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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患难与共的国际友人
金陵大学教授李格斯博士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是负责后勤工作的，25万难民的大米、面粉和燃料供应，是安全区的头等大事。他不仅要保护好国际委员会的几处仓库和货栈，还要为运输食品、燃料而日夜操劳。李格斯手下虽然有几名中国工作人员，但是中国人单独驾车运输食品、燃料，尽管带着国际委员会的臂章和日军的通行证件，仍然受到层层关卡的刁难和阻挡。李格斯不得不亲自驾驶车辆，冒着无尽的麻烦和危险，在充满血腥和恐怖的南京街头，为25万难民的生存而日日奔忙。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国际委员会的三口大锅依然冒着热气，从这里煮出的米粥，曾经使许多最贫苦的难民，得以保住生命。为了难民区里无数家庭的锅盆不致熄火冷气，李格斯付出了多少艰辛和爱心。除此之外，李格斯还要和其他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一样，值班守护难民收容所，为驱赶骚扰的日本士兵，保护无辜的难民而奔忙。
12月25日，信奉基督教的西洋人最神圣的节日，圣主耶稣诞生之日。耶稣是崇高、神圣和善良的化身，为了拯救人类，他宁愿让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李格斯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以实际行动履行自己的信仰。
神圣的节日里却发生了最不神圣的事情。这天上午10点钟，李格斯在汉口路29号发现了一些日本兵，同时听到了一名年轻妇女的哭叫声，这位妇女正被一个日本兵抓住往屋里拽。李格斯闻声立即赶了过去，日本兵吓得逃跑了，这位妇女请求李格斯护送她回陆军大学难民收容所。他们一起往东走，快到金陵大学校院时迎面碰上了一名日军稽查官，带着两名士兵和一名翻译。
这是一名典型的日本法西斯军人，粗壮的身体托着一副野蛮的脑袋，狰狞的眼睛闪射着凶恶的光芒，正带着征服者非凡的得意，在安全区的马路上高傲地巡视着。看见李格斯，他忽然想在西洋人面前显示一下皇军的威风，于是大声地吆喝着：“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把手放在口袋里面？”
李格斯听不懂他嚷些什么，只好停下来。
稽查官走上前来，粗鲁地抓住西洋人的手，把它从口袋中拽出来，然后，又扒下手上的臂章。
李格斯不明白，手放在口袋中走路，这是因为天气太冷，况且又纯粹是个人的自由，你日本人管得着吗？于是，很不服气地将手放回口袋之中。稽查官恼怒了，朝着李格斯手重重地击了一拳，然后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胆敢对抗皇军？”
李格斯蔑视地看着对方，多日来，日本军队的所作所为，使他对日军的印象早已降到冰点以下，比冬天的南京还要寒冷。他不以为然地反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护送这位妇女回家有什么不对？”
稽查官朝着西洋人胸口又是一拳，然后粗鲁地骂道：“八格牙鲁！把你的通行证拿出来！”
匆忙中李格斯忘了带通行证，于是又挨了一记耳光。日本军官命令士兵用枪对着他，然后抢下他的帽子，要李格斯鞠躬致敬。
李格斯断然拒绝了，他抗议说：“我是在国际委员会工作的美国人，你没有权利要求美国人向你脱帽鞠躬！”
幸好，这名野蛮的日本军官还没有愚蠢到丧失理智的地步，在双方僵持好久以后，他终于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叫李格斯自己回家去。
中午，李格斯赶到国际委员会秘书史密斯家里，愤怒地向他讲述了这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史密斯立即拟就了一份抗议书，并很快送到日本驻南京大使馆。
几天之后，正好日本大使馆田中参赞来到国际委员会，要求帮助寻找熟练工人，尽快恢复南京的电力供给，李格斯愤愤地回答说：
“到哪儿去寻找发电工人？南京电厂的54名职工，被你们日本军队杀掉了43个，你们日本皇军大概是不需要发电厂吧？”
说完以后，李格斯心中似乎觉得舒服了一点。
最忙碌、辛苦的恐怕还是三位德国的朋友拉贝、史波林和潘亭。他们胸前的国社党徽章和手臂上的“卐”字形图案，对于遏止日军的暴行，有着某种特殊的威力。
