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东莞十八年

第五章 四处奔走，非我所愿

　　16.

　　女儿大了总是不中留的，我的父母跟全国所有的父母一样，也巴不得我早点儿嫁掉，嫁个好男人，像他们那一代一样，生儿育女过一辈子平淡而幸福的生活。

　　年底，我回了江西老家，春节期间跟我的表哥秋锋结婚了。结婚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事。秋锋等了我六年，也爱了我六年。他从来都没有过别的想法，一心一意追随着我的脚步。我要结婚了，并特意到邮局给老板发了一个礼仪电报，不是想让他给我送礼物，而是告诉她我已经是别人的女人了。就是让他死心，以后别做梦再打我主意的了。

　　婚礼是正月四日举行的，那天还闹了一些不愉快。晚上躺在新房的婚床上，想着以后的日子，不知因为是少女时代的告别，还是少妇时代的开始，我哭了。害得秋锋慌了神，不巧的是，我每个月的月事新婚之夜也来了，秋锋守了我一夜，我也哭了一夜。心情是淡淡的，甜甜的，酸酸的，真不是滋味儿，也许只有做新娘的女子能理解。总之，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那么难过。

　　那年正月，我们顾不上度蜜月，农村人没有蜜月，打工者更没有蜜月，秋锋要回厂，我也跟着来了，他在常平，我回到大朗那家厂，一边联系工作，当月就打辞职报告。再次打回常平，先在司马村的骏洋玩具厂做写字楼文员，有电脑用。两个月后升任仓管，工资加到550元，还包食宿，吃的不太好，但住的不差，为此我还介绍出一个老乡进厂。升任仓管之后就没电脑用了，我很不乐意，我刚学过的电脑用不上，到时又会忘得一干二净的，真是不甘心。

　　那时，会电脑是一门技艺，今天就不是了，个个都会电脑的年代，人们不会理解我们当年的心情的，你想想，我学的那么辛苦，而后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让自己有电脑使用权的公司。居然被老板告之，可以给你升职，长一百元工资，然后离开你心爱的电脑吧，你还笑得出来吗？加这些工资给我到底有啥用呢？我看中的可不是这些钱，而是学有所用，没电脑用，心里一直不是滋味，耿耿于怀的，但工作还是要努力完成的。老板说货仓是他的另一只“眼睛”。

　　仓管的工作你会做就轻松，不会做就辛苦，甚至连物料放在哪你都不知道？

　　我是会做的那群人之一，凭着较好的记忆力，再加之从旧厂搬到新厂时，所有的物料都是我亲手编号，亲手摆放的，加之我在建达厂做过那么多年的生产流水线作业，对物料清楚得很。凭着这点，我经常没事的时候在货仓里写诗，只要没人来领料，就是我的天下。当然，别人下班有时我还要等供应商来货、验货。吃饭多数不定时。这样，并不影响我的好心情。相反，我为自己能成为老板的“眼睛”而开心。

　　两个月后，我最终选择了离开，那里的本地主管很霸道，他每次跑到货仓都把东西乱七八糟地放在那里，也不给我点数就走了。我找他要数量，他不给，后来反过来找我要数量，我就说他你都没给过我数据，我拿什么给你？他就与我吵，他吵不过我，就回家不来上班了，车间一百多号人他也不管了。老板为了留住他，也没跟他计较，叫我以后少点理他就是。我觉得自己挺委屈的，我是那种与事无争的人，那个本地的主管见我轻松就经常捣乱，有一次去老板杨先生办公室那里告我整天在货仓里写稿子做私事。

　　老板杨先生听完后，笑得东倒西歪，给了他一句这样的话：“仓管，会做的人天天玩，不会做的人累死了还让人不满意。她能有时间写作，证明阿英她做得好，不然，这么多的料，连放在哪都找不到。”这句话是被我老乡彭小凤进老板办公室领绣花线时听到了。下了班回来偷偷地讲给我听的。

　　她说：“笑死了，阿英你知道老板怎么说的，他还夸你呢！你以后小心点，这人很小人的，以后一定还会用别的招数来损你的，那么多年的同事，我太了解他了。”其实，我很佩服我的老板杨先生，几年时间从无到有，到公司上亿的资产，六十多岁的人整天在办公室设计新产品，常常是办公室通宵亮着灯，别人也许有了钱就学会享受或玩女人，他是那种夫妻一起打天下创事业，对老婆特别好的的老总。六十多岁了还不断地学习英语，直到自己可以顺利地跟外国人交流、谈判。他艰苦创业也真是很不容易的。跟那个主管吵了几次后，我累了，不想再跟他无畏地吵下去，也是为了想再找一份可以有电脑用的工作，这也是我放弃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

　　17.

　　之后，我到了一间五金厂做了十三天文员，实际是啤机部门的统计文员，刚开始分在办公室处理啤机部的每日报表、帮主管做事，其次是在办公室接电话、生活条件还可以，吃的是干部餐，住的是八个人一间的宿舍，那个厂的人际关系有一点不好，写字楼里个个忙得很，没人管我这个新来的。我的上司是个香港人，姓林。我也是他招进厂的，他为人不错，让一个名叫红英的湖南的女孩教我。

　　每天，一早我就要做大量的工作日报表，计算每个员工的产量并登记造册，刚做的时候上手较慢，成天跟那些数字打交道，还要到啤机车间去测试员工每秒钟的产量，而后算出一天能生产多少成品。忙得像个陀螺一样团团转，枯燥的数字，嘈杂的机声，拿个手表到车间去测时间，红英每天把我做好的报表检查一遍，没问题就上交，有问题就指出来让我改好。红英满口广东话，说得很标准，他们在一起工作讲的全是白话，我有大部分都听得懂，我的工资却只有350元，红英有450元，比我高，但她不满足现状。过了几天得知红英也是我们吟香诗社的成员，诗虽然写得一般化，但她还读过高中，我天真地什么话都对她说，毫无保留，很幼稚地深信不疑，写诗的女孩心灵一定很美。说实在的，我也比较欣赏她，她比我能干，有工作能力。她也是才进这个公司三个月，也属于新人，虽不算漂亮，这并不影响我相信她是个好女孩。

