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

第一章 周易起源和传承

　　1.周易的创始者--伏羲

　　《世经》言：“庖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帝为太昊。”因此，伏羲被尊奉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有着十分显赫的地位，并且长久以来，一直受到炎黄子孙的膜拜。

　　伏羲的名号，古籍中有许多写法，除“伏羲”之外，还有“伏戏”、“伏牺”、“包牺”、“宓犠”、“炮牺”、“庖牺”、“虑羲”等，而《史记》中则称之为“伏戏”。

　　伏羲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有关他的传说，充满了浪漫而神秘的色彩。传说，伏羲的母亲华胥生活在华胥水边，因好奇踩了雷神的大脚印而怀了伏羲。12年后，在仇夷生下伏羲。伏羲蛇身人面，目光深沉而睿智，充满了智慧的光芒。

　　由于，伏羲是神和女人交合后所生的神人，所以，他天生就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能力。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建木，大皞爰过。”而这里所说的“建木”，其实，就是众神用来登天用的专属品，而“大皞爰过”的意思就是说，人类的始祖伏羲，也能像神一样，攀缘建木、上下往返于天地与神人之间。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伏羲在古代先民们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崇高的。

　　伏羲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而卓著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制了--八卦。据《易经系辞》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那么，伏羲创造八卦又经历了哪些曲折的过程呢？

　　传说，伏羲是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他经常独自一人坐在水边，思考天上为什么会长云彩、为什么会下雨、下雪、打雷、打闪，地上为什么会刮大风、起大雾……然而，他思索了很久，也得不出答案。后来，有一天，他在蔡河捕鱼时，逮住一只白龟。于是，伏羲就把它带回去，悉心喂养，并且每天都把它拿在手掌中仔细把玩。这一天，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把白龟放在地上，看着它笨拙的向前爬行。可是，就在这时，伏羲忽然发现，白龟盖上有花纹，于是，便折一根草秆儿，在地上照着白龟盖上的花纹画。他用一整根草杆儿当阳，一断道儿当阴，就这样，不自觉的想着画着、画着想着，竟不知不觉的九九八十一天过去了。当他回首看到自己所画的这些符号时，突然，顿开茅塞，曾经的疑惑，一下子变得明朗了起来。

　　从此，伏羲便整日研习八卦。一日，他正在八卦台推算八卦时，掐指一算，得知西方将有黄龙作祟，于是，他便拿起青龙拐杖，说声“变”，青龙拐杖变成了一条青龙。伏羲骑着它来了西边。黄龙见到青龙，扑上前撕咬。两条龙打了个天昏地暗，渐渐的，青龙体力不支，就在要败下阵来的时候，伏羲吐了口吐沫在青龙身上画了个八卦。顿时，青龙精神抖擞，又和黄龙混战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将黄龙打倒。

　　伏羲为了防止黄龙再出来祸害人间，在黄龙身上画了一个八卦，将黄龙变成一座山，将青龙变成一座大青石，压在山顶。从此黄龙再也没有出来过。而伏羲以表示阳，以示阴，按四面八方排列而成了八卦符号，却长久地流传了下来。

　　当然，这只是一个赋有传奇色彩的传说，但是，事实证明，伏羲八卦的产生，确是与龙马献图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正如《汉书孔安国传》记载：“龙马者，天地之精，其为形也，马身而龙鳞，故谓之龙马，龙马赤纹绿色，高八尺五寸，类骆有翼，蹈水不没，圣人在位，负图出于孟河之中焉。”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伏羲创八卦究竟和周易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伏羲八卦是周易的源头，同时也为周易的产生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周易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淬炼。众所周知，早在周易之前，易学中还存在有“连山”、“归藏”这两部易学典籍。而所谓的“连山”指的就是夏朝的易学；“归藏”指的就是商朝的易学。而周易则是在“连山”、“归藏”的基础上，经过了不断发展和完善而得出的。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伏羲八卦，那么就不可能有周易的诞生。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是永远都无法割舍的。

　　毋庸置疑，伏羲是一位大智慧的圣人，他把宇宙间难以解释的万事万法，统统装进了自己所营造的八卦空间之中去了，从而使人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了大自然的本质。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古往今来，对伏羲以及伏羲画八卦的传说，存有怀疑态度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司马迁曾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确的记载道：“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可见，伏羲画八卦的观点早已是深入人心了。其实，我们可以退一步说，无论伏羲是否真有其人，但是，这流传了上千年的八卦，却真真实实的存在过，并且还将永远的存在下去。

　　2.周易的变革者--周文王

　　周文王是周太王之孙，季历之子。姓姬，名昌。生于公元前1148年。商纣时为西伯，即西部诸侯（方国）之长。亦称西伯昌。他在位之时，严格遵循先祖后稷、公刘和父亲公季的遗训，切实推行爱护人民、尊敬老者、保护儿童、广招四方贤人的政策。几年工夫，不仅使得本国人民安居乐业、对西伯姬昌十分爱戴，周边的诸侯国也纷纷表示愿意归附。

