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短篇小说精品

第八章 西西里岛柑橘

　　[美国]赛珍珠

　　Pearl Buck（1892--1973）

　　摂

　　“我们要从那些岛跳到什么地方去呢？”定男认真地问道。

　　“那谁知道？”他的父亲答道。“谁能限制我们未来的发展？这得看我们怎么干了。”

　　定男像往常一样，把父亲的每一句话都牢记在心里。他的父亲从不和他开玩笑，也不跟他玩，可是为培养这个独生子却费尽心血。定男知道父亲最关心的是他的教育。为了使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在他二十岁时，父亲就把他送到美国去，学习外科和医学方面能学到的一切知识，三十岁时他回国了。他父亲在临终前已经看到了定男不仅成了著名的外科医生，而且还是个科学家。因为他正要完成一项使伤口完全不受感染的新方法，所以没有随部队到国外去。他还知道，他不去的另一个原因是：老将军的病正在治疗，或许要做手术，而这种手术可能有某种危险。所以就把他留在日本了。

　　此刻，云翳渐渐从海面上升起。近几天，白天异常暖和，暖空气在夜间碰到海浪上面的冷空气结成一层浓重的雾。他望着离海岸不远的一个小岛的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浓雾渐渐弥漫到海滩上，到了房子下面，在松林中缭绕。不多一会儿，就会把整个房子笼罩起来。那时他就回家去，他的妻子花和两个孩子正在家里等着他呢。

　　可是，就在这时门开了。她身着和服，上面披着深蓝色的毛羽折，向外看了看，深情地走到他身旁。伸手挽着他的胳膊，他站在那儿微笑着，没有说话。他是在美国认识花的，可是在确切知道她是日本人之前，他克制着自己不坠入情网。倘若她不是纯粹的日本血统，他父亲一定不会同意他们的婚事。他时常想，如果没有碰到花，不知道他会和谁结婚。但这也许是天意吧，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颇有点诗意地在一位美国教授家里，他碰到了花。教授和他太太都是好心人，他们很愿意帮助这几个外国学生，而这些学生虽然有点烦他们，但还是接受了他们的好意。定男常常告诉花，那天晚上，他差一点就没去哈雷教授家。他们的房间很小，饭菜难以下咽，教授夫人又是那样罗罗嗦嗦。可是他去了，并且在那儿认识了花，那时花是个新来的学生，他已经感觉到，如果有一点可能的话，他就会爱上她。

　　现在，她的手在他的胳膊上，给他带来一种欢乐的感觉。尽管他们已结婚多年，并且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并没有轻率地在美国就结婚。他们在学校完成学业后，回到日本老家，他的父亲相看了她之后，才按照日本风俗举行了婚礼，虽然定男和花事先早已把一切都谈妥了。他们的婚姻幸福美满。她把脸颊贴在他的臂膀上。

　　正在这时，他们同时看见雾里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那是一个男人，他被海浪抛出水面-看上去是被一个海浪打上来，站在地上。他跌跌撞撞地迈了几步，在雾中可以看到他的身躯，双臂高举过头。接着雾又把他裹住，看不见了。

　　“那是什么人？”花喊道。她松开定男的手臂。他们同时伏在走廊的栏杆上向下看去。后来他们又看见了这个人。他用四肢在地上艰难地爬着。随后，他们看见他倒下，俯卧着不动了。

　　“也许是打鱼的吧，”定男说。“海水把他从船上冲到水里了。”他飞快地跑下台阶，花跟在他后面，宽大的袖子在风中飘动。离这儿一二英里的地方，左右都有些渔村，可是，这里则是光秃秃的、荒凉的海岸，岸边布满着礁石。可以看到岸边的阵阵浪花上，耸立着一块块尖利的礁石。不知怎的，这个人居然绕过了这些岩石，他一定被岩石划伤得很厉害。

　　等他们来到他跟前时，他们发现情况确实如此。他身边的一片沙子已被血染红了。

　　“他受伤了！”定男叫喊着，一下子跨到那人身旁，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脸埋在沙子里。头上的旧帽子，已被海水浸透。他穿着一件湿透了的褴褛上衣。定男弯下腰，花在他的身旁，他把那人的头转过来。他们看见了那张脸。

　　“一个白人！”花轻声说道。

　　是的，是个白人。湿帽子从他头上掉下来，露出湿淋淋的黄头发，长长的，好像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理过了。是一张年轻的脸，带着很痛苦的表情，上面长着刺猬似的黄胡须。他已经失去知觉，全然不知身边发生的这一切。

　　这时定男想起了他的伤口，开始用外科专家所特有的熟练动作去找寻伤口。在他碰到伤口时，鲜血又开始流出来。定男在他背部右下方发现了一个绽开了的枪伤，皮肉已被火药烧黑了。看来，就在几天前，他中了弹，可是没有治疗包扎。更糟糕的是，他的伤口又撞到了礁石上。

