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附录

　　小鼠侃象

　　-我看莫言

　　朱寒汛

　　小引

　　大象是森林里的庞然大物，撅起鼻子来大吼一声，整个森林都要为之一震，出现短时间像死一样的沉默。大象口味清淡，不会像老虎狮子一样麻利地撕扯开别的动物的身体，吃得全身一塌糊涂，大象性情平和，虽然没有天敌，也不滥施淫威。但是大象的愤怒同样非常可怕，我在“动物世界”里看到几只大象团团围住一只企图攻击它们幼崽的金钱豹，提起巨型圆脚掌一阵乱踩，那只豹子翻来覆去，狼狈不堪，好不容易找了个空子钻了出来，就像野狗一样头也不回地仓皇逃遁，哪里还有一点追杀羚羊时的优雅从容仪态和明星风采。所以大象在我心目中一直有着无冕之王和世外高人的印象。

　　在我看来文坛就是一个大森林，莫言是一头成年大象，有体积有吨位。而我在这片森林里则是一只小老鼠，初出茅庐，胎毛未脱，眼睛刚刚打开，对什么都充满好奇，有很强烈的表达欲望，尽管什么都不懂，但是什么都想说。

　　我跟莫言还真有点渊源。上个世纪80年代初，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文学系，广招全军写手，于是我父亲朱向前就和莫言、李存葆、苗长水、李荃等人从各大军区集结到一起，做了徐怀中先生的弟子。不知道我父亲是受了老师的指点还是这些优秀同学的打击，还没等毕业，他就由创造小说诗歌跳槽到了写评论。而他的评论最早就是从莫言开始的，从我两三岁到现在，在各种场合，无数次地听到他谈论莫言。小的时候，我还以为“莫言”是一个创作群体或者是一个单位，后来到了十二三岁，才通过我父亲的推荐开始了阅读莫言，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被莫言彻底俘虏了……

　　小时候没有别的参照，不知道莫言到底是个什么量级的作家。慢慢地，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才有了点“森林”和“动物”的概念。感谢父亲，他直接就给了我一头大象，节省了我不少时间。

　　司机莫言

　　“第一次看见他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你还有点印象吗？”父亲问我。我说我什么都记不到了。其实，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我三岁左右），莫言穿着落魄地来到我家-解放军艺术学院一号楼一楼的一间临时宿舍来做客。他当时穿一件接近土黄色的皱夹克，下身一条料子不太光鲜的根本不存在裤线的黑色西装裤子，尤为使我没法忘记的是他戴的一对白色绒线手套。在我当时的印象里只有老家的司机才戴那种不伦不类的手套（它的用途不是御寒也不是入时而只是为了证明戴它的人是个司机）。所以我当时就拍了一下正在说话的父亲并悄悄地提出了疑问，说跟你说话的是不是一个司机。他说不是，这是他的同学，一个杰出作家，然后马上就告诉了莫言，莫言笑了一下。当然，不能够指望一个大人为孩子保密，但孩子是没有城府的，他有迫切的倾诉和知情欲望，他对自己的面子不能看得太重，否则就不是孩子了，至少不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快乐孩子。

　　我当时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别人衣着的好坏得益于父亲，他总是衣冠楚楚，出门前先照一下镜子看看什么部位还有偏颇，梳着油乎乎的大偏分，甚至穿我现在都不穿的鞋尖大概只有三十度的皮鞋，虽然他因为我身上太龌龊无数次地向我表示了鄙夷，我都崇拜他崇拜得不得了。当然那是过去的事情了，他的品位决定我的审美取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然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作家，只知道我父亲是个作家，在北京教书。我当时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认识是作家和木工车工一样，有特殊才能。各种工匠像变魔术一样能够将泥巴、木棍等等最轻贱的东西加以改造然后登堂入室，真是聪明绝顶。现在想想作家也的确是那么回事，不管多伟大的作品，他们的材料绝大部分无非也就是那些小学生作业中频繁使用的文字，还有生活里和别人没什么不同的喜怒哀乐。

　　就是这么一个背景罢。关于莫言，作为小孩，我只能记到这些，当然我现在关心的事情和三岁的时候不太一样了。那个时候他恐怕已经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红蝗》、《球状闪电》、《白狗秋千架》、《红高粱》等我最喜爱的作品了。他那时远没有获得像今天这样一个程度的认可，但是我父亲已经彻底服气了，就像下一笔赌注一样，把自己所有的血气和才华都用在了写评论上，才华像青春一样有限得可怜，奋斗的过程回忆起来充满了假设的变数和不确定性。

　　然后就是断断续续地阅读莫言的小说。初中的时候我的阅读仅限于莫言、王小波几个。莫言当时带给我的语言上的冲击力是最大的，他的语言具备了丑陋和美丽的一切因素，他行文过程当中一律是农民式的自觉的下蹲视点，就像吃饭喝水的习惯，充满了不自觉的自我妥协，好像只有这样整个人才能彻底放松，从容叙述。还有一种感觉就是他的一双眼睛无处不在，好像高高地悠在天上，混沌而又精微地注视着小说中的每个人物和场景，动作和声响，四季交替，饥饿、贫穷和苦难，还有稍纵即逝的欢乐。小虫一样的人物所制造出的鲜血淋漓的片段像钢筋混凝土一样沉重的物质向我卑微的灵魂里倾泻。我根本就没有评价的能力，甚至就丧失了起码的关于作品好坏的判断。应该怎样来读它们呢，当喜剧小品还是大块头名著？它们是这样的轻薄而又厚重。我时常为他到底说了什么，这篇小说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而困惑，同时我不知道应该笑还是哭。

　　我是在正统的教育体制下成长的，现在我隐约感觉到语文的应试学习对文学素质的培养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扼杀作用。初中生受到的语言规范教育让我很容易地沾沾自喜起来，作文就是营造一个个天真的骗局，在不断的练习中我的手工日臻完善。还有一个重要的学习部分就是常常把一个完整的句子用几道不同花纹的线条划得分崩离析，主谓宾定状补，真是无异于解剖活美人，所幸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那时候我写的作文每一个段落就好像一个词组，最后连缀成一句中心思想。形式为内容服务，内容比形式还要面无血色，病恹恹，而这菜色竟是我和我的老师所想要的。这样说来我对中心思想的穷追不舍也就有据可考了。当然，语文再怎样折磨我也比数理化强，起码我应付得过来，恐怕我一生也不会再经历学习数理化时的挫折感和屈辱感了，理科老师是多么善于用语言神态蹂躏一个思维能力低下而又容易走神的孩子啊，他们熟练操作的那些复杂公式和符号简直就像是一堆有棱有角的凶器，至今还让我感到头晕目眩和没有安全感。

