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随笔精品

第三十七章 再次小议文学与现实

　　当今纷繁的现实向文学提出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是词汇的贫乏。当我们谈到一条河的时候，一个欧洲读者至多也只能想象到二千七百九十公里长的多瑙河。如果不向他加以描绘，他很难想象到长达五千五百公里的亚马逊河的实景；如果你站在巴拉州的贝伦，一眼都看不到彼岸，它比波罗的海还要宽。

　　当我们写出“暴风雨”一词时，欧洲人就会想到闪电与雷鸣，但不易意识到我们想要描写的同一现象。比如“雨”这个字也是一样。在安第斯山，根据一位叫雅维尔马里米埃的法国人向其他法国人的描述，有的暴风雨可以持续五个月。“没有见过这种暴风雨的人，”他说：“不可能想象它是如何的猛烈。整整几个钟点急促的闪电接连不断，犹如血色的飞瀑；大气在连续雷鸣的震荡中颤抖，雷的炸裂声在无垠的山间激荡。”这种描写远远算不上什么杰作，但足以将不易轻信的欧洲人吓得发抖。

　　因此，有必要创造一系列的新词汇，以适应当今现实之需。这一需要的例证是不胜枚举的。在本世纪初走遍亚马逊河上游的荷兰探险家厄普德格拉夫说，他遇到一条溪水在沸腾，在溪水中五分钟可以煮熟鸡蛋。还说，他经过一个地区，在那里不能大声说话，因为阵雨倾盆而下。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岸一个地方，我看到一个人在一头耳朵里生了虫子的母牛前默默祈祷，并看到在祷告过程中死虫子掉了出来。那个人肯定地说，他可以远距离进行同样的治疗，只要把牲口向他描述一番并告诉他在什么地方。1902年5月8日，马提尼克岛的珀利山火山在几分钟内把圣皮埃尔港毁灭了，三万居民全部死亡并被埋葬在熔岩里。只有一人除外：全城中唯一的犯人勒德格西尔瓦里斯，为防止他逃跑而建的单人牢房坚不可摧的结构保护了他。

　　仅在墨西哥，为了表达其难以置信的现实，就得写许多本书。在这里居住近20年以后，我们能整整几个钟点观赏一盘跳舞的赤豆，就像我那么多次所做的一样。好心的唯理主义者向我解释说，赤豆会动是因为里面有一只活蛹，但这解释似乎贫乏无力：妙处不是因为赤豆里面有蛹而动，而是因为赤豆里面有蛹使之能动。

　　我生活中的另一奇异经历是第一次遇到美西螈。胡利奥秋塔萨尔在他的一些小说中说：一天他想看狮子，在巴黎动物园里看了美西螈。科塔萨尔说，当从水族馆前走过时，“我斜睨普通的鱼，直到突然看到美西螈。”最后说：“我留下来观看了它一个钟头。出来后，别的事不能干了。”我也一样，是在帕兹夸罗，只是我不是观赏了一个钟头，而是整整一个下午，而且又去看过几次。但是，那里有件比动物本身更打动我的东西，在即钉在房门上的牌子：“出售美西螈浆。”

　　这种难以置信的现实在加勒比最多，其范围北面扩展到美国南部，南面到巴西。请不要以为这是扩张主义的邪念。不是的；这是因为加勒比不仅仅是像地理学家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的那样一个地理区域，而且是个非常有相同文化的地区。

　　在加勒比，发现新大陆之前的原始信仰和奇特概念与后来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糅合成奇异的混合体，其艺术的兴味及其艺术多产是无穷无尽的。非洲文化的贡献虽是被迫的，是令人愤慨的，但却是幸运的。在这个世界的交叉路口形成了一种无边无际的自由感，一种无法无天的现实，在这里每个人都感到能够做到他不受任何限制地想要做的事：一夜之间，强盗们变成了国王，逃兵们变成了海军上将，婊子变成了女省长。反之亦然。

