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瓷手记

第五节 北山

　　清明近了，官庄北山一座座坟包上的青草，都被一阵阵的雨水浇透了。北山上有主的坟前，每天都有人点上了香火烧化纸钱。

　　张家窑坊歇了火，明发请常爷开车，带上一家老小回鄱阳老家去祭奠先祖。

　　我一人在家，无事可干，便想到北山山谷中去瞎转转。从我租住的屋子沿大路向北走不到一里，就有一条进山的小路。我在大路上走时，阿峰骑着摩托从后面过来，见了我便放慢速度，大声喊云姨捎带你到街上去吧。我摇着头，指指北山。阿峰大概很奇怪，却不多问什么，一踩油门，一眨眼人就远了。我知道阿峰急着去街上老厂买彩釉，我要上山去干什么，却自己也不知道。

　　北山很深，连绵好几里，山上藏着无数坟堆，里面睡着的大都是“镇巴佬”，那是一代又一代为了谋生远离家乡，来到这座古镇烧窑、拉坯、浇釉、用稻草包扎瓷器的平头百姓。在这安静的山间，除了他们的后人，再没有人会想起他们。风年年从山坡上往下吹，吹过窄窄的山谷中撂荒多年的田地。地早没人种了，此时田间积了一洼水，一头老牛和一头小牛就在水洼边吃着草。人不种地，这牲畜的日子看上去真悠闲啊。不像住在官庄里的人，除了清明的日子和正月里的年，永远忙碌着，窑炉总是点着火，坯车总是盘着泥，天晴的日子，空场地上永远晒满了大小不同的泥坯，夜里也不收进屋去。一下雨，家家户户才忙着收坯，一转眼工夫，那些泥坯就不见了。只有江家的桌面大坯还会留在草坡上，被江家男女老少急急忙忙扯来的薄膜给盖上。坯下面是同样大小的圆木架，雨水落下来，就从木架下流走了。

　　能忙碌的日子，总是好的。

　　连着下了几天雨，大麦为我拉的圆器坯总也干不了。过完年都两个月了，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消停过。入冬时黄昏在晒台上看四周围合的山峰，总想春天里就到这些无名的山上去走走，立了春又总是舍不得时间，一直待在窑场和作坊里跟着窑工坯工们瞎忙活。进了这官庄，一步一个坯坊，几步一个窑场，仍是传统手工制瓷的格局。窑有大小，小到一块板，大到十八块；坯可做大件小件，大到直径三米的龙缸，小到核桃般的茶壶；施釉则视器形而变，浇、吹、蘸、喷，任何一道工艺对我这个外人来说都是新鲜有趣，拿起来就放不下。如今景德镇这样的地方不多了，我真担心它们还在迅速地消失。离官庄不远，几天前，又一座引进的现代化日用瓷厂准备开工投产了。那些用手工一点一点做出来的瓷器，还能在大工业的冲击下维持多久的生存呢？

　　我想我早该出来走走的。山里的空气真新鲜啊，不像官庄，空气中永远飘浮着瓷土的气味，灰釉的气味。站在山的豁口远远看见我租住的屋子，看见一片黑瓦白墙翘檐的官庄，还看见驼背的冯三拉着一板车刚出窑的瓷器，往新翻修的徽州会馆里去了。

　　上了一个坡地，就看见南面的昌江曲曲弯弯顺势流着，江对岸是已变得日益现代的古镇。下过雨的山路都是泥，布鞋全湿了。我扯了几把草叶将泥擦去，继续朝山上走。这是我喜欢的一双兰花布鞋，也许它的图案和青花瓷相似吧，所以才带着它来景德镇。虽然心疼鞋，但我却不想下山。山间长年堆积的腐叶和密密生长的杂木藤条间，一簇簇盛开的红杜鹃驱散着风中的寒意，让我想起好多年前，带着幼小的女儿去山里采杜鹃的情景：那时的我多么年轻啊，心里还有那么多的梦想。是岁月让梦想开过花之后就一朵朵地谢了，许多人的花儿谢了就再也没有活过来，也有幸运的人在梦想开过花后居然悄悄地结出了果实，哪怕只是孤零零的一颗。那是我吗？是来到景德镇官庄画瓷器的我吗？还是那个在抗日烽火中毅然参军却从此让艺术成为梦想的父亲？我是父亲的果实吗？

　　清明临近时，我会愈加想念父亲。因为父亲的逝去，让我觉得天堂的亲切。我敢一个人在无人的坟山上流连，是因为我知道父亲就活在那个世界里。蹲在山坡上，我好奇地读着荒草中墓碑上的陌生名字，想象着他们生前的喜乐忧伤：我看见芳草连天时，熟悉或不熟悉的村庄里有半大的少年一条扁担、一个兰花包袱出了家门。村头樟树的樟子儿落了几回，少年就已是回乡娶亲的青年，美丽的年轻女子坐着花轿抬进了村，又坐着独轮车跟着男人去了古镇。从此女人就在镇上生儿育女，心甘情愿也成了镇巴佬。有一天女人会传话给娘家人说，当镇巴佬好着哩，瓷器业养人，再旱再涝的年成也不缺活路。