　　下午两点钟后我一般在办公室接听电话，大事小事都要我去找人，有许多电话都是别的厂家打来的，大多数电话都是追货的，一找林生，他便让我应付，告诉人家车已经把货运走了。其实，货还没做好，有些甚至没有做出来，对方追问，他就让我挡着，老是骗人，我实在不舒服，也不知道那公司是怎么搞的，做得就有点烦，我是个诚信的女子，不喜欢骗人，但我又不能不听他们的话，挺拐扭的。

　　那个厂一天到晚有一股子塑胶味，很浓，让我每天有晕旋的感觉。再说这份工作让我做的好压抑，便觉得一点儿也不适合自己。做了十三天，还没有适应公司的环境。平时，我在以往的工厂做新人，最多一个星期就会与人混熟、并环境熟悉。但这个厂却不行。我觉得这里不适合我的未来发展，我应该去一个我喜欢并适合我的地方工作。

　　那一天，刚好我的老乡宝梅告诉我。她们周氏厂要招收文员，让我去试试，我便向厂长请了半天假，去我向往已久的工厂应聘。周氏厂很大，员工的工资待遇也很高，我非常想进去做品质部文员。那天一共有十个应聘的，个个学历比我高，有的是高中学历，有些还是大专学历。先是考试，给了两大张卷子，许多高中的数学题，我一看就傻了，根本不会。但语文很容易。记得第一道考的是：莎士比亚是哪一国的剧作家，他有那部代表作，记得当时我填的是英国剧作家，代表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旗开得胜，很轻松地过了第一关；第二关是拿了他们公司生产的收音机的英文说明书让我翻译成中文，并要读出来。国际音标我还学得不错，以我当时的水平倒是没费什么劲就交了完满的答卷。当他们要我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翻译时，我直言相告，有些英文单词我也不会，只是读下去，连蒙带猜做对了题而已。

　　其实，只是产品介绍和公司简介而已，不难，整篇文章来说，只要百分之七八十的单词认得，会音标，翻译起来一般会是对的，我们这一代人，大几岁的许多大学生英文学的不怎么样，有些还没怎么学过英文，所以虽然我学历比人家低，但还占了优势，这是主考官没有想到的。我被录用了，叫我第二天直接到公司上班。真是开心极了，马上跑去告诉宝梅说我明天就可以跟你一个厂上班了。

　　回到公司，我告诉红英，说我要到周氏厂上班了。红英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我把事情经过说了，说就等着次日过去谈定了工资待遇，再回来辞职去那边上班呢？

　　也许我高兴的太早了，第二天，我请了假一早就去了那个公司，得到的答案是说香港那边的经理不想见我了，昨天说的不算，她们让我回去，说这事至此为止。我愣了，怎么回事呢？昨天不是说得好好的让我今天来公司报到上班的吗？

　　我找到宝梅和在该厂做人事主管的九江老乡陈先生，他们很无奈地告诉我，说红英知道你要来后，就在昨晚她已打电话来状告你在她现在的厂里做得不好，才几天就想着辞职走人，对工作心猿意马，这样的员工你们怎么能收呢？他们说原来红英就是这个厂出去的，是陈先生炒掉的，她收受了车间员工的红包，介绍别人的老乡进厂，这在公司是不允许的。所以，陈先生亲自把她炒掉的。现在你又来做她这份工作，而你在那边刚好又是她带你做，她原来在这边的工资有近千元呢？现在的厂她也只能拿个四五百元就差不多了，你却跑到这边来顶替她原来的职位。你想，她怎么平衡，她跟了品质部经理那么久，她要是说你不好，不是好员工，她的老上司听她这么一说，人家还会要你吗？她在妒忌你呀？再说她也恨我把她炒了鱿鱼，正想找机会报复呢，只是一直拿我没什么办法，她恨死了我这个江西人，连着整个江西人她都是要恨的，包括你。现在你想进来，坐她以前的位置，拿高工资，她怎肯罢休，放过这次对她来说难得的报复机会呢？你被人算计了。

　　经他俩如此这么一说，我方如梦初醒。原来职场中也人心险恶，却被我碰上，这个女孩年龄不大，心却这么恶毒。她怕我过得比她好，我居然还那么相信她，把什么都告诉她了，真傻！她一定在五金厂那边也会告状说我去找工作了的。心里这样想着，怀着失落的心情回到厂里。下午上班，老板娘就叫我收拾行李走人，说你不是不想在我们这里做了吗？早走早好，我无奈地回到宿舍，收拾行李准备走人。红英来了，她居然还有脸来假惺惺地问我：“阿英，你那边要上班了，恭喜你啊！”我气得恨不得打她一个耳光，恨恨地骂她几句。可我没有这样做。说实话，她比我高大，跟她吵，我也只有吃亏的份。便反击她：“你现在看到了，这就是你要的结果，你要让我两边都丢掉工作对不对，你恨我们江西人是吗？前世，我得罪你了吗？你还说自己写诗的，你也配吗？”她的声音小的像蚊子：“没有，我没有这样。”可心里却在说，我就是恨你们江西人，我恨，谁叫你们江西人原来也炒过我呢。我从她的脸上读出了这句话。大概是她心虚吧，她估摸着我是不会知道自己怎么没有应聘上的。真是人心险恶。

　　走出厂门，厂长陈添骑着摩车过来了。他是桥梓村人，向来对我不错。他说：“你被红英害了，那个女孩心眼不好。我知道，都是他去老板娘那里告的状，阿英，你现在准备去哪？”我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会找到新的工作的，绝对不会比在这里差。”厂长执意要我上他的车，他说：“你东西太多，去桥梓我送你一程，反正顺路。”我把行李放在他的车上，拿到了老乡的出租屋那里。

　　第二天，我就找到了工作，是在袁山贝大众玩具厂。后来，那个叫红英的女孩因为加不到工资，还是没在那间五金厂呆下去，也灰暗地离开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她没加到工资，听说是看不惯她为人的厂长陈添卡住的。