　　我生长在加勒比。我逐国逐岛了解它，也许我的失败就来源于此，我从来没有想到也未能做到任何比现实更为惊人的事，我能做最多也只是借助于诗把现实改变一下位置，但我的任何一本书中没有任何一个字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这种改变之一是在《百年孤独》中使布恩迪亚的家世如此不安的猪尾巴残余。我本可以运用任何其他的想象，但我想，害怕生一个带猪尾巴的儿子的想象与事实巧合的可能性最小。当然，小说刚一开始为人所知，在美洲各地就出现了些男女供认自己有类似猪尾巴的东西。是巴拉兰基利亚，一位青年在报纸上自白：他带着那样的尾巴出生，长大，但直到读了《百年孤独》之前从未披露过。他的解释比他的尾巴更令人惊异。“从前从来不愿说我有尾巴，因为害羞，”他说，“但是现在读了这部小说，并听读过这部小说的人讲，我才发现这是自然的事。”之后不久，一位读者给我寄来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张照片，韩国首都汉城的一个女孩生来有一个猪尾巴。与我写小说时所想象的相反，汉城女孩的尾巴割掉了，而且女孩活下来了。

　　但是，我的作家生涯最艰难的经历是《家长的没落》的准备工作。在几乎1O年当中，我阅读了我可能弄到的一切关于拉丁美洲，特别是加勒比地区独裁者的材料，旨在使我要写的书尽可能少的与事实相像。每一步都是一次失望。胡安维森特，戈麦斯的本能比一种真正的预卜本领要犀利得多。海地的杜瓦列尔博士命令把国内的黑狗消灭光，因为他的一个敌人，设法逃避这位暴君的迫害，摆脱了人的形态而变成了一条黑狗。弗朗西亚博士，其哲学家的声望如此斐然而值得卡莱尔对他进行研究，他把巴拉圭共和国像一所房子一样关闭起来，仅留了一个窗口，便于通邮。安东尼奥洛佩斯桑塔纳在壮丽的葬礼中埋了自己的一条腿。洛佩德阿吉雷被砍断的手顺水漂流了几天，看到它漂过的人们害怕得发抖，以为处于那种状态的那只杀人的手仍可挥动匕首。尼加拉瓜的阿纳斯塔西奥索莫萨加西亚在他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动物园，笼子分为两间：一间关闭野兽，另一间，仅一铁栏相隔，关着他的政敌。

　　萨尔瓦多信奉通神教的独裁者马丁内斯，下令把国内所有的公共照明灯用红纸衬里，以防治流行麻疹，并发明了一种摆锤，饭前放在食品上方，测定食品是否有毒。现在仍在特古西卡尔帕的莫拉桑的雕像，实际上是内伊元帅的：到伦敦去寻找雕像的官方代表团决定，买下这尊被遗忘在一个仓库里的雕像比定做一件莫拉桑的真实雕像还要便宜。总而言之，我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作家们必须虔诚地承认，现实是比我们更好的作家。我们的天职，也许是我们的光荣，在于设法谦卑地模仿它，尽我们的可能模仿好。

　　（仇新年 译 屠孟超 校）

　　与海明威相见

　　1957年春天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他偕同妻子玛丽威尔希漫步走过巴黎圣米歇尔大街时，我一下子便认出了他。他在街对面，正朝着卢森堡公园那个方向走去。当时他虽然已经59岁，但当他出没于一个个旧书摊、隐没在巴黎大学青年学生的人流中时，竟显得那样生气勃勃，富有活力，人们哪里会想象到，他的一生只剩下最后4年时间了。

　　瞬间，我仿佛像以往那样，觉得自己被分割在自我的两个对立的角色之间。我不知道是否应该上前请求谒见，还是穿过林荫大道，向他表达我那谦卑的钦慕之心。但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我都感到极为不便。我只是把两手握成杯形放在嘴边，如同丛林里的壮汉那样，站在人行道上，朝对面大声喊道：“艺--术--大--师！”欧内斯特海明威明白，在这一大群学生中不可能会有另一位大师的，于是他转过身来，举起手，亮着孩子般的嗓音，用卡斯蒂利亚语对我高声叫道：“再见了，朋友！”这就是我见到他的唯一时刻。

