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江西通史 11——民国卷
> 第三十六章 国民党在江西统治的结束与人民政权的建立
第三十六章 国民党在江西统治的结束与人民政权的建立
一、统治秩序的瓦解
1948年4月，南京政府改组江西省政府，派胡家凤出任省政府主席。胡家凤是江西人，曾长期在江西省政府内从事政务工作，也是民国江西历史上唯一的一任文人省主席。只是，这时国共战争中心已日渐南移，后方军事戒备成为常态而日趋严密，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人心不稳，统治秩序疾速瓦解。因此，胡家凤出掌省政，实在是勉为其难。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中央为求了解还在其治下的南方社会状况，组织中央治安考察团进行考察。其中，以段高魁为组长、由9人组成的第三组考察江西后，对全省政治状况有一个既全面又无奈的描述，最能说明问题，特引述其中一段如下：“赣省政治情形，一般言之，其政令之推行与政府控制能力，较之湘、桂两省稍差，地方不安之因素虽多，但尚在潜伏时期，比之粤省之奸匪竟敢占地攻城、设卡抽税、实施赤化之情形为好。省县各级工作人员，多属十数年前熊主席时代所罗致之老干部，但曩所提之快干、硬干、实干建设新江西之口号，已成过去。省政府组织，设民、财、教、建四厅及秘书、会计、卫生、合作、社会、统计等六处，与地政、水利等局，组织庞大，待遇菲薄，行政效率减低，政令往往不能贯彻。县政府组织虽奉令一再裁并，一等县只设民、财、建、军四科及会计、统计各室，与警察、教育等局，但其附属机关单位极多，以赣县为例，统计全县工作人员计有一五八一名，警察及常备队、公役计一三〇五名，合计全县共有工作人员二八八六名之多，竭全县之财力供应经常行政之支出，就感不敷，自属无法兴办事业。赣县如此，其他之县份财力尚远不及赣县者可想而知。县制实施结果，可谓百事俱举，一事无成，非但不能为民兴利，且适足以生弊。一般县政首长平日作风，一言以蔽之，联络权绅应付省方，其全部工作，只在求征兵征粮之足额，算已尽到县长责任，至兵之来源是否合理，田粮征收贫富之间担负是否平均，皆未遑过问……其尤可虑者，乃地方恶势力日渐增长，遇事把持，破坏政令，党派斗争，普及农村，结党成群，拥枪自私，帮会风起，腐恶同流。在乡不法军官与后方荣誉军人，或目无法纪，横行乡里，或与奸匪勾结，肆行劫掠。”
这段文字说明，江西各级政权名实不符，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治理社会的能力，其统治秩序处于急剧瓦解中。
更进一步的是，省政当局不仅要应对政权自身的腐败与堕落，还受到其治下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的尖锐挑战，进而引起社会的全面失序。首先，一向被国民党视为其社会基础加以保护的地主阶级，这时已不愿听命于政府当局。他们普遍地拥购枪支，“把持地方，破坏政令，其政治活动能力，上自省府、中央，皆有人为之掩护。因此遇事要挟，甚至包办三征（征兵、征粮、征工）从中渔利，或纵令部属化装行劫，暗中分肥，增购私枪，扩大势力。政府明知之，亦未予追究”。这就是说，省政当局基本丧失控制能力，只得听任地主阶级胡作非为，而省府、中央都有人为之掩护，进一步助长着地主阶级把持地方、破坏政令的气焰。这种现象，是末世政权的一大典型表征。
其次，帮会从1947年起趁机在江西快速发展，以致出现“全省各县，上自政府官吏，下至地方士绅、贩夫走卒，纷纷加入，一时几有不入于红则入于青之势（引者注：分别指红帮、青帮）”。最典型者，帮会渗入到党政当权人员中，有的地方如第八专员公署，连公署保安副司令和第一科科长，也竟然就是所在地宁都帮会的一二把手。江西当局虽一度曾以帮会激增、情形严重，下令取缔，但为时已晚，收效不大，经取缔后，在吉安、泰和、广丰、宁冈、永新、丰城、清江、鄱阳、金溪、永丰、高安、宜黄等县，“潜伏力量仍极严重”。帮会的泛滥，加剧了整个社会基础动摇的程度。
土匪甚多也是这时期严重的社会问题。几乎在全省各县，都有土匪横行的记载。显著者，例如鄱阳县，1946年起，在莲花山、黄土坡、横涌、枧田、响水滩一片，形成多个土匪山头，他们以“保家自卫”为名，到处招骗良民百姓，诱人为匪，肆无忌惮地拦路抢劫，残害无辜。农民被逼入伙者，有的地方达到惊人的程度，“如侯冈区黄土坡村13户，有17人被逼入伙。地处鄱阳湖中的长山村，135户有133户参加了土匪组织”。这种情况，也说明了穷苦农民因走投无路而铤而走险的窘境。