　　那些魂飞魄散的夜晚

　　我的记忆力从来就差，很多生活中和故事中的事情都经常相互混淆，彼此不分，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细节和场景深刻地刻在我的脑子里。我想到莫言这个庞然大物的同时就奇怪地联想到很多个夜晚，我的思维格外清晰、静穆，没有白天鸡零狗碎的破事的干扰，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一种类似高尚的思想从我卑微的心底升起来，好像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那些夜晚我或躺在床上或坐在灯光左右摇晃的学习室里，双手拿着本喜欢的书读得物我皆忘。一个故事读完，浑身都感到轻飘飘的，大脑剧烈地活动，觉得这世界真不枉来生死一番，同时自己好像也成为了那些优秀作品的参与者，激动兴奋地想要号叫、哭泣、跳跃，后背上森森地发冷，手臂上长满了鸡皮疙瘩。我知道，我已经无药可救了，我找到了我最爱的东西。这些伟大的作者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用纸笔创造出了那么多伟大的神话，我渴望附属于他们思维的一部分，在幻觉里我成为过茨威格的烟斗、沈从文的眼镜。

　　说到这，我想到几年前有一次跟着我父亲到文学系的活动室里去打乒乓球，路过楼梯拐角一个阶梯教室，他告诉我，莫言前期的一批作品，就是在这里写完的，然后列举了《枯河》、《老枪》、《红高粱》、《狗道》、《草鞋窨子》、《筑路》、《透明的红萝卜》……我从门缝往教室里扫了一眼，里面的三合板椅子斑斑驳驳，特别显旧。现在我可以像放电影一样想象20年前，阒静无声的阶梯教室，灯泡沉着地低吟，昏黄的光线微微地摇摆，年轻的莫言（尚不到30岁）或披一件蹩脚的军大衣，或是背心短裤，手持笔和本，还有一个放在腿上垫本用的硬板，照旧找到那个凳子坐下去，开始写。很快地他就进入了状态，一整天恍恍惚惚的运思等的就是这个时候，他身体一动不动，好像老僧入定，只有笔尖在纸上疯狂地摩擦，不停地把思维的意想射杀然后抛洒到纸上，好像雨打芭蕉。密密麻麻的文字中杀机四伏，高潮迭起，渐渐地他丧失了身体的感知，只有无边无尽的假设和推演，他边写边改，凶狠地把不满意的部分一笔干掉。他被自己麻醉和游说，在各种选择中进退取舍，然后靠着任性和直觉贸然行动。他思致回到了过去，回到了让他记忆的沟回最深刻的场景里，记忆和幻想落到纸笔的时候，那些细微的感觉被近乎恶毒的形式放大了。他敏锐、准确，能表达任何他想要表达的，他写美丽能写得波澜磅礴，写丑陋能写出卑鄙龌龊的极致，需要什么就攫取什么，限制就是良心，张力来自才华。他毫不遮掩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对人的巨大限制，他缺乏含蓄柔和，他的劲道太凶猛了以至于根本欲罢不能，但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完全视读者如刍狗。他就好像一个优秀的杂技演员在高空的钢丝上腾挪跳跃，径自玩得高兴，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根本就不管下面的观众。下面有的人肯定看得不知其所然，带着三分疑惑、七分愤懑拍拍P股走路，可能还有的感到头晕目眩，四肢无力，快要心脏病发作了，而像我这样死忠的拥趸，不管他做什么样的动作，都要拿个望远镜把他拉近到眼前看个真切，当然肯定要坚持到最后。

　　莫言的东西是什么地方和我特别契合呢？以至于让我崇拜得六体投地。我一想到莫言满脑子里都是一种失败的快感，前面我说过了，他的行文中总是充满了不自觉的妥协，而且特别地任性。他笔下的小人物凡是渴望高尚和追求幸福者，都是不肯安于现状，而且思想活动剧烈的（包括蝈蝈、高羊、高马、阿义，《怀抱鲜花的女人》里的上尉，还有后来的上官金童、丁十口、罗小通，我没有统计过他们有多少次立下毒誓然后始乱终弃）。他们要么是在纯粹混沌的环境中偶然摸索，不辨路之远近，越走越偏，最后迷失得让人心痛，要么是在诡辩内心挣扎中，每每成为嬉皮笑脸的欲望和惰性的俘虏。他们总是事与愿违，总是挣扎无力，总是被命运屠宰，而且莫言根本没给那些人物包括受教育和关于自身的趋利避害的思考所可能带来的豁然开朗的机会，一些不应该出现的场景和新一轮的打击就来了，在我看来非常凶残。

　　我自己就是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典型，我觉得他凶残是因为他戳到了我的痛处，谁都恨被别人揭短的感觉。往往在终于有一个目标在前面向我影影绰绰地招手的时候，那种可怕的惰性和嬉皮笑脸而且有理有据的自我麻醉就习惯性地袭来，所以我常常是以一种近乎昏睡的心理状态迎接每一次机会。我想起来一个更加消极的故事：一赌棍在麻将桌上输得一塌糊涂，老婆逼他离婚，他痛下决心永远不再赌，一刀就把左手食指剁了下来，可是没几天还裹着纱布的手又搓上了。这个例子有点恶毒，但它是真实的，它说明人的身体里有一种把勇气和尊严比得如同儿戏的气质。莫言的作品里揭橥了不少这种人的劣根性，对我的刺激很大，启发和感慨也很多。但是后来我看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觉得莫言还是要温柔得多。面对此类作品，我一肚子的感慨，但是在生活中很少反省。这是人的悲哀。

　　在那些疯狂创作的夜晚，莫言完成了成为一头大象的质和量的积累，让大家毫不怀疑他的力量。在那些内心被震得七零八落的夜晚，我收获了无数的快感和失落。

　　拙劣模仿

　　是的，有一段时间我在考虑是不是能够模仿一下莫言的风格呢？先从语言开始，于是就写了一篇将近一万字的小说来反映我的生活，中间夹杂了不少做作的场景描写，其特点就像东北二人转，自己下拌自己跌跤，还有勉强制造的幽默，默还没幽完，自己就笑得快断气了，试想两只手已经哆哆嗦嗦，那点力气还能抖开多大的包袱。为了证明自己有独立完成一件事情的毅力，我像跟自己角力一样勉强把那滑稽的东西编完，连再看一遍的勇气也没有。慢慢我明白了，即使某些描写能够比较近似，他的侵略性和撼人力量是根本模仿不来的。但凡作者都有他的根系，那必须是他所生活过很长时间的，深刻地稔知到骨子里的某一地域的水土、习俗、民情、历史、地形、气候、动植物，甚至是某些血液里的说不清楚的带有遗传性的元素。沈从文写的湘西，鲁迅写的绍兴，老舍写的北京，无处不浸淫着当地老得发黄的地域文化，所以耐得住人一唱三叹，反复咀嚼。沈从文无论写什么，都弥散出那么一种清淡、幽雅和凄美，好像暮色下的河面上升腾着的招摇的水汽，还有远山近水深浅各异的色彩。不知道是因为地域的相近还是我的喜好，他的作品往往轻抚我内心最软的地方，粘住，然后带着我的内脏倏地往地下钻，总是让我疼痛地没法控制自己流眼泪，他的散文和小说像被飓风毡起的大纛，霸蛮地插在我心中的文学圣殿上方。

　　我还曾口齿不清地向我父亲表达过这么一个想法：一处地域的风景，譬如一条河，相连的山峦，村落和房屋，挂在房檐下的辣椒或者是玉米，它们都会主动透露出一种意象，外人是读不懂的，只有长年生长在那里的人才能摸清路数，慢慢理解然后为之动容，哪怕是一草一树一羽毛也会由于感觉的独特而显得与众不同。如果他能够清晰地表达，通过语言文字记录下来，当然就是最优秀的最细腻的文字了。

