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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 秋天的的怀念

　　史铁生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这时，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我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忆母亲庞敏忆母亲我弟弟九个月的时候，我娘死了，那时我两岁。

　　据爸爸说，娘长得年轻漂亮，死的时候二十三岁。

　　这使我常常感到欣慰。

　　想起来，没有娘，是多么自由痛快。记得我读三年级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记起童年的许多乐事，大都发生在三年级，而且常常下雨。

　　那是深秋的一天，下了很多雨，很冷。我和弟弟在屋檐沟里玩水，一人手里一根棍子，呼的一声抽下去，啪的一声爆起来。喷泉一样的水珠啊！这使我们很快活，我们比赛似的，长长一溜屋檐水被我们抽得精光，就像馋猫舔过的鱼盘子。这时，隔壁的大着肚子的香嫂子挑了一担水，挨上码头来。弟弟举起黏糊糊的泥棍子，涎着脸说：“香嫂子，你赌不赌我把这根棍子放到你的水桶里？”

　　香嫂子站住脚，两手扶住两头的钩子，说：“赌你！”

　　我站旁边，心里想：这女人，怕我们不敢还是怎的！

　　弟弟把棍子举得更高一点：“真的赌？”

　　香嫂子脸渐渐红了，眼珠子一瞪：“真的赌！”

　　“那我真的会放啦。”弟弟上前一步说。

　　香嫂子一张脸变得通红：“你敢！”

　　弟弟鼻子里滑出轻蔑的笑声，手往下一落，一搅，一桶清水立刻变得浑黄。

　　香嫂子把桶子一顿，抡起扁担就扑，我发现香嫂子的牙帮骨一直是咬得紧紧的。“快跑！”我对着弟弟哈哈大笑。

　　弟弟撒开脚丫子就跑。赤脚板就像刚出炉的烙铁，踩得脚下的水洼洼哧哧地叫，掉了扣子的灰布衣像折扇一样，一收一扬，油光光的，沾不上一星半点的水珠。

　　“你不跑还好，你要跑，老子今天非得抓住你不可！”香嫂子摇晃着大肚子，气喘吁吁，铁钩钩撞在竹扁担上，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

　　弟弟回过头来，冲她挑衅地笑。这时，只见他身子往前一倾，扑在泥地上，待他爬起来，香嫂子已从后面抓住了他的衣领，一提，对着面，挥手就是两个耳光。

　　我万没料到弟弟会挨两个耳光！我把手里的泥棍往香嫂子的另一桶清水里一放，朝弟弟跑去。

　　弟弟粗糙得像灯芯绒的两颊，一面五个红红的手指印，我站在他面前：“你怎么会摔了一跤呢？”

　　弟弟胆怯地望着我：“我忘了，我踩着了我们挖的这个洞眼。”他指着脚下对我说。那洞已经挖了很久了，现在积了满满的水，浮着黑黑的一层东西，不知是猫屎还是狗屎。

　　我拉着弟弟的手，说：“算了！回去吧。”

　　“可怜的，没娘崽，”我们回过头去，河边上的张孤老倚着门框，扯起她的宽厚的大襟衫沾沾眼角，“救得娘在世，自己的儿女哪有让别人打的哟，要是我的崽女……”

　　我眯起一只眼，冲她做个不屑的鬼脸。我的娘年轻又漂亮！

　　弟弟说：“要娘干什么？我们没有娘，不是也很好吗，对吧，姐姐？”

　　是呀！香嫂子这样的恶婆娘，宁可不要的好呢。她家的小辉、小梅，骂也被骂得要死，打也被打得要死。香嫂子给他们缝了新鞋袜、新帽子，原就是可以因此打他们的。嗐！他们也真傻，怎么还叫她“娘”呢？

　　我看了弟弟一眼：“我们才不稀罕哪，你说是吧，弟弟？”弟弟顾不上擦满脸的泥汤，连忙说：“是的。”

　　又是一个静静的冬天，下着指甲那么小小的雪花，天上地上都是静静的。屋檐口、电线上，麻雀的叫声也是悄悄的，这使我们很扫兴，感到很寂寞。

　　我们站在台阶上，背抵着墙壁，看着雪花从很远的天上来到我们眼睛里，远远的村庄都静静地披上了雪装。我们都不讲话。

　　好久，弟弟忽然说：“姐，要是雪花落到身上暖烘烘的，那我情愿天天站在这里挨冻。”