　　那时，我是个28岁的哥伦比亚记者，曾发表过一篇小说，并获过一次奖，但我当时却游荡在巴黎街头，毫无目的和方向。我的文学大师是两位各具特色的北美小说家。那时，我读了他们发表的每一部作品，但我并没有将这些作品当作一般读物来读，而是作为文学想象中的两种迥然不同的，却又各自独树一帜的风格来仔细研读的。一位大师是威廉福克纳。我从未有过眼福见到他，只能在梦里想象，他就是卡蒂埃布莱森拍摄的著名相片上的那个衣着朴素的农夫，只见站在他身旁的是两条小狗，他那长长的衣袖连同手就搭在狗的身上。另一位大师就是从街对面向我道别的那个生命短暂的人，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是：我生活中仿佛发生过某件事，而且这件事总是萦绕我的一生。

　　我不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小说家读别人的小说只是想领会这些小说是怎样写出来的。我相信这话千真万确。我对浮现在纸页表面的那些秘诀并不满足：我们翻过书来就会发现隐于其间的缝口。我们以某种不可言喻的方法把书分解到它的实质部分，在弄清楚了作者的发条装置之奥秘后，我们再把它回复原样。但把气力花在分解福克纳的书上，则是令人沮丧的。因为他似乎没有一个写作的有机体，而是盲目穿过那圣经的宇宙，宛如一群放在满是水晶玻璃的店铺里的山羊。人们力图剥去他纸页表面的东西，但随即映入眼帘的便是弹簧和螺丝钉，不可能再回复原样了。相比之下，海明威的灵感要少些，激情和狂热也少些，他极其严肃，把那些螺丝钉完全暴露在外，就像装在货车上那样。也许鉴于那个原因，福克纳便成为一位与我的心灵有着许多共感的作家，而海明威则是一位与我的写作技巧最为密切相关的作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书本身，而且还有他在写作这门学问的技巧上的造诣确实令人惊叹折服。他在巴黎与乔治普林普顿的历史性会见中，始终阐明了这样一点--恰好与浪漫主义的创作观相反--言简意赅对写作是颇为有益的：一个主要的困难就是如何把词句组织好；难以写下去时，重新读一读自己的作品还是颇为值得的。这样可以使自己时刻记住：写作始终是艰苦的劳动；一个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写作，只要那里没有来客和电话就行了；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新闻工作埋没作家的才华之说是不真实的，与其相反的是，只要他迅速摆脱这个职业就行了。“一旦写作变成你的主要癖好和极大的快乐”，他说，“那么只有死亡才能止住它。”最后，他对我们的教诲是，他发现，当一个人知道第二天该从什么地方接下去写时，那么他当天的工作就必须停下。我认为，我此外再没有得过任何写作方面的忠告了。正好是医治作家那最可怕的忧郁症的灵丹妙药：因为作家早晨起来常常面对着空空如也的一页稿纸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海明威的所有作品都洋溢着他那闪闪发光、但却瞬间即逝的精神。这是人们可以理解的。像他那样的内在紧张状态是严格掌握技巧而造成的，但技巧却不可能在一部长篇小说的宏大而又冒险的篇幅中经受这种紧张状态的折磨。这是他的性格特征，而他的错误则在于试图超越自己的极大限度。这就说明，为什么一切多余的东西在他身上比在别的作家身上更引人注目。如同那质量高低不一的短篇小说，他的长篇也包罗万象。与此相比，他的短篇小说的精华在于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即作品中省去了一些东西，确切地说来，这正是使作品富于神秘优雅之感的东西。当代一位伟大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有着与之相同的局限，不过他并不想超越这些限度。

　　弗朗西斯麦康伯对狮子开的那一枪表明，作为打猎这门课也有不少学问，但这一枪也是作为对写作这门学问的一个积累总结。一篇短篇小说中，海明威描写一头利瑞尔公牛擦过斗牛士的胸部，犹如“猫转弯子”而返回头来。我十分谦恭地认为，那种观察在某种蠢举中是一个富有灵感的部分，而这种蠢举只有最庄重的作家才具备。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可以发现这种简单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比比皆是，它揭示出这一观点：写作如同冰山，如果要想得到下面的八分之七部分的支撑，就必须打好坚实的基础。

