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赋南丰

第七章 红色康都 与领袖们风雨同舟的日子

　　康都在南丰人心中不仅仅是一个地名，更是一种精神象征。康都有红一方面军总部旧址、毛主席旧居，还有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旧址、红军医院、红军银行、红军标语、康都乡苏维埃政府旧址、红军战壕、红军防空洞等，置身康都，仿佛时光回溯至1931年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岁月。

　　红色革命选择康都，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迫，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当毛泽东凝望赣闽边境武夷山西麓百丈山隘白云翻滚时，诗兴大发写下这首气势恢宏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酣畅淋漓地抒发粉粹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胜利喜悦。从此，康都小镇与共和国开国领袖及一批元勋们风雨同舟度过1931年那段风起云涌的日子，“康都会议”作为红色革命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写进了《毛泽东选集》。

　　1931年，38岁的毛泽东魁伟豪迈地率领着红军从武夷山走来，漫步在康都鹅卵石铺陈的街道，一群佩戴盒子枪的年轻警卫跑前跑后，红一方面军总部、红军总部电台、红军医院等一批批总部机关纷纷驻留下来，康都的名字汇入了中国革命史的洪流。

　　弹指一挥间，今天的康都百姓依然记得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罗荣桓、林彪等红军将士离开康都时，百姓送儿郎参加红军的歌谣：

　　“送郎当红军，坚决打敌人，消灭反动派，卫国保家乡。送郎当红军，切莫想家庭，家中事务妹妹会小心。送郎当红军，纪律要严明，放哨出发亲郎要小心。送郎当红军，红军最文明，公买公卖大家来欢迎。送郎当红军，冲锋杀敌人，打倒帝国主义不留情。送郎当红军，努力去革命，勇敢斗争都是为穷人。送郎当红军，道理要认清，反动宣传亲郎切莫听。送郎当红军，亲郎慢慢行，革命成功亲郎回家庭。”

　　豪迈奔放的红色歌谣唱出康都人对革命发自内心的支持，而其中送郎当红军的那种婉转缠绵，又有如百丈山隘上的白云绕梁三日不绝。如今，这些当年写在红色康都小街门板与土墙上的红色标语，已经成为历史的永恒记忆。

　　红色革命选择康都有历史的必然。

　　闽赣边陲小镇多兵事，康都是其中最鲜明的范例。

　　远在秦汉之时，闽越王无诸助大汉抗秦灭楚时，便翻过闽赣边境的百丈隘，沿着康都古道进入楚国境地，时至今日仍可寻胜的百丈隘上闽越王古台与阁榭遗迹，便是无诸被分封为闽越王后时喜气洋洋的见证。

　　康都位于太和镇东南23公里，是古代通闽关隘之地，唐宋以来龙池乡康都区又有“南丰粮仓”之美誉，且矿产资源丰富，多瓷土、稀土、石灰石、铁砂、砂金矿等，每逢农历一、四、七圩日，闽赣两省商人云集，成为闽赣商帮活动最为重要的边陲集镇之一。康都是周边群山峻岭中如庵山、老虎窠、摇铃庄、安丰、鹫岭下、炭窠、弹弓湾、石、梨咀等山寨的许多百姓心中最大且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城市”，山村的小媳妇们必然盛装打扮成群结队前来赶集，这时的康都也就成为最富民族风情与最具魅力的边城。

　　背靠武夷的连绵群山如天然屏障的百丈隘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可通八闽两广而达湖广，历来军事家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康都这个的小镇。

　　唐乾符五年（878）黄巢义军首领朱从立（崇仁人）攻占县东南60里樟坊村之石牛洞，驻扎在康都为三军指挥部，他的军队不扰民不犯民的作风深得康都民众的爱戴，朱从立死后，康都民众立庙宇纪念他，名为朱宣王庙，也称将军庙，此庙历来香火旺盛。让人费解的是，朱宣王庙不但是老百姓祭拜祈求保佑地方平安的地方，而且历来的山贼盗寇也祭拜它，因此，康都的朱王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正义与邪恶的结合点。

　　自唐代以来的康都，有关义军或贼寇的记载便不绝于史书。

　　宋绍定二年（1229）十月十六日，广昌廖十六、云雷义军入南丰县城驻一日去；十二月又突袭县城，开仓济民数日。宝祐六年（1258）二十二都张半天、何白眉等百余贫农举义于木瓜山石牛洞。五月二十日黄昏攻克县城，焚毁谭姓大地主房屋，守城官兵逃。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循州（广东仁川）畲族钟明亮义军入江西，在广昌邱元义军配合下攻下南丰州境；次年春经荷田岗、八都圩攻打县城南门未果。三月攻下南城后又转战南丰，一举攻克县城。

　　元代至正十二年（1352）四月，红巾军徐桂庭占南丰；十八年陈友谅再占南丰，全州为天完政权属地（三年后为明军占）；明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占南丰，宣布免三年钱粮等，这些起义军进退南丰县城的一个重要据点就是康都。

