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百丈峰

百丈峰代代出名人

　　第一节 北宋史家“三刘”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薪火传承文明。在农耕社会里，抑或说在没有煤电的漫漫岁月中，百丈峰周围七里八乡的百姓，都是靠百丈峰的木柴烧火做饭，甚至照明。百丈峰北麓的水西、罗坊、姚圩、黄土岗、昌傅、新溪，南麓的峡江县仁和、戈坪、砚溪，东麓的新干县界埠、荷浦、三湖等地，都是在百丈峰取薪生火。这一带的百姓，喝百丈峰山下的袁河水、烧百丈峰山上的柴薪，靠着百丈峰养育，其中的佼佼者，是百丈峰永远的骄傲。

　　百丈峰脚下的袁河北岸，有个远近闻名的村庄，它就是被称为墨庄的新喻荻斜村（1952年划归清江县管辖）。这个村庄在北宋时出过三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集贤院学士刘敞、中书舍人刘攽、签书枢密院事（副相）刘奉世。由于三人都长于史学、名噪一时，故号称史家“三刘”。他们的祖母（曾祖母）陈氏就是百丈峰东麓的新淦县人。由于她以丈夫刘式的藏书建墨庄，昭示子孙，教育激励儿孙们认真读书，后人中一脉六代出了十八个进士。人们因之称陈氏为“墨庄夫人”。后代中最突出的当数刘敞、刘攽、刘奉世。

　　集贤院学士刘敞

　　胸中饱经史

　　刘敞（1019-1068年），字原父或原甫，私谥公是。

　　宋庆历六年（1046年）进士。本廷试第一，为状元，因编排官王尧臣是他的内兄，为避免嫌疑，把他排在第二，为榜眼。官至翰林侍读学士、集贤院学士，判南京（今河南商丘县）御史台。

　　刘敞学问渊博，造诣深邃，“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皆究知大略”，“长于《春秋》”。

　　（《宋史刘敞传》）

　　刘敞

　　他博学多才，谙熟经史，在同辈人当中是个佼佼者，称得上是个挂帅人物。北宋文学家梅尧臣在《答刘原甫寄糟姜》诗中说：“刘公汉家裔，才学歆向俦，胸中饱经史，辨论出九州。”南宋文学家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

　　“刘原甫博物多闻，前世实无及者。”

　　因他“胸中饱经史”，“博学多闻”，又“辨论出九州”，做学问不是浮皮潦草，而是寻根究底，精益求精，故朱熹说他做起文章来，“才思极多，涌将出来”（见《避暑录话》）。这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才如泉涌。这个，在《宋史刘敞传》中有个记载：刘原父“为文尤赡敏……欧阳修每于书有疑，折简来问，对其使挥笔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

　　关于欧阳修佩服刘原父的事，叶梦得的《避暑录话》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庆历后，欧阳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刘原甫虽出其后，以博学通经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甫……原甫即为剖析，辞辨风生。”当时“以文章擅天下”的欧阳修推崇刘敞的“博学通经”，“每于书有疑”，则“折简来问”。作《五代史》（现改称《新五代史》）和与宋祁合撰《新唐书》时，亦去向原父请教，可知原父在经史方面，确是个出类拔萃者。故《四库全书公是先生集》的简明书录中对他的评价是：“敞谈经，好与先儒异，然淹通古义，具有心得。故其文根柢训典，具有本源。朱子称其文多法古绝相似，又称其文自经书中来，比之苏公有高古之趣云。”（《避暑录话》引《朱子语录》说朱熹对原父的赞语是：“刘侍读气文缓，乃自经术中来，比之苏公诚有高古之气。”又说：“刘原父才思极多，引将出来，每作文多法古绝相似。”）“苏公”，是指苏东坡。

　　金石学开山人

　　刘敞对考古、金石之学亦造诣深湛，是我国金石学的开山人。这从《避暑录话》书中记的几个例子，便可见一斑：

　　长安观察使李士衡家藏有一端砚，砚底刻有字曰：“天宝八年冬，端州东溪石刺史李元书。”李家一向将它视为宝贝。后刘原父去长安，前往取砚后大笑曰：“天宝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称载矣。且是时州皆称郡，刺史皆称太守，至德后始易。今安得独尔耶？”说完，马上取出《唐书》，一一指点验证，毫无差误，在座者无不惊叹佩服。从此，李观察再不以此端砚为宝贝来向大家炫耀了。

　　长安有个人获得一把制作极巧的古铁刀。刀的下首有个大铁环，“以缠龙为之”；刀首呢，有点像鸟首的模样。这是把什么刀？什么时代铸造？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刘原父到长安，获刀人听说原父是个考古行家，便将刀带去请教。原父持刀，稍事摩挲琢磨，即说：这是赫连勃勃所铸造的龙雀刀，是所谓“大夏龙雀者也”；刀把上那个类似鸟首的是雀首。问这刀是从哪里得来的，获刀人说，是筑青涧城时从地里挖到的。原父说：青涧城那里正是夏代疆域所辖范围，更可证明此刀是夏代故物。

　　长安还有个人送来一颗玉印请原父考证，上面刻有“周恶夫印”四个字。

　　原父一见即曰：这是西汉名将周亚夫的印呀，怎么现在还存在呢？有人怀疑他这个结论，他解释说：古时“亚”、“恶”二字通用，如《史记》中说卢绾之孙封“亚谷”侯，可是在《汉书》的同一传中，“亚谷”却作“恶谷”就是例证。经他这样一说，无不释疑佩服。

　　《江西通志》还有一则记载：刘原父在长安得到数十个先秦鼎彝，上面铭识都奇奥难懂，可是原父都能按字读出，并把它珍藏起来，用来研究夏、商、周三代礼乐等制度。他常说，我死后，子孙也要把这些东西好好保存下来，今后朝廷需要用它时，可到他家去取。

　　据说，中国金石学出现、形成于宋代，而刘敞是北宋进行古代鼎彝收集与研究的第一个人。王国维在《随庵吉金图序》中说：“私家藏器，莫先于宋刘仲原父。”史学家陈登原在《国史旧闻》里转引旧版《宋史》对刘敞的评论说：“三代鼎彝之学，为世所重，盖敞之力为多。”因此，对中国金石学的创立，刘敞应较欧阳修、赵明诚居功更多。

　　刘敞从事文物收集、研究工作几十年，撰有《先秦古器记》，是研究我国古代青铜器的第一部专著，它是《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的体例楷模，可惜这本著作早已失传。

　　刘敞学识上的高人一等，使他有时出现骄满情绪，瞧不起别人，如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文忠（欧阳修）论《春秋》多所平易，而原甫每深言经旨”，在此情况之下，原父则常说出“好个欧九，可惜不读书”等谑语，使欧阳修“久或不能平”，心里很不痛快。（《池北偶谈》中也有类似记载）因原父这样嘲弄欧阳修，而原父弟贡父又常嘲弄王安石新法，故他们兄弟二人死后，有人作《江西道中》诗云：“每嘲介甫行新法，常恨欧公不读书。浩叹诸刘今已矣，路旁乔木日萧疏。”（《池北偶谈》）

　　对同一事物，因种种原因，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对原父的骄矜，苏东坡就抱欣赏态度。他于元丰二年（1079年）贬官到黄州，回忆起当年有次在凤翔幕中与刘原父喝酒时，原父借说他人之事来表白自己骄而非骄的那席话，东坡仍然很欣赏，作诗曰：“平生我亦轻余子，晚岁谁人念此翁。”原父、贡父兄弟都辞世了，他又作壮语曰：“何时复见此俊杰人乎？悲夫！”（《同治新余县志》）原父的弱点，苏东坡视为优点，这与他“平生我亦轻余子”的骄气有关；而在对待王安石的变法问题上，刘敞与东坡同是司马光的“同盟军”，这可能也有关系。