　　莫言是山东高密东北乡那血海汪洋的高粱地里的精魂，我觉得他写的故事都是关于秘密，好像各种生灵的梦呓。他身上携带了高粱的颜色和气味，或者那些颜色和气味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莫言的写作自觉地回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原点，他的思维和情感的根系深深地扎在那里。《红高粱》的结束语我现在还记得个差不多，“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灵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可见这几句话里的物质撼动了我那么久，至今余波未平。一想起上面这段话来我的大脑还在微微共振。

　　想到那么多伟大的作品像纪念碑一样耸立在那里，我就忽然感到万念俱灰，觉得自己根本就没写的必要，只要阅读就很幸福了。但毕竟还没死心，我的老家在赣西一隅，那里山明水秀四时丰美，腾蛟起凤紫电清霜，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我在那里生长了十多个年头，我家旧宅前有一副对联：秀水绕门蓝作带，远山当户翠为屏。情形确是这样。夏夜听鸣蝉，春日戏流蝶，拉板车，捉牛虻，我从小跟我公公遍走十县廿乡，听了无数民间故事和动人笑话，应该大有可写。我就立志也要从老家开始，往秀水放下一只皮筏，慢慢地往大江大河里划。于是我不但胡看，而且下了很大的决心又开始瞎写，小说尚不敢写了，就写一点散文，一来篇幅不用很大，二来希望掩饰一点苍白的经验并避免人物、场景和对话描写。当然，我很傻，第二点根本不用担心，明眼人谁看不出来我是个新丁呢。散文就比小说好写吗？同样是圣手如云，流派纷呈……更令我丧气的是，我至今根本就没敢开始写老家的事。（好像根本就无从写起！）

　　反正先写着看呗，21世纪，还有我这种傻瓜蛋，拼了小命跟在那些威猛的大象P股后面，渴望凭着自己的血气和纸笔出人头地，改变自己的命运，渴望在一百年或更久以后被人在角落里发现。

　　并不精彩的见面

　　尽管断断续续地把莫言的作品统统看了一遍，对朋友吹牛皮说我真的认识莫言，他叫我贤侄我叫他大叔。但我真的可以说是没见过他，我父亲向他要来的签名书上倒是龙飞凤舞而漫不经心地写着“寒汛贤侄”，而我压根就没机会叫他大叔。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呢？懦弱内敛还是像他小说中的旁白那样亢奋激情？勇猛机警还是醉眼糊涂？无数不着边际的猜想和主观的假设……种种猜想延续到了去年，也就是2003年的10月2号。

　　我在一所部队院校学习，学校日常管理森严，去年“十一”不记得因为什么缘故控制外出。当天晚上我父亲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他要在2号邀请《文学评说朱向前》一书所收文章的作者吃饭，有莫言、朱秀海、黄国柱、刘宏伟、阎连科、陈怀国等，问我能不能参加。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有条件要去，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去！哪怕翻墙出去回来被领导批评甚至处分。他们的名号太嘹亮了，像一个个成语，早已溢出了部队，有的像莫言甚至冲向了世界。朱秀海先生是我的师傅，在我十四岁时携我畅游齐鲁，当年他收我为入室弟子，现在我还希望他有朝一日感于我一片赤诚，传我奇门遁甲。我那天晚上激动得几乎就没睡成。

　　但是我前面说了，这次见面并不精彩，原因当然在我。我见到莫言等人心情太过激动，就拿起杯子来频繁敬酒以示敬仰，不大一会就醉得东倒西歪了，而且开始胡说八道，大人讲话瞎插嘴，除了我师傅朱秀海不在乎外，别人肯定对我留下了深刻的恶劣印象，现在想起来真是丢丑。我向莫言敬酒数杯，而且还瞎说话，我说衷心地希望他把诺贝尔文学奖捧回他的高密去，但是莫言还是很有度量的，我敬他的酒他居然都一杯杯喝下去了，一个完全有资格充大架子的大作家，对我这样一个鼠辈，实在令人感佩。除此以外，我跟残存的记忆挣扎了半天，脑子里关于那以后的事还是一片空白，那天晚上要不是我妈留心，我险些就把他送给我的新书《四十一炮》丢在了饭店。

　　第二天酒醒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才通过回忆反刍出一点关于他的印象。我实在没有想到莫言的举止那么阴柔，譬如他整理头发的动作：一只手护住背包，另一只手把背包带往肩膀的里侧拢一拢，接下来还是这只手轻飘地划过头发，同时下颚微微向上一扬，好像是对自己这一系列动作的赞许。莫言这几年头发渐少，为了让前面的那一绺不像一缕海带一样不美观地胡乱悬挂，居然用一只发卡一类的东西予以固定。譬如他喝茶的时候，两只白皙的指甲修得很好的手托着杯子，其中一只手的小指和无名指翘起，喝得十分平静，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名旦程砚秋、梅兰芳的剧照。他说话的音调有点怪，好像经过了刻意的训练，咀嚼词语好像有些拗口，声音偏高而且尖利，有点影响了表达的生动性。

　　但是，尽管是这样，也丝毫不能影响到他在我心里的文学大象形象。文学和生活本身压根就应该是两码事。

　　胡话胡说

　　我是一只文学小鼠，相信即使板起脸孔来煞有介事地说话也不会有人来听，莫言说“一个写小说的，只要找到了煞有介事的腔调，就等于找到了开启小说圣殿之门的钥匙”，我找到了“煞有介事的腔调”，但从来没打开过什么之门。小人物的悲凉和幸福都源于此。

　　但莫言毕竟是人不是神，他的才气再充盈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于是我就想说说我对莫言的不满足。先说语言，莫言的行文是语言的洪流和旋涡，密密麻麻，随意取材，经常成语、习语（眉头一皱，记上心来；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肥水不落外人田；六月债，还得快；包子有肉不在褶上；打铁还须自身硬；磨刀不误砍柴工……）、俗语（花花绿绿、花里胡哨、稀里哗啦、糊里糊涂、羊群骆驼、扑棱棱、麻麻亮、麻飕飕、好话说三遍狗不要听……）相互掺杂，往往刹不住车，一写就是一大片，形象是大大地丰满精细了，而且也编制得很巧妙，同时民族性毕现，这种丰富和多元是他语言的一大特色，阅读起来非常过瘾，就像吃一顿满汉全席，文字大餐。这种文字表演就像美国哈林篮球队，几个黑人极尽花哨之能事，带着球飞快地在地上滚动，风车一样地传球，用球穿对方的胯然后过人，把球往篮板上用力一砸又弹回自己手里，反复地突破到内线，进进出出，来来回回，没完没了，把球放进篮筐得分无可无不可，成了表演的附属，观众看得眼花缭乱，叹为观止。不可否认很精彩，但是这比赛更倾向于杂技而不是篮球运动，球员们更像杂技演员而不像正在竞赛的运动员。一场球赛48分钟就完了，观众不容易产生视觉疲劳。写作和阅读都是慢活，莫言的风格是出于习惯还是炫技我不得而知，他作为作者是否有疲劳感我也不得而知，反正我作为读者是时有疲劳感和厌烦情绪的。原因就是莫言语言表达细腻丰富多元的同时也就显得臃肿累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意旨含混，不知其所然。