　　明崇祯五年（1632），铅山以马来西亚廖洋、张普微创立密密教起义；南丰江义、周八在军峰山下之封山，邱纯在县东云石浒等响应，并亲往铅山拜师，回丰后立庵称掌教。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江义回下坑庵，周八回骑龙庵、邱纯回白竹庵，唐祥麟回社坑庵筹备起义。二月初六爆发，当天攻占宜黄饶坊，初八克神岗，占据石头寨。以封山为据点。后被赣闽两省数万官兵合围镇压。

　　清康熙十三年（1674）正月至十五年冬，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响应吴三桂起兵，在县内与清兵激战2年多。二十七年，西乡京芒槌佃农何留木（一作何流和）率众响应湖广夏包子农民起义。六十年九月，贫民张簇文、甘若水、饶有领众抗暴。

　　清代太平天国军队与曾国藩军队在南丰境内鏖战九年间，康都成为几经争夺而屡遭兵燹的战场。

　　清代咸丰六年（1856）至同治三年（1864）九年间，太平天国军苦战清军，四克南丰城：第一次（咸丰三年三月）遣张三和百余人驻城一日；五十二都林茄俚组织“边钱会”响应加入太平军；五月林茄俚。第二次（咸丰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国宗杨辅清合边钱会义军二克县城，杀死郭树英把总及200余人；十月复占县城；十二月初三攻三溪不克，退守石邮。第三次（七年正月二十六），由高晒攻里州；次日再围三溪，退港下、小黄柏、田心、黄沙一带；七月清兵围攻县城，太平军弃城而去；二十七日冒雨复克县城，知县孙效曾、联首吴承恩等400余人被击毙。第四次（八年三月），太平军攻狮前、熊坊、操坊后又取县城；湘军忽自宜黄棠阴至，太平军失利退出县城；四月十四日数千太平军由广昌来攻县城，至瑶浦受湘军夹击，损千余人；八月，于牛市岗；九月至从宜黄逼近县界。咸丰十年三月，太平军从石城经广昌、南丰、黎川赴浙；九月大队义军至枫林，绕道破九里入柏溪；同治三年二月二十日，太平军由兜港至县内各乡，在瑶浦与湘军激战失利退入县城坚守不出。四月十九日千王洪仁玕率部护卫幼天王洪福填至县内西乡各寨及三都胡坑，复转洽村、丁桥、藕塘至五十一都陈平岭、竹子坳，重创湘军、联丁；不久鲍超率大批清军至，太平军被迫由邱家隘入闽。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备战蒋介石反攻大陆，中国人民空军雷达部队驻防在大坪嵊执行防空监测任务，且成立赣闽两省反空降防暴乱中心6县联防，旧康都区的樟坊、田陀、董溪、杨溪、石咀、港下、田心、前村等村委会被划为第一协作区，成为防空前哨。

　　康都的军事价值在史籍中不时闪烁出璀璨的光芒。

　　东晋谢灵运喜好山水，曾涉足康都一带武夷山西麓的斤竹涧，留下一首最早描写南丰山水风光的诗歌《题南丰斤竹涧》（见《江西通志》），康都山水风光从此弥漫在楚骚香草美人般的温馨浪漫之中，猿鸣山涧、岩岫云出、激流飞泉、阡径迢递、薜萝兰芷、山中阿人……诗中意境已超越屈子的愤懑而归于自然平静，秦汉以来的楚文化便在不经意间储存在康都山水诗句之中。其诗云：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

　　逶迤傍隈隩，迢递陟陉岘。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

　　川渚屡廷复，乘流玩回转。苹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浅。

　　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

　　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

　　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

　　站在康都村头像当年毛委员一样放眼四望，武夷山系支脉绵绵起伏，有如一串串翡翠珍珠镶嵌在白云奔腾的仙境里，淳朴的乡亲会一一指着每一个珍珠告诉说：那是宝应山，在旧十一、十二都分界处，东坪乡西南甘泉村境，如屏障，俗称宝屏峰；何竺峰，南何家峰与北竺家峰合称，洽湾乡上游村境，二峰相连为一邑水口；连珠峰，东坪乡南15公里，南洲村境，与黎川交界，山脉自闽来，群峰如连珠；鹫峰山，太源乡东部寨俚村境，山峰如鹫鸟之道得名；鸡笼峰，太源乡与太和交界处，峰顶如鸡冠，又名鸡公山，1934年2月红军在此组织大的战斗，旧志载“山高形如鸡笼，上有窠如杯大，以石投之，砻砻然不知所止，或塞之，声愈怒，而窠复通”；螺蛳嵊，太和镇东部，南丰黎川交界，尖峰形如螺蛳纹而名；百丈隘：傅坊乡东部，隘西在康都村境，闽赣交界，南与木瓜隘相连，又接甘家隘，过了隘口就是福建建宁的溪口镇；木瓜隘，傅坊乡东部闽赣交界处，隘东在康都村，与百丈隘相连，隘口形若木瓜得名，自古为通闽关隘，分水岭上设关卡；松仔隘，傅坊乡东南部闽赣交界处；紫华山：傅坊乡西南10公里，南丰与广昌交界处，跨田南、港下村；双牛山：傅坊乡西部石窠村，两峰酷似双牛对觝得名；圣山，傅坊乡西南杨溪村。