　　刘原父一生著述很多，计有《春秋权衡》《刘氏春秋传》《刘氏春秋意林》《春秋传说例》《公是七经小传》《公是集》等一百多卷，皆收入《四库全书》。

　　为政有贤声

　　刘敞中进士后，先后通判蔡州（今河南汝南），知扬州、郓州（今山东东平）、永兴军，所在有贤声。

　　他知扬州时，有个叫雷塘的地方，原为民田，后官府将它用来储水以通漕运，未拿他田与民对换，或对田主进行安置，使其都沦为失业。后该地储水不成，复为田，为官田。原田主不肯，要索回。刘敞同情原田主，站在他们一边，同意发还，可是发远使同他唱对台戏，不同意。刘敞根据唐朝以来旧券，彻底弄清楚该地原来确属民田的事实，据理力争，最后还是归还了原田主。

　　又天长县有个姓陈的豪强富户杀了人，捉羊抵鹿，把罪名赖在小民王甲身上。王甲是个畏豪强如虎、见官就脚发软的胆小鬼，含冤不敢直说，被关进了班房。刘敞发现这案情有假，先委户曹杜诱去问个明白，因杜方法不对头，没对症下药，案情依旧。要将王甲论罪判刑了，刘敞说，且慢，这是“冤案”。

　　他亲自去找王甲盘问，心平气和，循循善诱，鼓励王甲道真情，说实话。王甲见有人给他壮胆撑腰，将冤案和盘托出。王甲被无罪释放，豪强陈某法网难逃。人们誉刘敞为神明。

　　刘敞到郓州任上之前，因郓州迭更官吏，政治紊乱，即使是在青天白日之下，亦抢劫偷盗横行，以致一时良莠不分，监狱关人很多。原父到任后，下决心清理监狱，对坏人不放过，好人不冤枉。社会上，对主持正义者奖励，助纣为虐者惩处。这样赏罚分明，一时郓州“境内肃然”。有个外出的人，在寿张道中掉了一个钱袋，没有人敢捡，告诉里长，里长派人看守，失主转身觅取，物还原主。又有个人一天夜里在街上丢了一件东西，第二天早晨去找，东西仍在街道上，没人捡去。

　　敞以识论与众忤，求知永兴军，拜翰林侍读学士。知永兴军时，永兴有个叫范伟的人，藉姓大、人多、拳头硬，为非作歹，违法乱纪，横行乡里几十年。别人都对他莫可奈何。刘原父则敢捅马蜂窝，将他依法治罪，大快人心。

　　敞侍英宗读书，每指事据经，因以讽谏。时两宫方有小人间言，谏者或讦而过直。敞进读《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侧微也，尧禅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体改容，知其以义理讽也。皇太后闻之，亦大喜。

　　刘敞不计个人得失，在封建最高统治者面前，敢于斗胆直谏，这在封建官僚中是很难得的。宋仁宗嘉祐年间，有一年天灾不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恰逢这年是皇家三年一祭的祭祀大典。封建帝王时代有个规矩，三年或五年一次祭祀大典时，臣下以尊崇之名号进献给皇帝，或者接班的皇帝给前一个皇帝一个尊崇名号，如太上皇、皇太后等，谓之上尊号；在尊号之上，再加上褒美之词，称为某某皇帝、某某皇后，则谓之上徽号，如清太祖登基，群臣对他上徽号曰“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尊号只能上一次，徽号则可上多次，每遇庆典便可加上几个字，因而有的皇帝或皇后的徽号好长一大串，如慈禧太后的徽号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等十八个字。因嘉祐那年恰逢皇家祭祀大典，一些大臣便提出要向仁宗上徽号，而宰相也正在为此撰表做文章，可是刘敞却反对这样做，但独木难支，溜须拍马的官吏们仍坚持要这样做。刘敞认为自己的意见光明正大，便斗胆上疏仁宗说：今年以来灾害连连，人民遭殃，作为受命于天的天子，理应深自抱愧，“岂可于此时乃以虚名为累”？且陛下不受徽号已二十年了，如今听信群臣的意见“复加数字，不足尽圣德，而前美并弃，诚可惜也”。仁宗看了他的奏疏，采纳了他的意见，进徽号的事情遂作罢。

　　吴充因直言不讳，得罪了朝廷一些大官，受到贬谪。冯京抱不平，站出来为吴充说话，也被调离原职。刘敞知道情况后，愤愤不平上疏皇上谈论此事。

　　当皇上坦率地告诉他吴充是个“能官”，遭贬是因受到朝廷大臣们排挤的内幕后，又上疏说：“陛下宽仁好谏，而中书乃排挤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刘攽也。”因而建议皇上“收揽威权，无使聪明蔽塞，以消灾咎”。

　　积苦眩瞀，屡予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见他学士，必问敞安否。帝食新橙，命赐之。疾少间，复求外，以为汝州，旋改集贤院学士、判南京御史台。

　　熙宁元年，卒，年五十。

　　中书舍人刘攽

　　刘攽与刘敞是同胞兄弟，同一年中进士，又同沉湎于经史，在学术上同样取得较大成就。当然也有不同点，比如文风，一为锋利，一为醇静。《四库全书》简明书目中对这两兄弟做过这样的概括：“攽与敞齐名，敞性醇静，攽则才锋敏捷，词辨隽利，著作亦各肖其为人。然沉酣典籍，文章尔雅，则一也。”

　　从实际成就看，在史学方面，刘攽比他兄长刘敞的成就更大些，因他协助司马光修撰了中国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供封建统治者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鉴戒的一部历史巨著。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三百多万字，历时十九年才完成。本书的主编是司马光。三个副主编中，有两位是江西人，一是刘攽，一是高安县的刘恕。

　　刘攽（1023-1089年），字贡父，其弟子私谥公非先生。宋庆历六年（1046年）进士。为州、县官二十五年，升国子监直讲，官至中书舍人。著有《东汉刊误》《五代春秋》《彭城集》《公非先生集》等书一百多卷。

　　敏而好学

　　“业精于勤荒于嬉”。这是至理名言。刘攽在学术上有卓越成就，是他敏而好学的结果。曾巩的弟弟曾肇说刘攽“强学博敏，超绝一世”，谈论起来，引经据典，“直贯旁穿，水夫矢飞”，所以“一时书林众俊，并驰满堂”（《新喻县志》卷九）。王安石有《送刘贡父赴秦州清水》诗赞刘攽曰：

　　刘郎高论坐嘘枯，幕府调胹用绪余。

　　笔下能当万人敌，腹中常记五车书。

　　闻多望士登天禄，知有名臣荐子虚。

　　且复弦歌穷塞上，只应早晚召相如。

　　《新喻县志》上还有一则记载也可说明刘攽的学博才敏。有次刘攽请客，苏东坡也去了。坐间，东坡有事起身先离开，攽则随口戏言曰：“幸（杏）早（枣）里（李）且从容（苁蓉）。”东坡也不示弱，接口答曰：“奈（柰）这（蔗）事（柿）须当归。”两人说的，前三字都是切三个果名，最后两字都是切药名。须臾之间，即事吐句，妙语风趣，非精敏饱学之士哪能做到。因此，苏辙曾对刘攽的大材被小用甚感惋惜，他在《乞擢任刘攽状》中说：“刘攽多闻直谅，文有师法，才力通敏，所至称治”，“如攽之贤，不可多得”；“攽才术有余，用之未尽”，如仍“流落外官，众所嗟叹”。