　　“哎呀，他流了那么多血！”花轻轻地说道。此刻雾已把他们团团围住，而在这个时候，没有人会到这儿来。渔夫都已回家，连海边的流浪汉也会认为一天已经结束了。

　　“我们拿他怎么办呢？”定男喃喃地说。可是他那熟练的双手，却在本能地设法止住那可怕的流血。他用长在海滩上的海苔把伤口捂住。那人在昏迷中痛苦地呻吟着，可是没有苏醒。

　　“最好是把他扔回海里去，”定男自言自语地说。

　　这时，血暂时止住了，他站起身来，掸去手上的沙子。

　　“对，毫无疑问，那样做最好了。”花坚定地说，她依然注视着那个失去知觉的人。

　　“倘若我们把这个白人藏在家里，我们就会被捕的，可是我们要是把他当作犯人交出去，他就一定会被处死。”定男说。

　　“最好还是把他扔回海里去。”花说。可是，他们俩谁也没有动，他们带着一种奇特的反感盯着这个毫无生气的躯体。

　　“他是哪国人？”花轻声问。

　　“看来像是个美国人，”定男说。他拾起那顶军帽。对了，那上面有几个几乎辨认不清的字母。“是个水兵，”他说。“一艘美国战舰上的水兵，”他把字母拼出来：“u。s。Navy，是一个战俘！”

　　“他是逃出来的，”花轻轻地喊道。“怪不得他被打伤了。”

　　“而且是在背后，”定男表示同意。

　　他们踌躇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然后，花下了决心说：“来吧，看看我们能把他扔回海里去不？”

　　“若是我能的话，你呢？”定男问道。

　　“我不能，”花说，“如果你能自己……”

　　定男再次踌躇起来。“这真是怪事，”定男说道，“假如他没受伤，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他送交警方。我才不怜惜他呢！他是我的敌人。所有的美国人都是我的敌人。他也不过是个普通人。你瞧他的脸有多蠢。可是，他受了伤……”

　　“那你也不能把他扔回海里去了，”花说，“那么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抬回家去。”

　　“可是仆人们怎么办呢？”定男问道。

　　“我们只需告诉他们，我们要把他交给警方-而事实上我们也必须这样做。定男，我们得为孩子和你的地位着想。假如我们不把这个战俘交出去，会危及我们全家的。”

　　“当然啦，”定男同意道，“我怎么会不那样做呢。”

　　意见一致了，他们就把那人抬走。他轻飘飘的好像一只饿得只剩下毛和骨头的鸡。他们抬着他走上台阶，他的胳膊耷拉着。他们从侧门进了房子。这门里就是过道，他们把那人抬过过道到一间空卧室。这原是定男父亲的卧室，自从他去世以后，就一直空着。他们把那人放在铺着厚厚席子的地板上。这里的一切摆设都照着老人的意愿布置成日本式样-他绝不肯在自己家里坐在一把椅子上，或睡在一张外国式的床上。花走到壁柜旁，拉开一扇柜门，拿出一床柔软的被褥。她犹豫了。这床被褥的面子是用绣花绸子做的，被里是纯白的绸子。

　　“他太脏了，”她不情愿地咕哝着。

　　“是的，最好给他洗洗，”定男说，“你是不是打些热水来，我来给他洗洗。”

　　“我不愿意你去碰他，”她说，“我们该把这事告诉仆人们。我去告诉由美。她可以把孩子放下，来一会儿。”

　　定男想了一想。“就这样吧，”他同意了，“你去告诉由美，我去告诉其他的人。”

　　可是，这张毫无血色、失去知觉的面孔，促使他先弯下腰来摸了摸脉搏。很微弱，但还在跳动。

　　“他得动手术，否则就活不了啦，”定男说，沉思着，“问题是动手术也不一定能活下来。”

　　花惊恐地喊道：“别抢救他！如果救活了怎么办？”

　　“如果他死了又怎么办呢？”定男答道。他低头凝视着这具一动不动的躯体。他一定有非凡的生命力，否则，绝活不到现在，但是他是那么年轻-也许还不到二十五岁呢。

　　“你是说，如果动手术死了怎么办吗？”花问道。

　　“是的，”定男说。

　　花疑惑地想着，定男没等她回答就转过身去。“无论如何得给他治一下，”他说，“首先我们得把他洗干净。”他快步走出房间，花跟在后面。她不愿单独和这个白人在一起。这是她离开美国后见到的第一个白种人，可是她丝毫也不能把他和她过去在美国熟悉的白人联系起来，在这里，他是她的敌人，不管他是死还是活着，都是一个威胁。

　　她对着儿童室喊道：“由美！”

　　可是孩子们听到她的声音，她只好进去待一会儿，对他们笑笑，逗逗那个将近三个月的小男孩。

　　她抱着孩子，他那柔软的黑发贴在她胸脯上，她努了努嘴，说道：“由美-跟我来！”

