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约翰日,即主显节次日,黎明时分我们接到再次开赴前线的命令,到了那里你就分不清工作日和假日了。我们要去接管从希马拉到台佩莱拉的战线,那是一直由阿尔坦人防守的。理由是他们从第一天起一直在战斗,没有间断过,而现在只剩下一半人,再也承担不起了。
我们从前线撤下来,在乡村过了十二整天。现在我们的耳朵刚刚习惯了日常生活中可爱的吱吱嘎嘎的声响,我们刚开始从一只狗的吠叫或远处教堂的钟声中领略出一点意思来,他们却通知我们必须回去再听那种我们确实熟悉了的唯一声音,即迟钝而沉重的大炮声,单调而急速的机枪声。
一夜又一夜我们艰苦而不休止地前进,一个跟着一个,像盲人那样--流着汗使劲从有时没过膝盖的泥浆里拔腿而行。因为一路上总是下着毛毛细雨,就像我们身体内部那样。很少几次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大家也一言不发,全都那样严肃沉默,在燃着的一支松明火光下一个个分享着葡萄干。或者有时碰到机会,我们扯开军装狠狠搔着自己的身体,直到搔出血来方罢。因为我们浑身是虱子,而那是比疲劳更不好受的。终于,黑暗中传过来一声哨响,号令我们开始行动,我们便又像驮载的牲口那样努力前行,要赶在天亮之前取得进展,天一亮我们就会成为飞机的明显目标了。由于上帝并不知道目标一类的事,所以他仍坚持自己的习惯,让日光在每天同一时刻降临。
然后,我们隐藏在深谷中,把脑袋朝沉重的那一侧放倒,使它不致做出梦来。但鸟类会对我们恼火得很,觉得我们根本不重视它们的谈话--也许还因为我们在无缘无故地损害大自然吧。我们的确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农人,携带着一种不同的铁镐和工具,讨厌极了。
撤回到乡下的那十二整天,我们时常接连几个钟头地凝视着镜子中我们的面容。正当我们的眼睛渐渐地习惯了以往那些熟悉的特征,正当我们开始小心地领略那光溜溜的上唇或睡得丰满了的面颊的意义时,他们便通知我们出发,以致第二天晚上我们即开始感到我们又在变样,第三天更加,到了最后一天即第四天,就很清楚我们已不一样了。此外,我们仿佛是由年龄不同的几代人组成的一伙在沿路行进,有的来自现今,有的来自古代,由于胡子过多而变白了。头上扎着带子、愁眉苦脸的山地酋长,能吃苦耐劳的牧师,经历过几次战役的军士,表情严肃地挥着斧子的开路先锋,沾满了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的鲜血、手中拿着钉锤和盾牌的拜占庭边疆卫士,大家在一起,谁也不说话,肩并肩地哼哼着永远前进,越过山脊和中间的峡谷,从不去想别的事情。因为正如那些一再走厄运的人习惯了祸害并最后归咎于命运或天数那样,我们始终一往直前,迎着我们所谓的瘟疫,像我们讨厌暗雾或乌云时说的那样--流着汗使劲从有时没过膝盖的泥浆里拔腿而行。因为一路上总是在下着毛毛细雨,就像我们身体内部那样。
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已很接近那分不清工作日或假日、病人或健康人、穷人或富人的地方了。因为前头的吼声,犹如群山那边的风暴,在不断增大,以至到最后我们能清楚地分辨出那迟钝而沉重的大炮声和单调而急速的机枪声了。还因为,我们越来越频繁地碰到了那些朝另一方向缓缓而行的伤兵。而那些戴红十字臂章的医务人员会把担架放下,向手心吐几口唾沫,眼中流露着渴望得到香烟的狂热目光。当他们听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时,他们会摇头诉说他们的血腥可怖的故事。可是我们听到的只是黑暗中传来的其他声响,它们由于那深渊中的火焰和硫黄而仍在发烫。有时候,但不那么常见,有一种闷住的呼吸声,像打鼾似的,那些熟悉的人知道那是死亡的格格声响。
有时他们一路拖着那些几小时之前才被我们的巡逻兵在突袭中抓到的俘虏。他们的呼吸带有酒臭味,他们的口袋里塞满了罐头或巧克力糖。可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背后的那些桥梁被切断了,我们的骡子已毫无办法,陷在冰雪和滑溜的污泥中。
终于,时刻到了,我们看到了远处这里那里升起的黑雾,以及沿着地平线最先出现的熠熠闪耀的红光。
(李野光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