再次，保安团队对民众的为害，加剧了社会的紧张和对立。江西一直拥有数量较大的保安团队，这时全部官兵有1.6万余人，但战斗力甚差，“而且纪律不佳”，每次出发执行任务时，到处扰民，使“人民所受痛苦有较土匪之害为甚者”，引起社会民众的普遍愤恨。花费了巨额经费极力扩充的各县常备自卫队和警察局，其风纪之劣、训练之差和装备缺乏，“更为局外人所难想象”。另一方面，保安团自卫队也受到经费紧缺的困扰，以至于伤亡者所得的抚恤，有时还买不到两只母鸡，不少伤残官兵因“无力给以充分养老金，每多流为乞丐”。显然，省政当局连最基本的治安力量也已无力供养。
尽管省政府也还在或认真或应付地办理一些公文，如1948年10月分别向内政部、国防部呈送《第十六绥靖区专员县长执行绥靖政务考核奖惩办法》，这个办法引起了行政院的注意，当年12月行政院制定公布了《绥靖区司令部、行政公署对辖区（专员）县长执行绥靖政务考核奖惩办法（草案）》，基本上采纳了江西的办法；同年，江西也完成并上报了内政部布置的户口清查和保甲填报的工作，是完全遵命办理的10余省市之一。但是，文牍不能代表治绩。当时，江西省参议会致电蒋介石说：“建设多阻，民生困难，社会纷扰，经济动荡，以致国家元气受尽摧残，人心益形涣散”，“江南各省亘及川滇，星火之患，亦时有所闻，劫杀之惨，数见不鲜，且打风弥漫，遍及各地”。这倒是比较大胆而又真实地反映了包括江西在内的南方各省的实情。国民党的统治，确实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二、方天的撤逃与全省的解放
1949年1月，南京政府任命方天接替胡家凤，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胡家凤在任才9个月即被撤换，是此前民国年间担任江西省主席职务最短的一位。方天也是江西人，时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南昌指挥所主任。这次同时调换江西、台湾、福建、广东等地的省主席与军事长官，是蒋介石实施“备战言和”决策，在退隐浙江溪口之前为控制军政实权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这时，人民解放军在取得三大战役战略决战的胜利后，已以大军兵压长江。蒋介石意图利用长江天险阻挡人民解放军的南进，遂将从湖北宜昌到上海的长江防线，以江西湖口为界划为东西两个战区，西战区为湖口以西到宜昌，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指挥，辖15个军约25万人，其中九江驻有夏威兵团，南昌、长沙为其机动和依托地区；湖口以东至上海为东战区，由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辖25个军约45万人，浙赣铁路及浙东为其机动和依托地区，驻有7个军。同时，蒋介石还成立了12个编练司令部，专门负责扩军，其中，江西方面有驻上饶的第二编练司令部，以胡琏为司令，新编第十、十八、六十七等3个军（该部随即被编为第十二兵团，胡琏任司令官）；驻赣州的第三编练司令部，以沈发藻为司令，新编第二十三、七十等两个军（该部随即被编为第十三兵团，沈发藻为司令官）。由此，江西成为沟通国民党军东、西两大集团以及长江防线与东南、华南联系的枢纽，在国民党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蒋介石以武将换文人出主赣政的重要原因。
方天是江西继熊式辉之后，第二个集省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省主席。他受命指挥胡琏、沈发藻两部及江西保安团3个旅（6个团），由于胡、沈两部主要由江西壮丁组成，当时正在收集之中，所以并没有多大的战斗力。同时，方天身兼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保安司令、省民防司令等数职。2月11日，他在省参议会会议上，提出治赣七大方针，宣称要肃清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确立用人标准，充实教育，发展生产，改善捐税征收，实行民主主义。