　　“我把他放上床就来，”由美答道，“他要睡了。”

　　她和由美一起走进儿童室隔壁的卧室。她手里抱着婴儿，由美在地板上铺着褥子，让婴儿睡下，盖好被。

　　随后，花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在前面，他们一起到了厨房。在厨房里，两个仆人正因为主人告诉他们的事，被吓得手足无措。老园丁也管些家务，他在不断地捋着他那几根八字胡子。

　　“主人不该给这个白人治伤，”他愣头愣脑地对花说，“这个白人本来就该死。他先挨了枪子儿，后来又掉进大海，碰到礁石上。假如主人拗着枪子儿和大海去医好他，枪子和大海会报应我们的。”

　　“我会把你的话告诉他的。”花有礼貌地说。虽然他不像老人那样迷信，她自己却也开始害怕起来了。帮助一个敌人会有好下场吗？尽管如此，她还是叫由美打些热水送到那间房去。

　　她走在前面，推开隔板门，定男还没有来。由美放下木桶，走到白人跟前。她一看到他就把厚厚的嘴唇固执地撅起来了：“我从来没给白人洗过澡，”她说，“现在我也不给这么脏的人洗澡。”

　　花厉声对她说：“主人叫你做什么，你就该做什么！”

　　“主人不该叫我给敌人洗澡，”由美固执地说。

　　由美呆板的脸上，显露出那么强烈的抗拒神情，使得花不由得感到一阵无名恐惧。倘若仆人诬告些什么，该怎么办呢？

　　“很好，”她很有身份地说，“你要知道，我们不过是要使他恢复知觉，好把他送回监牢去罢了。”

　　“我不管这事。”由美说，“我是个穷人，这事和我不相干。”

　　“好吧，”花温和地说，“那么请你去干你自己的事去吧。”

　　由美立即离开了房间，这样，就剩下了花一个人和白人在一起。要不是由美的固执激怒了她，她因为太害怕了，是不敢一个人待在这里的。

　　“笨蛋。”她愤愤地骂道，“难道他不是人吗？况且是一个受伤的，无依无靠的人。”

　　她心里充满了一种优越感，竟然弯下腰去，解开裹在白人身上的褴褛衣衫。他的胸部裸露出来，她用由美拿来的冒着热气的水，浸湿了一块干净的小毛巾，小心地给他擦脸。这男人的皮肤，虽然经过风吹日晒变得很粗糙，却仍然肌理纤细，看来他小时候皮肤必定非常白嫩。

　　她并没有对这男人增加一些好感，因为他毕竟已不是一个孩子了。但是，她仍然一面这样想，一面继续为他擦洗，直到把他身上擦得干干净净。可是，她不敢给他翻身。定男到哪儿去了？这时，她的愤怒己平息，下来，她又变得焦躁不安了。她站起身来，在拧干的毛巾上擦了擦手。她给他盖上被子，生怕他着凉。

　　“定男！”她轻声呼唤。

　　她叫他时，他就在门外。他的手已碰到门把，此刻门开了，她看见他身着白色手术罩衣，手里提着外科急救包。

　　“啊！你决定动手术了，”她喊着。

　　“是的，”他简短地说。他转过身去，背向着她，打开一块消毒毛巾，铺在日本式壁龛上，把手术用具放在上面。

　　“拿些毛巾来，”他说。

　　她顺从地但却怀着不安的心情，走到堆放床单的架子那里，取出毛巾。对了，家里还有些旧席子，应当拿些来垫着，这样血就不会把地上的厚席子弄脏了。她走到后面的走廊上，园丁在那儿堆了一些破席子，天气很冷时，他用来在夜里保护那些不经冻的灌木。她抱起了一抱席子。

　　可是等她回到屋里时，她看到这些席子已经没有用了。血已渗过伤口上的纱布，把他向下的席子弄脏了。

　　“哎呀！那席子！”她喊了出来。

　　“噢，毁了。”定男答道，好像毫不在意，“帮我给他翻一下身。”他朝她下命令。

　　她默默地顺从了他，他开始小心地擦着那人的背。

　　“由美不肯给他擦。”她说。

　　“那么，是你给他擦的了？”定男问道，并没有停下他那利落的动作。

　　“是的。”她说。

　　他似乎并没有听见她说什么，但她已习以为常，他工作时总是专心致志的。她在那里想：他干得那么出色，也许他根本不在乎在他手底下的这个人的身体是个什么东西呢。

　　“如果他需要麻醉的话，你得给他上麻药。”他说。

　　“我？”她茫然地重复道，“可我从没给人麻醉过呀！”

　　“这很简单。”他不耐烦地说。

　　他打开伤口的包扎，血流得更快了。他借着安在前额上的手术灯的光，察看伤口内部。“子弹还在里面，”他用平淡的口吻说，“不知道礁石碰的伤口有多深，如果不怎么深，我或许可以取出子弹来。可是这已不是表层出血了。他已经失血过多了。”

