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东莞十八年

第八章 蛹蚕化碟，丑小鸭蜕变成白天鹅

　　31.

　　蛹蚕化碟，努力的结果是有了一些成绩，文学改变了一个女人的人生。

　　有时，路过黑板墙报竟然看见工友在抄摘我的诗文，有时我故意让出版面不登自己的文稿，工友们会问：“阿英，怎么不见你的诗，是不是工作太忙？”这让我很欣慰也很感动。

　　这期间，吟香诗社办得红红火火，人气甚旺，我的诗歌也被不少诗友和读者摘抄，我也因之交了不少爱好文学的朋友，这段时期是我写作最丰收的季节，广东的打工杂志大都有我的诗作和散文。在这个百多人的诗社成员中，我的诗曾一度好评如潮般涌来。常常有不认识的读者从远远的地方给我写来热情洋溢的信，或打来电话，激励我走向文学的圣殿。

　　读者们那么喜爱我的诗，这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鼓励，我想，我的诗歌一定有市场需求，为了出版自己的诗集，1993年元旦节那天，我与同事陈昌志一起去邮局，寄出了7000元，同时也寄出了厚厚的一叠诗稿给北京民族出版社。走出邮局的那一刻，我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样，那是我两年来苦挣苦捱所积攒的血汗线啊！回到工厂办公室，厂长开玩笑地说：“阿英，这下好了，你的钱寄出去也没了，你的诗稿也没了，可千万你的书不要出版不了也没了呀！”不像现在有一些出过书的朋友，可以向他们咨询，我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去出版一本书籍，你让我问谁好呢？这种事，在1993年的东莞，这座当初没有成立作协也没有一家出版社的二级城市，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难怪我的诗友和工友们不理解。

　　次年6月，千呼万唤间，我的诗集《漂流花季》终于载着三只青鹤从北京飞临我的案头，封面是蓝色的，三只展翅飞翔的青鹤，承载了我的理想。我高兴得泪眼模糊，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打工妹。当我把出版的诗集赠寄给远在江西老家已为人母的荣时，荣激动地哭了。她在信中说：“我们这群快乐的丑小鸭终天有一个飞了起来。”

　　诗集首印3000册，没到年底就脱销了，仅我所在的工业区就创下了一天内销售300册的记录，节假日，我亲自拿了诗集到常平的一些工业区、厂区去做签售活动，对比一些专业作家出书难以卖出的情形，我是幸运的。我知道，我所写的这些诗歌，并不比那些知名诗人们，或者专业作家们写得更好，而是因为我道出了我们这些漂在异乡的打工者的心声。

　　同年9月，好消息不断传来，妹妹顺利考进了县城二中，弟弟考入了吉安师专中文系。这实在是天大的喜讯。虽然都不是什么名牌大学，但我已经很开心的了。我想：“该我家花钱的日子还在后头呢！不过，能让他们圆我的大学梦也值。没钱，有父母和我们三姐妹扛着，应该也可以应付的了。”晚上，也许，我做梦都会笑醒的。

　　记得1993年底10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广东卫星广播主持人白雪的邀请，电话直播采访我打工成才的事迹。那天我讲了两个小时，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讲给收音机前的听众。并与听众连线，解答听众的问题，一个南开大学的女学生问了我一个问题。

　　她说：“你每天那么努力工作和学习，你的动力源是什么？我的回答很让她失望也振奋。”我说：“我只是需要，觉得女人除了工作，应该还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仅此而已。”94的元旦节，广东卫星广播“打工明星耀珠江”栏目播出了我向打工朋友向大家拜年的贺信，主持人白雪深情款款地读完我充满诗情的信，我的泪无声地流淌下来。

　　我要离开我深爱的这片土地，回到家乡去，作为一个已为人妻、将为人母的女人，面对生育与升职这两个问题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生育。

　　我知道，作为女人，就一定要有牺牲，这种牺牲是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的。我牺牲的是我那份开展得很好的工作，及前方看得见的机遇和前程。我的前方铺好了一条路，而我却要提前退出这个历史舞台。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回到老家能继续我的文学梦吗？

　　走之前，小桦送了我一条丝巾，春霞是惠州总厂的财务，经常过这边厂里来和我对帐。她送了一条自己亲自编织的网状三角形围巾给我，很漂亮的那种，我拿了与她们每个人的合影。像宝贝一样带回了江西老家。其实，我也只是一年，就会重新回来这里上班的。

　　32.