其后，又以省政府的名义，发布了限制地主多占土地和扶植自耕农的土地改革方案，取缔帮会组织和械斗的禁令。这些方针、方案和禁令，颇有些革新时政的意味，表明他在国民党政权临近崩溃之际，还企图有所补救。方天对“省县各级工作人员多属十数年前熊主席时代所罗致之老干部”，以及弊端丛生的省政也相当不满，因而大动干戈，在为政仅仅3个月的时间中，“所有省政府委员、专员、县长等职，被调换者在四分之三以上”，是熊式辉之后的几任省主席中，唯一敢于打破熊氏盘根错节的旧规制的人。因此，他也遭到了相当猛烈的攻击，在他南逃广东后，逃居重庆的江西几个国大代表即对他大加抨击，指斥其所任用人员“不问贤否，唯图一己派系之安插，狭隘徇私，莫此为甚”，“一味排除异己，图饱私囊，所有就职时肃清贪污，任用唯贤之煌煌文告，实已等同具文”，进而要求阎锡山为院长的行政院将其撤职惩办。
在国民党不可逆转的溃败大势下，方天即使有整理政权之心，也无回天之力。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人民解放军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指挥下，按中央军委指示，当晚在千里长江发起渡江战役，谭震林指挥中突击集团，一举突破安庆、芜湖间敌军防线。次日，粟裕、刘伯承指挥东、西突击集团分别渡江。22日，西突击集团第二野战军突破长江要塞江西马当至安徽贵池段防线越过长江，第四兵团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攻占彭泽。当天下午，芜湖以西的国民党部队向浙赣线全线溃退。第二野战军与坚持边区游击战争的杨明、倪南山皖浙赣支队以及闽浙赣纵队胜利会师，随即多路并进，直逼进贤至义乌的千里浙赣线。其中，第四兵团在陈赓司令员兼政委指挥下，向乐平、横峰、弋阳、上饶、贵溪一线挺进，第五兵团在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委指挥下，进军景德镇、德兴、玉山、婺源及浙江。到5月上旬，两个兵团解放了赣东北及南城等广大地区，控制了浙赣线的义乌至东乡段，截歼逃敌10余万人，敌刘汝明、侯镜如两兵团残部逃往福建，协防的胡琏、沈发藻两兵团退往赣南。至此，二野切断了敌汤恩伯、白崇禧东西两大集团的联系，为第三野战军进军上海和第二野战军进军南昌创造了有利条件。
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先遣部队第十二兵团在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指挥下，从湖北团风至武穴渡过长江。白崇禧率大部队撤离武汉，源源经赣北、鄂南退至赣湘桂地区。夏威兵团由九江退南昌。17日，赣北重镇九江获得解放。
早在人民解放军尚未渡江作战前，江西军政当局即已开始进行“应变”准备。4月5日，方天主持召开会议，传达并研究“积极布置地下组织，以资应变”等问题。4月19日，他再次主持省党部第三十八次执委会议，虚张声势地通过所谓江西省党务改进要点，实则重点“审核并调整各级干部”，“重建各级组织”，“更换县区党部人事一批”，从而为败退和应变做准备。另外，方天受国防部指派，还负责指挥胡琏、沈发藻两个兵团和江西3个保安旅承担江西防务。人民解放军进军赣东北后，4月29日，江西省政府停止办公，各机关开始搬迁南撤。5月5日，方天率省政府及部队退至吉安，并受命担任“确保赣江、掩护武汉大军向株、长安全转进”及其后策应长沙、衡阳会战的任务。南昌防务交由从九江退来的第十兵团兼第八绥靖区司令官夏威接替。旋因夏威限令南昌市政府3天内缴交军费5万银元，南昌市长伍季山被迫带家属逃走，全市各机关团体随之纷纷解散。
国民党败退前，一方面利用军警实施戒严，发布“十杀令”，宣称对有“通匪济匪”、“造谣惑众”、“抗税抗粮”等10种行为之一者杀无赦，使南昌市和全省笼罩在极度恐怖之中。另一方面，则对全省社会经济进行了严重的抢掠破坏，造成“浙赣与南浔两路完全不通，桥被破坏者达25%，路线被阻断者达95%，车辆被撤走者达95%，被破坏的轮汽船就有39只，公路和航务的器材，几乎全被破坏或带走，城乡关系、省内外物资交流陷于停顿，市场萧条，工厂大部停工”。此外尚有土匪扰乱、特务破坏，等等。这种恶劣的经济社会状况，也给解放军的进军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5月16日，担负配合人民解放军四野主力进军中南地区任务的二野第四兵团，开始由浙赣线西移南昌。