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节 总后洪学智部长视察我师丹阳湖农场
现在军费比较紧张，要体谅到国家的困难，我们军队要发扬当年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努力创收，弥补军费的不足。
1986年4月11日，总后勤部长洪学智在军区后勤部长陈辉同志的陪同下，来我师视察，重点检查指导后勤工作。在师招待所会客室里，我向他介绍了师的领导同志后，汇报了我师的后勤工作。当我汇报到家属工厂的发展情况时，他很高兴地说：“家属工厂办的不错，效益很高，厂小办大事，我们要到工厂去看看。”当我汇报到丹阳湖农场养鱼，创造了“全军淡水养鱼之最”时，他很感兴趣，不时地插话问我养鱼场的情况。他问我：“你们鱼塘单个面积有多大？水有多深？”我告诉他：“鱼塘单个面积有15至20亩，而且是南北向的，水深约2米。”他又问我“为什么？”我说：“鱼塘单个面积为15至20亩，这样便于喂养，便于捕捞，鱼塘南北向能增加日照面积和时间，水深2米到2米5，可以养上、中、下三层鱼，一般情况下，草鱼在上层，鲢鱼鲤鱼在中层，鲫鱼在下层，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养鱼的单位面积产量。”洪部长高兴地说：“你当师长的，怎么知道那么多？”我说：“听养鱼专家讲的，我常到农场看看，也向负责养鱼的志愿兵学到不少知识。”他说：“这样做很好，领导懂知识，干事就会决心大，做出的决策就会正确。”听完汇报，洪部长一行参观了师里的三个家属工厂。对我师的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并指示我们说：“现在军费比较紧张，要体谅到国家的困难，我们军队要发扬当年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努力创收，弥补军费的不足，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把家属工厂办的更好，不仅弥补军费不足，而且安排了家属工作，解除了干部的后顾之忧。”
洪部长到南京后，在军区向守志司令员和傅奎清政委的陪同下，于4月15日来到我师丹阳湖农场检查指导工作，并对农场的生产、管理和综合经营给予较高评价。丹阳湖农场多次被总后和军区评为“先进农场”，丹阳湖农场的发展凝聚着上级领导机关和全师指战员的心血，是农场几代人不懈努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关于农场的发展情况，我曾经写过《丹阳湖农场起飞的启示》一文，刊登在《后勤》杂志1988年第1期上。现摘录如下。
走改革之路，向改革要效益，这是我们丹阳湖农场生产迅猛发展的原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师丹阳湖农场走改革之路，发展多种经营，盈利逐年增加。1986年以来年收益已突破100万元大关，跨入全军先进农场行列。回顾这9年的改革实践，使我们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1）改变领导观念，变“指令型”为“指导型”。1976年2月我师接收安徽省当涂县丹阳湖农场，到1979年，师领导都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生产任务，形成师党委定指标，机关造计划，农场去实施的领导方式。结果束缚了农场的手脚，不利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以致生产受到影响。农场亏损的教训告诉我们，领导要改变观念，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给予农场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于是，师党委分工一名常委负责，不包办代替。师下达总任务，经营管理中的主要问题由农场自行决策，自主安排生产。结果，农场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生产经营很快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2）改革生产结构，发展多种经营。1979年前，农场走的是一条“以粮为纲”的路子，只重视粮食生产，其结果是用兵多，成本高，效益低。近几年，农场根据地势低，三面环水，水草资源丰富等自然条件，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渔业为主导，促进加工业、饲养业全面发展的方针，经过几年的努力探索，已见成效。先后进行了“水改旱”，将6400亩改造成稳产高产田。自1979年以来，全师四次组织力量，投入近20万个劳动日，出土方70万立方米，投资近100万元，将低洼的1200亩水田改建成设施配套齐全的养鱼池。特别是1984年2月，春节刚刚过后，我们利用训练预备期，全师部队进入农场，进行“千亩鱼池改造大会战”。使鱼塘方格化、规范化，渔场达到电通、水通、路通，生产作业实现半机械化。我们还运用动物链、食物链知识，利用自产的高梁，办起了酒厂和膨化颗粒饵料厂，酒糟喂猪，猪粪肥水喂鱼，这种方法使养鱼亩产增长了30%，既提高了经济效益，又降低了养鱼成本。1986年底，千亩精养鱼塘总产达45万公斤。
