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随笔精品

第四十一章 向阿尔贝蒂致意

　　我发现用我们的语言写的现代诗一这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现在我仍在探察被淹没的岛屿和陌生的星座一始于我十六七岁在圣伊尔德丰索上中学的时候。我最早的读物之一就是拉法埃尔阿尔贝蒂的作品。读他的诗时，我进入这样的世界：那里的旧事物和老现实还是它们，但同时又不是它们。它们蜕了皮，仿佛受到某种带有传染性的热情鼓舞而刚刚诞生一般。我兴致勃勃地读着那些诗篇--包括最忧伤最神秘的诗篇--犹如骑着闪耀着绿色和粉红色光芒的海浪奔驰在波涛翻滚的大海原野上。那里有的是斗牛、海豚、美人鱼、蝾螈和从天上降临的姑娘：爱情的一切。海峡中的勇敢游泳者。更不用说像架着西风的某小姐那样在平流层滑行的水神了。那是一支生气勃勃的大军：学习饮每天的光线，用皮肤思考，用手指肚儿观看。

　　那些年间，我们一伙青年学生在激进思想的支配下出版了两个刊物：《楼梯扶手》和《墨西哥谷地》。第一个刊物刊登了阿尔贝蒂的几首诗。他是我们崇拜的诗人之一。那时他刚刚赞成共产主义，这使我们深受鼓舞。两年后，即1935年，拉法埃尔阿尔贝蒂和玛丽亚特莱莎来到墨西哥。我们立刻去拜访他们，并且马上被他们征服了。在他的热诚感染下--那种热诚在墨西哥是罕见的--我们常到塔库尼亚区新建的埃尔米塔大厦他的小套间去见他。我还记得同阿法埃尔一起进行的几次散步和一些交谈的片断：我们谈论人和神（前者多于后者）、克维多、聂鲁达、加西亚洛尔卡和桑切斯梅希亚，后者不久前逝世了，我小时候看过他在布埃夫拉广场上的斗牛。就是在那儿，阿尔贝蒂完成了他那篇悼念这位伟大的斗牛士的挽歌《看见你，再也看不见你》；就是在那儿，他在大画家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洛萨诺插图的漂亮版本中发表了它；也是在那儿，在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梅希亚和鲁道夫加奥纳战斗过的舞台--古老的斗牛场上，他为那本书签上了名。阿尔贝蒂夫妇的逗留令人难忘。他们在高原的群山和纯净的空气中留下了一股卡迪斯海的气息。卡迪斯海披着蓝盔甲，是一位骑着一匹威马的骑手。

　　提到卡迪斯，我必须简单地说几句。我觉得我多少算得上是阿尔贝蒂的同胞，这不仅因为诗-它的血液虽无形-却把一切诗人变成了兄弟，而且因为故土：我的外祖父母是卡迪斯省人，外祖父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城人，外祖母是圣玛利亚港人。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我在初读他的诗时觉得不仅发现了一种新诗，而且忆起了一段古老的过去：它既是别人的，也是我的。

　　我再次和阿尔贝蒂相遇，是1937年在马德里。我还记得那些炸弹和瓦砾、黑暗的街道和饥饿的人群，以及绕过街角的一营困乏得要命的战士和在面包店排队的妇女；我也记得遭难的城市那种古怪的快乐热情，那种共同的热望和激情，那种固执的希望--在每天的不幸中唯一幸存的东西--以及在雷蒂罗公园一次散步时的悲伤交谈，在尼埃布拉的树木和蒿草中的奔跑，阿尔贝蒂的那条漂亮的狗（从它那之字形的跳跃着，它应该叫闪电）。

　　我们还曾第三次相见，但时间很短。那是1967年在斯波莱托举行的诗歌节上。1937年马德里的另一位幸存者斯蒂芬斯彭德也参加了诗歌节。就在那个时候，一向残酷的历史把我们分开了。出于坦诚，我应该这么说。我不愿回想那些争论，也不否认过去和现在想的事情。简单地说吧，我总是从彼岸（我的岸）看到，拉法埃尔阿尔贝蒂仿佛是我们诗歌的一个避雷针。当然是在鲁文达里奥赋予这句话的意义上：“上帝的高塔，诗人/天蓝色的避雷针……”

　　现在，同样的历史--或者用它的另一个名字，也许是真正的名字“命运”来称呼它一又使我们相聚在一起：拉法埃尔阿尔贝蒂回到墨西哥高原上来了。我向他致意，象征性地给他一根饮太阳血的鸟一蜂鸟的绿色羽毛，让他像种子一样把它抛在卡迪斯的土地上。它将长成一棵大树，美洲和西班牙的诗人将在它的荫凉下交谈。

　　（朱景冬 译）

　　1991年获奖作家

　　[南非]纳丁戈迪默

　　Nadine Gordimer（1923一）

　　打开！

　　打开！

　　什么在睡眠之门上捶击？

　　那是谁？

　　住在距动物园一英里之内的任何人，都常常听到夏夜里雄狮的吼声。而旅游者往往会上当。他，终于，已经到了非洲，虽然是在另一个大都会中就寝。

　　黎明前，正该是最黑暗的时候，身体正处于最低潮，山上的医院里，一些老人过世-夜敞开了，繁星间的一个黑洞，从那儿发出一声深沉的喘息。十分遥远，但马上又十分贴近，就在耳中，因为，呼吸声永远令人亲近。那声音增长着，增长着，越来越深沉，越来越急促，越来越令人烦躁，直至，变成一声巨大的呻吟，一声上升的呻吟，冲出了牢笼那弯曲的铁栅，回荡在整个城市上空--

　　然后，低落下去，减弱下去，又变成了喘息。

　　等着它，它将变得很静，静得甚于耳谷中那微小的凹凸与空气碰撞产生的低响。当它已低弱得似乎将有将无之时，歇一歇，它喘息一下；停顿，维持着夜，好像一个歌手持续唱着一个音符。然后又开始了。那喘息升起，升起，升起，下落，下落，下落，直至变成那可怕的呻吟--

　　打开！

　　打开！

　　打开你们的腿！

　　在灯火通明的老年病房里，他们从一个个鼻孔中抽出胶管，从一只只手臂上拔下点滴针头，拉过床单盖住一张张脸。我把被单拉得盖住自己的头。我能嗅到那上面沾上的自己的呼吸。夜已很深，时间又太早，不到该醒来的时候。有时，送奶卡车的橡胶轮胎轧过我们的睡眠。你辗转反侧……