　　刚直不阿

　　刚直不阿，不避权要，不顾个人得失，这是刘攽为人处世之道。

　　苏轼、范百禄等人说：刘攽“博记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数器，守道不回……”（《宋史刘攽传》）。《池北偶谈》中载：“刘贡父平生未尝议人长短，有不韪必面折之，退无一语，此长者之行也。”（见《清江县志》）这里说刘攽“守道不回”，“有不韪必面折之”，前者是说刘攽不见风使舵，随弯转弯，不随便改变自己主张；后者是说刘攽能打开窗子说亮话，是则是，非则非，不台上嘻哈，台下踢脚，两面三刀。一言以蔽之，就是说刘攽为人刚直。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当了宰相，要实行变法。刘攽的政治思想保守，认为王安石的青苗、农田等新法与民不便，不顾彼此之间的多年深厚友谊，公开反对，且一旦各树旗帜，争论起来，常口中带刺，恶语伤人，对王安石进行戏谑、挖苦，弄得王安石哭笑不得。《同治新余县志》轶事中记有一件事可作个例子：当王安石变法受挫，罢了相，要出镇金陵（现南京）的时候，江北好些地方都有蝗虫为害，且逐步蔓延到江东各郡县。一天，王安石要离开开封去京陵，京里文武百官都从他家到城外与他饯别。可是刘贡父来得晚，没有赶上，走到王家，见王安石行榻上还有一书屏，便在上面写了一首诗继续对王评讥。诗曰：

　　青苗助后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

　　惟有蝗虫偏感德，又随车骑过江东。

　　由于刘贡父坚决反对新法，嘴又尖，挖苦人太甚，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他被贬官到泰州（今江苏泰州市）当通判。刘贡父心存不满自不必说，就是同病相怜的苏轼（他也反对王安石新法）也满腹牢骚。这从他俩写的诗中便可看出一截衷肠。

　　刘贡父诗云：

　　璧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井槐。

　　明日扁舟沧海去，却从云气望蓬莱。

　　苏东坡接其意，步其韵，作诗曰：

　　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

　　莫夸舌在牙齿牢，是中惟可饮醇酒。

　　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

　　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

　　秋风昨夜入庭树，薄丝未老君先去。

　　君先去，几时回？刘郎应白发，桃花开未开。

　　（注：前诗见《清江县志》，后诗见《同治新余县志》）

　　刘攽为人刚直，不避权要，无论亲疏，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是值得称颂的，但他不分青红皂白反对王安石变法，反对改革，耻谈“财利”，因循守旧，却是不可取的。那种恶语伤人的做法，更是不对的。

　　晶莹小石

　　刘攽还有一些如海滩贝壳，沙渍晶莹小石一类的东西，可供鉴赏。

　　刘攽作有《续座铭》，既是“自警”，好些话也可视为“暮鼓晨钟”以警人。其辞曰：“短不可护，护则终短；长不可矜，矜则不长；尤人不如尤己，好圆不如好方。用晦则天下莫与汝争智，谦则天下莫与汝争强。多言者老氏所以戒，欲讷者仲尼所以臧。妄动有悔，何如静而勿动；大刚则折，何如柔而勿刚。吾见进而不已者败，未见自足者亡。为善则进，游君子之域；为恶则退，入小人之乡。吾将书绅带以自警，刻盘盂而过防。岂知长存于座右，庶夙夜之不忘。”（《同治新余县志》）

　　对民间乱子，注重宽大教育。曹州（今山东菏泽南）为“盗区”，多次采取镇压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刘攽听到这种情况后，曾借古人一句话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秋后，他到曹州任事，便改变了那种高压政策，注重宽大教育。这样，民间那些乱子很快就缓和、平息下去了。

　　刘奉世

　　枢密院事刘奉世

　　刘奉世，字仲冯。生于宋庆历一年（1041年），嘉祐八年（1063年）中进士。卒于政和三年（1113年），享年七十三岁。父亲刘敞，叔父刘攽。敞、攽、奉世都以文章、史学著称于世，人称“三刘”。

　　刘奉世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官宦之家，父亲刘敞、叔父刘攽都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从小耳濡目染，受家庭的熏陶，刻苦自励，勤奋好学，《春秋》、《左传》、《方药》、《山海经》、天文地理无所不学。特别是他叔父刘攽对他影响很大，从小就指导他的学习，使他很早就在文学和史学方面展露才华。

　　《端明殿学士仲冯公本传》中说他：“敏而好学，从学叔父，博物洽闻，无所不通。”欧阳修亦常常在他父亲、叔父面前对其称赞不已，说：“生子如刘奉世者，真千里驹也。”《端明殿学士仲冯公本传》《宋史刘奉世传》称道他“天资简重，有法度”。由于他在文学、史学方面有较高的造诣，熙宁三年（1070年）初，召他到枢密院诸房，检详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以前，进奏院都是每五日将章奏、诏令和各种文书上报枢密院，再由枢密院进奏皇上，然后传之全国各地。这样传递文书，耽搁时间。他到吏房后，则及时上报。一般的文书则入邮置。重要的章奏、诏令则派专人递送。“奉世乞革定本，去实封，但以通函腾报。从之。神宗皇帝称其‘奉职不苟’。加集贤校理，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改刑房进直史馆、国史院编修官。”（《宋史刘奉世传》）

　　他在刑房时，因当时相州的刑狱比较混乱，冤假错案较多，大理寺要对相州的刑狱进行治理整顿。详断官窦革将此事报告奉世，他对窦革说：“君自以法从事，毋庸白。”（《宋史刘奉世传》）后大奸臣蔡确以这件事做文章，跑到神宗皇帝那里告御状。说刘奉世擅作主张，如此重大的情况不上报，要定他的罪。他要求详断官窦革依法办事，这件事本来没错，但还是遭到陷害，贬为蔡州粮料院。他虽遭陷害贬官，在蔡州粮料院任上，仍恪尽职守，勤勤恳恳办事，深得上司的赏识。元丰年间，升吏部员外郎。

　　元祐初，历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直集贤院，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他优于吏治，办事勤敏。升户部吏部侍郎，权户部尚书。元祐七年（1092年）拜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位列副宰相职。

　　后哲宗亲政，用二内侍为押班。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之。哲宗帝说：

　　“有近例”，奉世曰：“虽有近例，奈人不可户晓，顾以率先施行为非耳。”

　　（《宋史刘奉世传》）他据理力争，说用内侍为押班不合祖制，要求皇上收回成命。哲宗不听，仍用二内侍为押班。此时，正好佞臣章惇为宰相，刘奉世认为皇上蒙蔽塞听，佞臣当国，请求免职。在皇帝即是国家的封建王朝，皇帝的话就是圣旨，不可更改，臣子只得一味遵行。哲宗皇帝虽然认为刘奉世说得有道理，并没有过错。但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又不好收回成命，只得免除他签书枢密院事职务。