　　这时，花恶心起来。他抬起头来，看见她脸色蜡黄。

　　“可别晕过去，”他厉声说道，没有放下手术刀，“倘若我现在停下来，他就非死不可了。”她突然用手捂住嘴巴，跳起来，跑出房门。他听见她在外边花园里呕吐。可是他仍然继续做着手术。

　　“吐完了她会好些，”他想。这时他没有想到她可从来没看过动手术啊。可是，在她很难受的时候，他却不能即刻到她身旁，不禁使他望着这个像死人一样躺在他刀下的男人，感到不耐烦和焦躁起来。

　　“这家伙，”他想道，“天晓得干吗非救活他。”

　　这种想法使他不知不觉地变得冷酷无情，他加快了动作。

　　这男人在昏迷中呻吟起来。定男没有理睬，只顾发泄怨气。

　　“哼哼吧，”他喃喃地说，“你爱哼哼就哼哼吧，我干这个也没有多大乐趣。其实，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给你做手术。”

　　门开了，花又走了进来，连头发也没顾得上整理一下。

　　“麻醉剂在哪儿？”她用清晰的声音问道。

　　定男用下巴指了一指。“你回来得正是时候，”他说，“这家伙要醒过来了。”

　　她取出药瓶和一些棉花。

　　“怎么用啊？”她问。

　　“只要把棉花浸上药水，放在鼻子下面就行了。”他回答说，一刻也没有耽搁手里的工作，“如果他呼吸困难的话，就拿开一会儿。”

　　她俯下身子，靠近这沉睡着的年轻美国人的脸。她想，这是一副可怜而瘦削的脸，嘴唇歪扭。尽管他可能还没有感觉，但是他的确很难受。望着他，她不知道过去他们听到的关于犯人受折磨的事是不是真的。有时像是些闪烁其词的谣传，道听途说，而且总是自相矛盾。报纸上总是报导说，日本军队所到之处，人们热烈欢迎，欢呼得到解放。可是，她有时总是想起像老将军那样的人，在家里毒打妻子，但是，因为他在满洲战役获得辉煌胜利，所以人们现在已不再提起这些事了。假如一个男人可以如此冷酷无情地对待一个可以任他摆布的妇女，难道他就不能残酷地对待这个人吗？

　　她真心希望这个年轻人不曾受过苦刑。正在这时，她注意到了，就在他颈部靠近耳根的地方，有几道紫红色的伤疤。“看这些伤疤，”她轻声地说，抬头望着定男。

　　可是他没有回答。

　　这时他感到镊子尖碰到了一个硬的东西，离肾脏很近，这是很危险的地方。一切杂念都立即烟消云散，他完全沉浸在喜悦之中。他用手指灵敏地向深处探查。他对于人体的每个部分都了如指掌。教他解剖学的美国老教授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知识。他总是说：“先生们，对人体的无知是外科医生最大的罪过！”他一年又一年地在课堂上大声疾呼：“不彻底地掌握人体的构造，不掌握到就像人体是你造的那样的程度，就去动手术，那就无异于杀人。”

　　“还没有到肾脏，我的朋友。”定男喃喃自语。他习惯于对着病人自言自语而忘却了他正在动手术。“我的朋友，”他总是这样称呼他的病人。现在他还是这样称呼，忘记了这位病人却是他的敌人。

　　接着，迅速地，伤口被干净利落而又精确地切开了，子弹被取了出来。这人颤动了一下，可是他仍然昏迷不醒。在昏迷中，他吐出了几个英语词儿。

　　“内脏，”他轻轻地、断断续续地说，“他们……割了……我的内脏……”。

　　“定男！”花尖声叫起来。

　　“嘘。”定男说。

　　这人的过于安静，促使定男怀着憎恶的心情拿起他的手腕。噢，脉搏依然在跳动，那么微弱，那么无力，但是，倘若想要救活这个人，已经足够了。

　　“可是我当然并不想让他活过来呀。”他想。

　　“不用麻醉了。”他告诉花。

　　他迅速地转过身去，好像根本没有停下来过，从他的药箱里挑出一个小药瓶，灌满了一支注射器，在病人的左臂上注射。然后他放下注射器，再拿起病人的手腕。脉搏在他的手指下跳动着，一下，两下，然后逐渐有力起来。

　　“这个人总算活过来了。”他叹了一口气，对花说道。

　　年轻人醒过来了，极度虚弱，当他领悟到他在什么地方时，他那蓝眼睛里充满了悲哀，使得花不得不向他道歉。她亲自照料他，因为仆人都不肯走进这间屋子。

　　当她第一次走进这间屋子时，她看见他十分紧张，竭力做好准备，等待发生什么可怕的事。

　　“别害怕。”她温和地请求他。

　　“怎么……你会说英语……”他气喘吁吁地说。

　　“我在美国住过很久。”她回答。

　　她看出他想说些什么，可是他没力气说了。于是她跪下来，耐心地用瓷匙喂他。他不想吃，可还是吃了。

　　“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她说。她并不喜欢他，可还是去安慰他。

　　他没有说什么。

　　手术后第三天，定男来了。他看见这年轻人正坐在床上，由于用力，他的脸色煞白。

　　“躺下！”定男喊道，“你不想活了？”