　　“咆哮”不是那个要用的词儿。孩子们没学会怎么自己去分辨谛听，却在小学校里做着动词选择练习：“完成这些句子：猫……，狗……，狮子……”做选择的人都没有听过实物的声音。那个动词从拟声方面说并不准确，就像那些十三四世纪的雕刻师们，他们根据早期探险家们的观察，做出的第二手的纹章上的野兽，在解剖学上都是错误的。“咆哮”对于描绘深夜里那些巨大的鄂吸进喷出的声音，并不是准确的字眼儿。

　　动物园的狮子在白天并不吭声。它们打着哈欠；等待着扔给它们的供宰杀的猎获物。它们把未用的利爪缩进毫无恶意的巨掌，把那沉重而乱蓬蓬的头枕在巨掌上（那想象中的狮子总是一头雄赳赳的雄狮），它透过眼帘盯着游园者们认定它出于欲火而向往的东西。

　　或许我们曾靠近过波罗的海和那从海上夜雾中发出猫头鹰怪叫的海上巨兽。但是我现在怎敢开口？在这些凝滞的夜，我怎能相信自己的呼吸轻松？

　　只有在温暖的夏夜，狮子们才躁动不安。白日里，当它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的时候，它们看见的却是虚空。它们的眼睛睁着，但它们并未看见我们一当那瞳仁的晶体，对于穿过狮笼的铁栅、猛然飞扑到近前求食爆玉米花的鸽子空然闭起时，你便可以断定这一点。在其他情况下，那眼睛始终一片茫然，毫无表情。这些狮子生在动物园里（幼狮刚出生几周就向公众展览，孩子们可以把它们抱在怀中），它们除了动物园一无所知。它们并没有在表达我们的那种渴望。只有在某些夜晚，它们才显示着自己可怕的力量。它们开始喘息。胁腹鼓起，好像它们一直在穿过暗夜而飞奔，别的动物纷纷从它们的路上退缩逃遁。它们的大口保持着紧张，流着口水，湿漉漉的，好像是对某种牺牲品的气味做出的反应。终于，它们蓬起它们硕大无比的头，沉甸甸的，沉甸甸的头，发出了那吼声。吼声飞扬到郊区上空。一种可怕而强烈的要解放自己的欲望：一声呻吟，回荡在那一幢幢沉浸在低低的烟云与苦闷中的房屋之上。

　　噢，杰克，噢，杰克，噢，杰克，呵一穿过饭店的墙壁，我曾听见那声音。我孤独，我在谛听。我把被子拉得盖住头，把膝盖收拢双手抱膝。眼睛睁得大大的。再睡呀！--我命令自己。又睡着了。

　　肯定是因为新的高速公路，近来不大听到它们了。高速公路的五条车道的套索在附近划过，把动物园与山脊上的房子之间的山谷也圈了进去。那儿总是每天到很晚、第二天又很早就有过往的车辆。卡车，油罐车，在天亮之前就开始行驶了。橡胶车轮在柏油路面上旋转、摩擦形成的飞扬的水花成了城市宁静特质的一部分，一段时间之后，你便听不到它以外的很多声音了。但有时候则不然--也许那是因为一阵微风。即使在宁静的夏夜，肯定也会有某种微风吹起，直到天明。虽不足以掀动窗帘，但一股气流，已经带来那微小、清晰而幽远的--喘息声，把它直送入耳谷。

　　或许，是晚饭后那绝妙的威士忌。照例晚饭后是不饮酒的。一个变形的开关在头脑中松开了：打开。

　　那是谁？

　　一辆运土豆的卡车穿过红绿灯，震撼得我们16个人飞了起来。

　　睡眠终止，我绝早就被惊醒。你变得像一棵大树，举起一条条人行道；一切都在膨胀，发出破裂声，自由地爆裂开。

　　那是谁？

　　大概是报上读到的什么东西……是的。昨夜-今夜-在雷特市，（头版上）在一条条街道上有黑人罢工者，拿着棒子和圆头棍的码头工人。一条粗大的黑蜈蚣，长着成千上万条舞动的长足，高视阔步，向前进。那喘息声变得更响了，它也许就在花园里或窗户下；出现了停顿，那呼吸的消沉。等着它。等着它。高视阔步，向前进，跨过精心管理的花木，请避开草坪。他们穿过离这儿不远的另一座城市，他们的脚步节奏鲜明，挥舞着棒子（绝没有长矛，更没有枪支）；他们总有一天能跨越任何里程。当他们经过，商店和房舍都对他们关起了门。当他们走近，他们发出了呼喊--那呻吟正在扯紧，自由大发淫威，扭弯牢笼的铁栅，他解放了自己。那声音近得好像此刻他已跨出牢笼，来到高速公路之上，他不知所措，正寻找着路径，他转动着他那壮丽的头，终于在索取那自己从未见过的东西，-那个他要在其中为王的国家。

　　（邹海 译）

　　1994年获奖作家

　　游行，抗议日本政府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定位为军事条约。当时我认为，日本在亚洲的孤立将意味着我们这些年轻日本人的未来空间会越来越狭窄，所以，我参加了游行抗议活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另一名作家被作为年轻团员吸收到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文学家代表团里。

　　由于这个代表团的性质，日程里安排了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当然，对于我来说，其实只是在稍后的席位上看着团里的主要成员与领导人对话。对于热衷阅读中国现代史的我（现在上了年纪，回过头看自己，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除了读书，就是用于写书了）来说，在那个位置上细细眺望中国的历史伟人，觉得他们犹如茂密森林中的参天大树。在这里特别想告诉人家，我这个人最爱的，就是书和树。

　　下面我引用自己的日记，里面提到一些人的名字，因为他们已经作为伟大的历史象征深刻地印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请允许省去敬称。我当时写到，毛泽东、周恩来、许广平、陈毅、郭沫若，还有文学家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那是多么茂密的森林啊！

　　在北京逗留期间的一天，这些伟人群像中的一位，曾经非常和蔼可亲地主动与我交谈。我们在北京逗留的6月末，正值日本国会即将审议安保条约修改方案，审议的前夜，东京的游行队伍包围了国会大厦，与机动队（相当于武装警察--译者）发生冲突，女学生桦美智子死亡。这个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宴请我们代表团。在门口迎接我们一行的周总理特别对走在一行人最后边的我说：我对于你们学校的不幸表示哀悼。总理是用法语讲这句话的。他甚至知道我是学法国文学专业的。我感到非常震撼，激动得面对著名烤鸭一口都没咽下。

