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全注全译典藏本

第一章 礼记（3）

　　“译文”太庙之内，真可谓竭情尽慎了！主人亲自牵着祭牛，进入庭中，而大夫帮着捧制币告神。到了杀牲之后，主人又亲捧着毛血供祭于室中，大夫随之献酒。到了荐腥（献腥）过后，主人亲自宰割牲体，以汤煮得半熟，供在堂上，夫人又献酒。在这行礼过程中，卿大夫伴随着主人，而国之命妇（受有封号之妇人）则伴随着主妇，大家既虔敬又忠诚，并且殷勤地一献再献，仿佛看到祖先们在欣然享用祭品似的。起初，牵牲进来时，在庭中告神；继而供献毛血时，又在室中告神；后来又进煮熟的牲体时，再次在堂上告神。三次在三个地方告神，似乎还没有找到神位之所在。因此把祭品供在堂中，又在大门外行了祊祭（门外之祭），因而说：神在这边抑或在那边呢？行礼本来具要一献罢了，增为三献，就显得更文了；增至五献，就更清楚了；到了七献，就无异敬之如神了。大飨，其王事与？三牲、鱼、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笾豆之荐，四时之和气也。内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龟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见情也。丹漆、丝纩、竹箭，与众共财也。其余无常货，各以其国之所有，则致远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盖重礼也。

　　“译文”在太庙中举行大飨，这是天子之事，因而祭用三牲鱼腊（干肉），四海九州的美味，无不皆备。笾豆（古礼食器）所献者，则为四时和气所生的食物。各国诸侯来到，钟鼓齐鸣迎之入庙，表示共同合作的意思。诸侯入庙，捧着制币，外加玉璧，献于祭堂之上，表示其崇敬恩德。在堂下则陈列着各地进贡的物品，陈列之序，龟独在前，因它能预知吉凶。金在其次，因它是人情所同欲。自三牲以下至丹漆等物，皆侯邦所贡，一并陈列，表示天下公共所有之物。至于辽远的属国，贡品没有一定，要看他们出产的情形，这是用来招致远物的意思。到了祭祀完毕，又奏起《肆夏》的乐章以送别各地的诸侯，以示增重礼节。祀帝于郊，敬之至也。宗庙之祭，仁之至也。丧礼，忠之至也。备服器，仁之至也。宾客之用币，义之至也。故君子欲观仁义之道，礼其本也。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是以得其人之为贵也。

　　“译文”天子亲自祭祀上帝于南郊，这是最虔敬之礼；宗庙之祭，包括全族，事亡如事存，这是最有仁德之礼；送死以明器，而不以生人实物殉葬，则是最仁智之礼；朝聘燕享所用的币帛，多寡有度，是最富厚意之礼。所以，君子要观察理解仁义的内涵，礼就可以作为根据。有才德的人曾说：甘甜之味为众味的根本，可以调和百味，白色为众色的基础，可以承受众色；引喻明礼，忠信则为一切礼仪的精神基础。所以只有崇尚忠信的人，才可以学礼；如果没有那样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基础，而只被动地跟着做，那就不是礼了。所以说礼之行贵在得人，有了忠信之人，礼才能发扬光大。孔子曰：“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毋轻议礼！”

　　“译文”孔子说：“纵使诵诗三百篇之多，而尽言语之长，但没有学过行礼，就连一献之小礼也不了解；学得一献之礼，还不了解大飨之礼，学到大飨之礼，仍还不够了解大旅（祭五帝）之礼；大旅的规模算是完备了，对祭祀上帝之礼却仍有些茫然。如此看来，礼是不可妄加议论的啊！”子路为季氏宰。季氏祭，逮暗而祭，日不足，继之以烛。虽有强力之容，肃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临祭，其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与。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阶。质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闻之，曰：“谁谓由也而不知礼乎？”

　　“译文”子路是鲁国大夫季孙氏家里的总管。季孙氏举行庙祭，都是天没亮就开始，进行了一整天还没有祭完，还要夜以继日，点烛继续进行。即使有强壮的身体，虔诚的精神，也会因时间过长而疲惫不堪。因此，许多执事的人们都拖着绵软的腿，东倒西歪地来应付各项仪式，实在太不虔敬了。另有一天，子路主持祭事。在室内举行正祭时，他先叫人把室外应办的祭品都准备好，到门前交与室内的人端着去献尸（尸在室）；正祭毕，邀尸在堂，举行傧尸之礼时，照样由堂下的人在台阶上，交与堂上的人，送去招待那做尸的。从天将亮到傍晚，就什么礼都行过了，而不必继之以夜。子路权礼之宜，略烦文而全恭敬。所以孔子听说后，称许说：“谁说仲由不懂得礼呀！”

　　大传

　　《大传》是《礼记》中的第十六篇，解释的是从天子到庶民的“合族之道”，以及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宗法组织及制度。礼：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

　　“译文”礼，没有王位者则不行宗庙之祭。王者宗庙大祭，因它及祖之所自出，谓之追享，以其祖配之。诸侯之祭，须推及始得封国的那个祖先。至于与他同祖先的支族庶子为大夫士者，要比诸侯简省，最多只能联合其同高祖以下的族人，祭祀其高祖为止。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逡奔走，追王大王父、王季历、文王昌，不以卑临尊也。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

