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不开餐馆,我做什么?我开始思索……
重新走进工厂,感受热火朝天的生活。
就这样,我还是选择了进厂上班。
到外面去找了几次工作,都没什么满意的。我去了智通人才市场,也没什么适合的工作。看到厚街的一家鞋厂招聘厂报编辑,我打了个电话过去,把自己的情况一说。对方说:“幸会、幸会、我听说过你的名字,但已经招到人了,真的很抱歉,人都已经来上班的了。对不起。”我知道自己又错失了一个机会。怎么办?
我打了那么多年的工,一没技术,二没文凭。只有手中一支秃笔,有些管理经验,但现在的工厂早就在招大专学历的管理干部了,想想自己拼搏了那么多年,弄不好还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实在有点不甘心。
因为我的年龄做文员实在太大,做管理吧,一时又难以找到。我知道,人首先要求生存,其次才是发展。
不管怎样,工作还是要做的。听一个老乡说东坑有家厂招工。我去了,进去发现是骗人的。对方没问我工作经验,也不看我的学历,更加不看我递上去的获奖证书;要先交20元填一份简历表。
一栋楼房作为厂房,下面做上面拆的把戏我一看便知。只有三个人的办公桌,几个员工在上班,却告诉我要招四个文员。
我笑着问:“你们公司要那么多的文员干什么用?你不知道我会不会胜任,要我交钱填表,要是我不识字怎么办?”对于我这种打了那么多年工的“老江湖”,这种骗局我是不会上当的。
对方见我问得蛮多,像是来探听情报的,不开心地抢过我手上的表格说:“你做就交钱填表,不做就不要耽误我的事,快走吧你。”我赶紧退了出来,见一女孩也是来应聘的。她问我考得怎样?我拿了她的手就走,说你别去,那是骗人的,几张桌子几个人,那是什么狗屁工厂?
女孩与我一起在这一带转悠,发现一家名叫东权的电子厂在招工,厂门口围了许多人,我们就去了。人家问我们想做什么工?女孩说:“我一定要做文员这份工。否则,她还是继续找工作去。”我说:“我没技术,但可以做人事或行政文员之类的工作。”招聘的主管是个女子。叫小林,小林是东坑本地人。
她说这个职位暂时不招人,问我要不要做员工,以后有了机会再上去。我想想有道理,说工资高就做吧,其实我也不想四处奔波找工作。便问了一下工资待遇感觉还行,就进去了。被分在了装配车间,装配车间人很多,大概有300多人。那里品质检验员很多,组长是车间最大的,一条拉六十多号人,品检就有十来个。跟我们员工差不多,待遇好一点点儿,跟我原来的玩具厂有些不一样。
每天早上我又重复着流水线上的工作,组长见我年龄大,又有些文化,经常加班叫上我,这样我就多一些加班费和工资。
她不知道,我此时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最需要的是多休息和加强营养。其实上班与不上班,我没所谓。只是需要一份工作来让自己活得有声有色。
我也不怕吃苦,天天如此。每晚十一点前才能下班,劳动法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纸空文。加班一小时1.7元,底薪300多元,实际上每月能够拿700多元,全是加班费,这在当时还可以的。工人们不说,劳动局是不会管的。
再说了,大家都想挣点钱,加就加吧,我们有的是精力和时间。反正,在东坑这个地方,下了班也没地方可去。因为离东坑镇上还远,去一次不容易,晚上又不安全,加班也许是最好的消遣,既有收入,又可以打发工余的时间。
实话说,我可不希望加班,我只是想静下心来写点东西。好久没写什么稿子了,再这样下去会才思枯竭的。朋友的书店那还有几本我出版的诗集还给我,我顺手卖给了工友们。
厂长从此便知道了我写东西还有两下子,他觉得我不是来打工的,是来体验生活的。办公室文员红霞是湖北孝感人,喜欢读书,她喜欢看我的文章。她经常要了我的作品剪辑本去看,搞得我最后出了厂都不知道在哪丢了我那本心爱的剪辑本。
我借给她,她借给了别人。红霞见公司条件对我写作不利,就让我每天下了班到她们的房间去写作。她那里有桌椅,四人一间房,人少,对我有好处。但她不知道,我已经练就了在哪都能写的本事,只要我的心是宁静的,谁吵都没用,我是照写不误的。
每天下了班,我又要重复写作的工程,这是我自己的希望工程,我必须努力写下去,让自己有个精神依托。就是在东权厂,也是这个红霞,害得我这些年发表的文章剪辑本丢了。我所有发表过的文章都找不到底稿了。真的好沮丧,这让我至今后悔的一件事。想起来,心里还那么的痛。红霞对我的好,我是记住了。
这时分公司要从厂内招一名文员,找不到人,就把我借调过去了。说是做文员,是坐写字楼的白领,其实这个文员的工作让我觉得比在流水线做还辛苦还累人。每天几卷传真纸,十几包复印纸,做完了还要发放到各部门的主管那里,跑烂腿的事都让我去做。其实,这还不算什么,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个分公司是生产电话机内的胶圈的,那些胶圈的味道特难闻。别说我是个孕妇,那些什么也没有的大姑娘也实在受不了,那味道着实让人恶心,吃不下饭。空气质量好差,每天坐在办公室要喝八九杯水之多,不然就会头晕。我觉得这是一种慢性中毒。同事们也都这样认为,就是这种味道,让分公司留不住文员,各部门所有的文员听说没有一个做够或超过三个月的,除了高层管理和生产线员工。
其实,我印发的好多资料没必要复印那么多的,只是公司管理体制有问题,才这样大大小小的官,每天都要发那么多的资料,一声通知写在黑板不就完了。大家建议了多次也没用,这工作我还得做,但这味道我实在难闻。每天接触电脑和墨碳,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我想,我不能因为挣这点钱而害了肚子里的孩子,我必须辞职。
厂方是最乐意的了,他们正愁找不到理由辞退一个刚进厂不久就怀孕的我。就这样,我借调到公公司做了十三天,就逃离了这家有史以来伙食吃得最好的工厂。
说实在的,这个电子厂对员工的福利、待遇不错,宿舍住得也好,一个房才住四个人,员工也才住六个。因为那种该死的胶料的味儿,不知道吓跑了多少优秀员工。其实,我是很想做到临产那个月的,如果留下来,我怕得不偿失。只好交了辞职书走人。
45.