　　当时我想起了鲁迅的文章，是指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事件。由于中国政府没有采取强硬态度对抗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北京的学生和市民组织了游行示威，在国务院门前与军队发生冲突，遭到开枪镇压，47名死者中包括刘和珍等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的两名学生。后面我还要讲到是什么契机使我从鲁迅文集中摘录了“希望”这个词汇。我回忆着抄自《华盖集续编》（翻泽这本书的是曾经和我一起参加过东京游行的竹内好）的一段话，看着周总理，我感慨，眼前的这位人物是和鲁迅经历了同一个时代的人啊，就是他在主动向我打招呼……

　　鲁迅是这样讲的：“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诡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丁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苟活者在淡红色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

　　那天晚上，我的脑子里不断出现鲁迅的文章，没有一点食欲。我当时特别希望把见见周总理的感想尽快地告诉日本的年轻人。我想，即便像我这种鲁迅所说的“碌碌无为”的人，也应当做点什么，无论怎样，我要继续学习鲁迅的著作。我当时还希望，我不应当再让周总理这样的伟大历史人物为了我花费他宝贵的任何一分钟。后来我一直坚守着这个原则。

　　二、鲁迅作品伴我读到老年

　　这个开场白可能长了些，说这些也是向社科院表示感谢，因为人家为我安排的整个日程遵循了我的原则，体现了我的愿望。

　　首先，日程中包括了和北大附中学生对话的机会。我是个作家，对教育是外行，但我要向孩子们讲述的是，在日本的山林地区长大的我是如何从母亲那里得到了翻译成日文的鲁迅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是如何令我爱不释手地读到老年，而我又从中受到了哪些影响。

　　此外，根据日程安排，将用一整天的时间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中国的学者们将从多个角度和我交换意见，这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的。我这个人的性格不是嫉妒心理型的（我夫人是我年轻时代曾经影响过我的好朋友的妹妹，我们结婚已经五十多年了，按她的话讲，结婚前和结婚后我从来没有嫉妒过什么），但是，对于村上春树的小说在中国各地的畅销和热烈研讨，我倒是有些嫉妒，所以特别高兴参加为我准备的研讨会。

　　日程中还包括今天社科院在这里为我组织的这场演讲会，我想你们都能够理解，我最后提到它并不是我以为这个日程安排的分量轻。我要说的是，这是继2000年后，我在这里的第二次演讲。那一次，虽然不是我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却是我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第一次演讲。

　　六年前，我在演讲中提到了我的忧虑，即日本在亚洲正在走向孤立，日本国内民粹主义趋势逐渐显现。我不仅对北京的听众讲过我的这个担忧，也对东京的听众做出过提醒：千万不能让日本历史上多次重复的“锁国”再次发生了！事实是，我所忧虑的事情正在发生。

　　这次来社科院演讲，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感到紧迫。因为，我已经7l岁了，也许没有第三次机会，作为一名对中国知识界抱着敬意的作家，也为了和我抱有同样意念的日本的那些朋友，我要尽我的力量。坦率地说，站在这里讲话的我，心情是沉重的。在这六年里，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保持着亲密的友好交流关系，在我东京的书房里，一直自豪地、珍贵地摆放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的证书！

　　六年来，可以说我的担忧一直挥之不去。我长期以来所崇敬的巴金先生以高龄去世了。勇敢、诚实、卓越的文学精神贯穿于巴金的一生，他的人格的威严永远闪烁着光芒。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把我的哀思写在了给社科院朋友的私人信函中，据说被发表在报纸上，也许有些人读到了。在那篇悼文中，我谈到了我的忧虑。

　　我在巴金的悼文里对日本政府走向与中国和解相反方向的强硬态度表示了忧虑。最近的8月15日，小泉首相强行参拜靖国神社。当天晚上，早有预感的我和我所信赖的知识界人士组织了大型抗议集会。

　　在今天的演讲中，我应当向人家介绍8月15日晚上我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面对一千两百多与我同样忧虑的老人、壮年以及青年人（包括很多女性听众）所演讲的内容。

　　三、我们共有深刻的危机感

　　在8月15日的集会上，我们所有发表演讲的人都事先统一了基调，大家都从对政治哲学家、教育家南原繁的思想分析展开，联系当今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探讨对南原繁理念的理解。

　　南原繁是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期间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教授，战后不久曾经担任东京大学的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他频繁地对学生和一般市民发表演讲，其中许多在出版后被广 泛阅读。演讲的内容集中在战后日本人如何重新做一名国民、重新做真正的人以及如何复兴已成为战争废墟的国家等问题上。

　　南原繁特别提到的是核武器问题。他说：“经受了长崎、广岛爆炸伤害的人类第一个原子弹受害国日本，担负着和应付的代价，也是日本的出路，是日本民族对世界历史的使命。”

　　关于中国问题，他说：“决定日本民族命运和未来的，只能是重新建立在真正和平基础上的日中两国关系正常化。它的实现需要一个根本的条件，那就是目本国民要对七七事变以来的战争责任做出深刻的反省、深刻的认识。”

　　我只亲耳聆听过一次南原繁的演讲，那是1963年12月1日纪念学生出征二十周年时所作的题为“放弃战争的再次宣誓”。我以一名老作家的身份，把自己对那次演讲的深刻印象讲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听。

　　南原繁在演讲中谈到，战败前的两年，日军越来越被动，征兵令下达到大学，凡达到兵役年龄的学生都要上战场，即所谓“学生出征”。作为送行的教授，心情复杂。学生当中有的已经“对战争疑惑和忧虑”。当自己的教授同事对学生继续嘣着“大义名分”、“道德意义”的高调时，不能否认有的学生确实已经认识到那是一场没有任何正义可言的侵略战争。要把这些学生赶上战场，怎么对他们说呢？南原在演辨中对当时的情况做了如下叙述，我在这里引用南原繁著作集中的原话。

　　“我不能对他们说‘即便违抗国家的命令也要依照自己的良心做事’。我不敢说。（省略）我对学生讲的是，‘国家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不论个人的意志如何，我们必须依照国民整体的意志行动。我们热爱这个祖国，必须和祖国共命运。要知道，一个民族和一个个人一样，终将经历很多失败和错误。因此，我们的民族将付出巨人的牺牲和代价。不过，这些付出将带给我们日本民族和国家真正的觉醒和发展。’”