　　注重技巧无疑是海明威始终未能在长篇小说领域里博得声望的原因所在，他往往以其训练有素、基础扎实的短篇小说来赢得声誉。他在谈到《丧钟为谁而鸣》时说，他对于这本书的构思没有一个预先想好的计划，而是在每天写作时都有所发明创造。他没有被迫承认：这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之下，他那瞬间即激起灵感的短篇小说则是无懈可击的。正如五月的一个下午，他在马德里一家膳宿公寓里写下的那三篇小说那样，当时一场暴风雪迫使圣伊希德罗城的节日斗牛赛取消了。正如他告诉普林普顿的那样，那三篇小说分别是《杀人者》、《十个印第安人》和《今天是礼拜五》，这三个短篇都得到权威人士的鉴定。根据我的鉴赏力，沿着这条线索看去，他的力量最为压抑的一篇就是其中最短的一篇：《雨中的猫》。

　　但是，即使《过河入林》看上去好像是在嘲弄自己的命运，在我看来，这部最不受青睐的小说却是最有魅力和最富于人性的。正如他自己披露的那样，这本书开始写时，是当作短篇来处理的，后来写偏了，误入了长篇小说的红松林中。要理解这样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这么多结构上的缝隙，确实是很难办到的。同样，看出这么多文学结构上的误差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而且对话又是那么矫揉造作，甚至是凭空杜撰出来的，然而这些却又出自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巨匠的手笔。这本书1950年问世时，招来的批评是猛烈的，但也是不正确的。海明威感到自己承受了巨大的伤害，他在哈瓦那为自己作了辩护。他拍了一份充满激情的电报，这对这样身份的作家来说，未免显得有失尊严了。这本书不仅是他的最佳之作，而且还是他最富于个人感情的作品，因为他是在一个动荡不定的秋季的早晨写完这本书的。当时他对已经逝去的那些不可弥补的岁月怀有思念之情，对生命之余的最后那几年有着令人心碎的预感。他从没有在任何一本书中把自己放在这种与世无争的地位。他怀有一种完美和温柔之感，并没有感觉到一种使他的作品与生活结为必不可少的感情的方式：胜利是徒劳无用的。他的主人公死得那么平静、那么自然，但却孕育着他本人后来自杀的不祥之兆。

　　当一个从事创作的人活了这么长时间，一直怀有这样强烈的感情和慈爱之情，他就不会采取任何方式使自己的作品脱离现实生活。在圣米歇尔广场的那家咖啡馆里，我花费了许许多多的时光来读书；因为在他看来，这家咖啡馆对于写作是颇为适宜的，那里似乎有一种欢乐、温暖、明净和友好的气氛。

　　意大利、西班牙、古巴--半个世界都留下了海明威的足迹，而这些地方他只是淡淡提及。在科希马尔这个哈瓦那附近的小村子里，在《老人与海》中孤独的渔夫居住的地方，安放着一个纪念他英雄业绩的匾，上面挂有镀了金的海明威半身像。在古巴撩望台庄园的住所里，他一直居住到逝世的前夕。那座房屋在树荫中仍保持着完整无缺，里面仍旧陈列着他的各类藏书，安放着他的猎物和写字台，放着故人的那双大鞋子，以及他生前从世界各地弄来的许许多多的生物小玩意，这些东西直到他逝世之前还属于他所有。现在他虽然离开了人间，但这些东西却仍然存在着，他曾经以占有它们的魔法赋予它们灵魂，而现在它们则同这颗灵魂共存。