　　诗人的卖书生涯苦并快乐着。

　　在《东莞日报》文艺部编辑主任李逸江老师在他的《打工诗人的卖书生涯》报道中这样写道：

　　1994年6月，新华社发了通稿，报道了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打工妹汪雪英写的诗集《漂流花季》在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全国至少有百十家报纸刊登了这一消息，不久之后，广东的《佛山文艺》丛刊《外来工》杂志主编刘宁老师又为她发表了一条书讯，从此，打工妹汪雪英成了青年女诗人汪洋，在全国出名了。

　　我知道汪洋，是一位来自江西永新县的农村打工妹，只有初中学历，但从来没有见过面，她曾给我写过几封信，地址是常平镇某管理区一家杂货店。我以为她成了杂货店的老板，就要求她在信中把电话号码告诉我，以便随时联系，谁知她毫无反应。

　　今年10月中旬，我打电话给我在常平镇桥梁餐厅的朋友刘利民先生，请他帮个忙，找一找她，当天下午，我到了常平镇，在刘利民先生的带领下，终于见到了汪雪英，原来她并非什么杂货店老板，只是租住了杂货店老板后面的一间出租屋，如果我打电话给她，就算是传呼，杂货店老板也要收她一元钱。

　　80年代，南下大军如滚滚潮流，汹涌澎湃。我曾在1986年写过一篇介绍南下打工妹的文章，叫《N妹在东莞》，发表在《黄金时代》杂志上。我按照当地群众的习惯把来自外省的外县的女民工称为“Nan妹”，虽不算准确，却绝无褒贬，在神州大地，南下打工是十分新鲜的事情，一个打工妹写了诗，就更加值得骄傲。

　　眼前的汪雪英，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我想象中的打工妹，是身穿统一工作服，发梢上戴着一朵鲜艳的红花，配着耀眼的厂徽，出入工厂车间，在大街上流连徜徉，端坐在电影院里，一群无忧无虑，神采飞扬的年青姑娘。而这位不到30岁的汪雪英，穿着一身非常朴素十分整洁的衣衫，在狭窄的出租屋里，在为出生才五个月的儿子洗澡，原来她早已辞了工，暂时做了家庭主妇。屋子是陈旧的，狭窄的，只有几十平方米，住着两对夫妻六口人，这是常平地区常见的十二椽瓦，（当地农民叫十二坑瓦）砖房子，月租一百三，住着两家人，没有更多摆设，没有电视机，没有报纸杂志，写作的桌椅同时也是吃饭的桌椅，只有一部小型收音机，收听广播和国家大事，煮饭的炉子散发出一股刺鼻的煤油味。

　　汪洋的感情表达方式不是那种兴高采烈的，大喊大叫的，对什么事物，她都显得很有节度，成竹在胸，没有特大的抑扬顿挫，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不亢不卑的、准确的、清晰的、甚至是平静的叙述。仔细听，仿佛一道美丽的山涧清泉，汩汩流淌，显示出一个女人成熟的风韵，对于一个普通打工妹出书这件大事，她说只是做了一件平常的事，书全部卖了出去，她没有亏本。没有亏本就是有钱可赚，赚多少，她没说。她的本意也不是赚钱，找到了这种情感表达方式，已经足够。她说话的语气异常平淡。仿佛是叙述一个平常的故事。

　　18岁那年，她和千千万万南下大军，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东莞。

　　18岁的少女，心中都有一个美丽的花篮，装满着五彩缤纷的幻想。见到南下打工这个波澜壮阔的场面，见到改革者的前沿阵地--东莞日新月异的变化，姑娘们十分激动，于是大家互相鼓励，一起写诗。她的书出版了，她亲自去卖书，对于卖书，我有过种种设想，是摆摊，沿街叫卖，还是委托新华书店出售？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作家签名售书》，描述过作家签名售书的情景：年近六旬的老作家，满面红光满头大汗地被围在众多的学生中间。一双双年青的、少男少女的手伸向他，一本本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从他的脸前、眼前、额前、耳朵前后、手下、笔下、腿下、胳膊窝下伸过来，人群中不时传来“给我签，给我签！”的请求哀求命令和说不清是何种语气的呐喊，还有更激烈的欢呼起哄声。

　　汪洋是这样吗？她怎么卖书的呢？听听她自己的叙述：

　　1994年6月，北京寄来了第一批书--300本，一天到晚不出厂门就卖售了，我是放在办公室的窗口卖的，窗外贴张“作者亲临售书”的红纸，工友们看见了，都涌向前来，评头品足，议论之声不绝于耳。因为在此之前，新华社发了通稿，大大小小的报刊都知道我出版诗集这件事，不少人给我写信，来信如雪片般从各地而来，有交友的，取经的，买书的，也有一些聘我工作的，还有几封求婚的。