　　康都的西部是低矮丘陵与一望平川的阡陌良田，三条蜿蜒如练的小河定格在桃花源式的风景画轴里。沧浪水源于黎川界的太源乡寨俚村鸡笼峰，流经太源、古城、洽湾杨家港下首注入旴江，因水色青苍而名，沧浪之名文气十足，宋人有沧浪诗话后几乎成为诗品文化的固定名词。九剧水，源于建宁界的傅坊乡木瓜隘、百丈隘，流经傅坊、太和、桑田、桥背等地，于桥背石寮注入旴江。旧志载：流速急剧，得名剧河，因唐时河上修九陂，灌田数千亩，改称现名。密港水：源于傅坊乡黄檗山，流经石咀、店前、水口，于桑田乡樟坑村密注入旴江。还有汤尾温泉，在傅坊乡汤尾村南约400米处，出露高程200米，降水渗入型，以股流状，分散涌出地表，有翻沙冒泡现象；汽泡呈串珠状断续上冒。水温62度，中温热水，矿化度0.6～1.5克/升，硬度4～6.6德国度，氟含量6～12毫克/升，可溶SiO2含量72～100毫克/升。

　　1931年夏，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从福建建宁移驻南丰太和镇康都村。在数次攻克南丰县城时，革命家们却无暇观赏康都的田园景色，正认真总结第二次反“围剿”经验、仔细思索第三次反“围剿”前的敌我形势，是他们当时最紧迫的任务。

　　康都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召开的。

　　1931年3月，中共中央致函各苏区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为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

　　6月3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部移驻南丰康都，在这里召开临时前总委第七、八、九次会议及第一次扩大会议，为第三次反“围剿”奠定了基础。6月4日，毛泽东主持总前委第七次会议，对红四军和红三军的行动作出部署。出席会议的有朱德、林彪、郭化玉（郭化若）等人。

　　第二次“围剿”失败后的蒋介石恼羞成怒，再次赴赣“围剿”红军。

　　6月10日，红军各部进入预定工作区域后，总前委在总政治部康都驻地召开了第八次会议。毛、朱、周以栗、杨立三、郭化玉等参加了会议，研究了十个问题：对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前委分工；经理处的建立；六月份办公费和伙食费；款项和运输；东路工作；宣传；召集前委扩大会；政治通讯；福建工作。总前委分析了北方军阀与蒋的矛盾，两广军阀的反蒋趋势，认为“南北军阀的混战不会因红军胜利而停止，而且必定很快的在湖南长衡一带爆发。红军在这些条件之下，必定普遍的很快的大发展”。所以现在应该向北才能促进两广出兵，两个月后主力才调到赣南。为筹足100万元作军费，红一方面军内建立经理处，由杨立三兼处长，李绵文为军需官，由各军派人到经理处工作，要求各军主要负责同志深入各地巡视，进行调查，编出工作手册。

　　这是一段特殊的日子，对于红一方面军来说，第三次“围剿”迫在眉睫，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对于康都百姓来说，与红军总部机关特别是红军将士们同舟共济反“围剿”，是历史赋予的使命与责任。康都会议，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它就是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与第三次反“围剿”两大战役的承接点，既是经历风雨后的彩虹日子，又是迎接更大风暴来临的冲浪时光，所以，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历经过这次浪漫与冲浪日子的康都父老乡亲，38年后面对南丰县党史办工作人员搜集资料时回忆道（据南丰县委党史办在康都座谈会回忆整理[1969年10月]）：

　　1931年1月间，红军第一次来康都。写标语，演讲宣传。当晚到石咀打宁玉堂的土豪。有两百人。住了一晚上回傅坊去。

　　2月25日，几百红军又从傅坊开到康都，当时是春节后第一个圩日，很多人看到红军都往山上跑，红军摇旗招呼大家回来。并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并解释什么是土豪，在康都街上写标语：穷人不打穷人，长官不打骂士兵；打土豪分田地。通过宣传，群众陆续回来。这次来的红军都穿灰衣服，戴八角帽，红领章。在康都沙洲坪休息了很久，有部分还到樟坊，当天就回傅坊。

　　5月30日，也是圩日。吃过早饭后，红军大部队来康都，也是从傅坊来的，先来的部队入黎川西城桥去了，后来的部队都在康都住宿。这次听说打了二次战斗，红军占了建宁。

　　毛主席就是这次来到康都。一些老人还看到毛主席在康都街上散步。

　　大部队写标语宣传，街上的墙壁都写满了。工作组在各村发动群众，着手建立苏维埃政权。方法是：红军工作组通过访贫问苦了解情况，召开贫农大会，确定苏维埃主席人选，然后由苏维埃主席推荐出身贫苦，忠厚老实，为广大贫苦农民信任的人担任委员，再在群众会上通过。

　　大约4月下旬，康都第一次成立苏维埃乡政府。设在上街宁家大屋里。门口插上“康都乡苏维埃政府”的红旗。主席何守龙，秘书宁梅生，粮食委员宁细炳等。附近的几个村庄如石陂、源头、旧岭、驼树下先后成立了村政府。与此同时，康都乡和各村成立了游击队。康都乡游击队大队长吴洪喜，副队长方添丁，事务长戴长龙，有队员三十多人。另外石陂有3人，源头有3人，旧岭有10人，驼树下有10人。武器都是鸟铳、梭标、大刀、铁尺等。戴上红袖章上写“康都游击队”几个字和自己的姓名职务。

