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大官人

西门庆的生财与消费之道（代跋）

　　在《金瓶梅》这部小说中，西门庆这个人物最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特色。

　　这是个心理和行为都很复杂而且时时刻刻都游荡在他那个时代的上、下层现实社会海洋中的人物。西门庆既不为传统的文化观念所局限，又难以摆脱它的束缚；他既身染社会流行和崇尚的庸俗习气，又具有让自己周围正经与不正经的人们都佩服、敬重的言行作为；他既想使自己的商贾事业通四海、达三江，使自己成为新的经济力量的核心，又不得不依附着权势而小心前进。在传统王权的重压之下，一个破落财主出身的生药铺老板竟能左右逢源，逢凶化吉，发展自己的买卖，扩大自己的经营，成为当地的富商豪贾，在生活上享受奢侈，成为众人瞩目的全县数一数二的大户，可见生财之道与享乐之术都是很有一套的。可以说，在西门庆身上，突出地体现出16世纪前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的特征，反映出较为发达的中国东部地区的商业小社会中，处于婴孩阶段的资产者们发展成长的某些特征，而这一切，既反映出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的积淀，也反映出时代文化的某些方面的气象。

　　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贾依凭较优越的经济条件参与政治，不过只是从王权统治者那里分到“一杯羹”

　　纵观中国数千年王权政治文化，不能说是没有“法律”治国之时、之人、之事，但最基本的、也最重要的是“权”治。建立在血缘世袭制和科举考试制基础上的权力继承与权力配置，使得君主们能在这块既广阔又封闭的国土上具有仅比天矮一级的权力，使得数万名官僚在千百块既统一又分割的区域里握有生杀奖罚的特权。“权”治的实质便是“人”治。这种专制制度对于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却又生产落后、精神蒙昧的国家来说，是具有相当大的效果的。但是到了明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市民阶层力量的扩大，随着“邪端”思想对正统思想的挑战，王权专制政权已经开始难于一手遮天，“权”治已经受到了在社会各个角落逐渐显示出其巨大力量和诱惑力的金钱的冲击。虽然还不能说“金钱万能”，但有了钱就有可能得到一切，就有可能满足一个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也有可能让一个人从官府的判罪案卷中解脱出来。这在城镇和商品经济较为发展的地区已不是奇谈怪闻。尤其到了明中叶，一面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另一面却是国库日益耗空；一面是商人有条件追求奢侈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另一方面却是许多官僚索贿受贿，或弥补微俸薄禄之不足，或奢淫侈乐，醉酒迷色。权力常常在金钱面前屈膝，卖官鬻爵听起来可耻，也不合祖宗家法，但它却可以极快地填补国库的一部分空虚，也可以为当权者的骄奢淫乐提供一部分物质保证。于是公开纳官与暗地卖爵已不是偶然的丑闻。贪赃枉法、见利忘法，比比皆是。明初洪武皇帝朱元璋曾严惩了许多贪官污吏，并苦口婆心地反复劝戒子孙和下臣，但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乃至到了明中叶，上自学士、太师，下至县丞、典吏，贪财受贿成了习气。嘉靖、万历两个长寿皇帝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顾自己的事去了。像海瑞那样一生克己奉公，俭朴事君，到死时，连殓葬自己的费用都没有的清官廉臣如凤毛麟角。而像李贽那样于世独立而被后世誉之为伟大思想家的人，在任姚安知府之前，度日艰难，朝不保夕，只是在上任知府之后，由于有各项“常例”和其他“外快”，才补上官俸不足。看来，在《金瓶梅》和明代其他小说、戏曲中常出现的“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这句俗语不只是一种观念，而且更是一种现实。金钱突破了王权专制的一统天下，持有金钱的市民已经开始从“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观念和生活观念中解脱出来，以自己的优越的经济条件与王权贵族们平起平坐，进而也能取得政治上的某些平等或某种程度的平等，进而用金钱买到权力，参与政治。

　　西门庆是一个“清河县破落户地主，县门前开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好些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这种人，无论从出身来看，还是从表现来看，按中国的传统观念，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很有可能成为贵族豪门教育子弟的反面教材。但时代已经不同了，这种人由于“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甚至“近日又与东京杨提督结亲”。经济地位对一个人的政治地位、社会声望有如此重大的决定意义，是先前少有的。

　　西门庆无高贵的出身，也不读书，也就谈不上参加过什么科考，这种人在社会上，尤其在官吏中间本是被不齿的一类，但他有钱，便可使得诸多官僚吏员直至中央大臣为他服务。

　　武松为兄被害一事告了西门庆一状，西门庆忙“打点官吏，都买嘱了”，于是县官吏典便将此案不了了之。

　　武松找西门庆复仇，误打了李外传，被押进县衙，西门庆在衙门里再次遍行贿赂，原来佩服并重用武松的“县主一夜把脸翻了”。

　　为了将宋惠莲的丈夫来旺儿彻底清除，西门庆下了“100石白米”（这是明代中晚期官场贿赂的“术语”，即100两银子，以白米暗示白银，而黄金则用黄米暗示）给夏提刑和贺千户，于是来旺儿受尽酷刑，差点丧命，被押回原籍，家破人散。后来，惠莲的父亲也在贪利枉法的官吏重刑之下，伤病交加，蒙冤而亡。

　　主办案件的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邦彦，在500两白银的“礼物揭帖”面前认为“500两全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书案过来，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庆”，使西门庆从党案罪罚中解脱出来。