　　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皇帝又恢复他端明殿学士的职务，以端明殿学士知成德军，改知定州。绍圣二年（1095年），知成都府。临行时，他想觐见哲宗皇帝，陈述朋党之争、朝臣相互倾轧对江山社稷的危害。所谓的朋党之争是这样的：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宰相王安石，实行变法。当时支持的大臣有吕惠卿、曾布等人，这些人都是南方人。而反对变法的人为司马光、文彦博、吕诲、程颢等人，他们都是北方人。这样就形成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神宗死后，由他八岁的儿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改年号为元祐。因哲宗年幼，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是个保守派，反对变法。起用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打击变法派。攻击变法是“邪法乱正道”“小人乘君子”“人臣轻国命”。以致后来发展到朝臣之间相互攻击、排挤，引起朝野震荡。他们利用奸臣、佞臣，陷害忠臣，使许多正直的大臣遭冤，丢官贬职。刘奉世为了国家社稷的安危，不避嫌疑，要求面见哲宗皇帝，陈述所谓的朋党，实际上是被小人利用造成朝野混乱，乘乱争权。他请求哲宗不要轻信谗言，整肃朝纲。结果被佞臣曾布当面挡驾，未能面圣。曾布说：“元祐变先朝法，无一当者，奉世有力焉，最为漏网，恐不足见。”（《宋史刘奉世传》）遂不许。绍圣三年（1096年），又受元祐党牵连，谪贬光禄少卿，分司南京。后知大名府，知郓州。在郓州任上，又遭到御史中丞、大奸臣邢恕的陷害，说他与刘挚合伙陷害大臣，且与保守派吕大访、苏辙是一伙的，都是元祐同党。因此，又被贬为隰州团练副使，道州安置，徙光州。建中靖国年间，复端明殿学士，知定州、大名府、郓州。崇宁初，他不顾个人的荣辱与安危，再次向宋徽宗陈述朋党之争对国家的危害，结果又被撤职，谪居沂、兖州，后以赦得归。政和三年（1113年），复端明殿大学士。同年，卒于任上。

　　刘奉世在仕途上历尽坎坷，屡遭陷害、贬官、落职，但他始终不改耿直、敢谏的品性。为了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他多次向宋哲宗、宋徽宗陈述元祐党争对江山社稷的危害，结果屡屡受挫。对于北宋中晚期形成的派系之争，以他一个人的能力是很难扭转的。在朕即国家的封建王朝，正所谓有心报国，无力回天。他一心致力于文学和史学，文辞雅赡，最精于《汉书》学。曾巩对其评价很高，说：“刘敞博学雄文，邻于邃古。攽虽疏隽，文埒于敞。奉世克肖，世称‘三刘’。宋元中叶，文学法理，咸精其能。若刘氏曾氏之家学，盖有两汉之风焉。”他一生与叔父刘攽同注《汉书》传于世，自著《自省集》刊于世。

　　第二节 北宋文坛“三孔”

　　离百丈峰十几公里的罗坊镇有个孔家村，谱志记载北宋文坛“三孔”--

　　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里籍就在此地。虽然后来有人考究，孔家以后越过百丈峰进入新淦居住，但《宋史孔文仲传》记载得很清楚：孔文仲，临江新喻人。文学家新喻“三孔”与史学家新喻“三刘”在北宋时双峰突起，竞秀赛美。

　　《宋史孔文仲传》中说：“文仲与弟武仲、平仲，皆因文声起江西，时号‘三孔’。”其文学思想与政治主张与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一致。诗文注重杜甫、韩愈反映现实的传统。《宋史》有传，《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和《中国名人大辞典》有载。“三孔”文章，后世先后付印二百八十六卷，大部分收入《四库全书》，成为国家珍贵的文化遗产。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黄庭坚（山谷道人）有诗赞曰：“二苏巧联壁，三孔分立鼎；天不坠斯文，俱来集台省。”

　　《四库全书》简明书目在介绍《临江三孔先生文集》说：北宋熙宁、元祐之间，“三孔”与“苏轼、苏辙并以词章名一世，故黄庭坚有‘二苏联壁，三孔分鼎’之语。南渡后，苏氏之文盛行，孔氏之文皆散佚……”

　　北宋新余（喻）史学家“三刘”与文学家“三孔”，向来是新余（喻）

　　人们的骄傲，也曾是临江军（府）人的骄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

　　一切都像一江滔滔春水，后浪推前浪向东逝去，当然“三刘”“三孔”也不能例外。虽如此，新余（喻）、临江军（府）人，常以为我国文化事业作出过贡献的“三刘”“三孔”而自豪，还唱出缅怀先贤、继往开来的赞歌。施闰章的《临江杂诗》，就是人们这一心声的真实写照：

　　渚鸥沙鹭自双双，耆旧风流说此邦。

　　刘孔诸贤俱逝水，至今芳杜绕清江。

　　学术观点 政治态度

　　“三孔”，北宋“临江新喻人”（《宋史孔文仲传》），今属新余市渝水区罗坊镇北岗办事处孔家村。习振翎评价他们的诗文说：“策论奏疏，皆忠君爱国之心，昂藏骨鲠之气，溢于言表，其于启表墓铭，诗赋诸什，扉不舂容大雅，意趣深长。浸浸乎上与秦汉作者颉颃，下与欧（阳修）、曾（巩）诸人比肩。”（《诸江三孔先生文集序》）

　　“三孔”诗文，“沉雄雅健，正大冲粹”。其学术观点，重视学问修养，主张文以载道，强调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这在孔武仲的《书儒林传后》文中便阐明得很清楚：

　　儒者，“非特制笔墨守章句也。盖不稽古不足以诚心，不诚心不足以治人。故稽古将以诚身，诚身将以治人，本末相权以有立于天下，此先王所以命儒者之意也。三者有不具焉，则为儒者之病，而非先王所以命儒之意也。故其理则六经之所明言，其事则百姓之所日用；居闺门而所学者从政，在畎亩而所志者事君。则儒术之所加者博矣，岂独善身而外天下国家乎……以为儒者治笔墨守章句而不知先王以此治天下也，岂不悖哉。使后世之人学古者则灭裂于世务，论今者则卤莽于经术，至有迭为楚越忿起而相攻，而莫自知其所守，亦著书者告之不明之故也……”人才难得，在肯定学问修养，文以载道的同时，也不否定个人天赋和人才的重要性。孔武仲在《书唐宪宗纪后》说：“运万物制天下莫于才，所以驾御道德而驰之者也。才大则视天下之广如狭，视万物之众如寡。所以愈有，而施之不穷。并举唐太宗才大为例说：当隋之末，盗贼联结满天下，于是豪杰并起而分王之。太宗躬亲行阵之间，四面攻散，不数年，天下为一，而南面称孤矣。今日贼平，而明日兴文学之士论六经矣。李勣、尉迟敬德之属从容宿卫，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之徒任事矣。当是时，近臣亦有以刑罚机权之说于太宗者，终黜其谋，而独用德以化民。行之未几何时，而天下富庶，刑罚几不用矣。其政日就于宽大，其德日趋于高明，此非发于偶然，盖其胸中所索有也……”

　　“三孔”的文学观点，是儒家的正统观点，深受韩愈、欧阳修的影响。

　　《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韩愈为了反佛辟老，在《原道》中特别强调“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他是以儒家的“有为”反对佛老的“无为”。欧阳修发挥了这种“有为”思想，说要“通其用”，“施于今”（《武成文庙问进士策第一首》），“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答李诩第二书》）。这个文学观点，大抵同当时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思想是一致的。司马光《答孔文仲司户书》中说：“光昔也闻诸师友曰，学者贵乎行之，而不贵乎知之，贵乎有用，而不贵乎无用。”王安石《上人书》中说：“所谓文者，务于有补于世而已矣。”