　　他动作轻柔而不容抗拒地迫使这人躺下，他检查了一下伤口。“你这样会害死你自己的，”他责备道。

　　“你要拿我怎么办呢？”这男孩子怯生生地问道。他现在看上去不过十七岁。“你要把我交出去吗？”

　　好一会儿定男没有回答。他检查完伤口，就给他盖上绸被。

　　“我自己也不知道拿你怎么办，”他说，“我当然应该把你交给警察。你是个战俘……不，什么也不用告诉我。”他看出这个年轻人想要说话时，就摆了摆手，“倘若我不问你的话，连名字也不要告诉我。”

　　良久，他们对视着，然后年轻人合上双眼，翻过身去脸冲着墙壁。

　　“好吧，”他轻声说道，他的嘴角现出痛苦的神情。

　　花正在门外等着定男，他即刻觉察出她碰到了什么麻烦事。

　　“定男，由美告诉我，如果我们继续藏着那个人，仆人们就呆不下去了。她说他们觉得你和我在美国待的时间太长，因而对自己祖国的感情淡薄了。他们认为我们喜欢美国人。”

　　“没有这么回事，”定男严厉地说，“美国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可是我的职责是救活一切可以救活的人。”

　　“仆人不会理解这些的。”她着急地说。

　　“是的。”他也表示同意。

　　他们俩谁也说不出别的什么来了。不知怎么地，家务总算还照常进行着。仆人们变得越来越小心戒备起来。他们仍和往日一样恭谨有礼，可是，从他们的眼里却可以看出，他们对主人是冷淡的。

　　“我们的主人该怎么做是很清楚的。”一天早晨老园丁说。他这一辈子都在种植花草，在管理草坪方面也是个行家。他为定男的父亲培育了日本第一流的草坪花园，每天清扫那绿茵茵的草毯，不让一片树叶或一根松针落在这绒毛似的草地上。

　　“我的老主人的儿子很懂得他应该怎么做。”他说着，顺手从一棵树上掐下一个芽，“可是在这个人眼看就要死去时，他为什么不让他流血而死呢？”

　　“少爷是个外科能手，多么危急的病人都能救活，所以他处处想要显显身手。”厨娘轻蔑地说。她熟练地割开一只鸡的头颈，紧握这只不停扑腾的鸡，让鸡血滴到一棵山葡萄的根上。血是最好的肥料，老园丁一滴也不会让它浪费掉的。

　　“我们只是担心孩子们，”由美伤心地说，“假如他们的父亲被当做卖国贼抓起来，他们该如何是好？”

　　他们并不打算背着花说这些话，这时她就站在附近的走廊里插花瓶，她知道他们是说给她听的。她知道，他们对她的看法是对的。然而连她自己对自己做的有些事也不能理解。在感情上，她并不喜欢这个犯人。她已逐渐地把他当成犯人了。甚至他昨天冲动地说：“无论如何，让我告诉你吧，我叫汤姆。”

　　那时，她没有喜欢他，而只是微微地弯了弯腰。她看见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伤心的表情，可是她并不想减轻他的伤心。他待在这里确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至于定男呢，他天天都细心地检查伤口。今天总算拆完了线，这个年轻人不出两星期就会完全康复。定男回到办公室，仔细地用打字机打一封给警察局局长的信，报告全部情况。“二月二十一日，一个逃犯被冲到我的房子前面的海岸上。”打到这里，他拉出书桌的一个暗屉，把这份未打完的报告塞了进去。

　　又过了七天，发生了两件事。早晨，仆人们都走了。他们，把自己的行李捆在大块的方棉布头巾里。花早上起床后，发现屋子没有打扫，早饭也没有做，她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她很不高兴，甚至有些恐慌，但是，女主人的尊严使得她不便有所流露。相反，当他们在厨房里来到她面前时，她大方地点了点头，付清了工钱，还谢了谢他们的帮忙。他们哭了起来，可是她却没有流泪。厨娘和园丁是看着定男长大的，由美哭是舍不得孩子们。她非常难受，走了几步又跑回到花的跟前。

　　“倘若今天晚上孩子为了要我哭得太厉害，就派人来找我吧。我现在回家去，你知道我家在哪儿！”

　　“谢谢你。”花微笑着说。可是她心里想，无论孩子怎么哭闹，她也不会去找由美的。

　　她做早饭，定男照顾着孩子。除了提到仆人们走的事以外，他们谁也没有说到关于仆人们的一句话。花在给犯人送去早饭后，又到定男这儿来了。

　　“为什么我们分辨不清该怎么做呢？”她问他。“连仆人们都比我们看得清楚，为什么我们和其他日本人不同呢？”