　　公元前1064甲，商朝天子帝乙去世，帝辛（商纣王）即位。商纣王登基之后，便开始日益腐败起来。他贪图酒色后，性格也变得极端专横残暴起来。

　　商纣王听说九侯的女儿长得漂亮，便娶了过来。但是由于这位女子不喜欢他的荒淫，纣王便在盛怒下将她杀死，还把她的父亲九侯剁成了肉酱。鄂侯知道这件事后，就向纣王劝谏。结果纣王不但不听，还把鄂侯也杀死了，并将鄂侯的肉做成肉脯。

　　姬昌听到这些事情后，不由得感慨。崇侯虎得知姬昌感慨这件事，便对纣王说，姬昌在国内积德行善，广施仁政，现在又流露出不满的情绪，想必他一定包藏祸心，说不定还会夺取殷商的天下；于是纣王便把姬昌抓来，囚禁在了羑里。

　　据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文王拘而演八卦”的记载可知，周文王就是在“羑里”这个地方，成功的推演出了著名的后天八卦--周易。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的是，周文王身陷囹圄之中，为什么要推演八卦，以及他的八卦较之于前人又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占卜是殷商时朝的主流，他们无论大事小情，几乎都要占卜吉凶，殷纣王更是无日不卜，无事不占。正所谓，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也正因为如此，才助长了殷商时期的占卜风气。

　　其次，周文王被拘羑里，可以说，完全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那么，他要想了解天下大事；获悉家人的情况，唯一的方法就是推演八卦。而周文王是皇帝之后，其祖辈都深谙易理，所以，文王对八卦也是极为熟悉的，这也为他能够发展和完善伏羲八卦提供有利条件。

　　最后，周文王仔细研究祖辈传下来的八卦，感到无论是天象还是地理，以及社会组织形态都跟从前的八卦有些不适应了。天上的日月星辰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地理环境也与从前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也与上古时代不一样了，并且人们的生存方式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皇帝时期，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较低，一般只能顺应天时地利去逃避凶灾；人们过着平等自由的生活，并且以女性作为社会的主体，也就是所谓的母系是社会。而黄帝之后，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渐提高，人类已经成为世界的主人，人们可以通过对世界的改造而获得吉祥；人们不再自由平等，而是存在着阶级，人们必须遵守一定的社会制度，社会才能安定。于是，改造和完善伏羲八卦已是大势所趋。

　　周文王推演的八卦，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占卜工具不同

　　殷商时期主要用龟甲或牛肩胛骨作为占卜的工具。这一点，从河南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中，可以得到证实。然而，周文王被拘羑里，几乎是无法得到那么多龟壳，所以无法用龟卜的方式占卜了（即用火在龟壳上灼出裂纹以判断吉凶）。但是，他所在的地方，生长着一种茂盛的草--蓍草，于是，文王便以蓍草取代甲骨进行占卜。据《博物志》记载：“蓍干岁而三百茎，故知吉凶。”由此可见，用蓍草进行占卜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于是，从周朝开始，蓍草便逐渐的被很多占卜家所青睐了。另外，周文王还是第一个使八卦脱离了圭表制约的人。当时，他身陷囹圄，他要想在监狱里建一个圭表或者观象台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同时殷纣王肯定也不会同意。而作为一方诸侯首领的文王手里拿着一些草棍算算八卦，殷纣王是绝不会横加干涉的。所以，这也促使着蓍草成为主要的占卜工具。

　　第二、具备了卦辞

　　伏羲八卦仅是用乾、坤、震、兑、离、坎、艮、巽这八个卦象，代表天地风雷等宇宙自然现象。但是，每一卦中并没有相匹配的卦辞。周文王则根据每一卦的卦象及天于地支的五行生克关系，写出了判断吉凶的卦辞。这对于伏羲八卦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然而，唯一的不足，就是文王八卦中，没有相应的爻辞，但是这并不能影响其占卜的准确性。

　　第三、重新排列卦序

　　周文王在伏羲八卦的基础上，推演出了八八六十四卦，并对这些卦予以了重新的排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后天八卦”。也许，现在当我们看到八卦太极图时，并不觉得新奇，但是在当时文王确定八卦方位圆图时，却是花费一番苦工的。这首先需要参考河图与洛书，估计文王应该是熟记河图洛书的，所以他才能参照河图洛书创造后天八卦。河图与洛书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因为收藏有河图洛书的人是不会轻易传与别人的。比如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没有见过河图洛书，所以尽管他也想更深一步研究八卦，却也只能发出“河不出图，洛不出书”的慨叹。要想根据河图洛书的理论，排列出包含天于、地支、阴阳、五行及人伦理论，且又不与先天八卦相矛盾的后天八卦方位圆图，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皇天不负苦心人，也许是文王的真诚感动了上苍，他终于成功地研究出了后天八卦方位圆图：这个圆图为易学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成为后世八卦预测的重要依据。