　　但在政治上，“三孔”，包括司马光、苏轼等人在内，都趋于保守，“团团如磨驴，步步踏陈迹”，习惯于沿着前人的脚步走路，而王安石则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政治上坚持革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三孔”与“三刘”中的刘攽一样，都不同程度地和王安石的政见龃龉不合，以致政治道路坎坷，才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政治路线决定用人路线。政治要沿历史发展的道路前进，而“三孔”却埋怨前进的车轮转得太快了，要拉向后转，必然要靠边站，或受到一些委屈，这也就是“三孔”的可悲之处。

　　反对改革不该 恬介直道可取

　　孔文仲，字经父，孔子四十七代裔孙。据《临江西江孔氏族谱》载：其先祖孔绩，孔氏四十世，唐末任吉州推官。因黄巢起义，任满不复北归，遂于文德元年（888年）择西江为居，为西江第一世。文仲自幼好学，性刚直不苟言笑，工辞赋。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举进士，考官吕夏卿说他“词赋赡丽，策论深博，文势似荀卿、杨雄”，上报主考官，取为进士第一名会元。初任余杭尉，恬介自守，不做拉拉扯扯、苞苴奉承一类的事。当时转运使在杭州，有次召他去商量工作，商量完了，别的官员都去转运使宅第再登门拜谒，巴结拉扯，唯独孔文仲，会一结束，就往回家路上跑。有人问他：为何不跟大伙一样也去转运使府上走走呢？他答道：我没有任何事要麻烦转运使了。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宰相推行“熙宁变法”，要挑选赞成变法改革的人才。翰林学士范镇（以后证明，他是个反对变法的保守派）

　　荐举孔文仲赴考。因为当时朝野对变法有分岐意见，当朝廷内部对此问题展开辩论时，孔文仲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写了对策九千多字，极力抨击“王安石所建理财、训兵之法为非是”。安石大怒，启奏神宗，御批：“罢归故官。”

　　仍归台州任推官。当时与文仲同气相求的韩维、陈荐、范镇等人出来打圆场，一再上章进言，说文仲是个“不识忌讳”的人，说的是直话，讲实话是好事，不应该罢黜，否则有损皇上圣明。神宗不听。当时任淮南转运使的保守派苏颂听了这情况，为文仲抱不平，叹曰：“正是朝廷求贤如饥渴，有如此人而不见录，岂其论太高而难合耶？言太激而取怨耶？”

　　1085年，神宗驾崩，由他八岁的儿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年号元祐。

　　因哲宗尚且年幼，便由他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是个保守派，反对变法，她一朝权在手，即废王安石新法，起用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打击变法派。正是由于这样，哲宗即位后，孔文仲被召回朝廷任秘书省校书郎，随后又擢升谏议大夫。这时，他更不遗余力地攻击变法。他借日食（古人以为是不祥之兆）之机，攻击变法是“邪说乱正道”“小人欺君子”“人臣轻国命”，致有日食出现；又说王安石的青苗、免役法是“首困天下”，“保甲、保马、茶盐之法为遗螫留蠹”。他工作也特别起劲，元祐三年（1088年），同知贡举，他带病工作，经常是不分天光夜黑地干。同事见他体弱形瘵，劝他少做点，早点回去休息，或是住进单间，安静些，排除休息中的干扰。他婉拒道：

　　“居官则任其责，敢以疾自便乎！”照常日夜匪懈，于是病日益加重。以后回到家里，不久便去世了，年仅五十一岁。

　　孔文仲说居官则要尽官责，不能因小病在身就随便迟到早退马虎从事，这种思想、精神是可敬的，加上他为人廉慎直道不搞小动作，不使鬼蜮伎俩，又是知天命之年，风华尚茂便与世长辞，故他死后，好些士大夫“哭之皆失声”。特别是对变法持反对意见的人，对文仲敢于在神宗、王安石面前横戈跃马，公开为自己的观点冲锋陷阵的行为表示赞赏的人，其悲恸更别有一截衷肠，如苏轼便拍着文仲的棺木哭曰：“世方嘉软熟而恶峥嵘，求劲直如吾经父者，今无有矣！”世风不正，如糯米团子似的人，要圆就圆，要扁就扁，没有定型，变幻莫测，而对峥嵘有骨、劲直耿介有锋芒的人，则白眼相加，这当然应该诟病的。但苏轼是弦外尚有一段惋惜同路人的隐衷。

　　文仲死后，皇上诏令厚恤其家，命其弟平仲为江东转运判官，负责料理丧事，将其灵柩从汴京（今开封）南运南康（今星子县）安葬。文仲著有《孔文仲集》五十卷、《唐书集注》一百三十卷。

　　春风又绿江南岸

　　“扫地可怜花更落，卷帘无奈燕归来。”新生美好事物总会出现的，它的发展是阻止不了的。王安石自己也这样自信，他丢了宰相，到金陵，仍吟出“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诗句以寄托他这种情怀。孔武仲、孔平仲二人同他俩的兄长一样，就想不到这一点。在政治上一直逆流而动，几经沉浮，最后还是沉沦了下去，满腹经纶，为保守的政治思想所淹没。

　　孔武仲（1042-1097年），字常父，文仲大弟。自幼聪慧好学。嘉祐八年（1063年）登进士甲科第六。初授谷城县主簿。历任江州（今江西九江）、信州（今江西上饶）军事推官，湘潭县知县，齐州儒学教授，国子直讲。后任国子监司业、集贤院校理时，力论王安石新科举法取士的弊病，又诋毁王安石关于改革的学说，奏请朝廷改革科举制度，恢复以诗赋取士，选贤举能。元祐六年（1091年）七月，以宝文阁待制出任宣州（今安徽宣城）、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绍圣三年（1096年），因朝廷党派斗争激化被免职，定居池州（今安徽贵池县）。从此，他退居池州（今安徽贵池）闭门读书著述，或览胜寻幽，以文会友，诗礼往来，与欧阳修、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过从甚密，诗词唱酬，书信不绝。一生著说百余卷，主要有《书说》十三卷、《诗说》二十卷、《论语说》十卷、《金华讲义》十三卷、《孔氏奏议》三卷、《芍药园序》及《孔氏杂说》等。有《馆中呈鲁直》的诗曰：

　　日出鳌山三丈红，陈编相对鬓如蓬。

　　朱门请谒无事了，且访东邻慢翁。

　　诗名呈鲁直，即谓黄庭坚。这诗大概是在“鬓如蓬”的晚年拜访黄庭坚以后作的。他的诗雄雅质朴，潇洒自然。试再举他游庐山时作的《晚坐三峡桥》

　　诗为例：

　　雨施雷音动十方，檀那奔走到津梁。

　　泉舂石窦千秋白，风扫松桥六月凉。

　　泼泼小鱼生处乐，溅溅余濑静中忙。

　　尘襟正欲留潇洒，坐听清音到夕阳。

　　三峡桥即栖贤桥，位于庐山东麓的栖贤谷中。因谷中多大石，水冲击奔流其中，声似雷霆轰鸣，震撼山谷，气势可与长江三峡相比拟，故称三峡桥。该诗描绘他晚坐三峡桥领受的自然风光，特别是泉流的韵味。第七句说“尘襟正欲留潇洒”，是诉说想让自己被尘世污染的襟怀得到解脱，可能是保守思想痛定思痛后的脆弱的袅袅余音。