走出了那家公司,基本上我没什么事做,成了出租屋里的女人。除了写作,没完没了地写以外。租住在常平的出租屋,我才五个多月,还有四个月的待产期,也许对于别的女人,能有那么多天的假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而我却为了柴米油盐的贵重,在这里生活,又没有工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我的老公工资也不高,对于我这种从来都不找她要钱的女人来说,要老公养活自己,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还有,以后孩子出生了更要花钱,接生、买小孩衣服、就算不吃奶粉,自己也该吃好一点儿,每天的营养一定要跟上。再说他虽不是那种小气的男人,但他的大方也有钱,因为赚得不多,里外都要钱,该他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因为这是带环后的一次意外怀孕,在农村,国家政策是头一胎生的是女孩,夫妻们在孩子满五岁可以再要一个孩子,或者到了晚育的年龄,有些乡镇可以直接领准生证要求生第二胎。我女儿才两岁,我不要吧,年龄30岁了,过两年还是一样要生的;要吧,真的不是时候。因为,我正想做一些事。
想来想去,带环都能怀孕。何况,我们这种打工夫妻不是天天在一起的,这种怀孕的概率实在太小了。既然那是命运恩赐于我的,我有什么理由不要呢?我应该感谢命运,管她是男是女,反正都是我的孩子。
我是个要强的女人,习惯了用自己的钱,才可以大把花钱,花得快乐。突然要我用老公的钱来过生活,我还真是不习惯,我天生就是这种女人,只有用自己赚来的钱才开心快乐、用得潇洒。多年后的今天,我的好友、一个湘女作家阿兰说过一句话:“抓不住男人的钱,就抓不住男人的心,也抓不住到手的幸福。”这话她说得很有感触,也是她自己的经历,她说她前夫是做教师的,她在20岁时就嫁了他,还不明白真正的爱情到底是什么?结果,活得很不好,只好离了。她发誓,如果再找男人结婚,一定要抓住男人的钱袋。
对于我,老公有钱的话当然好,我自己有钱,才活得叫有尊严。这样想着的时候,我就整天想着怎样赚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不给他添加太多的麻烦。我想着自己可以写作,虽然不能像那些满天飞的自由撰稿人,但至少我也可以写一点心情散文,纪实之类的稿件。添补一下生活,还可以怡情,打发无聊的时光,何乐而不为呢?这样想着,我就很开心地过每一天的日子。
老乡龙中华老婆冬兰跟我住在一起,她带一个两岁的孩子,平时洗衣煮饭,也没别的事可做,加上她又读书不多,除了织毛衣,无以打发时光,她属于陪老公工作的妻子。她老公跟秋锋一个车间。一个午后,他告诉我,去赚点钱吧,建达厂门口有好多中年女子还有几个老人在卖瓜子。
每天下班时间在厂宿舍路口的一条街摆个红色塑料桶,买一包五公斤重的瓜子,过筛后把里面的灰尘和不饱满的瘪瓜子筛掉去,剩余那些好的、饱满的、用一个可乐瓶子,切去上面的盖子,然后用来装给那些来买的人,一瓶一元钱,五公斤一包的瓜子,可以装出38-39瓶。那么一天下来,运气好的能卖个一包半到两包,至少一天可以卖一包,想想也可以很轻松地赚个15元钱。
我动心了,一到中午时分我就去卖,我也学那些妇女们,拿上一个小板凳坐在那里,等人家下班了吃完饭再出来买,第一天居然让我尝到了甜头,挣了二十元。就那么几个钟,说实话,对于我们这种没有工作能力或没法工作的人坐在那里呆上一两个钟,就有钱赚,当然开心了。
每天晚上数着小钱,开心极了。照这样下去,我挣一天就可以解决两个人的一天的生活费,一点问题也没有,这样岂不很好。又有事做,原先没事做,跟冬兰在家还经常闹些小别扭。现在好了,没时间吵了,安静了,最主要的还是感情加深了,她每天都要问一下我的销售情况,好不好卖之类的问题,有时还陪我去卖。
每天中午十一点,我准时坐在那里等我的买主,晚上五点半我就开始等六点下班的员工了。这样坚持了半个多月,也挣了几百元钱。一天到晚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来帮衬我的小生意,真的很开心。熟悉我的读者和老乡,她们不认为我这是没出息,而是认为我怀孕待产了还不愿休息,还要努力挣钱养活自己,还挺尊敬我的。还有自己开心,说不出来的一种愉悦灌满了心怀,我那些善良可爱的兄弟姐妹啊!因为有你们,我才活得那么精彩。有一天,终于不能卖了,原因城管局不让摆卖,他们要建设新街道,不希望看到路边许多摆小摊的。只要有人摆,他们就经常开着车来抓,那些老卖的,你来了他躲,你走了他卖,我和一个叫易德华的女子都是待产在家闲着才卖瓜子的,我们可不愿意跑,也不想跑了,见抓得很严就不再卖了。有一天,他们把我们的桶和瓜子收走了。那天,我俩彻底不卖了。就这样,我们结束了做小买卖的日子。
这段时间,在家织小孩毛衣、待产,安心地等着做母亲,我们商量一起去一家卫生站让人接生,医院里实在太贵。我们打工的住不起。反正都是顺产,医院的妇产科说没什么,一切很正常。
其实,在卖瓜子期间,我们要吃什么,许多摊主根本就不收我们的钱,拿了瓜子去换桔子、梨、苹果,大家虽然一起摆摊有竞争,却互相照顾,还比较团结,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之前,谁也不认识谁的,这真是我当初没想到的。
那些卖瓜子的日子,让我认识了一个同是孕妇的女子,她叫易德华,是建达厂辞职待产的女工,原来在厂一个部门做员工,未婚先孕就出来了,德华的预产期比我晚一个月。厂里发现她怀孕,就要她拿准生证,她只是跟一个同省老乡谈恋爱,女方家长还不知道有这回事,什么仪式都没做,那来的准生证,她就跑了出来连工资都不要了。
跟男朋友住在出租屋,看到老乡在卖瓜子,她也一直在那里卖瓜子,她是最早卖瓜子的几个人之一。刚开始那些天,一天能挣100元,比她上一天多了五倍,许多不知情的老乡还以为她不愿上班是看中了卖瓜子能挣钱呢?我跟易德华成了无话不谈的姐妹。她是湖南邵阳人,挺善良的一个女孩。
只是我们不住在一起,她经常来我住的地方玩,她住在建达厂外,我住在还珠沥村的农家小院,平时没事在一起聊天,三个女人一台戏,每天嘻嘻哈哈倒也过得快乐。那时,我们的厨具还没现在的打工人先进,我们都用煤油炉煮饭,每到煮饭时,屋里便有一股子煤油味道,生活条件极差。
那些天,我写了一些诸如《出租屋里的风情》、《女人呀女人》等许多散文和诗歌发表在《东莞日报》上。写稿又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执着地追求我挚爱的文学。常常有些突如其来的灵感迸发出来,我还读了许多书,到别人的作品中去汲取营养,不经意间,日子如水般滑过……
转眼到了1997年,这是关键性的一年,历史性的一年。那一年报刊、电台、电视里天天都在讲香港回归,所有的人都在期待着香港回归那一刻的到来,所有的人谈起回归的话题就满脸兴奋,满怀激情。我当然更期待,香港回归,我的孩子将在三月份出生,这意味着他也可以见证香港回归这一盛大事件。这是多么大的喜事。啊!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日子就要来临。
3月25日是预产期,24日一点反应也没有。可就在那天晚上,忽然感觉自己有点怅痛。
我知道,要生了,凭经验不会超过明天下午的,一夜时痛时不痛,闹得一夜无眠。秋锋还在上夜班,冬兰问我要不要去医院?我说没事,明天去吧,还早呢!她说了句你顶不住了就叫醒我,我陪你去把接生的医师叫醒,我谢过冬兰:佯装睡觉。其实,没睡着,我虽痛,但既兴奋又痛苦,既快乐又难受,这就是女人,生为女人的快乐。女人,就是这样炼成的。
第二天上午,我打通了医师的电话,九点钟就住到卫生站去了,接生的医生是两个女的。平时也认识,有一个医师她的女儿开书店还帮我代销过书呢?一见就认得出来。那天来生孩子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女的哭着求医生为她接生,医生都没有答应。她的胎位有些不正,平时又没到她那里去做矫正,到临产时才检查胎位不正。医生说你最好到常平医院生保险细数大些,我这里是死活不收。并劝她你再怎么没钱,你也要到医院去,一辈子最多就能生两个孩子,以后有的是机会挣钱,不该省的就别省。我们两个产妇也劝她胎位都不正,千万别给自己开玩笑。最终,那个女的还是哭着走了,我估计她还是会去医院的。毕竟生命开不得玩笑,但那对夫妻的无奈,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产房里两个产妇,我忍痛与医师们闲聊,痛的时候就不出声,她们两个都说我很坚强,能吃苦。因为生的是第二胎,医生一直以为比第一胎顺利。中午两点多,一阵巨痛来临,我迸了力,一个七斤多重的儿子带着快乐生下来。小模样长得黑黑的,但长得很肥。有点女儿的面相。脐带太短又绕在脖子上,结果生的时间久了,哭不出声。
所有的人舒了一口气。我睡在冰凉的产床上,满足、担心地看着我那不哭的儿子却在微笑,不断地想,你挺可爱,还笑呢?你快点哭、你快点哭,等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医生给我打完止血针,扶我回到床上休息。
给儿子洗身子、穿衣、称重量,打预防针,忙而有序。过了许久,“哇”地一声,孩子哭了,有点沙哑,我的儿子,你终于能大声宣告你来了,我的泪花扑速而下……
46.