　　三个月时间，我收到700多封读者来信，回信成了每天的必不可少的作业。

　　面对一下子“红”起来的我，工友们惊呆了：我们身边不起眼的丑小鸭怎么会引来社会这么多关注的目光！真的是不可思议。

　　偶尔周日晚下班之后也到街上去卖。有一次，一个很想认识我并想和我交笔友的男孩无意中在常平镇的某条街道碰到卖书的汪洋。他把诗集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细地看了很久，又看到地上的“作者亲临签名售书”的纸片，问“谁是作者？”我笑笑，指着扉页的照片，既然摇了摇头：“不像不像，书上的女孩清汤挂面，一双有神的眼睛，怎么会是你？你骗人！”陪我一起卖书的女孩愤愤不平，毫不客气地拔刀相助：“人家卖给你一本书才收3.5元，还要给你签名，就是骗子也没有骗你多少。书不要成本吗？卖书不要时间吗。”男孩听工友如此一说，觉得颇有些道理，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开开心心卖了书。

　　还有一次，在东坑的三甲电子厂门外，我拿去的两捆书卖掉了一捆时，来了一位青年打工者，他看过之后，把价钱压到一元，我说不卖不卖，又不是卖旧杂志。他说：“你不卖别人也会卖，我可以到其它书摊去买。”我说：“你如果喜欢就买，别的地方是买不到的，如果钱不够我可以少收，没带钱的话我可以送给你。我的前提是只要你真的喜欢这本集子。他好奇了：有这么好的事？”汪洋自豪地说：说话绝对算数，书是自己写的赚不赚钱没所谓。“他高呼：啊哈，你就是汪洋！我在《深圳青年》看过介绍你的文章，总算把你找到了，不好意思，我身上只有一元钱，等我发了工资之后再把钱送去。你在哪里工作？我一定找到你的。”我说：不用找了，你把书拿去，我送你的。我把书郑重地放在男孩手上。他硬要把身上仅有的一元钱给我。推来推去，他丢下一元钱也丢下一句话：发了工资我到工厂找你！半个月后，我转到另一家工厂上班，初认识的经理秘书刘敏娟，也是我的同县老乡，约我逛商场，不料却碰上了那个男孩，他硬是要把钱补给我。我当然不会要的，他说去过我原来的工厂，同房间的工友告之我转厂了，这几天每晚下班，他就在这一带转，想不到真的碰上你了。后来他请我们喝饮料、吃东西，花掉了一本书十倍的钱。

　　在黄江镇，一个广西的女孩送给我一个笔架；在常平司马，一个湖南的女工生拉硬扯，要和我合影留念，在常平，一个叫陈国红的广东女孩，也是个文学爱好者，一次性给我寄来了60元钱，还附了几个朋友的地址，请我逐个给他们寄书去，并且要亲自签名，写几句祝福的话作为圣诞节的礼物。此后，我就和陈国红成了好友……

　　她在娓娓叙述她卖书的故事，完全沉浸在一种幸福的回忆之中，这当中，有苦也有乐，最大的乐事是当每一本书卖出去，见到工友们脸上满足的笑容。

　　她说：“我认为，这不是对她个人有什么崇敬，而是对打工妹写诗出版这件事本身表示了兴高采烈。”

　　我也明白，汪洋决不是为了赚钱，真的没有想过赚钱。与她写诗，卖书相比，即使赚到几个钱，又算什么呢？我想，汪洋的卖书与我的《作者签名售书》一文中所描述的景况是多么的不同啊！卖书生涯并非全部都是诗，如同生活本身并不是处处都是快乐和美满的。当遇到危险的陷阱时，汪洋又怎样勇敢机智地保护自己呢？一天晚上汪洋到一家工厂签名售书，卖完走出厂门已经快10点了。没走几百米碰上一个驾辆摩托车的青年男子，口口声声愿以四元的价格“顺路”带她回厂。

　　她说：我走到金美管理区附近，青年男子载着她往苏坑管理区方向的小路开，那里是一片浓密低矮的柑桔林，黑灯瞎火，四周阴森恐怖。便警觉起来，我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几起凶杀案。感觉不对，立即叫青年男子往回开，他说到那边转个弯就到了。转个弯？她理直气壮地说：“我认识这个地方，认识这条路，没有人会舍近求远的，快给我停车！”青年男子没有停车，反而把油门加大了。她临危不惧，勇敢地从后面纵身跳下，爬起来摸摸摔得流血的手往回走。

