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到温州接新兵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依靠群众，就能完成艰难的任务。
1968年的春季征兵工作开始了。元月8日，我和连队的两名战士刘立安、孙德安一起，跟随以戴本善营长为首的接兵营去温州征兵。我们从上海乘轮船去温州，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大海，那海浪像陆地的小山丘一样，硕大的海轮像只小舢板，在大海中一上一下地颠簸前进，许多同志晕船呕吐了，我们连的孙德安也呕吐了，我和立安忙着照顾他，立安跟他开玩笑说：“看来只有我和指导员能当海军，你孙德安就安安稳稳休息吧！”忙了不一会，刘立安也喊头发晕，过了几分钟也呕吐了。我对他说：“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是海军了，你也安安稳稳地休息吧。”我们终于克服了大海的不适应症，平安地来到了温州。
温州，原来有“小上海”之称，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出了名，是全国造反派“武斗”最严重的地方。出发前，有个战士见我打被包就说：“指导员，你背着被包去，我们准备用担架给你抬回来，你到温州可要小心啊！那里的武斗最厉害。”是的，我们来到温州亲身体会到这里的武斗最厉害，给我们征兵工作也带来了很多困难。首先是这里的政府机构全部瘫痪了，由军管会代替。可军管会工作忙，对征兵工作基本上是不闻不问；当权派全部靠边站，无权过问；造反派忙着随时准备武斗，更不关心征兵；街道和居委会也没人上班了；人武部想抓征兵工作，可是说话人家基本不听，成了“维持会”，除了值班的也常找不到人。大街上乱七八糟，群众怨声载道。有人说什么“解放军不是支左而是支派了”，“解放军开枪打死造反派了”，“支左部队支持温总司，把温联总赶到城外的山上去了”。面对如此局面，我们接兵人思想上压力很大，产生了“怕”“难”二字，怕的是在温州这种形势下征不到兵，完成不了上级赋予的任务，难的是地方党政机关瘫痪了，造反派天天要武斗，工作无从下手，再加上语言不通，真是难上加难。
我们征兵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深入到工厂、农村、学校、居委会，广泛宣传经毛主席批准的征兵命令，可老百姓普遍不让孩子参军。三连司务长（接兵排长）叶树宏汇报说：有的群众骂支左部队是“刘邓兵”，见到支左部队中有的战士在武斗中被打死了，说什么也不让孩子参军。还有人说，这次征兵全部带到中苏边境去，那里苦死了，千万别报名参军。比如红旗公社、五星公社原来有30多人报了名，听说要到边疆去，就把名字从登记表上画掉了。
接兵部队针对征兵中存在的问题，组织全体人员学习，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信心。明确我们是来征兵的，不是来支左的，对在温州支左的解放军的支左情况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部队支左的情况不表态，不议论，保持部队内部的团结和统一。我们接兵人员要进一步深入到居委会、学校、群众中去，亲自宣传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接兵部队，征兵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不要轻信谣言，我们是南京部队，怎么能征兵到中苏边境去呢？同时争取做到动员成熟一批就体检一批，合格一批就送走一批，争取工作的主动权。
我们在宣传动员中遇到了语言不懂的难题。温州话我们接兵人员听不懂，刘立安同志回来报告说，参加了半天居委会召开的座谈会，只听懂了一句话，就是“首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就是这句话还是根据群众手举毛主席语录本的动作和群众说话的口型分析猜出来的，听懂他们的话真是太难了，似乎到了外国一样。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呢？我和立安、德安共同研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我们集中力量，先在温州市第一中学征兵，这个中学是温州的重点中学，学生素质比较高，我们能征集第一批兵后，就可以留下几个当翻译，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我将这个想法报告了营长，营长十分高兴，并将这一建议推广到整个接兵营。