　　第四、更为准确

　　周文王在推演八卦的时候就发现，伏羲八卦在占卜过程中，往往存在不准确的现象。于是，他便在伏羲八卦的基础上，充分融合了阴阳、五行、甲子、天文地理及历法等知识，从而提高了占卜的准确性。也许，有些读者会问，文王八卦不是没有爻辞吗？那么，又如何能够保证占卜的准确性呢？原来，文王在改造伏羲八卦的时候，不仅融入了许多新的科学知识，同时重新排列了六十四卦的次序，这样八卦以纳甲，再配以天干地支及六神，然后通过生克关系及旺相休囚死推理，因此，便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占卜的准确。例如，周文王被释放之后，便占卜到西岐将遇到贤良之才，果不其然，他在渭水河畔就遇到了直钩钓鱼的姜太公。此外，汉初的京房、宋代的邵雍和明朝的刘伯温，他们在占卜预测时，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文王这种没有爻辞的八卦法。

　　第五、更加适合当时的制度人伦

　　周文王像伏羲当年那样，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研究八卦时发现，伏羲时代人们生存最大的障碍是自然界，所以伏羲八卦主要以天地间的阴消阳长的规律预测吉凶；而现在人们生存最大的障碍却是人，所以文王以人伦道德作为八卦的基础理论。

　　当然，周文王的八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由于他所写的卦辞极其艰苦、晦涩难懂，且多危辞、隐语，所以这对后人正确理解周易，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然而，正所谓，瑕不掩瑜，周易的伟大光辉，仍是如同日月，光焰万丈。

　　3.周易的修订者--孔子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后裔。周灭商后，周成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一带）。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自孔父嘉之后，其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姓。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为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音he），母亲为颜徵在。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市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终生奋斗目标就是恢复礼乐制度。但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诸侯征伐的动荡岁月，决定战争胜负的标准，就是综合实力。换句话说也就是谁的武力强盛，谁就是战争的主宰，谁就能在战争中获取利益。所以，孔子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礼乐制度，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了。

　　孔子曾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由此可见，孔子是把树立道德仁义，作为自己最高的奋斗目标。但是，当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首要目标无法实现时，于是就退而求其次，渴望能够建功立业了。据《孔子家语》和《史记》记载，孔子青年时代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官）、“乘田”（管理牧场的小官），事无大小，均能做到近乎完美。由于孔子超凡的能力和学识，很快得到不断提拔。到孔子五十一岁的时候，被任命为中都宰，政绩非常显著；一年后升任司空，后又升任大司寇；五十六岁时，又升任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务。孔子执政仅三个月，就使鲁国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就均大有起色，国家实力大增，百姓安居乐业，各守礼法，社会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好形势。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从而，侵害了三桓的根本利益。于是，季桓子等人便竭力讨好鲁定公，使之疏远孔子。第二年，齐国向鲁定公献80名美女，24辆四匹马拉着的华丽马车。季桓子怂恿鲁定公接受齐国的馈赠，于是，君臣沉湎于声色，数日不理朝政；接着，鲁国举行郊祭，季桓子又不分祭肉给孔子。按照当时的礼仪，分不到祭肉就预示着得不到重视。于是，孔子只得被迫离开鲁国。过上了“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的困顿生活。直到68岁时，孔子才在弟子子冉的帮助下重返鲁国。

　　但是，此时的孔子早已对政治仕途灰心丧气了。于是，他便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后世，一边广收门徒，传播儒学思想；一边整理文化典籍，修订六经；据说，孔子曾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终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纵观孔子对中国文化上的巨大贡献，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孔子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巨人。他所开创的儒家思想，不仅成为后世封建帝王的统治思想，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笔珍贵财富。值得一提的是，儒家思想能够占据封建统治思想的地位长达两千多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那么，孔子对《周易》的完善和发展，究竟又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提高了《周易》的社会地位

　　说白了，《周易》就是一部占卜书籍。虽然在那个“无日不占，无事不卜”的年代，占卜在社会中的作用是重要的，但是，它作为一种“方术”之计，是很难登上大雅之堂的。正是由于，孔子发现了《周易》中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并将其纳入“六艺”之列，才能使之一度成为六艺之首。据《史记》记载：“易、书、诗、礼、乐、春秋，此六艺者。折中于孔丘，而当其首者，易也。”由此可见，孔子在提高《周易》的社会地位上，是功不可没的。

　　另外，孔子所处的是时代，虽然战火不断，战事连连，但却是文化上的黄金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史书记载，孔子有门徒三千余人，其中贤达之人就有七十二人。可见孔子在当时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系辞》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案。”由于，孔子对《周易》这本书的的喜爱，便经常翻阅，由于每一片竹简之间都有连接的绳子，时间久了，就把韦编的绳子磨断了三次，这足以说明《周易》对他有极强的吸引力。因此，这也从一个侧面推动了门徒对《周易》的喜爱，并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了《周易》社会地位的提高。

　　促进了《周易》的广泛传播

　　周文王作《周易》，其文字晦涩难懂，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周易》的广泛传播。众所周知，孔子学识渊博，但是，就这样一位学富五车之人，在捧读《周易》的时也是极为艰难的。《庄子天运》中说：“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末得也：’老子说：‘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行有二年而未得也。’”由此可见，孔子在对待《周易》这个问题上，也是不敢贸然的。而是在经过相当的阅历之后，并在“老子”这位名师的指导下，方敢鼓足勇气研读《周易》的。试想，连圣人都都不懂的书，更何况是寻常之凡人呢？