同日，陈赓鉴于解放军大军云集之势，“攻占南昌已如探囊取物”，“决定以一个师占领南昌”，遂令所部第三十七师从贵溪出发，强渡抚河，解放南昌；在临川地区停止待命的第十四军推进至樟树，截敌逃路。19日，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政委雷起云率部冒雨向南昌轻装疾进，两昼夜抵达城郊，前卫团于21日晨渡过抚河，逼近南昌。夏威兵团2个师约10000余人顽强阻击解放军的进攻，发生激战，“不到两小时，敌我双方伤亡均在三百人以上”，南北安冲和板溪李村阵地“淹没在一片火海中”。第三十七师先后击退敌军8次反攻，最终击溃了敌军的防守。中共南昌城工部和民盟、农工党等民主党派，为配合解放南昌，努力地进行了护厂护校、维持秩序和策反保安团队的工作。22日，国民党军炸毁中正桥（解放后修复时更名为南昌八一大桥），弃城西逃，南昌宣告解放。23日，解放军第四兵团政治部率第三十七师举行雄壮的入城式，进入南昌。6月3日下午，南昌市5万军民汇集人民体育场，举行欢庆大会，庆祝省会南昌的解放。大会鸣炮36响，各界代表纷纷演讲，会后继续进行火炬大游行，盛况空前。8日，二野四兵团与四野十五兵团在南昌胜利会师。
陈赓司令员进入南昌市，站在1933年曾与蒋介石严词交锋，“几至使蒋无法下台”的南昌百花洲图书馆，眺望着刚刚获得解放的南昌城，情不自禁地生发出无限的兴奋和感慨。这是陈赓继1927年参加北伐战争、八一起义和1933年被捕押送南昌之后第四次进入南昌城。他在日记中写道：“街市较十数年前，确为繁华”，“这次则以胜利者姿态来此。前三次，或为亡命客，或者站不住，或为阶下囚，但均表现了我党之艰苦奋斗。无有前三次，则无今日人民之光荣。”陈赓客观地记述了南昌当时的景象以及中国革命的艰难行程。
为了歼灭实力尚存的白崇禧集团和解放中南各省，四野大部队开始进行南下作战。7月8日，林彪、邓子恢指挥四野第十二、十五兵团和二野第四兵团共10个军约43万人，沿株萍路发起湘赣战役。白崇禧余部逃向湘南，担任牵制解放军二野部队任务的方天，被逃至广州的国防部认为“能确实掩护华中大军侧背之安全”，随之也率部从吉安地区退至赣州。至此，赣西、赣西北广大地区得到解放，江西境内只剩赣南一地为国民党所占据。
7月下旬，四野第十五兵团第四十八军在兵团副司令员兼军长贺晋年、政委陈红麒率领下，奉命进军赣南，截断白崇禧集团逃往广东的退路。这时，方天已将省政府迁于赣州，再兼江西省绥靖总司令，指挥沈发藻兵团的两个军和江西的三个保安旅，据守赣南地区；胡琏兵团驻守粤北蕉岭、梅县地区，按国防部令企图“确保赣州，不得已时退防大庾岭，并以三南为后方，掩护粤北大军集中”，协防粤北。27日，解放军第四十八军从吉安地区分两路进军，以1个师经遂川直插南康，切断敌军入粤通道；以两个师沿赣江挺进，准备于8月上旬围歼赣州方天所部。方天察知解放军动向，即率省政府及其军队再度南逃，江西省政府8月3日由赣州逃至会昌县城，10日再迁会昌筠门岭，19日逃寻乌县吉潭，23日离开江西，逃至粤东梅县，26日再由梅县移往汕头。不久，方天率沈兵团及江西保安旅去台湾，胡兵团在其后的海南岛战役中一部被歼、一部也转去台湾。
解放军在赣南进行解放江西的最后作战。8月14日，解放赣州市。随后，在刘建华等指挥的粤赣湘边人民解放总队第六支队的配合下，持续追击、横扫赣南的残余敌军及国民党地方政权，并曾深入粤北，歼敌10000多人。8月23日，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色首都瑞金回到人民手中。9月23日，攻克宁都翠微峰，活捉国民党江西第八区行政专员兼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黄镇中。30日，解放石城，结束了解放江西的最后的作战。至此，江西全境均获解放，国民党在江西22年的统治，完全结束。
人民解放军在江西境内的进军，有如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解放军在江西的作战，得到了刘建华等领导的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第六支队（赣南支队）、倪南山等领导的皖浙赣支队、曾镜冰等领导的闽浙赣纵队、蔡敏等领导的中共湘赣边区工作委员会、李健等领导的中共南昌城市工作部等中共城乡地下组织和多支人民武装的积极协助，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江西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也为迎接解放作出了贡献。