　　孔武仲著有《诗说》《书说》《论语说》《金华讲义》《孔氏杂说》等一百多卷。三孔中以他著述最富。死后葬于池州，享年五十七年。

　　孔平仲（1044-？），字毅父，文仲、武仲之弟。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初授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主簿。熙宁三年（1070年）后，保守派宰相吕公著荐召为集贤校理、江东转运判官，提点江浙铸钱、京西刑狱。历任密州（今河南密县）教授、秘书省校书郎、衢州军事推官、秘书省著作郎和虔州（今赣州）骑都尉。元祐二年（1087年）户部侍郎吕公著举荐升太常博士。

　　宋哲宗绍圣初年（1094年），有人检举揭发他与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是同党，同时又出言不逊，“讥毁先烈”王安石等人，贬谪知衡州（今湖南衡阳市）。

　　不久，提举董必弹劾他不推行常平法（贮粮备荒），将常平仓米擅作处理，“陷失官米之值六十万”，拟将他判刑，关进潭州（今湖南长沙市）监狱。平仲上疏申言：处理常平仓米是事实，是因米已贮仓五年，有一半霉坏而不能食了，若不在人民缺食时低价售出，将全部成为废物。如果这样做是做得不对，甘愿坐罪。哲宗认为他做得有几分道理，没有给他处罚，只是另调韶州（今广东韵关市）。

　　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因他上书“讥毁先朝政事”，又贬谪为惠州别驾，安置英州（今广东英德）。神宗第十一子宋徽宗即位后，开始由向太后（神宗皇后）掌管军国大事。因她是个保守派，孔平仲被起用为朝散大夫，户部、金部郎中。仅一年，向太后死，徽宗掌握了大权。徽宗打着革新旗号，起用蔡京等“六贼”，定司马光、文彦博、章惇等一百多人为“元祐奸党”“元符党人”。

　　孔平仲又被罢官，贬到兖州（今山东滋阳）主管景灵宫去了，并死在那里。

　　孔平仲工文辞，又长于史学，著有《续世说》《释稗》《珩璜新论》《诗戏》等书，合数十卷传于世。平仲文笔典雅纤丽，茶余酒后好游戏赏玩之作，特别是失意之后。兹举一首五言诗为例：

　　鄙性常山野，龙甘草舍中。

　　钩帘阴卷柏，障壁坐化风。

　　客士依云实，流泉架木通。

　　行当归去矣，已逼白头翁。

　　这首诗透露了他官场失意、有志难酬，只好寄情山水的隐衷，然而已是“白头翁”了，又兴起“行当归去矣”的应落叶归根的天涯游子情怀。说这诗是戏玩之作，是诗中的常山、甘草、卷柏、化风（化红、云实、木通、当归、白头翁，都是中药名），且每句中都嵌一药名，是嵌字药名诗。这大概是与他家临近药都樟树，熟谙中药有关。他的《题织锦璇玑图诗》，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作品。诗曰：

　　红窗小住低声怨，永夕春寒斗帐空。

　　中酒落花飞絮乱，晚莺啼破梦匆匆。

　　这是一首回文诗。所谓回文诗，是说诗中句子，从头到尾，从尾又到头，按字回环往复读去都通。据说，从三国的曹植起，就有这类游戏之作。孔平仲的这首诗是写春寒料峭，絮乱花飞时节，有个在窗下织锦的少妇，孤灯只影，隐隐春思春怨。从第一句到第四句，再从第四句回复到第一句，意思都通。

　　再来赏析几首孔平仲的诗词：

　　千秋岁

　　春风湖外，红杏花初褪。孤馆静，愁肠碎。泪余痕在枕，别久香销带。新睡起，小园戏蝶飞成对。

　　惆怅人谁会，随处聊倾盖。情暂遣，心何在。锦书消息断，玉漏花阴改。迟日暮，仙山杳杳空云海。

　　代小子广孙寄翁翁

　　爹爹来密州，再岁得两子。

　　牙儿秀且厚，郑郑已生齿。

　　翁翁尚未见，既见想欢喜。

　　广孙读书多，写字辄两纸。

　　三三足精神，大安能步履。

　　翁翁虽旧识，伎俩非昔比。

　　何时得团聚，尽使岁拜跪。

　　婆婆到辇下，翁翁在省里。

　　大婆八十五，寝膳近何似？

　　爹爹与奶奶，无日不思尔。

　　每到时节佳，或对饮食美。

　　一一俱上心，归期当屈指

　　……

　　昨日又开炉，连日北风起

　　……

　　饮阑却萧条，举目数千里

　　……

　　寄内

　　试说途中景，方知别后心

　　……

　　行人日暮少，风雪乱山深

　　……

　　霁夜

　　寂历帘栊深夜明，睡回清梦戍墙铃。

　　狂风送雨已何处？淡月笼云犹未醒。

　　早有秋声随堕叶，独将凉意伴流萤。

　　明朝准拟南轩望，洗出庐山万丈青。

　　和经父寄张缋二首

　　一

　　解纵枭鸱啄凤凰，天心似此亦难详。

　　但知斩马凭孤剑，岂为摧车避太行！

　　得者折腰犹下列，失之垂翅合南翔。

　　不如长揖尘埃去，同老逍遥物外乡。

　　二

　　半通官职万人才，卷蓄经纶未得开。

　　鸾凤托巢虽枳棘，神仙定籍已蓬莱。

　　但存漆室葵心在，莫学荆山玉泪哀。

　　倚伏万端宁有定，塞翁失马尚归来。

　　禾熟

　　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

　　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

　　昼眠呈梦锡

　　百忙之际一闲身，更有高眠可诧君。

　　春入四支浓似酒，风吹孤梦乱如云。

　　诸生弦诵何妨静？满席图书不废勤。

　　向晚欠伸徐出户，落花帘外自纷纷。

　　谢举廉

　　“三孔”的著作到宋朝迁都临安（今杭州）后皆散佚。南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年），王莲知临江，将“三孔”诗文广为搜集，得文仲文二卷，武仲文十七卷，平仲文二十一卷，共四十一卷，合编为《临江三孔先生文集》，后收入《四库全书》。

　　第三节 北宋诗人谢举廉

　　谢举廉，字明师。北宋新喻台

　　上人。世家儒业。宋神宗元丰八年

　　（1085年）进士。曾为南康（今九江星子县）令，有善政。善诗文，尤工于诗，著有《兰溪集》。

　　谢举廉与苏东坡有文字之交。

　　有次，谢举廉将自己写的一些诗文

　　寄给东坡指点，并请东坡写《慧力

　　法雨堂》字一幅（因东坡在临江慧力寺写过《金刚经》）。东坡在往临江的舟中回了他的信，对他的诗文评价很高。信是这样写的：“…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接着，对古人行文进行了褒贬：“扬雄好为艰深之辞……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元》《法言》皆是物也……屈原作《离骚》，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贾生（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然后说到要他写字的事不能如愿以偿：“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

