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瓷手记

第二节 关于洪州青瓷的想象

　　一

　　那年我只是洪州都督府内的一个丫头。阎伯屿在滕王阁为炫耀女婿才华而举行笔墨盛会的时候，是我为客人们端上纸砚。

　　那位最年轻的客人后来听人说叫王勃。他写《滕王阁序》的时候我就站在他的身边，看上去他很年轻，沉静还有点儿羞涩。那篇《滕王阁序》为他带来了千古文名，后世的人都以为他在那次盛宴上因一纸华章而赢得满堂喝彩而春风得意。只有我清楚那不是真相。真相是阎都督因为王勃压倒了他的女婿扬名的风头，心里极不高兴，当场就拉下了脸。众宾客因尴尬而无法捧场。年轻的客人倒毫不在意，他放下笔，对盛墨的青瓷砚发生了兴趣。“这是洪州窑的青瓷吗？”他扭过头来问。我也扭过头看，但我身后没有人。我没有想到这么一个才气横溢的年轻士人会向我这个丫头说话，一时红了脸，低下头只说了一个字：“是。”

　　他留心看了我一下，让我心里更加慌乱。我低下头，端水注的手有些颤动。我本想再对他说更多的话，关于洪州窑，我知道得太多，在我被送进都督府之前，我就在清江边的窑场上长大。但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一个丫头，我不能违背都督府里的规矩。说话多了，晚上管家的鞭子就会抽下来了。

　　但我开始深深怀念清江边温暖的窑场和父亲大手中的泥坯。如果不是那一年窑炉突然倒塌砸伤了父亲，母亲也不会忍心将我送进了都督府吧？那么，我很可能就会像母亲一样，成为一个普通窑工的妻，在清江边的窑场生儿育女，度过一生，虽然贫苦却温馨。可那不是我的命。

　　客人们都散了。我注意到青年才子临走前，还恋恋不舍地举起瓷砚看了许久。他对瓷砚的喜爱让我心生感激，虽然我不能肯定它们出自我父亲之手，却知道它来自我的家乡。

　　你在听我的故事吗，船上的女人？你为什么一声不吭？

　　我没有吱声。我在水面上划出一些字，它们随着一阵涟漪荡向对岸，我看见绾着双髻的女子向我凝望，眼睛像一潭深水。

　　我不知道你是谁，为什么来寻访我，但我愿意对你说出我一生的故事。就是那次宴会上，阎都督的一个朋友买下了我，并最终将我送给了一个商人，一个常年在赣江上贩运洪州青瓷的商人。从此我跟着丈夫的船在洪州窑场来来往往，也随着洪州瓷的远销去过江南很多地方。父亲临终时将他一生研制的青釉配方交给了我和我的丈夫，因为父亲没有后人了，我的兄弟，死于一场弥漫江南的瘟疫。

　　我没能守住配方，不是因为穷途末路，而是因为我的丈夫，那位虽然经商却无比热爱青瓷的男人，想让洪州青瓷流传深远。

　　望着那眼睛像一潭深水的女人，我明白了，有一些这样的配方，还有一些这样的传奇，在衰老和新生交织的地带流失了就再找不回了。只有青瓷之脉是幸运的，它们不仅流传下来，且以青白瓷更年轻的面容出现在远离你的时代，远离洪州窑的景德镇。

　　那会是多么长的一个故事。

　　我现在所写的洪州窑来自字迹模糊的典籍上破碎的历史。来自手铲下挖掘出来的窑具、瓷片和器皿。加上一些我的想象。这样的文字当然不能让人满意。今生如我，只好先这样写下去。就像那位女子当初在滕王阁的宴会上，只能端着水注，不便多语。

　　二

　　公元653年，九九重阳节，“初唐四杰”之一的青年才子王勃，省亲路过豫章城，恰逢洪州都督阎伯屿在临江重修的滕王阁上大宴宾客，王勃应邀赴宴，叩陪末座。

　　此时，溯赣江而上不远处的洪州丰城一带，自隋唐以来闻名四方的洪州窑场，紫电青烟，热闹非常。一座座龙窑绵延分布在寺前山、清丰河周围方圆数里，但见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这些龙窑已经相当先进，建砌窑炉之前，窑工对窑炉范围内的坡面进行过认真的修整，低洼处，被人们用破碎的瓷片和废匣钵回填成一定的坡度。有的窑炉已烧成歇火，但热气不散，窑工们披着湿麻片出入窑膛搬出匣钵，再将钵中烧造完美的青瓷器皿挑拣出来，它们将运往毗邻的豫章城里，或是沿赣江入鄱湖进长江，远销浔阳、建康、扬州等地。

　　几座尚未点火的窑炉前，坯户们正忙着将已制好的青瓷砚坯装进一摞摞的匣钵里，再由有经验的窑工发坯进窑。江南文风正盛，这种由洪州窑产的青瓷砚丰满圆浑，雍容厚实，很受人们喜爱。