　　有感于此，孔子才收集了当时有关解渎《周易》的一些文献，并且加以系统地整理，使这些文献更适宜人们理解《周易》。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孔子对《周易》所作的辅助说明：

　　（1）孔子分别对六十四卦之内涵予以了概括。例如：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时也。无妄灾也。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贲无色也。兑见，而巽伏也。

　　随无故也，蛊则饬也。剥烂也，复反也。晋昼也，明夷诛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大壮则止，遁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也，亲寡旅也。离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大过颠也。诟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

　　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通过以上的解释说明，我们便可以从每一卦的称谓上，明确卦象的大致含义，这对初学《周易》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帮助。

　　（2）孔子把六十四卦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文王作《周易》，重新确定了卦序，但是卦与卦之间究竟存有何种联系，他并没有说明。这这项工作，恰恰被孔子来完成了。他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也，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通过对卦序之间的隐含意义予以说明，不仅使人们更加清晰的了解了卦象的内涵，更有助于学人的记诵和学习。

　　曾有易学大家这么说过，孔子对《周易》的最重要贡献，就是“赞”（辅助）。此言是极为准确的。因为，孔子对《周易》的解读，成功实现了《周易》从晦涩到平易的过度，并大大地促进了《周易》的广泛传播。

　　而且，由于孔子把《周易》列入了六艺的行列，而六艺在当时的社会中，又是每个社会士族之人必学的科目。所以，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周易》的传播。

　　实现了《周易》向义理方面的转变

　　《周易》是一部占卜吉凶祸福的典籍，在早期的时候，易学与巫术迷信相互杂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周易》的哲学思想内涵。例如，姜子牙看到灭商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向武王提议出兵征纣。可发兵前武王用龟甲、著草进行占卜，龟兆不吉。又恰遇暴风骤雨，随军众臣陡生惧怕之心，不敢发兵。但姜子牙认为他对周殷两方政治、军事的估计是正确的，便态度坚决地折断蓍草，踏碎龟壳对众臣说：“龟壳朽骨，蓍草枯叶，怎么会预知吉凶呢？”他力排众议，武王才决意发兵东进。大军至刑丘，大风把武王的车折为三截，武王的乘马被雷震死，暴雨三日不停，行军十分困难。武王动摇了决心，产生了疑惑。只有姜子牙刚毅果敢，处乱不惊。他说：“折为三，是天示意我们分兵三路进军；大雨三日不停，是在为我们天降神兵；而震死乘马，是示意我们换良马快行。全是吉兆。应顺从天意的安排。”

　　看完这段记载，我们除了要敬佩姜子牙的大智大勇之外，更值得敬佩的就是，他能准确的区分科学和迷信之间的差别。尤其是在那个巫术横行的年代，能够做到这一点，却是难能可贵的。姜子牙虽然提出了“龟壳朽骨，蓍草枯叶”的至理名言，可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周易》作为占卜之术的窠臼。直到孔子时期，这一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孔子在学《易》之前，也只是把《周易》看作占筮之书。然而，当他发现《周易》的“德义”之后，便开始用儒家思想对其进行了驯化。孔子认为：“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这样便极大地提高了《周易》的哲学思想，从而使得《周易》向哲学范畴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那么，孔子又是如何圆融《周易》中的哲学与占筮之间的关系呢？孔子强调以德行仁义来求福求吉，而占筮只是最后的选择：“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意思是说，没有德行的人，神灵也不会去帮助他，所以这种人也不必占筮，正如《论语子路》中记载：“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孔子就是这样在承认《周易》占卜功能的前提下，又充分挖掘和发展了其深刻的哲学思想，从而使之相互圆融的。

　　可以说，正是由于孔子的诸多努力和付出，才使得《周易》这本占筮之作，变成了一本包罗万象，内容庞杂的社会和哲学专著。此外，由于孔子在修订《周易》之时，更加偏重于义理说教，因此，这也为以后《周易》义理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周易》的学术流派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记载：“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只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论端。此两派六宗，已相互攻驳。”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周易》在历史传承中，不断发生分化，以至于衍生出了两宗六派。

　　两派指的是指义理派和象数派；六宗指的是占卜宗、禨祥宗、造化宗、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实际上，占卜、禨祥、造化三宗则偏向于象数派；老庄、儒理、史事三宗则偏向于义理派。下面我们就两派六宗的产生和传承情况，予以简单介绍说明。

　　一、义理派

　　义理作为易学两大要素之一，主要是阐释《周易》的文义和道理。《周易》经文的“义理”是通过卦名和卦爻辞表现的，主要阐发卦爻象数所象征的物象、事理和吉凶悔吝，因而其“义理”以占筮之理为主，兼含哲理观念。例如：《周易说卦传》言八卦“乾为健、坤为顺、震为动、巽为入、坎为陷、离为丽、艮为止、兑为说（悦）”，即是系统阐述八卦的属性、功用之“义理”。

　　此外，卦名也是对《周易》本身“义理”的高度概括。但是，历代易学家对卦名的由来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观点如下：