　　“译文”牧野之战，是周武王一生的紧要事件。当这场战争获胜之后，武王就退而祭告于上帝，祈祷土地之神，并临时在牧野搭起祖庙祭祀祖先。那时，他率领各地的国君，大家端着祭祀用品，谨慎而匆忙地追随他崇拜他的祖先。但他的祖先本非王者，所以便追尊古公掸父、季历、西伯昌为王，以期避免后辈大于前辈。这样订立上代祖祢的顺序，是尊重辈分的大小；订立后代子孙的顺序，是珍视血统的传承；从旁又订立亲堂兄弟的关系，联合同一血统的支族，会食于宗庙之中，排列父辈子辈的宗法昭穆位置，而制定彼此之间最合于礼的礼节，而做人的道理尽在其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与焉。一曰治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五者一得于天下，民无不足、无不赡者。五者一物纰缪，民莫得其死。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译文”圣明的人，站在统治者的地位，必先注重五项事情，而民众的事还不在内。这五项是：第一叫订立亲属关系，第二叫酬报有功的人，第三叫选拔贤能，第四叫任用有能力者，第五叫审察所宠爱者。这五件事若能圆满做到，则人民富足而无不满意。这五件事如果一件有差池，则人民都无从保全性命。所以圣明的人，站在统治的地位，首先就是从人与人的关系做起。制定度量衡，考订文献，改订历法，变更所尊重的彩色，使用不同徽章旗号，改良用具武器，区别等级和职业不同者的衣服，这些事情因时代不同，都可以跟人民变换或加以改良。然而家族血统的关系，社会组织的关系，年辈的大小，男女的区别等，则是不可跟人民变革的。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名著，而男女有别。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谓弟之妻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昏姻可以通乎？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译文”凡是同姓的人，都追随着他们的嫡长子，会合成一个族属。至于异姓的人，则靠称呼而订立其彼此之间的关系。称呼既经标明，则男女就有了区别。凡是一个异姓的女子嫁给一个属于“父”辈的人，则她应属于“母”的一辈。如果嫁给儿子一辈的，则她应属于“媳妇”一辈。如果称呼弟的妻子为媳妇，那么也可以称呼哥哥的妻子为“母亲”吗？那样人伦可就大乱了。所以“名分”是人伦之治的重要环节，能不审慎对待而掉以轻心吗？人们对于同高祖的族人，只穿缌麻的丧服，缌麻则是丧服中的最后一级。对于五服以外，五世同祖的人之丧，只需袒（脱去上衣）免（扎发，用布缠头）示哀，这是要逐渐减轻同姓的关系。对于六世同祖的人，可以说是族属的关系已经没有了。这许多支族，由他们的上代开始分枝，后代就没有了亲情，与异姓的人相似，照理说是可以通婚的。但是既属同姓，在大祠堂里又以父子兄弟的辈分在一起聚餐，因此周代订立制度：只要是同姓的人，就是远到一百世代，也不可以通婚。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从服有六：有属从，有徒从，有从有服而无服，有从无服而有服，有从重而轻，有从轻而重。

　　“译文”表示亲戚关系的丧服制度，大略分为六种：第一种是依血统关系之亲疏而订立的；第二种是依社会关系，因人能力之大小而订立的；第三种是因名分而订立的；第四种是为女子而订立的，因女子既是自己家里的人，后来又变为异姓家里的人，这就有出入；第五种是为夫成人者之丧而特别制订的；第六种则是为间接的关系而订立的，叫做“从服”。从服的制度，也可约为六项：第一项是属从，例如儿子为母亲的家族服丧；第二项是徒从，例如臣子为国君的家属服丧；第三项本来有服而变作没有服，例如贵人之子怕犯禁忌，不能为其岳父岳母服丧；第四项是本来没有服而变作有服，例如贵人的媳妇要为她丈夫的外兄弟服丧；第五项是本来应戴重孝，但因非亲属而减轻，例如丈夫不能为妻子的父母戴重孝；第六项是从轻服而加重，例如公子之妻要为公子的大母而加重丧服。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轻。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名曰重。一轻一重，其义然也。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译文”循着人们天性中的恩情，愈是接近于自己的就愈亲热，如此逐级往上推去，到了愈远的祖先，恩情就愈轻。但循着理智的判断，没有祖先便没有自己，如此一代一代地顺下来推算，到了父亲的祠堂，则愈早的祖先就愈重要。这里面一轻一重，在宗法庙祭的意义上必然如此。宗法社会，国君等于嫡长子，同姓从宗，所以国君可以统领全族。然而同族的人却不能利用宗法关系来对待国君，把他看作自己的子弟。这一点，则是根据社会地位确定的。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后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宜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有小宗而无大宗者，有大宗而无小宗者，有无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适者，公子之宗道也。绝族无移服，亲者属也。

　　“译文”庶子不祭祖的原因，是期望使宗法制度严明。庶子不为嫡长子服三年斩衰丧服，就因为他不是继承祖称的人。以庶子为祖的，继承庶子者则为大宗，而继承庶子之子辈的则为小宗。大宗历百世而不迁易，小宗传至五世就要迁易，那就是继承高祖以下的一个支系。历百世而不迁易的，是庶子为祖的嫡系--其唯一的大宗；庶子的嫡系世秩绵延，历百世而不迁易。继承高祖以下的小宗，传至五世则必迁易。这就是尊祖必敬宗，敬宗即尊祖的道理所在。族谱中，有一种是只有小宗而没有大宗（宗法以始祖之嫡长为大宗，其他为小宗）的公子（指诸侯的嫡子以外的同母弟及不同母的兄弟）；又有一种是只有大宗而没有小宗的公子；还有一种是上既没有宗统而下又没有统属的公子。公子有宗道的，是公子的国君，可以替那些做士大夫的异母兄弟，立个同母弟为他们的宗子（嫡长子），那就是公子的宗道，如同上文所说的。《仪礼丧服传》说道：族属已断绝的，遇有丧事，就不施及丧服了。只有族属关系亲近的，才相统属为一宗。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诗》云：“不显不承，无于人斯。”此之谓也。

