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随笔精品

第三十一章 花未眠

　　我常常不可思议地思考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昨日一来到热海的旅馆，旅馆的人拿来了与壁龛里的花不同的海棠花。我太劳顿，早早就人睡了。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

　　发现花未眠，我大吃一惊。有葫芦花和夜来香，也有牵牛花和合欢花，这些花差不多都是昼夜绽放的。花在夜间是不眠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可我仿佛才明白过来。凌晨四点凝视海棠花，更觉得它美极了。它盛放，含有一种哀伤的美。

　　花未眠这众所周知的事，忽然成了新发现花的机缘。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到的美却是有限的。正因为人感受美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说人感受到的美是有限的，自然的美是无限的。至少人的一生中感受到的美是有限的，是很有限的，这是我的实际感受，也是我的感叹。人感受美的能力，既不是与时代同步前进，也不是伴随年龄而增长。凌晨四点的海棠花，应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地自语道：要活下去！

　　画家雷诺阿说：只要有点进步，那就是进一步接近死亡，这是多么凄惨啊。他又说：我相信我还在进步。这是他临终的话。米开朗琪罗临终的话也是：事物好不容易如愿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死亡。米开朗琪罗享年八十九岁。我喜欢他的用石膏套制的脸型。

　　毋宁说，感受美的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是比较容易的。光凭头脑想象是困难的。美是邂逅所得，是亲近所得。这是需要反复陶冶的。比如惟-一件的古美术作品，成了美的启迪，成了美的开光，这种情况确是很多。所以说，一朵花也是好的。

　　凝视着壁龛里摆着的一朵插花，我心里想道：与这同样的花自然开放的时候，我会这样仔细凝视它吗？只摘了一朵花插人花瓶，摆在壁龛里，我才凝神注视它。不仅限于花。就说文学吧，今天的小说家如同今天的歌人一样，一般都不怎么认真观察自然。大概认真观察的机会很少吧。壁龛里插上一朵花，要再挂上一幅花的画。这画的美，不亚于真花的当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要是画作拙劣，那么真花就更加显得美。就算画中花很美，可真花的美仍然是很显眼的。然而，我们仔细观赏画中花，却不怎么留心欣赏真的花。

　　李迪、钱舜举也好，宗达、光琳、御舟以及古径也好，许多时候我们是从他们描绘的花画中领略到真花的美。不仅限于花。最近我在书桌上摆上两件小青铜像，一件是罗丹创作的《女人的手》，一件是玛伊约尔创作的《勒达像》。光这两件作品也能看出罗丹和玛伊约尔的风格是迥然不同的。从罗丹的作品中可以体味到各种的手势，从玛伊约尔的作品中则可以领略到女人的肌肤。他们观察之仔细，不禁让人惊讶。

　　我家的狗产崽，小狗东倒西歪地迈步的时候，看见一只小狗的小小形象，我吓了一跳。因为它的形象和某种东西一模一样。我发觉原来它和宗达所画的小狗很相似。那是宗达水墨画中的一只在春草上的小狗的形象。我家喂养的是杂种狗，算不上什么好狗，但我深深理解宗达高尚的写实精神。

　　去年岁暮，我在京都观察晚霞，就觉得它同长次郎使用的红色一模一样。我以前曾看见过长次郎制造的称之为夕暮的名茶碗。这只茶碗的黄色带红釉子，的确是日本黄昏的天色，它渗透到我的心中。我是在京都仰望真正的天空才想起茶碗来的。观赏这只茶碗的时候，我不由地浮现出坂本繁二郎的画来。那是一幅小画。画的是在荒原寂寞村庄的黄昏天空上，泛起破碎而蓬乱的十字型云彩。这的确是日本黄昏的天色，它渗入我的心。坂本繁二郎画的霞彩，同长次郎制造的茶碗的颜色，都是日本色彩。在日暮时分的京都，我也想起了这幅画。于是，繁二郎的画、长次郎的茶碗和真正黄昏的天空，三者在我心中相互呼应，显得更美了。