　　蔡京，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政殿大学士，在西门庆不断送来的孝敬重礼面前，一方面无愧而受之，一方面按西门庆的意思释放盐客，又为西门庆封官加爵，还把西门庆收为义子。有些厚遇，是西门庆自己都常常感到出乎意料之外的。

　　上面所述，都是西门庆送金银上门。《金瓶梅》中还有不少情节却是各级官吏直接或间接地向商人索取金钱财货。很有意思又很可笑的是，当这些得了“眼红”病的官吏向西门庆索财求利时，有的谗涎欲滴却又委婉曲折，有的一旦受遇受赠，立即肺腑托出，慷慨激昂，似乎是肝胆相照，恨见太晚，显示出金钱在权势面前的极大能量，颇具讽刺意味。

　　新状元蔡一泉奉敕回籍省视，路经西门庆家，私下讨路费，想不到西门庆不仅盛情招待酒饭玩乐，又送金缎一端、合香三百、白银100两，于是便来了个“固辞再三”，还说，“但假十数金足矣，何劳如此太多，又蒙厚腆”，其实是嘴推心就。到后来，这位蔡状元已是巡盐御史，这可是个肥缺，他又同宋御史来到西门庆家。西门庆这次光酒席就开销了1000两金银，最后连同再送的酒席，还有酒、羊、丝、缎和金银酒具盘筷之类，各人又送一套。宋御史高兴地先走了一步，蔡御史则下榻西门庆家。他对西门庆家中的摆设和富贵气象，慨叹不已，自叹不如；对西门庆又安排优伶歌唱和妓女侍寝，更是感激万分。第二天分手之时，这位朝廷命官竟“与西门庆握手相语，说道：‘贤公盛情盛德，此心悬悬……倘我后日有一步寸进，断不敢有辜盛德。’”

　　那位宋御史大人也不相上下，他后来再次来到西门庆家，见到一座做工奇巧的八仙捧寿鎏金鼎，便夸赞不已，并且这样对身边的官员和西门庆说：“我学生写书与淮安刘年兄那里，替我捎带这一副来送蔡先生，还不见到，四泉（西门庆）不知是那里得来的？”这一索要真可谓得体有方。西门庆当然深知“醉翁之意”，只得忍痛割爱，派两名排军将鼎送了过去。

　　不少官员也看中了西门庆的万贯家财和超级的生活享受，纷纷以各种各样借口来“沾光”。要西门庆代办酒宴款待各自的上司来宾便是其中一种。像宋御史接钦差黄太尉，安郎中为九江大尹蔡少塘（蔡京的九公子）接风，宋御史又请侯巡抚，汪参政、雷兵备、安郎中等人为浙江本府赵大尹升大理寺丞设宴庆贺，等等。这些“作东”的官员所出资金往往不足请客费用的尾数，实际上是官僚们向富商人家“打秋风”。

　　明朝各级官员的俸禄虽然各代情况不一，大致上是这样的：当朝正一品月俸为90石左右，从九品官仅5石上下。而西门庆的一天正常收入，几个铺面加在一起，就可有数十两左右，相当于一个中级官员的月俸。额外收入更为可观，常常是数百、数千两银子进进出出。明朝官员不仅俸禄低，而且皇帝的奖赏也相当低微。皇帝御批的工部工完奖，蔡京的赏银为50两，仅仅是西门庆一次送给李邦彦礼金的1/10，更是西门庆给蔡京拜寿贺礼的小零头。小官员赏银仅5两，或绢2匹（嘉靖、万历年间一匹绢约合银7钱），这与西门庆随手赏给妓女或优伶的小费等量。如此这般，怎不会刺激各级官员去羡慕像西门庆这样的商贾，并且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大大小小权力为西门庆这样的商贾服务呢？所以西门庆可以用钱作前导，使自己由“一介乡民”变成一个“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从五品武官），又升为“正千户掌刑”（正五品武官），还成了蔡京的干儿子。进而可以和各级官僚们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光宗耀祖。

　　这一切，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掌权者以公权谋私利、肥私囊；有钱者以私钱取公权，得政治地位，权力与金钱已形成了一种交易。这种交易是封建统治者不能承认，但又不得不做，甚而发展到热衷于此道的；这种交易也是一般的商贾市民所料不及，但又愿意并追求的东西。戴上乌纱帽，坐上虎皮椅，光宗耀祖，出人头地，本应是从祖辈手上继承或在“十年寒窗苦”中拼得。现在，这些既无继承血缘，又不曾“乡试”、“会试”的商贾，竟凭着手中的金银财货便可以轻易得到，从而改变几千年来“末流”的社会地位。难道不是所料不及而又梦寐以求的吗？这是中国16世纪前后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城市社会中的一个很有特征意义的现实，是中国商品经济、商贾阶层发展道路上一个很有特征的文化现象。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西门庆首先是个商人，而且是个“出类拔萃”的商人。他在行商坐贾的活动中，在处理自己的买卖与中央、地方各级官员的关系中，尤其是在出乎意料地得到官职之后，认识和体验到了官吏们内心对钱财的渴望，认识和体验到了权力对商业的好处，开始自觉地意识到经商者最好也能从政，以商养政，又以政养商，买卖才有长足的发展。不错，商政结合必然败坏政治，但是此时的政治是专制的王权政治，是已经开始腐败而且必须败亡的政治。西门庆从自己个体利益出发，走上商政结合之路，客观上无疑是对已开始腐败的王权政治注进了催腐剂，是对专制政治的一个冲击。