　　我在8月15日演讲的时候引用了南原繁的话。当晚回到家里时，已经收到批评的邮件。发件人认为，南原没有阻止学生出征，而学生中一定有的死在了战场，而且有许多亚洲人、妇女和儿童被那些出征的学生杀死。怎么能允许教授的沉默呢？

　　这话说得对。面对不得不出征的学生，南原没有说出真正想说的话，对自己的反省和懊悔成为他战后行动的动力，他为此而付出了努力。我聆听南原演讲正值战争结束第18年，南原繁不得不担心的是，处在战后重建中的日本，本应对自己民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以及对近邻民族带去的更大牺牲有更深刻的反省，走上“真正自觉的发展之路”，但是这个“民族国家”却正在淡忘这个自觉……下面再引用他演讲的一段话：……向内外宣布放弃战争、废除一切军备的我国，今天在战后同一个宪法下却拥有不亚于战前的二十几万兵力，由此可见建设新日本精神的变化，这一切正是对自己的抹杀、对自我的否定，这么说可能更合适。别的暂且不论，与此关联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战后的新教育理念已经发生了动摇和混乱。现在的政府、各政党口口声声自由与和平，但其精神内涵和志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不仅仅是为政者或政治家中的问题，在我们的一般国民中间也同样存在，所谓战前派（包括战中派），在战后18年来，已经淡化了对战争的反省和战后初期的决心，甚至已经忘却，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南原繁这种沉重的恐惧在他的另一段长话中表达得十分透彻。请允许我再次引用。

　　“就我国自身而言，俨然称为‘圣战’、打着肇国精神、‘八峢一宇’的大旗，称美英为鬼畜，以把他们赶出亚洲取得东亚新秩序的霸权为我民族神圣使命，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岛施行暴虐，残害数百万无辜生命的那场战争，如果不是我们民族的暴举和错误、不是对同胞和人类的犯罪，又能是什么昵！我们所担心的是，现在，对所谓‘大东亚战争’的重新评价以及对其意义的强调，不论意图和动机是什么，都将导致所谓东亚新秩序亡灵的再次复活，导致毁灭共产中国的战争。实际上，我们的国民中有的人还没有从大东亚共荣圈的梦中醍来，‘梦，再来一次吧’的希望仍旧残存。”

　　关于最后这一段引用，特别是对于倒数第二句南原繁的痛切担忧，有几个发来的邮件、特别是五六十岁的听众反馈说，南原繁作为一名谨慎的哲学家，在思考米来时，恐惧的心理常常困扰着他。当时的担忧就是指“毁灭中国的战争”。

　　其实，当今，在与中国相处中，尽管日本紧紧追随着美国，一旦挑起战争，无论国土还是民族，首先从地球上“覆灭”的是日本和日本人。这一点连我们当中最健忘的人们（包括那些对广岛、长崎的事件根本不了解、对那些受到光辐射而终生痛苦并已经年迈的受害人的情况也根本不想知道的人）都应当想象得到。刚才我讲到南原繁的核心思想，他在1963年的演讲中透露了两个最人的担心。第一是日中关系的恶化；第二是笼罩世界的核武器。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战后经历了六十一年，与南原繁演讲的时代相比，为“大东亚战争”和“东亚新秩序”正名的叫嚣更加露骨，在一些报纸上占据相当的版面，尤其是出现在面向大众的电视等媒体上。小泉首相认为自己的行动与这种复古性的论调无关、是个人“内心的问题”，今年8月15日参拜了供奉着“大东亚战争”“东亚新秩序”思想的具体实施者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之后的舆论调查结果表明，有近50%的日本人对小泉的参拜表示支持。这是战后最大的历史转折点。

　　我在这里能向大家说的是，8月15日晚我们以南原繁的思想为主题、面对一千二百多名认真的听众演讲，我们大家共有着深刻的危机感--这样一个事实，以及将来我们不应当无能为力--这样一个期盼。

　　四、我越发坚信“希望”的存在

　　我作为一名步入老境的作家，从少年时代开始，六十多年来一直崇敬着一位中国的文学家，那就是思维最敏锐、民族危机感最强烈的鲁迅。我最先接触到的是鲁迅的短篇小说，在不断接触和阅读鲁迅作品的全部过程中，我从来没有间断做读书笔记，其中包括对鲁迅作品中提到的“希望”这个话语的理解等。实际上，我在很多场合都引用了我的这些读书笔记。无论是最初对鲁迅的话语的解读，还是半个多世纪过后的今天的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认识在不断地加深。下面，我特别想就鲁迅所说的“希望”谈谈我的想法。

　　如前所述，阅读鲁迅已经伴随我的一生。日本刚战败的时候，我还是个少年，我家在四国的山村，没有优厚的文化背景，这种条件下的我又是如何阅读到鲁迅短篇小说的呢？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连我自己也像个谜。因为这次北京之行中我要在北大附中演讲，会提到这件事，所以非常认真地要把记忆中母亲给我的那本很小的《鲁迅选集》找出来。在我的读书笔记上记录了那本书是由佐藤春夫、增田涉翻译，岩波书店出版，后来又通过书店得知那个版本是1935年出版的。关于这本书的来历，我也是在母亲去世之前才听她说的。我母亲的一位自小要好的朋友，她曾在东京的女子大学学习，接触过中国的现代文学，后来作了教师。在我出生的那年（1935年），这位朋友在探望产后的母亲时，送给了母亲那本鲁迅的书。两年后，卢沟桥事变，战争爆发。我母亲害怕周围的监视，把那本书珍藏在了一个小箱子里，把敌对国文学家的《鲁迅选集》藏起来了。战争临近结束时，父亲去世，我失去了上中学的希望。记得当时生活非常艰苦，为生活奔波的母亲那时已经没有看书的余地了。

　　但是，战后第二年，新宪法颁布，半年后宪法开始实施的同时又颁布了教育基本法。我们大多数日本人心中所充斥的，就是刚才讲过的南原繁讲座中提到的对新生日本的决心和希望。我讲过，南原繁是一位依照和平宪法致力于教育改革的学者，其实我也是那个改革的受益者。村里办起了新制中学，我高兴极了。我母亲就是在那时把珍藏在箱子里的《鲁迅选集》给了我。那年我12岁，已经可以读《孔乙己》、《故乡》，我还专门把《故乡》的最后一段抄写在了学校发给学生的粗糙的写字纸上。我现在引用竹内好对那一段的翻译。