　　“译文”循着人们天性中的恩情，愈是接近于自己的就愈亲热，这样逐级往上推去，直至极远的始祖。循着理智的判断，没有祖先就没有自己，这样一代一代地顺下来推算，直至父亲的祠堂。因此可证，每个人的天性都是爱其所亲。由于爱其所亲，推而上之，也就是尊崇其始祖了。尊崇始祖并扩及同祖发展下来的宗族，也就是敬宗。心中有此敬爱的亲情，所以能团结自己的族人。族人富有凝聚力，所以宗庙的事便极庄严。要维护宗庙的庄严，则须保重自己的国土。保重国土，免遭侵犯，就得爱护百姓。而要切实爱护百姓，刑罚就必须公正无私。刑罚公正，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百姓安居乐业，生产发展，则财物富足。财物富足，百姓的许多美好愿望才能实现。一切美好的愿望都能实现，则礼俗便有了规模。礼俗已具规模，然后人人都可安乐享福了。《诗经周颂清庙》上说：“周文王能发扬光大而承继先人的事业，所以永远有人喜欢他那样伟大的人物啊！”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学记

　　《学记》是《礼记》中的第第十八篇，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专门论述教育、教学问题的论著。据郭沫若考证，作者为孟子的学生乐正克。《学记》系统而全面地阐明了教育的目的及作用，教育和教学的制度、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在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以及同学之间关系。发虑宪，求善良，足以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译文”引发思虑，广求善良，只能做到稍有声誉，还不足以感动群众。亲自就教于贤者，体悉远方的利病，虽能感动群众，但还不足以化育人民。君子如果志在化育人民，造成良好的风俗，一定要从教育入手。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

　　“译文”宝玉的质地虽然美好，但不加磨琢，就不会成为器皿；人虽为万物之灵，若不学习，也不会通晓道理。所以古代王者建设国家，治理人民，以兴办教育作为首要任务。《尚书兑命》说：“从始至终，要经常想着学习。”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

　　“译文”虽然有美味好菜摆在那里，如果不亲口尝一尝，就不能知道它的味美；虽然有最好的道理，不去学习，不能知道它的奥妙。所以深入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知识的贫乏，教书育人之后才知道自己多有困惑。知道自己知识不足，然后能自我反省；知道自己多有困惑，然后能自我奋勉。所以说：教和学相互发生作用，教育别人，也能增长自己的学问。《尚书兑命》说：“教育别人，能收到学习一半的效果。就是这个意思。”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记曰：“蛾子时术之。”其此之谓乎。

　　“译文”古代教学的地方，一家之中有“塾”，一党（古时五百家为党）中有“庠”，一遂（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中有“序”，一国中有“学”（国子学）。每年都有新生入学，隔一年举行一次考试。入学一年考经文的句读，辨别志向所趋；三年考查学生是否专心致力于学业，爱好与同学朋友探讨学问，切磋琢磨；五年考查学生是否广学博览，亲敬师长；七年考查学生在学术上的见解和择友的眼光，这时候叫做小成；九年知识渊博通达，能触类旁通，临事心明不惑，不违背师训，这叫做大成。这时才能够化育人民，移风易俗，附近的人都心悦诚服，远方的人都来归附，这是大学教育的途径。古书说：“蚂蚁时时学习衔泥，然后能成大垤（大的蚁封）。”就是这个意思。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不视学，游其志也。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幼者听而不问，学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伦也。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谓乎。

　　“译文”大学开学的时候，士子穿着礼服，以藻祭祀先圣先师，表示尊敬道术；学习而歌《诗经小雅》中《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是要以涖官事上的道理去引导学生；先击鼓召集，然后打开书箱，是要学生对学业恭顺；苦荼和荆条用以警戒学生怠忽，使之收敛威仪；夏天未禘祭（宗庙四时祭之一）以前，天子不去学校视察，是要使学生得有悠闲以发展志向；教师常常观察学生，但到必要时才加以指导，是要使学生主动自觉；至于年幼的学生，只听讲而不乱发问，则因学习须循序渐进，不能逾越。这七项，是教学的大道理。古书说：“凡学习做官，先学管理事情，要做学者，先坚定志向。”就是这个意思。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兑命》曰：“敬孙务时敏，厥修乃来。”其此之谓乎。

　　“译文”大学顺着时序而施教，施教都必有正常科目，学生课余及休假时，都有课外研究。学习的方法，如果不学《操》、《缦》这些小调子，指法不纯熟，弹琴就弹不好；学不通音韵比喻，就不能理解《诗经》；不学洒扫应对，行礼就行不好；不兴革技艺，就不能激发学习兴趣。所以君子对于学习，要藏之于心，表现于外，甚至休息或游乐时，都念念不忘。这样，才能潜心学习，亲敬师长，与同学相处欢洽而信奉真理。因此即使离开师长和朋友，也不会违背道义。《尚书兑命》说：“恭肃谦逊，奋勉不息，进修之益，如水之源源而来。”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今之教者，呻其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译文”如今的教育者，手持书本，且吟且视，重在口授，心无所得，故意找些难题考问学生。又多讲些名物制度，使人不懂。但求多教，不考虑学生是否晓会，教学既无诚意，又不度量学生的材性高低及其学习能力如何；施教违反情理，要求也乖戾不合人情。这样，使得学生以学为患而厌恶师长，但觉学习很苦很困难，而不知究竟得到什么好处。虽然勉强读完了书本，但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教育之所以不能成功，其原因正在这里啊！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