　　（1）取义说。认为卦象代表事物之理，取其义理为卦名。如乾卦皆为阳爻，主刚健，乾即有刚健之义；坤卦皆为阴爻，主柔顺，坤即有柔顺之义，故此命名。

　　（2）取象说。认为易卦来源于对物象的观察，因而以某种物象之名命名。如乾卦之象为天，乾本义为天；坤卦之象为地，坤本义为地，故此命名。

　　（3）占事说。认为卦名同所占问的事件即卦爻辞的内容有关。闻一多先生考证，“乾”本为“斡”，是北斗星的别名，乾卦中的“龙”象就是龙星，龙星的出没表示四时节气的变化。此卦为占问节气变化，筮得乾的卦象，故取名为“乾”。另如“坤”卦乃占问失马之事，牝马驯良，可以求得，筮得坤的卦象，故取名“坤”（驯良、柔顺）。“家人”乃占问家庭之事，“震”为占问打雷之事，“履”为占问打猎之事，等等。

　　其实，纵观以上的释名观点，我们不难看出，虽然他们对卦名有着异样的理解，但是，他们对《周易》之义理观的认知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

　　（1）老庄宗

　　所谓的老庄宗，指的是用以老庄玄学阐发“易”之义理。代表人物有王弼、韩康伯等。

　　王弼，字辅嗣，三国魏国山阳人，撰有《周易注》、《周易略例》等著作。他看到汉易越来越烦琐，不但依象解辞，而且句句都要附会易象，致使八卦之象有三百三十种之多，烦琐至极。他于是提出了“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新观点。他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意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略倒明象篇》）但是，这里王弼所说的“忘象”，并不是不要“象”，而是在得“意”时，不必拘泥于“象”，只有这样，才能“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即紧紧把握“意”（每卦的思想内容）和“义”（同类卦象的核心实质）。例如，乾卦之义在于“健”，就不必拘泥于其卦象一定是马，坤卦之义在于“顺”，就不必拘泥于其卦象一定是牛，等等。

　　由于，王弼的《周易注》，推翻了汉朝的烦琐象数易，倡导“忘象求意”，用简洁的文字注释《周易》六十四卦，可以说为《周易》的繁荣发展，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同时，也为宋人以“理”说易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以王弼又被称之为义理派的开山祖师。

　　（2）儒理宗

　　所谓的儒理宗，指的是用孔孟儒学阐发“易”之义理。代表人物有孔颖达、朱熹等。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隋唐间儒家学者，经学家。

　　孔颖达出身官宦人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儒学教育，曾从时之名儒刘焯问学，以精通五经称于世，对南北朝经学之“南学”、“北学”均有颇深造诣。入唐后，被李世民聘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成为李世民智囊团中重要人物，是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等职。

　　唐朝统一天下之后，“锐意经术”的唐太宗，有鉴于儒经文字多有异同，经义师说多门且繁杂而歧见纷出，颇不利于政治上的一统。乃命孔颖撰《五经正义》。其中有《周易正义》，采用魏人王弼注本和晋人韩康伯注本，由孔作疏。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第一》提出了八论：第一论易之三名；第二论重卦之人第三论三代易名；第四论卦辞爻辞谁作；第五论分上下二篇；第六论论夫子十翼；第七论传易之人；第八论谁加经字。其中，第一论最为重要。主要讲述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据《易经乾凿度》和郑玄《易赞》，重申易有变易、不易和易简三义。其二是，同意《易纬乾凿度》关于“有形者生于无形”的原则，认为“易理备包有无，而易象唯在于有者”。于是，他把《同易》分成有形的易象和兼论有形无形的易理这两部分。《周易正义》于永徽四年（653）三月，正式颁行天下，作为钦定的全国性的教科书。

　　《五经正义》的颁行，一扫了东汉以来纷纭矛盾的儒经师说。如今古文学之争、郑王学之争、南北学之争等，这些各行其是的学术宗派从此失势，它们之间的争论也就不劝自息，经学的汉学系统至唐初而得以统一。

　　宋代是理学繁盛的时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大家，开始把理学思想融入到了《周易》的研究之中，开创了《周易》研究的新局面。他们主张以象数明义理，又以义理释象数，相互发明，相得益彰。

　　（3）史事宗

　　所谓的史事宗，指的是以史证易的《周易》研究方法。代表人物有杨万里、苏轼、李光等。

　　杨万里（1124-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人，是南宋初年著名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被时人称作四大家。他不仅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同时，还是伟大的哲学家，最能表现他哲学思想的著作就是《诚斋易传》。

　　杨万里在研究《周易》时，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那就是“引史证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是书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传以证之”，清代学者全祖望跋杨万里诚斋易传时也曾指出该书以史事证经学，尤为洞邃。以史证易的研究方法主要特色是“对各卦和各爻义理的解释，几乎皆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言行加以论证，以说明《周易》乃圣人通变之书”这与那些空谈天道的方法相比，更具有实在的价值。

