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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天上掉了个好事情

  1.

  五月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赣中南这片红土地上,杜鹃鸟的鸣叫,如夜莺,婉转低吟的歌声,美妙极了。

  1986年,十七岁的我初中刚毕业,身体还没发育完全,瘦小,头上扎个马尾辫,或许是营养不良吧,脸色菜黄菜黄的,就因孩子多的缘故,家里供不起我再读书了,便不继续升学,而后跟着村里的“嫂子军”去收破烂,卖给村里一个浙江人开的工厂。每月运气好时赚取几十到百把元不等,我便成了村里孩子学习的榜样。很多少妇都要我带着她们去做这种业务,因为做多了,我懂行情,又会认货。所以,比在厂里做临时工的女孩们还挣得多一点。

  要不是那场劳务输出招考,也许我早就成了乡村里一个勤劳勇敢艰苦持家的农家女,延续着父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

  那是1987年六月的事了,那天突然听到一个特大的好消息,说县劳动局要招收一批人去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务工,条件是至少要有初中学历才可以报考。不几天就证实了这个消息的可信度,因为村里的高音喇叭果然播出了这一对村人来说千载难逢的好消息。这下村里可炸了锅,年轻人别提有多高兴,大家看到了希望,可父母们呢,高兴的有,发愁的有,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高兴都是相同的,愁的就各不相同了。

  因为报名人数特别多,每个乡镇分配了名额,分到每个村子里,就只有一男一女的名额,上面的政策是,如果有高中学历的青年就没有名额限制,直接报名就可。只有初中学历的还得通过笔试,能不能去还是个未知数。

  有关系的,大家削尖了脑袋走关系,像我这样的,跟村支书家有些亲戚关系。可他自己的女儿、他弟弟的儿子、他妹妹的孩子,加上我这个他外孙女的孩子,都在同一个村子;各队队长家的孩子,还有每个生产队有初中学历的年青人,到底给谁去?算起来十多个够条件的初中生,他也犯愁了。为了公平起见,要我们统统摆出毕业证,抽签,抽到谁归谁?

  也许命该如此,好运青睐我,六个女孩共一个名额刚好被我抽到,男的是我的一个同学,是小华。当时的村支书顺爷爷五十多岁,他鼓励我们,要争气,现在的名额就是你俩的了,这是大家让出来的。考试考好一点,争取出去工作,你们才对得起大家。

  考试难吗?我不怕,初中生考的无非是初中学过的东西,从来我就不担心。至于深圳特区在哪?我的印象里只有那部名叫《深圳姑娘》的电影,记得一个阳光女孩,开心地笑在娇阳下的感觉真好!

  从那天开始,我们每天都向往深圳、广州、想早一点考试,心在飞翔,早已飞向远方,做着城里人的梦。

  考试那天,第一次坐汽车去县城,父亲非常关心,亲自陪着我去党校的考场,我在里面考试,他在外面徘徊。他认为,这一次,有可能改变我的命运。

  在父辈的眼里,跟他们五十年代,从农村招人去煤矿、铁矿一样,后来那些人都留在矿上,吃永远的国家粮。

  没想到的是,在考场上还有许多是我的同学和校友们。她们都找我偷偷地要答案,恰恰我认为这些题比我们中考的考题更容易,自己有绝对把握。也就不怕给她们抄答案了。我也希望她们都能考上,都能去广州或深圳,到时候还多有几个伴呢!考完后来到叔婆家里,叔婆那时是我们县的组织部部长,她打电话去查我的分,说万一考得不好,她可以通过关系帮我的忙。我让她放心,我说至少有九十分以上,如果没有人走关系顶替我的名额,绝对不会没有我的份。

  也该轮到我走运吧,我的两科成绩考了一百八十分,占绝对优势。也顺利通过了健康体检、那些年国家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出远门是要开证明书的,我们的证明书上有村委会、乡政府、县委、劳动局、人事局、医院、派出所共七枚公章,所以我们后来去找工作,走到哪里人家都要,这是后话。叔婆笑了。我孙女没吹牛。不错呀!什么事都做完了,就等着去广东了,我们早就向往着深圳了。

  事情追溯到1987年上半年,一日,永新县委的同志对东莞、深圳的劳动局的同志说:“咱们一个县就有两万多农村青年,老区穷,就不了业,整天待在地田也挖不出几颗银子,一些无知的青年在街头打架闹事,广东正在招商引资发展工业,要能给我们解决几千人的就业,也是帮我们老区人民的大忙呀!”

  五月,乡广播的高音喇叭里把这个消息播出,村委会立即通知组织人员去参加招考,四邻八乡顿时沸沸扬扬,后来我又听说不单只是我们永新县,连隔壁的宁岗县都在向深圳特区劳务输出待业青年,整个井冈山区沸腾了。那些天流言满天飞,说什么的都有:“干嘛全要女的,男的却没几个,该不是去给人家作保姆,服侍我们光荣的残疾军人吧?能服侍军人,那也光荣嘛!这是好听的,也有说不好听的,说我们或许是要送到香港的妓院去吧?”

  “深圳那地方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去过那地方挑过盐,那地方都是矮房子,刮起台风来连屋顶都吹着跑了,现在都兴水泥瓦了,打下来咋办?”美英的父亲说。

  “那地方听说跟香港只隔一条河,特务卷了裤脚就可以打过来。”老一辈人的议论怎么也抵挡不住我们那些向往山外生活的少女们。

  “我们只是去试试看嘛,鸟儿长大了也要往山外的世界飞翔呢。”

  爷爷说:“孙女,你们最好别去,那里在搞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许多外国人的观念带进来了,不好的。”

  我68岁的爷爷从来都没离开过他喜爱的长孙女,很怕自己年龄大了孙女走了永远见不着了。其实,爷爷平时挺开通的,这回也自私起来了。

  “那里是中国的土地,谁敢到那里胡闹,那地方也是有共产党管理的,不会乱的。”村委书记顺爷爷和一些干部这样说。

  又过了大约十天,乡广播站的高音喇叭通知我们大家准备好行李,即日出发,我的目的地在哪?连他们也不知道?父母为我买了双新鞋,收拾包裹,次日一早,送我到县劳动局集合。

  到了才知道,我们去的是第一批,赴东莞工作。中午叔婆全家为我饯行,叔婆给了我很多城里小姑,也就是她女儿的旧衣服要我带上,说是给我穿的,说出门在外,自己关照自己,同去的是六十名清一色的女孩。