　　苏维埃的主要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和支前。

　　打土豪任务主要由游击队负责，由红军工作组带领。当时，游击队打了宁大女、宁润仔、宁带孙、宁玉堂等七八家土豪。分衣服分猪肉，粮食衣物分贫苦农民，光洋作军饷。在宁家坪与沙洲坪召开群众大会，红军首长讲话。

　　分田工作，由几个熟悉情况的贫苦农民担任分田委员，计算好面积，然后按人口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五月中旬，各村都削好了牌子号了姓名，有的田还插上了牌子，准备分田，但因第三次反“围剿”，田没分成。

　　支前工作主要是组织担架队和运输队，筹粮做军米。游击队员还担任交通送信，站岗放哨，探听敌情。

　　这次红军来后不久，红军一些重要机关也搬到康都。康都下街史炳谦中药店驻有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毛主席住在总部。唐家厅下设有红军电台，当时很多群众看到。江家厅下扎了红军医院，方水龙家和王九和肉铺是红军银行。群众可以在那里换钱。红军和游击队打土豪的钱都集中在那里。

　　红军在康都时，敌机空袭频繁。红军在离总部不远的山驼树下，一两天内还挖了个可容二三十人的防空洞。同时还向群众进行防空宣传教育，在家中或山坡下挖防空洞。

　　参加红四军的袁三仔回忆，驻在康都的是红四十一师，以后十二师也来了。每天早晨，几个年小的红军号兵，集中在一起吹号，非常雄壮。红军每天除了训练外，还学习、打土豪、挑谷子，下午集中在一起，有的学唱歌，有的做捉迷藏，丢手帕游戏。还有战士挖个坑，填上粮壳或禾草做跳高。这期间在万寿宫旁边的唐家山坪开过一个大会，搭了台，会后进行射击演习，用三个铁桶装上砂子层在一起。放在远处，每人三发子弹，打中则摇红旗。红军扩军，在唐家前屋唐小金家设有红军报名处，康都游击队员唐龙仔、唐老李、袁三仔报名参加红军。

　　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个碗都要赔。经常帮群众扫地、砍柴、挑水、送米、插秧等，红军医院还为被敌机炸伤的群众免费治疗，红军离开时，住宿过的地方都捆好禾草，上好门板，将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红军来康都后废除了烟酒盐税和钱粮税。

　　毛主席在1931年5月30日到来康都，6月22日在康都召开最后一次总前委会议，直至7月5日毛主席仍在康都，算起来亦住有一个月有余。毛主席在康都期间，经常深入群众，和工人、贫苦农民、红军战士促膝谈心，讲解革命道理，号召工人、贫苦农民拿起枪杆子闹革命。毛主席在康都还亲身参加了红军电台支部大会，他教育大家要加强团结，克服无原则纠纷，要互相帮助，搞好工作，解决了电台干部之间的矛盾。

　　6月20日至22日，临时总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康都圩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驻地举行。出席会议的有王稼祥（苏区中央局代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谭震林、周以栗、袁国平、谭政、蔡会文、龙普林、欧阳健、宋任穷、谢唯俊、古柏、郭化玉等十六人（黄公略缺席）。由王稼祥、毛泽东、周以栗组织主席团。

　　6月20日听取有关地方工作和部队的布署、训练、筹款、群众工作及敌情动向等情况汇报。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心工作为准备争取第三次胜利。根本改变过去所有的的错误和重新讨论党的任务。

　　21日下午，召开主席团会议。研究部队的部署、干部任命和补充问题，决定加强地方武装力量的建设，将红三十五军改编为第三独立师；新组建第四、五、六独立师。从方面军内选派一些干部担任地方独立师的领导。并从缴获的武器中拨出一部分给地方武装。22日下午，临时总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举行，由王稼祥担任执行主席。会议决定办大规模红军学校，要求各部队、各地区组织好学生，准备好教材；同时举办地方教导队，学习军事与筹款、群众工作并重，学生由各独立营、独立师选调。会议还讨论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战区选择问题，仍选择群众条件较好的赣南地区作为战场。因此总前委决定，待三军的两个师开往于都后，在三军军委与赣南特委之上组织南路工作委员会，建议陈毅为书记，同时成立闽赣边区工作委员会，以周以栗为书记，负责汀州、连城、石城、瑞金一带的工作。要求红军主力部队向闽西北移动时，迅速分散筹款。同时决定由司令部副官处做好被服、药品、印刷品等贵重与紧缺物资的购置工作。决定总政治部迁往汀州，总司令部迁往建宁，由四军十二师（师长耿凯）在南丰荷田岗、康都、石沟圩，黎川的西城桥及建宁县一带掩护，以保障主力红军西侧的安全。