　　（王宁 译）

　　这种以寓言形式表达真理的方法尽管有种种不足之处和困难之处，但我在自己得以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中采用的正是这种方法。我的总的用意说来很简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相信社会的人能够达到完善的境地；一种恰当的社会结构会产生亲善的感情，因此人们可以通过重新组织社会的方法消除一切社会弊端，很可能我今天又一次相信了与此相似的见解；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却不抱这种信念了，因为我无法怀有这种信念。我发现了人对别人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我并不是说一个人持枪杀害另一个人，或者向这个人扔一颗炸弹，或者把他用炸药炸死，或者用鱼雷来炸死他。我是在考虑难以用言语描绘的、年复一年地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发生的卑鄙无耻的丑行。只须说下面的这些事就够糟的了：那么多犹太人就这样给消灭了，有那么多人给整肃了--多么美妙文雅的字眼一但在那一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我现在仍然想都不敢去想，唯恐心里感到难受。干这些事的人不是新几内亚境内以猎取敌人头颅作为战利品的野人，也不是亚马逊河流域某个原始部落。这些罪行是由受过教育的人，医生、律师，继承了文明传统的人娴熟而又冷酷地对自己的同类犯下的。我不想对此事详加解说，我愿意接下去讲些别的；但我必须说，任何人只要经历过那些年月却不懂人制造罪恶就像蜜蜂产蜜一样，那他准是个有眼无珠的人，要么就是个神志不清的人……据说人身上没有残忍和肉欲这种可悲的东西。当这些属性成为行为之时，人们就认为这是反常的行为。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的建立，脱离了人的真正本性。它们是人们可称之为政治交响乐的东西，它们会使大多数人达到完善的境地。至少可以减少反常行为。

　　我以为，人们的贪婪本性，内心的残忍和自私隐藏在一条政治的裤子里，因此我认为，人类出了毛病，不是某个例外的人，而是普普通通的人，我相信人类的情况是一种道德病态的产物。我当时所能从事的最好工作就是追溯出人类病态的本性和人类本身堕入国际纷争的联系。

　　在你们许多人看来，这种看法以神学的观念来看不过是陈词滥调，浅显之说和老生常谈而已。人是一种堕落的生物，人受到原罪的制约，人的本性是有罪的，人的处境是危险的。我接受这种神学理论，并承认其陈旧性；然而陈旧的东西却是真的，而且当一种自明之理成为人们狂热地笃信的信念时，它就远不只是陈词滥调了。我在周围寻觅某种阐明上述论点的方便形式，结果在儿童的游戏中找到了，我当时的环境十分适宜做这件事，因为我那时在给孩子们教书。而且我既是儿子，又是兄弟，又是父亲，能十分准确地理解他们，了解他们。我决定采用小男孩流落到荒岛上这个常见的文学形式，但又把他们写成有血有肉的活人，而不是缺乏生气的剪纸人儿；并力图表现他们发展起来的社会形式如何受到病态的天性、堕落的天性所制约的情况。

　　（顾明栋 译）

　　小说与读者

　　因此，最终这将怎样影响小说这种对读者有所要求的文学形式呢？首先，它使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只剩下最强烈、最具特色的乡土情趣。对于十分丰富多彩的表现力的欣赏减弱了。创作的活力--那种能够使显然是平凡事物具有强烈意义的观念力量和表现力--这种活力必须克服另一层次的感觉迟钝。我可以描绘发生这种情况的一种情形，这种情形既可笑又很微妙。在许多学校中--就我所知，可以说是大部分学校中--孩子们花去相当一部分时间撰写实验报告。他们受到教导要客观地报道实验中的现象。“把一克氯化钠置于试管中，加八十毫升水……”他们就这样一直写下去，使用自己的语言，精确程度仿佛是电子计算机，他们就用这样的语言解释各种各样的事物，就像是把洗碟布盖在碟子上一样。在他们看来，作家使用的似乎是一种他们必须从头学起的语言，这难道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地方吗？他们辩论各类书籍，犹如刚开始学习希腊语，仿佛是在根据字行的长短判断写成的这本书是不是诗歌。

　　压力太大了，重点太明显了。孩子们并不是在评价一本书，只是将书分成各种类别：色情书，战争书，西部小说，游记，科幻小说。一个孩子会接受他所熟悉的类别中的任何一本书，而不愿冒险读另一种书。他必须看见瓶子上贴有标签，知道这是与以前见过的一样的货色。你得把侦探小说印成绿色纸面本，不然的话，他就会遇到这样的困窘，即阅读了一本其中没有人遭到暗杀情节的书。