　　那一日秋高气爽，江风徐徐吹来，滕王阁上，胜友如云，阎大都督备好的桌案上，一方产自洪州窑的青瓷多足辟雍砚，在秋阳中闪烁着高贵的光芒；胎质细腻的砚心此时已磨足了浓浓的墨汁，蹄形足托起的环形砚池里气象万千，才情横溢的王勃独立于四周的喧哗之中，挥毫蘸墨，大气磅礴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写下了让所有宾客失语、让后世击节惊叹的千古名篇《滕王阁序》。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年少气盛的才子，挹彼清流的瓷砚，传诵千古的名篇，已是泱泱大唐风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江西丰城洪州窑址群曾陆续出土了一批隋唐青瓷多足辟雍砚，外逸内刚的瓷砚古拙而深幽，让人想起隋唐风云数百年间，正是英才辈出的岁月，不知有多少英雄骚客，蘸着青瓷砚里的浓墨，书写下生命的华章。没有史料记载那日王勃《滕王阁序》的墨香，是来自洪州窑所产的青瓷砚中，但理应如此。石砚的时代还在后世，多足瓷砚始于三国，正流行于隋唐，而当时江西洪州窑所产青瓷已声名远播。

　　位于今丰城境内的洪州窑属洪州府辖境内，与豫章仅隔30公里，舟船经赣江顺水北驶，一个时辰便可抵达。可以想象，在滕王阁上，附庸风雅的阎都督备置的酒器、盘碟，应该大多是洪州名窑所产的青瓷器皿，那么，他怎会放弃在此风光之际，于案桌上摆出可盛秋水风露、可映松涛云影的洪州青瓷名砚--多足辟雍砚？

　　兰亭已矣，盛宴不再，然而秋水长天之间，我们仍然能看见那是一件品位极高的青瓷文具，在秋阳下发出清澈明亮的青绿釉光，观之气象森然。砚面中部高起，周边凹陷。人们将这种砚称为辟雍砚，那是因为周代为贵族子弟所设学苑四周有水，形如璧环，故将学苑名为辟雍。瓷砚的20只兽足大气雄健，仿佛随时可以在山林间刮起旋风，这正是初现大唐胸襟的年月啊。

　　三

　　与文人相关的，除了笔墨与砚，必定还有酒与壶。

　　在古称浔阳的九江地区，上世纪曾在东晋墓中出土了不少洪州窑青瓷，器形较多的有四系盘口壶，据考证那是古代用来盛酒的器皿。“系”是什么呢？就是用来系绳子提壶的设置，一般是个小小的半圆形环，也有做成菱形的。四个系就是四个环，一般都在壶腹的上部，穿上绳子便可作提壶之用。

　　东晋时，田园诗人陶渊明就在浔阳柴桑“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过着南山种豆、东篱赏菊、植杖耘籽事桑麻的躬耕生活。晨出暮归之际，他和“披草共来往”的农民们结下极深厚的情谊，常常是“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想那一身布衣上还粘着草叶的诗人，在暮色中放下锄头，掸掸身上的灰土，转身回屋里提着青瓷酒壶出来，左杯右盏，像一家人一样和农人们共饮自酿的米酒，那是一幅多么潇洒温馨的画面啊！而那只一千五百年前的青瓷酒壶，可会知道自己何等有幸，曾在中国东晋最伟大的诗人手中晃荡着酒浆，为诗人那颗善良平和的心带去难得的放纵。

　　如果陶渊明曾以青瓷酒壶盛酒款待左邻右舍的农人，那么五松山下一位姓荀的贫苦农妇，却曾热情地用一只青瓷盘盛来满满菰米，招待偶尔路过的我们的大诗人李白，从而让一只素盘有了月光下的诗意。

　　都说“李白斗酒诗百篇”，诗仙李白一生多次漫游庐山，并为庐山写下千古绝唱。以李白的豪迈心性，好山好景岂能无酒？日照香炉、月映长江之际，这位大诗人是断断少不了与友人山客对酌豪饮一番的。公元760年，他游山之后写下的一篇洋洋洒洒的《庐山谣》，如庐山瀑布一泻千里：“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样的胸襟这样的情怀，这种震撼山岳的气概，没有酒哪能一泻千里般地吟出来？

　　而那一回，大诗人李白是与友人卢虚舟同游庐山。“酒逢知己千杯少”，何况是身在名山秀水间。飞瀑流泉、奇崖幽壑之旁，诗人与卢虚舟对酌时的酒壶酒盏，该不会是洪州窑所产的青瓷酒具吧？浔阳离洪州极近，洪州窑的青瓷自然有商贾贩运而去。自晋代以来，当地百姓就多有用洪州瓷器，入唐之后，经济发展，瓷器已达到“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程度，想来浔阳酒肆中也不会少了它们。李白后来在徽州铜陵县南五松山荀姓农妇家借宿时，农妇用来盛菰米的素盘，也一定就是洪州青瓷吧？如果按照水路的线索，铜陵也是洪州瓷向外缘扩散的必经之地。李白在此诗中一反平日之豪放，用了极其朴素的诗句，满怀感情地记下了这一夜：“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因李白是席地而坐，好客的农家老媪“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月光下的盘子本来就是洁净的素色，在柔和的映照中，它在诗人眼里更如农妇的心肠一般明净。