德国商人史波林是上海保险公司的，一个偶然的来南京办事的机会，使他卷入了这场国际人道主义的救援工作。12月11日，日军的大炮轰进了安全区，福昌饭店门口躺下一大片尸体，住在那儿的史波林也受了轻伤。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4年日军俘虏的老人，重新燃起了对昔日夙敌的仇恨之火，他放弃了登轮返回上海的最后机会，毅然加入了国际友人们的黑圈红十字组织。
这位60余岁的可敬老人，戴着国社党图案的特殊臂章，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忠实地巡逻着，为维护人类的公理、正义和良知，而昼夜不停地辛劳和奔波。一天中午，他和美国人费区在宁海路巡视的时候，15号的院子里传来了妇女凄惨的呼救声，两人急忙跑了进去，一幕亵渎人类文明的丑剧，立即展现在他们眼前：四个日本兽兵，两个在劫掠财物，两个正光着P股压在妇女的身上。史波林愤怒地冲了上去，挥动手臂大声地吼叫。日本兵猛然回头，看见可怕的黑“卐”字臂章，连声惊呼：“德意志！德意志！”有的丢下财物，有的提起裤子，急忙往外逃窜。
过度的劳累与奔波，年迈的史波林病倒了，隐蔽在安全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得知消息，带着医官蒋公谷赶往大方巷住所看望。看过病又送上药，史波林很快得到康复。当德国人得知为自己看病的是留下来的中国军人时，他赞扬和钦佩中国人尽职尽责的美德，表示愿意帮助他们脱离险境。老人还指着地图，满怀深情地鼓励说：“日本人现在占领的，只是中国的百分之几，你们的出路只有抵抗，不然就要做奴隶，奴隶，懂吗？”
金诵盘激动地点了点头，东方人的心和西方人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东方人的手和西方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南京红十字会主席，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梅奇，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中又一位慈祥、善良而充满爱心的老人。南京沦陷时，他闻知外交部里还有1000多名来不及撤走的伤兵，梅奇急了，举着红十字会的旗帜赶到那里，把伤员勇敢地接收下来，以国际人道主义的旗帜保护了一大批中国人的生命。
日军凶残无比的大屠杀暴行，使梅奇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在日夜奔波，尽力阻止这些暴行的同时，他决心冒着极大的危险，悄悄将这些暴行拍摄纪录下来。鼓楼难民医院是他常去的地方，在这里他拍摄了许多被日军杀伤的市民送往医院救治的镜头：被刺刀刺穿的颈部，被蹂躏、奸淫的女性痛苦茫然的面孔，头部被汽油烧得像炭一样黑的男人，女儿被残杀而痛不欲生的母亲，水面上漂浮的尸体……
由于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许多日军大屠杀的残酷场面他是无法拍到的，他所能拍摄到的，只能是安全区内有限的暴行镜头，但这已经是极为难得珍贵的现场第一手资料了。
梅奇共拍了13本16毫米的电影胶片，拷贝共37分钟。这些极为宝贵的资料，在南京形势稍稍安定以后，被费区偷偷带往上海，交给英国人《孟却斯德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田伯烈是一位正直而勇敢的国际友人，怀着对法西斯暴行的强烈憎恶和痛恨，对捍卫人类公理、正义的崇高信念，田伯烈正在上海编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以便将日军的“南京大屠杀”暴行公之于世。得到这些胶片以后，田伯烈迅速交给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3部拷贝，分别被送往德国和美国。
这些过程都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日本军方还是得到了消息。他们进行搜捕，派出间谍千方百计想得到拷贝，甚至在拷贝送往美国的时候，日本军方还派飞机跟踪追击。但因美国当时还是中立国家，日本飞机始终未敢开炮轰击。