  过关斩将,有些没考到的女孩,哭着求着要去,可劳动局还是没让去。她们可羡慕我们呢?那是几千个里面挑出来的呀,简直是女子特工队。

  听说,我们这次招考,有六千多人报名,到最后只录用了二千人,我感觉我够幸运的了。叔婆不放心我,她说:“英子,你最好去第二批吧,我打听了一下,听说第二批是去深圳工作的,你们这一批我也打听过,分到东莞去。深圳是特区,肯定比东莞好一点吧,反正,我可以帮你说一下,分个好点儿的工作,你考虑一下。”

  我笑笑说:“谢谢奶奶关照,其实我感觉,分到哪个城市并不重要,我认为你安排一个办公室的轻松工作给我做,如果我没有能力去做,还是做不下来的。我感觉,是金子都会发光的,你就让我自己去闯闯吧。”

  我心想我爷爷他老人家年龄大,还是怕哪一天见不着我,一直反对我去外面闯世界。还说一个小女孩跑到外面能挣什么钱,你没挣钱家里不也照样过日子吗?我怕这一次不去,以后也许我家人变卦就再也没机会了。还有,我真的很想早点去广东。

  叔婆却开心了,她说:“好样的,我孙女儿有志气,我不拦你,也不帮你,相信有一天你会混出个样子来的。”

  就这样,我天天盼,天天盼,盼着要去广东,这一天终于等来了,那是1987年端午节的前三天。乡里通知我们到县劳动局报名,办理各种手续后,加盖了从村到乡再到县里的各个部门的七枚公章。

  交了五十元的车旅费给劳动局,我们这一群从来都不曾离开家乡一步的少女,坐上两部从县劳动局出发的大巴车。一路欢笑着向广州方向渐进,车子启动的那一刹那,有的女孩哭了,来送行的家长也哭。我看见,母亲的眼里也蓄满了泪。唯有我,笑着安慰所有的母亲说:“哭什么,我们是去工作的,你们就当我们是去当兵好了。有什么好哭嘛?我们会给家里一个全新的女儿。”家长们和一同去的女孩听我这么一说,破涕为笑。

  就这样,我走出了大山,走出了生我养我的家乡,走上了异乡的土地。

  2.

  山道弯弯,望不到尽头,人家说,山的那边还是山,我想,我能走出这山外青山么?

  两部大巴车在一路欢送、一路鞭炮、一路哭哭笑笑声中远行。领队的是劳动局副局长欧阳范德叔叔和刘主任,欧阳的皮肤长得黑黑的,人挺好的,也挺热情,对我们更是关照,他一路上逗我们笑。过了赣州地区的版图,就快到了广东省境内了。

  这时有人提议,我们就要告别家园去远方,唱支离别曲吧,记得说这话的人是海珠,说着她轻轻地哼起了当时很流行的离别歌曲:“只有离别时候,才知时光短暂,纵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再见,再见,等到明年的这一天,再见,再见,等到明年的这一天……”顿时,满车子全是哭声,离情别绪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车子依然飞速行驶在公路上。

  我擦干眼泪,望着窗外的群山,青绿如黛,心情渐渐开阔起来,当穿过遂川隧道时,一股清新的风吹面而来,“哇,好凉爽啊!”大家不约而同地大叫。走了一天,车子开到广东韶关时,不知谁看见了茄子和辣椒树,又大喊大叫:“这里的春天真早,你看都结了这么多,而我们家乡还刚刚栽种呢!”那时还没到端午节,我们家的茄子辣椒还刚有个好苗子,这边就结满了沉甸甸的茄子和辣椒,我们开心得大笑,都说你们快看呀,车窗外是一片片辣椒和茄子,还有豆角之类的植物。欧阳叔叔说:“是啊,如果不是来广东,你哪能见到如此风光呢!你看你们刚才还哭,广东多好,这么早你们就有茄子和豆角吃了,真好啊!”他这一说,逗得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更好的风光还在后头呢!”走南闯北的司机也爆出了一句。

  “唉,你们那班人到了东莞好好干,干出个样子给人看,你们有文化又年轻,如果干好了,说不定还会转成城市户口呢!让那些在家里说长道短的人看看,我们是去做工人还是服侍人?再说了,以后就不要我们搞劳务输出了。干好了,你们可带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同学去那边做工。但你们在外一定要听领导的话,做事要积极肯干,任劳任怨,千万别做那种有损家乡人形象或偷鸡摸狗的勾当。要团结姐妹,虽然你们在家大多互不相识,但出了省就是一家人。”欧阳叔叔语重心长地对我们大家说,大家都把他当大哥一样尊敬。

  欧阳叔叔要我们一路唱歌,一车年轻的姑娘顷刻间让歌声洒得满路飞扬:“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哟嘿,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哟嘿……”,“江西是个好地方,好呀么好地方哟嘿,山清水秀好风光,好风光……”一曲接一曲,歌声传得很远,飘散在公路上,大家的情绪很高涨,不停地唱,不停地笑,飞歌笑语温暖着每一个少女的梦,每个女孩都有一个美丽的梦。

  两辆车共六十人,清一色的女孩子,与我同车的女孩有四妹、小青、小敏、海珠、玉梅、回妹、云霞。云霞和我是同村的,海珠是龙田乡凤山村的,还在读高一,跟云霞是文竹中学高一班的同班同学,是海珠在化肥厂的舅舅托的人情,她俩才来的,连考试都免了。除了玉梅和回妹是高溪乡的,其他几个女孩都是我们乡里一个学校一个乡的,就是他们考试都抄我答案的那几个。我幸庆自己给他们抄了答案,现在多了同伴一起出行。

  大家一路相互关照,在南雄的一家店里吃午饭,完了欧阳叔叔还带我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雄伟、肃穆的南华寺。寺院雄伟气派,一个个佛家弟子从我们身边走过,口中念念有词。那晚,夜宿在梅岭的一家旅馆,触景生情,我想起课本里学过的陈毅的诗章《梅岭三章》,对驻立在面前的绿色梅岭感慨万千,思绪飞扬。我为陈毅的慷慨激扬,也为自己真的看到了书中的景致而快意无限、感慨万端。梅岭很美,也很有气势。有个女孩和我一起,从第一站开始记起:永新、大沙、小沙、吉安、泰和、万安、韶关、广州、东莞……