　　“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的这句话，对于当时12岁的我来说能理解得了吗？我重复着他的话，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但12岁的我非常珍爱这句话，我觉得鲁迅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我19岁的时候开始了人学生活，开始阅读更多鲁迅的书。鲁迅所说的“希望”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为此我不知写过多少读书笔记（仅在新制中学读书时的笔记就有很多册），也多次把他的话抄录下来。

　　我在《华盖集续编》里读到一段，我想在这里读给大家。这是那篇悼念被杀害女学生的文章之后，在更加严峻的情况下，鲁迅前往厦门之前向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会发表的最后公开演讲，是记录下来的。

　　“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学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情，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我仍然记得自己在读了这个谈话后的感想。我特别意识到自己进入大学生活就是开始了人生新的阶段。12岁时对《故乡》的阅读其实并没有理解透彻，曾经在笔记中写过“希望”将怎样才能出现呢？现在，鲁迅面对现实危机，站在犹如一堵高墙的黑暗前，把希望解释得那么透彻。再联想到《故乡》的结尾，鲁迅向我们保证希望是存在的！他，是属于希望的！19岁的我终于破解了12岁以来未解的这道题。随着人生岁月的流逝，我越发坚信这个道理。

　　五、我们必须改变毫无反省的状态

　　我从一开始就告诉大家，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讲台上的我，内心是非常忧虑的。这是我真实的并不情愿的感受。我已经是个老人，在思考未来的时候，对于也许不久的将来会离开人世的自己本身，我并不做什么考虑，心里想的更多的是生活在将来的年轻人、他们的那个时代、他们的那个世界。我因此而深深忧虑。

　　我想到，自己在战后那些年曾经被给予希望，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与因日本人而遭受战争残害的亚洲、特别是中国人民真正和解，而现实能够告诉我们未来会是那样吗？我怀疑。在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那天晚上，与我有着同样忧虑的知识界人士向大家讲述的南原繁对未来的那个期望，今天正当年的日本人是否都懂得呢？如果现在的日本人没有那样的祈盼，将来的日本人又怎能把握好自己的思想和生存昵？

　　伴随着自己的这些忧虑、或者说尽管有这些忧虑，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的有两点。当然，这只足我的强烈的祈盼，并不是说我已经看到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的可能。也许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个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我要把我的祈盼讲给你们。

　　我用汉语的祈盼（日文为“希求”--译者）这个词，它出现在带给战败后日本人再生希望的宪法中，也出现在教育基本法中，教育基本法与宪法在思想上、在丰富思想的感情上都是贯通的。我12岁的时候，曾经请教新制中学的老师，被允许把教育基本法的文章抄写在笔记本上（我总是把认为好的文章抄下米，这是小时候母亲教的，这个习惯保持到老，这也是自学者的学习方法），就是因为我深深地被“祈盼”这个词所牵动。

　　那么，刚才说过，我想告诉大家两点，第一点，三年前我的一个朋友死于白血病，他就是爱德华萨义德，直到他过早去世之前，他一直主张巴勒斯坦的正义，批判当前充斥世界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

　　他死后，日本的年轻电影人拍摄了记录萨义德生平的纪录片，其中有对他的同事们的采访。他们说，萨义德在他的晚年并没有找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但是，随着死亡的临近，萨义德逐渐变为“意思性乐观主义”，他认为，世界的人们不会永远这样，也许要经历很长时间，但巴勒斯坦问题是一定会得到解决的。萨义德的朋友们认为，虽然“不清楚他讲的很长时间到底是多久”，但对萨义德的“意思性乐观主义”有同感，并表示要继承他的遗志。

　　那么我也是这样想，虽然我忧虑现在的日本人与亚洲的人民、特别是位于其中心的中国人民之间很难达成真正的和解，也许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我应当抱着最终能够达成和解的“意思性乐观主义”度过自己的晚年。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亚洲的人们、特别是日本人又怎能对未来抱有真正的希望呢……

　　我现在讲我要告诉大家的第二点，回到刚才南原繁一生主张的思想上，对于把想象思考作为职业核心的我来说，南原繁思想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我称之为“伦理性想象力”。我所尊敬的日本的部分知识界人士感到最痛苦的是，现在的大部分日本人已经不再具有对那场战争的记忆。

　　可能更多的人会说，如果老人失去了战争的记忆，那年轻人就更记不得，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那个记忆。但是，正因为年轻人是可以通过教育了解过去的，所以我用“意思性乐观主义”更正自己的忧虑。我想呼吁把教育作为核心渠道，运用“伦理的想象力”唤起日本人对未来的构想。如果说为了推动自我教育需要具体的教材，那我们周围不是有很多吗，问题在于需要勇气面对现实。更坦率地说，就是我们要改变现在这种毫无反省的状态。我们要为我们的未来拥抱“伦理性想象力”的祈盼。

　　我还是要朝着这个目标，把它作为自己晚年的工作，加入到保卫宪法第九条、保卫教育基本法的运动中。已经有老年、壮年、青年和妇女等有觉悟的日本人走在了这条道路上。诚然，我们所面对的是猛烈的逆风……

　　（李薇 译）

　　1999年获奖作家

　　[德国]君特格拉斯

　　Gunter Grass（1927一丂丂）

　　小说的作者是可疑的见证人。

　　《铁皮鼓》的作者刚修改完最终校样，这本书就离他而去。最终校正发生在十四年前，从此我就失去了《铁皮鼓》。这部小说被译成了克罗地亚语、日语和芬兰语，我料定它会使各国的小资产阶级坐立不安。但泽市郎富尔区是我失去的故乡，它的声名在世界各国不胫而走。

　　评论与成见堆积如山，它们似乎阻挡了我通往此书的道路，因为我从未首尾连贯地阅读过印刷好的《铁皮鼓》。五年以来，《铁皮鼓》的写作计划或底稿，它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决定了我的生活习惯乃至睡梦。现在这一切都已结束。随后出版的几本书，例如《狗年月》和诗集，当时都已近完稿，唾手可得。

　　迄今为止我从未读过装订好的《铁皮鼓》，这可以归因于职业习惯所产生的厌恶感。即使是现在，当有人要求我讲述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产生过程时，我也只是漫无目的地翻阅某些章节的开头几页。起初我并不太情愿回顾我往日的状况和写作《铁皮鼓》的起因，我害怕作茧自缚。《铁皮鼓》的作者谈《铁皮鼓》，而他是一位可疑的见证人。