许许多多国际人士，自愿挺身而出，甘冒艰难和风险，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无私奉献，忘我地工作。人类是不以国籍、种族、宗教信仰、肤色等等划分界线的，当正义的旗帜高高扬起，公理发出庄严的呼唤，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将勇敢地站在一起，为遏制恶魔，拯救人类这一崇高的信念而英勇抗争。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国际委员会的三口大锅依然冒着热气，从这里煮出的米粥，曾经使许多最贫苦的难民，得以保住生命。为了难民区里无数家庭的锅盆不致熄火冷气，李格斯付出了多少艰辛和爱心。除此之外，李格斯还要和其他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一样，值班守护难民收容所，为驱赶骚扰的日本士兵，保护无辜的难民而奔忙。
12月25日，信奉基督教的西洋人最神圣的节日，圣主耶稣诞生之日。耶稣是崇高、神圣和善良的化身，为了拯救人类，他宁愿让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李格斯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以实际行动履行自己的信仰。
神圣的节日里却发生了最不神圣的事情。这天上午10点钟，李格斯在汉口路29号发现了一些日本兵，同时听到了一名年轻妇女的哭叫声，这位妇女正被一个日本兵抓住往屋里拽。李格斯闻声立即赶了过去，日本兵吓得逃跑了，这位妇女请求李格斯护送她回陆军大学难民收容所。他们一起往东走，快到金陵大学校院时迎面碰上了一名日军稽查官，带着两名士兵和一名翻译。
这是一名典型的日本法西斯军人，粗壮的身体托着一副野蛮的脑袋，狰狞的眼睛闪射着凶恶的光芒，正带着征服者非凡的得意，在安全区的马路上高傲地巡视着。看见李格斯，他忽然想在西洋人面前显示一下皇军的威风，于是大声地吆喝着：“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把手放在口袋里面？”
李格斯听不懂他嚷些什么，只好停下来。
稽查官走上前来，粗鲁地抓住西洋人的手，把它从口袋中拽出来，然后，又扒下手上的臂章。
李格斯不明白，手放在口袋中走路，这是因为天气太冷，况且又纯粹是个人的自由，你日本人管得着吗？于是，很不服气地将手放回口袋之中。稽查官恼怒了，朝着李格斯手重重地击了一拳，然后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胆敢对抗皇军？”
李格斯蔑视地看着对方，多日来，日本军队的所作所为，使他对日军的印象早已降到冰点以下，比冬天的南京还要寒冷。他不以为然地反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护送这位妇女回家有什么不对？”
稽查官朝着西洋人胸口又是一拳，然后粗鲁地骂道：“八格牙鲁！把你的通行证拿出来！”
匆忙中李格斯忘了带通行证，于是又挨了一记耳光。日本军官命令士兵用枪对着他，然后抢下他的帽子，要李格斯鞠躬致敬。
李格斯断然拒绝了，他抗议说：“我是在国际委员会工作的美国人，你没有权利要求美国人向你脱帽鞠躬！”
幸好，这名野蛮的日本军官还没有愚蠢到丧失理智的地步，在双方僵持好久以后，他终于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叫李格斯自己回家去。
中午，李格斯赶到国际委员会秘书史密斯家里，愤怒地向他讲述了这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史密斯立即拟就了一份抗议书，并很快送到日本驻南京大使馆。
几天之后，正好日本大使馆田中参赞来到国际委员会，要求帮助寻找熟练工人，尽快恢复南京的电力供给，李格斯愤愤地回答说：
“到哪儿去寻找发电工人？南京电厂的54名职工，被你们日本军队杀掉了43个，你们日本皇军大概是不需要发电厂吧？”
说完以后，李格斯心中似乎觉得舒服了一点。
最忙碌、辛苦的恐怕还是三位德国的朋友拉贝、史波林和潘亭。他们胸前的国社党徽章和手臂上的“卐”字形图案，对于遏止日军的暴行，有着某种特殊的威力。
德国商人史波林是上海保险公司的，一个偶然的来南京办事的机会，使他卷入了这场国际人道主义的救援工作。12月11日，日军的大炮轰进了安全区，福昌饭店门口躺下一大片尸体，住在那儿的史波林也受了轻伤。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4年日军俘虏的老人，重新燃起了对昔日夙敌的仇恨之火，他放弃了登轮返回上海的最后机会，毅然加入了国际友人们的黑圈红十字组织。
