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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以死相搏的中国法官们
这天夜晚，中国检察团的人员都不约而同聚集到首席法官梅汝璈的房间，一种痛苦、焦虑、愤懑交相融汇的情感，折磨得每个人都无法入睡。
八年抗战，多少同胞死于非命，多少国土惨遭蹂躏，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罄竹难书。如今，竟连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都得不到惩处，他们将有何脸面回国见四万万同胞？
“国弱受人欺啊！”每当梅汝璈想到同盟国中一些法官对中国人的傲慢和蔑视，都不免发出揪心的痛苦和叹息。
中国检察团成员向哲浚、倪征、杨寿林、裘绍恒、周锡卿、张培基、高文彬等十几个人都陆续来了，大家紧急地商量着。
33岁的裘绍恒主动请缨，他要求回南京去一趟，亲自找几个证人带来。并且提出解铃还要系铃人，最好要两个美国人一同去取证，这样将来更好说话一些。梅汝璈和向哲浚立即去找国际检察局长基南，嗜酒如命的基南却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人，他立即批准了中国检察团的要求，并且同意在中国检察团认为取证成熟的时候，再度讨论松井石根列入第一案受审的问题。回到房间，向哲浚又提出，时间紧迫可以就地取材，他准备带几个人到日本战时内阁档案库去，到那里一定可以找到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证。
柳暗花明，大家的心情似乎稍稍好了一点。
明天，裘绍恒就要启程回国了，梅汝璈找来十几只高脚酒杯，一一斟满白兰地酒，语重心长地说：“裘秘书，我给你饯行！”
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话题自然围绕着回国调查取证的问题。
大家心里都明白，由于中国同人的共同奋斗，事情已出现转机，这是历史给予中国代表团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此番奋斗不能成功，他们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空气依然弥漫着几分苦涩和沉重。
梅汝璈心思沉沉地说：“这次回南京调查取证，千万不能再带个秦德纯之流的证人来啊！”
一些法官也说：“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这样的证人再也不能要了。”
首席顾问倪征却显得有些忧虑：“现在国共两党交恶，烽烟四起，我担心国府不会有心思来顾及调查取证之事了。”
裘绍恒脸色微红，激动地站了起来：“诸位放心！我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但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律师，我要尽全力维护民族的气节，法律的尊严！”
激昂、慷慨、掷地有声！
梅汝璈缓缓地站了起来，把十几只酒杯一一斟满，然后举起酒杯说：“诸位，我们此番奋斗，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我们受国家、民族之托来到这里，如果日本侵略中国的首恶战犯得不到严惩，我们将无脸回国见江东父老。我发誓：不达目的，我将跳海自杀！”
悲壮、沉痛的话语，使每个人心灵为之一震！
向哲浚也举杯缓缓地站了起来：
“我发誓，如果日本侵略中国的首恶战犯得不到严惩，我将和梅博士一同跳海自杀！”
“我发誓……”
“我发誓……”
十几只酒杯激昂地碰在一起，十几副面孔都透着神圣和庄严：
“我们发誓，如果日本侵略中国的首恶战犯得不到惩处，我们将集体跳海自杀！”
十几杯烈酒一干而尽，连那些从不喝酒的人也无一例外。当十几杯烈酒落肚的时候，许多人眼角都噙着泪花。他们强压着不让泪水流出来，而是把眼泪和烈酒一同吞咽到肚里，连同他们心头的悲愤和痛苦。
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中国检察团首席秘书裘绍恒，带着美国法官托马斯H莫罗上校和他的秘书亨利钦路易，美国法官戴比德N萨顿一起，于3月12日到达南京，他们在国防部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积极支持配合下，采访了许多“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取得了许多确凿的实证，带着大屠杀幸存者伍长德、梁庭芳等证人匆匆赶回了东京。
与此同时，向哲浚每天带着周锡卿、杨寿林、高文彬等人来到日本战时内阁档案库，一坐就是整整一天，极富耐心地在堆积如山的资料中认真地寻找，终于，一件件罪证从浩繁的档案里走了出来。这些罪证有：
参加攻占南京战役的日军第十军参谋长，于1937年12月20日向属下之师团参谋长和直属部队长发出的训令，训令承认“据本次攻占南京之战绩，仅妇女暴行就达百余件。”很显然，这是日本军方为掩盖士兵暴行而大大缩小了的数字。但无论如何千方百计掩饰，也不得不承认部下犯有妇女暴行，可见暴行之严重。
一件日本司法省昭和十三年（即1938年）思想特别研究员西家谷彻检察官的报告书《关于对支那事变的流言飞语》中，记载着众多皆因违犯陆军刑法而受到区裁判所判决的事例，其中一些士兵由于讲述了他们在南京对平民的暴行而受到惩罚。日本法西斯军国首脑们，是严厉禁止士兵们把他们在中国施暴的真相透露出来的，不仅把这些真情实话一概斥之为“流言飞语”，而且对那些讲了真话的士兵进行惩罚。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真相被点滴透露出来，可见罪行之普遍和严重了。
一件日本军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指令：“士兵们把他们对中国士兵和平民的残暴行为讲出来是不对的。”指令中还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加以调查，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罪犯。”指令并不否认日军暴行的客观存在，比起西家谷彻拿着遮羞布躲躲闪闪，这份指令可是坦率得多了。