　　“译文”大学进行教育的方法，问题还没有发生就加以防范，叫做预防，在适当的时候学习，叫做适时，不超过学生的接受能力而进行教育，叫做合乎顺序，互相参观学习，吸取对方的长处，叫做观摩。这四点，就是教育成功的原因。发然后禁，则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

　　“译文”坏习惯已经弄成，就产生抵触情绪，而不易接受教育。适当的学习时期过了才去学，即使勤奋刻苦，也难有成就。杂乱地进行教育而不合乎顺序，只能陷入混乱的境地而不可收拾。不和同学在一起切磋研讨，便会落得学识浅薄，见闻不广。结交品德不好的朋友，就会违反师长的教诲；同坏朋友谈不正经的事，就会荒废学业。这六项是导致教育失败的原因。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译文”君子知道了教育振兴的根由，又知道了教育衰落的原因，然后才可为人师表。所以君子的教育重在启发晓喻，善于引导而不强迫；对待学生刚正严肃，但不抑制其个性的发展；适当启发；而不尽其说（将结论和盘托出）。善于引导而不强迫，使学生感到师长和悦可亲；教师刚正严肃而不抑制，则学生能够自由发展；适当启发而不说尽，能使学生思而得之，从而养成思考的习惯。使学生感到态度温和可亲又能主动思考，这才称得上是善于晓喻了。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译文”学习的人往往有四种过失，教育者一定要清楚地知道。这四种过失是：或则贪多务得，不求甚解；或则偏爱某一科目而所知太少；或则把学习看得太容易而不肯深入思考；或则遇到困难就停止不进。这四种缺点，是由于学习的人的心理素质各有不同。教育者必先了解其心理，然后才能补救其过失，而使之自觉改正。教育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发展学生的优点而补救其过失。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

　　“译文”善于唱歌的人，能使人沉醉在歌声中而神游于美妙的境界；善于教学的人，能使人继承他的志向而求得成功。教师的语言简约而通达，含蓄而精当，少用比喻也容易明了，可说是善于使人继承其志向了。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记曰：“三王四代唯其师。”此之谓乎。

　　“译文”君子知晓求学的深浅次第，各人品性材质的不同，然后能因材施教，广博譬喻而不拘一途。能博喻，然后才能做老师；能做老师，才能做官长；能做官长，才能做国君（国君即一国之师）。所以学做老师，就是学做国君。所以选择老师不可不审慎。古书说：“虞夏商周四代，对老师的选择都很慎重，认为师道立则天下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译文”为学的正确途径，就是很难做到的尊敬老师。老师受到尊敬，然后真理才受到尊重；真理受到尊重，然后人民才懂得尊重知识，严肃地对待学习。所以君主不以对待属下的态度对待臣子的情形有两种：其一是在祭祀中，臣子做尸的时候；其二是做君主老师的时候。大学规定的礼法，天子入大学听课，讲授的臣下不必北面居臣位，这就是为了表示尊敬老师。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

　　“译文”善于学习的人，使得老师轻松而学习效果反而加倍，学生得力于老师的启发，都归功于老师。不善于学习的人，老师虽严加督促，效果却只得一半，学生都埋怨老师教导无方。善于发问的人，像砍伐坚硬的木头，先从纹理较顺的部位开始，而后及于硬节，功夫到了，木头自然脱落分解；不善于发问的人，方法刚好相反。善于答问的人，有如撞钟，轻轻敲打，钟声较小，用力敲打，钟声则大，撞钟又需从容而有节奏，钟声才会余韵悠扬。不善于发问的人则与此相反。这都是学有进益的方法。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

　　“译文”学问没有根底、缺乏独到见解的人，就没有资格做老师。一定要因势利导，学生不提问，能盲目解答吗？学生心里有疑难，而没有能力表达，老师才加以指点；老师指点后，学生仍然不明白，只好暂时放弃指导，以待将来。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译文”好的铁匠的儿子，大概也能补缀皮衣。好的弓匠的儿子，大概也能制作簸箕。刚学驾车的小马都先拴在车后，而车就在它面前。君子观察这三件事，就可以立定学习的志向了。古之学者，比物丑类。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和；水无当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

　　“译文”古代的学者，能够比较事物的异同而汇为一类。例如，鼓的声音并不相当于五音之任何一种音，但是五音迭奏，没有鼓声调节就不够和谐悦耳。又如，水的颜色并不相当于五色之任何一色，然而五色的配合没有水为之调匀就难以鲜明。至于学者，并不相当于官署的任何一种官职，然而任何一种官职，没有经过学习的人就不能胜任。再如，老师不是人伦关系中的任何一种亲属，但是任何亲属倘没有教师的教诲也就不懂得人伦关系了。君子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

　　“译文”君子说：伟大的德，不偏治一种职业而醉心于做官。伟大的道理，不局限于一种事物。最大的信实，不必见之于盟誓。恒久的天时，也不是全是暑天或全是冬季。如果了解了这四种情形，就能立下大志潜心向学了。夏商周三代王者之祭祀河川，都是先祭河而后祭海。河是水源所由来，海是河水汇聚处，先本而后末。这就叫做务本。

　　乐记

　　《乐记》是《礼记》第十九篇，据说是汉儒将先秦诸家有关音乐的言论编纂而成的。其中阐述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音乐的社会功能，以及音乐的美感认识。其深厚的美学思想，对两多千年来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衷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圣人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治道也。