三、南昌军管会与全省人民政权的建立
1949年6月6日，按照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为着保护南昌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保革命秩序，恢复与发展生产起见”，成立南昌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是南昌“军事管制时期的权力机关，统一全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由陈正人等11人组成，陈正人为主任，陈奇涵、邵式平为副主任。南昌军管会随即成立了由陈奇涵兼司令员、陈正人兼政委的南昌警备司令部，邓飞、陈南生为正副市长的南昌市人民政府以及军政、物资、交通、文教、公安等接管部。在南昌之前解放的景德镇、九江，以及之后解放的吉安、赣州等地，也成立了军管会。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展有组织、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的接管，按行政区划和系统逐级进行接管，把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财政经济和文化系统所有在职员工一律留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在很短的时间里，顺利地接管了江西省和南昌等地的政权。军管会的工作，为人民政权的成立做了必要的准备。
全省人民政权的建立，随着省境的逐次解放而逐渐推进。早在解放大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前，中共中央即已预先从解放区调集干部随军南下，为南方新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做好了准备。解放军进入江西后，来自华北、东北和山东解放区的6000余名干部，组成南下工作团随军跟进。南下干部预先已被任命相应的职务，组成一地或一县的党政军领导班子，随军前进“到哪个县就接管哪个县”，一般都是先军管，再正式建立当地党政军机构，展开政权工作。这种形式，有效地保证了刚解放地域社会秩序的迅速稳定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江西的县级政权，绝大部分按照这种形式建成，也有一小部分地方，如赣东北的婺源、德兴等县和赣南的一些县，则是先由人民解放支队组建的。6000多名南下干部，构成江西人民政权的骨干队伍，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发挥着作用，与江西地方干部一起，为建设新江西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获得解放区域建立地、县级人民政权的同时，省级人民政权的组建也迅速进行。中共中央抽调早年参加革命的江西籍高级军政干部，组建了江西省省级领导机构。6月16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出第一号布告，宣告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成立江西省人民政府并于即日视事；省人民政府“当奉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约法八章和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策，迅速安定秩序，积极发展生产，努力支援前线，为解放全省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江西而奋斗”。省人民政府由邵式平任主席，范式人、方志纯为副主席。省政府下设6厅，以“云青为秘书长，李杰庸为副秘书长。方志纯兼民政厅长，钟平为副厅长。