　　当然，我们又必须看到，商人依凭自己的金钱，通过各种“买”的方式参政，弄个一官半职，毕竟不过是从王权统治者那里分到“一杯羹”，中国商品经济与依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商业小社会与整个传统大社会的重重叠叠的关系，中国商人在观念和政治上与传统文化观念和专制政治既有继承又有碰撞的交错和统一，使得已有一定力量的商贾们在与王权政治发生关系时，表现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

　　二、中国王权专制政治统治了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得不依附在这棵已经开始腐朽的大树上，中国资产者从他们诞生之初，便显现出难以独立发展的弱点

　　中国古代的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或政治枢纽，尤其在先秦，都、城具有极鲜明的等级色彩和宗法内容，然后才成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或枢纽。有些市镇，特别是隋唐以后的市镇的建立，虽然是由于经济、文化原因，但立即会建立起相应的由国家专制政权全面把握的机构而显示其政治性质与职能。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的这一很不同于欧洲古代城市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它不仅不可能脱离专制“权治”范围，更不可能“独立”。

　　这样，市民阶层便相当复杂了。到了元明时期，市民中有因故流亡他乡的农民，有本地破产的中小地主和农民，有小手工业者，有作坊工人，还有为数不少的商贾、贵族、官宦、吏员、差役等等。其中，较大比例的商贾队伍是新的经济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成员又多为破落户、官僚、贵族、豪门中求利经商者。他们身上的细胞多数还属于传统的，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他们在人事上、政治上、思想上与专制王权有着十分复杂和密切的联系。同西方早期城市中以商人和逃亡农奴为主体的市民相比较，中国商人的自我意识还相当薄弱。而当时的王权专制的腐败主要是表现在政治上，其传统观念与时代正统思想则由于根深蒂固而仍有着震慑人心的力量，王权政治也因为它是建立在以宗法制为主要特征，以家族、家庭为基本组织的基础之上而具有超稳定性能。因此，中国的商贾阶层虽然作为社会的一个阶层存在，却难以形成自己的经常性的集体力量，更不要说去争得自由和权力。他们首先是生活在王权“权治”最严重的城市中的百姓。因此，中国的商品经济到了十五六世纪虽然在生产力的推动下迅速发展，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却又使得它自己不得不依附在已经显出腐朽之气的王权政治之树上，曲折而行。如果说，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的近代资产者萌发了嫩芽的话，那么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资产者们，从这个时候起，就一方面想极力挣脱这令人窒息的襁褓，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这个襁褓站立起来，缺乏必要的独立精神的中国资产者对王权专制的反动有其难以克服的软弱之处。《金瓶梅》的作者当然是不可能以自觉的理性去认识到自己所处时代具有这种实质问题，他只能以自己的感觉去批判社会。好在他那写实之笔，从文学再现的角度为我们描写了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发展中商贾阶层这一具有特征性的表现。

　　一部《金瓶梅》，以西门庆的活动为中心。在西门庆的诸多言行之中，他的官场和商贾活动占了重要位置。他不仅对买卖行情了如指掌，也对官场十分熟悉。上自蔡京太师，下至县中四宅，无一不识。他所交接的大官小吏，又都是一些握重权、掌实权的家伙。西门庆在官场上丢下的金钱不少，最主要的目的不在于升官发财，而是要保证自己生意顺利发展。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虽有金银万千，却无任何政治地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政治地位对自己的生意兴隆有重大的因果关系，自己必须寻找靠山，结交官吏，筑高自己的政治台基，以便获得商贾生意上更高的利润。这便是当时的“烧香拜佛保平安，交官结吏好赚钱”。

　　西门庆多次送厚礼给蔡京，甚至不惜金银珠宝和少女同蔡京的大管家翟谦结亲，目的便是寻找大靠山。他寻这座大靠山，最初的意图是为了探听消息，把自己从党案罪罚中解脱出来。谁知出乎西门庆的意料，自己的钱财玉帛不仅解脱了罪罚，而且一夜之间竟从“一介乡民”变成了五品千户官，还成了举国瞩目的蔡太师的干儿子，于是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金银在官场上的作用；当上了千户官，从官经商的极大好处更使他明白做生意对权势的依赖性，所以他才会不断地、大方地向各级官员赠礼送物、酒迎宴送。他将许多金银花在这些人身上，将自己的生意绑在了王权权势的大车上，让它更快地发达起来。

　　西门庆书房里有一个书橱，这个书橱不是用来装四书五经的，里面盛的都是送礼的书帕和尺头，书箧里则全是往来书柬拜帖儿以及送节礼物账簿。与其说这是送礼账表，不如说这是“护商符”。西门庆不仅是一年三节处处周到，就是官哥儿满月时，都必须准确周全地按这份“护商符”将能请到的官员都请来，蔡京的生日和其他官员来往经过，更是自然而又必须安排周到的。西门庆的发达，正是这份“护商符”保佑的结果。

