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瓷手记

第十五节 瑶里

　　瑶里是景德镇附近的一座古镇，属于浮梁县，它本来叫“窑里”，从唐朝中叶开始，这里就有陶瓷作坊了。要说与瓷的渊源，可以说先有窑里，然后才有景德镇。瑶里的高岭村在世界陶瓷史上赫赫有名，全世界生产陶瓷的高岭土就是以这小小的高岭村命名的。沿高岭上山，可见一条古老的瓷土矿坑带。它们从山脚下开始，顺着瓷土的地质分布走向，一直延伸到山顶。景德镇之所以在中国诸多产瓷窑区脱颖而出，后来居上，有各种因素的“天作之缘”，其中贴近优质原料基地，是必不可缺的一环。

　　瑶里与徽州只有一山之隔，一千多年来，这里也是徽州古商道的重要枢纽。古道至今可见，是用宽约2米的麻石铺成，往瑶里深处走，古道旁还有一块立于乾隆三十八年的青石碑，铭刻着“徽州大道转弯”。千百年来，从石碑前来来往往的车马、挑担不知有多少。只是我立于碑前时，昔日的繁华早已不再，青石碑上只有夜里降下的露水百年依旧地凉。

　　第一次去瑶里时，我还没来官庄。当时是作为旅游者，印象最深的是河里的水，非常清澈，桥下的鱼，又多又大。村里的民规约法三章，村民不得任意捕鱼，所以瑶河里的鱼都很长寿。瑶河旁的大香樟下，有个农妇在卖苦楮豆腐。

　　那豆腐是用一种山树的坚果磨的淀粉做的，吃起来清清凉凉。

　　瑶里乡村饭馆的土菜很著名，例如有一种叫“鸭脚板”的野菜，因长在水边，叶片酷似鸭掌形状而得名，吃在嘴里有滑溜的感觉。

　　到官庄后的第二年秋天，在天涯网上认识的“闲闲书话”版主徐岩先生从京城打来电话，说要和北京中科院的湄子女士来瑶里参加高岭国家地质公园的开园仪式，让我在景德镇等他们。接他电话时我的车正开在回南昌的路上，于是赶紧掉头。徐岩先生是个无书不读、无地不去的大玩家，对古瓷的了解也是一流。别看在京城，对瑶里比我还熟悉。与他一块去瑶里，收获会远远超出一般的旅游。

　　那一回常爷开车我们跟着徐岩湄子在瑶里的腹地转，徐岩教我们学会了如何认找古窑包，还带我们去看了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建南京大报恩寺时烧制琉璃瓷瓦和瓷砖的窑址。不过，那窑址已完全被破坏，变成了一座宾馆的庭院，让徐岩兄痛心疾首。他说前几年来时古窑址还在的，当时他和几位北京的专家还再三叮嘱当地政府要保护好，千万不要去破坏它，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

　　书生们的话如果没有依附权力，那就总是最无力的，它们就像遗址中被丢弃的残瓷片，无人在意。

　　我们在宾馆旁边的土坡上寻找了很久，才找到小半块残缺的瓷瓦。在宾馆的工作人员那里看到了一块基本完整的明瓷瓦。

　　南京大报恩寺五彩琉璃瓷塔是永乐皇帝朱棣为纪念他的生母而建，被西方人誉为东方建筑艺术最完美的杰作，曾经是西方人最熟悉的中国建筑，与万里长城齐名，都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十七至十八世纪，在西方人心目中，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巅峰，当时欧洲各国的君主纷纷聘请艺术家们仿制中国瓷器、餐具，建造中国风格的亭台楼阁，南京大报恩寺塔就是在那个时候广为西方人所知的，他们并不懂这个名字的含义，只能直观地称呼它为瓷塔，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曾让人在宫廷里仿造了一个“南京瓷塔”。

　　1839年，安徒生在童话中写到一位名叫东风的少年，穿着一套中国人的衣服，飞到中国，在瓷塔周围跳了一阵舞，把所有的钟都弄得叮当叮当地响起来！在这个充满想象力的童话故事中，安徒生通过风妈妈四个儿子的叙述，描绘了世界各地的旖旎风光和独特的景物。在故事中，瓷塔即代表着中国，是中国的标志性景观。安徒生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他关于中国瓷塔的印象，可以说明，瓷塔作为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国景物，在安徒生生活时代的欧洲是广为流传的。

　　1412年，明成祖朱棣下令重建大报恩寺，同时要求“造九级五色琉璃塔，曰第一塔”。大报恩寺施工极其考究，完全按照皇宫的标准来营建。重建工程历时19年，动用军夫工匠10万人，仅建塔一项费用，耗银就达248.548万两，把郑和下西洋剩下的100多万两也搭了进去。

　　塔身九层八面，全用琉璃构成，塔的各层和内壁布满佛龛。塔顶是重达两千两的黄金宝珠顶，镶满金银珠宝，塔身表面均贴以白色瓷砖，拱门琉璃门券，门框饰有狮子、白象、飞羊等佛教题材的五色琉璃砖，角梁下悬挂152个风铃，日夜作响，声闻数里。

