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随笔精品

第三十二章 写作的风险

　　7年前，我去拜访一家著名杂志的一个编辑，想给他看一份手稿。我被召见时，把手稿递给了他--那是一个短篇小说--可是他看也没看就把它放到了堆满稿子的写字台上。他让女秘书给我倒了一杯咖啡，自己却喝着水说：我会看您的稿子的，不过要过些时候，也许几个月之后吧。你看到了，这里摊着多少稿子。但是请您回答我一个问题吧，这个问题您前面的几个人一今天早上已有7个人到我这里来过了--都没能给我满意的回答：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天才--我说这话绝无讽刺的意思--而像我这样干事务的人却寥寥无几呢？我很喜欢自己现在办的这份杂志，但是，如果要我重操旧业，我也不会死的。我原是一家剃须刀片厂的广告部主任，当时只是业余写些戏剧评论而已，因为它给我带来了乐趣。您现在有工作吗？干的是什么工作？

　　眼下我是一个统计局的职员。

　　您是不是恨这份工作，觉得干它是一种屈辱呢？

　　不，我说，我不恨它，也从来不觉得干它是一种屈辱；我靠这份工作养活妻子儿女，尽管这样的生活并不宽裕。

　　那么您是不是觉得必须带着这些皱巴巴的、字打得很糟糕的手稿东奔西跑，或把它们交给邮局投递，而当它们全都退回来时又重新开始写呢？

　　是的。我说。

　　您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求您好好考虑一下，因为这也同时可以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

　　还从来没人向我提过这个问题。当编辑开始看我的小说时，我思考着。

　　我……我终于说道，我别无选择。那位编辑从稿纸上抬起头来，扬着眉毛说：这是夸张之词，这句话我曾听一个银行盗窃犯说过。当法官问他为什么要蓄意盗窃并付诸实施时，他回答说：我别无选择。

　　也许他说得对，我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也正确。

　　编辑沉默了，他继续读我的小说。这篇稿子的篇幅只有四张打字纸，他用了10分钟的时间阅读。在这当儿，我还在考虑，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答案来回答他的问题，可是我没有找到。我喝着咖啡，抽了一支烟，同时在心里想，如果我离开这儿，让他一个人读我的小说，也许会更好些。他终于读完了，这时我刚点燃第二支烟。

　　您的回答使我感到满意，他说，可是您的小说我却不喜欢。您还有别的吗？

　　有，我说。于是我从随身带在包里的另外五篇稿子里选了一篇短的递给他。您最好让我出去一下吧！我说。

　　不，他说，您最好留在这儿。

　　第二篇小说的篇幅还要短，只有三张打字纸，读完它只需要抽一支烟的功夫。这篇小说很好，编辑说，它好得使我难以相信，这两篇稿子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可是它们的确，我说，的确都是我写的。这我无法解释，编辑说，事情有点难以置信：第一篇的辞藻华丽，是一种宗教的、迎合低级趣味的感伤作品，因此特别俗气；而第二篇--在这里我没有丝毫的理由来恭维您--第二篇我却觉得了不起。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吧！

　　我没法向他解释，我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一种解释。事实上我觉得，作家是完全可以拿那个银行盗窃犯来作比较的：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谋划了一次偷盗，在阴森可怖的黑夜里独自一人去撬保险箱，可是他并不知道将获得多少金钱与珠宝，并不清楚即将获得的财物是什么样的东西；他孤注一掷，结果坐了二十年的牢，遭受了驱逐与流放。而作家与诗人。我想，也是以他们每一次新的创作在作孤注一掷的尝试。这就是风险：罪犯可能撬开了一个空的保险箱，可能被逮住，也可能一举获得前所未有的收益。诚然，作家又不同于这样的罪犯：作家有自己的风格，有区别于所有其他人的标志--大师的印记。可是一旦其他人，即他的读者和批评家给他贴上了这种标签，那么，原来的写作模式就会重新出现，因为这时候写作不再是“别无选择”的事情，而纯粹是墨守成规了；当然，这种墨守陈规是带着大师的印记的。高明的银行盗窃犯和拳击手都知道，每一次新的偷盗，每一次新的拼搏，都要比前一次更加艰难，更加危险，因为他们有过闪失，人们对他们已经有所了解；同样，作家想必也有类似的情形。我确信这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尽管在他们的书房里挂着同业公会颁发的工匠合格证书。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唯独一样不会有，那就是退休。“下班”，这是两个伟大的、人道的字眼，值得成为嫉妒的对象，可是艺术家却不熟悉这两个字眼，除非他永远或在某一段时期内“终结了自己的艺术”，并决定承认这个事实；要是那样的话，他就不再是艺术家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想象而已，它对我来说不可能是现实。我曾经读过一篇书评，可惜我无法引证它的作者了，因为我忘了他的名字。他说：一个人怀孕不可能是半吊子的事情，而我则觉得，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不能当一个半吊子的艺人。