  从江西到东莞寮步镇的目的地,坐汽车一共有多少站我一直也没数清。车到广州市区已是华灯初上,霓虹闪烁。人海车流的珠江两岸夜景很美,珠江像一条彩带蜿蜒而去,车在桥上飞驰,一座座伫立在街道两旁,立交桥、霓虹闪烁的各种广告牌,汇成一支小夜曲,分外的迷人。街边,走过一群群还未完全褪去泥土味的着装时髦的工厂女孩长发飘飘,衣裙翩翩,好令人称羡。要到何时,我们也会成为她们当中快乐的一员呢?我在心里不断地问自己。

  车在桥上一路飞驰,欧阳叔叔指着滔滔的江水对我们讲解道,这是珠江--母亲河。那时还没有拍《情满珠江》这部电视剧呢,我就对珠江满怀敬意,不知这条母亲河会不会敞开胸膛接纳我这个远道而来的花季少女呢?

  到达东莞,已是晚上十二点多,走过蕉园、穿过荔枝林,终于来到了我们落脚的厂子,原来是个镇办企业,属于寮步镇的一个烟花厂。这时已是下半夜了,到厂里的时候,我们傻眼了。

  天!这是什么地方?除了一条延伸的公路外,就是几排低矮的瓦房,再就是有几十个湖南口音的少女向我们列队致礼:“欢迎你们的到来!”甜甜的声音令我们感动。也让我们受宠若惊。同时,我们更像一只只泄气的皮球,所有的希望一瞬间化为乌有。

  “这哪是城里的工厂,简直是山村低矮的草房。”家离城区很近的一个女孩说。“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这就是我们向往的地方?”阵阵的嘀咕声,且隐隐约约有了低泣的哭声。“唉,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来了。”

  “还没开始做事呢,你怎么知道不好?”我反问哭哭啼啼的从县城来的小红。这女孩听说平时在家娇生惯养,出得门来受了点挫折就只有哭鼻子的份。

  这时走过来一个三十五六岁的中年男人,估计是领导吧。他说:“大家不要哭嘛,在我这里做工,绝对是不错的,你们别看我们这里的厂房是矮一点,但这都是按国家规定的生产安全的标准修建的,烟花厂不可能建高楼大厦,只要你们安心做工,工资待遇这方面我们是不会亏待大家的。这样吧,大家也饿了很久了,先到厨房吃了饭再说吧。”

  他讲得很实在也很在理,这样一说,一下子把哭闹的姑娘给镇住了。端起碗来,第一顿饭吃的却是南瓜、还有鱼、肉。但鱼是清淡的,南瓜是水煮熟的,肉也是白花花的肥猪肉。吃着广东人煮的清淡饭菜,又没放一点辣椒,吃惯了油炸火烤的我们哪里吃得习惯。吃了几口难以下咽便全倒进垃圾桶里,这下可把厂里的姑娘们激怒了。于是,本地的姑娘对我们很不友好,她们觉得我们不爱惜粮食,骂我们是最最浪费粮食的笨笨蛋。是一群乡下人,对我们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好感。

  而我们,却发现走了一圈,还没走出低矮故乡的草房,甚至还没有我们家乡的好,心顿时凉了一半,几个城里来的女孩当场就哭了。她们闹着要跟送我们来的车一起回去,说这么差的地方咱一刻也待不下去。小小年纪、倔强的我就是不哭,要留下来坚持到底。我跟海珠、云霞、四妹、小青一起商量后统一意见。最后决定:“既然来了,那我们怎么也得做个样子出来,否则就白来了,管它条件怎样?做了再说。来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争取要来的,现在平白无故地要回家,不丢人吗,回家去还不是种田?会有什么好的出路等着我们大家呢”?道理明摆着。

  我十八岁、云霞十八岁,玉梅和回妹也都十八岁,小青十九岁,海珠十九岁,海珠在校是我们文竹中学的播音员,四妹也十八岁,是我隔邻村子的,最大的女孩也不超过二十四岁,我们同是来自农村,正是青春好年华。有些来自城镇,城镇的女孩有些有手艺的,有的还有一份在城里的临时工作,她们几个听说广东好,有出息才吵着闹着一定要来的。只有一米四七的黄毛丫头我,身体还没发育完全,看上去就一小女孩。长得小巧。在家里靠收废品挣点小钱,大事和重活我也干不了。父母都是农民,本指望我们几个孩子能靠读书跳出农门。可我连高中都没考上,父母对我还有什么指望呢?

  云霞的父亲有一份工作,长得纤瘦可人的云霞从小在家养尊处优,没吃过什么苦头,所有的家务事都有大人包办,自己只管读书就行。那些年考大学很难,海珠是个很优秀的女孩,一米六八的窈窕身段,人也漂亮,大眼睛一眨一眨,字写得好,手工活做的好快,能吃苦。但比起我来,她也说自愧不如,海珠家姐姐多,有点儿家务事,大的姐姐们替代她做了。大家一起住在低矮的宿舍里,想起家中舒适的床,许多同来的女孩都哭了。我没哭,是我自己要来的,怪不了谁?对我来说,只要有份工作,有工资领,我就满意。父亲一再地交代,外面如果不好,还可以回家,家是你永远的避风港湾,我们不靠你挣钱养家,只要你平安、快乐就行。再大的苦也是由父母来扛。

  天亮才发现,在广州兜了一大圈来到东莞,我们落脚的寮步的一个镇办烟花厂,却见一排排低矮的厂房,隔几十米处一排,领导还解释说那是特种生产经营,为了安全起见,这样的车间是安全合理的布局。这离我们想象的高楼距离很遥远,依如贫瘠的家乡,这令姐妹们十分失望。后来,若干年以后我才懂得,这个厂是市里的名优企业,生产的炮竹远销海内外呢?