这位60余岁的可敬老人，戴着国社党图案的特殊臂章，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忠实地巡逻着，为维护人类的公理、正义和良知，而昼夜不停地辛劳和奔波。一天中午，他和美国人费区在宁海路巡视的时候，15号的院子里传来了妇女凄惨的呼救声，两人急忙跑了进去，一幕亵渎人类文明的丑剧，立即展现在他们眼前：四个日本兽兵，两个在劫掠财物，两个正光着P股压在妇女的身上。史波林愤怒地冲了上去，挥动手臂大声地吼叫。日本兵猛然回头，看见可怕的黑“卐”字臂章，连声惊呼：“德意志！德意志！”有的丢下财物，有的提起裤子，急忙往外逃窜。
过度的劳累与奔波，年迈的史波林病倒了，隐蔽在安全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得知消息，带着医官蒋公谷赶往大方巷住所看望。看过病又送上药，史波林很快得到康复。当德国人得知为自己看病的是留下来的中国军人时，他赞扬和钦佩中国人尽职尽责的美德，表示愿意帮助他们脱离险境。老人还指着地图，满怀深情地鼓励说：“日本人现在占领的，只是中国的百分之几，你们的出路只有抵抗，不然就要做奴隶，奴隶，懂吗？”
金诵盘激动地点了点头，东方人的心和西方人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东方人的手和西方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南京红十字会主席，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梅奇，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中又一位慈祥、善良而充满爱心的老人。南京沦陷时，他闻知外交部里还有1000多名来不及撤走的伤兵，梅奇急了，举着红十字会的旗帜赶到那里，把伤员勇敢地接收下来，以国际人道主义的旗帜保护了一大批中国人的生命。
日军凶残无比的大屠杀暴行，使梅奇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在日夜奔波，尽力阻止这些暴行的同时，他决心冒着极大的危险，悄悄将这些暴行拍摄纪录下来。鼓楼难民医院是他常去的地方，在这里他拍摄了许多被日军杀伤的市民送往医院救治的镜头：被刺刀刺穿的颈部，被蹂躏、奸淫的女性痛苦茫然的面孔，头部被汽油烧得像炭一样黑的男人，女儿被残杀而痛不欲生的母亲，水面上漂浮的尸体……
由于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许多日军大屠杀的残酷场面他是无法拍到的，他所能拍摄到的，只能是安全区内有限的暴行镜头，但这已经是极为难得珍贵的现场第一手资料了。
梅奇共拍了13本16毫米的电影胶片，拷贝共37分钟。这些极为宝贵的资料，在南京形势稍稍安定以后，被费区偷偷带往上海，交给英国人《孟却斯德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田伯烈是一位正直而勇敢的国际友人，怀着对法西斯暴行的强烈憎恶和痛恨，对捍卫人类公理、正义的崇高信念，田伯烈正在上海编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以便将日军的“南京大屠杀”暴行公之于世。得到这些胶片以后，田伯烈迅速交给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3部拷贝，分别被送往德国和美国。
这些过程都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日本军方还是得到了消息。他们进行搜捕，派出间谍千方百计想得到拷贝，甚至在拷贝送往美国的时候，日本军方还派飞机跟踪追击。但因美国当时还是中立国家，日本飞机始终未敢开炮轰击。
许许多多国际人士，自愿挺身而出，甘冒艰难和风险，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无私奉献，忘我地工作。人类是不以国籍、种族、宗教信仰、肤色等等划分界线的，当正义的旗帜高高扬起，公理发出庄严的呼唤，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将勇敢地站在一起，为遏制恶魔，拯救人类这一崇高的信念而英勇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