　　这座名塔毁于1856年。那年正是太平天国天京之变，北王韦昌辉害怕南京大报恩寺塔被翼王石达开用以充当攻城的炮垒，于是下令将塔摧毁，结果塔和寺都被夷为平地。

　　当瓷塔已成为传说，为建塔烧制瓷砖琉璃瓦的古窑址就更值得重视和保护了。徐兄说，他正在写一篇关于此窑的论文。我很悲哀，因为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是文字的祭奠了。

　　瑶里一带有着太多的古民窑，大多是明代的遗址。由于烧瓷过程中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很多瓷烧出后是无法到市场上去的，古代就更不用说了，废品率比现在高得多。于是每个窑边都会有数个大坑用于摔瓷器，现在都叫它们“窑包”。那天我们还去了瑶里长岭村，那里的村民几乎都是北边的徽州移民。长岭是瑶里地区最早生产瓷器的地方，在一所小学校的外围墙竹林边上，我们就看见了明代的瓷窑址。在附近的窑包上，我捡到了一块很好看的酒盅碎片，瓷片上有用青花简笔画的一条鱼，是我最喜欢的明代民窑青花写意风格。

　　在一座山谷里，不知在建什么工程，大型工程机械推出的土中有大批的碎瓷片，我们下车捡了不少，都是明清民窑的碗片，还有不少与匣钵烧结在一起的青花碗。

　　没到过景德镇的人很难相信满地古瓷片的情景，全国各地的古窑遗址大多保护起来了，只能看不能动。不知是否窑址太多的原因，景德镇除已知的官窑遗址和一小部分著名民窑被保护外，其他都无人理睬。直到现在，那些古窑包还在不断被挖掘机、推土机无情地推倒碾碎，虽然可惜却也无奈。

　　后来每逢来了外地朋友，我和常爷就带他们去瑶里找瓷片。也不知瑶里到底有多少碎瓷，只要随意到一处路边裸露的古窑包，就能找到不少。有一次在开挖的公路边，十来分钟内我的朋友们就捡了两编织袋碗底及瓷片。

　　说到遗址，不能不说说景德镇御窑遗址的发现过程。多年前，那时谁都没想到也不知道原市政府地下就是一处官窑遗址，但文物贩子们知道。他们租了附近一处民房，挖地道进去盗取官窑碎瓷片，由于当年摔瓷时一件器物的碎片总是不会滚得太远的，他们用袋子一袋袋偷偷装运出来，再一块块寻找、拼凑，还是能得到很多完整的东西的。官窑的东西和民窑不可同日而语，民窑的物件到今天也不值钱，但官窑的哪怕是一小块碎瓷片也大多是天价，官窑的器物要求极高，大多是皇宫用品，一窑瓷出来绝大多数是要被摔在“窑包”里的，所以盗掘官窑有大利可图。直到文物贩子们挖到了市政府办公室的地板下才被偶然发现，于是，文物贩子被判刑，市政府搬了家，那里今天已成为御窑博物馆。其实这也不是景德镇独有的现象，在我的印象中，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少的古墓葬也大多是文物贩子先盗掘被发现后才重见天日的。

　　与徐岩湄子同行那回，从瑶里返回景德镇，宽直的公路劈山而过，山坡绿树环抱，树丛中露出一角房舍，路边广告牌书：玉岭瓷厂。徐岩说这是一座烧柴窑的瓷厂。虽在景德镇待了一年，我还不知道这里有柴窑。我们进了那个四合院，里面坯房、釉房、柴窑等一应俱全，陈列室摆放的全是柴窑烧出的精品和各地名家画的瓷器，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看上去就是与气窑烧出来的不同，真的是细腻润泽精美绝伦。

　　虽画了不少瓷器，我还没在柴窑烧过自己的作品，好奇加上想得到一件柴窑作品，我就想画件瓷，与管事的说好后，在瓷厂画室我画了一个150件大小的敞口瓶。由于环保及资源的原因，柴窑是不能随便烧的，这里一个月只烧一窑，只能以后再来看效果。画完后天色不早，还要送徐岩和湄子去机场，我们饭也没吃就赶路了。那天瓷厂老板黄国军出门到南昌去了，未能谋面。

　　后来常爷陪贵溪的朋友再去瑶里，又路过玉岭，一是想看看我画的那瓶子，二也想让朋友们看看柴窑，因此将车开了进去。正巧，上次的几位老师傅都在，老板黄国军也在，一行人楼上楼下地看了半天，一个个赞不绝口。看了一阵，就想找我画的那瓶子，上得楼来，那瓶虽在一堆瓷器中摆放着，因为熟悉我的风格，他们一眼就看到了，拿到桌上一看朋友们便连声说美。常爷想把瓶子带走，也知道柴窑烧制的瓷器成本是很高的，柴窑烧瓷不像燃气窑放到窑车上推进窑里烧就行，柴窑里的每件瓷器都要装到匣钵里才能烧制，因此，烧一件稍大的器物起码得数百元。可常爷提出付钱，黄国军却不收，说是交个朋友吧，以后可常来。常爷回来对我说，下次再去，为黄老板画幅画吧，那人挺义气。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再去呢。

　　听常爷说，黄国军圆圆的脸，戴一副李大钊那样的圆形眼镜，谈吐不俗，不像现在的商人倒真像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玉岭瓷厂所在地名叫窑坞耳，那个山包自古便是古窑址，黄国军将厂建在老窑址上，大概是听从先人的召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