　　事后，我告诉主编妮子，说起红英这个女子陷害我的事。妮子听后说：“如果事情真的是她红英干的，那她也太过分、太坏了，我希望不是她干的。”我笑笑说：“人家两边的人都向我证实了，那由不得她狡辩。当然，我也希望这不是她干的。”

　　几个月后的一个星期三晚上，桥梓吟香诗社开舞会，我在袁山贝上班，很远，但我依然带了工友阿芳和雪亚，叫上建达厂的文友满妧、小荣一起去参加联谊舞会。我见到了那个叫红英的女孩也在，我故意走上去跟她打招呼，她告诉我说她进了桥沥一家五金厂。她所在的那家厂很小，我也曾经陪老乡一起去应聘过。我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我要让她知道，我没在那两个地方工作，一样可以过的很好。有赏识我的老板欣赏我的工作能力，也一样有许多写诗的工友，我比她过得滋润、活色生香。而她，就再也找不到在周氏厂那样的高薪了。这个世界真小，依然还可以面对面。她会有一丝心虚、一丝内疚么？

　　很快，她就逃离了现场。那天，妮子说：“阿英你真有君子风度，换了我，未必就做得到。”后来，阿芳、雪亚、小荣知道了，那个叫红英的女孩曾暗算过我，气得想揍她。个个以蔑视的眼光看她。我说：“这个女孩，我一辈子不会忘记她，和她所做的一切，这是我一生的教训，我会感谢曾伤害过我的人，是她们教会我成长。”我学会了一句老话：“对你身边认为可靠的人，不要抱以幻想她会跟你一样，有一颗善良的心。”

　　18.

　　其实到袁山贝上班，我也是百般无奈才为之，也是运气吧。那天，我从五金厂出来之后，便把行李放在老乡那里，次日清早我便四处转悠，不经意地辗转到了袁山贝，很顺利地进入那家名叫“大众”的玩具厂。当时那家玩具厂招文员，刚好有个女孩不想做要辞职。她叫李红，办公室文员，是河南来的，听说另有高就了。急着辞工呢！李红对我很好，很怕我不做，她难以逃脱掉这份工作。

　　记得面试那天最有趣，厂长袁先锋问我：“你以前有没做过文员。”我说：“没有。”他说：“哪你怎么会做？我们要会算工资的。”

　　我说：“我原来那家厂都是我们这些做组长的算工资，不就是加减乘除嘛！你还有什么更难的吗？初中生都会的呀！”

　　他又问：“那你以前做什么？”“生产线管理，仓管也做过。”我答。

　　他又说：“你会不会讲白话？”我说我会，并现场对答了几句。他见我没问题，又拿着我的身份证来说：“你年龄太大了，小一些就好点。”这话像是说给我听，又像是说给他自己听。

　　他说：“那你写份简历来看看吧。”他心里却想，你简历上写的字不好我就有理由不要你。出乎他的意料，我字写得并不比他差多少，他对我满意了。问我想要多少工资，我说我以前都有600元了。他笑了：“说我们公司刚进来没有这么高？只有350元，你做不做？”

　　我说：“这么低，谈都不用谈。”说完我就开始走人。他们在场的几个人都叫住我，袁厂长说：“这样吧，我跟香港那边打个电话，下个月给你加到五百多，如果愿意我就打电话。”

　　我说：“那好吧，只要不是太低，可以考虑的。”他打了个电话给老板，把情况一说，老板满口答应。皆大欢喜，我就这样开始了漫长的办公室生涯。

　　风水轮流转，这会轮到我来管招工了。

　　前一天，我还是四处奔波找工作的人，第二天，我就有资格站在厂外招别的人进来上班了，招工是个生杀大权，别人都想进厂，你永远不能满足她们的需求。想想命运真是很玄的东西。

　　刚进厂，每天都要不停地加班。其实，我每天的工作较多，也杂，李红还没走，她在给我做交接工作，教我车缝部的工序怎么算工资，包装部的工序我倒是每一道都可以做的，那时厂里比较复杂，生产主管小桦跟公司总统计刘小明的关系不太好，其它部门主管包括厂长在内都站在生产主管这一边。当时，我一来就感觉那个叫小明的统计不太好，他听说我被录用了，他过来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只给我说了一句话，李红教你的工作你一定要学会，李红不教你的你也要偷偷地学会，你要多长个心眼。我心想这个人肯定没安好心。也许这个厂有派别之争吧。

　　香港老板是个女的，叫余昭旋，是个离婚女人。两个儿子都在国外读大学。我们都叫她余姑娘，这是香港对单身女人的一种称呼。余姑娘把小明当自己儿子一样待之，每次从港回厂，都要带一些衬衫之类的礼物给他。

　　小明来自四川，斯文有加，带一副金边眼镜，做物料成本核算员。没事的时间在车间、厂区踱来踱去，一双手放在后面，若有所思。经常，我就看见他是这样地悠闲。小明找我谈了两次话，希望我能跟他站在一起。其实，平常我最恨那些不好好做事，一心在背地里搞小动作的人特烦，我就不理他，做我自己份内的工作。

　　刚入公司，我除了适应工作，还为公司每天没完没了的加班想对策，因为我招进来的工人不到几个月又走了，只要有大的玩具厂招工，特别是我原来的建达厂，我们差不多是帮别人培养人才。我跟小桦还有包装部主管蒋兰芬提过，联合所有的部门主管，跟老板提意见，说我有一个既让工人努力工作，又不用天天拼命加班混日子的好法子。

　　我对小桦说，你每天按生产进度测试员工的平均速度，而后每天按10小时分配任务，按质按量完成任务就下班，加班费照给，晚上爱去哪玩去哪玩，或者给点电影票给他们，完成的看电影，没完成的继续加班。我的理由是工人们知道反正他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十一点，不管他有多努力，都得加。还不如省点力来陪你们这些主管磨洋工。还有一层心理是，员工认为反正死活都得加班，工资未见得高多少，做得快的完成还要帮别人，一样不能下班，因为是流水作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干脆混日子，慢慢地消耗时间。如果完成就能下班，且加班费照给，那肯定是另一番天地。我自己做过工人，了解他们的心态，我在建达厂刚当小组长时就是这样管理员工的。