　　“别无选择”是夸张之词，可我对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还是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答案。对于那些创造和接受艺术的人来说，艺术是他们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少数几种可能性之一。犹如生老病死很少能成为经验一样，艺术也很少能成为经验。当然，有人生活得很有经验，但是这种生活已经没有生机可言了。有些艺术大师后来也成了纯粹按经验办事的人，这样，他们也就不再是艺术家了。即使他们不向自己，也不向别人承认。一个人不能成为艺术家，并不是由于他干了什么坏事，而是由于他在开始创作的时候对所有的风险产生了畏惧。

　　（林伟中 译）

　　1976年获奖作家

　　[美国]索尔贝娄

　　Saul Bellow（1915一2005）

　　贩

　　14一黄色的图案印在深蓝色底上。他是一个作家和思想丰富的人，饶有风趣。我们考察了古老的墓穴和曾经存放过尸体的壁龛。现在货车的挡板搁在那儿生锈。20世纪的破铜烂铁和伟大的耶路撒冷尸骸混杂在一起。沙哈尔说你可以绝对相信，先知耶利米曾在这条路上经过，就在我们站立的地方。

　　（二）

　　我和丹尼斯西尔克一块散步。我读过他的诗和木偶剧本，它们打动了我，我心情愉快，急于去观光。我们从大马士革门进入老城，在有拱顶的窄街上漫步。我发现了有趣而肮脏的市场。当我看到骡背上驮着卧室、卧室兼作坊兼厨房、面包店或篮子编织场，我高兴极了。在小巷里裁缝们脚踏着缝纫机。我很喜欢那些成串挂在门口的廉价旅游品：项链、泥灯、带子、羊皮、膝垫、拖鞋、丛林居民帽、古铜器，以及放在地上的许多东西的碎片--拾荒者的天堂。一些戴着饰有穗带的头巾的阿拉伯人坐在角落里吸水烟袋。

　　丹尼斯带我来到一家咖啡店中的赌场，人们在摔着大张的纸牌，打袖珍台球。玩的人都年轻，皮肤黝黑，瘦长，表情严肃。

　　我们走到维亚多罗洛莎附近的一个健身房。我把它叫作健身房是因为很难说它是一个体育馆，然而在这里可以锻炼身体。墙壁不是正规的墙壁，而是中空，凸入一个大的建筑物中。整个空间摆满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门口是一间办公室兼看门人的住所。一个戴贝雷帽的粗俗老汉正指挥着众多的活动。阿拉伯小孩正晃动脑袋进行着一场呆板的足球赛，成队的球员踢着一个弹丸般大的钢球。旁边的一个小亭子里，在电灯下一只去头的生鸡正等待着人们的食用，鸡皮是湿漉漉的。隔壁是一间体操室。墙上挂满了穿紧身运动衣和豹皮衣的壮汉的照片。有的单个站着，展现着他们的肩，大腿和臂膀。有的被崇拜的亲属们簇拥着。房里摆满了杠铃、哑铃和扩胸器。两个男孩正在地板上钉皮的鞋底，为举重运动员准备立脚点。他们用严肃的职业化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工作。在最后一间房子里，一些年轻人正在摆弄杠铃。杠铃靠在桌面的两个支架上。年轻人仰卧着然后慢慢站起来形成举重的姿态。这些举重运动员身着毛线衣，用狂热的劲头表演着推举动作。我记得一本名为《强身之道》的书，其中刊载了许多19世纪80年代冠军们的照片，运动员蓄着小胡子，穿着紧身衣，表情都很庄严，一副献身的样子。在这间小屋里年轻人轮番推举，直到他们再也举不起来。