  这群来自井冈老区的妹子,有的哭着喊着玉兰、小云、春霞……这些带有乡土味的、土里土气却也好听的名字,伸出手臂和胳膊,车上车下你拉我扯,有几个简直像鸟儿一样往汽车上爬,把一床床被单、背包扔进车厢,她们这是要回家乡去,说广东还不如家乡好。还没做就有几个女孩吵着闹着要跟欧阳叔叔的车回去,一个叫小兰的姑娘边哭边追逐那辆渐行渐远的汽车,急急地大喊:“我也要回家,带我回家。”好多姑娘叫嚷起来:“我也要走……”。汽车小跑着带起一路灰尘,绝尘而去。

  姑娘们哭了,大家都在抹眼泪。我和海珠、小青、云霞、回妹、玉梅等一群同乡姐妹商量后的结果是决定不走,因为还没搞清楚,这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走,太不像话了。回了家也不好交待,我打定主意,是我自己要来的,我不能走,一定要在这里做下去,坚持就是胜利。

  后来发现,走了八个人,全是通过关系来的,并且有一技之长,有城镇户口的女孩,她们天生比我们这些农村来的要娇贵一些。留下来的,全是农家子弟。她们只吃了一顿南瓜汤煮饭,就毅然决然地吵着走了,没有一刻的停留。

  当天早上,厂里便给大家分工,我一人分到了打炮筒的车间。专门给炮竹打孔,然后下一道工序就是装引线。开始,师傅教我打,我拿着工具,把一个六盘型的鞭炮敲敲打打,很笨拙的样子。师傅耐心地教我,让我感觉新奇、好玩,发现他们本地人打得很快,打着打着,也许是用力不当,突然六盘型的鞭炮散开了,落了一些在地下。我急了,一个个捡起来,学着原来的样儿想把它捆好,结果不但捆不好,还越来越糟糕,反而掉了一地,师傅走过来帮我解了围。

  一天工作下来,台岭乡的小翠,是我们所有人当中做得最快的一个,才挣了一块九毛钱。我就更不用说了,一天下来才有八毛钱的收入。这样算下去的话,我挣的钱不够开饭,还腰酸背痛,吃的也是不好的清淡南瓜,汤里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比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吃的南瓜汤还难吃。广东人真的也是这么吃的么?吃惯了大米饭的我们,来这里早餐没大米吃,只好自己买饼干充饥。

  我们都这么想,也许是自己初来乍到技术不行,大家也没往心里去,只是埋头苦干。老员工告诉我们,厂里的工价确实有点低,湖南来的老工人阿秀说累死累活一个月下来才一百多元。因此,做了一天,听阿秀她们说这里好找工作,于是边做边在心里寻思起来,可不可以在这里再找一个厂子继续做下来,大家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我不敢想象,才来几天就有这个念头,因为对当地的情况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

  第二天下了班,阿秀带我们逛街,我们顺便给家里寄信,告之家人,我已平安抵达目的地,正投入正常的工作呢!

  记得到寮步的当晚,因为夜太黑,我们都以为这里是前不着村,后不挨店的荒郊边,现在才发现这里是离莞城只有十几里的乡镇,且拐个弯就是镇中心广场,终于安下心来。

  端午节,厂里放了一天假,这天恰好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第四天。

  我们便去厂办拿了家里开出来的证明说要自己去找工作,(那时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就是乡村派出所开出来的证明)厂里的人说了许多好话,我们还是要另找工作。他们只好无奈地笑着说:“好吧,你们坚持要走,我也是没法子。”还了所有人的证明。我们再跑到外面四处看墙壁上的红色招工广告去找工作,别人还不信,我们都是劳动局联系好了才来的。人家对我们说:你们一个女孩家的去哪找,反正我们任性地不管这些,总觉得骑驴看马就好找,反正找不到还可以回来上班,厂里领导算是对我们还不错。来时,在车里欧阳叔叔为我们大家选了两个班长,正的叫李花荣,副的叫陈吉兰。两个都来自县城郊区,是菜农家的孩子,比农村的孩子要强些。她俩经常去县城卖菜,算是有点见识吧。有什么事要跟工厂谈的,由他们两个代表出面就行。我们分头到镇上寻找新的工作,见到处是招聘广告,大多数都写着要招女工,并且按件取酬,有的厂子我们去问,人家说已经招满了,不要了。

  一天,小翠和石英、红妹三人说二十里地的地方,有家玩具厂很大,现正招工,地址在常平并说她们已经报名了,人家对她说有老乡也可以带过来直接应聘。

  翌日,我们都拿着证明跑去应聘,那是常平镇一个名叫“建达”的玩偶厂。这是一个好听的名字,听说是常平最好的港资厂。我想,我们会好起来的,就冲着这个厂名。结果全被聘用,人事主管看了我们那个盖满公章的证明说:“你们谁是带队的?”队长李花荣吐吐舌头示意我们别说,最后我们都没说出是谁带的队,几天后才得知,其实那天真的是误会了人家,厂方的意思是:谁带队,她们同样放她去管理我们,做个小组长之类的,是她们两个错过了一次机遇而已。

  我们被分在玩偶厂的第五包装部,是一个临时搭建的竹棚里,很大,可以容纳三百人的车间。十五个人一条流水线,几乎有一半是我们一起来的老乡。前一天进来的红妹、小翠、石英等人,她们是台岭乡人,在家的时候也不认识,分在喷油部上班。听说她们车间的天那水和油漆味很难闻,可是她们做得很开心。每天完成生产任务还有超额奖金,十天发一次,很爽。

  这个玩偶厂的确很漂亮,美如花园般的舒适环境。过了两个月,我和小青、海珠等人就搬进了新建好的花园宿舍区,这是后话。但我们还在搭建的棚里做工,天气很热,只有几台风扇在吹,我满脸满身长满了痱子。因为我那痒痒的痱子,很想回家又找不到借口的四妹便借题发挥。她说:“英子,你身上长了那么多痒死人的痱子,还不如我们不做了,一起回家。”

  我笑笑说:“这点苦都不能吃,还跑来干嘛呢?我在家每年夏天也会长痱子的,这不是我的借口。而且,我在这里还可以挣钱帮助弟妹读书。”

  我觉得自己应该好好做下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老爸从小教育我的话,关键时刻很起作用。

  四妹被我一说,没辙了。我从不知道,四妹是个吃不了苦受不得累的女孩,因为他家跟我家一样穷,同在农村生活,也许人与人之间还是有点不同吧。夜里,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的理想是读师范、上大学。但生活既然让我选择南方这片热土,不管怎样的艰难,我一定要在这片土地上活出自己的精彩!”

  在东莞常平镇这片热土上,我们默默地耕耘,绿了流水线。我仿佛看到,一张张汇款单从异乡飞向故乡。故乡变样了,母亲倚在家门前的樟树下眺望的身影,我的眼睛模糊了……

  3.