　　22日晚，在总部驻地接着开总前委第九次会议，毛、朱、彭、林、谭、周、王稼祥、蔡会文、耿凯、郭化玉等十人参加。会议分析蒋与广东军阀的态势，与红军布置的形势。对南丰问题，肯定南丰肃反工作成绩，指出捉南丰“AB团”首领是对的，但方法欠妥。红三军的一师应和当地群众宣布胡竹笙的罪行，要尽快分田，建立贫农团，整顿党团组织和地方武装。在会议上着重讨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地区的选定问题。毛泽东认为：“蒋（光鼐）、蔡（廷锴）的行动直接关系于我们战场选择，这是要讨论的。”他指出：“敌人如由南丰前进，只能在广昌以北有船运输，所以敌人八月十五号以前只能进到广昌，以后有新谷了，才能再进，七月以前我们可以筹款，八月也可以不管它，主要在于（都）、瑞（金）、石（城）、长（汀）四县布置巩固的苏区做战场。”会议决定利用蒋介石同两广军阀之间的矛盾，改变原定计划，不再向对蒋介石威胁较大又不易建立苏区的南丰以北地区进逼，也不向两广军阀实力控制的粤赣边界地区出击，改向闽西和闽西北地区发展：第三军团向将乐逼近，占领将乐、顺昌两县，筹款60万；第十二军分兵在宁化、清流、汀州工作，筹款15万；第四军（缺一个师）迫进沙县、归化、永安，筹款40万；第三军两个师进占南丰，限前进到里塔圩，如敌不退，只留一师在兴国、于都边。

　　就在同一日，蒋介石随带英、日、德等国军事顾问，由南京到达南昌，亲自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围剿”。至6月底调集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编成左翼和右翼2个集团军。

　　7月1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蒋介石亲临南丰视察战况，国共两党领袖人物相距不过30公里，这在中国革命史上亦属少见。

　　红色康都的日子，传扬着许多毛主席平凡的故事。

　　有一次在行军的路上，有个俘虏过来的战士“打摆子”（疟疾的俗称，发病时全向发冷发热）毛泽东就把自己的骡子让给了那个战士骑。饲养员看见那个战士流泪，就问：“你骑上了骡子，还哭什么？”那位战士说：“我在国民党内当兵的时候，有一次行军跌了一跤，枪上弄到了泥巴，连长就把我打了一顿。现在我当了红军，生了病，还有骡子骑，怎能不感动的流泪呢？”

　　7月4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关于第三次反“围剿”的《特别紧急通知》，而在康都街上却发生一场风波。

　　当地百姓没见过方面军总部电台的充电机，围着这“咚咚”作响、乌龟壳一样的东西看热闹。涂报务员为了安全，和蔼地一一劝老百姓走开。可是，走了一拨，又来了一拨。涂报务员外表和气冷静，心中却甚为恼火。他跑到政委冯文彬面前大发雷霆，怪政委没有派兵保护。冯文彬也不冷静，两人争吵起来。为了解决矛盾，电台召开支部大会，总政治部也派人到会。会开了两个多小时，两人仍各执己见。毛泽东知道后，决定出面解决。5日晚饭后，毛泽东来到康都街外南面小河边的草地，参加电台的支部大会。会议临时主席曹丹辉请毛泽东作指示，毛泽东说，他先听一听大家的意见。毛泽东和众人一样，席地而坐，听着同志们的发言。大家发言后，曹丹辉请毛泽东做结论。毛泽东说：“不是作结论，我只发表一些意见……政治委员是党和苏维埃政府派在军队的代表。政治工作制度，我们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坚决维护。公开在群众中损害政委的威信是错误的。而政治委员出口骂人，也是不对的。我们的同志必须珍视团结，互相帮助，互相批评和进步，克服无原则纠纷，以利工作之开展。”毛泽东的一番话，令冯文彬、涂报务员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两人都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向大家挥手告别时，熄灯号已吹过一个多小时了。

　　更让人感动的是康都百姓“三送万民伞”故事。红军在康都休整期间，康都红色革命根据地成立苏维埃政权之际，老百姓给工农红军送来万民伞，毛泽东、彭德怀“借花献佛”，万民伞就成为了康都百姓献给庆祝工农民主政府成立的礼品，还借机祝贺康都苏区第一对自由恋爱的游击队长大虎和乡工农民主政府主席黎英的结婚贺礼。

　　7月4日（农历五月十九日），部分红军离开康都去建宁。康都村民宁添福、宁皮秀等人支前去抬担架，看到这批红军中有好几个首长，还有很多挂驳壳枪的红军战士和好几匹战马。刚参加红军的康都游击队员袁三仔随红军特务营离开康都那天，当走石水际，即与建宁交界处的康都地界，传令兵叫他们让路，给朱总司令先过，就在康都山界古道旁，袁三仔看见了毛主席行走在部队伍的前面。红军全部撤离康都前几天，在八角楼放哨的康都游击队抓到3个国民党八师敌探，他们操南城口音，一个拿把雨伞，一个背个包袱，一个担个宜黄篓子。红军离开的第二天，一架飞机来轰炸，扔下两颗炸弹，把红军总部的房子炸掉一角，群众说红军神机妙算，福气大。至7月8日（农历五月二十三日）清晨，红军全部撤离，最后一批红军边打边退，康都军民配合反“围剿”，在百丈隘上“放花机关枪”（爆竹放在铁皮箱中燃放），隘上、隘下遍埋竹钉、树桩，将敌人迷惑、吓跑。因此，国民党白军接近康都后，只敢在山上放冷枪，不敢前进，直到第二日早晨才开进康都街。