　　“译文”凡是乐音之初起，都是由人的心理活动而产生；而人的心理活动，则由于受到外物的刺激。人心受到外物刺激--人心感于物，情动于中，故形于言而为声。因反应不同，所发的声音也彼此不同，由不同的声音相应和，也就有了清浊高下之变；因变而形成一定的格调，进而成歌诗，则谓之音。比照成曲调的歌诗，而配合以乐器以及跳舞用的道具，则是所谓乐了。依上所述，可知所谓乐，是由声音构成的，而乐音的本源，是由人心之感物而生。所以心里起了悲哀的反应，则发生焦急而低沉的乐音；起了快乐的反应，则发生舒缓而从容的乐音；起了喜悦的反应，则发生昂奋而爽朗的乐音；起了愤怒的反应，则发生高急而近于猛暴的乐音；起了恭敬的反应，则发生虔诚而高洁的乐音；起了恋爱的反应，则发生温存而和婉的乐音。这六种反应，并不是人的天性有此不同，而是由于不同的外物刺激而引起的。有什么样的刺激便有什么样的反应，因此古代圣王非常重视人们所受的刺激。所以用礼诱导人心，用乐调和人声，用政令规范人们的行为，用刑罚防止社会的邪恶。礼、乐、刑、政终极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用来齐一人心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滞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译文”凡音乐的缘起，都是出于人心。人心感于物，情动于中，便表现于声。声成文理和节奏，便是乐。所以，太平盛世的乐安详而又愉快，即因其政治宽和。乱世的乐怨叹而愤恨，即因其政治的乖戾。亡国的乐充满悲哀和愁思，即因其人民之流离困苦。由此可见，人心哀乐之感，由于政治的得失，则音乐显然与政治相通。假是以五音之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微为事，羽为物，五音协调而不乱，就不会奏出不和谐的声音。如果宫音乱，则乐声荒散，是知由其国君之骄恣所致；商音乱，则乐声倾颓，是知由其官常败坏而国家倾危；角音乱，则乐声充满忧愁，可知人民愁怨而其国隐忧四伏；徵音乱，则乐声哀伤，可知百事烦苦而勤劳无功；羽音乱，则乐声给人以危迫感，可知物资短缺而国用匮乏。如果五音皆乱而交相侵犯，则形成一种令人不忍听的乐音；叫做“慢”。政治混乱到这种地步，国家也就临近灭亡了。古代郑卫地方的音乐，便是乱世的音乐，近似于“慢”。从前师涓从濮水上听到的音乐，本是殷纣亡国之乐。当时政事荒散，人民流离，欺骗君上，贪欲行私，而且恶性发展不可制止。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致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反人道之正也。

　　“译文”凡乐音，都是生于人心的；音乐，是与人伦物理相通的。所以，只懂得听声而对音乐缺乏审美感的，便是禽兽；只懂得声音而不懂得音乐效用的，是缺乏文化教养的凡人。只有君子能懂得音乐的效用。因此，从分辨乐音而懂得声音符号的作用，从分辨声音符号的作用而懂得音乐教育的道理，从分辨音乐教育的道理而懂得音乐设施的道理，这才能有一整套治国安民的办法。所以不会分辨声音的，不可和他讨论乐音；不懂乐音的，不可和他讨论音乐。如果懂得音乐的作用，差不多就也懂得礼治的意义了。如果深知礼和乐的意义，就可称为有德之君。因为“德”的意思，就是礼乐的心得啊！所以最隆盛的音乐，不见得就是最悦耳的音乐；最盛大的飨宴，也不见得就是最讲究的酒席。例如周代大祭，伴奏《清庙》乐章所用的乐器--瑟，只有朱红色的弦和稀疏的瑟底孔，而且只有一人唱诗三人和声，弹的唱的都极简单，其目的显然不在求音乐的好听。又如大祭享之礼，把水（玄酒）放在首位，而礼器里盛的是生肉生鱼，羹汤也没有调味，可知其目的也不在于口味的甘美。因此，可推知先王之制订礼乐，目的不在于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恰好相反，是要用音乐教导和陶冶人民，使之明辨是非，爱憎分明，而回归到先圣王指引的人生的康庄大道上来。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译文”人的天性，本来是好静的，因受到外物刺激而趋向于动；但这动，并非人的本性，而是感情的冲动，也就是欲。因此外物和那能动的心智相接触，便表现为爱或憎两种欲念。如果那爱憎的欲念没有节制，而所接触的外物又一直在引诱着，此时倘不自我反省，以理智控制其冲动，则天生的理性就将泯灭不存。本来外界之物在不断地刺激着人，如果人们随其刺激而作爱或憎的反应而不以理性加以制裁，就等于人的心智随物迁化，而受物欲的支配。所谓人随外物而迁化，也就是灭绝天生的理性而醉心于人欲的追求。于是使萌生种种违反正道的诈伪的心计，做出贪欲无度的为非作歹的事情。因此，强者胁迫弱者，多数欺压少数，智者诈骗愚者，勇武者欺负怯懦者，生病的人得不到照顾，老幼孤独者流离失所，这实际已走上大乱的邪道。所以，为了防止造成大乱的局面，先世圣王制定礼乐，替人们规定行为的法度。例如因其哀死而丧期无数，故为衰麻哭泣之数以节之；因其好逸乐而不能和顺于义理，故为钟鼓干戚之乐以和之；因其有男女之欲而不知其别，故为婚姻冠笄之礼以别之；因其有交接之事而或失其正，故为射乡食飨之礼以正之。用礼来调节人们的性情，使之行而无过不及；用乐来调和人们的声音，使之言而无所乖戾；用行政的力量督促人实践，而不游闲怠惰；用刑罚的力量促其守法，而防止恣肆越轨。礼乐刑政，从四方面发生作用，四方面又并行不悖，这便臻于王道政治了。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恭。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译文”音乐的性能在于和同（人心同），礼仪的性能在于区别（礼有尊卑贵贱的不同）。因其和同，同声相应，故能使人相亲近；因其别异，贵贱有等，故能使人相敬。然而过分强调乐，则容易使人沉湎忘返；过分讲究礼，则使人隔阂而不亲。礼乐之行，目的乃在于保持人们正当的感情，并将这感情表现于仪表。如果有了一定的礼仪，自然会显出贤才君子高贵，不贤而无能者卑贱的等级；有了同声相应的音乐，自然会显出居上位的与在下位的感情之交流；有了明确的好恶标准，自然会显出贤与不肖者的区别了。不肖的，禁之以刑；贤良的，举之以爵。赏罚公平，则政治也就修明了。一面以仁心来施爱，一面以礼仪来保持其爱心，这样就会实现民治的理想了。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