一个人的开心,三个人的快乐,真好!
孩子生下来的第二天,他就会把被子踢开,开始给他穿衣裤。他很乖,每天睡上几个小时,醒了也不怎么哭,就是晚上也不要起来两次,比起一些小孩来,他真是很好带。九七年香港回归的一年。我给他取名“子旋”,儿子凯旋而归的意思。幼稚的子旋微微地笑,有时也很大声地笑起来,跟他姐姐一样,甜甜的酒窝好迷人好迷人。吃饱了就睡,晚上也不吵,一直到四个月。秋锋和中华一直想换一个好的地方住宿,因为两家都有孩子,而我们一直住的地方有点儿潮湿。儿子满月那天,我们就搬过一次家,从还珠沥搬到了常平的木抡村,离他们上班的地方近了。搬家,是漂泊者一个必不可少的作业,打了几年工,租了几年房的秋锋经常搬家,这已经记不清第几次了。
如果不是孩子,我是个不愿租房的人,厂里的宿舍住的多开心呀,人多热闹还不孤单寂寞多好,还省一笔钱。这平时就是这么算计着生活的。
后来,我们搬过来跟建忠、桂兰做在一起。桂兰是湖北人,不小心上了建忠的贼船,还没结婚就快要生了。八个多月的大肚子,她没事就帮我带孩子,好让我腾出手来做家务。
孩子挺可爱,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变样,人见人爱,已经哇哇地冲你笑冲你叫了。四十五天的时候就跟我们说“嗯公嗯公”地跟人说了,很好玩。我到满月的时候给他拍了许多照片,可爱、乖巧,长到三个月时能在床上四处滚动,脸朝席子但无力翻过身来,四个月时我已经开始喂他饭、蒸水蛋给他吃了。
五个月时这小家伙少说也有十八斤重,并开始自言自语,能两个手抓着乳瓶自己吃,清晰地咬准“爸爸”二字,可把他爸乐坏了。六个月长了两颗门牙,可以吃饼干了,在座椅里站得稳,我们晚上带他去公园坐碰碰车,他喜欢喝饮料,一天半罐可乐或一瓶小酸乳也能吃点带辣味的,啃吃西瓜,是他最快乐的。大概是我带久了,还是他爸每天见不着的原因,只要一下班他就吵着要爸爸抱去玩,跟我这个做妈的没一点亲。在座椅里,自己能把它推着满屋满院地转,经常连人带座椅一起摔倒在地而后哇哇大哭。给他照相,这小子特开心。国庆节,是阳光灿烂的一天,桂兰的孩子过了满月,我们一行十多人去了隐贤山庄旅游,雨英带了相机,旋儿显得非常高兴,见什么都新鲜,一路上说说笑笑,我和孩子的姑姑冬英、还有同村老乡六妹轮流抱着他走,在隐贤山庄拍了许多照片,可把旋儿乐坏了,他坐在地上稳稳当当地让大家拍。在隐贤的各大景点:古塔亭边、太清道极、人工湖边照了许多,我们家最上镜的要算旋儿。
有一天,我上了一下洗手间,旋儿睡醒了,从床上摔到地下,脸上擦破了皮,两手撑着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直到我从冲凉房出来抱起来,邻居们也不知他哭什么,人家还以为我不抱他,他才哭的。其实,他是要拉屎,而又怕弄脏床单自己特意滚下来的,屎尿都拉在地下。这孩子,情愿滚下来摔痛自己,也不愿把自己睡的床上弄脏,天生一个爱干净的小子。
我觉得,作为女人,这辈子值了。还有什么比夫唱妇随,儿女绕膝那般地快乐!
