所以洪武初期的官窑瓷器均无官窑年款，除了文献记载，缺少实证。因此，后世有学者认为1369年统一战争还处于尾声，国家尚未安定，加上出身贫寒的朱元璋本性不喜奢侈，不太可能在此时就设置御器厂。

　　朱元璋出身安徽凤阳贫苦佃农家，父母长兄在灾荒和瘟疫中先后病逝，他小小年纪只好出家当了庙里行童，以持钵化缘乞讨为生，因此对民间疾苦有相当了解。做了皇帝后，个人生活上仍是朴素节俭。他的夫人马皇后更是有贤惠之名，不可能于开国之初怂恿皇帝耽于享乐。国基未稳，却先去操心制造至精至美的瓷器，这事如放在宋徽宗身上，似乎顺理成章，但的确不太像明太祖朱元璋的作风。

　　但持此一说的人，忽略了朱元璋作为一代开国君主的政治才能和手腕。

　　就在设建御器厂的第二年，即公元1370年，朱元璋在封诸子为王的同时，也大封功臣。

　　可以想见，北方战争未断，大将需要安抚，建国之初栋梁之才急缺，皇上也要四处笼络人心。朱元璋向来痛恨奢侈之风，用黄金美玉珍奇珠宝来赏赐群臣，非他所愿。那么，用来安抚大臣用来笼络士大夫阶层忠心效力新王朝者，似乎景德镇瓷器是最好的物选。

　　朱元璋长期在鄱阳湖一带与陈友谅周旋拼杀，饶州一带很早就成为他的地盘。所以，对浮梁所产景德镇瓷器，他应是印象深刻的。这种相对金银来说又实用又有品位的器皿，他也一定是心生喜爱的。战火纷乱中，他不可能有更多的闲心去关注它们，但一俟战争结束，他便立刻将景德镇瓷器纳入了他的皇家建设之中。

　　御器厂建于洪武二年，有了一年的生产时间，在1370年论功行赏、君臣同欢的宴席上，由御器厂精心制作的景德镇瓷器，很可能以赏赐的形式，被明太祖赠给了众多功臣。

　　如果再分析一下朱元璋的行事风格，这种设想应当是成立的。行伍出身的朱元璋，绝不会像在深宫里长大、具有良好文化素养和浪漫气质的宋徽宗一般，吟出后周世宗的“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诗令，让工匠们绞尽脑汁烧出碧如青天的好瓷，以供自己玩赏，最后玩掉了宋家天下。他建御器厂的本意，也许还在于以皇家名义，多用这种原料为土，烧造简易，价廉物美又备受欢迎的器皿替代金银，可以防止朝廷和贵族的侈靡之风。如《大明会典》卷二百一十载：“洪武二年定，祭器皆用瓷。”洪武二十六年政府又明文规定：“凡器皿，公侯一品，酒注、酒盏用银，余皆用瓷、漆和木器。”

　　玩物丧志，那是宋徽宗赵佶、后周世宗干的事。老谋深算的朱元璋可不傻。

　　可惜的是，由朱元璋苦心积虑创下的大明国基，二百多年后，终于还是因腐败而亡。

　　在元末刀兵四起，英雄纷争的岁月，景德镇地区的窑工、农民，也拥戴都昌人于光起兵抗元。于光先是接受了南方农民起义军徐寿辉部的领导，徐被部将陈友谅杀死后，于光则选择归附了更有政治和军事才能的朱元璋。他的选择，使景德镇地区保持了相对的安定环境。在他的驻守维护下，景德镇窑业不仅在元末动乱中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还吸引了各地饱受战乱之苦的一大批优秀工匠选择来景德镇谋生，使明初御器厂的建立有了相当好的基础。