　　“译文”音乐是内心的表现，礼是外貌的表现。音乐生于内心而主和，和则情意安舒，所以静；礼则表现于外而主序，序则威仪交错，所以文。盛大的音乐必然是平易的，最大的典礼必然是简单的。乐教通行，人们的情思都表达出来，再没有什么郁结于心的怨恨；礼教流行，人们行为都遵循同一的规范，不再有什么言行上的冲突。古语说：揖让（禅让）而治天下，实际就是指这礼乐的政治。要使国泰民安，没有暴民作乱，远近的邻国都来朝拜，不需诉诸军事行动，也不必动用各种刑罚，而百姓无所忧虑，夫子无所不满，这就是乐的通行。普天之下，团结父子之亲，认清长幼之序，万众敬爱天子，这就是礼流行四海之效了。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谐。

　　“译文”盛大的音乐具有自然的和谐，隆重的典礼也具有自然的顺序。因乐和谐，故能兼容万物而不失其本性；因礼有秩序，故虽包罗万象而又有其显明的区别。例如祭天、祭地之事，明处则用不同的礼乐，暗处则有不同的鬼神。这样，既和同而又有秩序，使得天下之人，天下的人便会相敬相爱了。换言之，礼的仪式有种种不同，但其目的皆在于相敬；乐的歌舞也有种种不同，但其目的皆在于相爱。由于礼乐的目的在于使人们互相敬爱，所以历代英明的领导者无不以礼乐维系人群生活。所以他们制定的礼乐，必与时代和功业相适应，事与时并。如唐虞之时，则有禅让之事；夏殷之时，则有放伐之事。名与功偕，功成作乐，故历代乐名，皆因所立之功而名之。故钟、鼓、管、磬、羽、龠、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

　　“译文”钟鼓管磬等乐器和羽斧干戚等舞具，只算是乐的用具；屈伸俯仰的姿态，进退快慢的动作，只算是乐的情状。簠、簋、俎、豆，其大小规格及华饰等，只算是行礼的用具；升降上下，周旋袭裼（礼盛者以袭为敬，礼不盛者以裼为敬）等等，只算是行礼的情状。所以懂得礼乐效用的人便能创制新的礼乐；而只记得行礼和举乐情状的人，则只能复述旧的礼乐。能创制者叫做圣，仅能复述者叫做明。所谓明圣，即指复述和创制而言。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

　　“译文”乐，是表现自然的和谐；礼，是表现自然的顺序。乐因和谐故能化生万物，礼因有秩序故能区别万品。乐本于天籁而起，礼则因后天的需要而作。礼逾越秩序则紊乱，乐逾越和谐则暴戾。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认清这一点，才能创制礼乐。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则所与民同也。

　　“译文”歌辞和音节协调而不相害，是乐的内情；欣喜欢爱，是乐的形貌。中正无邪，是礼的实质；庄敬恭顺，是礼的情态。这些都是深知礼乐的人所特深重的。至于将礼乐播于钟磬，发为声音，而用于宗庙社稷的祭祀或山川鬼神的崇拜，则与庶民共同实行。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干戚之舞，非备乐也；孰亨而祀，非达礼也。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及夫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者，其唯大圣乎？

　　“译文”王者有功于世，才始作乐；政治稳定，才始制礼。所以功绩愈大，政治愈稳定者，其礼乐必愈加完备。单用干戚的武舞，那不算是完备的乐；仅知熟烹的祭祀，也并未洞晓礼的本意。五帝的功绩各异，所以他们各不沿袭前代的乐名；三王的时代不同，所以他们也不袭用前代的礼制。极意于乐，耽于娱乐，则有沉迷忘返之忧；粗制之礼，或失中正无邪之质。然而真能做到虽敦厚于乐，而无乐极悲来之忧，礼备具而无偏粗之失，那样恐怕只有深晓礼乐的大圣人了吧？天地高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译文”造化示人以自然的礼制，天在上，地在下，万物散处而品类不局，礼则依其不同的分际而行。从性质来看，天地万物，流动不居，齐同而变化，乐则依其变化之实况而生。如天地四时：春生夏长以施展为仁，秋收冬藏以收敛为义。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是用以强调和同的作用，循其施展的本性跟天地一样流动，礼则用以区分其适当的性质，按其收敛的本性跟大地一样凝定。所以圣哲们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像这样的礼乐达到既明且备的地步，也可说是天地各尽应尽的职分了。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译文”天尊，高高在上；地卑，平列在下，而君臣的关系亦因之而定。高低成列，则贵贱也就各有其位了。动者常动，静者常静，或大或小，情形显然不同。动物以其类相聚，植物以其群区分，因其禀性不同，所以其性命也有明显的差异。像这样，表现于天的诸现象，于地的诸形体，而礼即据其差别而制。地气上升，天气下降，天地阴阳互相摩荡，鼓动以雷霆，滋润以风雨，周流以四时，照耀以月月，为着天地阴阳之合同努力而化生万物；如此一来，乐即与天地之合同而化相通。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辨则乱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礼、乐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大始，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