　　后来，小桦觉得有理，商量后在工作例会上提了出来，并强调说是阿英的经历。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改革后的车间一片热火朝天，原来每天十一点还没下班的员工，合理地安排每一分钟。结果，晚上九点不到全下班了，有那么几个快的，晚上六点半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皆大欢喜。一个月下来，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了，工资涨了不少，但时间也用得少了，谁不高兴，最开心的是老板，第二个月准时给我加了工资。

　　我发现员工没事做了，又不知干什么好？于是又跟小桦和厂长袁生商量，由我负责搞一块黑板报。让公司给我两到三块黑板，发挥员工的业余文学爱好，利用节假日，每隔一段时间搞一次文娱晚会，让员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特长，也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大家一致响应，说我这个办法挺好的。

　　这样，也可以教育员工怎么用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教他们要团结、助人为乐。这样，大家有了精神寄托，打架之类的事就会减少。小明坚决反对，说：“我们公司的员工领工资写自己的名字有些人都写不好，还写什么文章。笑话，阿英，你的想法很好，但难以行通。”我说：“不认识字的员工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员工还是希望业余时间有自己的精神生活的。不信，你找工人打听去。反对无效，这件事我做定了。反正，我不要求公司给我编稿费，也不要求给员工稿酬，这些都是以后的事，先做好再说。”大家都赞同，少数服从多数。管后勤的陈昌志极力支持，拿了三块平常不用的大胶合板，涂上黑色的油漆立马变成黑板，订在墙壁上，一块黑板报园地就这样诞生了。

　　1993年五月的一天傍晚，利用我做人事的便利，开辟了一块黑板墙报并自封为主编，一周刊登一期。第一期稿，我利用三个晚上的业余时间，没占用上班时间一分钟，编稿、写稿、画插图。用的是粉笔字、一片绿色的芳草地就这样诞生了。我记得当时写了两篇散文，几首诗，还配了一些图，都是我花几个晚上做出来的。红黄蓝绿的粉笔，在我的手中飞舞着，像缤纷的蝴蝶，轻歌曼舞起来。因为是第一次做，我费了很多心，包括创作、诗歌。尽量满足年轻人的心理。第一期稿子做出来，很受员工的好评。当员工们知道这些诗都是我自己的原创时，他们下了班看的看，抄的抄，为了给他们一个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也为了给员工希望，同时不让自己唱独角戏，也要堵小明的嘴，我倒要看看，到底公司有多少爱好文学艺术的员工。我写了个征稿启事，让工友们没事给我写一些散文、记事之类的文字，小说、诗歌、小品都行，希望大家共同成长，把公司当成自个儿的家，并深受工友的喜爱与老板的赏识。有时，路过黑板墙报是竟然看见工友在抄摘我的诗文，有时我故意让出版面不刊发自己的文稿，工友们会问：“阿英，怎么不见你的诗，是不是工作太忙？”这让我很欣慰也很感动。

　　余姑娘回来后，看到公司变样了。员工们变得懂礼貌、也爱听主管的话，特高兴。知道是我这个小文员做的思想工作收到了成效，不禁对我另眼相看。袁生就说：“余姑娘，当初我本来想不要阿英的，看她那么大的年龄，就是看到她有这能力，才留下她的。”其实，他说的也是实情。当初他是有点嫌我大，如果那时他看出我已经结婚，也许还是不会要的。我也笑着开玩笑：“不要我是本公司的一大损失。袁厂长更是少了一个可以帮他写招工启事的。”因为他感觉我的字还行吧，每次该他写的招聘广告都由我代劳，他省心省力。包括一些抄抄写写，甚至消防考试、统计考试，他都是先拿书给我看，而后让我帮他答题。袁生有个爱好，就是画画。没事的时候，我就请他帮我画插图。他挺开心也特别卖力。

　　19.

　　“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奇迹般起崛起座座城……”邓小平同志的那次南巡，是支持、鼓励改革开放，民工潮风起云涌，“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再次涌现。我不知道广东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多的人？

　　那一年，我的处女诗《无题》终于在发表在《珠江潮》第二期，编辑部一并寄来了32元稿酬，两本样刊，心里特别开心。心想，终于可以在正规的刊物上发稿了。我把稿酬拿来买了两本诗集，一本是《汪国真诗集》，一本是席慕蓉的《七里香》。剩下的，我就买稿纸和笔。这时候，三十多元的稿酬算是很不错的了，我这一首小诗，也就十二行吧，有那么多，已经很意外的了。超过我二天的工钱，刚开始写东西，模仿的成份比较多。写多了，自然就不用再模仿了。并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广东的打工杂志大都有我的诗作和散文发表。

　　此后，我的名字经常在一些省市级刊物上亮相，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文学成了我的挚爱，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靠着这支笔，我的职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流水线员工到组长、仓管、文员，一年后我成了人事主管。我坚持学习，并且报名参加培训，每天往返于培训班与工厂之间，虽然辛苦，但相当充实。“社会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只要努力，你也可以成为太阳。”这句话成了我的动力源，文章发表多了，我的“野心”也日渐膨胀起来，我要出一本属于自己的诗集。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正读着海子的诗歌，每天清晨，我起来是一定要读一首诗的，海子、徐志摩、戴望舒、李白……找到谁读谁的？诗歌，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的那篇《阿拉祝福你，打工妹》一文刊发在1993年《佛山文艺》的第五期。《佛山文艺》有个“打工文学”专栏，因此，此书卖得非常火，读者大概喜欢她原汁原味的厂区文化吧。因为有了民工潮，之后，“打工文学”也开始热闹起来，后来，《江门文艺》等杂志也设有打工专栏，只要跟打工沾边的杂志都卖得很火，让杂志社狠狠地赚了一笔。谁做打工文学谁赚钱？那时能写东西的打工者不多，写的都是原汁原味、感情真挚、在场感极强，体现了打工者的现场生活和精神风貌，因而受到大家青睐。

