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民的儿子,我能当上将军,这都是党的培养,部队各级领导的教育和帮助,使我才有今天的进步,从此我进入了将军的行列。
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制,我被授予大校军衔。1989年我调入南昌陆院任副院长时,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全部是将军,唯有我一个是大校。有的同志就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现在是副军级干部,下一步你将晋升为少将军衔,就进入将军的行列了。”1990年的下半年,我们学院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班子成员中有三个是大校军衔。1991年6月份,学院老政委杨林雄找我谈心说:“这次军衔调整,军区只给了我们学院一个少将名额,王振镛副院长比你入伍时间早,任副军职时间比你长,这次晋升少将军衔准备让他先晋升,你就要等到明年了,希望你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对政委说:“当战士时没有想到能当将军,当了副军级干部后,自然希望能早日戴上将军军衔,但请领导放心,我会正确认识和对待的。”
1992年7月,接到军区通知,让我到军区参加授衔大会,当军区领导宣读完授予少将军衔的命令后,又和我们新授衔的同志们一起照相,我心中特别激动。作为农民的儿子,我能当上将军,这都是党的培养,部队各级领导的教育和帮助,才使我有今天的进步,从此我进入了将军的行列。是的,晋升军衔是一种荣誉,但更重要的是增加了自己的责任。就在我晋升少将军衔后,全军院校进行了编制体制调整改革,我们学院从正军级单位降为正师级,院长、政委可以高配为副军级、少将军衔。当时,学院领导班子中只留下我和政治部主任潘瑞吉分别担任院长、政委,其他成员都是从部门领导和机关教研室的领导中调整晋升的。记得老政委杨林雄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老班子成员中只留下你一个将军当种子了。”
当了院长后,第一个艰巨任务就是面对学院的编制体制调整。由于编制体制调整涉及到方方面面,关系到每个干部的切身利益,院党委把调整精简作为推进学院全面建设的大事来抓,按照军委总部的总体部署,抓住统一思想这个根本,突出干部调整安排这个重点,在稳定中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调整改革的顺利进行。
首先是针对调整改革中的各种思想反映,狠抓思想教育。由于这次调整改革撤、并、降的单位多,人员变化大,我们狠抓思想教育,积极宣扬一批正确对待单位撤并降级和正确对待个人进退走留的先进典型,如在一个岗位上任职10年,不计个人名利的二大队大队长张祥连,人编余干劲不减的朱大富,正确对待个人得失的原机力教研室主任李耀辉等一批思想稳定、事业心强、精神状态好的先进个人。广泛开展逐级谈心活动,注重做好一人一事的思想工作,引导大家从军队质量建设的高度,深刻理解调整改革的意义,正确处理和对待改革中的利益调整,为全面落实新的编制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是学院新的领导班子上任后,集中主要精力抓好学院的编制体制调整。学院的机关由三大部门调整为“一部四处”即政治部、教务处、军务处、教保处、总务处。在“一部四处”下面,没有科级编制,这给工作的对上对下和对外联系带来了困难。如党员开组织介绍信是使用组织部门的印章,政治部的公章人家不认可。我们有一位志愿兵调到吉安军分区去工作,人家看到党员介绍信不是组织部门的印章就给退了回来;再如办理案件要凭保卫部门的印章,经费来往要凭财务部门的印章等等。我们针对学院在编制调整中的实际情况向军区写出了报告,为了便于工作,在“一部四处”下设置了各业务部门的“办公室”,如:在政治部下设干部办、组织办、宣传办、保卫办等。这样,在机关的工作上理清了关系,保证了工作的正常进行。教研部增设了“军事科技教研室”,其他基本保留教研室的编制,军区同意了学院的报告并同意我们学院的组织处、保卫处、财务处三枚公章暂时保留使用。这次调整改革后,全院共撤并19个处(室)。为了适应新的编制体制,学院重点制定了“一部四处”和教研部的工作职责,使学院的各项工作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三是着眼学院的长远建设,公道正派地调整使用干部。这次调整涉及的干部面很广,尤其是团以上干部和机关干部占多数。调配好各级干部是项最敏感、最重要、难度最大的工作。因此,我们始终把公道正派调配干部作为保持学院稳定,保证调整改革顺利进行的关键。为了真正把那些年纪轻、素质好、群众威信高的干部选配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我们对全院干部进行了全面考核,经过几上几下的广泛征求意见、反复研究酝酿,形成了比较优化的、大家比较满意的调整方案,较好地保证了干部的合理使用。这次调整中,全院有41.8%的干部被重新安排,人人都能服从命令和组织的分配,保证了学院的编制体制调整的顺利进行。
我们在完成学院编制体制调整改革的基础上,广泛发动群众献计献策,为创建一流院校制定了《学院全面建设三年规划》和《南昌陆军学院教学改革三年规划》,这为学院的全面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奠定了有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