（3）改农场用兵“轮换制”为“固定制”。为了适应农场多种经营的发展，采取轮流派部队到农场生产的做法己不适应。为此，我们按照上级关于生产用兵限额的要求，采取生产用兵“固定制”，并建立了适应生产需要的“一场三科”经营管理体制。这样，不但减少生产用兵，而且减少了部队大进大出造成的浪费，有利于培养生产骨干和技术人员，加强了农场的建设。
（4）在经营管理上，变吃“大锅饭”为承包责任制。过去，农场管理由于吃“大锅饭”，形成了计划不能落实，工作互相推诿扯皮，出工不出力等现象。1986年下半年开始，农场制定了各类人员的职责，实行队、班组、个人三级承包责任制，并制定了相应的奖惩办法和措施，有效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和责任心，生产效益明显提高。如农业队曾多年亏本，实行承包后的第一年，人员由245人减少到88人，种植面积由原来的5000亩增加到6400亩，（军高炮团农场1000亩田交给我师农场）但粮食产量却由原来的平均亩产250公斤增加到500公斤，摘掉了亏损的帽子，1987年该队创利润30多万元，创农场粮食生产的最好纪录。由两名志愿兵承包的1200亩鱼塘，成鱼池亩产由原来的200多公斤增加到500公斤，年利润达30多万元，1988年创利40多万元。
（5）拓宽财路，变关门办场为开门办场。鉴于农场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需要的劳动力相对减少，农场的自然资源开发有限等情况，从1984年开始，农场把积累的部分资金和剩余劳动力汇集起来，并利用社会上闲置的设备和流动劳动力及技术人才，先后在农场附近办起了橡胶制品厂，在无锡市郊区办起了机械加工厂，取得了当年投产当年盈利的好效益。1986年，这两个工厂创利52万元，占农场总盈利的49%。同时，解决了农场的随军家属和地方一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
深化改革，使我师丹阳湖农场的生产经营增强了活力和后劲。丹阳湖农场的起飞，是农场干部战士团结奋斗的结果，特别是老场长王跃先、李言祥、王宜民和政委肖正祥、林同善等同志，他们一心扑在农场建设上，基本上是在农场工作岗位上干到退休，为农场的腾飞，贡献了各自的智慧和力量。
1986年4月11日，总后勤部长洪学智在军区后勤部长陈辉同志的陪同下，来我师视察，重点检查指导后勤工作。在师招待所会客室里，我向他介绍了师的领导同志后，汇报了我师的后勤工作。当我汇报到家属工厂的发展情况时，他很高兴地说：“家属工厂办的不错，效益很高，厂小办大事，我们要到工厂去看看。”当我汇报到丹阳湖农场养鱼，创造了“全军淡水养鱼之最”时，他很感兴趣，不时地插话问我养鱼场的情况。他问我：“你们鱼塘单个面积有多大？水有多深？”我告诉他：“鱼塘单个面积有15至20亩，而且是南北向的，水深约2米。”他又问我“为什么？”我说：“鱼塘单个面积为15至20亩，这样便于喂养，便于捕捞，鱼塘南北向能增加日照面积和时间，水深2米到2米5，可以养上、中、下三层鱼，一般情况下，草鱼在上层，鲢鱼鲤鱼在中层，鲫鱼在下层，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养鱼的单位面积产量。”洪部长高兴地说：“你当师长的，怎么知道那么多？”我说：“听养鱼专家讲的，我常到农场看看，也向负责养鱼的志愿兵学到不少知识。”他说：“这样做很好，领导懂知识，干事就会决心大，做出的决策就会正确。”听完汇报，洪部长一行参观了师里的三个家属工厂。对我师的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并指示我们说：“现在军费比较紧张，要体谅到国家的困难，我们军队要发扬当年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努力创收，弥补军费的不足，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把家属工厂办的更好，不仅弥补军费不足，而且安排了家属工作，解除了干部的后顾之忧。”
洪部长到南京后，在军区向守志司令员和傅奎清政委的陪同下，于4月15日来到我师丹阳湖农场检查指导工作，并对农场的生产、管理和综合经营给予较高评价。丹阳湖农场多次被总后和军区评为“先进农场”，丹阳湖农场的发展凝聚着上级领导机关和全师指战员的心血，是农场几代人不懈努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关于农场的发展情况，我曾经写过《丹阳湖农场起飞的启示》一文，刊登在《后勤》杂志1988年第1期上。现摘录如下。