此外还有一些非常残忍、具体的罪证，如《东京日日新闻》上刊登的攻占南京日军举行“杀人比赛”的报导和照片；攻占南京的日军中队长田中军吉斩杀300人的军刀照片和介绍等等，向哲浚将这些实证一一抄录编号，有的还拍摄成照片。他要用这些实证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将那些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送上断头台！
1946年4月1日，东京明治生命大厦议事厅。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局执委会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甲级战犯被告名单。这是开庭前最后一次讨论被告名单的会议。各国检察官都想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把那些对自己国家人民犯有严重罪行而又尚未列入名单的战犯推上被告席，中国代表团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会议气氛比前几次更为紧张。
这次会议提出讨论的名单有：木村兵太郎（陆军省次官）、佐藤贤了（陆军省军务局长）、田村浩（俘虏情报局长官）、冈敬纯（海军省军务局长）、南次郎（第二次若坱槻内阁陆相）、松井石根（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陆军参谋次长）等人。讨论到松井石根的时候，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再一次报告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随后，美国法官萨顿以调查人的身份，报告了他们一行人在南京调查取证的经过。他以极其激动而愤怒的语气说：“南京大屠杀’是确实存在的事实，日军不但以机枪集中扫射，屠杀了大批中国俘虏，而且以砍头、剖腹、焚烧、活埋种种极其残忍的手段，屠杀了众多南京的平民，强奸妇女的暴行不下于两万件，屠杀规模之巨大，杀人手段之残忍，死亡人数之众多，都是这次大战中绝无仅有的！”说完，他将日军自己拍摄的、众多炫耀皇军武威的照片，一一展示出来，并且交给出席会议的检察官们传递、观看。
最后，中国证人伍长德、梁廷芳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叙述了他们在汉中门和中山码头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经过。
出席会议的检察官们震惊了，他们被一串串滴血的证词激动得愤怒不已，在表决的时候，一个个都投了赞成票，连那些上次起哄的军法官，也举起了庄严的手臂。
中国代表团的法官们，经过艰苦的奋斗，终于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将“南京大屠杀”罪魁祸首松井石根推上了第一案审理的被告名单。
八年抗战，多少同胞死于非命，多少国土惨遭蹂躏，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罄竹难书。如今，竟连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都得不到惩处，他们将有何脸面回国见四万万同胞？
“国弱受人欺啊！”每当梅汝璈想到同盟国中一些法官对中国人的傲慢和蔑视，都不免发出揪心的痛苦和叹息。
中国检察团成员向哲浚、倪征、杨寿林、裘绍恒、周锡卿、张培基、高文彬等十几个人都陆续来了，大家紧急地商量着。
33岁的裘绍恒主动请缨，他要求回南京去一趟，亲自找几个证人带来。并且提出解铃还要系铃人，最好要两个美国人一同去取证，这样将来更好说话一些。梅汝璈和向哲浚立即去找国际检察局长基南，嗜酒如命的基南却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人，他立即批准了中国检察团的要求，并且同意在中国检察团认为取证成熟的时候，再度讨论松井石根列入第一案受审的问题。回到房间，向哲浚又提出，时间紧迫可以就地取材，他准备带几个人到日本战时内阁档案库去，到那里一定可以找到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证。
柳暗花明，大家的心情似乎稍稍好了一点。
明天，裘绍恒就要启程回国了，梅汝璈找来十几只高脚酒杯，一一斟满白兰地酒，语重心长地说：“裘秘书，我给你饯行！”
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话题自然围绕着回国调查取证的问题。
大家心里都明白，由于中国同人的共同奋斗，事情已出现转机，这是历史给予中国代表团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此番奋斗不能成功，他们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空气依然弥漫着几分苦涩和沉重。
梅汝璈心思沉沉地说：“这次回南京调查取证，千万不能再带个秦德纯之流的证人来啊！”
一些法官也说：“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这样的证人再也不能要了。”
首席顾问倪征却显得有些忧虑：“现在国共两党交恶，烽烟四起，我担心国府不会有心思来顾及调查取证之事了。”
裘绍恒脸色微红，激动地站了起来：“诸位放心！我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但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律师，我要尽全力维护民族的气节，法律的尊严！”
激昂、慷慨、掷地有声！
梅汝璈缓缓地站了起来，把十几只酒杯一一斟满，然后举起酒杯说：“诸位，我们此番奋斗，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我们受国家、民族之托来到这里，如果日本侵略中国的首恶战犯得不到严惩，我们将无脸回国见江东父老。我发誓：不达目的，我将跳海自杀！”