　　（《苏轼与谢明师推官书》）

　　第四节 北宋应天知府何昌言

　　何昌言（1067-1127年），字忠孺，宋代清水洲（村已废，故址即今砚溪镇虹桥）人。祖父育，故赠紫光禄大夫。父正彦，授河南左军巡判官，受赠朝议大夫。昌言自幼奋读，绍圣四年（1097年）登进士一甲第一名，初授承事部鉴书，大观四年（1110年），进给事中，充徽猷阁侍制，知应天府。昌言为政清廉，不事权贵。时蔡京专权，上下广布戚党，朝廷事无大小以其意独行，百官稍有冒犯则罗织罪名加害。昌言上疏奏其不端，被逐出应天府，贬知太平州。大观中期，三省台官屡谏蔡京罪行，赵佶皇帝亦不满其行为，但仅令其致仕。昌言上奏：“今蔡京罢相，并无事因，依朝廷体例，应通过门下省公布，使四方明白蔡之罪状。”遂获依从，上下称快。政和元年（1111年），蔡京复用，昌言时与其相忤而不获重用。靖康元年（1126年）因蔡京致仕，昌言方被授工部侍郎，兼太子詹事，食邑五百户。不久，金兵破汴京，徽、钦二帝，太子，王孙宗室和朝廷职官被俘押金都，昌言因藏匿而幸免。建炎元年（1127年），赵构即位，诏令复职，时昌言愤国事成疾，遂呈表以辞，于四月二十七日卒，奉旨归葬。

　　第五节 南宋知州刘清之

　　刘清之，字子澄，号静春，是新喻荻斜刘式第四子刘立德的元孙，刘敞、刘攽的孙辈。他“甘贫力学，博极书传”，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中进士。历任万安、高安县丞，宜黄知县，太常寺主簿，鄂州通判，衡州知州等官。他关心百姓的生产与生活，抵制官场阿谀行贿，反对民间迷信活动，博得百姓好评。他还对封建最高统治者就如何治理国家，如何辨别、使用、管理官吏提出“用人四事”的建议，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直到今日，仍然可以从中得到启迪。

　　用人四条主张

　　刘清之在万安、宜黄任上的政绩，得到南宋大臣周必大、龚茂良的赏识，将他推举到京城做官。丞相周必大和参知政事龚茂良，在当时说话都很有分量。

　　刚即位不久的宋孝宗赵慎相信他俩的荐举，便召清之入京师面试。那时正当奸相秦桧擅权，与金人订立“绍兴和议”，打击岳飞等抗战派，镇压洞庭湖地区钟何昌言刘清之相、杨幺等农民起义。正派朝臣不管事，朝廷人浮于事，政治紊乱，人民水深火热。之后，当孝宗向清之问到如何治理国家、挽回颓局时，清之首先答曰：

　　民困民骄，大臣退讬，小人苟偷。愿陛下广览兼听，并谋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纲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变，弊不可革者，变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间耳。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现在黎民百姓生活异常困苦，有的被逼得起来造反了，政治紊乱，是因为朝廷小人当权，正人屏息不管事的结果。要改变这种局面，使国家“清明安定”，也是有办法的，只要皇上“广览兼听”，善于集中大家智慧，对大政方针定出几条，提纲挈领，付诸实施，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当然，这样改弦易辙，做起来也是不容易的，但只要皇上下决心（“陛下方寸之间”），便能“变而通之”，因“古今未有俗不可变，弊不可革者”。

　　接着，他又说了“用人四事”，即如何遴选、使用、管理官吏的四条主张：

　　“一曰辨贤否”，就是说要注意辨别官吏的贤愚优劣，是为政的首要一条。他说：“道义之臣”，即思想、道德、品行好的官吏，上等的可以让他们“当经纶”，筹谋划策，掌管国家大政，次一等的可以让他们“为仪刑”，掌管治安法纪等事宜；“功名之士”，即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上等的可以让他们“临政”，参与国家大事，次一等的，可以让他们“立事”，扎扎实实做一番事业。“助于专谋富贵利达而己者，下也”，就是说，专谋一己“富贵利达”的人，不论是官吏还是知识分子，都是属于“下”等，在使用上就要格外慎重了。

　　“二曰正名实”，就是说要注意明确官吏职守，并制定出具体的考核制度，做到“名实”相符。他说：“今百有司职守不明，非旷其官，则失之侵偪。愿诏史官考究设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亲定，载之命书……使人人晓然知之而行赏罚焉。”这句话的意思是：今日各官吏职守不明，不是人浮于事、尸位素餐，就是随心所欲，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插手干预。因此，皇上应命令史官考究设立各官的本意，指出各官应该负责何事，并纸笔墨载，人人知晓，然后定出具体考核制度，进行检查。对忠于职守、事情办得好的奖赏，相反，则予以惩罚。

　　“三曰使才能”，就是说要知人善任，量才录用。他说：“军旅必武臣，钱谷必能吏。”即是说，带兵的必须是懂军事的武臣，管钱粮的必须是谙熟经济的能吏。这样各得其所，各种英雄既有用武之地，也可避免瞎指挥。同时，他还指出：量才录用各种人才时，不能光论才，既要注重才，也要注重德，“必临之以忠信不欺之士”。办事有才能，又是“忠信不欺之士”（忠于职守又不讲假话、不搞阴谋诡计的人），才能把事情办好。这种人与多数人共事，也不会争权夺利，钩心斗角，又能取长补短，和衷共济，“皆能效其所能”，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四曰听换授”，就是说要注意人才调换，注意新陈代谢，选拔人才。他说：对文武官员即使是量才录用，但也难免有用人不当的地方。对文武官员在使用上有“违其才”的，允许本人自己提出来，并按实际情况加以调整。还要作出一条规定：凡四品以上的文武官员，根据德与才两方面的标准，每人每年向朝廷推举一人以备录用，这些被推举的人，一旦被录用，能胜任工作，成绩优异，应给予推举者适当奖励。

　　以上说的就是刘清之的朝廷用人主张。这四条主张的主旨，一是要辨别贤否，防止奸宄佞幸之徒窃取大权以售其奸，祸国殃民；二是官吏要忠于职守，责任分明，不能在其位不谋其政，敷衍塞责，误国害民；三是要人尽其才，学用一致，选拔人才，要注意德才兼备；四是要注意调整人才，选拔人才，不断补充新鲜血液。

　　宋孝宗认为刘清之说的这些意见不错，将清之调离宜黄，任为太常寺主簿。

　　刘清之是封建社会官僚中的一员，他提出的用人四条主张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如果撇开其阶级内容，这四条主张的基本精神，对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心民瘼 抵制谄媚贿赂

　　《宋史刘清之传》中除记述“用人四事”外，还有关心民瘼，抵制阿谀谄媚、吃喝行贿等值得一提的事。

　　刘清之为万安县丞时，恰值大旱。为了解灾情，他徒步阡陌，深入民间调查访问。其时，州里打算在县治所在地将常平仓米减价卖出，以解除灾民部分痛苦。当征求清之的意见时，这个方案被他基本上否定了，理由是：这样做，“此惠不过三十里内耳”，只是县治附近三十里以内的灾民能够得到一些实惠，而外乡远民不能来，必然要饿死人，特别是那些老幼患疾之人更难逃命。

　　同时，还会出现另一个问题：远乡百姓饥肠辘辘，而有粮的豪富之家，囤积居奇，有粮不肯粜。民以食为天，必须发生“攘夺”抢粮事件。因此，他提出修正意见：在县治减价卖米的同时，命令各乡富豪开仓平粜。为使“大家（富家）得钱，细民得米”，不致紊乱，又减轻百姓长途跋涉买粮之苦，将全县各乡分为八大块，每块由州县派员前往主持平粜事宜。州里采纳了这个意见。实施结果，解决了很大问题，百姓感激颂扬，并赢得上级的赞赏。

　　以后他到高安为县丞，同样以一颗悯农之心，得到百姓的颂声。其时，发运使史正志至筠州，欲集中州、县的畸零赋款上解。高安是筠州的首县，清之不同意这样做。他说：“所谓（畸零）赢资者，皆州、县侵刻于民，法所当禁”，朝廷也有诏令禁止这样做。现在发运使说要聚集这“赢资”，不知是否是朝廷的意见？如果这样做，“其弊有不可胜言者”，将会产生许许多多弊端。