　　定男没有回答，可是没过多一会儿，他就走进犯人住的房间，粗暴地说：“今天你可以站起来了。我要你每一次只站五分钟，明天你可以试试站十分钟。你的体力恢复得越快越好。”

　　他看见在年轻人这张依然没有血色的脸上闪现出恐惧的表情。

　　“好的，”男孩子低声说道，显然他决定还要说些什么，“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你，医生，因为你救了我的命。”

　　“不要谢得太早了。”定男冷冷地说道。他看见这男孩子的眼里又闪现出恐惧，正如动物本能的恐惧一样。他颈部的伤疤一下子变成了深红色。这些伤疤！怎么落下的？定男没有问。

　　到了下午，又出了第二件事。花正在吃力地干着她过去没怎么干过的活，忽然看见一个身穿政工制服的信差来到门前。她的手发软，连呼吸也屏住了。一定是男仆人们去告发了。她跑到定男跟前，喘息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是这时信差已跟着她穿过花园来到这里，她指了指信差，其实已没有必要了。

　　定男正埋头看书，这时他抬起头来。他在办公室里，办公室南面的隔板敞开，好让阳光从花园里照进来。

　　“什么事？”他问信差，接着他看清了这人的制服便站起身来。

　　“请您进宫一趟，”这人说，“老将军又犯病了。”

　　“噢，”花松了一口气，“就这事吗？”

　　“就这事？”信差大声地说，“这还不够吗？”

　　“是的，是的，”她回答，“真对不起。”

　　当定男走来向她告辞时，她在厨房里，可是什么也干不下去。孩子们已入睡了，她只是坐下来歇歇，不是干累了，而是恐惧已使她精疲力竭。

　　“我还以为他们是来逮捕你的呢。”她说。

　　他低头凝视着她焦虑的眼睛。“为了你的缘故，我一定要把这个人甩开。”他难过地说，“无论如何我要甩掉他。”

　　“当然啦，”将军有气无力地说，“我完全能理解。这是因为我在普林斯顿得过学位。这样的日本人太少了。”

　　“阁下，我对那个人并不感兴趣，”定男说，“虽然我给他动了那么好的手术……”

　　“对，对，”将军说，“这就让我感到更少不了你啦。你说，要是像今天这样发病，我还能受得了吗？”

　　“顶多一次，”定男说。

　　“那么，我当然更不能让你出事了。”将军焦急地说。他那苍白的日本型长脸，变得毫无表情，这表明他在沉思。“不能把你抓起来，”将军说着，闭上了双眼。“假如把你判处死刑而第二天正好我非动手术不可，那怎么办？”

　　“还有别的外科医生呢，阁下。”定男建议说。

　　“没有一个是我信得过的，”将军回答说，“最好的几个是德国人培养出来的。即使我在手术中死去，这些人也会说手术做得很成功。我一点也不欣赏他们这种观点。”他叹了一口气。“可惜我们不能把德国人的冷酷无情和美国人的多情融为一体。这样的话，你能够把你的犯人交出去处死，而我却相信在我失去知觉的情况下你也绝不会害我。”将军笑了起来。他有一种不寻常的幽默感。“作为一个日本人，你能不能把这两种外国素质融为一体呢？”他问道。

　　定男笑了。“我不太敢肯定，”他说，“阁下，为了您，我不妨试试。”

　　将军摇摇头。“最好不要拿我做试验，”他说。他此刻如同一个驰骋沙场的指挥官，因为屡建战功而肩负着控制整个南太平洋的责任，时刻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担忧而忽然感到一阵瘫软。“不幸的是这个人恰好被冲到你的家门口。”他有点气恼地说。

　　“我也觉得这样。”定男轻声地说。

　　“最好是把他悄悄地干掉，”将军说，“当然不用你，而是让不认识他的人。我有自己的刺客。要不今天夜里我派两个人去你家里-最好是随便哪天。你什么都不用管。现在，天气已经暖和，等他睡着了，你把他睡的房间里冲着花园的隔板打开，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当然这显得很自然，”定男同意说，“这隔板天天夜里都是开着的。”

　　“好，”将军打着哈欠说：“他们都是很能干的刺客-他们可以不出声音，可以不让血流出来。你要愿意的话，我还可以叫他们搬走尸体。”

　　定男考虑了一下：“阁下，或许那样最好。”想到了花，他便同意了。

　　于是他向将军告辞，向家走去。一路上仔细考虑着那个计划。这样，他什么都不用管了，什么也不要告诉花，因为她要是知道家里要来刺客，一定会害怕得了不得。像日本这种独裁国家，这种人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统治者还能用什么其他的办法，来对付反对他们的人呢？