　　“怎么会呢？”我望着远处河沿杨树枝上挂着的冷冷的冰凌，小声说，“我只想我们永远这样站着，终于，我们快要死了。这时候，我们身后突然站着一个仙女，她说：‘可怜的孩子，快进屋去吧，我为你们烧了一堆永远温暖的火，做了香喷喷的大米饭，还有热腾腾的辣椒汤……’”

　　“可是我们应该站着不动，我们已经失去了知觉。对吧，姐姐？”弟弟急急忙忙地问我。

　　“那当然，可是你听仙女又说：‘孩子，你要再不进去，我就要伤心了。’她说的时候，还哭了呢。”

　　“那我们就进去吧。”

　　“不！不要急嘛。仙女她又说：亲爱的孩子，你们一定没有力气走路了，来，让我抱你们进去吧。”

　　“可是她抱得动吗？”

　　“她会使劲儿抱呗！”

　　“可怜的仙女！”弟弟垂下眼睑，又抬起眼睑，“姐姐，让仙女抱着一定很舒服吧？”

　　“当然啦。从那以后，仙女就住在咱们家，她不会像妈妈一样二十三岁就死去，也不会像爸爸一样常常不待在家里。我们有吃不完的饭菜，有穿不旧的衣裳，有很多很多的玩具、图书。”

　　“有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地上的渣子那么多，对吧，姐姐？”弟弟愉快地响应着，“要是仙女哪一天走了呢？”

　　我心里一想：就是呀，于是我结结巴巴地说：“那……那……那个时候我已长大了。”说着，我理直气壮地伸了伸腰。“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有了。”

　　弟弟挨紧我：“姐姐，等你长大了，就给我买一把枪，比小辉的那把还长、还大的枪。”

　　我使劲点点头：“等我长大了，等我有了孩子，我要坚决不死，天天只和他们在一起！”

　　做晚饭的时候，弟弟往灶膛里扔了一把柴火，站起来，隔着烟雾大声说：“姐姐，我忘了告诉你，等你长大了，也不要离开我！”

　　“我保证！”我说，“可这一餐又没有菜。”

　　“我有！这儿有！”弟弟说着举起两棵大白菜，菜叶上的冰化了，很是苍翠。

　　“哪里弄来的？”

　　“偷的！”他附在我耳边，小声说，“可能是香嫂子家的。”

　　“要是她知道了，我们可怎么办哪？”我一边洗菜，一边问他。

　　“姐姐，这里还有辣椒呢，”他递给我辣椒，又伏在灶台上洗锅，“反正我们吃了不认，她也找不到。让她去骂好了。”

　　我们高高兴兴，吃得心满意足。

　　“真是难得一回吃这么多菜呀！”弟弟放下筷子，眼皮开始打架了，他坐到灶台脚下，“姐姐快洗碗吧。”

　　我也觉得睡意沉沉，把碗堆到锅里，浸上水：“明天洗吧。”掌了灯，准备去睡，却见弟弟仰在柴堆上，微张着嘴，睡着了。

　　我蹲下去，一手捏住他的鼻子：“喂，醒来！醒来！”

　　他嗯了一声，又睡到另一边去了。我放下灯，准备搡他几下，却见他突然眉舒舒的，仿佛在轻轻地笑。

　　我站起身，外面风很大，树尖子好像在承受着巨大的迫害，呜呜地叫唤。我两手夹在腋窝里，看一眼熟睡的弟弟，我莫名其妙地想点根烟，夹在食指和中指间，然后那么来来回回地走动。结果，我把被子搬到灶台脚下，盖在弟弟身上，我也挨着弟弟躺下去，弟弟也像往常一样靠过来，将手搭在我背上，迷迷糊糊的，我觉得我有了孩子，弟弟成了一个孩子，像一个只穿着红兜肚的小小的红孩子。

　　第二天早晨，香嫂子捶得门板乒乓响成一片，我睁开眼，扭头去看弟弟，弟弟也正扭过头来看我。

　　“怕什么！”他一跃而起。

　　怕什么呢！我也站起来。

　　香嫂子后面跟着张孤老。“你们这两个贼子，又偷了我的白菜！”

　　我梗着脖子：“我们没偷！”