　　当时，有个与清之同榜中进士的人在发运使那里当幕僚。他了解到清之与发运使意见相左后，好意暗中告诉清之说：侍郎（指发运使）说他很了解你，说你勤政爱民，有特殊功绩，他将向朝廷推举你，你的好运来了呀！言下之意，就是要清之不要与发运使唱对台戏，免得影响官运亨通。可是清之不听，并且说：侍郎提出这个做法，说明他不了解我。如果他要坚持这样做，我也不敢玷污他的“知人之鉴”了。

　　通判鄂州。鄂州是大军驻地，兵籍多弄虚作假，小民遭殃。清之取得州里上下官员一致同意，并在通判厅以身作则带头清理，把这个问题纠正了。鄂俗尚鬼，有病不求药而崇尚巫术，迷信鬼神，清之则布告劝止。

　　改知衡州。原来衡州官场的风气很坏。他们迎合上来使者，来时，大摆筵席大吃大喝，走时，又行贿送礼。清之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深有感触地说：

　　设官是为利民而不是害民，与其让他们来吃喝害民，倒不如不要这些官员更好（原话是“与其取诸民，孰若裁诸公？”）。又说：作为下级官员迎合上级官员的这种为非作歹的旨意，也是不应该的。下级官员敬事上级的，就是忠于职守，问心无愧忠心耿耿地为黎民百姓办事。岂能千方百计来苞苴奉承，用“酒食货财”来满足贪婪者的私欲呢？因而他到衡州后，抵制这种做法。

　　衡州还有“所谓大军月椿过湖钱”的恶习，每年需要七八万缗（缗即贯，每贯钱一千），这对百姓是一个很重的额外负担。然而清之说，这个钱“取民之辞不正，良民徧受其害”，且坏家伙乘机浑水摸鱼，大捞一把。因而建议朝廷，取消这种苛捐杂税。

　　清之在衡州时，还针对农工商贾的不良习俗，作《谕民书》一篇，劝民“勤力务本”，“谨身节用”。又针对世风不振，亲自到学校去讲课，讲“学者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的道理，并“具酒肴以宴诸生，相与输情论学”。因之，来学者日众，“则增筑临蒸精舍以居之”。

　　清之刚到衡州之时，“兵无粮，官无俸，上供奉使无可备”。因他在那里采取了“董常赋，缓杂征”“治顽梗，扼吏奸”“费用有节，渗漏有防”等措施，“已而郡计渐裕，民力稍苏”。

　　尽管刘清之在封建官僚中是不错的一个，但古人说，世间有“逐臭之夫”，也有“嗜痂成癖”之人，你认为做得不错的，他认为是坏的，你认为是坏的，他又认为是顶呱呱的。因而就在衡州任上，刘清之被罢官了。什么原因？《宋史刘清之传》中说：“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己，恶之，贻书所厚台臣，诬以劳民用财，论罢，主管台云观。”立传者的立场是明确的，清之论罢，是“诬”告。为何被诬告？是因“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己”，遂串通狼狈为奸而又大权在握的“台臣”，把他论罢了。这“部使者”是谁呢？是前面说的发运使史正志，还是清之在衡州时反对贿赂，不同意宴请馈赠，得罪了上头来的某个使者？《鹤林玉露》还记有这样一件事：

　　近时静春先生刘子澄守衡阳，日以冠裳莅事。宪使者赵民则尝紫衫来见，子澄不脱冠裳见之，民则请免冠裳，子澄端笏肃容曰：‘戒石在前，小臣岂敢？’民则惶恐，退具冠裳以见。然由是不相乐。夫襕幞揖母，冠裳临民，常事也，而世俗且难之。至于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于兵兴一时权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则古道何时而可复呼？

　　是否这个作威作福、要以紫衫戎服临官的“宪使者赵民则”从中作祟呢？

　　不论是谁，总之是“诬”告，是个冤案。因此，清之死后，朱熹在《祭太常寺主簿子澄》文中评价了清之一生后，愤懑地揭穿了“贤者少，不贤者多”的龌龊的封建官场，和“子澄之得誉而蒙蔽众”的豺狼当道的现实。他说清之：

　　以乐易之资，躬纯笃之行，立志高雅，信道弥坚。处家庭则孝悌达闻，交朋友则信义昭著。居闲则其讲道著书，有以乐众人之所不乐；从宦则其养民善俗，独能忧众人之所不忧……若其乐人之善而矜人之恶，又汲汲焉惟恐不尽其诚。

　　故贤者与之游，则常幸其有思齐闻过之益；不贤者与之处，则常病其有明污昭过之羞。然世之贤者少，不贤者多，是以子澄之得荣誉寡而蒙蔽众，道不得行于一州而遂赍志投地也，是岂不可为之深悲而痛恨也耶！（《同治新余县志》）

　　清之罢官以后，回到老家筑槐荫精舍，著书立说，接待来学的人。宋光宗赵促惇即位后，尤袤（南宋诗人，与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并称“南宋四家”）、郑侨（进士，后卫参知政事）、胡晋臣（进士，侍御史）、罗点（进士，兵部尚书）力荐清之，起知袁州。然而清之病倒了，虽有病不能上任，他还写信给袁州的官员谈论国事。有学生去看他，仍孜孜不倦，谈论经史，但谈到宋王朝的政治日益腐败等情况，则长吁叹息。病稍好些，写信给向浯（临江人，挂冠归隐者）、彭龟年（清江人，进士，朱熹、张栻学生，时为秘书郎）

　　告别，赋二诗告别朱熹与杨万里。并告诫二子，他的丧事一切以节俭为宜。临终前，周泌大来看望他，问他说：“子澄其澄虑？”（意思是问子澄还有不有希望他为代为澄清的心事）清之气息奄奄，用微弱的声音中吐出四个字：

　　“无……虑……可……澄。”说完，闭目长逝。

　　刘清之中进士后，原想再应博学宏词科，向博学能文的方向继续深造。但见到理学家朱熹后，改变了主意，转攻义理之学，最后成了朱熹的高徒。南宋学者吕祖谦（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张栻（理学家，学者称南轩先生）

　　与清之神交心契，汪应辰（南宋学者，今江西玉山人，学者称玉山先生），李焘（南宋史学家，著有《续资治通鉴长编》）亦敬慕之。

　　刘清之一生著述很多，计有《曾子内外杂篇》《农书》《戒子通录》《墨庄总录》《续说苑》《子澄集》等，有的书收入了《四库全书》。

　　第六节 南宋皇室侍讲章颖

　　章颖字茂献，号云山。南宋新喻万全（今姚圩万全）人，后徙居城东。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进士。孝宗即位，曾下诏全国征求治国安邦建议，章颖写了一万多字的意见书寄去。礼部审定的结果，章颖写的名列第一。孝宗看了之后，说他的文章与陆贽的相似。陆贽，唐德宗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此人清廉正直，在朝论谏，言皆剀切。朝中大事，德宗多请他参与裁决。他的奏议为后世所宗，视为典范楷模。孝宗说章颖文章似陆贽，可能是章颖的上书写得诚实剀切的缘故。

　　《宋史章颖传》载：章颖“操履端直，生平风节，不为穷达所移；虽仕多偃蹇，而清议与之”。他言行端正直道，讲究清廉节操，不管是幸运还是偃蹇倒霉，都清言喋喋，本性不移，这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