　　诸官僚纷纷借西门庆家设宴迎客送宾，西门庆次次赔钱，赔得愿意，因为这既是交结各级官僚的极好机会，也是向社会上炫耀自己的家门威风的极好机会。这两者都是一般人难以办到的。在西门庆的眼中，这些都是送上门的好生意，于自己的商贾事业有百利而无一害。比如，为宋御史置酒宴迎接黄太尉一事，在西门庆家陪宴的就有巡抚、巡按、两司八府官员二十多人，又有官吏侍从，“少说也有上千人进来，都得管待出去”。其结果，正如应伯爵所说：“到明日，休说朝廷一位钦差殿前大太尉来咱家坐一坐，自这山东一省官并巡抚、巡按，人马散级，也与咱门户添许多光辉，压好些仗气。”

　　西门庆在来往官僚身上下功夫，目的也是一样的。如西门庆迎接蔡、宋二御史，开销相当大，然而“哄动了东平府，抬起了清河县，都说‘巡按老爷也认的西门大官人，来他家吃酒来’”。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蔡御史对西门庆的热情款待万分感激，在酒宴上就答应了“比别的商人早掣取你盐3万引一个月”。贩盐买卖在那时是可获数倍利钱的生意，盐引是当时官府发给商人运销食盐的专利凭证，300斤盐为一引，3万引即900万斤盐的买卖，其利润是相当可观的。这位蔡巡盐御史给西门庆不仅开绿灯，而且是早开一个月，西门庆怎会不发其财呢？蔡御史还要宋御史放了杀人犯苗青，开脱了西门庆贪赃枉法之罪，使西门庆又可以放胆为官经商，其“利”也就难以用金银来计算了。

　　临清钞关有位钱主事老爷，常常收到西门庆的好处，于是对西门庆的过关货物“青目一二”，为他偷税漏税大开方便之门。

　　在月息5分的同等条件下，商客们当然会来找有权有势的西门庆借钱，因为他们认为，“不如这里借着衙门中势力儿，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应伯爵更是一语中的地说道：“不图打鱼，只图混水，借着他这名声儿才好行事。”看来，西门庆以金钱换来的“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正千户掌刑”以及蔡京的干儿子，不仅成了他依附权势而发展商业的重要条件，也成了别人依附他、他又借此发财的优越条件。

　　李三带来信息，朝廷改新盖的艮岳为寿岳，下文要每省万两银子的古器，他请西门庆拿出一半银两与张二官合做这笔买卖。可是，西门庆在问清了情况之后，决意自己一人包了。

　　西门庆又问道：“批文在哪里？”李三道：“还在巡按上边，没发下来哩。”西门庆道：“不打紧，我这差人写封书，封些礼，问宋松原讨将来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讨去，不可迟滞，自古兵贵神速，先下来的先吃饭，诚恐迟了，行到府里，乞别人家干的去了。”西门庆笑道：“不怕他，没使就行到府里，我也还教宋松原拿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认的。”

　　一切果然按西门庆的意愿进行了。这位宋松原大人就是那位连吃带沾要走八仙捧寿鎏金鼎的宋御史大人。如果西门庆不是随后身亡，这笔买卖又将会给他带来巨额收入。

　　西门庆利用官场，依附权势，疏通商途，促进买卖，使自己的商贾事业取得了比一般商贾高得多的效益。但也正是这种现象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力量与旧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密不可分，要求他们分离而各行其道是办不到的，也许有的会因为没有依附而倒下去，也许有的只会慢慢爬行。而要求新的资产者与旧的统治者对立相抗，那他们只会在王权专制的政治禁锢之中夭折。带有上述特征的中国商贾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折时期的土特产。

　　三、富商的奢侈享乐与他们的巨富恐惧心理：王权政治拖住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我们先来看看这么一件史书略载而民间盛传的事情：

　　明太祖戎马倥偬，夺得天下，定都金陵（今南京）。为显示京都气魄，他要扩建这座六朝故都，将城墙加高加厚，城墙上可让四辆马车并驰，周围96里。当时吴兴有一位富可敌国的大户名叫沈万三的闻听此事，奏报太祖，愿助筑城一半，而且还请求犒赏三军，每一位将士犒银一两。这里，我们暂且不论沈万三的动机如何，就当时国家“府库虚乏”的实情来看，沈万三的“赞助”于国、于民、于军都是件好事。如果朱元璋此刻有清醒的经济头脑和宽大的胸怀，完全可以旨准并加褒奖此事。然而，朱皇帝老大不高兴，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竟将沈万三抓来京城问罪，要杀他。幸亏马皇后劝了一句话，沈万三才免去杀头之罪，被没收家产，充军云南。

　　这件事不仅表现出朱元璋不很清醒的经济头脑和帝王至上高傲“人穷志不穷”爱面子的心理，而且也直接表现出他对待富商大户的鲜明态度。这一点也可以从当时马皇后劝朱元璋的话中看出来。马氏也许是出自好心，编出话来救沈万三，但是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马氏是这样说的：“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民富敌国不是不法，说得在理；以巨富为不祥，却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了。接下去推出不祥必遭天灾的结论，欺己，欺人，也是欺天下。马氏也许是出自好心，编出话来救沈万三，但是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马氏这段话如果不是她自己的思想，就一定是她把握了朱元璋的思想，否则，不可能产生免沈万三一死的效果。