　　那时候，我去本能寺拜谒浦上玉堂的墓，归途正是黄昏。翌日，我去岚山观赏赖山阳刻的玉堂碑。由于是冬天，没有人到岚山来参观。可我却第一次发现了岚山的美。以前我也曾来过几次，作为一般的名胜，我没有很好地欣赏它的美。岚山总是美的。自然总是美的。不过，有时候，这种美只是某些人看到罢了。

　　我之发现花未眠，大概也是我独自住在旅馆里，凌晨四时就醒来的缘故吧。

　　（叶渭渠 译）

　　1970年获奖作家

　　[俄罗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Ап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пженищын（1918一2008）

　　摂

　　棗棗搮厰摂

　　棗

　　摂

　　棗

　　棗搮厰搮厰

　　棗

　　棗

　　摂

　　摂摂

　　棗

　　1971年获奖作家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Pablo Neruda（1904一1973）

　　出生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度的两位少年的相片，很偶然地一起挂到我家的同一面墙上了。他们的命运以及他们的语言截然不同。可是，在我家中看到这两帧相片的人，无不感到他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人说这是同一个人。这两个人的目光里都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这两个人都有一头又粗又硬的头发；同样的眉毛，同样的鼻子，同样带着挑战神情的年轻面孔。

　　一帧是兰波的相片，是这位法国诗人在16岁时由卡哈特照的；另一帧是马雅可夫斯基的相片，是这位苏维埃的年轻诗人在1909年照的，当时他正在斯特罗加诺夫工艺美术学校求学。

　　这两位少年的相片有共同的性格。这种性格使他们在人生的第一阶段就遇到矛盾。他们眉宇间透出轻蔑和严厉：是两个叛逆天使的面孔。

　　也许是揭示发现者本质的某种神秘天意，要把他们放在一起。

　　他们两个就是发现者。兰波改变了写诗的方法，使诗具有最强烈的美。马雅可夫斯基这位出类拔萃的诗歌建造者，创造了革命与柔情的坚不可摧的联合。这两位年轻的发现者的面孔，很偶然地一起挂在我家的一面墙上，都同样用探索世界和人类心灵的目光注视我。

　　不过，谈到了马雅可夫斯基，我们才知道他的75岁诞辰就在这几天。我们本来可以找到他，同他聊聊，也许我们早已成为好朋友了。

　　这个念头使我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有人肯定我可能认识沃尔特惠特曼一样。那位苏维埃诗人是如此荣耀和神奇，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想象出怎样目睹他走进莫斯科的阿拉格维餐厅，或者只在一旁凝视他的魁伟身躯站在台上朗诵阶梯式的诗句，这些诗有如千军万马随着充满火药味和激情的滚滚浪涛所发出的响亮节拍，在冲锋陷阵。

　　的确，他的形象和他的诗已经成为革命和新的国家手中的一束青铜铸的花朵。这些坚不可摧的花朵，当然都是精心制成的，和金属一样坚硬、牢固，但是，并不因此就不能结出硕果。变革之风带着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行参加了变革，这正是他的命运的伟大之处。

　　把真正的诗歌同自己祖国最重要的历史时期结合在一起，这是马雅可夫斯基独特的观念。这一点使他的诗与兰波的诗永远分道扬镳了。因为兰波是个伟大的战败者，是失落的起义者中最了不起的一个。马雅可夫斯基尽管死得很惨，却是讴歌和感受一场人类最伟大胜利的人。在这方面他更像惠特曼。他们都投身于伟大时代的斗争并与伟大时代共命运。惠特曼绝不是林肯解放黑奴战争的装饰品，他的诗随着战斗的胜败而发展起来。马雅可夫斯基讴歌的是他的祖国满布工厂、实验室、学校的城市和农村的景色。他的诗具有推动巨大的空际火箭的强大动力。