　　正因为我承认自己没有资格评述这部小说，所以我可以成堆地清扫垃圾，并且可以避免有益的谎言。这些谎言像插枝一样使日耳曼语言文学的温室欣欣向荣。

　　既不是创作欲（诸如我肯定要写并且知道怎样写），也不是蓄积已久的决心（诸如我现在要动手写了！），更不是某种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标（天赋的义务之类），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机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许是我的最可靠的推进器，因为我要缩短自己与上流社会之间的距离。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干一番惊天伟业。时断时续的文科中学教育（我以五年级高中生的身份肄业）更助长了这种臭不可挡的雄心。这是一种危险的动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为我了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动力，所以我在写作时总是轻松而冷静地控制这种动力。我将写作视作一种有距离感的、带有讽刺色彩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个人的，而它的结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则是公开的。

　　一九五四年我的母亲海伦格拉斯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六岁。因为她不仅怀有小市民的情感，而且热爱戏剧，所以在她的儿子十二三岁时，她就不无嘲讽地叫他培尔金特。她的儿子喜欢虚构故事，并且向她许诺将给她带来财富、送给她波斯羊羔皮大衣和去尼泊尔以及香港旅游的旅费。《铁皮鼓》在她去世五年之后面世，并且获得了培尔金特所想象的那种成功。母亲在世时，我总想向她证明自己的能力；然而直到她谢世之后，我的能量才得以释放。

　　与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相比，我肯定处于劣势。这类作家在社会义务的旗帜下敲着打字机，他们毫不关注自我，而是以社会全局为出发点来履行他们的职责。根本没有什么高尚的企图促使我为战后德国文学奉献一件璀璨的珍品。我不想，也不能满足那时文学界提出的“澄清德国历史”的合理要求，因为我的努力无法给人带来慰藉，无法使人释怀。我试图丈量我自己的失去的乡土，并且首先一层一层地铲平所谓的中产阶级（即无产者与小市民的泥砾）的垃圾堆。《铁皮鼓》的作者也许成功地发掘了某些新的认识，揭穿了某些人的伪装，用冷笑实实在在地打破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魔力，瓦解了人们对它的虚假的敬畏感，并且重新赋予了迄今为止被缚的语言以行动自由。但是他原本不想，也不能够澄清历史。

　　鄙人满足于艺术创造的快乐，欣赏变幻的形式，喜欢在纸上描绘反现实。简言之，艺术尝试的器官早已存在，它期待着克服阻力，吞食庞大的素材。然而素材也早已存在，它等待着基础代谢。出于对大规模的素材的恐惧，加之本人自由散漫，心不在焉，所以我未作大的努力。

　　私生活的诱因再次解放了我的创造力。一九五四年春，就在我母亲去世后不久，我与安娜玛佳蕾塔施瓦茨结为伉俪。婚后的我专心致志，恪守市民的劳动道德与奉献精神，并且下决心要向突然闯进我的陋室的姻亲们证明我的才能。我的姻亲都是循规蹈矩的瑞士公民，他们像清教徒一样质朴，宽容大度，用艺术鉴赏家的眼光注视着活蹦乱跳的我在过于庞大的器械上做体操表演。

　　这是一种可笑的冒险行为，因为安娜刚挣脱大资产阶级的保护，转而寻求不安定的生活，并且小心翼翼地在战后柏林的艺术家圈子中初试身手。那时她肯定没有作一个所谓的大作家妻子的野心。

　　尽管小市民出身的飞黄腾达者的兴趣经常与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豪门闺秀追求妇女解放的愿望发生有趣的碰撞，与安娜的结合还是使我坚定不移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奋进。虽然创作《铁皮鼓》的文学契机发生在我们相识之前，但是我们的婚姻为我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一九五二年春季与夏季，我搭车旅行，周游法兰西。我没有谋生的职业，只是在包装纸上画素描，并且不停地写作。我文思泉涌，下笔千言，除创作了模仿宗师巨匠的颂歌《昏睡的舵手佩林努鲁斯》之外，还写有一首臃肿的长诗，长诗的主人公柱头修士就是奥斯卡马策拉特的前身。

　　囿于时尚，我将长诗的主人公确定为一个年轻的存在主义者。他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职业是泥瓦工。他狂野而博学，经常引用名言。就在富裕生活到来之前他已厌倦了富裕，恶心成了他的嗜好。他在无名的小城中砌起了一个高柱，蹲在柱头上坐禅。他的母亲对他骂不绝口，用一根长木棍挑着饭盒将饭菜递上去供他食用。她力图引诱他回家，她甚至获得了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少女合唱团的支持。小城的社交圈子环绕着高柱，敌友皆麇集于此，最终形成了一个仰望高柱的团体。了无牵挂的柱头修士俯视下方，沉着地变换重力腿与虚立腿，找到了他观察世人的视角，并且满口隐喻。

　　这首失败的长诗被我束之高阁。从它仅存的断片中可以窥见：当时特拉克尔、阿波利奈尔、林格尔纳茨、里尔克和蹩脚的加西亚洛尔卡德文译本，对我的影响多么巨大。唯一有趣的是诗中对一种超然的视角的寻求。高高在上的柱头修士的视角太静止了，而奥斯卡马策拉特三岁男孩般的身高则恰到好处，这种侏儒视角既灵活多变，又可造成距离感。我们可以说矮子奥斯卡马策拉特是柱头修士的对极。

　　同年夏末，当我离开法国经由瑞士前往杜塞尔多夫时，我与安娜初次相遇，并且通过直观废除了柱头修士的形象。一天下午，在一个普通的场合，我看见在喝咖啡的成人之中站着一个脖子上挂着铁皮鼓的三岁小男孩。男孩的神态引人瞩目，深深地嵌入我的脑海之中。这个三岁顽童对他的乐器相当痴迷，甚至达到了忘我的程度。与此同时他对午后边喝咖啡边聊天的成人世界作出一副不屑一顾的表情。

　　这次“发现”被遗忘了整整三年。我从杜塞尔多夫迁往柏林，认了一位新的雕塑老师，与安娜重逢，次年结婚，将误入歧途的妹妹从一座天主教修道院中接出来，画素描，制作飞鸟雕塑、稻草人和用金丝编成的母鸡。我的第一部长篇散文习作《栅栏》采用卡夫卡的小说模式，并且借用了早期表现主义者丰富的隐喻，然而这部习作却失败了。随后我一挥而就，创作了第一部结构松散的即兴诗集。这些简洁明快的诗歌逐渐脱离了作者的控制，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这就是《风信鸡的优点》，是我出的第一本书，它采用平装本形式，包括诗歌与插图。