  清早,微风吹过,天灰蒙蒙的,不是雾,似空中的一张网,网的下面,是一张张年青的面孔飘过大街,一如飞舞的精灵,伴着欢快的笑声……

  1987年的常平镇,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打桩声、机器的轰鸣声,炸响在常平振兴路、常黄路,尘土飞扬,那是修路的声音,只有一条南埔路是柏油铺就的。通往黄江、樟木头、塘厦、凤岗、深圳……

  我们住在南埔工业村,每天跑到离我们很远的振兴路西头上班。每天天刚麻麻亮,我们就踩着晨曦出发,箭步如飞,一路上都是我们工厂上班人的身影,像游行的,一条龙般的游走,晚上踏着霓虹和夜色回来。

  刚进厂时,我们住的地方跟上班的地方相隔至少三里路,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洗漱,而后在路边打个早餐也就是买个二角钱的馒头,边走边吃,晚上七点多下班,如果加班便要到十点下班,记得我们那个车间加班。上班、下班都要走几里路。还好,人多,不怕走夜路,但轮到小翠她们车间加班,我们这些不加班的,还要在厂门前等她们下班回家,我们都生怕姐妹中哪个不小心在路上出些什么事,不好向家乡父老乡亲们交待。欧阳说得对,出了门的我们就是一家人。这份友谊不掺一点杂质,就那么十几个人,大家很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它让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在大事上互相帮助,这一点很难得也很可贵。

  上班路上,沿途,我们走过南埔路,荔香楼酒店旁,中元街一带,体育馆,常平中学旁,再走到长长的振兴路西头,靠近运河边上,才是我们的厂区。

  一路上,街边很多卖早餐的,其它的路还都是泥沙路或水泥路,建筑工人的汗水灌溉着干涸的水泥路。机器声、打桩声、搅拌声、人声、车声,不绝于耳,满目生机,镇上到处是建筑工人,一群群的。偶尔街上走过几个靓女,他们就鬼喊鬼叫的,很夸张,有时候故意捉弄一番,弄得女孩子不敢一个人走。中元街是老街,全是老屋,居民住的,旁边有一排饮食店,生意好得很,如果有时间,我们会在厂门口买一碗七毛钱的汤米粉或汤河粉,味道好极了。

  厂门前有一条大的沟壑,一条大路,路的对面放眼一望,尽是绿色庄稼地,前边有一排新建的房子,房子后不远处是绿油油的庄稼地,一望无垠,一如家乡,厂的后面是稻田,厂的旁边也是稻田,还有些渔塘,水里有些鸭和鱼儿在欢快地游,稻子夏绿秋黄,厂门的右边不远处是一条运河,通往桥梓村……

  厂的对面不远处是朗贝中围村,一条小路蜿蜒而过,隔着绿色的水稻田,记得最开心的是我们经常去水沟里抓泥鳅和鱼,大大小小的鱼,假日里,把活蹦乱跳的鱼抓回来,到同事出租屋里,做成鲜嫩美味,还放上一些辣椒,真是香甜可口,美不可言。厂门前的沟壑很深,水浅的时候,看得到里头的鱼虾和田螺、泥鳅什么的,还有水蛇,水蛇虽不咬人,但也很可怕。

  青春十八的岁月不知疲惫也不知累是什么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玩不尽的工余活动。玉梅是大山里的女孩,要走出二十多里山路,才能走到我们乡里来,我们哪里的山离家很远,那时她家还不通电,也不通车,山的那边还是山,她只能走出来,或者考出去,或者嫁出去,考出去是不可能也没希望的了,她能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确实不易。

  这个叫玉梅的姑娘,在我们眼里,算是“山姑佬”(永新方言:山里人的意思)。山里的妹子向来纯美,玉梅也不例外,她拥有苗条的身段,有点翘的嘴唇非常性感,纯朴可人,为人热情大方,身材比回妹和我还略高一筹,但却是属于发育不全一类的女孩,玉梅的母亲还跟我的母亲却是五服之内的近亲姐妹,这是听外婆说的,那就是说,我和玉梅还沾亲带故的是亲戚。玉梅懂事,赚钱也舍不得花,全往家里寄,这是大部分家乡姐妹的习惯行为。

  她能出来打工,因此很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做得也很努力。这个比我小一岁的山里姑娘,最喜欢和我打球,因为我不知疲倦,到处抢着接球、救球,这给了她信心,也给了她希望。

  她认为,爱抢着接球的人肯定自己不会累,而她也是跟我一样的人,算来算去,玉梅还拐弯抹角地和我家是亲戚。她的母亲跟我的母亲,是同村同族五服之内的自家姐妹,而我跟她自然也就更亲了一步,关系也变得亲切起来。玉梅是个能干的姑娘,她做出来的产品又快又好,丝毫不马虎。这也是组长刘泽喜欢她的原因所在。这种喜欢说白了,就是对玉梅本人工作品质的欣赏和肯定。当然我为有这样的姐妹而骄傲。

  我是做不到的,我不大会做针线活,做事本来就慢,出奇的慢,是笨得可以的那种。回妹跟玉梅是同学,从邻乡的高溪中学出来的,离我们学校要远一些。回妹真的有点肥,但很漂亮,恰似一朵盛开的黑玫瑰,灿烂地开放了。

  在建达的日子过得开心,也很辛苦,加班到十点半没得说,一天下来那些大姐姐们都累得够呛,而我这只叽叽喳喳的小喜鹊却异常的活跃,每天跟同事争来吵去,辩来论去,永不疲惫,那是因为年轻。

  当时,我最喜欢海珠写的一手漂亮钢笔字,总是在想,为什么我读了初中,字还写得不顺畅。便开始写日记,还试着写一些美丽忧伤的散文,来调味多彩的打工生活。

  也许是由于我做事比较有耐心,又吃得苦,车间主任指定要我做“秤棉花”这道工序。并发给每一个工友,那个月货赶得紧,天天晚上加班。

  可是,一个半月下来,工资还没发下来,厂里规定押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第二个月才能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和所有的同乡们都没有生活费了。有的人家里寄来了钱,有的人不习惯东莞的生活,便打道回府了,有钱的借给没钱的,大家省着用,你帮我、我帮你的,虽苦,但其乐融融。

  然而,可恼可恨的是工资迟迟未发,本来就没叫家中寄钱来的我,早已囊中羞涩,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厂方借。我跟平时对我很看重的生产部主任钟俊说了,希望他能帮我借到20元钱,他答应第二天借给我。