　　“译文”合同而化，倘不得其时，也不会生，有如男女没有区别而至于混乱，和而有别，可说是天地的常情。至于礼乐，则根据天地的常情，而无远弗届，无微不至。乐显示着最初的动机，礼则寄托于已成的形体。显示那不休止的动，就是天；显示那凝定的静，就是地。有动又有静的，则居于天地之间。这就是圣人所说的礼乐。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

　　“译文”远古时代，舜弹五弦之琴而歌《南风》之诗，夔为乐官，始制乐赏赐诸侯。依此看来，天子之为乐，都是与人民有关系的。诸侯有德政，政教昌隆，物产丰足，精神物质的建设卓有成效，然后才赏以乐。因此，凡是治下人民劳困的，参加乐舞的人们就相对地减少了；治下人民安闲的，参加乐舞的人们也相对地增多了。所以，只需看参加乐舞行列的人数多少，就可以知道其功绩如何，就好像听见“谥号”一样，只要一听那谥号的好坏，便可知那人的行为如何了。黄帝的乐名《咸池》，是因为他使全民的生活进入了文明的境界。尧的乐名《大章》，是因为他发扬光大文明的生活。舜的乐名《韶》，韶就是继承的意思，因他能继承尧的功绩。禹的乐名《夏》，夏是大的意思，因他能扩拓九州。到了商周，商乐名《濩》，因其保护人民而革命，周乐名《武》，因其为推翻暴政而革命。前者创造人民的生活，后者保全人民的生活，是尽了人事，而乐亦尽于此。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壹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译文”依天地正常的道理，如果寒暑无定时，则易发生疾病，风雨不调顺，则成旱涝而至饥荒。教化恰如寒暑，不应时，则必损害世道人心。事功有如风雨，没有节度则难得成效。即此可知，先王的制乐，无不效法其政绩。政绩良好，也就可见其德行了。本来养猪、酿酒，都并非用以制造祸端，不过人事纠纷却因此而增多，归因于饮酒过量。所以先世圣王特地制订了饮酒之礼，使人喝一点酒要恪守许多礼节，这样，即使整天饮酒也不至于醉。这就是先王预防酒祸的措施。所以养猪酿酒，备酒食，其目的在于联络感情；制作乐舞，其目的是为了表现德行；规定礼节，其目的是为了制止越轨的行为。因此，先王遇有死丧之事，必有衰麻哭泣之节以适应哀思；遇有吉庆之事，也必有钟鼓琴瑟以适应其欢情。哀乐的限度，都归止于礼。音乐，是圣王所喜欢的，因为它可陶冶并改善人心，能够深入人心而移风易俗，所以先世圣王特别注重乐教。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译文”人们虽然都有血气心知的本性，但人心无常，喜怒哀乐之情，往往因受外物刺激而引起反应。所谓感于物而动，情绪总有变化。从刺激反应的道理来考察，大体上可以看出：凡发出细微而低沉的声音的，其人必有无限的忧思。发出和谐平易、意义丰富而音节宽简的，其人必安详而满怀乐观情绪。粗犷而豪迈，发声既猛而收音又昂奋的歌声，其人必具有坚强而果决的性格。发出清明正直而又庄严诚恳的歌声，其人必有肃穆而虔敬的素质和心态。发出宽舒柔婉而又活泼和平的歌声，其人必充满着慈爱之心。至于发作过于怪奇散漫而又轻佻烦滥的歌声，其人必心志淫佚而污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

　　“译文”因为乐与心理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先王作乐，必定根据人们的本性和情感，适当参考音律的度数，而规定其准则意义。既要求适合生气的和平，又须依循五行的流转，务使发扬而不流于飘荡，收敛而不至于郁结，刚健而不粗暴，柔婉而不怯懦。这样生气涵养于心而表达于外，四者皆恰到好处，而没有畸重畸轻的偏颇。然后，一面因人之才质而订立其进修的次第，增益其节奏，审查其音辞，以量度其品德和性格；一面音律度数的匀称，排列章节起讫的次序，以模拟其事功及品行才能。要使得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的伦常道理都具体地表现于乐，所以说，乐的观察，其中自有深奥的意义在。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遂，世乱则礼慝而乐淫。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面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条畅之气而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