　　红军从康都去建宁的路线是康都上街-五十堡-白沙亭-相更湾-梅树桥-石水际-百丈隘-建宁上杉溪-下杉溪-肖家湾-渠村，这条路是当时南丰通建宁的唯一大路。过去的五下堡、白沙亭、相更湾都有人家，百丈隘上有个小庙和一个关，群众叫二关。国民党白军进入康都后，大肆杀害康都苏维埃政权成员与游击队队员，其中有主席何守龙、队长吴洪喜、委员宁细炳、事务长戴长龙等。但康都人民没有屈服，上山或躲在外地，盼望着红军回来。第二年满山枫叶红透的时候，红军大部队再次来到康都，并向黎川方向进军，老百姓说红军整整过了一个圩日（五天）队伍有好几十万人之多，天黑时队伍在康都街上露营，没有打扰百姓，第二天天未亮就开走了。其后有一团人马驻扎康都，团长姓董，派工作团发动群众，并恢复苏维埃与游击队，康都游击队迅速发展至20多人，其中还有一个女游击队员，名林菊兰，是童养媳。队长宁曾，有六支枪，至1933年2月间，康都游击队又领到20支枪，后与傅坊合并编为独立师第三连，共50多人，40多支枪。1934年2月9日，红军与白军在杭山的鸡公山交战，打了几天几夜击退白军，4月红军一部分经邱家隘退至建宁，此后红军再没有回过康都。

　　红色康都，是南丰红色文化的一个缩影。作为革命老区的南丰，可歌可泣的红色经典故事如满山的杜鹃花一样开遍这里。

　　南丰的星星之火，是中国革命先驱者赵醒侬点燃的。

　　1921年赵醒侬介绍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党，方志敏展现的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意志亦传承于南丰共产党人的品格。1924年1月，赵醒侬代表中共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后回江西筹建江西党团，江西的星星之火从此熊熊燃烧起来。1926年12月熊开文受上级党组织派遣回南丰从事党建工作，秘密发展李光贤等人为党员，且成立南丰县第一个支部“中共南丰支部干事会”，共有12名党员，后发展到24名。

　　最早在南丰撒下革命火种的，是1927年8月15日。

　　时朱德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军挥戈南下时进入南丰洽村，当地民众献粮劳军。1929年3月初，朱毛红四军途经洽村黄龙坑一带，张贴标语，播撒革命的火种，并在南丰建立第一支革命武装--黄龙坑赤卫队，由陈富生率领黄龙坑第一支赤卫军等配合红军作战。6月16日，红军独立二团来到洽村、瞿村建立根椐地，陈富生（黄龙坑人）带领13支枪的红军队伍回黄龙坑闹革命，建立新田（刘桂珍）、沙坑（曾贵发）、开源（李兰芳）3个党小组，后又在洽村、明阳、吊岭（现归宁都）、长陂、封石发展党员，建立洽村、明阳、吊岭3个党支部。1929年中共南宁特支在吊岭成立，后又有鄱阳、田东党支部。1929年7月14日，红军独立二团在南宁独立营与赤卫队配合下，自宁都至洽村，五六百人经上古、池渡、高池、三坑、董家石、石邮、庵前、罗溪、瑶浦向南丰进发，14日晚攻克县城，次日退回洽村时在官塘与李光远保卫团发生遭遇战。9月7日，红独二团、南宁游击队再次攻克县城，烧毁县衙、监狱与万寿宫。1930年4月，在田东召开南丰县第一次党代会，成立县委，聂昭良任书记，萧方璧副书记，县委设在白舍，九月迁田东。田东会议共31人出席，包维贤（后叛变被镇压）、余善福主持，主要议题是攻打南丰县城，扩大红色区域，打土豪分田地。1930年11月，胡竹笙独立营与红独立团攻克县城，国民党第八师立足未稳；从河东、洽湾、桥背、甘坊四路齐攻；在方伯第召开群众大会；18日将物资运回三坑、洽村根据地。1932年8月16日，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和红六十四师（师长粟裕）由沙洲、太和袭击南丰之国民党军。后进至满源、荷田岗之间，与国民党军八师毛炳文激战半日。后21日占南丰县城；9月3日南广独立师与敌三个师在茅店一线发生阻击战。1933年7月南广中心县委会议200多人出席，100多人列席，八天会议，主要议题为争取南丰、赤化南城、夺取抚州，消灭土匪，巩固和发展南广地区原有阵地，时任江西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参加并作报告，而南丰的农妇为支前慰劳红军连夜手制军鞋300双。

　　在红色革命岁月中，最值得称赞的南丰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游击队，他们在红军主力退出苏维埃根据地进行万里长征时，英勇顽强地坚持游击战直至1948年解放前夕。

