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瓷手记

第十二节 跟云一、大千去老鸦滩画瓷板

　　刚到官庄时，就有人对我说，你弟弟的青花画得很不错呢。我挺纳闷，什么时候我在官庄有了一个兄弟？后来才知道，被人“册封”的弟弟叫郑云一，与我的名字只差了一个字，而且就住在我的对面。人家看见我门前挂的招牌，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是姐弟了。

　　云一却真的一口一个叫我老姐了。云一有个要好的朋友，叫吴大千，青海人，是个走遍天下的云游画家，一到官庄也跟着他叫。我一下子多了两位兄弟。

　　有一天跟着云一、大千到老鸦滩去画瓷板，老鸦滩的路挺不好走，他们找了个交警队的车，装了我们三人，再去巷子里接一位焦老先生。焦老先生七十多了，祖上与“珠山八友”都是好友，属陶瓷世家了，十多年前他曾将景德镇的粉彩工艺与宜兴紫砂陶相结合，烧出来的瓷壶轰动一时。我正奇怪云一怎能弄到交警队的车送我们去。云一却说焦老先生的儿子在交警大队当队长，也是他的哥们，常到他那里去画瓷。

　　在景德镇就是这样，别看一个地级市什么部门都齐全，与其他的城市没什么两样，可只要一深入，就会发现几乎每个部门都会有人与瓷器和窑业发生关系，会发现每个家庭中都能产生与瓷业相关的人与事。说得远的是祖辈，近的则是父母兄弟姐妹，不远不近的则是亲戚好友邻居同学。任何话题不管如何绕来绕去，必可以绕到瓷业上来。在别的地方，你能想到一个交警队长会喜欢画瓷器吗？在景德镇，这可是极平常的事，人家是家传的本事呢。

　　要不怎么叫千年瓷都呢？

　　比如我来官庄前，曾在一个叫白云村的地方买过一些很细的白胎。后来在官庄，我发现有一做白胎的人家，所做器形和胎瓷都很像白云村的那一家，一问，那小老板就笑起来，说我好眼力，白云村那家是他亲舅舅哩。

　　云一说老鸦滩有一家姓刘的窑坊，他去过一回，釉里红瓷板烧得特别稳，所以带上我们再去。我说老鸦滩烧瓷板的人家都姓刘啊，也不知他说的到底是哪一家。

　　这老鸦滩原来只是市郊的一个小村，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昌人刘姓兄弟来这里租了房做瓷板，恰逢景德镇瓷业开始重新兴盛，兄弟俩人手不够，又拉来了一帮亲戚。结果因为瓷板业在景德镇越来越兴旺，老鸦滩也红火起来，当年的亲戚又带亲戚来，加上原住村民发现做瓷板是个好活计，也开始加入瓷板行，渐渐就在老鸦滩形成了一个瓷板村，在景德镇只要提到画瓷板或买瓷板，没人不知道老鸦滩。前两年景德镇的朋友带我来采访过那最初创业的刘姓兄弟，在他们手里，创造了烧制景德镇最长瓷板的纪录。清末民初甚至直至上世纪中期，景德镇手工瓷板最大也只能做到一尺长，现在做三四米长的瓷板是很寻常的事。观看窑工们怎么样齐心协力地将大瓷板抬举后稳稳当当装进窑，就像看一场大戏一样过瘾。

　　在传统的景德镇窑业中，有圆器行，那是利用坯车的转动手工拉坯，生产可一次成型的碗、盘、碟等用品的作坊。有琢器行，凡是不能在坯车上一次拉坯成型的东西，如瓶、壶、钵、盆、缸等，都属琢器。镶器是清代才出现的，据说是因为有一家做圆器的作坊跳行想做琢器，违背了约定俗成的行规，两个行帮打起了官司。官府见双方各持一理，争执不下，想了个折衷之法：允许那家琢器行做异形器，这才产生了镶器。镶器是先将泥料用擀泥杖擀成相应大小的瓷块，再将瓷块用泥料镶接成形。瓷板行应是在近代文人进入瓷画领域后发展起来的，手工瓷板比圆器难烧，所以现在所见上世纪的瓷板画都是小块拼接的，后来经过瓷工们不断总结经验，瓷板才越做越大了。

　　由于老鸦滩村各家各户都做瓷板，而做瓷板既要碾泥，又要晒坯，晒坯的地面还得特别大，所以在老鸦滩除了原来的住房布局，屋与屋之间的剩余空间几乎全被利用起来，到处是坯房、窑房和搭建的大棚，村巷不仅逼仄，而且弯道特别多。车子是开不进去的，只能停在老鸦滩的外围。记得我两次与人来老鸦滩，都在那乱七八糟的小巷里走丢过。别说像我和云一这样只知画画不会认路的猪脑子，就是正常人也会在老鸦滩七拐八弯的迷宫里走糊涂。所以那天云一怎么也找不到他说的那家窑，我一点也不奇怪。问路吧，不知怎么问，这里做瓷板的人家几乎全姓刘。