　　这几天就该是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75岁诞辰了。但他已经不在我们中间，这是何等令人痛心啊！

　　（林光 译）

　　我反对高谈阔论

　　我的朋友和出版者艾尼奥希尔维拉对我说，在这本由三位兄弟般的巴西诗人慷慨翻译的诗集前面，我应该说几句话。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一个人在隆重的筵宴上不得不站起来向宾客们祝酒一样。我不知从何说起。我已经53岁了，从不知道诗为何物，更不知道如何给我所不知的事物下定义。对于这既模糊又明朗的事物，我从未对任何人有所教诲。

　　从幼年到成年，我在河流与花鸟之间的行走比在图书馆与作家们中间的逗留多得多。

　　我同样担负了自古以来诗人的使命：保卫人民，保卫受压迫的穷苦人。

　　这重要吗？我认为这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从事诗歌创作的人，都有着共同的魅力。当然，爱情与此是密切相关的，应该把最动人的牌摊在桌面上。

　　我经常阅读关于诗歌的议论，而且向来是只有开始而没有终结。一大批显赫人物打算使明朗变成模糊，使面包变成煤块，使语言变成螺丝钉。为了使这可怜的诗人脱离贫穷的亲属，脱离地球上的伙伴，他们向他说了各种各样的迷人的谎言。“你是个奇才”，他们不厌其烦地说，“你是一位高深莫测的上帝。”我们诗人往往相信这类事情，而且人云亦云，似乎这是人们赠予我们的一个王国。其实，这些阿谀奉承的人恰恰企图从我们这里偷走一个对他们很危险的王国：人类之间用诗歌进行交流的王国。

　　这种对诗歌的愚弄和神化导致了连篇累牍的高谈阔论，对此我非但不读，而且厌恶。这使我想起了南极地区某些部落的食物，一些人长时间地咀嚼，以便另一些人囫囵地吞咽。我不愿咀嚼大道理，而情愿邀请人们和我一起深入智利南部红色的橡树林。我在那里开始懂得对家乡、对制袜厂、对锰矿（我在矿上结识了工人）或者对任何以炸鱼为食的地方的热爱。

　　我不知道人是否应当分成自然的人和虚构的人，分成现实的人和幻想的人：我想只要把是人的放在一边，把不是人的放在另一边，就行了。诗歌与这后部分毫不相干，至少我的诗是这样。

　　我看到在巴西的餐桌上，当大家要我致几句祝酒词的时候，我说得实在太少了。我所以没有拒绝--打破了我对序言和献辞的反感--是因为事关巴西这样一个诗的国家，这是一个既博大又深邃的国家，一个我所热爱同时又被它所吸引的国家。

　　我是在美洲南方寒冷的雨水中长大的，正如智利南方人所说，那里一年有13个月在下雨，雨水淋湿了村镇、山峦和道路，连撒在太平洋中的群岛也不放过，它打破了帕塔哥尼亚的寂静，与南极本身凝结在一起。

　　因此，绚丽多彩的巴西，正如一只在美洲地图上扇动着翅膀的巨大的绿色蝴蝶，使我兴奋，使我憧憬，使我在寻求她那神奇的魅力。然而当我发现了她温柔的人民，当我发现了她那强大的兄弟般的人民的时候，她的不可磨灭的土地使我的心灵感到了完美和充实。

　　我怀着友爱之情，将我的诗歌献给这里的土地和人民。

　　（赵振江 译）

　　1972年获奖作家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Heinrich Bll（1917-1985）