　　活动在南丰境内的游击队有：南广独立团、宜南游击队、南宁游击队、康都游击队、傅坊游击队等。其中最早的游击队是宜南游击队，于1928年11月成立，多为明阳农民，少数宜黄人，大队部设在开源，谢桂生任大队长，下设3个排共162人，步枪95支，1930年后成立明阳游击队，1931年扩编为南广游击队，共200人，150支枪。南宁游击队，于1929年11月建，为南丰、宁都乡民，队长廖尔亨，政委赵世嘉。傅坊游击队，于1930年6月建，1931年6月与建宁、广昌合编为南广独立团，其中南丰1个连在年底编入红十二军三十五师。康都游击队，于1931年6月建，队员26人。南广独立团，包维贤团长；下设2个分团，邓犹义、曾孔烈分团长，1932年4月13日改称独立四师第四团，同年6月23日扩编为南广独立师，龙善林任师长，隶属江西省军区。南丰各地的游击队开展艰苦卓绝地斗争，深深鼓舞着南丰人民的抗争意志，1934年6月红军主力撤退以后，南丰游击队以“袭敌、扰敌、诱敌、牵制敌人”方针多次反击敌人的围剿。时洽村贫农团主席段来仪、赤卫队员巴水生上山打游击；南广独立团移驻长陂狮子口，四十七都的上坪、桥子坑；明阳开源村李兰芳上山打游击；鄱阳村党员瞿冬生在国民党枪口下拒绝写“自新书”；洽村支部书记黄林仔掩护群众突围时被捕，遭毒刑拷打也未变节泄密；1946年开源村书记李兰芳带领吴劲仔十余人痛打缴税员饶绍风后加入游击队；8月樟坊、坪上、杭山、康都等1000人在红军林某的领导下，公开抗丁，并打死康都乡长洪明凤。

　　南丰游击队与南广独立团的事迹在南丰民众中广为流传，乡民们以歌谣的形式将这一历史时期的故事传衍四方：

　　市山三江做会戏，不料杀了甘老贵。

　　金喜师傅变了白，一投投靠蒋介石。

　　蒋介石呀发了疯，命令部队打洽村。

　　洽村放了火，胡竹无处躲。

　　胡竹变了红，派出队伍打南丰。

　　胡竹进驻天主堂，捉走神甫上杀场。

　　杀了神甫如尚可，烧了衙门莫问我。

　　捉走揭杏要钱赎，赎钱花了三万六。

　　胡竹下窜上来上窜下，一碰碰到赵世嘉。

　　赵世嘉呀走了运，一遇遇到曾八旬。

　　曾八旬，起农会，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

　　苏维埃政权红色革命的保卫战，南丰作为主战场的前沿阵地，发生几次重大的战斗，对中国革命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3年1月24日的南丰战斗，红一方面军3万人与国军中路军陈诚，敌三十七军毛炳文之第八师陶峙岳，在大坪嵊、桥背、瑶浦、耀里；市山、梅树下、桑田、杨林渡、石沟圩交战等地。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稼祥与临时中央要求“猛攻南丰”。红三师师长彭遨及两名团长牺牲于西门北门外。围攻而未果后，红军主力隐蔽集结在东韶、洛口地区，为后来的黄陂战役埋下伏笔。

　　1933年11月中旬的沙岗战斗，红一、九军团（林彪部与罗炳辉部）；在云盖山、大雄关与薛岳部相遇激战，红二师政委胡阿林、红四团长萧桃明牺牲；19日晚，经一军政委聂荣臻在军峰山隘口指挥撤退，安全转至军峰山与池源等地。

　　1934年2月9日凤翔峰（山顶古寨）战斗，敌第十四师、九十四师与红九军团在熊家寨、小鸡公山、大鸡公山、坪上圩等地激战。红军失守后退至杭山、康都间休整，封锁邱家隘，主力在黄家隘、西城桥之间构筑工事；红一军撤至凤翔峰一带。2月15日，敌七十九师从乾昌桥向凤翔峰侧击，飞机临空助战；白刃战十余次，敌军增援，红主力撤至杨家排、窑坪、上尧坊一带。

　　凤翔峰战斗之后的三溪圩战斗，红一、三、五军团转移至西境，1934年3月8日转战至乌牛山、五千台、东华山、三溪圩、枫林塘、华华山、五都寨、杨林渡、三溪、上晒、高晒、义和圩、池源、三溪、里江、汉帝庙、石鼓山、万福亭、牛形岭、枫林、百丈隘、五家山、五都寨、瑶陂、大排上、杨梅寨等地伤亡2000多人；退向瑶陂、甘坊；在甘坊西部的元头寨、石下寨、金家寨、里乐寨等阵地歼敌4个连；后退守广昌，为广昌保卫战争取时间。

　　大罗山战斗：三溪战斗后，红军与汤恩伯部在延福岭、白叶堡两次激战，从瑶陂、白舍向甘竹的右咸水岩、紫灵山以西的刘家堡，激战刘家堡、将军渡与盐水岩，攻入仙人嵊、百子岭、鹿砦。

　　红色南丰，为中国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有名姓烈士488人，烈属户128户，军属140户，而无名英雄则不计其数，如仅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时期的一次战斗--1932年红军攻克南丰战斗中，南丰县周边的民众支前民工就达600余人，白舍镇担架队89人，运输队88人，长脚夫（挑工）62人，长陂区担架队34人，运输队43人，长夫43人，短夫44人，按这种数据推算，红色革命时期南丰支前的民众超过万人之众，这些无名英雄默默无闻生活在南丰的各个乡村，同样是红色南丰的骄傲。