  可是,不知过了多少个第二天,还是没有音讯,此时的我身上只剩下两毛钱了,买一张三两的饭票就要四毛五分钱。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再去找他,钟俊说前几天因几个湖南妹子借了钱作路费跳到别的厂上班去了。所以,总经理批示:以后没有他的批条,财务科不借钱给任何员工。

  工友们见我借不到钱,个个给我出主意,说英子你如果不秤棉花的话,整个流水线都要停工,这样他非借不可。这不是叫我罢工吗?我没敢这样做,不是不够胆而是我深知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想来想去,我伏在桌上哭了,好伤心好委屈。出门在外,我忽然觉得自己好无助好无奈。

  不知哪位好心的工友叫来了钟先生,也许钟俊真的是感动了,抑或是良心发现,他领我到总经理办公室。借到了20元钱,这20元一拿到手,四妹立即要我借给她10元,自己只剩十元钱了,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为了这10块钱,我不得不牺牲一个女孩的自尊和矜持。

  我记得,那是我离家第一次掉泪,至今回想起来,我都觉得辛酸、幼稚、好笑,也夹杂着一份初来的感伤。

  那一年,我十八岁,许多花季女孩正在校园编织少女诗一般的青春梦想。而我,已经过早地进入了酸涩的人生之旅。

  没过几天,工资发了。第一个月只做二十天的货,拿了多少工资,告诉你吧,83元。这是我打工的第一份工资,我非常高兴,也非常珍惜。

  云霞的父亲听说我们这里上班非常辛苦,就帮云霞在家乡的小县城找了份临时工,还千里迢迢来这里接她回去。四妹早就不想做了,正好跟云霞的父亲一起回家,我拿了20元要她帮我带回家,却不料连她自己的60元,在京沪线上的火车上,压给骗子设下的红黑牌的赌局上,输得分文不剩。云霞和她父亲怎么都没劝住她。到家时,四妹不敢跟我父母亲讲,写了封信向我道歉,说有了钱再还我。

  其实,我们家里一个中学教师都拿不到60元工资。我做一个整月下来,第一个月的薪水是150元,比我叔婆当年这个县组织部长的工资还高一些,而且第三个月我的工资还会高。计件取酬,手工艺技术会越来越好,工资也会逐渐增加。想着美好的明天,我乐观向上的心态也在感染身边每一个人,她们都喜欢我这个小妹妹。

  海珠说:“英子永远都不觉得累。”小青说:“英子,过来我们聊一会儿,今天我心情不好!”我成了大姐姐们的调节器。我也乐意陪她们快乐地工作和生活。

  身在异乡,也许是爱情,也许是乡愁,海珠有一个在广西当兵的男友,大概是部队有凉茶发吧,经常寄些夏桑菊之类的凉茶给她喝,我们也跟着沾了不少光,享受着海珠男友送的凉茶,分享她的快乐与甜蜜。

  常平镇的司马乡离镇上十多里路吧,也送去了五十个永新县的家乡姐妹,她们一放假就到我们这边与我们这一群姐妹走亲戚。如果哪个星期不放假,她们就请假来我们这里玩,要是厂里不答应,她们就集体抗议。因为都是一个地方来的工人,她们团结起来都不干活,厂里拿她们没办法。司马乡管理区不大,她们很快跟本地人打成一片,我真佩服她们的适应能力。其间,陆陆续续的有些姐妹跑回家不做了,我们一起来的六十个女孩只剩余十四个,司马那边也有人跑回去,还有的转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深圳的京华电子厂,有我们县劳动局送出去的姐妹、那边是特区,又在市内,工资待遇很好,但因不是高中生,我们一般对那个厂可望而不可即;樟木头的一家小毛织厂里,也有我们家乡送出的姐妹。

  姐妹第一次懂得了自己去找工作,当然“跳槽”一词,那个时候还没发明呢。

  受不了苦累的姐妹们都回家乡了,这并没有结束,回去的那些女孩到家后没说一句广东的好话。她们为了面子,也为了不让村里的三姑六婆说她们是吃不得苦受不得累的,尽情编造故事,吓唬有孩子在外打工的家里长辈,说什么的都有,把家长的人心捣乱了。怨言满天飞,像稻谷撒进火塘里,劈劈叭叭地在永新的乡村大地响开了,流年蛮语比去之前时还要多。

  “干活还坐着不准动,去上厕所还要有人顶位,一点自由都没有,这样的工作,像坐牢一样。”

  “一日三餐,既然没一粒辣椒,青菜水煮的,上面漂一点油腥味,广东的菜是用水煮熟的”,“我们在家一日三餐,广东只吃两餐,早点自己买,还没饭卖,只能像北方人一样吃面包,油条、包子之类,一点都不好。”

  从封建闭塞的山村,到现代化开放的南方前沿阵地东莞。观念的改变、快节奏的生活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那些让人心里不舒服的流言蛮语,从一山传过一山,从这村传到那村,惊动了未回的姑娘家的父母兄姐。

  有一件令人气愤又哭笑不得的事,那是我们来东莞的第三个月。

  小翠和石英、红妹,三人省吃俭用每人寄了三百元回家,家里人却怀疑这笔钱来得不干净。村子里许多闲话,说她们一个女儿家哪里能挣那么多的钱呀?

  人家村里一起劳务输出到番禺一个采石厂采石的那些男孩,一个月辛苦下来,也就一百多元,那几个女的可能在广东那边没干什么好事!挣那么多钱,丢人呀!