生孩子那阵子,老公秋锋杀了鸡,垛好,洗干净,我自己起来蒸鸡自己吃,人家坐月子,有人侍候,我自己侍候自己,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妹妹请了三天假,小姑请了三天假,每人分别侍候了我三天,以后还每天过来帮我洗尿布,我一个人带孩子洗衣用热水,全都自己做,什么月子里的女人要懂得照顾自己,不能下水之类的风俗我全丢到呱哇国去了,才不管呢,也没那个条件。
孩子很好,每天吃了就睡,睡了又吃,一觉两个钟,可把我乐坏了。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看书,写稿。一首首小文小诗从心间流淌。
恰好,我们东里村要修族谱,村里的老先生要我写两首诗放在族谱的诗词中,一开心,我突发灵感,顺手写了一个,全文如下:
东里好(调寄忆江南)
东里好
改革涌春潮
方圆新楼连碧野
百家广厦接云宵
丽日看今朝
东里好
汪氏有景莲
新庵夜读传千古
琴韵钟声响云天
儒雅代相传
东里好
封候有颖川
扬名千年存浩气
为官清正垂青史
肇基我汪氏
东里好
啼血杜鹃花
烈士英名垂宇宙
井冈儿男不还家
正气耀中华
东里好
高考读书郎
人杰地灵连上榜
大专本科已平常
捷报醉村庄
东里好
闯特区青年
辛苦经年已成才
带回技术带回钱
旧貌换新颜
东里好
青山甜水来
石场铁矿炮声震
千林松杉栋梁材
村人乐开怀
东里好
六月西瓜甜
鲜果成片香万里
蝉鸣绿浪报丰年
福地艳阳天
东里好
风物美名扬
夜捕禾花星月暗
樟柏护村鸡啼昂
更羡女儿香
东里好
小河村前淌
汽车火车飞似箭
呼啸半日到南昌
省会更兴旺
东里好
千果竞香飘
记否抽风翻稻浪
箩筐挑过文竹桥
笑卖红辣椒
此诗于2000年发表在重修订的《汪氏族谱》之汪氏古典诗集专栏,让我占尽了风光。美丽了一个村子几代人的心情。我从来都没发现,我对古典诗词还有那么多的兴致。原来,在建达时也写,但都是瞎写,平仄对不到的。这一次,不知脑子里哪根筋对了,通过诗评组的验收。
写诗的日子,好了心情,醉了日子。
在出租屋带孩子的日子,心情一直挺好,所以写作也一直有个好的心情,那时不像现在有电脑可用,孩子睡了,赶紧做完家务,便坐在饭桌旁拿出稿纸努力搜索诗的灵感,一会便刷刷刷地写得入神,也写一些身边的故事和心情,美丽了我每天的日子。那个时候写的东西一般都存在笔记本上,偶尔也拿一篇两篇去换点柴米钱。九七年的七月,《东莞日报》副刊版一幅清晰的“母子情”照片,那就是我和五个月的旋儿,他睁着圆圆的眼睛,注视着远方,我的脸颊灿若桃花,开心着每一刻,那一天,是97年的10月8日。
十一月的一天,接到家里打来的电报,说爷爷快不行了,希望我们能回家见老人家最后一面,爷爷也想见见他未曾谋面的孙儿。我本想坐车去他的工厂叫秋锋请假一起回家,哪知雄狮大酒店路段在改进施工,所有的公共车都绕道常平大道,只好抱了孩子走着去走着回来,傍晚回宿舍的途中刮很大的风,旋儿的衣服穿得太少,到商业大街就睡着了,一路上顶风到家,好可怜。我最大的担心就是怕他感冒,好在他的身体素质还不错,居然没有。
是夜八点,我们两个匆匆登上从东莞东开往安徽的火车。车上太挤,孩子又睡了,我和秋锋交待建中和桂兰两个人,把孩子托负给他们,就连夜赶火车回江西老家了。把七个月大的旋儿留在了东莞的出租屋让老乡建忠和邻居的老乡姚双兰带着。建中带晚上,跟她们一家人睡,双兰放假没回家,帮我带白天。回到家,爷爷早在几个小时过世了,两行清泪从我的脸颊无声地流淌,叶落无声,爷爷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到死都未见孙儿一面。
送走了爷爷上山,安葬过后的那个晚上,我去妹夫小勇家挂了个长途电话给建忠,电话是打给房东阿姨的,问旋儿是否会哭鼻子,他叫我尽快赶回,有时孩子睡醒了就撩开纹帐找爹妈,不见就哭,不睡觉,在电话里他不停地笑,不停地叫“哎哎”,听得我满腹的感伤,秋锋听到孩子笑也掉泪了。
在家待了几天,我和雨英火急地打车回到常平。归心似箭啦!到了常平刚好是早晨,一见着旋儿,发现他长高了、瘦了,旋儿一见我,跳起来要我,我抱着,他在我怀里也哭了很久、很委屈很伤心。几天后,他爸回来了,又要抱着他爸哭,好象在问我们:“你们干嘛去了,那么多天丢下我不管?”又好象告诉我们,是我们把他扔下不管了,心想这么小的孩子也知道委屈、撒娇。
七个月的孩子,被我丢在了东莞常平的出租屋,让两个孩子熟悉的老乡带着,听桂兰讲他每晚半夜起来吃奶粉时总要拉开蚊帐找寻父母,开始他是吃母奶的,奶粉的味道他吃不惯,但不吃就得挨饿,只好闭上眼睛拼命吃,边吃边哭,好可怜,一个星期竟然吃去了一包。每晚都很失望,天天晚上醒来就哭,就差不会说话。
后来想想,我心里一直内疚,一个孩子睡着了,醒来一夜之间不见了自己的父母,怎么也找不着,是个什么滋味?想起来,我心里还酸酸的,内疚。感觉亏欠了孩子许多。后来的日子,他就不睡了,我不在床上陪他睡,他睡不到半个钟就会哭醒。是我们把他丢怕了,五天不见,每夜睡醒他都哭着要爸爸妈妈,也许他怕自己睡一觉醒来,父母又不见了,接连好多天都是这样。原来可是一睡几个钟,这是我给他留下的睡眠后遗症。再也不让我有写作的时间了。我每天盼着他快快长大,长到两岁我就有自己的时间了。
过年了,旋儿拿了好多红包,好开心呀。有一天他从雨英身上跳下来,往前不经意地走了几步,雨英就大叫着,说旋儿会走路了,旋儿会走路了,哈哈,旋儿回过头来,笑笑,再也不走了,九个月零十天的旋儿终于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又过了半个月,我给他蒸了一个子鸡,喝了一碗鸡汤,旋儿真走起路来,孩子深一脚浅一脚,像小鸡一样蹒跚学步,摇头晃脑,很小心也很紧张地一步步向他母亲我的方向慢慢地开怀大笑着走来,不小心,摔了一跤,爬起来,接着更小心地一摇一晃,并得意洋洋地张开双臂向妈妈跑去,扑在我怀里又娇又笑。好不开心,会走路的他自己也高兴得手舞足蹈。有一个周末,他居然摇摇头,拍拍手,扭扭腰,踢踢脚,踩着音乐的节拍跳起了迪斯科,脸笑得甜甜的,活脱脱一个小精灵,逗得满堂喝彩声。于是,这个叔叔拧一下,那个姑姑抱一下,满屋子欢声笑语。
47.