　　笑声的人

　　每当有人问我干什么工作，我就十分发窘。在其他场合下沉着自信的我这时便脸色涨红，结口结舌。我羡慕那些人，他们能自我介绍说我是瓦匠。当我不得不回答这类问题，说我是提供笑声的人时，我很嫉妒理发师，记账人和作家。因为所有这些职业说起来简单，一听就懂，无需长长的解释。而我的回答就需要再作一次解释，我不得不回答第二个提问“你靠这个生活？”并老老实实地说“是的”。我确实靠笑谋生，活得还蛮不错，因为我的笑声，用商业用语来说，是供不应求。我笑得非常好，经验丰富，无人能与我媲美，没有人能如此掌握我这一行艺术的独到之处。很长一段时间，为了避免作令人心烦的解释，我自称是演员。但我实在缺乏表演笑剧和朗诵的才能。自己觉得这个头衔太名不符实。我喜欢讲实话，实话实说，我是一个提供笑声的人。我既不是丑角，也不是喜剧演员，我扮演欢乐。我能像罗马皇帝一样笑，也可以像神经质的小学生一样笑；我既能轻松自如地发出19世纪的笑声，也同样精于17世纪的笑；如果情况需要，我可以流畅地笑出所有世纪的笑，各阶层的人的笑，所有不同年龄人的笑。简单地说，这是我学到的一种本事，和修鞋之类的本事差不多。在我胸中贮藏着美洲的笑，非洲的笑，白色、红色、黄色的笑--只要合理付费，我就按导演的要求，使它滚滚而来。

　　我已是必不可少的人才。我的笑声灌进唱片，录上磁带，就是电视导演也敬我三分。我悲哀地苦笑，温文尔雅、不高不低地笑，歇斯底里地狂笑。我笑得既能像公共汽车售票员，也能像杂货铺里的帮手。早晨的笑，傍晚的笑，深夜的笑，黎明的笑，一句话，若需要各种场合，各种方式的笑，我都能笑出来。

　　几乎用不着说这种职业是多么费劲。特别是我还掌握了发出富有感染力的笑声的技巧，这是我的拿手好戏。这样，我对三四流喜剧演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了。他们害怕观众会漏掉他们的连珠妙语，所以大多数晚上我在夜总会度过，有点像一个雇来的不露马脚的捧场的，我的任务就是当戏演到笑料不足的地方时，我发出富有感染力的笑声，不能来得太早，但也不能太迟，必须恰到好处。在事先约好的时刻我放声大笑，全场观众随我哄堂大笑，演员的笑话总算没有白说。

　　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到更衣室，穿上大衣，为终于下班了而高兴时。回到家中我通常发现电报在等我：“急需你的笑声。周二录音。”几小时后我坐在供暖过头的快车内，悲叹我的命运。

　　然而，我下班后或度假时，却一点也不想笑。牧牛的忘掉牛才高兴，瓦匠不想灰浆才开心。通常木匠家里不是门有毛病就是抽屉拉不开。做糖果的好吃酸泡菜，卖肉的喜爱蛋白杏仁奶糖，面包师喜欢香肠胜过面包，斗牛士养起鸽子作为业余爱好。拳击手看到自己的孩子流鼻血会脸色发白，我觉得这些都合情合理，我下了班就从来不笑。我很严肃，大家认为我是个悲观主义者，也许还说对了呢！

　　在婚后头几年，妻子常对我说：“笑呀！”但后来她渐渐明白我不能满足她这一愿望。当然沉浸在严肃之中，随意放松脸部绷紧的肌肉和紧张的精神时，我感到高兴。真的，即使别人的笑声都会刺激我的神经，太容易使我联想到我的职业。因而妻子也忘了如何笑，我们婚后生活平静、安宁。有时我看到她在微笑，我也微微笑了。我们低声交谈，我厌恶夜总会的喧哗和充斥录音栅的嘈声。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沉默寡言，也许我是这样，就因为笑口太常开了。

　　生活中我脸上并无多少表情，仅时而露出一丝微笑。而且我常怀疑我是否真正笑过，我想没有。我的兄弟姐妹知道从小时起我一直不苟言笑。

　　就这样，我发出各式各样的笑声，但属于我自己的笑，我从未听到。

　　（陆玲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