　　在杨万里眼里，《周易》具有强大的推理功能，一方面，它可以从主体形式（天、地、人）方面进行纵向推导；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从内容方面由正及反进行横向推导。例如在《观》中，六三的爻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那么，它相反的一面，即进退失道是何种情况呢？诚斋解释说：“必进忘其身，必退忘其君，皆失其道也。”这种从否定的知识界域中，突现失道的行为，足以给人的道德修养划定最低限度的边界。

　　总而言之，“引史证经”的方法，不仅是《周易》研究史上创新，也为更多《周易》研究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研究方向。

　　第二、象数派

　　在《周易》经文中，“象数”指卦爻符号和奇偶之数。《左传僖公十五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首次提出“象”“数”的概念和说明“象”与“数”的关系。由于卦爻象数是出于占筮及“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需要而制作的，因此为以后占筮、哲理的解说提供了最佳范式，成为占筮、哲理二大流派的原点。

　　我们这么所说的象，其实指的就是易象。象不仅是《周易》重要构成因素，同时，也是易学的重要范畴。《周易系辞》说：“易者，象也。”《左传昭公二年》有“见《易象》与《鲁春秋》”的记载，其中“易象”即指《周易》。孔颖达疏：“易》文推衍爻卦，象物而为之辞……是故谓之《易象》。”而所谓的数，指的就是易数。《系辞》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极其数，遂定天下象。极数知来谓之占。”《说卦传》说：“参天两地而倚数。”说明“数”可以定卦象，推衍“数”可以预知未来。

　　其实，《周易》从一开始诞生的时候，其主要功能就是占卜。换句话说，也就是借助易之象与数的推算，占断人生之祸福吉凶。所以，我们可以说，《周易》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天生的象数派。而《周易》发展到汉代，“象数”便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卦爻象和卦爻数，而是指融合了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及天干、地支、五行在内的新的卦爻象数系统。

　　（1）占卜宗

　　占卜宗由来已久。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学会借助龟甲，兽骨，用火烧烤之后，望其断裂之纹路，而判断吉凶。正如，孔颖达所说：“卜之用龟，灼以出兆，是龟以金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其实，这就是最早的占卜。

　　然而，由于选择龟甲十分费事，龟卜、非常繁琐。所以，这才导致发展到比较简易的筮占。筮，就是用竹签或著草占卦。正如《周礼曲礼》所说；“龟为卜，策舟筮。”其中，策为推算用的蓍草的根数，并由此判断祸福。

　　（2）禨祥宗

　　禨祥宗是在原始占卜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如《四库全书》记载：“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由此可见，禨祥宗是一种对占卜术的继承和创新。例如，禨祥宗的代表人物京房，就成功的把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纳甲等学说融进了《周易》占卜之中，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占卜的准确性和可信性。

　　京房（前77-前37年），西汉学者，本姓李，字君明，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师从焦延寿，深得焦氏《易》学“真谛”。并把焦延寿以灾异讲《易》的做法推向极端，到处宣讲，以之干政，使《易》学此一流派在当时声名显赫，对后世影响极大，以致人们把这一流派称之为今文《易》学“京氏学”。

　　京氏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十六卦变”。简单的说就是：占者遇：变入本宫卦者，灾福应十分。外戒卦：吉凶从外来。内戒卦：祸福从内起。骸骨卦：生则赢瘦，死不葬埋。棺椁卦：病必死亡。血脉卦：主血疾漏下。绝命卦：事多反复，为人孤独，不谐于俗。游魂、肌肉卦：精神恍惚，如梦如痴。归魂、家墓卦：坟墓吉，而无事可成也。

　　除此外，京房易学还将阴阳二气收入纳甲体系，以及将十二支纳入八宫卦中，从而使得《周易》的占卜功能更加完善。因此，我们可以说，京房是《周易》象数派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3）造化派

　　杜甫有诗云：“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这里所说的“造化”，其实就是赞美大自然无穷变化的本领。因此，《周易》流派中的“造化派”，指的就是具有先知先觉，能力无穷的占卜流派。其代表人物有陈抟、邵康节。

　　邵康节，名雍，字尧夫。宋朝著名卜士。范阳人（今河北涿州大邵村）。幼年随父邵古迁衡漳（今河南林县康节村），又迁共城（今河南辉县），37岁时移居洛阳。是中国占卜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梅花易数的创始人。著有《观物篇》、《先天图》、《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等作品。

　　《梅花易数》是一部以易学中的数学为基础，结合易学中的“象学”进行占卜的书，依先天八卦数理，即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随时随地皆可起卦，取卦方式多种多样。相传邵雍运用时每卦必中，屡试不爽。

　　据说，在辰年十二月十七时申的一天，邵康节先生偶然观梅花，见两只鸟雀争占一枝而双双坠地，很以为奇怪，因此占了一卦，辰年五数，十二月十二数，十七日十七数，共计三十四数，除八，得四余二，二数为兑，为上卦。三十四数加申时九数，计四十三数，除八，得五余三，三数为离，为下卦。上下卦总数四十三除六，得七余-，初爻动，得卦为泽火革，初九爻动，变艮，互卦见有乾巽二卦于是，邵康节先生断卦说：详查此卦，时天晚上，当有女子折此梅花，园丁不知原因，追逐女子，女子手足摔倒在地，伤了右边大腿。在泽火革卦中，上卦兑属金，为体卦，下卦离火为用卦，克制兑金。六二五爻至九三爻、互卦为巽为木，生离火。这样一来，克体兑金之卦气旺盛。兑为少女。所以知道少女被伤，而用互巽木又被体互乾金所克伤。巽为大腿，所以有伤大腿之应。所幸初九爻动后，变卦为艮，艮为土，土虽使兑金体卦得以生扶，但艮又为止，所以知道女子虽然受伤，但不至于有危险。