灾情牵动着千万人的心,我用微薄的稿酬蓦捐。
九八年是灾难性的一年。六月,长江水灾、三峡决堤了、湖北宜昌告急、水位也上了警戒线、九江口告急,堤坝快守不住了。每天电视里不断地播放这些牵动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心,救灾物质不断地运往救灾第一线。灾区军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筑起一条钢铁长城,日夜并肩奋战。嫩江、松花江也发大水了。两个多月,我每天坐在电视机旁,看电视画面,见救灾的军民用生命宣誓“人在堤在”。
他们用木桩、沙包,至今我的印象里还是穿橄榄绿的军人冲在最前面的镜头。我知道我的家乡就是赣江决堤,我们永新所在的区域也丝毫不会有什么损失,我们那个地方地势高,离河远着呢?除了山洪爆发,一般不会有水灾,最多水进家门就是打湿一下鞋底,就怕旱灾。但那次洪灾还是牵动了我的心,房屋倒塌了、猪、牛、羊冲走了,人也在水深火热之中,连饮用水都没有。在这次抗洪抢险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后方传颂,电视里报道一个山东的退休干部用一栋房子的钱,买了一火车皮的蔬菜送给灾区,全国有几十个亿的捐款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重灾区:湖南、湖北、江西、黑龙江等地,全国万众一心,风雨同舟,携手筑起一道钢铁长城,最终还是我们战胜了猛兽洪水。江西也是重灾区,可我家却受灾不大。冲其量就是冲了一些田土,没法种了,我们那个地方地势高。
东莞虽然离得很远,丝毫不沾边,这里的人有钱也有爱心,每个公司每个单位都在组织捐款捐物救灾活动,东莞成立了救灾办,常平政府成立了救灾办,专门接受捐款。作为家在江西的我,江西九江及周边县市也都是重灾区,这是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对灾区来说损失是巨大的。那么多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姐妹兄弟,牵动千千万万人的心,所有的工厂都在募捐赈灾。秋锋所在的建达厂也不例外,我是个家庭主妇,住在出租屋里,没有收入,但也不至于挨饿。那天,常平报的编辑梁老师打电话过来,说有一首我的诗发表了,让我去报社领稿费,他告诉我有五十元的稿酬,五十元对于我这个没工作的人来说,可以抵流水线两天的工资,我想也没想,就说,你帮我捐了吧,给政府救灾办公室,说完“谢谢”我挂了电话。心情飞翔,“施比受有福”,这句话我算是深有体会的,整个社会到处都成立了救灾办公室,捐者无数,捐款捐物的人是幸福的,至少,我们没受难。
孩子带到一岁半,回到家婆婆很高兴。我的孩子见到家里的耕牛特喜欢,一天到晚追着他们玩,小城里回来的孩子见过鸡和猪,却没见过那么高大的牛,所以每天都要去看家里的那头老黄牛和小牛。呆在农村的日子新鲜有趣,他开始不吃奶了,并说那很臭,一到晚上又偷了吃,我呆在娘家,他见不到我,天天吃康师傅方便面,几天就把母奶戒掉了。孩子也乖,开始了他的五谷杂粮的新生活。
这几年村里几乎家家都有人在广东打工,村里的生活起了变化。除了过年过节,平时很少有年轻人在家,全都到广东打工去了,他们都说,你不出去打工挣点钱,在家种田,有什么出息。
前些年,村里批了六十栋房子的地基,到九八年,陆陆续续有人家建好房了。一栋比栋气派,跟东莞的民居外部建筑没有太大的区别,有的是结构上的区别,用料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人们挣到了钱,还开了眼界,不再做家里原先的土屋了。钢筋水泥墙砖,里面装修得不错,我就一直在家里,帮助家里建新房子,每天去河边挖沙子,装车,请人运沙子。拖砖头,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有时还要去山上抬几根干木头回来,做模板顶子用,房子是正方的,不像东莞的户型样曲里拐弯,也不像别家的房子只有七八十平方,我家的房子是长方形,每间都是正方的,从打基角到建成房子,共用了半年的时间。这半年,我一直很努力地做着各种事,泥工木工一起进门,每天都做好菜招待,我跟母亲两人最辛苦,既要顾家里,每天还要挑砖头上二楼,做房子是个辛苦的工程,买水泥、钢筋、石灰、还有许多该买的。农村生活大变样,我家所有的亲戚家里都建了房,只有我家,我在想我应该建好一点,因为我家是最后的嘛,应该也要是最好的。因为资金不够,父母有了争执,父亲是保守派,他觉得反正有旧房子先住着,先建一层,里面装修,住进去,母亲认为二层半一次性建好,借钱就借钱,懒得到时又要去搬运模板顶子之类的这许多东西。打好了框架,造好房了,以后有钱慢慢还债、慢慢装修。这样省钱省力,否则什么东西都要搬来搬去好多次。两人都有道理,我赞成母亲的建议,帮着说服父亲,三比二,父亲只好妥协。
年底,一栋二层半楼高的房子驻立在村头迎风朝阳,外前面拼了瓷砖,两边侧面用水泥粉刷一新。里面装修慢慢来吧。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被用光了。没钱,连工匠钱和泥匠的钱都欠着几千元,好在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欠的是手艺钱,你没有就慢慢给,也不急。
房子修好了,我得想办法挣钱装修,不然猴年马月才能搬进去居住呀?秋锋挣的钱不多,我得出去打工呀!做好了房子,所有的心事就放下了。等待我的是到东莞去找一份好点的工作。打工,也许是一条不归路,像文学一样,走上去就没法回头了。
48.
病倒过,我深知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99年春节刚过,我收拾起心情,再次踏上东莞这片熟悉的土地,一般有过找工经验的人都知道。年前两个月,工作容易找,过了年后的两个月里头工作就不好找了,特别是正月,求大于供,企业不愁招不到工人,且春节后两个月之内广东省有文件规定禁止招收外来民工。这些年一直是这样。我并不急于找工,而是在常平木抡村的一间秋锋租住的出租屋里,那个出租屋毫无商量的余地就接纳了风尘满面的我,我关在屋里写稿,拿到《东莞日报》、《常平》报和一些杂志上发表。我知道,三天不出门,世界就变样了,我并不急于找工作,却急急地走进了华城电脑培训中心。
我学的是OFICE办公应用软件,在电脑培训室,我结识了一群特殊的同学,电脑室一般有四种人,一种是中小学生,一种是急于找工作但苦于没有一技之长的,一种是企业老板,他们都是上了年龄的,为了赶上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办公而学,还有一种就是以学电脑打发无聊的时间或跟上时尚潮流的,我要写的就是这一类人。一米六五的陈青娇媚动人,属于标准的魔鬼身材,她学过影视,也拍过广告,一个是米妮,米妮是兰州人,大本学历,在内地是电视台的主播,普通话说的很标准,人也长得秀秀气气的,一个小娜,她们三个都是“二奶”级人物,家里有男人养着。没事干才来学电脑打发时间的。陈青说一个人吃饭没意思,她们每天一起出去吃饭,也带上我。上的都是高档的馆子,一吃几百元,付款时眼都不眨一下,一点儿不心疼。我不去,她们几个就拉我。说实话,当时,我非常想不通,这么靓丽的女子做什么不能挣钱,偏偏走了这一条路,我也去过陈青和小娜的家,陈青的男人在一家外资厂做高级管理,听说就要跟老婆离婚把她转正。他们买了房,也准备出洋。小娜的男人是个五十多岁的香港货柜车司机,还经常到培训班来接她下课。她边学英语也学电脑。也许我原来学过CCDOS系统,有基础,她们每天不懂的基本都是我教她们。