　　“对，我们根本就没有偷！”弟弟往我旁边一站。

　　“孙猴子还逃得出如来佛的手心？”她熟门熟路地直往门角落、柴堆里瞅，“我今天要是不在这里找出来就不是香嫂子！”她站在灶台边，就要揭锅盖子。

　　“哎呀，香嫂子你快来看，”张孤老的声音让我们都吓了一跳，“小梅衣裳没穿就跑出来了。”

　　“小梅！”香嫂子赶忙像着了火似的奔出门去，“这个剁手爪子的死丫头！”

　　张孤老看我们一眼，也像着了火似的慌慌张张地跑了。

　　于是，张孤老就常常给我们送来一碗乌黑乌黑、喷香喷香的干菜叶，有时也送辣椒，也送白菜。遇上我们对她亲热一点，她就要拿着印有蓝花花的粗瓷碗，站在门框边，扯起她的宽厚的大前襟，沾沾眼角：“没毛毛的鸟鸟天照应咧！要是救得娘在世，唉……”那眼睛里，仿佛要伸出手搂我们进去似的。她又常常蹲在我们面前，捏住我们的手，瞪大眼珠子四顾左右：“跟你娘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呢。你娘也是这样，啧，漂漂亮亮！”

　　有一回，我和弟弟吵架了，互相说好了一生一世再不理睬了。我们正在各生各的气，张孤老出现在门框边，手里又端着一碗堆得冒尖的干菜叶，她看着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我抬起头，扬起一只眼睛看她：“哪个要你的？端回去吧！”我扭转头，听见她短促的喘息声和急切的脚步声离开了门边。这声音传进我耳朵里，也像有一股引力，我扑到门边：“你回来，你不要走，不要走嘛！”

　　张孤老一个踉跄，回转脸，眼睛大得吓人，我忽然觉得张孤老这个样子很使我满意。我对弟弟说：“拿碗来。”我们端着碗，双双走向她，我又感到很心酸，想哭。“你刚才不会生气吧？我们刚才吵架了，不是冲你生气的。”

　　张孤老显然还没有回过神来，然而我变得十分平静了，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当面认错后的那种心灵上的安宁。再看张孤老，不，张大娘的时候，我发现她竟是那样慈祥、善良。

　　我赶忙拉起弟弟的手往回跑，弟弟一点也没挣扎。

　　我们以后再也不要见到她了，我心里想。

　　好多天后，弟弟说：“姐，仙女有时候也会变得又老又丑的吧？”我没有做声，因为我早就这么想过了。

　　现在，弟弟已是英俊少年，我也在读高二，快上高三了。有一次放假我们聚到一起了，在天井里的石桌子旁喝葡萄酒。那时月满中天，照耀着人间的喜庆团圆。弟弟拿起酒瓶，又满了两杯，递一杯给我，他说：“姐姐，只要踏上这乌黑乌黑、喷香喷香的故土，听见那位大襟衫对我亲亲热热地叫一声‘儿啊’，我就害怕自己会狼狈而且恭敬地叫出那声‘娘啊’！”

　　我连忙举起杯子，高过额头，和弟弟的杯子碰一下，然后仰面灌了下去。

　　妈

　　邹静之

　　母亲活着时我写过一首诗--金钹

　　听见母亲在那间屋中祷告

　　嗡嗡的声音她说着什么

　　像金钹的每一声颤动

　　所有的话语是为了我们那声音扩大了另一重天

　　那声音要把胸前的衣扣撑开

　　我感觉到心的磨房旋转

　　天下的角落都分配到了爱静寂中有两只相对的钟表

　　善良的尺子量过了时间

　　我知道房间的隔壁就是天庭

　　那些伟大的神灵也须息在听母亲善良，一生不会恨人，甚至不会恨那些该恨的人。

　　记得一件不大的事。“文化大革命”时，在设计院九栋住的“黑高知”“黑高干”家，几乎每天夜里都有人来搜查。有一次父亲机关原来常来求教的一位下属，跟着工宣队来了。这个再熟悉不过的人，那天像是接受了一件最为荣光的任务，变得不认识了。他手里拿了根长竹竿，在我家所有能伸进竹竿的地方扎来扫去，表现得分外卖力。他抱着一定能找出什么来的决心，就那么无来由地扎着扫着，母亲一直平静而尊严地配合着。时间久了，旁边的工宣队都有点看不下去了，说走吧。那人还要去阳台上再查一遍。我和妹妹站在深夜的屋子里愤怒地看着，母亲再次打开阳台门让他进去了，母亲的表情像在“文化大革命”前接待他来我家做客时一样。