  小翠家里来了信,石英家里也来信了。说村人闲话多,要她们好自为之。石英的父亲说:“乖女,村里村外的闲言碎语很多,都猜你们拿这么高的工资是不是做的不是正经职业,是不是陪舞女。如果你们那儿不好,就别去干那丢人的事,回家好了。”石英拿了这封让她哭笑不得的信来给我们大家看,大家看完心里都有气。

  都说:“我们累死累活省吃俭用寄钱回家,还惹来一身的是非。”

  我笑了,说:“身正不怕影子歪,石英,你别理这些人。她们是整天吃饱了没事干,看你家里有钱进来就嚼舌根,别理他们,那是眼红你挣钱了。”

  于是,顶不住闲言碎语的乡亲们,千里迢迢亲自来东莞了,他们来了厂里,目的就是要探个究竟。云霞的父亲,小云的哥哥等一干人,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几个钱,买了硬座火车票,一包干粮、一袋行李、跋山涉水,一路奔波而来,沿着崎岖的小路,纷纷来到建达玩偶厂,叫嚷着要接女儿、妹妹回家。

  人事部的黄经理和温一秀大姐,对嚷着要见自己家儿女的,坐在厂门前栏杆上、或夹着烟袋、或卷着裤管、露出黝黑发亮的脚肚的山村人说:“我带你们去厂里参观,你们的人在我们厂是怎么过的,她们变成什么样了?你们自己看看吧。”

  乡村人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进去的几位家乡父老,他们见到气派的洋楼铺着地砖,是给自己的女儿住宿的,厨房里青亮的菜,肥肥的肉,现代化的厨具让他们这些煮了一辈子菜的人不知怎么动手操作。

  她亲自带领家乡的父老乡亲到各个车间参观,让他们亲自感受热火朝天的工作进度、生活场景。他们才发现原来是个大工厂,三千多员工,工作即辛苦又劳累,晚上还得加到十点半。回去的父老乡亲们很负责地跟各家有孩子在东莞这边工作情况跟家里的父母做了交待。经过了这场风波,家里再也不会相信各村人的胡言乱语了。也知道了自己孩子赚钱的艰辛,于是对我们充满了敬意,也对工厂充满了好感。我们再也不用怕人说闲话了。

  因为厂领导告诉他们:“你们的子女在我们在这个厂做工尽管可以放心,因为我们是一流的工厂,一流的管理。还有人性化的娱乐文化设施,我们会让大家留下来安心工作的。”温大姐告诉他们:你们的孩子来这里打工,除了生活开支,每月还可以挣到近两百元钱,比她们在家里的地头田里干一年还多,厂里的香港老板是按中国的规定办事的,并派专人领他们去镇内的大街上看摩天的大楼,黄头发的外国人,进口的小汽车,晚上到霓虹闪烁的花园员工宿舍。

  他们赞叹,这比我们江西的八一南昌城还阔气!

  从此,再也不用担心寄回去的钱来路不明了。各家的父母亲是尊重现实,尊重自己的真实判断。

  她们知道社会变了,一切都在变。热火朝天的车间,几百个来自天南地北的女工都激情地忙碌着。

  回到家后,看到不干正经事的后生,或无用武之地的落榜青年。就说:“别在家里闲着,跟英子她们去广东、深圳特区吧。”

  善良的村人没读什么书也不常出远门,不知道广东包括了深圳特区和东莞等地。以为广东、深圳都是相同级别的两个城市。所以一直有这样的说法,直到近几年才好一些。因为来这里的人多了。父亲听说后,写来信,你们那边比家里什么都好,那你就好好做吧,万一吃不消的话,再回来也不迟,好好工作,要听厂里领导的话,要团结家乡的姐妹,团结同事。父亲是村里的生产队会计,什么都以集体利益为重,包括教育儿女。

  爷爷在信里特别交待:“只要不是搞资本主义,生活好,孙女你就放心在那边干嘛,家里我也可以关照一下的。”平时比较懒得做农活的爷爷也能说出这个话,实在让人感动。不简单呀,平时他可是只管玩,最多帮家里煮饭炒菜,其它的家务农事一概不管。一是年龄也有那么大了,二是他老人家本来也懒惰得很,跟村里的同龄人真是没得比。但他老人家却要我好好干,家里他会关照。

  4.

  弯弯的小河变样了,田野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崛起的楼房,楼房的窗格子间飘着各色的花衣裳,在村里的上空迎风招展,无声地告诉大家这是村庄富裕的变化。

  一份资料里记载,仅常平这样一个镇区,1987年到1990年间,每个月寄出去的钱达到了上千万元,汇往全国各地的都有。常平的小邮局里,每到发薪的日子,排队的长龙是寄钱回家的异乡的孝顺儿女,从她们的衣着打扮、柔和的面部表情看就知道她们多满足多幸福。

  我们每个月的钱,除去吃住等生活费用,其余的尽量节俭下来,寄回家给弟弟妹妹交学费。我经常去寄钱时,看见她们在邮局里面排队。这个说:我寄钱给弟弟读书;那个说,给家里砌房子;有的说:嫂子生孩子了,不寄点表示下怎么行?弟弟考上大学了,还有个小妹忧忧地说:母亲上山砍柴摔倒了,寄钱去让她好好养伤,多吃营养。好消息坏消息,都要寄钱。我们挣的钱,本来就是寄给家里贴补家用的。

  1989年,据我家乡文竹乡的小邮局保守估计,每月从广东邮寄回来的汇款三百万元,取钱的只有文竹、龙田两个乡村的人。邮局经常排起了长队领钱,家里的企事业单位,最忙的就是邮局的工作人员。

  试想,要多少人在东莞、番禺、深圳打工才能挣回三百万元。我们井冈山区人称广东这是“劳务扶贫。”

  探亲的家长们回去了,过了几个月那些跑回家的见留下来的过得不错,还往家里寄回了钱和照片,打扮洋气了。他们便一个个相继回到了东莞,并还说你们帮我问问厂里还收不收人?兰花吵着要来,青娇要来,晚兰也要来,这些都是我们村里的,这是观念的反差。接着永新、莲花、宁岗、万安、安福……到处都有我们的表姐表妹,成百上千的女青年纷纷争着要来广东!

  如果你细心,你会发现到中华大地上正出现风起云涌的南下大潮,民工南下跳动的脉搏此起彼伏,那本来已经松散了的、毫无组织带领的人流,又逐渐被一只无形的手聚拢到一起来了……村里的人,整天谈论的是东莞、深圳特区,说得也是哪个寄了多少钱,哪个没孝心。哪个被厂里重用了等等话题。开放战胜了闭塞,文明战胜了蒙昧,改革者成功了,像潮水一样奔向大海……

  海珠气质高雅人也大方靓丽,漂亮的海珠那年19岁,来了三个月,便有了港式打扮。身穿粉红的T恤衫,上面印着英文,下身是紧身的牛仔裤,有时穿条七分裤,小青也穿我们大多数人还不适应的广东衬衫,前后长、是弧形的,衬托着姣好的身材。