　　朱元璋出身贫苦，小时是个孤儿，不仅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而且走投无路。为了混饱肚子，他曾流浪，曾给有钱财主当雇工，曾进寺庙当和尚，直至投奔郭子兴从军。童年、少年时的艰难困苦使他恨透了财主富豪。这种阶级感情曾激励他勇猛杀敌，连连立功；这种非理性的感情也在他治国安民的政策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产生了不良的后果。朱皇帝采取的是“让步政策”，与民更始，休养生息。他在农本思想的基础上，鼓励开荒，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他“锄强扶弱”，“右贫抑富”，打击了大贵族、大富豪，缓和了土地的集中，有利于千千万万从战乱和贫困中熬过来的农民，等等。这一切，为明初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但是在起义时期奉行的“摧富益贫”和“杀尽不平”的行动纲领以及千百年来以小农经济为物质基础的“平均主义”思想往往导致“锄强扶弱”和“右贫抑富”政策中的偏激。尽管朱元璋要力行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政策，使中等富家不受侵害，而且明初百来年这个政策基本未变，但是在实践中也同样存在偏激，致富的思想受到了压抑。那些有办法赚得钱财的商贾坊主，一旦手中的金银积蓄到一定程度（相对而言，不令时人友邻太眼红的程度）便大肆挥霍，而不愿在个人生活中继续勤俭节欲，以更多的利润去发展生产。有谁愿意在这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专制社会里，拿十万、百万的钱财去买充军云南边地的罪受并遗害子孙呢？

　　经济生活中的这种现象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明代只不过具有朱氏王朝的特征罢了。中国是个农业国，以农立国，有着十分悠久而又丰富的农本思想传统。中国又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农业国，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有过较大的发展时期。但总的趋势依然是保守和缓慢的。直至原子能加电子计算机的时代，中国不少的农村山区依然靠刀耕火种的方式进行生产。生产力的落后给我们这个颇有繁殖能力的民族带来的便只是贫穷。

　　孙中山先生曾精辟地分析过中国国民的经济状况，他认为：中国人大家都是贫，亦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所谓的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孙中山先生的这一分析是站在整个世界的经济生活面前说出来的。的确如此！

　　然而，就在贫与不均的问题上，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革命领袖和统治者都曾经进行过分析，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圣哲贤人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保守的君主还是起义的农民，都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不均”。孔夫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话被人们辗转复诵了千万遍。他那崇高的“仁者爱人”理想却给千千万万子孙们以持久的耐力盯住“不均”不放，坚信“均无贫”。人们似乎认为中国不存在着物质的缺乏，而只存在着物质分配的不平均。于是出观了“杀尽不平方太平”、“杀富济贫均天下”、“有福同享”的口号和观念。直到今天，我们的“铁饭碗”、“大锅饭”还没有彻底打破。这些现实虽然表现方式不一，均等的思想程度不同，但实质上都是小农经济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分支。这种思想使人们的眼睛只盯住现有的物质是如何分配的，而不是激励人们如何去发展生产力，去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当然，也就使人们往往醉心于“均等”的精神状态之中，昏昏然，愕愕然，碌碌无为，“安贫乐道”。这种思想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当历史向前发展，生产力向前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出现了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开始大步发展之时，“平均主义”作为一种极有力量的文化积淀而构成的社会心理，开始直接干预新的经济生活，其中尤其是越来越繁荣的商品经济生活。与“农本”相对的是“商末”，与“安贫乐道”相联的是“知足者常乐”，与仁义礼智信相关就出现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甚至“无商不奸”。“平均主义”借着这些东西在社会意识中对“富”展开了全面的进攻；伦理观念中的“修身莫过于寡欲”，“货贿为贤所贱，德行为贤所贵”，“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存天理，灭人欲”；经济观念中的“财是怨府，贪为祸胎”，“贫穷自在，富贵多忧”，指金钱有“铜臭”，说金钱乃“万恶之源”，论金钱为“身外之物”，等等。这一切，对中国历来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来说，是一个极其沉重的心理负担，甚至延续至今，屡见不鲜。这样，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朱元璋对沈万三的态度和马皇后的那段话便不难理解了。

　　物质基础当然有它突出而又鲜明的相对独立性和主动性，传统的观念文化也好，当时的政治文化也好，对物质基础可以产生极大的影响作用，而不可能完全左右它。否则中国社会经济将会永远陷在贫困的“桃花源”的泥潭中，用刀耕火种的方式熬日月。商品经济发展到明代中叶，不仅显示出它对全国物质交流和生产发展的重大意义，也显示出对经商者的利益关系。

　　明代中晚期，苏州地区有这样一首民谣：

　　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一而劳多，雕朽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滑之民为之。

　　四者相比较，谁人愿意做那些吃力不讨好的农事手工？所以，在农村有不少农民，在城镇有不少市民，甚至有许多官僚、地主以至皇亲国戚纷纷经商营贾。物质基础上的变化冲击了思想意识领域，构成了思想文化的新特征。重农轻商的思想出现了受异议的局面。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张居正大力主张只有“厚商”才能“利农”。在思想观念领域，也出现了士农工商皆可称贤的意识：“岂必仕进而后称贤乎？”不少读书人，不少书香名门之后投笔从商。在一直被认为有“铜臭”是“万恶之源”的金钱面前，不少人的欲望和激情被调动起来了。

　　如果中国的商品经济依此向前，如果商品经济能给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整个意识领域来个翻天覆地的变革，尤其是给那些紧抱传统观念不放的人们来个大冲击，或许中国的经济状况会比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大不相同。对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估计我们还不能拔得太高，对囿于中国王权政治和传统观念之中的物质基础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也不能太乐观。