　　南丰先烈，光照千秋。

　　仅简约介绍几位重要典型先烈的事例，以诠注南丰先烈的革命与牺牲精神，告慰这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赵醒侬（1899-1926）：原名性和，曾用过赵兴隆等化名，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江西革命先驱，江西地方党团组织主要创始人，先后组织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南昌支部书记和中共江西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1926年被反动军阀杀害于南昌，时年仅27岁。

　　1922年，赵醒侬受党组织派遣到南昌，着手创建江西党和团的组织。他先后出席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中央直属江西支部干事会书记兼组织干事、中共江西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等职。赵醒侬曾在南昌开办了文化书社，大量推销《响导》、《新青年》、《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等革命书刊，传播马列主义；与曾天宇等人开办了“明星书店”，负责推销党的刊物 及其它宣传马列主义的书刊。在悼念孙中山活动期间，向群众散 发了大批宣传品，广泛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和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从而形成了一个全省性的宣传革命的政治运动。他与方志敏等7人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他还在南昌解家厂创办了“黎明中学”，以此作为中共江西地方组织培养干部和掩护党的活动的秘密机关，并输送了一批党团员到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苏联学习。上海“五卅”惨案后，他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全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赵醒侬于1926年遇难。他牺牲后，北伐军攻克南昌，20多万群众集会，悼念烈士和北伐牺牲将士。中共中央向导周报载文《悼赵醒侬同志》，称他是“江西党的组织者”、“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熊开文（1895-1927）：市山镇熊坊村人，早期中共南丰县党组织的创建者。早年参加革命军，因疾恶如仇，在招兵时得罪了当地商团，后被撤职，流落上海。1922年，由赵醒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1月，受方志敏派遣，由上海回到南丰开展革命工作，与同期回到南丰的共产党员袁振亚、李光贤成立了有10余人组成的南丰县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南丰支部干事会，为支部负责人。12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南丰临时党部成立，任执行委员。1927年，任南丰农民协会常务委员，积极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开展工农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在家乡熊坊组建了游击队，并在军峰山一带开展游击斗争。在当地坚持革命斗争。国民党异常恐慌，组织地主武装大搞“清乡”、“搜山”运动，悬赏捉拿熊开文。11月，熊开文不幸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12月上旬，被杀害于南丰县城南门外沙滩。熊开文牺牲后，家乡人民把他安葬在军峰山区的峨峰包里。

　　陈富生（1897-1929）：紫霄镇黄龙坑人，革命烈士。12岁始读私塾，17岁辍学习武。1928年春，参加赣西工农革命军，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班长。1929年6月，率13人回家乡黄龙坑开辟工作，秘密发展党员和农会会员，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队，并率赤卫队到南丰洽村、广昌古竹一带开展革命活动。8月，中共党员谭大家受党组织委派，由洽村来苦竹，秘密发展了5名党员，建立了广昌县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苦竹支部。8月18日，率洽村游击队、古竹赤卫军配合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攻克广昌县城。10月，在与国民党军作战时，因被人告密而被捕，被敌以铁丝穿手腕，押至宁都吴村。敌欲逼其说出红二十纵队的去向和苏区干部的名字，并用刀将其手腕、大腿和臂部上的肉割下，陈富生在国民党的屠刀下英勇就义，年仅32岁。

　　赵世嘉（1904-1931）：号新生。南丰人，高等小学毕业失学在家。1924年在县自治筹备处任文书。1925年辞职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被录取在预科班学习，1926年3月转入第5期步科就读，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军校“清党”，7月回到南丰。1928年赴宁都从事革命工作。1929年6月任宁都县赤卫大队党代表；7月初率领赤卫队到南丰洽村乡新田村活动，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军，7月中旬率部参加了攻打南丰县城的战斗；8月任宁都县游击队党代表；10月中共南宁特委成立，当选为委员；11月任宁都游击队政治委员。1930年3月21日在中共赣西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赣西南特委侯补委员；8月，宁南宁都游击队和乐安独立营合编为独立第3团，任政治委员。1931年在宁都作战牺牲，时年27岁。

　　赵子谟：自幼家境贫寒。抗日战争时期，其父、母、姐姐相继被敌人残害而死。1946年，初中毕业后，只身赴南昌，在中正医学院细菌学科任练习生。1948年12月，到香港遇到郭沫若，深获教益，从港返昌后，联合进步学生宣传共产主义。1949年3月9日，被俘，在狱中坚贞不屈，遭杀害，年仅19岁。

　　张化臣，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8月，随军南下参加了解放南丰的战斗，后任南丰县第二区副区长，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分田分地和剿匪反霸斗争。1950年1月29日，在南丰司前村开展征粮工作时，被土匪抓获，逼其释放被关押的土匪，其宁死不从，后被押出准备枪杀，途经一小桥时跳入河中，后被土匪以乱刀乱棍打死，壮烈牺牲。

　　走过那段波澜装阔的岁月，南丰红色文化光芒万丈。

　　可爱的南丰，既有革命先驱赵醒侬这般历史巨人点亮方志敏等一代伟人的心中光芒，又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支前模范民众以朴素的奉献点亮南丰人民创造历史潮流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