彭加伦为教育厅长，吕良、艾寒松为副厅长。赵发生为工商厅长，袁诚贤为副厅长。邓洪为建设厅长。牛荫冠为财政厅长，梁达山为副厅长。陈泊为公安厅长，朱明为副厅长”。19日，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员会接续成立。中共江西省委由陈正人、范式人、杨尚奎、陈奇涵、邵式平5名委员（不久改称常委）组成，陈正人任书记，范式人、杨尚奎任副书记。25日，以陈奇涵为司令员、陈正人为政委，杨国夫、贺庆积为副司令员、彭嘉庆为副政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也在南昌宣告成立。陈、邵、陈、杨、方等省党政军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即是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省级党政领导人，他们熟悉本省的风土人情、历史现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进一步积累了治党、治政和治军的经验。他们回赣主持全省党务、政务和军务，对江西省人民政权的顺利建立和新旧社会的转轨变型，是一个重要的便利条件。
刚成立的省人民政府以极大的努力，进行了建立和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解放大军进军西南等各方面的工作。据创办不久的《江西日报》9月6日报道，全省行政区划也已正式确定。省政府将全省行政区域，划分为1个省直辖市（南昌市），9个专员公署（南昌、九江、袁州、抚州、吉安、赣州、瑞金、乐平、上饶），5个专署管辖市（九江市、抚州市、吉安市、赣州市、景德镇市），82个县。全省人口这时共有1253万人。到1949年9月底，全省各市县人民政权已全部成立。人民民主政权体系，在江西全省顺利建立起来。
1948年4月，南京政府改组江西省政府，派胡家凤出任省政府主席。胡家凤是江西人，曾长期在江西省政府内从事政务工作，也是民国江西历史上唯一的一任文人省主席。只是，这时国共战争中心已日渐南移，后方军事戒备成为常态而日趋严密，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人心不稳，统治秩序疾速瓦解。因此，胡家凤出掌省政，实在是勉为其难。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中央为求了解还在其治下的南方社会状况，组织中央治安考察团进行考察。其中，以段高魁为组长、由9人组成的第三组考察江西后，对全省政治状况有一个既全面又无奈的描述，最能说明问题，特引述其中一段如下：“赣省政治情形，一般言之，其政令之推行与政府控制能力，较之湘、桂两省稍差，地方不安之因素虽多，但尚在潜伏时期，比之粤省之奸匪竟敢占地攻城、设卡抽税、实施赤化之情形为好。省县各级工作人员，多属十数年前熊主席时代所罗致之老干部，但曩所提之快干、硬干、实干建设新江西之口号，已成过去。省政府组织，设民、财、教、建四厅及秘书、会计、卫生、合作、社会、统计等六处，与地政、水利等局，组织庞大，待遇菲薄，行政效率减低，政令往往不能贯彻。县政府组织虽奉令一再裁并，一等县只设民、财、建、军四科及会计、统计各室，与警察、教育等局，但其附属机关单位极多，以赣县为例，统计全县工作人员计有一五八一名，警察及常备队、公役计一三〇五名，合计全县共有工作人员二八八六名之多，竭全县之财力供应经常行政之支出，就感不敷，自属无法兴办事业。赣县如此，其他之县份财力尚远不及赣县者可想而知。县制实施结果，可谓百事俱举，一事无成，非但不能为民兴利，且适足以生弊。一般县政首长平日作风，一言以蔽之，联络权绅应付省方，其全部工作，只在求征兵征粮之足额，算已尽到县长责任，至兵之来源是否合理，田粮征收贫富之间担负是否平均，皆未遑过问……其尤可虑者，乃地方恶势力日渐增长，遇事把持，破坏政令，党派斗争，普及农村，结党成群，拥枪自私，帮会风起，腐恶同流。在乡不法军官与后方荣誉军人，或目无法纪，横行乡里，或与奸匪勾结，肆行劫掠。”
这段文字说明，江西各级政权名实不符，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治理社会的能力，其统治秩序处于急剧瓦解中。