　　传统的观念、当时的政治毕竟对物质基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用，而且，我们的传统文化观念所积淀的力量很大，承受并发展这个积淀的土壤很厚。小农经济、贫穷和王权专制三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朽而不腐的“张力场”，无时无刻不向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次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即使是明代的商贾，在一面不惜一切手段攫取金钱的同时，一面也在内心深处设起了一道道警戒网：既不去做沈万三有钱买罪受的傻事，也不必去积累沈万三那么多的钱财。他们相信“钱能通神”，“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也深知“钱能通鬼”，“财是怨府，贪为祸胎”。严肃的历史经验、残酷的现实世界以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中和”思想使中国的商人们在“唯利是图”和“巨富恐惧心理”之中找到了合适的道路，那就是挥霍。他们中也有人像吝啬老财一样，将赚取的黄金白银深埋地下，也有人敢于拿出大量的金银去扩大经营生产，但更多的人，这些人完全可以作为主流趋向的代表，在自己所赚得的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去从事简单再生产或小规模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而以大量的金银用于消费上。他们峻宇雕墙，挥金如土；他们寻花问柳，纵欲享乐；他们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他们蓄伎养闲，走马追兔。又有聪明的，不惜重金采购珍宝世奇，贿赂官僚吏员，买官进爵，为自己争得一名正言顺之席，也为商贾开辟一条通达之路。于是大量的资金白白地从他们的九窍之中糜费掉了，而没有发挥在扩大再生产上的作用。西门庆，正是这样的商贾。

　　当然，文学作品中的西门庆不能作为历史的证明。但是，正是这部写实主义杰作中的西门庆，不仅反映出上述社会共性，而且以他自己生活的特有方式表现出自己的生存个性。

　　西门庆是一个相当精明的生意人，他看出了官与商、权与钱的关系，所以就把自己的买卖挂在官僚权力的大车上，走上了一条通达的康庄大道。孟玉楼和李瓶儿带来的两笔钱财无疑是为虎添翼。不久千户官的乌纱帽更是给他自身备置了一台大马力驱动器。西门庆以同行们难以并肩的速度发展了自己的商贾买卖。他行商，也坐贾，南来北往的标船和陆续开张营业的绒线铺、缎子铺、绸绢铺是他的基本买卖；他放高利贷、捞取盐引牟取暴利则是他的高层次经营。到他夭亡时，其产业总额达近十万两白银，可谓清河县乃至山东的一大富户。其实，我们从书中所述西门庆的收入来看，从西门庆经商的精明本领来看，他的收入应是数倍于这个数目。银子呢？被这个风流倜傥、聪明精干的“大官人”花销了。

　　《金瓶梅》一书写了西门庆最后7年（27岁-33岁）的生活，这7年中他究竟消费了多少银子，真难以统计。但我们却可以归纳出他消费的走向，从中窥其全貌。

　　西门庆消费走向有二：一是自己个人的享乐，二是官场上的贿赂。

　　用于自己个人的享乐的方面有：

　　（一）购地买房，建园广舍。

　　西门庆是清河县数一数二的财主，他承继传统的财富价值观念，对房产与土地，同米粮金银珠宝一样，有强烈的占有欲，这也是生活在这个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国度里的人立身求生创业的根本条件。“西门庆自从娶李瓶儿过门，又兼得了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外庄内宅焕然一新，米麦陈仓，骡马成群，奴仆成行。”他又用250两银子买了坟场隔壁赵寡妇的庄子，要“展开合为一处，里面盖了三间卷棚，三间厅房，叠山子花园，松墙，槐树棚，井亭，射箭厅，打场”，作为自己与妻妾们上坟时游玩的地方。西门庆在李瓶儿的要求下，用了540两银子（本是瓶儿的银子，现作为西门庆的家产算计）买下了隔壁花子虚的住居小宅。接着西门庆又将两家隔墙打通，“与那边花园取齐，前边起盖山子卷棚、花园耍子去处，还盖三间玩花楼”。经过西门庆的一番努力，他的住房已形成了门面五间，到底七进，楼院相接，亭苑相间的豪华住宅，这也可以从地方上的大小官僚吏员纷纷前来借西门庆的“宝宅”置办酒席，款待高官贵宾的现象中印证。

　　（二）山珍海味，花天酒地。

　　西门庆的吃喝极讲究，从主食到副食，从菜肴到点心，从器皿到茶水，都是一套一套摆上来的，平日从这房吃喝到那房也挑剔得很。作为掌管灶房的孙雪娥常为吃的事受气挨打，这里暂且不论。下面略列一二西门庆的吃喝：

　　武松被西门庆打通关节整治一番发配孟州，西门庆心中如去了痞一般，十分自在，于是将家中女眷集于一桌，宴赏芙蓉亭。此时虽然不是西门庆大红大富之时，却已有气派：

　　但见：香焚宝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帘开合浦之明珠。水晶盘内，高堆火枣交梨；碧玉杯中，满泛琼浆玉液。烹龙肝，炮凤腑，果然下箸了万钱；黑熊掌，紫驼蹄，酒后献来香满座。更有那软炊红莲香稻、细脍通印子鱼。伊鲂洛鲤，诚然贵似牛羊；龙眼荔枝，信是东南佳味。碾破凤团，白玉瓯中分白浪；斟来琼液，紫金壶内喷清香。毕竟压赛孟尝君，只此敢欺石崇富。