　　青年男子却调转车头追上来，死乞白赖地伸手向她要车费。她用广东话坚决地说：“要车费？跟我到派出所！我还没找你要医药费呢！上车之前我就记住了你的车牌号码，你是跑不掉的。”响当当的本地方言，响当当的理由，对于任何坏人有一股巨大的震撼力，青年男子脸色死灰，吓了一跳，不敢再撒野，只好灰溜溜跑了。

　　事后她回忆起来，平静地说：“其实我根本没有看清他的车牌号码，我是唬他的，在这种人、这种事面前，我不能不采取保护自己的紧急措施。”

　　我不太懂诗，对于她的作品，我无法评价。我只想说，一个普通打工妹，的确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某市某报某编辑撰文大骂汪洋：“为了出名拿一栋房子的钱出一本很粗劣的诗。”我以为，这是恶意中伤，大可不必理会它。最后，我想引用东莞诗人方舟的一句诗来结束本文：因为爱诗，他们一无所以，因为爱诗；他们拥有一切。

　　这篇报道曾荣获了广东省好新闻二等奖，占据《东莞日报》整整一个副刊版面，还配了刘述康老师的评论文章和配发了我诗集中的两首小诗。

　　在1994年的六月，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打工妹能出版诗集，在整个中国还是首例，引起了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南方日报》、《江西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青年报》、《羊城晚报》等全国一百三十多家新闻媒介先后报道，我被誉为全国第一个出版诗集的打工妹，一时间打工朋友的信雪片般从全国各地飞来，有买书的、祝贺的、交友的，我结交了一批很活跃的打工文学青年，他们给我以无边的激励；几年后，他们也都成了作家并做了编辑、记者。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都跟他们保持着很好的联系。有些信，我至今还保存着，那是我一段刻骨铭心的辉煌记忆，我怎能忘却？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打工妹出书，已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层出不穷的打工者，成了作家，诗人，我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

　　《羊城晚报》记者主任冯平、还有陪同的两个人，由《常平报》主编殷凤铃带路，到我们那个小厂采访，事先给厂长打了个招呼要求配合。每人我赠书一本，临走，她们硬是要我收下了20元的书款，好令人感动。

　　很多文学爱好者给我写来书信，与我交友，还有一些是求婚的。报纸杂志一时间热闹起来，写我的人多，找我的人也越多。那些不如意，我早就忘了。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这不是什么好事，你可以听我慢慢道来。

　　33.

　　拒绝性骚扰，打着文学的幌子骗女孩子，平时最烦这种人。却偏偏要让我遭遇到。

　　广东省一家省级行业性杂志，有一个叫远方的编辑，发过我几篇稿子，经常给我打来问候电话，一聊就是半个钟，有时还不止，说一些关于文学关于写作上的趣事。我们聊得挺开心的。一段时间后，也许他很想见到我，总是告诉我，寄给他的稿子没收到，并且几次都是这样。我觉得奇怪，平时怎么都收得到呢？心里半信半疑，还要我去广州市玩，我一直没去，一是我工作很忙走不开，二是我实在也不太想去，面对一个大男人，可他坚持不懈，一再地邀请我去他那里玩，说他在家办公，不用坐班的。也有地方住，很方便的，我依然没动心。

　　《漂流花季》出版后，他说要给我写点东西，让我过去玩，顺便把发表的稿子的稿酬拿回来。我不好拒绝，只好答应有机会再去，先让他帮我代领，反正钱也不多，写稿为了充实自己，并不全为稿酬，有没有都无所谓。他却说很想见见我，要现场采访。人家是编辑，我只是他的一个普通作者，想想人家这么抬举我，自然不好意思再拒绝。

　　94年的9月1日，厂里放假，我的直接上司，也是生产部主管小桦要去广州看望男友，顺便让我结伴而去说路上好有个伴，她说你不是广州的编辑老师要你去他那边玩吗？一起走吧。我想了一下，反正有人同路，那就去吧，省得他经常说我不去看他这个朋友。到广州市天河火车东站，小桦被男友接走了，我独自一人搭公交车到华侨医院，打了个电话给远方，他接到电话很高兴，说马上过来接我。没多久，他骑着一部破单车，远远地向我招手。什么话也没说，叫了一句“汪洋，请上车。”