　　“译文”瘠薄的土地，长不出草木；常被搅动之水，养不大鱼鳌；阴阳时气衰竭，生物不得茁壮成长；社会混乱，则也只有邪恶的礼和淫佚的乐。因其淫佚，所以声音虽悲哀而不庄重；虽喜悦而不安详；过分宽闲的靡靡之音，使人沉迷于声色而失去理性；其音节缓慢的则包藏更多的邪恶的观念；音节急促的，则只能刺激人们的情欲。人们感受到的只是一股不平的情绪，而没有一点平和而协调的表现。这种乱世之乐，自然为君子所鄙视。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译文”凡是邪恶的声音刺激人心，就会引起悖逆的反应，这种反应化为具体的事实，就是淫佚之乐兴起的缘由。纯正的声音刺激人心，就会引起和顺的反应，这种反应化为具体的事实，就是和乐的来历。所以，在刺激与反应的一唱一和之间，乖戾的与乖戾相应，邪恶的与邪恶相应，曲的直的也各与曲直相应，而都恰如其分。有如万事之理，也都以其相类似者互相牵动。因此，有教养的人必然要抑制情欲而端正志向，比较其品类而后付诸实践。具体地说，首先就不敢以奸声乱色，留在视听之间，不让淫乐邪礼接上内心的欲念，更不敢以怠情傲慢和邪恶之气潜藏于身。要求自己的耳目鼻口心智百体，皆循顺正的方向而行事得宜。晓悟以上的道理，然后表达于声音而相和以琴瑟；武舞则动以干戚，饰以羽旄，并以箫管伴奏。发扬最高德行的光辉，引动那“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之中和的四气，以显示万物的情理。所以这样的乐，清明象征天，广大象征地，终而复始象征四时，周回旋转象征风雨。虽则五色缤纷，却有条不紊；虽则八音杂奏，却和声协和。一切律调都有一定的节拍，高音与低音相辅相成，衔接紧凑，前阕既终而后阕又起。那里面，或唱或和或清或浊，互为纪纲，既有多样的个性，又有贯通的共性。所以乐的演奏，伦理井然，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气为之和平，以此效用，引人向善，移风易俗，则天下自然趋于安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译文”所以说：乐是令人欢悦的。君子对于乐，喜的是由它激发理性，小人对于乐，喜的是由它满足欲望。以理性抑制欲望，则既得欣喜而又不至于乱；为欲望所支配而丧失理性，则将沉迷于声色而永无满足之日，也就是不知喜乐了。所以前面说过：有教养的人必然要抑制情欲而端正志向，拓广乐事以推行教化。乐教推行，则人人皆心向理性之路，如此即可看出理性的端倪。所谓德，就是理性的端倪；所谓乐，则是德的光华。至于金石丝竹制成的乐器，都不过是乐的工具。诗是抒发心志的语言艺术，歌是咏唱心志的声音，而舞则是那心志借姿态的表现。这诗、歌、舞，三者都以志为发端，以乐器为相合。因此，乐所表达的心志是幽深的，而形象是明白可感的；气氛是充满欢乐的，感化效用却是奥妙的。和顺的情感蓄积于中而光华则发之于外，内外相辅相得，可见只有音乐是不可作伪的。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听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译文”乐，是心感于物而动，心动而有声；声，是乐的表象；文采节奏等，则是声的装饰品。君子感动其内心，喜悦其表象，因而乐于讲究那表象的装饰。例如大武之舞，首先要击鼓以警戒，三踏步而起舞。一阕既终，再循环往复，而舞到最后恰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动作极敏捷但不慌乱，表情极深刻但没有隐蔽。各个人都乐其所乐，而毫不厌弃其理性，一切循着理性行动，而毫不偏向于情欲。因此，挚情表现于外，义即随之确立；乐舞告终，而同时显出德行的崇高。君子以此愈增其好善之心，小人以此也可审辨其情欲之过。所以说：教化人民之道，乐是至关重要的。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乐章德，礼报情反始也。所谓大辂者，天子之车也。龙旗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缘者，天子之宝龟也。从之以牛羊之群，则所以赠诸侯也。

　　“译文”乐有施与的性质，礼则有来的规定。乐，是欢娱其所自生的心情；而礼，则要探究其所从来的起点。乐是表明内在的美德，而礼则是报答恩情而回溯其来处的。所谓大辂，本是天子的车。龙旗九旒，本是天子的旗。甲缘青黑色的，本是天子的宝龟。随附的牛群羊群，则是天子用以报答有功诸侯的赠礼。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翼奋，角生，蜇虫昭苏，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而卵生者不：则乐之道归焉耳。

　　“译文”乐因情而作，所以其情不可变；礼据理而制，所以其理不可移。乐是合和人心的，礼是分辨人伦的。礼乐二端通贯了人情。穷究到心的本源而知声音的变化，这是乐的旨趣；发挥诚敬的而消除虚伪的行为，这是礼的常道。礼乐顺依自然的法则，以显示人性的光辉，升降上下的精神而凝结为精妙的乐情与具体的礼仪，统摄着父子君臣的行为的规范。因此，统治者能兴起礼乐，而自然的法则也将因而显明。天地阴阳之气互相混合而相偕，由其能吹煦保护而生长万物，然后草木才得以繁茂，蜷曲的萌芽拱出地面，鸟类借羽翼而飞，觡角生，蛰伏的虫豸复苏，鸟类孵卵，兽类怀胎，而且安全无失--胎生皆不至死在腹中，卵生者不至被裂于地上。乐的道理也正归属于这样的自然法则。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庙之礼，故后尸。商祝辨乎丧礼，故后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

　　“译文”所谓乐者，并非专指钟吕、声律或弹唱、舞蹈等等，这些都是乐的末节，属于执事者的职掌。只懂得礼乐的末节者，例如乐师，虽然了解声律歌辞，但只能屈居下位，向人演奏。又如宗祝，虽然了解宗庙的礼节，但到行礼时，却只能伴随在神主的后面。商祝也是如此，尽管熟悉丧礼，但也只能问候主人。由此可知，凡是深明道理的应在上，只懂技艺的应在下；能将道理表现于行为的应居先，而仅靠手艺的应在后。先王明白哪个上哪个下，谁先谁后的道理，所以能为天下创制礼乐。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犹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

　　“译文”魏文侯向子夏请教，说：“我穿戴礼服礼帽，衣冠楚楚地欣赏古乐，但却想睡觉；但是听到郑卫的音乐时，却精神饱满，不知疲倦。请问：古乐为什么会使人变得那样，而新乐又为什么会使人变得这样呢？”子夏回答说：“现在所说的古乐，那是群体的共同动作，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