　　在此之前，虽然宋朝曾设瓷窑博易务，元代曾设浮梁瓷局，但都主要是为课税以增加国家收入设置的管理机构。虽然也为生产贡品服务，却是从民窑中“百中选一，千中选十”的行为。明代御器厂的建立对于景德镇瓷业发展的意义在于，它集中了最优秀的工匠、最好的材料和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是为了生产出比民窑更精美的瓷器而设置的官办工厂和机构，它的建立，包含了在全国提倡以瓷作为日用品的官方意图。因此，御器厂的建立，成为了明代景德镇瓷业飞速发展的契机，景德镇制瓷工匠和窑户们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最终形成了“官搭民烧”、“官民竞市”、“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繁荣景象，景德镇瓷器的生产，开创出一代未有之奇，惊羡天下。此时各地的窑场纷纷萎缩，所烧产品的数量与质量都无法与景德镇相抗衡，使得景德镇成为“天下窑器所聚”之地，中国瓷业生产变成了景德镇“一枝独秀”的局面。

　　二

　　作为新兴瓷都，明代的景德镇满眼都是旖旎独特的瓷业风光。城区里那时还密布着许多可以运输原料和产品的溪流港汊，从留下的十八桥、通津桥、落马桥、五龙桥、小桥上等众多桥名来看，可以想见当年一座座石桥或木桥横卧溪流之上，与四周青山交织在一起的秀丽风光。

　　随着制瓷业的发展，明代景德镇的风貌也越来越多地具有了瓷城色彩。不过，即便城中已聚满了因贩瓷致富的商家巨贾，它仍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这是古代经济发达的城镇中少见的现象。不设城墙主要是为了便于输进和输出货物，并随着窑户增多不断扩展城区地盘。自明初在珠山建御窑厂之后，城区的布局，便开始以珠山为中心，渐渐向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窑场建筑群。

　　当年御窑厂在东、南、西三面各开了一座辕门，通向市区。其余民间窑场则与街道相连。东辕门通向正街，东西向的长街直达里市渡口。里市渡是明代祁门瓷石卸货和景德镇瓷器出口的码头。从西辕门可以一直通往当年景德镇最繁华的瓷器街，这里是景瓷对外贸易的集中地，由此再往西，则为市埠渡码头，中间经过黄家洲，是昌江码头通向市区的必经之路。

　　从黄家洲再往西，就是昌江了。昌江西岸，还有部分窑场，与东岸遥遥相望。万历时，景德镇民窑达到近千座，每日等待雇佣的窑工达数万人。明万历时负责分守督运贡瓷的官员王世懋来到景德镇，后来在《二酉委谭》中记录了他所见到的景象：“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万杵之声殷地，火光冲天，夜不能寝，戏呼之曰：‘四时雷电镇’”。

　　当时，景德镇的民间窑厂从盛产优质瓷土的瑶里开始，沿着东河流域、南河流域，以至昌江两岸及市区，北起观音阁，南到小港咀，西至官庄，东到湖田窑连绵不断，比比皆是。在今天的瑶里，我们仍能看见连绵不断的古窑包，一些资料上说是有30多处，但实际上远远不止，我与考古的朋友在瑶里境内考察时，随时随地可见古窑包，路边有的农民在建房，房基边随地可捡拾破碎的古瓷片，大多是明清民窑青花瓷。

　　明代中叶以后，大量制瓷工匠和瓷商汇聚景德镇，民窑激增，除了生产一般的民用产品外，同样也能生产与官窑一样精美的高档精品瓷。嘉靖后，凡属宫廷需要的“钦限”瓷器都由民窑生产，谓之“官搭民烧”。一些专门烧造高档细瓷的民窑被称为“官古器”户、“假官古器”户、“上古器”户或“中古器”户。

　　明代景德镇除有一条陆路与浮梁县城连接外，与外界的交通主要靠水路。原料、燃料、瓷器的输出，都依赖水路吞吐。沿昌江由北而南，有阳府滩渡、里市渡、双溪渡、中秀渡、市埠渡、钵盂渡、张家渡、小港渡、宝山渡等重要渡口和码头，来来往往的客商操着不同口音，通过当时已出现的瓷行做下大笔的瓷器生意，再转运至全国各地，并通过陆上“丝绸（瓷）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传播至世界各地。朱元璋在历史上是一个颇受争议的皇帝。他“以猛治政”，杀人太多。从刀光剑影中厮杀出来的一代枭雄，文化在他眼里自然轻如鸿毛。但他颁布的明典中，从发展经济出发，改元代已经僵硬的匠籍制为匠役制，使手工匠户不仅可以免除杂差，大部分时间还可以为自己生产。这一政策，无形中为景德镇制瓷工匠们的创造天分打开了艺术的闸门，在天光云色金木水火土的冶炼中积蓄了千百年的创造之源，一下子喷涌而出。东方天空，突然就尽情尽性地洒满了让天下惊讶的五彩朝霞。