　　关于邵康节梅花易数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其中心思想，无怪乎就是称赞梅花易数的神奇，并使其披上神秘的外衣，这样就无愧于“造化”这一盛赞了。

　　5.《周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当我们运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审视《周易》独特的艺术文化的魅力时，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周易》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更是中国一切艺术文化，乃是自然科学的源头。它以有容乃大的胸怀，包藏了艺术学、哲学、文学、建筑学、医学、数学，以及物理学等众多门类的科学知识。

　　《周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深远的。如果让我们敞开胸怀畅谈《周易》的积极影响作用，恐怕就是说上三天三夜也是说不完道不尽的。因此，我们将有选择的介绍一下，《周易》在中国艺术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突出作用。

　　一、《周易》对哲学思想的影响

　　《周易》对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二是，阴阳和谐的思想。凡是读过《周易》的人，都会发现，《周易》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在于表达天地自然之道，及该卦在自然之道中所处的时势，然后把这个道与时势，作为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制约，从而决定人们应当怎样去行动。而这种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统一性，古人称之为“天人合一”。

　　而这种思想的建立基础，必须要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周易》认为，人是认识的主体，而天是认识的客体；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是有意识的，而作为认识客体的天是无意识的。所以，《周易》的思想就是要建立起从“人”到“天”的沟通阶梯，借此来帮助主体去认识客体，也就是帮助人们去了解天地之道即自然规律，同时也了解和认识人类本身。说道这里，我们不妨插句话，早在远古洪荒时期，由于自然科学不发达，先民便对世间万物充满了崇敬，在这个时候，“人”无疑是最渺小的，而率先肯定了“人”的主体性价值，这无疑是一种伟大的进步。

　　在肯定了人的主体性之后，关键的问题，就是强调人与天得相辅相成作用。简单点说，就是当天道之中含有人道，人道之中也含有天道，唯有如此，方能天人合一。《系辞传上》说：“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意思就是说，天道与人道如同形影的关系，不可割裂。

　　此外，还有天地交，泰。后（君）以财（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以，人只有在自觉地遵循天道的基础上，深刻地认识它，并能动地协调于天道的相结合，这样就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了。正如，《乾卦》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阴阳乃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阴阳二气之中，阳气是创生的、主导的，阴气则是顺动的，终成的。阳气是活性的，具有生命力；阴气则是收敛、闭藏的。两者虽是构成宇宙不可或缺的对等因素，但作用并不相同。因此常常褒阳而贬阴，重阳而轻阴。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也是《周易》所批判的。因为，阴阳二气虽不是平行关系，但是，两者相互消磨，相互融合的过程，却正是力求平衡的过程。所以，《周易》认为，平衡与和谐乃是阴阳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关键的就在于“变”。

　　我们以损卦为例，六三爻；“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象辞说“一人行，三则疑也”。意思是一人行走会得到友人，三人同行会产生猜疑。《系辞下》解释这一句说：“天地因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其含义是完全相同的。总之，阴阳都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并实现和谐统一的。

　　二、《周易》对文学的影响

　　《周易》文字优美，词简而意丰，其本身就是一部很美的文学艺术作品。其实，很多人阅读《周易》的初衷，并非奔着它的占卜作用而去的，反而是把它当成优秀的读本。例如：《孚卦》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我们不妨做这样的想象，眼前是一片浓荫，一只煽动着翅膀的白鹤，正在引吭高歌，仿佛是在抒发自己美好的心情，或是在呼朋引伴，而就在此时，距离不远处，一只小白鹤也随之高声鸣叫，悠长的鹤鸣，回荡在空谷之中，这是何等的惬意啊。然后，把盏临风，对酒当歌，这又是何等的逍遥自在。想到此处，难道我们还不为之动情吗？难道，这与苏子在前赤壁赋中所写：“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境界不同吗？答案是，完全一致。所以，即便我们把《周易》称之为是一部优美的散文诗，那也是不为过的。

　　当然，《周易》的运笔行文，跌宕多变，时而是一首婉转流动的诗篇，时而是一则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时而又似一名老者的谆谆教导，时而又恰似一名顽童的童话故事。总之，无论其如何变化，都无法抹杀它给读者带来的文学艺术享受。

　　其次，《周易》中所传达出来的很多文学思想，也深刻的影响和指导着后世的创作。例如：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崇尚自然，强调真性灵的创作模式等。由于，篇幅的关系，不便赘述，但是，笔者相信，广大读者在用心阅读《周易》的时候，就一定会在潜移默化中，享受到《周易》所带给您的启发和帮助。