　　事物一分为二，最大的优点同时也可能是最大的缺憾。我们中国的文学历来讲的是言简意赅，因为那些先贤们早就发现了“言有尽而义无穷”的道理，所以简明而辞能逮意一直是大家追求的很高的目标。诗经、楚辞、史记、世说新语、唐诗、宋词都是简单明了，一两句话就解决问题的。最简约的就是诗经，“汉之游女”、“于嗟乎驺虞”、“大叔于田”、“式微”、“鼠无牙”、“关关雎鸠”，包含了很多场景内容，有哭有笑，有声音有场景，有形象有动作。李白的“敬亭山”，东坡的“承天寺夜游”寥寥几笔，就精确地写出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这些诗或文的片段给了人很多想象的空间，并不显得单薄。“驺虞”要是让莫言来写成一个类似《一个打野猪的多情猎手》之类的小说，怕是够写一阵子的。这时肯定要有人来嘲笑我的浅薄的了-文体体裁不同，长短肯定不同，小说跟诗、散文根本不是一码事。小说语言的精微并不等于字数的堆积和文字游戏，《红楼梦》是我看得最受用的古典小说，同时也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这样的相对没有重大故事情节的大部头小说在语言上并不显得罗嗦和混浊，相反地让我觉得特别灵动又有神韵，纯净、素美、优雅，没有风雨突变，还有直击人心的力量，可见曹先生真是不容易，真是了不得。但是假设用莫言的语言来写红楼梦的话，本来剧情和线索就很零散了，加上插科打诨，浑浑噩噩的一大包，恐怕曹先生自己都要写晕了，假使写得完，也肯定是文学史上的一怪胎。

　　但是莫言毕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风格，精微和繁冗罗嗦的尺度太难把握了。即使是以语言精微著称的斯茨威格，不是也因为不厌其烦的心理描写而遭到了诟病。

　　在编故事方面，莫言也是一把好手，我不清楚什么叫“魔幻现实主义”，但我以为他总能把一件很玄的事情写得很可以交代得过去，已经很巧妙了。他小说里出现频率很高的鸟仙、黄鼠狼仙，还有那个巨型蝗虫之类的东西作为一个客串或者线索，好像也不是发梦，有他自己的道理。但毕竟太荒诞了，严重地影响了故事的延续性。但往往这时候他就画面一切换，又重新开始写实，只是时间和空间全不对了。所以我觉得莫言较金庸这样的编故事大师敷衍能力也有所欠缺。不管别人看待金庸是不是文学大家，我都认为他是个编故事的天才，《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鹿鼎记》，动辄上百个人物，先说家庭成员，人际交往，交代好社情民情，然后写矛盾冲突。要把每个角色写得有血有肉实属不易，要起承转合，主次分明，自己不绊自己的脚，把故事编得天衣无缝就更加困难了。而金庸总是能做到，他编的剧情扎扎实实，经得起推敲，很难看出纰漏。他写出来的东西就像一幕历史，只不过不为人所知。莫言小说的情节不够流畅，像幻灯片一样的细节描写往往让人不容易忘记，但我觉得剧情不应是幻灯片的连贯。幻灯片式的情节缺乏不容人质疑的分量，底气不足，轻飘飘地站不稳。这样的产品跟莫言的大象形象不大符合。当然，在我看过的小说场景和片段来回切换得最严重的是《金牧场》，简直是两部小说揉在一起了，故事线索像一根夹在两种口味的面包之间的香肠，这样的小说读来的感觉不是丰富，而是味觉混乱。我承认现代化的确是扼杀了不少属于自然人的情感，强奸和紊乱了不少心灵需要，也很佩服张承志先生关于信仰和生存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没必要把两种状态像两根不同动物的骨头一样并排在一处。后来看了《四十一炮》也是这种写法，觉得很怪，又不敢说出来这是哪个流派。作为大作家，张承志和莫言自己不觉得有点晕吗？

　　可能是我的阅读习惯比较传统，还是喜欢读一些连贯的故事。张承志先生和莫言先生都是当代中国的重要作家，都是大象一级的人物。我毫不怀疑他们对于文学的严肃态度和思想的深刻性。我只是希望读到脚踏实地的，真刀真枪的不弄玄虚的作品，不管是语言还是叙事手法。

　　尾声

　　我从来都喜欢听不同的声音，喜欢真实不造作不时髦而有个性的音乐。我明白，但凡纯粹的，有个性的艺术，都是不为大众所接受的。就像纯粹的摇滚乐队，肯定不是唱片公司、传媒和大众的宠儿，纯文学作家艰苦创作，也很难得到很多的物质回馈。现在，不比80年代，大家都以做文学青年为荣，现在很多人都说文学快要死亡了。

　　相反我觉得这很好，纯粹就是另类，展现个性就要耐得住清贫和寂寞。淘尽黄沙始见金，出水再看两腿泥。年轻的莫言披着一件蹩脚的大衣在昏黄的灯光下疯狂地创作呢，他的身影在整个环境中袅袅娜娜地摇摆，从没考虑过版税，他只为了倾诉，他把无数浮躁的人都远远地抛下了。我不用考虑什么，看看周遭的环境，整整自己的行头，梳理一下身上的毛，跳进自己梦境里的森林就行了。

　　（原载《中国作家》2005年第4期）

　　“莫奖大成 朱言不虚”

　　-朱向前：中国最早预言莫言必获“诺奖”第一人

　　敖桂明

　　2012年10月11日晚北京时间19点左右，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其新闻公报给出的获奖理由称：“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官世界。”“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于此，莫言成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而我们江西萍乡籍全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朱向前则成了中国最早预测莫言必获诺奖的第一人。

　　10月11日晚，笔者通过电话和短信采访了作为莫言同窗好友和权威研究者的朱向前先生。

　　朱向前先生祖籍萍乡，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教授、文艺少将。其父母分别为我市宣风和下埠人。已发表和著述的文学评论集达十多种，主编的《中国军旅文学50年》堪为当代军事文学研究的里程碑，2004年以《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他自己也以其文学评论的成就兼任“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评委和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当晚朱向前先生正在宜春宴请一帮文友，席间，朱向前突然收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一党委常委给他发来的信息：“朱副院长，您在20年前的预言今日真的应验了。莫言果不负您望，可喜可贺！”与此同时，军艺毕业研究生张倩也发来信息：“莫言师兄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的第一反应是朱老师太强啦！必须第一时间给您发个短信分享喜悦，祝贺莫言，祝贺军艺文学系！祝贺朱老师！”