要保证新兵质量，主要抓好体检关和政审关。通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工作，终于有几百名青年报了名。人武部对征兵工作也逐步重视了，开始对报名的应征青年进行体检。谁知体检第一天，就发生了应征青年用手枪威胁医生的事件。在内科体检室，一名青年把手枪朝医生面前一拍说：“我的身体是合格的，要是不合格我就找你了。”那医生惊呆了，清醒后忙说：“你内科合格，其它不关我事。”那青年离开内科检查室，该医生忙去找人武部的军人报告此事，并请求说，我不能担任体检医生了。此事发生后，人武部和接兵部队领导研究决定：在体检门口贴出通知，“严禁携带武器进入体检室，否则没收武器。”同时在体检门口由人武部和接兵人员把门检查，防止再次发生体检青年携带武器进入体检室的情况。同时也对医务人员进行了说服教育，解除医生的思想顾虑。
新兵入伍的政审工作很重要，关系到部队在组织上、政治上的纯洁。我们要克服许多困难，才能确保这项任务的完成。我们走村串户，深入群众，耐心地听取群众意见。尽管生产大队干部和派出所的人员不上班了，我们还是想尽办法找到他们，听取他们对应征青年的意见。有一天，我和刘立安同志带着新兵“翻译”，骑着自行车到城外的双屿公社去搞政审，途中遇到造反派设置的路障，那守路的造反派见到解放军，远远就喊：“你们是干什么的？要到那里去？”那“翻译”马上高声回答：“我们是接兵的解放军！请让我们通过。”那守路障的人听到是接新兵的解放军，立即跑过来，把那挡路的栏杆掀起让我们通过；并亲自把我们带到大队部，给我们每人倒了一碗开水，对我们说：“你们是征兵部队的，我们很欢迎，要是支左部队的，我们就害怕了。”我们找到大队书记，了解了两个应征青年的情况后请他盖公章，他说公章都被造反派锁在抽屉里，钥匙由他们保管，我是走资派，现在没权盖章了。我们找来造反派头头，请他盖上大队的公章，他说：“就盖我们造反兵团的章吧！”我对他说：“我们接兵部队有统一规定：必须盖生产大队和派出所的公章才有效。”他盖上了大队的公章说：“我们这两个青年都表现很好，有一个是步行上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毛主席亲自接见的红卫兵，你们一定把他们带去当解放军。”就这样我们一天才完成两个人的政审任务。
由于我们在征兵过程中认真宣传毛泽东思想，广泛地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接兵人员团结一心，严守政策纪律，克服了一个个困难，于3月16日圆满地完成了征兵任务。
在这次征兵过程中，我经受了一次严格的锻炼和考验。它是我四十年军旅生涯崖中唯一的一次接新兵。每当我见到己转业和退伍回温州的战友，都要回忆1968年到温州去征兵的情景。特别是董定光、陈伯涛、沈月津等同志己分别近40年了，他们还和我保持通信联系，每逢节日总要打电话互相问候，他们每逢出差到南京总要来看望我，真是战友情深。
1968年的春季征兵工作开始了。元月8日，我和连队的两名战士刘立安、孙德安一起，跟随以戴本善营长为首的接兵营去温州征兵。我们从上海乘轮船去温州，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大海，那海浪像陆地的小山丘一样，硕大的海轮像只小舢板，在大海中一上一下地颠簸前进，许多同志晕船呕吐了，我们连的孙德安也呕吐了，我和立安忙着照顾他，立安跟他开玩笑说：“看来只有我和指导员能当海军，你孙德安就安安稳稳休息吧！”忙了不一会，刘立安也喊头发晕，过了几分钟也呕吐了。我对他说：“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是海军了，你也安安稳稳地休息吧。”我们终于克服了大海的不适应症，平安地来到了温州。
温州，原来有“小上海”之称，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出了名，是全国造反派“武斗”最严重的地方。出发前，有个战士见我打被包就说：“指导员，你背着被包去，我们准备用担架给你抬回来，你到温州可要小心啊！那里的武斗最厉害。”是的，我们来到温州亲身体会到这里的武斗最厉害，给我们征兵工作也带来了很多困难。首先是这里的政府机构全部瘫痪了，由军管会代替。可军管会工作忙，对征兵工作基本上是不闻不问；当权派全部靠边站，无权过问；造反派忙着随时准备武斗，更不关心征兵；街道和居委会也没人上班了；人武部想抓征兵工作，可是说话人家基本不听，成了“维持会”，除了值班的也常找不到人。大街上乱七八糟，群众怨声载道。有人说什么“解放军不是支左而是支派了”，“解放军开枪打死造反派了”，“支左部队支持温总司，把温联总赶到城外的山上去了”。面对如此局面，我们接兵人思想上压力很大，产生了“怕”“难”二字，怕的是在温州这种形势下征不到兵，完成不了上级赋予的任务，难的是地方党政机关瘫痪了，造反派天天要武斗，工作无从下手，再加上语言不通，真是难上加难。
我们征兵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深入到工厂、农村、学校、居委会，广泛宣传经毛主席批准的征兵命令，可老百姓普遍不让孩子参军。三连司务长（接兵排长）叶树宏汇报说：有的群众骂支左部队是“刘邓兵”，见到支左部队中有的战士在武斗中被打死了，说什么也不让孩子参军。还有人说，这次征兵全部带到中苏边境去，那里苦死了，千万别报名参军。比如红旗公社、五星公社原来有30多人报了名，听说要到边疆去，就把名字从登记表上画掉了。