　　此后，我在主要从事雕塑家职业的同时，还完成了一些短剧，例如独幕剧《叔叔，叔叔》和《洪水》。当我应邀出席四七社（注：四七社，联邦德国的文学团体，主要创作倾向为批判现实主义。）的聚会时，我朗诵了这些短剧，取得了一点点成功。因为安娜是个舞蹈家，所以我也为她创作芭蕾舞剧脚本。我尝试着起草了几部芭蕾舞剧，舞剧的情节后来成了小说《铁皮鼓》的章节，例如小说的开篇“肥大的裙子”、关于船艏石像“尼俄柏”的故事和“末班有轨电车”，在小说中，奥斯卡马策拉特和他的朋友维特拉乘坐着这班电车穿越夜幕下的杜塞尔多夫，此外还有波兰骑兵进攻德国装甲车的场景。这些芭蕾舞剧草稿被我弃置一旁，均未发表，最后都化作了史诗般的小说《铁皮鼓》的章节。

　　我全副武装，携带着长期积累的素材、不明确的计划和确凿无疑的功名心，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安娜想接受更为严格的芭蕾舞训练，因此我们于一九五六年初离开了柏林，前往巴黎。虽然我们此时一无所有，但是我们的旅行却无忧无虑。在皮加勒广场附近，安娜拜诺拉夫人为师，诺拉夫人在安娜心中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俄罗斯芭蕾舞教练。就在我为剧本《恶厨师》作文字润色的同时，我写下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这部长篇小说的标题屡经变更，从《鼓手奥斯卡》到《鼓手》直至《铁皮鼓》。我的回忆至此戛然而止。我只是依稀记得我概括了小说的素材，制订了几个带图示和提纲的写作计划，但是这些计划随着创作的继续最终均被取消。小说的初稿、第二稿和第三稿都被我扔进了我在下文中即将提到的工作室里的火炉之中。那时我的行为相当古怪，我不愿意用稿本的异文来满足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获取参考资料的欲望。

　　我信笔写来：“供词：本人系疗养与护理院的居住者……”随着小说首句的出现，障碍清除了，千言万语喷涌而出，记忆与幻想展翅高飞，形式游戏与细节描写获得了自由的空间，一章又一章的内容浑然天成。当礁石阻碍着叙述之河的流动时，我就一跃而过。关于本地市场的故事涌入我的脑海，罐头蹦蹦跳跳，释放出特有的气味。我构想出一个枝繁叶茂的家族，我与奥斯卡及其亲友们争论不休，我思考着如何描写有轨电车及其行车线路，如何安排同时发生的事件，如何摆脱时间顺序的荒谬束缚，让奥斯卡以第一人称还是以第三人称的形式来叙述，是否满足他交媾生子的要求，如何赋予他现实的过错与幻想的罪孽。

　　我试图为奥斯夫这个孤僻的怪人配备一个邪恶的小妹妹，然而我的企图在他的抗议下破产了。这个受到阻碍的小妹妹坚持她的文学生存权，她后来作为图拉波克里夫卡出现在我的其他作品中。

　　现在我要回答一个大家经常提起的、颇受欢迎的问题：我不为读者写作，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读者。首先我为自己写作，其次我为安娜写作，再次之我为偶然光临寒舍并且倾听拙作章节的朋友和熟人写作。我用我的想象力召唤来了一群读者，我为这群想象中的读者写作。生者与死者环绕着我的打字机，其中有忽视细节的友人格尔德马赫，戴着厚镜片眼镜的文学导师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谙熟文学而相信真善美的我的岳母，风尘仆仆、亡命天涯的拉伯雷，我昔日的德文教师（我认为他的怪脾气比当今教育体制的干果供应更有效），还有我已逝去的母亲，我用各种文件来对付她的异议与修正，然而她只是有保留地相信我。

　　当我回首往事时，我还记得我与这群品头论足的读者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如果有人将我们的交谈记录下来并且编成小说《铁皮鼓》的附录，那么成品的篇幅将足足增加两百页。也许意大利大道一百十一号的火炉吞噬了这篇附录，也许我们的交谈纯属虚构，因为我对写作过程的回忆是十分模糊的，而对我的工作室的回忆则历历在目。那是一间潮湿的、底层的陋室。从我开始写作《铁皮鼓》时起，这间陋室也就成为我从事时断时续的雕塑创作的艺术家工作室。与此同时这间工作室又是楼上我们狭小的两居室住宅的供暖锅炉房。我既是作家，又是司炉。每当我才思枯竭时，我就走出工作室，从临街的棚屋里提两桶焦炭回来，我的工作室散发出地窖菌的味道，并且弥漫着煤气，使人倍感亲切。淌着水珠的墙壁使我的想象如大河奔流，一泻千里。房间的湿气也许有助于奥斯卡马策拉特的幽默感。

　　因为安娜是瑞士公民，所以我每年夏天都在瑞士的提契诺州待上几个星期，并且在户外写作。我坐在爬满葡萄叶的凉亭中的一张石桌旁，眺望着熠熠发光的南国风景，热汗涔涔地描写结了冰的波罗的海。

　　有时为了换换空气，我就走进巴黎的小酒馆，坐在那里字迹潦草地写出某些章节。这些小酒馆和电影中再现的巴黎小酒馆毫无二致。我坐在悲伤地缠绕在一起的情侣们中间，周遭还有裹在大衣里的老妪。我面对着嵌有镜子的墙壁和青春艺术风格的装饰花纹，探讨歌德与拉斯普京之间的亲和力。

　　安娜亲身经历了《铁皮鼓》长达四年之久的创作过程。她经常想听，有时也必须听我讲述小说的临时结局，这些尚未最终确定的结局常常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我在写作时经常出神，并且不停地吸烟，以致室内烟雾缭绕，安娜也许很难确认这个男人就是她的丈夫。作为她的伴侣，我肯定让人受不了，因为我整日沉迷于我所虚构的人物世界中。我是一台操纵着许多电路的配电设备，我与若干相互穿插的意识层面紧密联接在一起。人们称之为“疯魔”。