　　桥梓村图书馆创办的“吟香诗社”，即女子写女子编之意。妮子是图书馆的管理员，也是吟香诗社主编。诗报是桥梓村出资印的，不定期印，另有块黑板，用油柒直接写上去的。

　　我一样喜欢写诗，那天，走过桥梓文化城，见文化城旁边有块黑板报，是诗歌专栏，女子吟香诗社。第一次听说这家诗社，回到公司写了稿寄过去，很快就有了回音，并且告诉我有时间可以带舞伴参加她们的诗友联谊舞会。我非常想去，但是要加班，基本上是去不了。后来，我又约工友小荣、满媛一起加入了吟香诗社，成了会员，并参加舞会，不久还成了骨干作者，我们为刊物出谋划策，并给自己取了一个大气的名字--汪洋。一不小心诗社红透了半边天，我成了诗歌爱好者最受欢迎的作者，诗给工友们摘来抄去的好开心，也交了不少文学朋友，诗社最多的时候逾百人，这段时期是我写作最丰收的季节。

　　此时的常平镇，这几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说我们经常聚会的桥梓吧。桥梓是东莞最富裕的农村，也是当时东莞十个先进文明建设单位之一。之后的1999年还被评为广东省文明村。先不说他那里农民的富裕程度，国民产值增长多少，这跟我这个外乡人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村里新建了图书馆和博物馆，有着浓厚的文化背景。还有一个“莲花”诗社，一个“吟香”诗社，在这个人文背景很好的地方工作、生活，民风纯朴而物质生活富有，这难道不是我的福份？

　　每晚，只要不加班，我便去图书馆借书看，哪里有许多我想要的书和资料。偶尔也去公园坐坐，望着湖心的满塘荷花，慢慢地体味、品尝桥梓文化远祖周敦颐的《爱莲说》而思绪飞扬，不免也有一丝惆怅升起，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家乡也可以建设得这么美丽那该有多好啊！我喜欢桥梓，不因为她富有和美丽，因为她有文学，我总坚信：有文学的地方就有希望。

　　20.

　　每逢佳节倍思亲。

　　中秋节，公司在饭堂搞节日联欢。事先我准备了好多节目，还进行了精心的策划。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橡棋赛、跳棋赛、乒乓球赛、篮球赛、踩气球、猜谜活动等分区进行。赢了奖品多一些，输也有鼓励奖，什么节目都可以上台表演，谁想上都给机会。唱支歌也行，奖品丰富，工友们积极响应。200多人的大厅，围成一个圈，一边看节目，一边吃月饼、花生、橙子、糖果，大家玩得开心尽兴。

　　我是整个晚会的主持人，我自己站出来，首先用普通话、四川话、河南话分别三种方言报了一次幕，一下子就把大家紧张的气氛搞活跃了。工友见我能用她们的家乡话报节目，都乐了。我说：“下一个，哪个来唱支歌？哪个，在哪里，站出来，在我身边来。”这是地道的四川广安话，我说得很顺溜。那可是邓小平故乡的方言，引得大家纷纷走上舞台，唱她们自己喜欢的歌，算是卡拉式的晚会，大家高兴就行。

　　那天，还来了一群特别的嘉宾，他们是香港东方时报的实习记者，香港社会大学的新闻系学生。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不得了。只知道，前些年，石排的一家工厂被大火烧了厂房，他们在采访中认识了一群打工妹。有个叫王丽的女孩就是幸存中之一。王丽在我们公厂做工，比我来得早，她们自己不讲，事先我并不知情。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王丽才过来，她只跟我说有两个香港的大学生想参加我们的晚会。我邀请他们一起跳舞、唱歌，并参观我主编的黑板墙报，与员工同乐。

　　过了两天，我们公司关心员工业余生活的事迹在香港的《东方时报》登出来了。许多人打电话给余姑娘问好，把我们的老板余姑娘乐坏了。她没花一分钱广告宣传做到香港了。你说她能不开心嘛，一开心就给我把工资加到了她承诺的五百元了。我那时进公司刚好一个月，人家说老板这么快就给新员工加薪还是头一回。

　　小明表面上跟我说好话套近乎，总以为他对我没什么意见。后来有一次听李红说，你信他呀？我是要走的人了，不妨告诉你：“阿英，这种人说什么你都不要信，他在你面前尽说好听的，说你能干，说你有实力，有领导力。背后怎么说你，爱出风头，卖弄才情，搞什么黑板报？纯粹是为自己出风头而已，显示她能说会写。其实，这块黑板是她自己想做的。”

　　我说：“是的，李红，我自己真的想做一份企业内刊。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也为公司出一份力，也希望从中发现一些对公司有用的人才。这难道也有错，我才懒得理那个小明。要勾心斗角找我算是找错对象了。你当面夸我，我就当你是夸我，一样的天，一样的脸对着他。我觉得，无论做什么，只要自己开心、快乐，问心无愧，对得起自己和那份工资，也就够了。至于别人说什么？我才没时间理会呢？我不是一个爱说闲话的人，老板请我来打工，也不是让我来搞事的。做好自己的本份，管你是谁？小明，不也是仗着老板对他好吗？”

　　那段时间，我跟余姑娘有过一次对话。

　　余问：“阿英，你来了有一个多月了，为什么你从来都没什么话跟我私下里说？”我笑笑，反问她：“老板，您就那么喜欢有人在您旁边告诉您这个不行，那个不好，这个做了什么，那个又做了什么？您觉得这是正常的汇报工作吗？我以为，那只是间谍所为。可是，我身边的工友做他们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各司其职，那些经常不怎么想着做好工作，只想着老板什么时候来，告同事一状的人，您不但不能奖励，还得罚款，因为他们把同事关系复杂化了，本来人家没做什么？她这么一说，就成了是非了。老板，您愿意你自己的公司每天有人给你打小报告。然后，人人自危，无心做事吗？您那也叫做事，那叫是非小人。”老板愣了半天没说话，最后朝我微微点了一下头，并说：“阿英，你说的是有道理，公司就是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