所以,她们很喜欢我,大家知道我没工作,写作也挣不了钱,对我很好。接触久了,我也知道她们的一些辛酸故事,也就理解了她们。经常请吃请喝,我感觉她们每个人都会做一手好菜,煲一盅靓汤。学电脑陈青最聪明,一学就会,但她忘的也快,我最认真,那个小娜就摸不着门道。每天“蒙查查”的,学了也等于没学。十五天的课程我学完了,也暂时在那里练习打字速度,她们接着学别的软件,我把所有办公软件的书都买了,偷偷地在学打字的那段时间里也都学会了。便开始想着去找份工作。
本来市文联的詹老师知道我没事做,曾通过朋友捎话要介绍我去一家鞋厂做厂报编辑,可是我却来晚了一天,人家工厂已经招了人在试用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也就错过了。
在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找工的艰辛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喜欢的工作,人家不要我做,人家要我做的工作,我又感觉自己对这份工作缺少激情,诸如与数字打交道的工作,我更是问都不问,我怕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扼杀我的浪漫情感和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我又想到打工族中写一些悲欢和奋斗事迹,激励自己不断上进。
记得夏日的一个早晨,我早早地起床来到了东莞的智通人才市场。呵!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招聘单位排开去也有四五十家,招什么的都有,包括普工,我边走边看,花十元钱买张门票便可以入场,应聘什么工种好呢?我走到一个叫力图的玩具厂问招工的人说我应聘人事文员,那人抬眼看了一下我,说,你是不是大学生。我说:“不是。”“不是不要的。”他答。“为什么,我想听听原因,我不愠不火。他说:没有读过大学不可以写东西,很多工作做不到。”一听写东西我就来劲了,我说:我没听说过一定要有大专学历才可以做的,这个算不算大专学历,我有没有能力做这份工?“我把鲁讯文学院的凼授结业证、市作家协会会员证和厂证摆在他面前,我曾做过两年人事主管呢?够了没。不够的话我把简历给你。”我又摆出了发表过的报刊剪辑本和出版的诗集。这下他彻底服了,给了我一张求职表,我填上后给他,连我的地址、联系电话也没给留下,我感觉即使进了那间厂,跟这样势利的人做同事,在一起共事,工作得也不会开心的,我之所以把那些证件给他要求填表,这样做只是想告诉他不要唯文凭是用和以貌取人。生活就是这样,你越是软弱,人家越是看不起你,你强一点,人家却也拿你没法子,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
随后,我又进入了另一个招工的摊位,这次是人事助理,那两个招工的人看完我的简历后特开心,填了表格还说了好多好话。然后又去了几个招工处,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位,有一家茶山的公司聘我做业务员,32元/天的待遇,但要自己先掏出成本,这工作是有挑战性,但我没足够的钱来作为前期跑市场的投资,且做业务一年打不开市场,需要持久战。那时,一般的人都觉得做业务员太累。我想找一家月工资过千的企业做厂刊,那天没有厂要招企业内刊编辑,也只好撤回来,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49.
有一天,碰到《常平》报的梁老师,他告诉我,让我去欧威尔工艺品厂找一下从湖南宁湘来的姜上泉先生,他笔名宁湘,梁老师说姜上泉是厂里的人事主管,又是厂报编辑,再说那时厂里也需要人,看能不能介绍个写字楼文员之类的工作。我去了,姜先生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他说他会找机会安排我进写字楼的,先让我在车间做一段时间,说写字楼暂不缺人,有机会了一定让我去做,为了生存,也为了感谢他的好意,我去上班了。我知道我又回到了十年前的工作,这样也好,无官一身轻嘛,做员工虽苦,但乐在没有精神压力。
我被分在流水线上,做了波丽工艺品车间的修补工,车间里吵的要命,白色粉末到处乱飞,只是有点不习惯,我想适应几天就好了。上泉安排我进这个部门是一片好意,想让我多挣点钱,听说这个部门一个月的勤工奖就有80元,比别的部门多出20元。有熟人介绍才能进到这个部门的。那个九江来的副组长燕子听说我是她那个部门的,首先就问我是谁介绍的,看她挺得意的样儿,以为我到她的部门去是做女皇,而不是来打工的。我说没人介绍我自己找上门来的,她不信。
后来人家告诉我,这个跟我一个省的江西女子心眼不太好的。要我以后少理会她。上了班才知道,我很不适合在那样的环境下工作,这个车间嘈杂不说,还有一种难闻的气味,灰尘满天。刚来时,我天天加班,工友们都觉得很累,而我居然苦中作乐,天天在饭堂敲我的小霸王学习机,一天2000字的文稿投入信箱,我给姜主编较上劲说:“看你的打印速度快,还是我的写稿速度快。”编辑们也一个个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他们把我推上执行主编的位置,因为我们都在生产一线作业,所以执行主编也系挂名,我们只管自己写稿,完成采访任务,真正的编辑工作由姜主编一人承担,由文员张玉红负责排版设计打印,以后的日子,稿件不断被各级大小刊物,黑板墙报登上大雅之堂,《春草绿》成了常平企业文化的一朵奇葩。也受到常平文化站及社会各界的好评。已有三十多篇文章被《东莞日报》、《东莞文艺》、《常平报》等各大报刊选摘。
其实,《春草绿》在我没进厂前,已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声名远扬了。除了努力写作,我还要适应环境,我对工作向来都是认真、负责。
谁知进厂的第三天就开始咳嗽,起初以为是感冒,吃点药就行,每天打针,吃药,坚持上班,谁知这病不但没好且越来越严重,我好不容易才请到半小时的假,去了厂外的医务室拿了点感冒药,还是不见起色,头重重的晕晕的,高烧持续不退,打喷嚏流鼻涕,最要命的是咳嗽,几十人的大宿舍每晚吵得工友们都没法入睡,耳内像秋蝉在叽叽地叫个不停,又吐又泄也不想吃饭,连走路都没劲。
接连五天,我滴米未进,每餐只吃两羹匙的葡萄糖就赶去上班,到第七天已是吃啥吐啥,站立不稳,我想这绝不是什么感冒。于是左说右说才请了假,燕子还说我是假装的,我连跟她解释的力气都没了,我真想去常平医院作个彻底的检查。
那时,货赶得死紧,我只请了一个晚上的假,每天累得够惨,连货都拿不动。幸好,我们的班长杨清林善解人意,他把最好做的货分给我做。当时,我已身无分文,新进厂连一个老乡也不认识,认识工友又都没钱,再加之我这个人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轻意求人借钱,是新认识的好友余小霞,她得知我病了没钱,就拿出仅有的一张五十元大钞,那晚下班后连冲凉都没来得及就陪着我,去厂外的卫生院看病,仅有一面之缘的文友焦雪,自己身无分文,却到老乡那里好不容易才借来些钱给我,这段时间已接近发工资,她借这十元钱确实跑了好几处,大家都没钱,眼巴巴的等待发薪水的日子,虽然是杯水车薪,但这份友情、这份关爱却温暖着我,借来的钱没几天就用完了,没钱有病的日子,真的不好受。