　　我现在考虑的不是真正的科学家，即自然科学家。这种人至多不到百分之一。这样的孩子或成人是十分聪明的，会离开自己的专题，从艺术中找到他欣赏的东西。他很可能发现小说或诗歌，而留在艺术这一侧的那些低劣的精神素材是不会与小说或诗歌相争的。我考虑更多的是埋头苦干的人，是我们当中令人感到亲切的大多数，是那些并不特别聪明或富有天才的人。这些人用心良好，但却被搁置在一大堆他们消化不了的事物之中，一筹莫展，只能出售一点零碎的技术。文学怎么会有机会与每日每时都为他们安排好的各种明确的娱乐活动竞争呢？对于他们来说，文学只不过是简单的、重复性的和在电视上没有西部片时用来补缺的节目，除此而外我就看不出文学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和19世纪的先辈们相比，他们的生活远不及那样野蛮。他们相信的东西少了，害怕的东西也少了，但正像破损的钞票会赶跑完整的钞票那样，劣等文化也会挤走优等文化。既然任何能力都可使价值判断产生错误或发展不起来，那么，诗歌、纯文学，真正无畏的戏剧，试图重新看待人生的小说，一句话，不妥协的精神，会有什么可为广大群众接受的前程呢？一心想兜售掉自己作品的作家--这无疑是可望得到的最低限度的尊严--将不得不愈来愈落入俗套，墨守成规，迎合公众的趣味。

　　（顾明栋 译）

　　1984年获奖作家

　　[捷克]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

　　Jaroslav Seifert（1901一1986）

　　经常去的民族剧院就只消绕过佩卡雷克的倒霉雕像《伏尔塔瓦》--她傲然高昂的脑袋上从春天到冬天落满了海鸥的白色鸟粪一步行那么几分钟便到了。此外，美丽、神秘的坎帕岛和岛上的切尔托夫卡小溪也距离不远。尽管如此，兹博罗夫斯卡街是凄清的。街上的店铺屈指可数，商店都开设在与它平行的S。M。基罗瓦街。一幢幢阴郁的分租房屋，跟维诺赫拉迪区的不相上下。窗户同对面楼房的那些神色沮丧的窗户黯然相望。

　　对我来说，如今这条街显得更为凄凉了。在这些晦暗楼房中的一幢里，安马彼沙几乎居住了一辈子。过去，我多么喜欢上他那儿去，根本不在乎楼层有多高。我想念那张亲切的、笑眯眯、带着几分嘲弄神色的脸。打心底里说，我喜欢那张脸。我俩相识五十年，但亲密的友情是到了战争年代才建立起来的。即使彼此有较长时间不见面，那是说有一个星期或者十天，只要知道同在布拉格就感到欣慰，因为这意味着离得很近，可以随时聚首，或者起码可以通个电话。

　　一听到是他的声音我便高兴地将自己交付在他那笑眯眯的嘲讽和百折不回的深厚情谊中去。那往往是他需要聊聊天、开怀一笑的时候，然后便又立即扑到工作上去了。

　　自彼肖娃太太将他的骨灰送进沙尔卡墓园至今已过去了好几年。那是一个挺漂亮的墓园--如果墓园也可以这么说的话，有我们熟悉的一位教堂老司事守护着亡灵。墓园居高临下，可以俯瞰两旁秀丽的沙尔卡山谷。山谷从利博采附近开始，至波德巴巴旁边结束，两边都有一条湍急的溪水弯弯曲曲地流过。

　　他蜷缩在墓园东面矮墙下的黑暗中，安静、谦逊、毫不招摇，跟他活着的时候一样。我和他在人民之家共过几年事，那是又艰难又苦涩的年月。我们的窗户在后院几乎正对着，每天我都见他伏在桌上。由于我有可能看到他的办公室和办公室地上那块被他沉思着踱来踱去磨出了经线的地毯，我完全可以想象他的工作日是什么样的。他工作直至深夜。当他生命行将结束，在逝世前不多久，他曾向医生诉苦，说他一生何等辛劳。在此之前他却从未讲过抱怨的话。