　　我想，我努力工作，别的事一概不管。你小明还能对我怎么样呢？

　　订单少了，工厂生产进入淡季，小桦少了许多陪工人熬夜的时间。她坐在写字楼，有时跟我聊聊管理，聊聊生活。小桦是广东鹤山人，大眼睛，短头发，身材苗条，个儿高高瘦瘦，豪爽的个性、风风火火的处事风格，像极了男儿，大家都非常喜欢她，包括手下的员工们。没人对小桦有异议。小明势单力薄，跟小桦吵过几次后，见没人站他一边也只能在背后打些小报告，小桦根本不理会，惹火了她就跟狠狠地与他吵一顿。

　　其实，小桦是个很好相处的女孩。她工作努力、样样都亲力亲为，是那种可以独挡一面的女子。23岁的小桦听说找了一个男朋友。姓陈，自己做老板，早就想让小桦辞职回家跟他一起创业。但小桦舍不得做了六年的工厂，她十七岁在家乡鹤山做车缝工人，什么都不会，家人都笑话她干不了几天准回家不干。结果，小桦硬是干得有声有色，余姑娘看上她那股子冲劲，硬是把她挖过来做了车间主管。几年后又升任整个厂的生产主管，负责整个厂的生产运作。余姑娘不在，所有的责任都在她一人身上。小桦是个好强上进的姑娘，没有她做不成的事。小桦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听我讲建达厂的先进管理，因为建达有七八千员工。厂大，福利待遇好，我们大众厂的新人只要会了，那边一招工，立马就有人往人家厂里跑。也难怪，在一个规范的大厂做员工，人人心之向往，工人的举动可以理解，谁不往高处爬呢？

　　但这个严重的问题带来的后果就是一批一批的熟练工人流失，对公司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小桦认为我帮她找到这些对策让员工心甘情愿地为老板卖命而特别开心，所以经常找我聊这个事。比如我做的黑板报、文娱晚会这些那边都有，并且做得非常好，我只是依样画瓢，搬过来照用，也尽自己的一份力。

　　做了厂刊，效果却出奇地好。一般情况下，员工再也不随意离厂了，感觉在厂里找到了作为主人的家的归宿感。再说改革后工资也上涨了一些，加班时间减少，一些员工的言传身教，新员工流失的少了。余姑娘当然很满意，因为最大的赢家就是她，她经常说我是大工厂出来的管理人员，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我每天快乐地工作，其实，我每天只用三个小时计算员工的工资日报表，其余的时间就做一些行政琐事。比如后勤的监督、包括饭堂的米和菜过秤、秤米给煮饭的厨房阿姨、检查员工宿舍、上下班帮员工们开每个宿舍的房门。像个杂工，监督他们有没佩戴厂牌、接听来电，每周出一期墙报，大多数时候比较忙，特别是招工的时候就更忙。有时忙得团团转，剩余的时间就属于我的业余时间了，每天做完工资表与一切繁杂事务，就开始我的文学写作。别人要是写稿组长也许不肯，但我写作是因为要出墙报，谁也不会说我假公挤私，因为这也是工作需要，偶尔我还把员工的作品拿来品评、修改，有时也跟小桦、陈昌志她们讨论一番，她们有时也加点意见。我的月工资500元，再加偶尔有些杂志社寄来的稿酬，日子过得挺滋润的。

　　每次工厂放假都是我亲自到各个车间去通知的，特别是周六。所以，每次我去车间，所到之处员工们觉得特别开心，她们说阿英姐来了准有好事，明天我们准备去哪休假呀？最好玩的是将兰芬管理的包装车间的员工了，我有时就逗她们说：“想放假呀，没门，明天货柜要上飞机，努力工作吧。”她们见我说话不像开玩笑，正失望中。我突然间来一句：“明天谁愿意跟我一起去虎门郊游呀？想去的到阿英处报到。”“哇，明天放假哟，我就知道阿英来了准有好事！”经常是这样，我有时让她们失望，有时让她们高兴疯了。

　　说真的，员工们挣点钱也不容易。所以，我在工作中能通融的尽量通融。比如，她们忘了配戴厂牌，原本是要罚款五元的，次数多了，也是一笔不少的数目。这扣那罚的，到手的还有多少？我自己是流水线上做出来的，我知道她们的苦，所以吓吓也就算了，记了名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罚过一次款。

　　当他们拿到工资，就知道我私底下放了一马，挺感激的。除非太过份的，一般我是不愿扣人家钱的。他们也愿意听我的话，有时，员工之间因为利益上的事发生冲突，她们的主管没办法解决，我只要出面，他们一般都会给我面子的。我能跟他们同吃也能一起干活，他们不会把我当成坐在写字楼站着说话不腰痛的人。

　　我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份子，谁有了不顺心的事，总爱私下里跟我说说。他们都说，这样心情就好过许多。我成了她们的知心大姐，心理咨询顾问，我也乐意做他们的参谋。一般情况下，我能尽量帮到他们的我就帮，帮不到也没办法。

　　做稳了这份工作，而且做得挺开心的，在我的诗中，有意无意中多了一些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感觉。走路生风，哼着歌儿，经常发现，工友们居然在百忙之中还有心思抄摘我的诗，如果有时候我故意留出版面不发自己的。她们就会问：“阿英，你是不是很累，没时间写，这期黑板报怎么没有你的诗。”见工友们喜欢我的诗，也分外得意，还有，感动啊！那有人不喜欢人家在意自己的东西呢？

　　那个时期发表的作品，以描写生产流水线上“蓝领”工人生活为主，曾轰动一时，可称为“蓝领”时期，我的这些作品，写到生存的艰辛和挣扎、生活的感悟、企业与工人的劳资矛盾，不少作品还写到企业主因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或克扣工人劳动报酬所引发的工潮。打工的过程，也是一个梦想破碎的过程，许多人满怀希望而来，看到的现实与理想相差何止万里。也有一些人，在打工中成就自己的梦想。