　　“我还在等汪洋呢？”我故意装作没事人一般，也故意试试他是否真的认识我，因此卖了个关子。“快点，别给我故弄玄虚，你以为我认不出你了。”他微微笑着说道。

　　坐在那辆破单车上，一拐一拐的，长长的石牌小巷，一条接一条，望不到尽头。好不容易才到了他租住的小屋，那个小屋不错，有四层楼高。他住在三楼，他问我有没吃饭，我在车上吃了点东西，也不想麻烦他做饭，就说在路上吃过了。而后坐在沙发上看书，翻完了沙发上所有的杂志，看到累了，便跟他天南海北地聊了一阵便无语了。他让我睡午觉，我说没这习惯，（我是没这习惯，这是真的，但我也防着他这个大男人使坏。这也是一点，其实我走累了，也想休息一会儿），已经坐了两个钟，我想走，但我又想等到小桦打我电话，因为说好了一起回去的。

　　“其实，你跟照片上的你比起来靓多了，可以拍封面。”远方开始恭维。“我拍封面，恐怕会影响别人家杂志卖不出去哦。”我知道自己有几两的。

　　他又拿过我的手说给我看手相，说我这段岁月是危险期，感情有波折，又说我小时候经常生病，是个多灾多难的孩子，我只是笑笑，不置可否。

　　他把我的手越抓越紧，两眼火辣辣的充满柔情，其实，我早就料到有这阵式，从他的语气他的眼神早已看出并有防备，我猛地把手一抽，愤然地说道：“一个破掌纹能预测什么命运、前程，这分明是废话来的。”“该回工厂了，时候不早。”我趁机开溜。“到了我这里就安心地玩，也该听我的话。”远方如是说，且说得挺暧昧。“好话废话都要听你的吗？”我不甘示弱，于是唇枪舌剑起来。

　　“算了，我的大小姐，就算我求你好了，今晚别走，我可以给你写新闻报道嘛，并趁我没注意时，从后面把我搂抱起来，看样子并非开玩笑。我的脸顿时拉得很长，沉沉的没一丝笑容。嚯地站起来：大记者，你听着，告诉你，如果你觉得我不值得你一写的话，那就算了，这没关系。想玩我，那没门，你以为我是那种女人随便跟男人玩的吗？我可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女人？你摘下眼镜看清楚一下，我到底是怎样一个女人。”说完我抓起手提包转身就走，这时我才发现他把大门的铁门早就锁上了。我就冲他发火，说再不放我下去，我就从这里跳下去，你明天就可以出名的了。他说：怎么可能，我好喜欢你！他说完拿着我手提包不放手，我说我真跳了，你再不放手的话，明天让警察来抓你吧。我说完抓住自己的手提包使劲往外跑。他却在后面拖住我的手提包。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想不到你火气还不小，不要这样嘛，你说不行就算了。我见他满脸尴尬地苦笑了一下。

　　“我一定要回工厂”这句话我说得很坚决，而且马上收拾起手提包，把该要的有我文章的杂志报纸统统塞进去。

　　走出那个客厅来到楼下，逃也似的往外走。他要送我，我不让。无论后面传来多诱人的喊声，无论那声音多有魅力，我仍头也不回地向小巷深处走去……

　　回到家，我抓起电话，在这头狠狠地把远方骂得狗血淋头，他却说你比深圳的某某打工女作家漂亮，却不如人家某某女作家得到的实惠多，原因就因为你死心眼。我笑笑狠狠地说：“我不要任何实惠，写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是汪洋，我谁也不做？就做真实的我自己。”

　　年底，我回家生孩子，第二年初听东莞的文友箫告诉我，说他有一个文友看到并告之他的，他的那个文友还问箫，说汪洋是不是曾得罪过什么人，为什么人家要这样损她。那个写文章的就是远方，远方在某晚报的某篇文稿中指名道姓大骂我的不是。骂我的诗集写的一文不值，刚好那份报纸在前一段时间，还为我作了半个版的事迹采访报道。远方在文章里骂我为了出名，拿一栋楼房的钱只为了出一本拙劣的书。他这样毁我，丝毫不会影响我诗集的销量。我的书好与不好。我想，谁说了也不算，读者说了才算，管他呢，笑骂由人。

　　从此，我再也没往那家杂志投过稿，也不想再跟远方有任何联系。但事过境迁，他早已不在那家杂志社工作，而我也不是当初那个只会写诗的青春少女了。我已经淡忘了那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旧事重提，希望能给那些像我一样爱好文学的女子提个醒，你们还要防着一点，那些打着编辑、记者旗号的文痞的骚扰。实际上二十多岁的我相当于一个白痴，到三十岁以后的我，一眼就能识破这种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