　　这一段描述，排除作者采用赋文铺排夸张的效果，也是十分排场。

　　西门庆常利用红白喜事大开排宴，邀来亲朋好友、官僚贵客吃喝，其中规模最大的两次是生子加官之时的红喜宴和瓶儿亡故之日的白喜宴。这里取红喜宴中一斑来窥全豹：西门庆宴请刘公公、薛公公二内相及清河县地方众官吏：

　　厅正面设12张桌席，都是拴锦带，花插金瓶；桌上摆着簇盘定胜，地下铺着锦裀绣毯……怎见的当日好筵席？但见食烹异品，果献时新。须臾，酒过五巡，汤陈三献，厨役上来割了头一道小割烧鹅……

　　这里，具体的菜肴没有全部实写，给了读者一个想象的余地，读者完全可以从这种气派与头一道菜上便可看出宴席的丰盛了。

　　元宵佳节，西门庆与几个帮闲约好在狮子街房吃喝玩耍：

　　不想月娘使棋童儿和排军抬送了四个攒盒，多是美口糖食、细巧果品。也有黄烘烘金橙、红馥馥石榴、甜溜溜橄榄、青翠翠婆、香喷喷水梨，又有纯蜜盖柿、透糖大枣、酥油松饼、芝麻象眼、骨牌减炸、蜜润涤环，也有柳叶糖、牛皮缠：端的世上稀奇，寰中少有。

　　元宵佳节正是早寒正月，西门庆竟能品尝到时鲜果品。

　　（三）娶妻纳妾，奢侈糜费。

　　在传统社会，妻妾制度相对男子来说，提供了更多得子嗣的机会，也提供了驾驭女性获得性欲满足的机会。但是，男子要获得这些机会必须以自己相应的物质条件为前提，西门庆连连娶进一妻五妾（不含陈氏与卓丢儿），并在物质生活上做到了尽她们花费享受，是付出了大量钱财的。下面略取二事为例：

　　李瓶儿房中有一张螺甸厂厅床，潘金莲便要西门庆也为她买一张。这种床“两边槅扇都是螺甸攒造，安在床内，楼台殿阁，花草翎毛。里面三块梳背，都是松竹梅岁寒三友。挂着紫纱帐幔，锦带银钩，两边香球吊挂”。西门庆用了60两银子为她买了一张。这笔钱在当时可买米80石，也可买10个十四五岁的丫环。

　　西门庆妻妾节日穿着显示出她们生活上与一般人的距离，表现出她们的糜费。

　　月娘……同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四顶轿子出门，都穿着妆花锦绣衣服。来兴、来安、玳安、画童四个小厮跟随着，到狮子街灯市李瓶儿新买的房子里来……吴月娘穿着大红妆花通袖袄儿，娇绿缎裙，貂鼠皮袄。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都是白绫袄儿，蓝缎裙。李娇儿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楼是绿遍地金比甲，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鬓后挑着许多各色灯笼儿。俱搭伏定楼窗往下现看……那潘金莲一径把白绫袄袖子搂着，显她遍地金掏袖儿，露出那十指春葱来，带着六个金马镫戒指儿……引惹的那楼下看灯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通挤匝不开，都压儿。须臾，哄围了一圈人，内中有几个浮浪子弟，直指着谈论。一个说道：“一定是那公侯府第里出来的宅眷。”一个又猜是：“贵戚皇孙家艳妾来此看灯，不然，如何内家妆束？”那一个说道：“莫不是院中小娘儿，是那大人家叫来这里看灯弹唱。”

　　（四）占仆收婢，宿妓包娼。

　　西门庆不仅有一妻五妾，而且对家中的仆妇丫环也是为所欲为的。同时，他又经常在妓院中进出，梳笼雏妓，包占娼女。这一切都得花钱，但他在所不惜。他收用了金莲的侍婢春梅、瓶儿的丫环迎春和绣春、玉楼的丫环兰香，又与惠莲、惠元、王六儿、贲四嫂、如意儿等仆妇私通。这些女人，有的是不必花钱的，如迎春、绣春几个丫环；有的花费不多，些许布料碎银便可打发，如惠莲、惠元、如意儿等仆妇；有的得多给一些，但次数不多，像王六儿这样以巴结主人卖身赚钱的女人。西门庆花费在娼妓头上的钱才是难以计算的。他是李桂姐、吴银儿、郑月儿三个妓女的财源，其中花钱最多的是在李桂姐身上。西门庆梳笼李桂姐先是5两银子的见面礼，“次日，使小厮往家去拿50两银子，缎铺内讨四套衣裳”。西门庆平时寻花问柳、宿妓嫖娼，每次少则也是三两五两的出手。长年累月，三天两头，就是一笔惊人的数字了。更不消说还要担负帮闲们在妓院的吃喝玩乐的开支。

　　（五）蓄伎养闲，吃喝玩乐。

　　养蓄艺伎，是当时的一种风尚，蓄伎者可因此显示自己的高雅与富有。主要有两种，一是长年蓄养若干艺伎在家随时听候使唤；二是根据需要，临时召唤外面的艺伎来家献艺或是雇定某些艺伎，约定时间常来家弹唱歌舞。西门庆主要是采用后一种。他一方面“把金莲房中春梅，上房玉箫，李瓶儿房中迎春，玉楼房中兰香，一般儿四个丫环，衣服首饰妆束出来，在前厅西厢房，教李娇儿兄弟乐工李铭来家，教演习学弹唱”；另一方面又雇用李铭经常来家伴宴助兴。除了李铭是雇定的艺人之外，还不时召唤盲伎、歌伎，李桂姐、吴银儿、郑月儿三个妓女也常在西门庆家卖艺。