走改革之路，向改革要效益，这是我们丹阳湖农场生产迅猛发展的原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师丹阳湖农场走改革之路，发展多种经营，盈利逐年增加。1986年以来年收益已突破100万元大关，跨入全军先进农场行列。回顾这9年的改革实践，使我们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1）改变领导观念，变“指令型”为“指导型”。1976年2月我师接收安徽省当涂县丹阳湖农场，到1979年，师领导都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生产任务，形成师党委定指标，机关造计划，农场去实施的领导方式。结果束缚了农场的手脚，不利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以致生产受到影响。农场亏损的教训告诉我们，领导要改变观念，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给予农场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于是，师党委分工一名常委负责，不包办代替。师下达总任务，经营管理中的主要问题由农场自行决策，自主安排生产。结果，农场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生产经营很快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2）改革生产结构，发展多种经营。1979年前，农场走的是一条“以粮为纲”的路子，只重视粮食生产，其结果是用兵多，成本高，效益低。近几年，农场根据地势低，三面环水，水草资源丰富等自然条件，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渔业为主导，促进加工业、饲养业全面发展的方针，经过几年的努力探索，已见成效。先后进行了“水改旱”，将6400亩改造成稳产高产田。自1979年以来，全师四次组织力量，投入近20万个劳动日，出土方70万立方米，投资近100万元，将低洼的1200亩水田改建成设施配套齐全的养鱼池。特别是1984年2月，春节刚刚过后，我们利用训练预备期，全师部队进入农场，进行“千亩鱼池改造大会战”。使鱼塘方格化、规范化，渔场达到电通、水通、路通，生产作业实现半机械化。我们还运用动物链、食物链知识，利用自产的高梁，办起了酒厂和膨化颗粒饵料厂，酒糟喂猪，猪粪肥水喂鱼，这种方法使养鱼亩产增长了30%，既提高了经济效益，又降低了养鱼成本。1986年底，千亩精养鱼塘总产达45万公斤。
（3）改农场用兵“轮换制”为“固定制”。为了适应农场多种经营的发展，采取轮流派部队到农场生产的做法己不适应。为此，我们按照上级关于生产用兵限额的要求，采取生产用兵“固定制”，并建立了适应生产需要的“一场三科”经营管理体制。这样，不但减少生产用兵，而且减少了部队大进大出造成的浪费，有利于培养生产骨干和技术人员，加强了农场的建设。
（4）在经营管理上，变吃“大锅饭”为承包责任制。过去，农场管理由于吃“大锅饭”，形成了计划不能落实，工作互相推诿扯皮，出工不出力等现象。1986年下半年开始，农场制定了各类人员的职责，实行队、班组、个人三级承包责任制，并制定了相应的奖惩办法和措施，有效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和责任心，生产效益明显提高。如农业队曾多年亏本，实行承包后的第一年，人员由245人减少到88人，种植面积由原来的5000亩增加到6400亩，（军高炮团农场1000亩田交给我师农场）但粮食产量却由原来的平均亩产250公斤增加到500公斤，摘掉了亏损的帽子，1987年该队创利润30多万元，创农场粮食生产的最好纪录。由两名志愿兵承包的1200亩鱼塘，成鱼池亩产由原来的200多公斤增加到500公斤，年利润达30多万元，1988年创利40多万元。
（5）拓宽财路，变关门办场为开门办场。鉴于农场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需要的劳动力相对减少，农场的自然资源开发有限等情况，从1984年开始，农场把积累的部分资金和剩余劳动力汇集起来，并利用社会上闲置的设备和流动劳动力及技术人才，先后在农场附近办起了橡胶制品厂，在无锡市郊区办起了机械加工厂，取得了当年投产当年盈利的好效益。1986年，这两个工厂创利52万元，占农场总盈利的49%。同时，解决了农场的随军家属和地方一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
深化改革，使我师丹阳湖农场的生产经营增强了活力和后劲。丹阳湖农场的起飞，是农场干部战士团结奋斗的结果，特别是老场长王跃先、李言祥、王宜民和政委肖正祥、林同善等同志，他们一心扑在农场建设上，基本上是在农场工作岗位上干到退休，为农场的腾飞，贡献了各自的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