　　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明代青花，它的器型开始脱离元代的厚重，变得轻盈自在；它的花饰渐渐脱离繁复，变得自由洒脱；它的出现，在人们心中引起的共鸣如韶乐绕梁三日，余音不绝。

　　收藏界至今最看重的是明永宣时期的官窑青花瓷。这一时期的明青花被称作中国青花瓷的鼎盛时期。不过，如果再深入观察，则明代民窑青花，从洪武开始至明末，因为少了约束和拘谨，显得更加充满生机，至情至性。

　　在青花瓷的带动下，明代景德镇白瓷的烧造工艺进一步成为工匠们精耕细作的追求，也为各种彩瓷的烧造底色创造出最优良的条件。因为彩瓷更需要白瓷衬托绚丽多彩的画面，以完整展示瓷器的材质美和装饰美。

　　明代中期以后彩瓷开始大量烧造。具有鲜明中国民俗色彩的彩瓷，受到了上至皇家百官，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遍喜爱。明代成化是永乐宣德以后中国制瓷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景德镇制瓷工匠以江西乐平所产的“陂塘青”矿料，研制出了一种国产青料叫“平等青”，以“平等青”釉下着色的青花，虽不如“苏麻离青”青翠亮丽，但色泽沉着庄重，幽妍淡雅，与釉上烧制的艳丽明快的色彩正好交相辉映，获得巨大成功。成化瓷色、胎薄的程度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这为画工绘制和施彩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明成化帝对艺术的喜欢和提倡，也是影响到成化斗彩艺术成就的因素。据说技艺超群的景德镇画匠地位陡升，竟可以出入皇宫，他们的作品经筛选后能在官窑烧制。成化帝曾有亲笔绘画作品一幅，现藏故宫博物院。成化斗彩基本上都是官窑产品，釉色的配制达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彩绘的主要特色有两点：一是以釉下青花为主色而釉上彩色处于附丽地位；二是具有鲜丽清雅的审美特点和艺术风格。成化斗彩作为中国瓷器史上最著名的瓷品种类，被后世奉为斗彩的极品，其中釉上彩色的创烧和技法运用，对于清代古彩、粉彩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景德镇瓷器之美震撼世界，可以有种种原因，或者说各种机缘。但有一点似乎难以否认，它向世界展示的美，绝对来自中国民间对美的理解和思维。在这里，民间的含义广泛深刻，不是一时一地，也绝不是仅为底层，即使是皇家制瓷，也难以消除民间的成分。朱元璋对景德镇瓷器的偏爱，首先就源于他与民间的血缘。中国士大夫阶层对它的认可和喜爱，也难以排除景德镇瓷器，尤其是青花瓷，以一种豁达沉静宽广的美，让他们能够在各种险恶各种焦躁中感受到天空的亲切和土地的分量。

　　中国瓷器最早的源头是农人的“亦耕亦陶”，从一开始，它就没有脱离过中国最广大的土地和农民。不过，江南“水土宜陶”的地方，大多产茶，景德镇也不例外。极具民族特色的茶文化和相应产生的对外交流，便使这一地区的农耕文化又多了一种厚重积淀。景德镇距离中国古代经济发达地区扬州、杭州、南京都不远，而这一地区是古代精英阶层集中的地域。景德镇瓷业与精英文化的接触可以说是十分密切频繁的，从景德镇瓷器装饰艺术的演变中可以看见明显的痕迹。到了明代，几乎全国著名产瓷区的优秀人才都蜂拥而至，集大成的景德镇陶瓷，成为中国民间工艺中实用与艺术结合最成功的典范。正是有了如此深厚的文化背景，景德镇才能成为“中国瓷都”；在这种文化背景中产生的青花瓷，才能成为“国色”；中国瓷器，才能成为西方人眼中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