  人家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四年变模样。没几个月从服装到思想,一切都有变化。这让本地人看我们顺眼多了。我们的车间主任大鼻熊陈深喜欢、爱慕她,展开了强大的爱情攻势,海珠却认为一表人才的大鼻熊主任陈深不怎么会讲普通话,书也没读什么,硬是觉得跟这样的人在一起难受。不是因为海珠有了男友,真的是那个时候的我们,对本地人的诸多习惯看不顺眼,比如他们不会讲普通话,读书不多。除了占了改革开放的优势,刚开发、大多数人还刚洗脚上田走进工厂,我们还没来得及习惯当地人的生活,就要海珠接受他那是不可能的事。

  凭他怎么追,海珠就是不动心。我在这方面反应很迟钝,看不出特别来。只是以为男人都喜欢漂亮女孩,仅此而已。那时我们在做一批名叫大鼻熊的公仔,运往美利坚、法国。而车间主任陈深的鼻子也很大,人也长得高大威猛,私底下被我们唤作“大鼻熊”,连他自己听到都觉得这个比喻形象、生动。就在我们叫着大鼻熊主任的时候,我们也认识了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同事,都是十八九岁花一般的年龄,车间里女孩子多,男孩就少得可怜。刚进厂时,住的地方离厂远。

  两个月后,厂里修建的新宿舍建成了,就在厂对面,一拐角就到,从宿舍区到工厂车间,十分钟的路,我们大多数老乡都搬进了新宿舍,住在不同的房间,省了每天起早贪黑地走,又安全省事,开心啦。

  新宿舍门前,一担米粉可以卖个几十元的,而且生意好得忙不过来。每天都有许多本地人在卖米粉,有汤米粉、炒米粉、蒸米粉,各类齐全。一块钱一碗,养育我们打工姐妹年年月月,岁岁年年。

  下了班,在新宿舍的凉亭里聊天,在宿舍区广场上打羽毛球,飞在空中的羽毛球虎虎生威而充满生气,我就这样和玉梅、回妹、小翠几个无忧无虑地打羽毛球,有时,厂里放我们一天的假,什么都不做,就打球,除了吃饭,享受出汗的感觉,很舒爽,也很快乐。

  新宿舍很漂亮,地面拼了墙砖,大家住得很舒服,明摆着比老家的瓦房要好得多。宿舍管理很严格,严到不是一栋楼的,不打招呼不让进去找老乡的地步,更别说男孩了。一块“女生宿舍,男士止步”的牌子让人望而怯步。每个宿舍前台都有几个女的管理人员,她们每天等我们上班后去查宿舍,看床位有没铺好,地扫干净了没有,还帮我们收发信件。我们很羡慕管理员那休闲的工作。而后在那里打发时间,等我们下班她们就忙。比起我们的忙碌,她们简直是神仙,既轻松又好玩。

  如果每天早上六点钟,你走进建达玩偶厂的女工宿舍,六张上下铺的单人铁架床上,以各种姿势躺着十二位来自大江南北的少女们,偶尔有一个翻了身懒洋洋地看了一下手表,便叫:“起来呀,要上班了。”准没人当一回事。虽然大家都醒了,眼瞪得大大的还赖在床上不动,眼睛望着天花板发愣。过了几分钟,又有人喊:“还不起来,要迟到了。”虽然建达不像别的厂一样打卡,但想到六亲不认的大门保安和车间组长,迟到要罚钱,甚至通报到财务部,忽啦一下,全起床了,十二个人都下床,快的跑去洗手间了,慢的还要穿衣,于是要排队上厕所的时间就特别的紧。半小时后,最后一口早点还在口中,人已在机器边操作了……

  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有不加班的假日,让自己睡它个天昏地暗,分不清东西南北。这是大多数打工妹的梦想。

  十几年来,建达是常平的利税大户,镇政府重点保护的港资企业,常平镇的经济持续上升,楼房越盖越漂亮,酒楼越来越高档,居民越来越有钱……这与我们这群打工妹长年累月的加班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呢?厂里有货做就要加班赶出来,没货的时候也不辞退大家,轮流放假三个月,让你回家玩个够。

  有时,真想在工位上打个盹,闭上休息一分钟,但流水线的产品马上流过来了,中午加班的季节只有半个钟的吃饭时间,宿舍门口许多小店,拿双倍的价钱卖饭,大家还是愿意在外面吃,而不去食堂排队等候。劳动进度很紧,时间也紧,上厕所都不能让呆久一些。其实,厂里的环境很不错,如花园般有草坪、花圃、凉亭、鱼池、树荫下有水泥凳子。但谁又有几分闲情逸致去坐上几分钟呢?大多数人只是上班前走一走就不错的了。

  投入正常的工作后,我们每人都给家里写信报平安,也汇报在这里的工作情况,家人很担心也很关心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独自谋生的孩子。毕竟第一次出远门,还是千里之遥的广东省。他们只知道广东在南方,到底有多远?都没来过。

  我们每天忙碌着三点一线的打工生活,住着群居的集体宿舍,还抒写着自己的欢乐、辛酸苦辣,激越生活的歌。四妹回到家告诉我爸,说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节约每一分钱,工厂的日子苦不堪言,吃不好睡不好,几十人一间的宿舍吵死人,每天加班加点的很累,父母听说坐不住了,写了信跟我说如果做不下去就回家来,家里再怎么穷也可以养活自己。何况,不行还可以再去收废品,拾破烂。

  我给家里写信,说虽然辛苦点累点,但我很喜欢也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们费了多大的劲才来到东莞。况且,邻镇司马乡的一个小毛织厂里还有几十个也是欧阳叔叔带出来的老乡呢!她们挺能入乡随俗,能跟本地人打成一片。还经常去本地人的桔子地里摘桔子给我们吃。只要放假,我们像走亲戚似的,走二十里路去她们厂玩。她们有时也过来看看我们。这样的生活我喜欢。

  假日,大家一窝蜂地涌到常平的大街上,买我们喜欢的东西,手袋、背包、小饰品之类。农忙时节,我们偶尔也帮本地人的工友家里割稻子、摘桔子,我们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它让我们远离家乡的同时,也教我们成熟。因为我们不要整天听父母的唠叨、做没完没了的家务活;也不用为了一个月几元的零花钱而找父母伸手讨要,这种日子我喜欢。我也喜欢我自己目前的这份工作,做小工人有小工人的乐趣。

  亲爱的朋友,你可能要笑我胸无大志的了,可我当初的想法还真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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