　　当他跨进美国人住的房间时，他竭力克制着保持头脑的冷静和理智。可是，当他打开房门时，使他惊奇的是这年轻人已下了床，正准备到花园里去。

　　“这是怎么回事？”他喊道，“谁同意你离开房间的？”

　　“我不习惯于得到允许才行动，”汤姆愉快地说：“天哪！我觉得我已经差不多好了。可是，这边的肌肉会不会老是这样发僵呢？”

　　“是这样吗？”定男问道，他感到有些意外。他把别的事情都忘了。“可我觉得我在手术时已经预防发生这种情况啦。”他自言自语地说。他撩起这人的汗衫，仔细观察那正在愈合的伤口。“假如锻炼不行的话，”他说，“按摩可能会有用。”

　　“没有多大关系。”年轻人说。他那年轻的长着亚麻色粗硬胡须的脸是那样憔悴。“我说，医生，有些话我一定要对你讲讲。倘若我没有碰到像你这样的日本人，我是绝不会活到今天的。我很清楚这一点。”

　　定男点了点头，可是他说不出话来。

　　“真的，我很清楚。”汤姆热情地说下去。他的干瘦的大手紧握着椅子，手指节都发白了。“我想假如所有的日本人都像你一样，就不会有这场战争了。”

　　“也许吧。”定男半天才说出话来。“我想现在你最好是躺回到床上去。”

　　他扶着这男孩子回到床上，然后，鞠了一躬：“晚安。”他说。

　　那天晚上，他睡得很不好。他一次又一次地醒来，他总觉得听到了花园里有沙沙的脚步声，树枝被人踩断的声音，以及小石头被踢到地上滚动的声音。有心事的人往往会幻想到这些声音。

　　第二天清晨，他找个借口先到客房去。如果美国人不在了，他只要告诉花他不在了，这是将军吩咐他这样做的。可是他一打开门，立即就知道昨夜没出事。枕头上是那长着粗硬的亚麻色头发的头。他可以听到熟睡时发出的均匀呼吸声。他又轻轻地关上了门。

　　“他还睡着。”他告诉花，“他睡得这样好，说明他快好了。”

　　“我们拿他怎么办呢？”花再一次轻声地提出这个问题。

　　定男摇摇头。“这一两天我就作出决定。”他回答。

　　他想，毫无疑问，一定是第二天夜晚了。那天夜里起了风，他听着外面风吹折树枝和吹动隔墙的呼啸声。花也醒了。

　　“我们是不是该起来把病房通向外面的隔墙关上？”

　　“不必了，”定男说，“他现在可以自己去关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美国人却依然活着。

　　于是到了第三夜，当然了，一定是这个夜晚啦！夜里下着小雨，从花园里传来房檐的滴水声和缓缓的流水声。定男睡得比前两夜好些，可是一声猛烈的撞击声把他惊醒，他跳下了床。

　　“怎么回事？”花叫了起来。婴儿被她的叫喊亩吵醒，开始放声啼哭。“我得去看看。”可是他抓住她不让她动。“定男，”她喊道，“你这是怎么回事？”

　　“别去，”他低声道。“别去！”

　　他的恐惧感染了她，她屏住呼吸站在那里等着。四周一片静寂，他们悄悄地爬回到床上去，把婴儿放在他们中间。

　　然而，当他早晨打开客房门时，年轻人还在那儿。他很快活，已经洗好脸站在那儿。他昨天要了一把剃刀把胡子剃了，今天他脸上略添了些血色。

　　“我好了。”他欢喜地说。

　　定男很疲乏，他把裹在身上的和服紧了紧。他突然下了决心，不能再这样等一夜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为这个年轻人的性命担忧，不是的，他只是觉得，这样神经太紧张，有点不值得。

　　“你好了，”定男同意他的话。他压低了声音说：“我想最好是今晚，我把我的小船放到岸边，里面装好吃的和一些衣服。你可以把船划到离海岸不远的小岛上去。小岛离海岸近得很，费不了什么力气。岛上没有人住，因为暴风雨天它就会被淹没。可是，现在不是暴雨季节。你可以住在上面，等有渔船路过。他们经过时离小岛很近。因为那儿水很深。”

　　年轻人盯着他，慢慢地领悟过来。他问道：“我一定得走吗？”

　　“我想是这样的，”定男和蔼地说，“你应该懂得……这儿不是久留之地……”

　　年轻人完全明白了，他点了点头。“就这样吧，”他简单地答道。

　　傍晚前，定男没有再去看他，天一黑他就把那结实的小船拉到岸边，船里放上食物和瓶装淡水，那是他白天悄悄地买来的。他还从一家当铺里买了两床被子。他把船拴在水里的一根木桩上，因为现在涨潮了。天上没有月亮，他摸着黑干，连手电也没用。