　　向前先生大喜之下，豪饮数杯。他与莫言于1984年同时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同为著名军旅作家徐怀中的授业门生。当年的朱向前也曾主攻文学创作，两篇作品都曾入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最后一轮。但他后来果断转型从事文学评论。同窗两载，他与莫言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莫言的入学报考作品《民间音乐》曾使他迷恋不已，从此，他几乎读他的每一部作品，并把这种热爱转变为具体行动。他在文学评论集《红黄绿》的后记中自述：“终于有一天，我走到隔壁对伏在案子上的那个平阔的后脑勺说：‘莫言，我要研究你。’他（莫言）转过身来小小地吃了一惊之后，便愉快地把一摞包括处女作在内的作品资料端给了我。”在莫言暴得大名的《红高粱》发表之前，他就完成并发表了国内最早的一批对莫言作品的评论文字。

　　后来，朱向前留校任教，专事教职，更有机会和时间对同窗好友莫言及其作品展开持续的研究和评论。在评论界，他不仅是全国最早评论莫言作品的评论家之一，而且用力殊深，影响尤大。还是用作家莫言自己的文章来说明吧。在一篇写朱向前的《部长教授批评家》的散文中，莫言以他惯有的语气如是言：我大概可以惭愧地说，朱向前的文学批评是从批评莫言起步的。朱评莫氏早期创作的《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创作漫评》等文是他这个时期的批评样板。作为原作者，读了这种解剖麻雀般精确的文章，也感到受益匪浅。又后来，他的那篇长达4万字的《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的大块文章发表，在批评界乃至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这篇文章中涉及我，所以认真地阅读了。在军事文学的领域内，从作家的出身入手来研究作家的创作，以作家的出身为依据来比较作家的创作，是朱向前的一大发明。毫无疑问，朱向前的这篇宏文是才气横溢的，是有胆有识有灵魂的，当然也是对我有启发有教益的，当然也是我赞赏的。

　　研究愈深，朱向前对莫言的才情及其作品的特质愈有把握和体悟。他在冒着“断交”的风险，直言其作品的缺失之余，激赏莫言的小说艺术。早在20年前，朱向前就曾在军艺课堂上面对听课的学生们大胆预言：“如果中国未来有人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个一定是莫言。”

　　有文字可证的是，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出版后，时任军艺副院长的朱向前以教授和评论家的身份组织了一场作品讨论会，参与者是军艺文学系的六位硕士研究生，时为2006年9月26日。讨论会的发言后来整理成一篇长达2万余字的文章，题为《横看成岭侧成峰-关于莫言〈生死疲劳〉的对话》，收入在朱向前所著《黑白斋读书录》中，由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底出版。朱向前在《引言》中明确宣示：“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莫言的新作《生死疲劳》。莫言是我的同学，是你们的大师兄，尽管他脱下了军装，所写也并非军旅题材，但我们还是乐意关注他的新作。而且他又刚刚获得一项洲际大奖，所以也借讨论这部作品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和祝贺。我想从莫言新获2006年福冈亚洲文化大奖谈起。这个文化奖旨在表彰‘在保存与创造亚洲独特多样性文化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授予莫言的理由是，莫言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颁奖词高度称赞莫言说，‘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他的作品引导亚洲文学走向未来’。恰巧，大江健三郎最近也在中国访问，在几个场合都表示，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有人获诺贝尔文学奖，而莫言就是非常有力的候选者。种种迹象表明我早在20年前对莫言终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预言正在一步步接近现实。”

　　10月4日，笔者与几个朋友一道陪同朱向前再游武功。在去踏看千年原生态红豆杉的路上，笔者与他深聊过莫言及其作品，也正式谈到国内外热炒的莫言“被诺奖”传闻，朱向前表示力挺和看好。笔者在8日晚上又曾给他发去信息：“真诚的祝愿（莫言）能够成功问鼎！果如此，更加证实了您对莫言研究的前瞻和洞见！”而他在12日早晨给我的信息中则坦荡、自豪地正式回复：“谢谢桂明兄！作为一个评论家，能最早发现并鼓吹一个大师，并且在20年前就预言其必为中国作家获诺奖第一人！昨夜消息传来，不亦快哉！当即收到不少学生的祝贺短信，并接受《新民晚报》、《解放军报》、《江西日报》、《宜春日报》等采访至深夜。”

　　必须说明的是，本文的正题不是笔者所创，恰恰来源于朱向前11日晚发给莫言的祝贺短信，正是这“莫奖大成，朱言不虚”八个字。此间印证了一个作家的潜质和评论家的眼光是何等的巨大和深远！笔者作为一个“资深文学青年”和萍乡土著，最后在此衷心祝愿朱向前先生和莫言先生创作愈加宏富，情深谊长，如切如磋，再铸佳话！

　　（原载《城市周刊》2012年10月18日）

　　“莫言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作家，但是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从诺奖看莫言

　　对话人：

　　朱向前：著名军旅文学批评家，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

　　徐艺嘉：解放军艺术学院2010级文学系研究生

　　时间：2012年11月20日

　　一、“本土化”与“西化”的平衡

　　徐艺嘉：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中国文学百年来获得的最高国际荣誉，也是中文文学进军世界文学的一次胜利。中国优秀的作家不计其数，但能够成功摘取世界级最高文学奖项桂冠，其创作必然要与世界成功接轨。以您对莫言作品的多年关注，再加上老同学、最早的评论者和诺奖预言者的“三重身份”，您对此怎么看？

　　朱向前：我想这个问题可以从莫言2006年获福冈亚洲文化大奖谈起。这个文化奖旨在表彰“在保存与创造亚洲独特多样性文化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授予莫言的理由是，莫言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颁奖词高度称赞莫言说，“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他的作品引导亚洲文学走向未来”。借此机会，我曾组织研究生讨论了当时莫言的《生死疲劳》，在讨论会上，我有如下一段主持词，恰可阐释莫言作品如何在世界文学版图中赢得一席之地。“何谓‘旗手’？据我理解，简而言之，就是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坚持本民族的、本土的、原创性的创作方向。尤其是在亚洲，在那些欠发达国家中，如何在今天美国文化铺天盖地席卷全球之际，坚持文化的个性和地域性，以保护本民族的文化生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并以此构成世界文化的多元共荣格局。我想莫言的‘旗手’意义正在于此。”

　　徐艺嘉：也就是说，所谓“接轨”，并不意味着同一化，而恰恰是要保持自我个性？

　　朱向前：是的，莫言与世界文学接轨的方式恰恰是通过对抗同一化来实现的。文学和科技不一样，科技追求的是全球化，而文学想要达与世界接轨，反而要保持本土特色和作家的个性。

　　徐艺嘉：从那个时候起您就判定莫言作品与世界接轨了？

　　朱向前：还可以追溯到更早。莫言出道之初，我就认定他的小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写农村题材写得最好的小说。也因此，第一时间紧密跟踪他的作品，写下了最早的一批较为全面、系统的莫言评论文章，其中较有影响的一篇是发表于1986年12月8日《人民日报》上的《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谈》，通栏标题，占了大半个版。在文章结尾我提到，我们对莫言的期待是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超越，当然不是超越高密，不是超越华北，而是超越中国。

　　徐艺嘉：诚如您所说，多年来，莫言的创作带有鲜明的原创性，且各部作品之间风格差异较大。他的作品既具备浓郁的乡土特色，接中国的“地气儿”，又有国际化的特点。历数古往今来能够经得起时间淘洗、成功推向世界的伟大作品，无不是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具体到莫言的作品，他是如何做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无缝衔接”的？