　　从这个简易体育馆出来，我们去访问一个毗连圣墓教堂的村落。沿着一个碎石铺的楼梯走上去，到达一堵短墙，再往下走几步便来到教堂旁一个凹下去的底层，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高个子站在低矮的房屋旁。在十二月的雾气中一个穿黑衣的黑人正走过来。他是一个小埃塞俄比亚教派的成员，他们住在这些小屋中，对下面的圣墓保留有某些传统的权力。现在是傍晚，气候潮湿，我们在周围转悠，发现一个狭窄的楼梯，便沿它走下去。丹尼斯说110年前，这个教派的柯普特对手换了门上的锁，以便直接进入教堂庭院，因此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黑人必须绕一段长路才能进入圣墓教堂。直到六天战争后埃塞俄比亚人才换了锁，门又归还给他们。他们有两座悬挂圣像的小教堂，这教堂非常原始，墙上绘着红、绿、黄三色条纹，还挂有白胡子，瞪着眼的主教的画像。这些戴黑色圆帽的僧侣在阴暗中显得栩栩如生。许多世纪以前他们占据了这里，设法依附着这块圣地。

　　（三）

　　在万索尔基金会的一个狭小窗户里，我注视着来到隔壁总统府的外国显贵。仪仗队在接受检阅，乐队演奏着“哈蒂克瓦”--不怎么欢快的国歌。光亮的黑色小汽车进进出出，轰鸣的摩托车疾驶。我独自到新城去闲逛，访问赫伯特斯泰因书店。斯泰因先生是一个精明的老式商人一瘦削，苍白，满脸皱纹，蓄着一大绺浅绿色胡子。店堂后面是一大堆未经整理的德文、阿拉伯文、法文、英文和希伯来文书籍。斯泰因先生很少给那些想买平装书的旅游者提供读物。他大量收集历史学家、圣贤、神话以及犹太经典评论家的著作，还珍藏着许多20年代的精美德文小说，还有旅游书籍，入门书籍，烹调书籍，以及我青年时代的畅销书：威基包姆、乔治瓦威克狄平、爱弥儿路德威格、理查德哈定戴维斯等人的作品。

　　这天的晚些时候我的朋友约瑟夫本大卫教授带我到人潮汹涌的苏格市场去。星期五它关门较早。我们注视着安息日前一天最后一分钟的抢购。当零点临近时，那些易损商品的价钱非常便宜。我们买了香蕉、玫瑰和核桃般大小的橘子。本大卫带来一个网兜把我们买的东西装了进去。离耶路撒冷商业中心不到一英里，聚集着一些东方和北非的商人和小贩。男孩子推着独轮车，嚷着“哈罗！”“哈罗！”开道。摊贩们正忙着收摊，裹着围巾的女乞丐涌来拾荒。这天下午空中不大清晰；天灰蒙蒙的，炎热、沉闷。我们把花和水果锁在本大卫的轿车里，然后在小街上散步。一些人家的水箱在中间稍稍凸起，像个小丘。几个年轻人正在小型运动场上踢足球。在所有的社区中--库尔德人，也门人，说意第绪语的波兰人--每人都在洗衣服、扫除、穿衣、打扮，准备过安息日。戴着皮帽、穿着长外套神情严肃的老汉们已经缓步朝他们的会堂走去。本大卫说，由于耶路撒冷市中心的扩大，这一切将要消失。他熟悉这些小社区。将近30年前他是邻近的一名社会工作者，从事青年罪犯的改造。我已学会对本大卫提任何意见都要三思，因为他对暧昧的观点和不正确的表述的容忍是有限的。他是一个身材矮小、身体强壮的人。他的蓝色目光是柔和的，看起来爱沉思和梦想，但他很容易发怒。如果我的理由不足，我们的讨论往往会变成争执，因为我尊敬他，一直对他退让。此外，我来自芝加哥，还要回到芝加哥去，这使我不大爱争吵。何况，由于他这样温和，当我们相遇时，我总是微笑着文雅地伸出手来，我注意到他结实的手掌和强劲有力的一握。

　　我们走进一个也门人的会堂。早来的人已把鞋放在门外，这是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黑脸的有胡须的人沿墙坐着。你可以看到他们把穿着袜子的脚放在读经台下的脚凳上。按照传统他们在星期五下午要高声朗读《雅歌》，现在他们正在用非欧洲人的音调朗读或歌唱它。这种歌唱很像你经过阿拉伯教堂时所听到的集体朗读。

　　（申奥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