这时候,我们《春草绿》的主编姜上泉,不知从哪儿听说我病了,跑到车间找到我关切地问:“身体是本钱,你有病为何不去请假看医生?说着把一百元放在我的工作台上,他还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也听不清,一任泪水横流,爬满我的脸颊模糊我的视线,我连一声”谢谢都没来得及说。他已经走出了车间,一工友问我:他跟你很熟,是你老乡?我摇摇头又点点头,我只是他招进来的员工之一,进厂那天才真正认识他,只是给《春草绿》写过几篇稿子而已。
就在那个星期天的晚上,《春草绿》的兄弟姐妹们热情洋溢地在培训室共商组稿事宜,探讨文学创作,而我却一个人躺在九江水的一家诊所里,让点点滴滴的渗有青霉素的葡萄糖注射液缓缓流入我的静脉。
又过了两天,病俞来俞严重,算算已有十多天了,这时耳鸣与咳嗽伴着我整夜无眠,我想准是体内那个部位出了问题,得好好去常平医院查一下,于是我斗胆找到课长刘天富,说了自己想去医院看病的想法,我说有一个星期的假就够了,看好病再回来赶货,刘课长关切地问询了一下病况,说你的身体那么差,脸那么苍白,眼也凹下去了,又咳得那么厉害,恐怕是病的不轻,你要把你的病彻底治好,调理好,我给你二十天的假,明天就给你办好请假手续。二十天,我不敢想象,要知道,赶货期间,请一天假也是那么的不容易,脑里不仅跳出一句诗:“我要的是一阵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的春天。”刘课长的关怀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翌日,我拿着组长、课长、人事小姐签满爱心的“外出放行单”,心里充满了感激与敬意。
到医院一查,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上呼吸道感染,这种病的症状与重感冒相似,所以当成感冒来治疗既浪费了钱又拖延了病情。必须每天打针吃药,我每天吃一些抗菌药、抗生素,隔两天要打640万单位的翔安青霉素,另加3G卡纳西林渗入到葡萄糖或生理盐水再由静脉注射。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进医院,也是第一次打吊针和接触那么多的青霉素。请假时间快到期的时候,我的病彻底治愈了。就这点病,却花了我十五天的时间才真正治愈。从此,我又恢复了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又可以蹦蹦跳跳轻轻松松地上班了。
回到厂里的第二天,我被借调到注浆部,做了一段时间,居然发现自己更适合这个部门忙碌而有序的作业,我便向课长申请留在这个部门。半个月后,我终于如愿以偿。我太高兴了,并写了一首赞美诗,对刘课长及两个部门组长张勇和刘小文,我心存感激。工友们都说,你太幸运了,调部门是很难的,我知道,一张调令单必须两个部门组长和课长还有办公室最高领导的签名,也就是说比进厂还难。我无以为报,除了努力做好本职,再就是以一支瘦笔抒写欧威尔那些平凡而纯朴的善良人。
欧威尔人教会我怎样做人处事,打工这么多年,我没见过那个厂的员工有这种任劳任怨的拼搏向上的精神,厂里的管理者是一流的管理者,他们朴实能干又能体恤员工,置身在这样的一个团结进取,其乐融融的企业大家庭,我感到很幸福、充实、快乐、也很荣幸,我骄傲我曾是一个欧威尔人。
我想,以后的日子,不管漂泊流浪还是返家务农,我将永远记住这么一群人。他们活跃在南国东莞常平一个小村里的车间厂区。
重新上班的感觉是美好的,我在灌浆部上班,车间里只有八个女子,也都分在一个宿舍,没结婚的多。韩红、刘世英、谢丽丽、朱凤娇和我相处得很好,我把她们的生活趣事,全写进了散文篇章里,发表在厂刊上,看得她们笑逐颜开,自己评论自己平常的故事。
50.
1999年的5月8日,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事件直接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
在遥远的南斯拉夫,北约的巡航导弹和重磅高爆炸弹,击毁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夺去了中国三位记者许杏虎、朱颖、邵云环三位同胞的生命,并使多位外交人员受伤,几天来,全国各地各界群众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显示出中国民众强大的爱国热情。
事关国家的主权和同胞的生命,我们必须发出愤怒的呐喊,为我们死难的同胞和民族的尊严。北约之所以要插手科索沃问题,主要想通过这场战争赢得二十一世纪的强权主义,北约自以为有了最先进的高科技军事技术就能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就能打出一个世界,甚至可以抹开联合国安理会。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开始就反对北约空袭,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克林顿宣称新闻自由,一边对手无寸钱、恪守职责的我新闻工作者进行杀戮,我们强烈抗议北约的暴行,不但显示了公众的爱国热情,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利益,北约必须对轰炸我驻南使馆的暴行承担全部责任,并对全世界公布事件的经过,必须中国人民致歉并承担罪责。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声称是维护人权,对一个巴尔干主权国家南斯拉夫狂轰炸六十天之久,造成数以十万计的无辜灾民无家可归,制造了人道主义灾难,这种侵略行径,是对无辜百姓的残暴的人道主义践踏。
我们要以理性的态度整个事件,北约炸毁了我们的使馆,但催毁不了我们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变的坚定信念,我们仍以开放改革与和平发展的全局着眼,对我国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有一个清醒的、全面的认识,努力增强综合国力,努力解决当前全社会最迫切解决各项课程,提高全民素质,从而真正立于不败之地,胡锦涛同志5月8日的讲话道出了我们的心声。
落后就要挨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给我们上了血淋淋的现代历史课,作为一个普通打工者,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努力学习生产技能,学会安全生产,扎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近时按量完成生产指标,为公司创利,为国家创汇,工余,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提高文化素养,做一个有思想有技术有文化的跨世纪打工人。
这是我刊发在厂刊《春草绿》的一篇评论文章《落后就要挨打》,也代表了千万工友们的心声,我一定会让我们的同事记住,也让我的孩子记住:“落后就要挨打”这一人生哲理,血的教训。听说有几个美资厂的员工集体罢工抗议美国政府。我觉得这一点他们做得非常地好,正合我的心境,我那天很想找个美国佬打一顿。
大家看了我写的评论,都觉得我讲的挺有道理,大家都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愤慨,员工的爱国情操被激起了。