　　朱向前：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也需要作家经验的累积。多年来，莫言在“本土”和“西化”的道路上上下求索，他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道路选择上，也走过了一条螺旋式的发展轨迹。在莫言创作之初，也就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写下了一系列堪称经典的中短篇小说，从最早的《民间音乐》、《透明的红萝卜》到《枯河》、《白狗秋千架》、《老枪》、《金发婴儿》、《球状闪电》一直到《爆炸》、《红高粱》。这段时间可说是莫言的天才和悟性发挥到极致的“爆炸”期。他表达的是最本土的故事，又融入了他自己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同时又受到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福克纳的“邮票意识”和克洛德西蒙感觉开放等外来影响，从想象方式到语言方式初步形成莫言风格。莫言在文学上是有野心和激情的，他在创作的初始阶段就立志要以故乡为依托，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

　　徐艺嘉：我至今记得《红高粱》带给我的震撼的阅读体验。莫言营造了一个现实根本不存在的“高密东北乡”世界，奇谲空灵而又辉煌瑰丽，富于梦幻浪漫色彩，这是一般作家很难想象并难以望其项背的。这个文学场域的建构裹挟着强大气场，为这篇小说的出身与血缘奠定“豪门”基调。这部小说的语言风格粗犷豪放，想象浪漫，带有浓烈的山东高密乡土地域特色和风土人情，还多少带有一点儿野性的流氓草莽腔调。在刻画人物和场景细节时又非常细腻、鲜明、深刻，给人以生吞活剥、洞穿历史时空的激情与伟力。

　　朱向前：早期莫言的作品将本土意识与外来影响始终在民族传统“审美图式”的边缘进行创新与突破，若即若离，掌握分寸并拿捏到位。我对他这个阶段是高度肯定的，甚至到今天来看，我认为他写得最好的作品，仍然是《透明的红萝卜》。那种质朴、纯净和诗意，一派天籁之音，不可复制。

　　徐艺嘉：莫言的作品是从何时开始被推广到西方国家的呢？

　　朱向前：第一个重要契机应该是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因为这部电影，西方开始关注莫言，也因此，他的作品风格出现了较大的变异，“偏西化”的特点集中体现在自《红高粱》以后到90年代中期的创作中。这期间他连续抛出了中篇小说《欢乐》、《红蝗》、《白棉花》、《父亲在民夫连里》；长篇小说《食草家族》、《十三步》、《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包括此后的《丰乳肥臀》）等多部作品。在我看来，莫言这个阶段的作品有点剑走偏锋，在追随西方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

　　徐艺嘉：“偏西化”的特点具体指什么？

　　朱向前：主要是刻意追求外在形式的西化，比如《欢乐》和《红蝗》中大段大段冗长而生硬的议论，对小说结构、意境、叙述调度和艺术感觉以及不分段落、不加标点等对西方小说修辞手法生吞活剥等各方面进行极限实验，加之感觉的泛滥和语言的膨胀，以及想象的重复，造成了作品阅读中一定的紊乱感和晦涩感，使他的创作出现了空前的偏执、躁动和疲惫。实话说我对他此间的作品阅读时从一头雾水到不忍卒读，直至丧失阅读快感。1993年，当我做《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时，写下了一章近8000字的批评意见《莫言：“极地”上的颠覆与徘徊》。开篇即指出：“我再也不能保留我的看法了，我必须直率地说出我对近年莫言创作的批评意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在以极端化的风格独标叛帜，败在极端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因此，他在创作状态巅峰的极地上和艺术风格的极限上颠覆了自己，也迷失了自己，至今陷入一种失落美学目标的躁动与徘徊之中。”后来在莫言与我的交谈中，他委婉地对此阶段的创作作了一点解释，就是说这一批作品在国内不被看好，但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大国翻译不少，颇受欢迎。我理解是“求仁得仁”，他有他的预设目标，他也成功了，作为一种战略，这倒也不失为明智之举。而此阶段的创作确实对他走向西方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也对最后得诺奖功不可没。但是，即便莫言已获得诺奖，我也并不收回我当年的观点。

　　徐艺嘉：我感觉写小说和练武功的原理差不多，都要经历不同阶段的磨砺。初级阶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次级阶段“看山非山，看水非水”，待达到自然天成的最高境界，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对莫言的作品是零敲细打地读下来，涵盖面也不全。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最让我惊叹的还属《红高粱》。在那以后，我记得有一次读莫言的短篇小说集《苍蝇门牙》，里面多篇小说对于大量感官体验的全方位启动以及语言中密集的审丑指向让人读久了不由产生生理上的排斥感，很有些“劈头盖脸、捣毁一切”的破坏性，包括看《酒国》，那种写法目空一切，为我们展示了小说创作的另一种可能性。他不像许多作家，有一个多年攀爬的过程，他是爆发式的，像一座火山一样，但写得有点“过”。

　　朱向前：好在经过漫长的徘徊与摸索过后，莫言终于找到了“本土化”和“西化”的平衡点。从《檀香刑》开始，那个传统的、亲切的、熟悉的莫言又回来了。回到了本土，回到了民族。就像莫言在《檀香刑》后记里所宣布的：“我要大踏步后退”。这是莫言在新世纪寻找中国文学发展道路所做出的一种很宝贵的调整和修正，也是他作出的中国文学要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一个极佳表率：即在最传统的形式中表达最当代的理念，以中西合璧的技巧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他晚近的《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作品都属于这个阶段。

　　二、“诺奖”是如何炼成的？

　　徐艺嘉：谈论一个作家，归根结底要回到他的作品。文学是人学，诺奖之所以颁给莫言，是因为他的作品达到了对人性探究的深度，具有吞吐万千的气象和对人性善恶的有力剖析以及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回到莫言作品上来，深入其作品的肌理和细部，您对他的作品有何具体看法？

　　朱向前：莫言的作品是恢弘的，长江大河式的，这首先表现在他作品的大体量。他的创作成果极为丰厚：11部长篇小说、100多部中短篇小说，若干部散文集、评论、演讲集和话剧、影视剧本创作，作品总量多达约800万字，文集可出到20卷。这样的丰繁而庞大显示出宏大的史诗气象。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莫言的创作涉及到多个门类，且都有佳作乃至经典，比如中篇《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球状闪电》、《爆炸》，长篇《檀香刑》、《蛙》、《生死疲劳》，短篇《枯河》、《白狗秋千架》、《冰雪美人》、《倒立》、《奇遇》，等等，都是杰作。他的散文《忘不了吃》，是我迄今见过的写饥饿写得最为传神的文章。他参与的电影《红高粱》、《太阳有耳》，分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和银熊奖，根据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暖》获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奖。如此大体量、高品质，并且这么全面，恐怕自有中国新文学百年以来，罕有其匹。

　　徐艺嘉：莫言的创作合在一起便是对20世纪中国农村风土人情、历史变迁全景式的描摹，在这一点上丝毫不逊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世纪级文学泰斗，这也是他独特的优势所在。莫言旺盛的文学生命力恰恰是他“天才型”作家的佐证，我曾听闻他的阅读速度极快，阅读面极广，除大量汲取中外文学的养分，他还浏览其他门类的书籍，画册中的雷电、昆虫等物都能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来源，从他的创作风格也能看出他极为强烈的倾诉欲望。