悲壮、沉痛的话语，使每个人心灵为之一震！
向哲浚也举杯缓缓地站了起来：
“我发誓，如果日本侵略中国的首恶战犯得不到严惩，我将和梅博士一同跳海自杀！”
“我发誓……”
“我发誓……”
十几只酒杯激昂地碰在一起，十几副面孔都透着神圣和庄严：
“我们发誓，如果日本侵略中国的首恶战犯得不到惩处，我们将集体跳海自杀！”
十几杯烈酒一干而尽，连那些从不喝酒的人也无一例外。当十几杯烈酒落肚的时候，许多人眼角都噙着泪花。他们强压着不让泪水流出来，而是把眼泪和烈酒一同吞咽到肚里，连同他们心头的悲愤和痛苦。
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中国检察团首席秘书裘绍恒，带着美国法官托马斯H莫罗上校和他的秘书亨利钦路易，美国法官戴比德N萨顿一起，于3月12日到达南京，他们在国防部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积极支持配合下，采访了许多“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取得了许多确凿的实证，带着大屠杀幸存者伍长德、梁庭芳等证人匆匆赶回了东京。
与此同时，向哲浚每天带着周锡卿、杨寿林、高文彬等人来到日本战时内阁档案库，一坐就是整整一天，极富耐心地在堆积如山的资料中认真地寻找，终于，一件件罪证从浩繁的档案里走了出来。这些罪证有：
参加攻占南京战役的日军第十军参谋长，于1937年12月20日向属下之师团参谋长和直属部队长发出的训令，训令承认“据本次攻占南京之战绩，仅妇女暴行就达百余件。”很显然，这是日本军方为掩盖士兵暴行而大大缩小了的数字。但无论如何千方百计掩饰，也不得不承认部下犯有妇女暴行，可见暴行之严重。
一件日本司法省昭和十三年（即1938年）思想特别研究员西家谷彻检察官的报告书《关于对支那事变的流言飞语》中，记载着众多皆因违犯陆军刑法而受到区裁判所判决的事例，其中一些士兵由于讲述了他们在南京对平民的暴行而受到惩罚。日本法西斯军国首脑们，是严厉禁止士兵们把他们在中国施暴的真相透露出来的，不仅把这些真情实话一概斥之为“流言飞语”，而且对那些讲了真话的士兵进行惩罚。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真相被点滴透露出来，可见罪行之普遍和严重了。
一件日本军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指令：“士兵们把他们对中国士兵和平民的残暴行为讲出来是不对的。”指令中还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加以调查，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罪犯。”指令并不否认日军暴行的客观存在，比起西家谷彻拿着遮羞布躲躲闪闪，这份指令可是坦率得多了。
此外还有一些非常残忍、具体的罪证，如《东京日日新闻》上刊登的攻占南京日军举行“杀人比赛”的报导和照片；攻占南京的日军中队长田中军吉斩杀300人的军刀照片和介绍等等，向哲浚将这些实证一一抄录编号，有的还拍摄成照片。他要用这些实证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将那些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送上断头台！
1946年4月1日，东京明治生命大厦议事厅。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局执委会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甲级战犯被告名单。这是开庭前最后一次讨论被告名单的会议。各国检察官都想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把那些对自己国家人民犯有严重罪行而又尚未列入名单的战犯推上被告席，中国代表团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会议气氛比前几次更为紧张。
这次会议提出讨论的名单有：木村兵太郎（陆军省次官）、佐藤贤了（陆军省军务局长）、田村浩（俘虏情报局长官）、冈敬纯（海军省军务局长）、南次郎（第二次若坱槻内阁陆相）、松井石根（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陆军参谋次长）等人。讨论到松井石根的时候，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再一次报告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随后，美国法官萨顿以调查人的身份，报告了他们一行人在南京调查取证的经过。他以极其激动而愤怒的语气说：“南京大屠杀’是确实存在的事实，日军不但以机枪集中扫射，屠杀了大批中国俘虏，而且以砍头、剖腹、焚烧、活埋种种极其残忍的手段，屠杀了众多南京的平民，强奸妇女的暴行不下于两万件，屠杀规模之巨大，杀人手段之残忍，死亡人数之众多，都是这次大战中绝无仅有的！”说完，他将日军自己拍摄的、众多炫耀皇军武威的照片，一一展示出来，并且交给出席会议的检察官们传递、观看。
最后，中国证人伍长德、梁廷芳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叙述了他们在汉中门和中山码头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经过。
出席会议的检察官们震惊了，他们被一串串滴血的证词激动得愤怒不已，在表决的时候，一个个都投了赞成票，连那些上次起哄的军法官，也举起了庄严的手臂。
中国代表团的法官们，经过艰苦的奋斗，终于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将“南京大屠杀”罪魁祸首松井石根推上了第一案审理的被告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