　　于是隔着一段岁月，渐渐又跟来一帮寻找活路的乡亲。

　　自从明代开始，景德镇民窑的空前发展，民窑作坊规模的扩大，吸引了饶州七县以及南昌、抚州、吉安、丰城、余江等地人口纷纷来到景德镇杂居从事窑业。在景德镇流传着一句民谣：“十里长街半窑户，赢他随路唤都昌。”可见在景德镇从事窑业的都昌人之多。都昌距景德镇只有百里之遥，水路陆路都可抵达。最早来景德镇谋生的都昌人是南溪、芗溪一带的农民，这里靠近鄱阳湖滨，人多田少，十年九淹，明代景德镇陶瓷业的蓬勃发展，为地处鄱阳湖畔，饱受水涝之苦的都昌贫苦农民提供了谋生和发展的机会。老一辈人说，都昌人来到景德镇，是从搬运白土的劳力活干起，渐渐站住了脚跟后，才慢慢进入了满窑行、匣砖行、圆器行、烧窑行等，最终成为景德镇圆器业和烧窑业的最大行帮。

　　如果说景德镇的圆器业和烧窑业自明以后渐渐由都昌人经营形成都昌帮，那么，除此以外的琢器业、红店（彩绘业）以及与瓷业有关的大小服务行业，则有了抚州帮、南昌帮、丰城帮、吉安帮、奉新帮、饶州帮等号称“二十六帮”的外来窑户。

　　如今官庄里很多窑户，也是兄弟父子叔侄，婆嫂姨娘，或烧窑，或做坯，或施釉，一个家族合起来就是一座窑坊。这种家族式的作坊在中国已经不多了。而在景德镇民间，从古到今，它们都绵绵不绝。古镇上那些受封为中国工艺大师的民间陶瓷艺术家，也往往都是父传子、子传孙，从而才有了政府颁发的“陶瓷世家”的荣耀。

　　北山上葬着的都是底层的窑工百姓。他们不是陶瓷世家，但每一块墓碑后面同样也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墓碑上刻着故事主人不同的家乡：饶州、抚州、南昌、徽州……年年岁岁，一拨又一拨外乡人操着八方口音来到这里，古镇最终成了他们的家乡，北山最终成了他们的归宿。漂洋过海的景德镇瓷器，从瓷土最初的碾磨粉碎到瓷器出窑最后的稻草包扎，都有着他们的身影。

　　他们来来去去，留不下姓名，只将那些美丽的瓷器留在世间。

　　在过去，由于窑业各行帮中都有很多外省人外县人，他们去世后大多不可能长途跋涉扶柩返乡，只能在本地安葬，所以各行帮在景德镇四郊均买有坟山，坟山上会立一大石碑，上书“某某社义祭公墓”。本行帮死亡的人都葬在各自的坟山上。我在北山的山坡上找了很久，想知道这里过去是不是某个行帮的坟山，但没有找到这样的石碑。

　　除了各类的窑工，景德镇陶瓷业的兴盛，也曾吸引了周边工商业发达城市的艺术工匠们纷纷前来。这其中，就曾有过一位叫做周丹泉的高手，他是明代隆庆万历时人，原籍苏州，年轻时就来到景德镇制瓷。他设在景德镇的瓷窑，人称周公窑。他所制之器，仿古最精，每一名品出，千金争市，供不应求。《韵石斋笔谈》曾记载了他技艺高超的故事：周丹泉路过金陵时曾拜谒唐太常，太常出示家中所藏一件极其珍贵的白定古鼎请周鉴赏。周丹泉在欣赏之时悄悄以手度其分寸，并用纸片摹下鼎纹。半年后他从景德镇重返金陵，对唐太常说，我也得了一件白定古鼎，请观之。唐太常一看，竟与家中所藏毫无区别。周丹泉告诉唐太常，这是他在景德镇窑中仿制而成的，太常叹服，并以四十金买下来，藏于家庙。

　　今天的官庄一带，也聚集了很多外来的有才华的艺术家。我的邻居，就是一位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雕塑系的小伙子，他放弃了稳定的就业机会，来景德镇寻找艺术之梦。我对面的一位画瓷画得极好的安徽民间艺术家，已经是拖家带口在此安生过日子了。

　　想起父亲的故乡也是中国古青瓷的故乡。闻名于世的越窑早在景德镇之前成名，青翠欲滴的青瓷握在了大诗人陆龟蒙的手中，便有了唐诗名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一个“千峰翠色”啊！那是南国之美，在一种独特的植物灰烬和独有的泥土中获得再生。然而年轻的父亲没能走进千峰翠色中，连天的战火粉碎了他的艺术之梦，满腔爱国热情催促一个正在上海学习艺术的富家子弟走上了抗日之路。从此他再没机缘拿起画笔。

　　我见过父亲年轻时候的画。我知道父亲除了正直的品格，其余一切更像是单纯的艺术家。那么，我是来寻梦的吗？为幼年时代的自己？为年迈时候的父亲？

　　出山时，手上握着的是大把的杜鹃和蕨草，头上身上全是树叶和杂草。回到租来的作坊里，我将蕨草连土种在青花盆中。当我离开一段时间时，它们不会因为没人照顾就死去吧？这种在古镇山岭一丛丛密集生长的蕨草，当地叫狼萁草，仿佛就是为瓷而生。狼萁草是制作釉灰时最好的燃料。将石灰石与狼萁草互叠烧炼的釉灰配制成灰釉，最适于细瓷的吹釉和浇釉。狼萁草不仅适宜充分煨烧，草灰中含有的磷酸钙成分，还可使釉面趋于细致柔和。就这漫山遍野生长的蕨草，真不能想象古代的釉工们是怎么发现它们独特的性能并试验出最佳配方的。

　　以狼萁草为主要原料的灰釉至今仍是景德镇用量最大的釉种之一。这里的人们告诉我，青花瓷以灰釉作底最能衬出青花之美。那我就用青花瓷盆种上一蓬新鲜的蕨草吧。

　　采来的红杜鹃很快就会谢了，青花盆里碧绿的蕨草却会为我永远保留梦想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