　　他回家时，就像往常刚下班那样，花什么也不知道。“由美今天来了，”她一边给他准备晚饭一边说，虽然她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但仍不和丈夫一起吃饭。“由美抱着孩子哭了，”她叹了一口气说，“她想孩子想得厉害。”

　　“等到外国人一走，仆人们就会回来的，”定男说。

　　当晚他睡觉前先到客房去，亲自给美国人量了体温，检查了伤口、心脏和脉搏。或许是由于激动吧，他的脉搏跳得不规则，年轻人苍白的双唇紧闭，双眼炯炯有神。只有他颈部的伤疤发红。

　　“我知道你又救了我一次命，”他对定男说。

　　“没有什么，”定男说，“只是你要是再在这儿待下去就不太方便了。”

　　他犹豫了好久，考虑要不要把手电筒给美国人。最后，他还是决定让他带走。那是他自己的小手电筒，是他夜间出诊时用的。

　　“如果你的食物吃完了还没有渔船来，”他说，“你就打两下信号给我，信号要在太阳落到地平线的那一瞬间发出。不要在天黑后发信号，那就会被人发现。如果你平安无事，可是还留在那儿，就打一下信号。在那里很容易捉到鱼，可是你只能生吃。生火会被人发现的。”

　　“好的。”年轻人低声说。

　　他换上定男给他的日本衣服，最后，定男用黑布把他的亚麻色头发包上。

　　“好啦。”定男说。

　　年轻的美国人热烈地握了握定男的手，没有说话，然后迈着稳当的步子穿过街道，走下台阶，消失在花园的黑暗中。一下……二下……定男看见他开亮手电筒找路。这不会引起怀疑。他一直等到岸边又亮了一下，才关上隔门。那天夜里他安静地入睡了。

　　“你说那家伙逃跑了？”将军用软弱无力的声音问道。他在一星期前动了手术，那天半夜，定男被唤来做了这次急救手术。差不多有十二个小时，定男都不敢肯定将军还能不能活下来。病已发展到胆囊了，后来老人终于深深地呼吸起来，并且想吃东西了。定男不敢问他关于刺客的事情。他只知道刺客没来。仆人们回来了，由美彻底清扫了客房，还在屋子里熏硫黄，把白人的气味赶走。谁也不说什么。只有园丁在生气，因为他错过了修剪菊花的季节。

　　一星期后，将军好了一些，定男觉得可以和他谈谈犯人的事了。

　　“是的，阁下，他逃跑了。”定男说。他咳嗽了一声。这说明他还没有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可是他不愿意再打扰将军。然而老人忽然睁开了双眼。

　　“那个犯人，”他说，略为有点精神了，“我是不是答应过帮你杀了他？”

　　“是的，阁下。”定男说。

　　“啊，啊！”老人惊讶地说，“我是说过！可是你看，这些日子我病得厉害，所以我一直就只想着自己了。总之，我忘了我答应你的事了。”

　　“阁下，我不知道……”定男喃喃地说。

　　“我确实是太大意了，”将军说，“可是你应该理解，这并不是我缺少爱国心或者是失职，”他着急地望着医生，“你会理解，如果事情张扬出去，你懂吗？”

　　“当然了，阁下。”定男回答。他忽然明白了将军已经落入了他的掌握之中，其结果是他自己得救了。“我发誓忠诚于您，阁下，”他对老将军说，“并证明您对敌人是极端仇恨的。”

　　“你是个好人，”将军轻轻地说，“你会得到报酬的。”

　　那天傍晚，定男在朦胧的海面上仔细撩望那个小岛时，他得了报酬。在一片暮色中，不见一星亮光。岛上没有人了。他的犯人已经走了-安全地走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曾经告诫过他只能上朝鲜渔船。

　　他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望着大海。年轻人那天晚上就是从那里被冲上来的。不知不觉地，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他所熟悉的其他白人的面孔-那个教授，一个呆板的人，就在他家里他碰到了花，还有教授的妻子，没有头脑而又爱说话的人，心眼倒是不错。他又想起了他的解剖学老教授，他反复告诉学生，手术刀无情，要极端负责任。然后他想起了那胖胖的、衣服穿得很邋遢的女房东。那是因为他是个日本人，很难找到住处，而她最后同意他在她那破旧的房屋里住下了。美国人对日本人充满了偏见，一个人明明知道自己比他们强却生活在这种偏见之中是很痛苦的，他想起了他当时是多么看不起这个无知识的肮脏老太婆。他曾经想要对她产生一点感激之情，因为在他留学的最后一年，他得了流行性感冒，她在他病中护理了他。但是这种感激之情很难产生，因为在护理他时，她并没有少讨厌他。当然啦，那时白人是恨令人讨厌的。日本终于和他们公开宣战，这使人出了一口气。现在，他又想起了他的犯人那张年轻而憔悴的面孔，那是一张令人厌恶的白人的脸。

　　“奇怪，”他想道，“我真不明白我为什么不把他杀掉。”

　　（钮琪 译）

　　1939年获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