　　西门庆有个“十兄弟会”，这些人富的少，穷的多。其中尤以应伯爵与谢希大与西门庆最相契，这二人捞西门庆的油水也就最多。他们经常哄着西门庆吃喝玩乐，嫖妓逍遥。对这帮“帮闲抹嘴”之人、“帮嫖贴食”之徒，西门庆这位大哥是够大方的。常时节就靠着西门庆的周济缓和夫妻矛盾，度过艰难日子，还买了房子。应伯爵、吴典恩也从西门庆手上“借”数十两、上百两银子解决燃眉之急。不过，西门庆开销大的还是同“兄弟”们吃喝玩乐的费用。有时他们三五成群拥着西门庆进妓院、逛勾栏。虽然人人都掏口袋，那都是象征性的，一钱两钱。有的是几分银子，有的干脆直说无钱，要西门庆先“借”几个。西门庆心中明白，总是几两、几十两地抛出去。西门庆家中有红白喜事，这些人会拿着象征性的“礼”来，喝饱吃足还要捞些回家。

　　西门庆消费的第二个走向是用在官场上的贿赂。在这上面的花费，如同西门庆自己吃喝嫖乐一样，从未有过小手小脚皱眉头的时候，不论是数千银子的礼品、赠物，还是赏给对方差役的数两银子的“小费”。

　　西门庆官场上的用银又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打通关节而对官僚吏员们的贿赂。如西门庆贿赂县吏治罪武松，来保奉命上京贿赂李邦彦解脱西门庆党案。

　　第二，攀靠权势而付出的礼品用费。这在西门庆对蔡京的投靠一事上最为突出。西门庆几次以贺寿拜见为名送去的礼品极丰盛、极贵重，全是高档次的。以至于在成百上千送礼贺寿的官员面前，蔡京独厚西门庆一人。

　　第三，为结交官僚而置办筵席赠送礼品珍宝和尽心热情接待服侍的费用。蔡状元、安进士、宋巡按就曾受到过出乎意料的“厚遇”。

　　上述三个方面的详细情况在本章前面两节中已有叙说，这里不再赘述。

　　西门庆如此将大量的商业资金挥霍，原因很多，也颇复杂。他用在官场上的贿赂金银不妨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投资。他在个人生活享受上的花费与他这个人好风流、喜浮浪的性格有关，也同他为炫耀门庭，争得名声地位的目的相连。但是“巨富恐惧心理”也是其中主要原因。在全书中，我们虽然没有看到直接与这种心理有关的描写，而且西门庆还“理直气壮”地宣称过“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但在西门庆的一些言行中，不时地可以看到他恐惧和空虚的内心。

　　宇给事劾倒杨提督，西门庆望着前来避祸的女儿、女婿，看了亲家陈洪的来信和抄寻来的邸报，“魂魄不知往那里去了”，“即忙打点金银宝玩”，安排家人进京探听消息。当时，“吴月娘见他每日在房中愁眉不展，面带忧容，便说道：‘他陈亲家那边为事，各人冤有头，债有主，你平白焦愁些什么？’西门庆道：‘你妇人知道些什么！陈亲家是我的亲家，女儿、女婿两个业障搬来咱家住着。这是一件事。平昔街坊邻舍，恼咱的极多，常言机儿不快梭儿快，打着羊驹驴战。倘有小人指戳，拔树寻根，你我身家不保’”。好一个机敏的西门庆，他不仅看到了王权杀人，他意识到了“人言可畏”。街坊邻舍“恼”的是什么？“小人指戳”的又是什么？西门庆没有明说，这说明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相当广泛而又复杂的概念。除了人们对西门庆德行不合传统和时世的不满之外，正如这一回的后半部中所写蒋竹山在李瓶儿面前对西门庆的那番贬责那样，那就是群体的“妒富”心理。我们完全可以从农民意识如汪洋大海的社会里，从传统的“患不均”的集体情绪中得出这个结论，这种“妒富”心理至今不还仍旧在千千万万的“街坊邻舍”中存在、发展并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发展么？在西门庆的时代，相对一个全县数一数二的大财主来说，周围贫穷的市民无疑是一个潜伏着危险的环境。

　　西门庆常以自己的富有自豪，也为自己意外得了千户官职而洋洋得意。然而在他的心灵深处，传统的轻商观念和对武官的轻蔑意识，依然极大地影响着他。俗话说“酒后吐真言”，实际上应是人在悲痛与兴奋时最易吐露心中的真情实话。第57回，西门庆与月娘来到瓶儿房间看孩子。当时瓶儿母子的身体是最好的时候，那西门庆见孩子“眉目稀疏，就如粉块装成一般，笑欣欣直攒到月娘怀里来”，便高兴异常地接过月娘和瓶儿的话题，说道：“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西门庆在这里是说自己一个西班武官不受人尊重，也自怨自己没有去读书争个功名受个文职，便大有从商不如仕进之叹了。字里行间的深层不也流露出一个商人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心理么？

　　陈东有

　　1992年11月

　　注：本文仅就《金瓶梅》中西门庆的人物形象作简要的分析与品评。有关详尽论述及理论阐释，请参阅本人学术研究拙著《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金瓶梅文化研究》（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金瓶梅诗词文化鉴析》（巴蜀书社1994年版）、《人欲的解放》（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版）和《现实与虚构--文学与社会、民俗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