　　事后，三个哥哥回家来，听我和妹妹说了这事，要去揍那人，被母亲拦住了。母亲说，他那样做也许有他那样做的道理，知道就行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家里出了件事。二哥、三哥多年积下的一笔钱，加起来总在一百多万，被平时最为信任的一个朋友骗光了。这么多的钱，总要想办法要回来，结果告也告了，判也判了，就是执行不下来。那人天涯海角地躲着，自己的家也不像家了。母亲知道了这事后，想了一天，把两个哥哥找了去，说，“他也有母亲，也有老婆，算了吧……钱终归不是命。”母亲说这话是不愿看到那人家破人亡。母亲说了“钱不是命”这话。两个哥哥从此就再不提那钱的事了。

　　母亲说这话不是轻易说的。在此之前我听到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人家。”话很朴素，是菩萨心。

　　母亲没怎么读过书，心胸很大。母亲比父亲大两岁，结婚后才几天，就放父亲出远门去外边读书。当时族中人让父亲结婚原是不想让他再出门的，现在婚结了人反而留不住，就都站出来反对：“少奶奶，你放少爷出门读书，将来会后悔一辈子的。”母亲不听这些话，默默地为父亲准备行装。我家祖上当时算是江西的名门望族，父亲又是独子，不求学也可过锦衣玉食的生活，母亲不以此来羁绊父亲，母亲说她看到的败家子太多了，母亲不会看得那么短浅。父亲后来一路求学读书，直至成为专家，与母亲当年的支持和见识分不开的。

　　前年我回老家，听族中的老人们讲起母亲当年办的一些事，听着生动。

　　父亲在外读书时，我的曾祖母和大祖母（我有两个祖母）几天中相继去世了。大祖母在世时，因出身诗书人家，虽孤儿寡母（我爷爷在我父亲4岁时就去世了），族中人也不太敢欺负。

　　现在太祖母、大祖母相继去世，父亲又不在家，母亲那时只生了大姐还抱在怀里（没有长孙），族中人就有要来觊觎祖上的家业。母亲在此之前又从来没有管过家，一时真是内外交困。家乡人回想说母亲从容不迫地把这堂白事办得风风光光，一应礼数都做得十分周全。母亲先是带着家人挨家挨户地报丧，每家送去一丈白布三块大洋，气魄很大。在当事的过程中，母亲怕族人挑出礼来，先是请来辈分最高的族人坐镇，自己几天几夜没有睡觉。到了关键的出灵的日子，很多子侄辈的都想来争着抱灵牌，母亲怀抱着大姐，让大姐抱定了灵牌，就没有给那些人一点的机会。这事儿，现在听老人们讲起来还是绘声绘色的。

　　日本鬼子就要打来的时候，父亲还在西南联大，一时回赶不回来。母亲毅然带着年幼的大姐和奶奶弃家逃亡。听奶奶后来说逃难时船在渡头镇给炸翻了，母亲和大姐落水，母亲抱定了大姐不放，最后才被好心人从水里救出来。再后来母亲听说了家中七进院子的祖宅被日本人当了军部，麻石谷场成了操练队伍的操场，母亲就再也没有回过家。现在想，母亲在战火纷飞中拖着小脚的奶奶，抱着女儿逃难求生，投亲靠友，得以辗转千里与父亲团聚，想想那样的情景一个脆弱的人怎么能经受得住。

　　这样的大事，母亲一生真是经得多了。

　　1952年在江西钨矿当主任的父亲，被当时的“打老虎运动”冤屈，关押起来。家中一时从宽裕的生活中跌到了没有生活来源的境地。那时我还没出生，前边已有了一母同胞的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加上奶奶一家八口人，要吃要喝都没了办法。母亲为了让一家人能活下去，怀着我终日在缝纫机前缝钨砂口袋，一分钱一分钱地挣着家中的吃食。

　　这样的劳作致使在腹内的我，胎位不正。正在八月中秋应该是合家团圆的时候，母亲难产，我是寤生而出的（臀位，老百姓的话是横生），后来才知道这对产妇和孩子都是最危险的，当时母亲不知经受了怎样的痛苦。