　　就在云一满头大汗领着我们转来转去时，一抬头却发现那位刘老板就站在自己的作坊前，喜得云一大嚷：“刘老板刘老板！你也不出来接一接，让我们找得好苦啊！”云一不说自己把人家的电话号码弄丢了，倒怪起人来，刘老板见云一带了一帮人来，自然高兴，急忙发名片，见人一张，说是下次再来，打个电话他就出村接。

　　刘家作坊的院子里放着已晒好的大小瓷板，我们各选了几块，让人帮着搬进屋去。画瓷的屋有三间，正门一间，两侧各一间。两侧已有人，我们就在正门那间画，我、云一、大千三个人的瓷板靠边墙放上一排，各人坐一小木凳，调好料水，各画各的。焦老先生眼不好，需要光亮，就在院子里平铺瓷板在架子上画。

　　云一和大千还带来几瓶啤酒，放在脚边。每次外出画瓷，他们都这习惯。一手拿笔，一手端着酒瓶，画一笔，喝一口。不喝酒时，就抽烟。所以我与他们一起画画时，就希望他们光喝酒。等酒喝得差不多了，他俩开始抽烟。房间小，一会就云腾雾绕，把我熏得够戗。我只好画一阵子，就跑出去看焦老先生画，顺便透透气。

　　不过别以为云一和大千是摆什么名士派头，他们本就是这样不拘小节的人。交往多了，我知道他们不是那种故意作秀的所谓艺术家，是真正热爱艺术的人。

　　从院子里看屋里，云一矮而圆，光头小眼，一脸憨厚相；大千瘦而长，留发蓄须，鹰鼻豹眼，似凶狠之人，当然这只是他们的外表，表里不一的人多了去了。他俩画人，云一画的都是矮而圆，大千画的都是长而瘦，他俩自己知不知道呢？想想觉得有趣，我一个人悄悄笑起来，焦老先生大概觉得奇怪，抬头望望我，也微微点头笑笑，算是和我打招呼。

　　十四年前，在安徽宏村，吴大千在野外写生，一手拿笔，一手端着二锅头，画几笔，喝一口；不远处有一年轻人也在写生，也是一手拿笔，一手端着酒瓶，好像两人约好了对着干似的。两人就这样成了朋友。再一深谈，发现双方不仅性格合拍，连境遇也相似。都是农村出身的苦孩子，都打小就痴迷绘画。

　　云一是安徽祁门人，中学毕业后，母亲想让他和哥一样去开米店赚钱，云一却只爱这花钱不赚钱的艺术，最终让气愤的母亲给撵出家门，自谋生计。云一曾是北京圆明园画家村最早的村民之一，再后来南下，最终在景德镇扎下了根。

　　吴大千是青海人，从小因为家穷孩子多难养活，父母把他送给了别人家。十多年前，年轻血旺的他立下宏愿，要走遍祖国山川，画尽祖国山水名胜。当他外出写生十三年后回到家乡，亲生父母和养父母四个长辈都已去世，他扛着花圈在坟上狠狠哭了一回，却不悔改，继续完成他的行程。吴大千徒步走中国，走了十多年，创作出四百多米的山水长卷，装在九个大樟木箱里，中国的山水名胜尽揽其中。他甚至翻越了新藏线海拔六千七百多米的界山大坂。当时的吴大千形同乞丐，不仅破衣烂衫，有时真是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当然，云一和大千现在都已走出了生活的困境，虽然没有发大财，但依靠各自的实力也能养活家口。吴大千已有女朋友，小他二十多，哈尔滨人，快要办喜事了。他现在上海、南京、黄山都有工作室，准备把家安在屯溪。

　　我很喜欢看他们画瓷，那都是有个性的创作，往往别出心裁。不像景德镇有一些“大师”，作品毫无创意，既不尊重传统，又不肯求新求变，为了制造“快餐艺术”，总是在重复同一种画面。每天画来画去，除了能生出些钱，也不知还有什么意思。

　　云一说儿子要过生日了，要给儿子画几件作品留作纪念。云一的儿子叫见山，四岁了，像父亲一样长得圆头圆脑，他妈整天带着他在官庄四处云游。云一用青花画见山在路灯下骑三轮车，路灯柱子高高在上，小小的人儿骑着小车仰头笑；画见山在春风中钓蝌蚪，左上角小小人儿握着钓鱼竿，一条长长的线飘向下方，整个画面就看见一条线，一条小蝌蚪。画见山爬在大石头上，大笔扫出风雨，风雨中还飘着几片黄叶，小家伙还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人生风雨，所以石头上的小见山笑得很开心……

　　那天吴大千情绪也上来了，他即兴创作画的最多，十三块，把刘老板做好的瓷板全都画完了。画一小小钓者坐高高山上，题几字：善者乐。画一胡子拉碴者坐在竹椅上读书，一小童穿着开裆裤翘着P股蹲在地上给炉子扇火，小鸡儿都露出来了，却题：五车书……画得高兴了，还放开嗓子吼起歌来，吼的是西北民歌，歌声粗犷，旋律极美，大概他当年一人走在荒路上时，就是这样驱逐寂寞的。

　　阳光下，只有焦老先生平静地在院子里一丝不苟地以工笔画瓷。世事于他，已是波澜不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