　　那一定是一只洪州窑出产的青瓷盘，朴素光洁，素面朝天。

　　四

　　论说起来，江西人爱陆羽也怨陆羽。这位生活在唐朝的茶圣先生出于个人的审美趣味，失之偏颇地在他所著《茶经》中随口说一句洪州瓷“悉不宜茶”，就将洪州窑排在了唐代六大青瓷名窑之末。真不知陆羽老先生凭什么要说洪州瓷“悉不宜茶”。仅凭茶色来断定瓷的美否，是陆老先生的一大失误。即使从今天出土的洪州瓷茶具中，我们依然能想象出当年文人墨客端起这些美丽青瓷杯品茗时的优雅。这些茶具上的装饰纹样别具一格，造型也十分新颖。其中有一种“6”字形把手折腹杯，造型之美和设计之巧妙，与现代设计理念可说是不相上下。

　　但也幸亏有了陆羽在《茶经》中的记载，历史上一直不见实证的洪州窑，能够长时期流传在口头传说中不至于完全湮没。然而，除了唐代陆羽在《茶经》中留下的那不经意的一笔，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关于洪州窑的文献和实物资料，人们对它的存在还一度产生过怀疑。洪州窑址所在地一直是中国陶瓷史上及学术界悬而未决的疑案。

　　1977年11月，丰城考古工作者唐昌朴、万良田首次在丰城曲江镇罗湖村一带发现了西晋至隋唐时期的窑址群。江西省博物馆于1979年秋冬对窑址首次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出隋唐时期龙窑3座，出土各类青瓷器和窑具近三千件。根据出土资料推断，丰城罗湖村发现的瓷窑遗址就是陆羽《茶经》中所说的洪州窑。此后经省考古研究所及北京大学考古系等单位的多次发掘，先后在赣江东岸的石滩乡、河州乡，西岸的同田乡、曲江镇及尚庄乡发现了东汉晚期至晚唐五代时期的窑址群，并清理出东汉时期的圆窑和大型隋唐时期的龙窑，出土陶瓷器及窑具近2万件。丰富的实物资料，终于进一步确证了这一带正是洪州窑遗址所在地。

　　洪州窑是赣江沿岸大片窑场的泛称，涉及丰城境内及南昌县与丰城交界处的大片区域，绵延20平方公里。自东汉始烧，历经三国、西晋、东晋、南朝、隋、唐、五代，在前后长达800余年的时间内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窑群，成为我国南方的重要青瓷产地。隋唐统一后，随着运河的开通，赣江成为联结南北交通的黄金水道，毗邻洪州府的丰城瓷窑群自然吸引了南来北往的商贾，他们将赣江沿岸这些窑场通称为洪州窑，并将它的美名传播出去。晚唐开始，位于洪州窑南面的吉州窑、北面的景德镇窑开始兴盛，洪州窑始湮没于历史之中。

　　洪州窑址于1996年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来学术界对洪州窑址的发掘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对洪州窑的历史地位做出了全面而科学的评估。如洪州窑曾率先使用火照，并发明了匣钵及匣钵装烧工艺。

　　对于一般人而言，火照和匣钵是两个较为生僻的名词，可它在瓷器烧造史上却至关重要。古时人们烧瓷，没有任何技术测试手段，只能凭一代代人总结的经验摸索前行。火照便是在窑炉发展到一定时期，窑工们在生产中发明的一种用来观测炉中火候的窑具。火照又称“试片”，窑工们用它来测验瓷坯生熟和窑室里的温度，以便能随时控制窑炉温度和火候。当窑工们需要测定窑膛内温度时，就用长长的铁钩伸入观火孔将火照从匣钵里钩出。这一发明，抓住了保证瓷器烧造质量的关键，而洪州窑至迟在东晋早期就已经使用火照，南朝期间，使用火照观测火候的技术又有明显的进展。与以往江苏宜兴古窑发现的唐代火照相比，将中国制瓷使用火照的历史大大提前。就是今天景德镇采用的先进梭式窑中，把桩的师傅仍然会利用不同的火照来测验瓷坯的生熟。

　　匣钵是专门放置坯件的窑具，它的出现，是瓷器从明火直接烘烤转向匣钵隔火套烧的重大转变，是陶瓷烧造工艺上的“技术革命”。匣钵装烧工艺使坯件避免窑顶落渣对釉面的污染和烟火直接接触坯体，同时使坯体在窑室内受热均匀，还可以充分利用窑室空间，增加装烧量。从发掘资料证实，丰城象山和乌龟山一带窑场至少从南朝早期或东晋早期就已采用匣钵装烧工艺，是我国最早使用这一先进工艺的窑场。

　　这些评估足以让江西人自豪，因为在景德镇窑声名鹊起之前，洪州窑就已经取得了中国陶瓷史上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让景德镇窑的传承有了厚重的基础。不然，江西瓷器的发展和烧造岂不是成了断脉之史，我们将愧对充满智慧的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