　　三、《周易》对艺术的影响

　　《周易》认为，天地万物之源，皆由阴阳二气所成。所以，“气”论说便成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气表达一种空间的概念，如果没有气的充斥，空间就不复存在，天地就无从讲起，道法也自然成了一句空话，一切艺术作品也都成了一句空话。

　　南朝齐画家谢赫在其所著的《古画品录》中，首先提出绘画“六法”，作为人物绘画创作和品评的准则。在《古画品录》中将“气韵生动”作为第一条款和最高标准，而“气韵”所表达的则是人物内在的生命和精神，物态的内涵和神韵。但是，这种“气韵”说，同样也是受到了《周易》的“气”论说的影响。

　　因为，气与心联系，把自我观照更多地放在精神实质之中，让一种生命的律动变成审美的标准，而这种标准是一种运动中的韵度，是一种境界。蔡邕《九势》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形势是阴阳的转化形式。“气”是天地之气，但化育为生命之气，应用到艺术创作，这之间的概念就有文化的指向，负载着许多文化学的涵义。

　　另外，《周易》的“阴阳平衡”原理，也对中国艺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绘画中的结构布局，墨色的浓淡变化，线条的粗细搭配等，无一不受到阴阳平衡学说的影响。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称：“字画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意思是说，既要注意黑的部分--字形笔画的密（实）处，也要注意到字画间及行间之白的疏（虚）处。黑处要精心结撰，而白处--字里行间的布置也须措置得宜，使疏密有致，两者相映生辉。

　　四、《周易》对数学的影响

　　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意思是说，“我”（刘徽）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的。显然。在刘徽看来，《九章算术》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

　　接着，刘徽进一步认为，古代数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包牺氏画八卦。他在《九章算术注》的“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暨于黄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于是建历纪、协律吕，用稽道原，然后两仪四象精微之气可得而效焉。”刘徽认为，数学是包牺氏为了“合六爻之变”而发明的，后来经由黄帝的进一步发展，以发挥《周易》“两仪四象”的功效。

　　宋朝时期著名数学家秦九韶的数学著作《数书九章》系统地总结和发展了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和一次同余组解法，提出了相当完备的“正负开方术”和“大衍求一术”，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而他在论及数学的起源问题时，也明确表示说：“周教六艺，数实成之。学士大夫，所从来尚矣……爰自河图、洛书恺发秘奥，八卦、九畴错综精微，极而至于大衍、皇极之用，而人事之变无不该，鬼神之情莫能隐矣。”可见，秦九韶也认为数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河图洛书”、“八卦九畴”，但是，其起源仍归于《周易》。

　　其实，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数学的起源和发展，几乎都受到了《周易》的影响。他们或采用《周易》的概念以表达数学问题，或是对《周易》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和引伸，从而对古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证明了《周易》对于古代数学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五、《周易》对医学的影响

　　《周易》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所起到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整体论思想

　　《周易》的六十四卦就像一个大系统，每一卦又各由六爻组成，构成一个小系统；大系统与小系统之间，反映了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普遍性和系统性。而中医所倡导的也正是这一思想的深刻体现。例如：中医五行学说和脏象结合，构成五个子系统；而子系统之间也都存在着相生相克的联系。

　　记得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头疼医脚”，乍看上去，仿佛是有点南辕北辙的意思，而且长久以来，都被作为贬义词使用，可谓是“千古奇冤”。因为人的身体好比是一个大的系统，而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可能严重影响其他部位的正常功能。所有，只有立足于整体观的思想，才能从根本上治疗病患，否则即便止住了疼痛，那也是治标不治本的愚蠢方法。

　　（2）发展观

　　《周易》认为，任何事物都在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的。而运动、变化和发展是“吉”，而不运动、不变化、不发展则“凶”，而且，这种发展是由下往上的，有其规律，并提出了“物极必反”的观点。例如：《乾卦》首先就提出了“天行健”的理论，意思就是说，一切自然法则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中的。接着九二中便说：“见龙在田”这表明，事物正在开始变化，然后，经过“飞龙在天”的发展之后，就达到了“亢龙有悔”的境界。而这个时候，如果停止了运动，那么就真的“有悔”了。其实，内在的含义是说，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紧接着的便是“低谷”，也就是开始转向了下一阶段的运动。

　　中医学就很好的继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在开展防病、治病的同时，强调运动、保健，并创造了诸如导引、按摩、针灸、体育锻炼等方法，就是强调运动。

　　除此外，《周易》的阴阳平衡法则，以及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也都给中国古代医学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根源，也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深刻的影响着古代的文学艺术以及哲学思维，同时还以其蓬勃的生命活力，为近现代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贡献着杰出的力量。据说，德国大数学家、微积分和数理逻辑的创始人莱布尼茨正在为创造一部乘法机而遇到困难，一筹莫展，正好他的朋友、到中国去传教的教士白晋从中国归来，带来了《周易》，当他看到《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次序图”和“八卦方位图”时，便顿时感到阴阳两个对立矛盾的面千变万化的奇妙，对易经和八卦以及它最初的发明者伏羲充满敬意，受到点拨和启发，产生了他对二进位制的最早灵感。由此，便真正了印证了那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