其实,好多员工一天到晚上班,许多人不知道有这回事,是我的这篇文章让大家都来关注这件事。大家纷纷遣责北约,骂美国政府。后来,这件事得到了解决,那就是几千万的赔款,作为中国人,我们并不解恨,1999年5月8日,是刻在我们中国人历史上的耻辱,也是我们心里的耻辱。
我也用我那支瘦瘦的笔,写我们注浆大哥的风采,文字是饱含深情的诗歌:
注浆车间的大哥/你用勤劳而粗糙的双手/将一勺勺乳汁般的波丽琼浆/连同所有的希望、期许和梦想/一起倒入模子里搅拌/然后从春天滚动到秋天/劲力十足 挥汗如雨/千百次重复蒸干抽空折模的程序/终于/收获硕果累累的/各式成型的栩栩如生的货坯/天使般盈盈地迎风站立/站成一个个忠诚的卫士守护我们/因此/我们的内心涌动着激情与豪气/我们的生命充满青春活力/各款成型的货坯/经女孩们纤纤的巧手/神奇的妙笔和刀片/把浆液丙铜水及瓦斯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所有点缀其间的气泡被统统抹去/整整齐齐排列分类/源源不断地运往下一站/看着这些注浆的大哥/那满是浆液的脸庞/尽是苦累/也有芬芳。
车间主任张勇是贵州的,挺不错的一个人。他为人很好,丝毫也不会看不起员工,把我们当朋友,经常带我们一起吃宵夜,去他的房间里煮着吃。他就喜欢像我这样努力的员工,他经常跟我说,你应该有更好的工作和前途,经常说我是一时糊涂才来了这里做普通员工。并鼓励我走出去,找更理想的工作来发挥自己的才华。人事主管姜上泉有了新的发展,走人了,去了塘厦一家电子厂做人事经理,月薪很高,我已不记得他说过要调我去写字楼工作的事了。他走了,我当然也没什么希望了。
很多台资厂是一定要大专生坐办公室文员的,而我是一名初中生,在他们眼里,不够格。按理说,有能力就行。可是,台湾人不讲这些,她们好面子,非得认这个死理儿。还是灌浆部员工的我,业余时间被委以重任,做这个厂刊的主编。两个月一期,稿子还是人事部在编,编委会成员没一个是坐写字楼的,全是一线员工。大的,当个仓管,小的,做个小班长。这让我们工作起来很费劲,但因了我们对文学的执着,在没有一分钱办刊经费,又没多少业余时间的情况下,硬是把它顶下来了,并把黑板报办得风生水起,很有看头,这赢得了公司员工的一致的好评、赞誉声声,我们很开心。我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办好这份刊物,办出自己的企业文化特色,这也一直是我的一大心愿,当我审改到一篇好稿,也足以让我开心好半天,同时我也跟公司人事部提议,利用我个人在文学圈内的人际网络,给一些打工刊物和兄弟厂家赠送《春草绿》,以期得到更好的宣传,更多的发表机会。也许我们这群优秀作者群中,有那么一两个甚至更多的人从此走向文学圣殿,成为未来作家。
再说,自己写出来的文章除了能激励工友们上进,娱乐员工精神生活,能变成铅字得到社会承认,拿些稿酬也不错啊!大家可以增加收入,挣点零用钱。
2000年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晚上就要出刊了,年尾最后一期。上午,编辑刘权跟我碰头,告诉我说,他没写那篇采访过年风俗的稿子。急死人了,这是我精心策划的春节稿子,怎么能没有呢?我怪他没写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亲自操刀。中午,我跑进宿舍,去采访各个大省的员工,让他们告诉我,她们家的年俗是怎么过的,我采访了十多个人,记录了许多有用的资料。晚上,所有人都下班了,我和编辑们还在写字楼忙活,刘权把一篇篇文章打印好了,准备贴纸要贴出去,写字楼帮我们打印的文员都下班过年去了,我只好自己打字,只有人事部主管黎小庭,还在陪着我们忙这忙那。平时,我的稿是自己用笔写了,文员张玉红帮我打字做出来的,这次我可以用公司电脑继续写那篇《东西南北过大年》的文稿,我快速的打字速度和良好的文笔发挥了优势,十点半,终于把一切都做完了。文章顺顺当当地贴在了黑板上,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员工围了一大堆,难得大家喜欢看我们的黑板报,我的《没钱过年也潇洒》,以诙谐的语言把没钱过年的日子安排得充实、快乐而富有诗意,《东西南北过大年》一文中介绍了全国各地过年的民俗风情,颇受读者好评。
许多读者追究我,说你为什么不介绍一下我的家乡啊!小庭说他明天回桂林老家过年,并带上刘权回去,希望我们能去他家乡采风,并让所有的编辑到外面的小店撮了一顿,算公司请客,他说了许多感谢的话。他说:“真的没想到,写字楼的办公用具,你这个流水线上的打工妹样样都会,甚至比文员还用得顺手。”我想这本就是他始料不及的。他又不了解以前的我,好歹我原先也是在办公室做过五年的文职工作。说句实话,他平时招进来的文员,大多是刚从学校毕业来的,没什么工作经验,当然打字也不快。公司用的是繁体字,一个一个地敲击键盘,也确实难为了那些小女孩。
要过年了,我想,过了明晚,又是一年春草绿。
我依然重复流水线的作业,每天12小时,有时还得突击加班,还每次归来,人就像散了架似的,别人睡了我得强迫自己坐下来写一天的感受和生活浪花。11点半过后,宿舍要熄灯,我只好躲进冲凉房甚至是女厕所内看书,每次站着或蹲着到午夜两点多,这样就不会查夜的女保安逮住罚款或抓回去睡觉。12人的房子里,已经变成了16人,我每次还趴在床上写作但不觉得浑身酸痛,因为习惯了。我还会经常到饭堂这个好地方,在别人的咀嚼声中拿出了纸和笔,还会来到洗衣房,把一块硬纸板垫在水池边或楼梯口,在哗哗的流水声中刷刷而写……这些情节与九十年代初学写作时一点没变,好多年几乎也没变过。
51.
没钱过年也潇洒。这是我的生活现状,也是我写过年前写的一篇散文。
探假回来,没上到两个月的班,新世纪的第一个春节就要来临,厂里为了让员工们过个肥年,前两天刚发了工资,今天又发年终奖。工友们的脸笑成朵朵桃花,晚上大包小包地往宿舍提,吃的、穿的、用的一应俱全。过年嘛,谁都想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风采迷人,因为工资加奖金,少说也有个千儿八百的。看,阿英、阿燕、阿芳、阿红她们都去买年货了。
可是有个人没钱,一样过得挺潇洒,那个人就是我。
朋友,不管你是否相信,我得解释给你听,刚入厂时是赶货期,一不小心患了病,请了20天的假,本月工资且不算,四个月年终奖泡汤。十一、二月放探假,我留下来也没货做,工资理所当然没有啦!搜遍所有的口袋,兜里还剩58元,这是刚发的工资。买张IC卡,买一盒胶卷,除夕夜炒几个粗茶淡菜,点上蜡烛,就是一个浪漫烛光晚餐,约上几个老乡,一起吃(汤圆)团圆,看春节联欢晚会。
因为没钱,我不要急着去赶夜市、挑服饰、嫌这件不好,那件不合适,不要顶风冒雨去购物、逛商场。
因为没钱,业余时间除了洗衣、冲凉就是去网吧玩电脑,制作我喜爱的贺卡、挂历、敲击我喜欢的文章,从而我提高了速度和专业水平。
因为没钱,我可以下了班静静地躺在床上,看我的书,写我的诗,还有改审工友们嬉笑怒骂、悲欢离愁的文稿,或找个对手,下盘友谊象棋,其乐融融,乐在其中。
大年初一,我会打电话回家,向父母弟妹拜年,然后邀一伙老乡,去花市,去常平公园拍照留影,向大家拜年;初二那天,我会去网吧,向网友们问候、拜年,浏览世界各地大年的民俗风情以及人们的欢乐气氛;初三日,携爱人一起去虎门大桥,看彩虹飞架;初四日,我便和你们一起,乖乖地回厂上班。
谁说我没有新衣裳,一件印有“OWELL”字样的厂服,一条天蓝的牛仔裤,一双高跟鞋,配上我的一头披肩发,一张灿烂的圆脸庞,一样会活出自己亮丽的风采。
这篇文章体现了一个真实的我,虽然没钱,却照样开心,快乐地过好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