　　朱向前；他天然有着易于转化为文学素材的生命体验，并且他将这种体验和想象力完美融合，这就是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先决条件-有着超常的人生记忆力。莫言的书写深入扎实，而又天马行空，神幻奇谲。我阅读莫言的乡村小说，从早期的《透明的红萝卜》到中期的《丰乳肥臀》，直至晚近的《生死疲劳》等，无论是天、地、人、畜，还是乡风民俗，无论是节气更迭还是四季景观，无论是农事稼穑还是邻里纠纷，从一草一木到一花一叶，从大牲口到小青蛙，乃至一只夏日黄昏的蜻蜓停留在荷叶上眼睛转动时折射出夕阳的反光，都栩栩如生，活色生香，传神写意，纤毫毕现。浑厚多彩如油画，细致精微似工笔，直让人叹为观止。那简直就是北中国农村生活的教科书加高密东北乡的芥子园画谱。

　　徐艺嘉：他对一片叶子的描绘甚至都可以生动细致到几百字，这样好似用放大镜观察生活般的描写在同类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中实在少见。

　　朱向前：有过莫言这样乡村出身和生活经历的人何止千万，成为了作家的恐怕也不下四位数，但能从笔下呈现出如此斑斓多姿的北中国农村原生态图景的却凤毛麟角。这当然关涉到一个作家才华禀赋的高下，而这才华禀赋的重要标志就是超常的人生记忆力和想象力。

　　徐艺嘉：您如何理解莫言作品中的普世价值和人文关怀？

　　朱向前：莫言的作品中塑造了上百个性格卓异的人物形象，且他始终是站在人的角度来写人，并在人物的塑造中探究人性的深度。

　　徐艺嘉：这点也是我阅读莫言作品比较有感触的。他不光具有大体量的作品创作，胸中还有海纳百川的大气象。莫言的文学根脉在农村，他写农村，写得惟妙惟肖，鲜活沸腾。莫言的写作是投入的，同时，他又能跳脱出来，以旁观者的姿态看农村的善恶美丑，这种客观的带有批判的、悲悯的眼光可以落在牛马猪羊身上，可以落在张三李四身上，可以落在“我爷爷”、“我奶奶”、“母亲”、“姑姑”身上，还可以落在他自己身上。他好像提前预知了人物命运的一切结局，但他就是要在他们生命蒸腾的过程中挖掘出生命的意义和人性的广度。比如《生死疲劳》，借用生前风光死后轮回托变成驴等动物之视野与行为，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人生从得意到失意，从生到死，从高高在上到做驴做马，从万恶的旧社会到剧变的新社会，生死之变迁、无奈、悲催与轮回，从狗眼看人低到驴眼观世界，大千世界人性的善良与丑恶，现实与虚幻，幸福与苦难，崇高与卑微，真实与虚伪……尽在其中。现实人生没有轮回，莫言的“轮回”不过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人生变迁的写照，在感叹造物有情亦无情的同时，真实到残忍的地步，悲悯情怀也油然而生。

　　朱向前：你说的这个“超脱”观点我是赞同的。莫言写出了20世纪北中国农村农民的苦难、悲惨，更写出了他们在苦难悲惨下面蕴藏的勃勃生机和顽强坚韧的生命伟力，写出了一种中国民间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他塑造的“黑孩”、“上官金童”、“我爷爷”、“我奶奶”、“蓝脸”、“姑姑”等形象已经成为农村人物形象的经典造型，他已经为我们拉出了一个长长的北方中国农村的人物画廊。他时时揭露着人性的光明与阴暗，以一种清醒的姿态拷问着故乡土地上生存着的灵魂，且生动而完满地表达了对置身于大环境之中人的苦难与挣扎和对人性的拷问、关怀和悲悯。

　　徐艺嘉：他的作品体现出那种非得在苦难中煎熬过的人才可能有的命运感，那种建立在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基础上的悲悯。小悲悯只同情好人，而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也同情恶人。像莫言自己在创作谈中说的，他从没有故意要去写恶，也不为纯粹写苦难去博得眼球，他在构思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塑造人，如何把人写丰满，而苦难是人生存于世间不可避免的经历和附属品。这样的观点具有普世价值，不只中国的农村有苦难，中国的城市也有，全世界人都在面临共同的生存危机，我想这也是诺奖授给莫言的原因之一。这个奖项始终是关注人类共有的生存境遇的。我读您以前评论莫言的文章，十分注重谈论这个作家的原创性，能不能做一点具体的解读？

　　朱向前：莫言的每一部作品的意象大都具有原创性、突破性和不可复制性。从早期《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以及金色的红萝卜，到汪洋血海般的“红高粱”，到《丰乳肥臀》的母亲与大地，再到《生死疲劳》的“六道轮回”……可以说，莫言的多数小说所选取的意象都能够覆盖主题，而且这个意象是丰富和复杂的，且在作品中得到完整而丰满的表达。像这样一部一个样，始终不重复自己的作家，在当代中国文坛也属个案。他曾经说，宁可写得差一些，也不愿重复自己。

　　徐艺嘉：这么说，您认为莫言是个完美的作家了？

　　朱向前：莫言并不完美，但是伟大。

　　徐艺嘉：他的“不完美”怎么解释？

　　朱向前：一是刚刚提到的在莫言刻意偏西化那个阶段的创作，写下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作品。再有，莫言的语言风格可谓独步天下，却有时过分膨胀和泛滥。以莫言超常的记忆力、想象力和奇异的感觉为基础的莫言语言，具有一种汪洋恣肆、披头散发、璀璨炫目的“焰火”效果。读他的作品，就像观赏一场场创意独特的语言焰火，具有强烈鲜明的个人标识。同时，他又能在不同风格的叙述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即便朴实如二踢脚，它的猛烈、宏大仍然不同凡响，让你一眼就看出这是莫言，但同时毫无节制的语言狂欢和极端化写作风格也曾让莫言在艺术的道路上徘徊颠覆，铤而走险。

　　徐艺嘉：您说的莫言语言的独创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认为，他语言的泛滥有时候不免造成结构的挤压和失衡。他小说的结构和语言随意性很强，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大段大段的叙事和人物对话拥挤在一起，给人感觉臃肿、不利索，像一个不善于收拾打理家务的埋汰人，窝窝囊囊搅局在一起，极易造成阅读障碍和审美疲劳，这同样也限制了他作品的受众面。诚然，莫言是天才型的作家，但语言的节制程度和文章的节奏感也是衡量一个作家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我感觉莫言的叙事缺乏冷静和理性，在背后有巨大的情感激流在推动着他，就像他要解决饥饿一样，他的语言也像是在渴求着什么，总呈现着汹涌而出的狂欢状态。所以我更喜欢莫言在《蛙》里面的节制。尽管许多评论家认为这不是莫言最好的作品，但我感觉里面有一种放松之后的自如雍容，还融入了他以往作品中不多见的幽默感。也许他生活中是个幽默的人，但是他作品中较少流露出这种气质，《蛙》里面是有的。