　　他是个严格、认真的人。作为编辑，他的仔细已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每个字眼，每个逗点，若无十分把握他就决计不会放过。你们也许会说，工作嘛，就该如此。说得对，可是彼沙的细致入微则是更进了一步。

　　他不会敷衍塞责，从来都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堪称典范。交到他手里的任何稿件，他都不会嫌其平庸而不从头至尾读过一遍。

　　出版社的头头审阅某部稿件之后，认为有缺点不能出版，要他写几句例行公事的处理意见，最多不超过半页就可以了。他却写了几大页的作品分析。

　　有一年夏天，溽暑已经开始，我们家正准备外出度假，却不料邮局给我送来了一个硕大的邮包。一份稿件，长达数百页。作者不仅自己绘了插图，而且拙劣地装订成册。然而，这确实同幼稚的创作无关。我略略翻了几页，便深信不疑它是编辑部所熟知的那种名利熏心的写作狂的产品，委实不值得为之浪费精力。今天我已不知请谁来为我作证，当时我是开玩笑！我将稿件重新包扎好，打发一名员工把它送去给彼沙，说是有人送来编辑部给他的。我心里暗自想着怎样过一会儿就去把他从这可怕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上帝知道我原来是这样打算的。可是忙乱中不知怎的我竟把这桩事情给忘记了。过了约莫一个星期我走进彼沙的办公室，却见他在酷热的下午挽起袖子坐在那儿，稿件刚刚看完。他用责备的目光瞥了我一眼，说：“是你给我送来的！在这样的大热天我看了整整一星期。”在此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当时我都没有勇气将实情告他了。

　　仅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的档案室，他留下的稿件分析和处理意见便超过了五百篇。而他在那里才工作了几年啊！总共没有多久。这是惊人的辛勤劳动的证明，是无名英雄的功绩，而知道的人却寥寥无几。

　　作为报刊的戏剧评论员，他写过一千多篇文章。也就是说有一千多个夜晚他是在剧场里度过的。遇有特殊重要的首场演出，前一天就得有评价文章见报。我这里还没有提彼沙写了多少篇书评，以及为此他必须阅读多少作品。除此之外尚有他写的文学论文、研究文章、序言和跋等等。

　　这一切说明了他办公室的那块地毯上经纬线的由来。那是一间狭长的、稍嫌昏暗的办公室，放了一张稍嫌古老的沙发。主人当然是不在沙发上休息的，而是堆放了几百本不断更新的书籍。

　　在悠悠岁月中，我们曾一起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的确，涌上心头的往事何等多！他50寿辰时，我写了一首长长的乐观主义的小曲向他祝贺，最后几句是：

　　那就祝愿你，但是我确实不想

　　给命运划地为疆，

　　唯愿三十年后人老体衰日

　　与君共把布拉格凝望。

　　不过，我们也在一起经历过相当辛酸的、我宁愿不再回想的时刻。三月占领和第二天，我们俩一同走在瓦茨拉夫广场上，趾高气扬的希特勒党卫军脸上挂着厚颜无耻的嘲笑在广场两边的人行道上溜达，热泪盈眶的布拉格人不得不退到一旁给他们让路。我确信他们之中起码绝大多数都倒在斯大林格勒前面的什么地方了。

　　5月9日那天我们两个也来到了那里。那是在德国人把我们从卡尔林军营前面释放了之后。广场上，风尘仆仆、满载着苏联士兵和我国人民的坦克正在驶过。整个广场和圣瓦茨拉夫雕像上还落满了不久前空袭留下的白墙灰，办公室扔出的德文纸张狼藉一地。但是，这一切仿佛已经遥远得如同隔世了。这些最美好的时刻我也将它们从记忆里推开，因为它们永远是同最令人伤心的时刻连结在一起的。