　　我从一些杂志上看到80年代末的作家作品中开始有人写“包妹”了。有些女孩经不起物质的诱惑，有些女孩也许因家贫所迫，成为“包妹”。如《特区打工妹》电视剧中的打工妹。我自己在工厂，身边没有这样的姐妹存在，也体会不到她们的生活。但能看到作品中理想被现实生活中体现的挣扎和生存所替代。

　　这同时也是一个由年轻到成熟的过程，经历是阵痛的。有的人也成了主管、厂长。他们写的是痛与生存，我写的也是生存、成长与感悟。只不过，我用诗歌和散文的语言表达方式，再现生活。我在苦苦的挣扎生存中写着自己漂泊流浪的故事。

　　我的那些故事，滋养着一批批来自异乡的打工姐妹。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来说，城市还没有足够的宽容度来接纳和认可我们，我们跟本地人还有许多难以磨合的观念冲突。我的那些东西，真挚、真实，基本上原汁原味，有的是让人感受、咀嚼的生活，线条比较粗，人物比较单调。人与人没有明显的利益冲突。

　　当然，我不会写小说，也在工厂，没有那些难以表达的复杂化的东西需要我来表现。我写的都是我们兄弟姐妹们的真实生活。所以备受喜爱。

　　2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说他们河南人老是要吃窝窝头，这世界怎么了？我是可以理解的。她们不喜欢大米就像我们南方人不喜欢面食一样。

　　厂里新招两百名员工，河南的，听说也是劳务输出来的。跟我不一样的是她们出来不用考试也不用进行体检。

　　那天我做了整天的接待，帮她们分宿舍，分车间，办理工作证，领工具什么的，好忙呀！我们老板收的押金也多，具体多少我已经忘了。只知道，我和陈昌志两人忙了一天，也都累了，只记得有些姑娘文化不差，综合素质也高。长得还不错，我们正为公司增添这么多的新员工感到开心跳跃呢？公司早就该招兵买马了，老员工们很辛苦了，货越来越多，老板的钱也多了，员工也挣些小钱，工钱也发得准时，再苦再累，质朴的员工们也愿意干。出外打工不就是为这点钱嘛！

　　才过了二天，陆陆续续有新员工表示对公司不满。她们说我们做的东西不好吃，没他们家乡的面包、馍馍、面条、窝窝头好吃，应该要找几个她们家乡的女子来做馒头、油条之类的早餐，并且吵得很凶，主管们没啥办法，当然想到我这个管人事的。

　　那天，我把她们两百多号人召集起来开会。

　　我说：亲爱的同事们，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本公司工作，我代表公司全体人员对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你们刚来，生活上有很多的不习惯，也难怪，你们还没适应南方快节奏的生活，这我和大伙都能理解。我刚从家乡来到东莞时，也跟你们一样，很多菜都吃不惯，再加上没辣椒吃，真的很不习惯，所以，大家的心情我曾经经历过，也非常理解你们。以后慢慢会好的。

　　听说你们在车间里跟主管反映过，还听说你们提了几个建议，要做你们家乡的口味。早餐，你们想吃馒头，面条，我答应，你们自己从中选出一位比较喜欢做饭的人选，我让他在饭堂上班，每天做你们爱吃的早餐，你们看怎么样？员工们齐声说好！我又说，中餐和晚餐呢？还是按老习惯吧，这时下面的声音很杂也嚷嚷着。我说：大家安静一下，我话说完了你们再提你们的意见，好吗？这时她们不出声了。

　　我继续说，你们是河南人，对不对？要吃河南风味的伙食，对吗？那我们公司有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兄弟姐妹，江西的、湖南的、湖北的、广西的、广东的、四川的、贵州的、每个地方的伙食都不一样。有的吃辣，有的不吃辣，有的吃甜菜、有的要吃泡菜，你让我怎么同时满足那么多的人？再说了，我们厂又不是大工厂，可以开几个不同风味的食堂来满足大家，怎么办？

　　那只好委屈各位，你们在广东工作对吧，大家都在这里，谁也不用迁就别人。大家都吃广东菜，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生活，就应该适应这里的口味，这里的水土，让自己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你们说呢？

　　如果个个都要吃自己的，那我们这个饭堂还怎么做呀？你做厨师，你来试试。不要以为，这不习惯那不习惯，你们就得习惯这种生活，只有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你才能安心地工作，快乐地生活，在这个城市生活下来。以求更好的发展，大家说对吗？

　　你们今天这个跟我说，不吃这个菜，那个跟我说，英姐，这口味不对，你说你还要不要做下去呀，你们要学会生活，快乐地生活。知道吗？这是你们的立足之本。否则，你们除非选择回家。要想在这里干下去，一是适应生活，二是适应工作。没有别的招。希望你们在两个月之后，一切都过得跟在家一样开心吧。

　　他们听我训了半天，都不再吵了，感觉我说得有道理，都不出声。一个个默默地回车间上班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黑板上做版，红绿蓝黄缤纷的粉笔弄得我手花花绿绿，我先用棒子条打底线，然后才在格子里写字，我这人写字老是出格，因为我的字写得大、豪放的那种。当我正写得起劲的时候，一个女孩跑过来叫我，说：“你是阿英吗？”满口的河南普通话。我回头一看是刚进厂的河南那批女子当中的其中一个。她说：“我找你很久了，我喜欢你的诗，你在画插图呀，我帮你吧。”

　　我说：“我正愁一个人忙不过来呢？好吧！谢谢！”说着我把粉笔给了她，我在一边写，她在一边画，说实在的，画画她可比我强多了。十一点多终于三块黑板都忙完了，我累得满头大汗，请她到外面小店去吃宵夜。她告诉我，她从小喜欢文学，也试着写一点小说，在河南汝南县的一个小镇，过着悠闲的日子。一看她这人就挺有个性，有一双忧郁的迷人的小眼睛，脸上有种淡淡的美丽和淡淡的忧郁，头发遮住了半边脸，令人怜爱的一个女孩。她告诉我，她叫小芳。小芳我记住了：村里有个女孩叫小芳……因为我想到那个李春波记忆里的乡村小芳，唱响了大江南北的乡村和城市。小芳告诉我，自己连高中都没毕业，因为跟爱上了不该爱的语文老师，便趁机逃离了学校，来到南方。我问小芳：“适应南方么？”小芳说是有许多不习惯，比如饮食、工作、想家中的父母等等。“这你刚来，又是初出这么远门，想家是难免的。”我劝慰小芳。