　　我出生后，还在关押中的父亲为家中的境况着想，偷着传出了一张纸条，说“不管生男生女送给人家”。父亲也是怕母亲太艰辛了，让把我送人。母亲怎么会舍得。后来家里人有时玩笑，说如果真送了人，现在静之大概在赣州的山里种地呢。母亲后来对我说过“怎么会送人呢，受了那样大的罪把你生下来，当时想的是厄运总该到头了”。真就应了母亲所想。我出生后不久，父亲无罪而释，随后就从江西调到了冶金部（当时的重工业部）来工作了，在我出生几个月后，全家十口人一起离开了赣州到了北京。

　　没有母亲就没有我，每一个人都能够说这样的话，但我要说出的意义真又是不同的。

　　母亲的处乱不惊是我至今都佩服的。“文化大革命”抄家之前，父亲还在德兴铜矿主持建设。母亲虽然不工作，但以她的敏感，还是觉得大的风雨要来躲不过了。在父亲回来之前，连着几天，母亲把家里的外文书籍和一些古旧的东西都毁掉了，同时又把定为地主成分的奶奶送回了老家。现在想来母亲是要在风雨之前，尽力地把家中将面临的苦难降至最小的程度。母亲对生活敏感而了悟。

　　第一次抄家那天我正好从外边学农劳动回来，母亲像是算准了我到家的时间，一直在单元门里站着，我刚推门进家，母亲马上迎了过来，母亲拦着我，现出若无其事，让我到外边再去玩会儿。母亲不愿让我看到当时的场景，但我还是看见了，家里已被翻得乱七八糟，我那时不到14岁。看着家里父亲单位的人在兴奋地翻着东西，我知道这是在抄家了。我要求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那时我一人住在一间朝北的屋子）。我到了房间看到我读的一些书和做矿石收音机、半导体的零件都被人归拢到了一起，抄家的人说这将被当做特务专用的零件收走。我据理力辩，那些人拉着我把我的胳膊反扭了过来，母亲赶过来把我拉回到厨房，母亲抓着我的手不让动，就那么看着那些人把东西搬走了。整个的过程我和母亲就那么站着，相互间一句话也没说。

　　在随后的抄家展览中，我看到了那些我的电器零件，果然标明了是制作特务通信的零件。我同时看见了一些我没见过的邹家祖传的小金砖（大概在十多块之多），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家还有这些东西。后来我对这些金子产生过非常不着边际的联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那些金砖以九百九十块钱一市斤的价退了钱。金子没有了，母亲却很坦然，说“没有也好，东西要是在，大概会害了你们”。果不其然，有邻居的儿女拿了金戒指去倒卖（当时倒卖黄金是犯法的）被抓起来了。母亲对生活有朴素的直觉，母亲对钱和物的感受是清楚的。她常对家里人说的一句话是“辛苦钱，万万年”。她希望我们子女每挣的一分钱都是劳动得来的。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

　　1960年，搬到皇亭子机关宿舍后，我们家住在一套四居室的大单元里。“文化大革命”开始，掺沙子挤进来一户人，四间就变成了三间，没有多久又挤进来一家，我们家就缩在一个套间中了。当时家里还有五口人，母亲把套间分成了男女宿舍，母亲、妹妹和偶尔回来的姐姐住在里屋，我和父亲及侄子住在外屋。家里不管谁回来了，都按男女宿舍那么住，床上住不下就打地铺。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那一夜，我正好在家，当天深夜突然的震动让正熟睡的人不知所以。书架上的书、花瓶，桌子上的杯子，都被震得摔在了地上。那种震动真是骇人心魄，我听见整栋楼房的预制板在不断轰轰地互相撞击着，当时觉得这楼就要坍了，要坍了……马上就要坍了时，震动停止了。静了一会儿，接着是轰响的人声，父亲边穿衣裳边招呼大家快往外跑，他嘴里不断地念着“地震了！地震了！”拉着侄子跑下楼去。

　　我当时的情况是处在人生的最低谷，从北大荒转到河南农村插队，生活比在北大荒时还苦，吃不饱，睡不暖，学了8年的美声也是渺然无望，整个人变得很消极。地震时，我在床上躺着没动。那时我觉得灾难对我已不重要了，我听着楼上楼下的人蜂拥着冲下去。我躺着想也许就这么死了也没什么可怕的（很青春也很孩子气）。我以为家里人都走了，坐起来时，发现里屋的灯光亮着。