接兵部队针对征兵中存在的问题，组织全体人员学习，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信心。明确我们是来征兵的，不是来支左的，对在温州支左的解放军的支左情况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部队支左的情况不表态，不议论，保持部队内部的团结和统一。我们接兵人员要进一步深入到居委会、学校、群众中去，亲自宣传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接兵部队，征兵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不要轻信谣言，我们是南京部队，怎么能征兵到中苏边境去呢？同时争取做到动员成熟一批就体检一批，合格一批就送走一批，争取工作的主动权。
我们在宣传动员中遇到了语言不懂的难题。温州话我们接兵人员听不懂，刘立安同志回来报告说，参加了半天居委会召开的座谈会，只听懂了一句话，就是“首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就是这句话还是根据群众手举毛主席语录本的动作和群众说话的口型分析猜出来的，听懂他们的话真是太难了，似乎到了外国一样。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呢？我和立安、德安共同研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我们集中力量，先在温州市第一中学征兵，这个中学是温州的重点中学，学生素质比较高，我们能征集第一批兵后，就可以留下几个当翻译，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我将这个想法报告了营长，营长十分高兴，并将这一建议推广到整个接兵营。
要保证新兵质量，主要抓好体检关和政审关。通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工作，终于有几百名青年报了名。人武部对征兵工作也逐步重视了，开始对报名的应征青年进行体检。谁知体检第一天，就发生了应征青年用手枪威胁医生的事件。在内科体检室，一名青年把手枪朝医生面前一拍说：“我的身体是合格的，要是不合格我就找你了。”那医生惊呆了，清醒后忙说：“你内科合格，其它不关我事。”那青年离开内科检查室，该医生忙去找人武部的军人报告此事，并请求说，我不能担任体检医生了。此事发生后，人武部和接兵部队领导研究决定：在体检门口贴出通知，“严禁携带武器进入体检室，否则没收武器。”同时在体检门口由人武部和接兵人员把门检查，防止再次发生体检青年携带武器进入体检室的情况。同时也对医务人员进行了说服教育，解除医生的思想顾虑。
新兵入伍的政审工作很重要，关系到部队在组织上、政治上的纯洁。我们要克服许多困难，才能确保这项任务的完成。我们走村串户，深入群众，耐心地听取群众意见。尽管生产大队干部和派出所的人员不上班了，我们还是想尽办法找到他们，听取他们对应征青年的意见。有一天，我和刘立安同志带着新兵“翻译”，骑着自行车到城外的双屿公社去搞政审，途中遇到造反派设置的路障，那守路的造反派见到解放军，远远就喊：“你们是干什么的？要到那里去？”那“翻译”马上高声回答：“我们是接兵的解放军！请让我们通过。”那守路障的人听到是接新兵的解放军，立即跑过来，把那挡路的栏杆掀起让我们通过；并亲自把我们带到大队部，给我们每人倒了一碗开水，对我们说：“你们是征兵部队的，我们很欢迎，要是支左部队的，我们就害怕了。”我们找到大队书记，了解了两个应征青年的情况后请他盖公章，他说公章都被造反派锁在抽屉里，钥匙由他们保管，我是走资派，现在没权盖章了。我们找来造反派头头，请他盖上大队的公章，他说：“就盖我们造反兵团的章吧！”我对他说：“我们接兵部队有统一规定：必须盖生产大队和派出所的公章才有效。”他盖上了大队的公章说：“我们这两个青年都表现很好，有一个是步行上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毛主席亲自接见的红卫兵，你们一定把他们带去当解放军。”就这样我们一天才完成两个人的政审任务。
由于我们在征兵过程中认真宣传毛泽东思想，广泛地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接兵人员团结一心，严守政策纪律，克服了一个个困难，于3月16日圆满地完成了征兵任务。
在这次征兵过程中，我经受了一次严格的锻炼和考验。它是我四十年军旅生涯崖中唯一的一次接新兵。每当我见到己转业和退伍回温州的战友，都要回忆1968年到温州去征兵的情景。特别是董定光、陈伯涛、沈月津等同志己分别近40年了，他们还和我保持通信联系，每逢节日总要打电话互相问候，他们每逢出差到南京总要来看望我，真是战友情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