　　小芳说英姐其实你很厉害的，那天我的老乡们都说不改善生活就不干活，回家算了。被你那么一说，都把她们给震住了。其实，你讲得很有道理，每个人都想吃家乡口味，那工厂还开不开呀？我觉得小芳理解我，挺开心的。

　　那天，我也不知哪里来的这股子劲，想起来也好笑，几百人都被我的气势震住了。以后的日子，小芳经常帮我做事，给我写稿。说实话，她写的小说真的让人感觉不错，还有一些意思，小芳培养一下还是有前途的，小芳受我的影响，扬言要把写了几年的小说不写，另起炉灶写诗，她的悟性很好，我给她指点了一下。居然，每天都有诗拿给我看，让我批评，我也乐得有事干。

　　有了小芳的日子，我的业余生活多了色彩，我在工作能帮她的就尽量帮，下了班经常在一起探讨文学，也经常带她去参加社交活动。

　　那天，走过桥梓文化城，发现自己很久都没去了。

　　自从离开志诚厂，我见到外面的黑板用油漆写着一首一首清新的诗歌，围了许多人。我看了半天，原来他们都在抄摘我的诗，我开心极了，恨不得跑上去告诉人家我就是那个写诗的人。有一天，那边打来电话，说是有联谊舞会，希望我可以带几个同伴去玩，最好是诗歌爱好者。

　　我叫了满妧一起，去桥梓玩，之前妮子还一直以为我是男的呢？那晚很开心也很尽兴，还结识了不少的朋友。那一年，我写了许多诗，也不敢说写的很好，但我是用真情在写，写出来的东西也情真意切。满妧最了解我的，我们如火如荼的人生，火热的打工生活，全部在诗里行间，一行行辛酸，一串串泪与汗水，全在字里行间闪烁，后来也叫了小芳和几个爱好者去了几次。

　　那段时间，是我最丰收的季节，我的诗不但载满了地方小报小刊，也发到了省市地级杂志，一个月下来，稿酬多过工资，真的特开心。自学、写作成了我亮丽的床上风景。

　　这个时候，我的写作条件是舒适的办公室，比起在建达做流水线的日子好了许多，再也不用去洗手间看书写作了，如果我愿意，办公室的灯可以开到天亮的，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面我们带出来的。我的许多家乡出来的小姐妹也在那边厂里做了小组长、品检员之类的“官”吧。打工，算是有些滋味，有些奔头了。

　　22.

　　那天下班后，秋锋买了辆凤凰牌新自行车，兴冲冲地从镇上跑过来找我聚一下，在黄昏最后一抹晚霞悄悄地透却了她的光辉。不知何时，三五成群的打工姐妹们也都回厂加班或休息去了，那片如茵的绿草地，剩下的是对对情侣的低语，习习晚风的沁人，坐在这里确实是种享受。那简直是世外桃源，坐惯斗室的我，由衷的感慨：大自然好美哟！

　　当然，我和秋锋也成了风景中的点缀。好久不见的我们，坐在草地上天南地北地神侃，不知不觉已过了九点，再看看新修的公路上，仍有双双对对的恋人来来往往。不远的电子厂还在加班，便不以为意。谁知，丑恶的黑手正悄然不觉地向我们靠近，公路上突来了四个男的，一会儿又像情侣一样，手拖手肩靠肩向草坪里走来，我感觉不妙，料定是打劫的，便拍了一下爱人秋锋的肩膀，说我们已来不及了，也跑不了得想法子对付。随之我俩同时站起来，秋风捏紧了拳头。这时，我对着靠近我们走来的歹徒大喝道：“你们想干什么？”“嘿嘿，识相点，老子借点钱用。”高个子盛气凌人并恶狠狠地说。

　　说完便一齐扑向秋锋，他拼命反抗终因寡不敌众把身上的钱财洗劫一空，可就在这当儿，我拼命跑向公路大喊大叫：“来人啦，有人打劫……”旷野里传来我凄厉的叫喊。

　　然而，回应我的除了晚风，就是四个歹徒和一把明晃晃的架在我脖子上的尖刀，这一切使我永生难忘，我的日记中明明白白地记着那是94年4月8日的夜晚9点多钟发生的事情。

　　“有人打劫，有人打劫……”，两个歹徒立马跑过来拦住我说：不许叫，把你的钱也拿出来，并把刀架在我眼前晃了晃而后架回我的脖子上。此时，我反而镇定了，说：要钱可以，跟我到厂里去拿，这里只有破厂牌一个。说完我把工作证亮出来给他看了一下，歹徒们怕我的叫喊引来巡夜的治安队员，赶紧溜之呼也。

　　我们赶紧回到公司打110电话报警，很快当地的一班治安员就来了，问过一些情况后，我俩亲自带着他们去抓歹徒，包围他们有可能出逃的路。走了很宽很大的荒野，到处搜捕。结果，抓到了两个歹徒。他们身上带着作案工具，一把锋利的菜刀，却不是架在我们两人脖子上的那一把刀，治安员叫我们去认。结果很失望，那两个人不太像。我们说搞不清楚是与不是，但肯定这两人也是坏人。后来，那两个被带到当地派出所去拘留了。这算是一对替死鬼吧。当然，只要他们作案，还会被抓的，要知道，公安也不是吃素的。

　　那一刻，我真正体验到生与死只隔着那么一扇门，这是血的教训，我希望给朋友们一些教益，打工者没有自己的房子，晚上谈情说爱喜欢到外面去，清风明月的，多好，可是，挚爱的情侣们，请别再去那些偏一点的地方，以免，罪恶的黑手伸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