　　看见母亲在灯下，穿戴整齐地在大衣柜前翻着什么，我说：“妈快走吧。”母亲打开抽屉说：“我把粮票、副食本带上。”母亲从容地把粮票、粮本、布票、副食本，一家子人生活要用的票证拿好后揣进了怀里。母亲没有急着逃命，在那样的时刻她先想到的是一家人要吃要喝（那个时候对城里人来说票证就是活命）。我不知道母亲在那样的时刻，脑子为什么会叉到这些东西上去。我没法让这样的经历重复一下来考验我，真要是来了我想我还是会独自逃命。就是在闹情绪也会这样。母亲不同，母亲这就是母亲。

　　从那这后，我脑中常浮现出来的母亲形象，就是在里屋的白炽灯下，从容不迫地拿着粮票和副食本。

　　母亲在整座机关宿舍中受人爱戴。去世的前两年，年老体弱的母亲就不大下楼了。院子里的人见了我总是跑过来问，“邹妈妈的身体怎么样？”前天我回家看父亲，原来的一位是医务室的阿姨拉住我的手不放，说她最惋惜的是我母亲过世时，没能尽上力。

　　院子里的人都说母亲福气好，养了八个儿女，个个孝顺个个出息，甚至给别人养大的孩子也那么出息。母亲生养了我们八个后，在我上小学时，邻居家的阿姨初生的女儿，怎么也养不好，整日又拉又泻哭闹不止，母亲看不下去就把孩子抱过来养着。毕竟是养过八个孩子的母亲，就那么给带养了几年，把那个孩子带得又结实又漂亮，这孩子后来都被我们称为老九了，就跟自己家的人一样，都很大了还天天长在我们家里。母亲爱孩子，老九到了二十多岁时，对象都是母亲让我的姐姐们给操心的。现在老九久居国外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日子过得很美满。母亲火化的那天，老九从国外赶回来，在母亲面前痛哭不已……

　　母亲老了，2003年开始频繁地住院，每次住院，兄弟姐妹们都轮班的守护在母亲身旁。我第一次值夜班的晚上，扶着母亲起夜，她走进卫生间后，执意让我把门关上，她不愿让自己的小儿子看到她零乱的样子，母亲一生都把自己收拾得一丝不苟，直到去世前，她不再让人给她照相，母亲的一生都是整整齐齐的。

　　夏天过后母亲住院就越来越频了，每次在病床上都是打着吊针，手上身上还夹满了东西。病中的母亲平静地像个局外人一样地看着那些闪烁的机器和进进出出的医生护士。母亲看着儿女常会不忍心地说：“我一生要强，现在开始拖累你们了。”

　　我永远能记住母亲那样的目光，平静中压抑着不舍。有天晚上我在给母亲搓过脚后，母亲拉着我的手说：“儿子，总有这么一天的，妈也舍不得，但总有这么一天……”母亲平静地跟我说出了诀别的话，我从小到大，甚至在北大荒18岁时在上千人的场合中挨斗时都没当着人落过泪。那个夜晚，我走在医院冰冷走廊中再也忍不住了，痛哭不止，把一生的泪都流尽了……

　　母亲在生命中最后的时日坚决要求回家。我们买了呼吸机和氧气机，接母亲回家了。母亲看着她的儿女们忙碌地围绕在她的身边，精神反而好多了。

　　母亲希望自己能平静而尊严地在亲人中离开。她甚至在去世的前一天都坚持不让人给她喂饭。

　　古人说“慷慨就义易，从容赴死难”。母亲从容而去，她在生命最终的时刻，想得最多的是怎样地安抚亲人。

　　母亲走的那一天是2003年的感恩节，我看着母亲躺在那儿像是睡着了，安详，甚至呼吸还在。值夜班的二哥说没有听到声音就那么睡过去了，平静地睡过去了，93岁，手张开着，所有的幸福、苦难，都撒开了，再不操心了，再不用在周末窗口站着盼着儿女们回来了……

　　妈，小时候您带我到西单菜市场去办年货，走丢了，我们在那么多的人群中急急地相互寻找着，突然看见您挎着篮子喊着我的名字从人群中挤了出来……现在我该去哪儿找您……

　　妈您走了，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已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