　　朱向前：他现代的叙事方式和结构的奇妙独特，狂放的想象力以及汪洋恣肆、泥沙俱下、披头散发和个性鲜明的语言特质，等等，都容易被西方的翻译家、汉学家及广大读者所接受。因此，莫言虽然是不完美的，但却是丰富、深邃和伟大的。去年他的《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今年又折桂诺奖，东西方的共同认可恰恰说明了他的广阔。当然对莫言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也由此说明了越是有争议、有矛盾的作家越是有价值的。莫言的创作如大河滔滔，泥沙俱下，但它的前提是一条大河，是气势、是力量、是速度。如果是一条小溪，清澈倒是清澈了，但它的流量就小了，也翻不起几个浪来。当代中国文坛恐怕缺的还是这种长江大河式的作家。如果要说莫言的独特性价值，恐怕这也是他的主要价值之一。

　　徐艺嘉：莫言的创作虽然具有不可逾越的原创性，但他同时也吸收和借鉴了西方文学的表现手段，使作品呈现更为多元的格局。如您所说，他把土得掉渣的农村题材处理得相当洋气，这就和他善于吸收西方文学的滋养不无关联，对吧？

　　朱向前：对，莫言之所以能够在众多优秀作家中脱颖而出，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是因为他捷足先登地与世界文学接轨，善于借鉴，中西合璧。我在20多年前撰写的《深情于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评》一文中就曾指出，他的创作如同福克纳精心构建的“约克纳帕塔法”小镇一样，深情于“高密东北乡”这片巴掌大的土地，他的全部文学想象和创作都围绕在这片土地上展开。他又极善于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学的手法：在文学领地的构建上吸收福克纳的“邮票说”，在高密东北乡建构自己的文学王国；而“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则来自马尔克斯，又与中国神魔大师蒲松龄相嫁接；同时，他还接受克洛德西蒙的影响，开放身体感官的写作，打通了五官的全方位感知，即融合了听觉、视觉、触觉、嗅觉、味觉的立体体验，超越了许多传统作家视觉和听觉的二维描写。这些借鉴来的元素与莫言的本土化写作相结合，既突出了原创性，又不拘于死板，显示出作家的创作灵性，甚至超越了同时期的许多诺奖得主，这也正是我敢在二十年前断言莫言必获诺奖的重要依据。

　　三、以世界性的眼光看莫言

　　徐艺嘉：当代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尽如人意，此次莫言获诺奖，真是大快中国文学之心，为当下的中国文学赢得了一个与世界文学平等对话的机会，也让世界的目光聚焦于中国。您认为，莫言获得诺奖对中国文学最为突出的意义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

　　朱向前：莫言迈出的一小步，却是中国文学迈出的一大步。尽管诺奖只是众多文学评奖体系中的一项，不尽完美，其受众面也有所局限，甚至有重大遗漏，比如：托尔斯泰、高尔基、左拉、易卜生、契诃夫、卡夫卡、茨威格、乔伊斯、普鲁斯特、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劳伦斯、哈代、博尔赫斯、卡尔维诺、里尔克、纳博科夫、庞德，等等，这显示诺奖评委相当的局限性和政治或文化偏见。但总体来看，诺奖还是凭借其权威性、连贯性和影响力得到世界范围内文学界的公认，涵盖了20世纪众多优秀作家，可谓是百年老字号，他们把奖颁给莫言说明正在不断克服自己的歧见和局限，也给中国文坛带来更大的希望。

　　徐艺嘉：具体这对中国文坛意味着什么？

　　朱向前：意味着以莫言为标高的当代中国文学得到了世界文坛的认可，更多引起全世界对莫言、对当代中国文学乃至当代中国甚至中华文明的刮目相看或重新考量。莫言的成功，往远里说，有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浸淫；往近里说，有一百年中国新文学的传承发展，还有若干被提名作家如林语堂、老舍、沈从文等前辈的托举。再加上30年来中国的整体崛起，谁也不能忽略中国的存在，莫言得奖也有幸运的成分，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徐艺嘉：您曾多次撰文谈到商品大潮的兴起对于文学本身的戕害。尤其在新世纪以来，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加上网络媒体、网络小说的流行，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愈趋边缘化，您认为莫言获奖会对这种现象造成冲击或说引起改变吗？

　　朱向前：莫言得奖势必引起中国当代文学的自我提振和对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新认知。不可否认，随着读图乃至网络时代的到来，加上商品社会的效率原则，造成浅阅读的流行和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界部分人士的自轻自贱再加上部分国外汉学家的歧见（如德国汉学家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论”），一段时期以来，当代中国文学被弄得灰头土脸，不少好小说家也纷纷下海“触电”了。当此之际，抗击商潮、几十年坚持纯文学写作的莫言获奖，不仅让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们和理论批评家们为之一振，更让人们重新认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文明软实力的威力，以及重新寻找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历史方位和目标设定。同时，吸引（哪怕是暂时的）国人关注莫言、莫言作品（目前全部脱销即是明证）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甚至思考“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的命题的当下意义。

　　徐艺嘉：莫言的许多作品充满晦涩感，老实说并不好读，因此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作家。如今他的作品热卖，正是一个让大众提升文学素养的极佳契机。帕慕克说过：“对于现代的世俗化个人来说，要在世界里理解一种更深刻、更渊博的意义，方法之一就是阅读伟大的文学小说。我们在阅读它们时将理解，世界以及我们的心灵拥有不止一个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对国民文学素养的提升绝对是有积极意义的。

　　朱向前：据手机报调查，有59%的人为莫言获奖感到自豪，这是一个客观、理性的，同时也是令人鼓舞的比例，它释放的是正能量。就像我在1996年撰文，提出“四不主义”，其二即是“中华文化不必妄自菲薄”，其三即是“世界文学不能缺少中国”。今天看来，就是这样。莫言的成功不可复制，但也给了我们一点启示：即要加大“走出去”文化战略的实施力度，进一步向世界展示中华的软实力。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电影、绘画、摄影、音乐、舞蹈、戏剧等种种艺术门类频频走向世界并且摘金夺银。但文学因为跨语言沟通的翻译局限，情形颇为纠结。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维系五千年不堕，就与汉字、汉字思维关系极大。如张承志所言：美文不可译！所以，也有人说，莫言能得奖是因为葛浩文和陈安娜等人翻译得好，此说有一定道理。但现在好的双语翻译何其少啊。即便有（如2009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匈牙利，有一个匈籍华裔作家余泽民就翻了不少当代中国小说），却又苦于没处出版。所以，国家要在这一块加大投入，宏观调控和扶持。当然，真正要让全世界懂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精妙、精微，接受者必须达到汉语的高中水平，如大山、朱利安、郝歌等等，到那时候，中华文化将化成天下。这个时间，我估计50年。在这之前，我们还要积极主动搞好翻译，向外输出，否则，我再斗胆预言一句：莫言之后20年，中国将无人再得诺贝尔文学奖。

　　徐艺嘉：您刚刚说到，预言莫言会得诺奖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基于对他作品优于一些诺奖得主的判断，也就是说，您认为他在借鉴外来文学的同时也还在不断超越，您能否详细谈谈，您对今天的他还有什么新的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