　　我再也不会去躺在兹布拉斯拉夫附近的伏尔塔瓦河岸上了。我同万楚拉以及万楚拉长篇小说《天气多变的夏天》中的一个人物曾多次坐在那里。游泳场的救护员舒拉-长篇小说的另一个人物--从附近的游泳场给我们送来清凉啤酒。同样，要我再去坐在金斯基花园边上那棵盛开的丁香树下，也会是困难的。曾有极其珍贵的几次，我和彼沙一同坐在那里，他是那样的高兴。

　　然而，最难忘怀的莫过于我们两个在一起经历的那一天了，我特别喜欢回忆它。如果可能，我愿意每年都回到那里，旧地重游……

　　那是六月，干草收割季节。前一天我们在纳霍德参加了一次晚会。会上彼沙做了报告，纳霍德的演员们朗诵了诗歌。次日，我们乘坐公共汽车到了拉基博日茨凯山谷。大家知道，那儿离纳霍德有一段路程。

　　我是一个城市人，出生在城市，也在城市生活了一辈子。当我患病住到克鲁什内山麓的杜比小疗养地时，我几乎每天都乘坐电车到代普利采的咖啡馆去喝一杯黑咖啡。“你不是为了咖啡去的，”彼沙笑着说，“在杜比你也能喝上，只是那儿缺少阴沟的臭气罢了。”

　　彼沙是农村人。他出生于波希米亚南部的小城镇，一到田野和苍翠的林木下面他便高兴万分。他酷爱金斯基花园，花开时节总要偷闲前去看看，哪怕一忽儿工作也好。但凡可能，他就上坎帕岛去散步，乐滋滋地把那条横贯坎帕岛的幽径叫彼沙巷。咖啡馆他很少光顾，只在剧院晚场散戏之后才偶尔去去，我却是将无数美丽的春天和夏日消磨在咖啡馆里的。

　　那天在姥姥谷，我却也经历了令人心醉神驰的时刻。那显然是我们一生中唯有在这片国土和这个地区才能领略到的。我们崇敬的事迹和我们热爱的传奇已将这个地区神圣化了。

　　从早晨起，天气就明媚宜人。远方，拉基博日采的小城堡闪闪发亮，缤纷的色彩是那样的富有暗示性，发人幽思，犹如温岑斯莫尔斯塔特先生的版画精品。这位艺术家也是善于抓住每一个美妙细节不放的。远处山谷的什么地方，人们在收割干草，一阵暖乎乎的微风吹来，你便突然间什么都闻到了：干草的香味，刚割下的青草和已成熟的草原的芬芳。草原上，阳光酣饮着清晨的露水和各种隐秘的玉液琼浆。我们沿着一条草原小路漫步，斑斓的田野令我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白色和黄色的野菊花，一丛丛蓝莹莹的鼠尾草和血红的鸡冠花。还有那边的饲草，泛着一片娇艳的红晕，更别提所有那些不停地摇曳颤动的绿颜色了。

　　草原小路上长满了矮矮的、被人们踩倒了的小草，两侧的千里香和泪汪汪的深红色的石竹花给小路镶了边。没有它们就不像在夏天了。

　　我们到潘克尔家居住过的潮湿的地下室看了看，然后又匆匆返回小路，以便再度聆听远处传来的锋利的大镰刀的呼啸声。就在这当儿一幕魅人的幻景出现了。

　　我们看见一个小女孩，一双晒黑的小脚、在高高的草丛中奔跑着。她在奔跑，急急忙忙，辫子甩在肩头，眸子晶亮晶亮一唯独孩子才有的明眸。她在身旁跑着，可能嘴里正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她跑到前面去了，旁若无人，仿佛我们压根儿不存在。我们情不自禁想伸出手来抚摸被她这突如其来的出现而搅出了波纹的芬芳的空气，抚摸她跑过的草原和她一双小脚踩过的路面。她从我身旁匆匆跑过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她的脚无意间揪下了一朵野花。它留在小女孩的脚趾缝里了，恰似古代美貌的公主在大脚趾上戴了一块宝石。

　　（杨乐云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