　　我在埋头创作的同时，活得也很实在。我精心地烹调五味，一有机会就去跳舞，因为我十分欣赏安娜的长腿与舞姿。一九五七年九月，就在我专心致志地写作《铁皮鼓》第二稿时，我们的孪生子弗朗茨和拉欧尔出生了。这不是一个创作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每月有三百马克的生活费，这笔钱是我随手挣来的。在四七社一年一度的聚会上，我售出了我的素描与石版画；瓦尔特赫勒雷通过向我约稿和采用我的稿件付给我稿酬，他生性乐善好施，间或来巴黎时就将钱带给我，在遥远的斯图加特，海森比特尔将我从未上演的剧作制作成广播剧播放；翌年，我已开始雕琢《铁皮鼓》的终稿，此时我获得四七社文学奖，第一次赚到了一大把钞票，总额为五千马克。靠着这笔钱，我们买了一台电唱机，这台电唱机今天还能出声，它属于我们的女儿劳拉。

　　我从未参加中学毕业考试，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常常使我的父母感到忧伤，但是有时我认为：恰恰是这一点保护了我。因为如果我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那么我肯定会拥有一个职位，我会成为夜间节目编辑而将自己刚动笔的文稿锁在抽屉里。作为一位被埋没的作家，我肯定会对那些文思敏捷的作家满腔怨愤，这些作家在大自然中竟然能够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上天常常赋予他们灵感。

　　其间我与保尔策兰多次交谈，说得更确切些，我只是他的独白的听众。我投身政治，与孟戴斯-弗朗斯一起喝牛奶，目睹了警察在阿尔及利亚人居住区进行大搜捕。我还埋头于报纸中，关注国际时事：波兰十月起义、布达佩斯起义、阿登纳在总理竞选中获得绝对胜利。除此之外是空白。

　　一九五八年春，为了写好但泽波兰邮局保卫战那一章，我必须去波兰旅行。由赫勒雷居间介绍，安德烈维尔特先生给我写了邀请信，我经由华沙前往格但斯克。我猜想，昔日波兰邮局保卫战的某些幸存者还健在，因此我前往波兰内政部打听消息。波兰内政部的一个办公室里存放着关于德国人在波兰所犯战争罪行的成堆文件。一位内政部官员给了我三个昔日波兰邮局职员的地址（最近的地址出自一九四九年）。他特别强调：这三个所谓的幸存者并没有获得波兰邮政工会（和官方）的承认，因为根据一九三九年秋德国和波兰的新闻报道，所有波兰邮局的保卫者都被德国人依据军事管制法枪决了。因此波兰人将全体保卫者的名字都刻在纪念碑上。谁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谁就是死者。

　　在格但斯克，我寻觅但泽的踪迹，找到了其中的两名前波兰邮局职员，这两人在造船厂找到了工作。他们在造船厂比在邮局挣得多。他们实际上对其未被官方承认的状况表示满意。但是他们的儿子想让他们成为英雄，想让社会承认他们是抵抗运动战士，并且为此而奔走（结果却劳而无功）。这两名前邮局职员（其中之一为汇款单邮递员）向我详细描述了波兰邮局保卫战的全过程。我根本无法虚构他们的逃亡之路。

　　在格但斯克，我巡视昔日但泽的上学之路，与公墓中熟悉的墓碑耳语。就像我在学生时代端坐在教室里那样，我在格但斯克市立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正襟危坐，翻阅各年度的《但泽前哨报》，嗅到了莫特劳河和拉道纳号拖轮的气息。在格但斯克，我是一个陌生人，可我还是发现了所有儿时的、现已残缺的旧物：海滨浴场、林中路、砖结构哥特式建筑和拉贝斯路简陋的出租房屋，这些旧房子位于马克斯哈尔伯广场和新市场之间。在奥斯卡的建议下，我再次拜访了圣心教堂，它仍然散发着天主教的臭气。

　　后来我站在了我的叔祖母，卡舒布人安娜的厨房里。当我向她出示了我的护照之后，她才相信我是君特格拉斯。她嗫嚅道：“孩子，你长大了。”我在她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听她拉家常。她的儿子弗朗茨曾经是波兰邮局职员，在邮局保卫者投降之后，他确实被枪杀了。我发现他的名字镂刻在纪念碑上，他的英雄身份获得了官方承认。

　　归途中路经华沙，我结识了今日联邦德国著名的评论家马塞尔赖希-拉尼基。拉尼基友好地问这位自诩为德国作家的年轻人，他的文章属于哪种类型、有何社会作用。当我向他简述《铁皮鼓》的内容时（“那个小男孩三岁时就停止长个了……”），他撇下我，惊惶失措地朝促成我们相识的安德烈维尔特嚷道：“当心！这个人并不是德国作家，他是保加利亚间谍。”在波兰我很难证明我的身份。

　　一九五九年春，《铁皮鼓》完稿。在我修正了校样、送走了拼版之后，我获得了四个月的奖学金，中介人仍然是赫勒雷。我可以前往美利坚合众国，访问美国大学并回答大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但是访美最终夭折。那时，为了获得签证，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细致入微的体检。我参加了体检，并从医生处获悉：我肺脏的某些部位已经出现了结核瘤（节状物）。明显的结核瘤会造成肺穿孔。

　　在此期间。戴高乐将军掌握了法国的政权，有天夜里，我被法国警察拘留，对联邦德国警察局的思念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加之我已患肺病，所以就在《铁皮鼓》正式出版之后（即在这部小说离我而去之后），我们告别了巴黎，重返柏林。在柏林居住时我必须午休、戒酒、经常去医院体检、吃鲜奶油、服小药片。我还记得那种白色的药片叫做内欧特苯。我每天必须吞咽三次内欧特苯，最后我痊愈了，并且变成了胖子。

　　在巴黎时我就开始了《狗年月》这部长篇小说的准备工作。这部小说最初名为《土豆皮》。我开始动笔时进行了错误的构思。后来，中篇小说《猫与鼠》的创作彻底粉碎了《狗年月》仓促而就的草稿。那时我已成名，我不必再去亲手取焦炭倒入取暖炉里了。从此写作日益艰难。

　　我是否做到了言无不尽？是的，我说的甚至比我想说的还要多。我是否隐瞒了某些要事？对了。以后是否会有拾遗补缺？决不。

　　（贺骥 译）

　　2003年获奖作家

　　[南非]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

　　John Maxwell Coetzee（1940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