更进一步的是，省政当局不仅要应对政权自身的腐败与堕落，还受到其治下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的尖锐挑战，进而引起社会的全面失序。首先，一向被国民党视为其社会基础加以保护的地主阶级，这时已不愿听命于政府当局。他们普遍地拥购枪支，“把持地方，破坏政令，其政治活动能力，上自省府、中央，皆有人为之掩护。因此遇事要挟，甚至包办三征（征兵、征粮、征工）从中渔利，或纵令部属化装行劫，暗中分肥，增购私枪，扩大势力。政府明知之，亦未予追究”。这就是说，省政当局基本丧失控制能力，只得听任地主阶级胡作非为，而省府、中央都有人为之掩护，进一步助长着地主阶级把持地方、破坏政令的气焰。这种现象，是末世政权的一大典型表征。
其次，帮会从1947年起趁机在江西快速发展，以致出现“全省各县，上自政府官吏，下至地方士绅、贩夫走卒，纷纷加入，一时几有不入于红则入于青之势（引者注：分别指红帮、青帮）”。最典型者，帮会渗入到党政当权人员中，有的地方如第八专员公署，连公署保安副司令和第一科科长，也竟然就是所在地宁都帮会的一二把手。江西当局虽一度曾以帮会激增、情形严重，下令取缔，但为时已晚，收效不大，经取缔后，在吉安、泰和、广丰、宁冈、永新、丰城、清江、鄱阳、金溪、永丰、高安、宜黄等县，“潜伏力量仍极严重”。帮会的泛滥，加剧了整个社会基础动摇的程度。
土匪甚多也是这时期严重的社会问题。几乎在全省各县，都有土匪横行的记载。显著者，例如鄱阳县，1946年起，在莲花山、黄土坡、横涌、枧田、响水滩一片，形成多个土匪山头，他们以“保家自卫”为名，到处招骗良民百姓，诱人为匪，肆无忌惮地拦路抢劫，残害无辜。农民被逼入伙者，有的地方达到惊人的程度，“如侯冈区黄土坡村13户，有17人被逼入伙。地处鄱阳湖中的长山村，135户有133户参加了土匪组织”。这种情况，也说明了穷苦农民因走投无路而铤而走险的窘境。
再次，保安团队对民众的为害，加剧了社会的紧张和对立。江西一直拥有数量较大的保安团队，这时全部官兵有1.6万余人，但战斗力甚差，“而且纪律不佳”，每次出发执行任务时，到处扰民，使“人民所受痛苦有较土匪之害为甚者”，引起社会民众的普遍愤恨。花费了巨额经费极力扩充的各县常备自卫队和警察局，其风纪之劣、训练之差和装备缺乏，“更为局外人所难想象”。另一方面，保安团自卫队也受到经费紧缺的困扰，以至于伤亡者所得的抚恤，有时还买不到两只母鸡，不少伤残官兵因“无力给以充分养老金，每多流为乞丐”。显然，省政当局连最基本的治安力量也已无力供养。
尽管省政府也还在或认真或应付地办理一些公文，如1948年10月分别向内政部、国防部呈送《第十六绥靖区专员县长执行绥靖政务考核奖惩办法》，这个办法引起了行政院的注意，当年12月行政院制定公布了《绥靖区司令部、行政公署对辖区（专员）县长执行绥靖政务考核奖惩办法（草案）》，基本上采纳了江西的办法；同年，江西也完成并上报了内政部布置的户口清查和保甲填报的工作，是完全遵命办理的10余省市之一。但是，文牍不能代表治绩。当时，江西省参议会致电蒋介石说：“建设多阻，民生困难，社会纷扰，经济动荡，以致国家元气受尽摧残，人心益形涣散”，“江南各省亘及川滇，星火之患，亦时有所闻，劫杀之惨，数见不鲜，且打风弥漫，遍及各地”。这倒是比较大胆而又真实地反映了包括江西在内的南方各省的实情。国民党的统治，确实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二、方天的撤逃与全省的解放
1949年1月，南京政府任命方天接替胡家凤，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胡家凤在任才9个月即被撤换，是此前民国年间担任江西省主席职务最短的一位。方天也是江西人，时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南昌指挥所主任。这次同时调换江西、台湾、福建、广东等地的省主席与军事长官，是蒋介石实施“备战言和”决策，在退隐浙江溪口之前为控制军政实权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这时，人民解放军在取得三大战役战略决战的胜利后，已以大军兵压长江。蒋介石意图利用长江天险阻挡人民解放军的南进，遂将从湖北宜昌到上海的长江防线，以江西湖口为界划为东西两个战区，西战区为湖口以西到宜昌，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指挥，辖15个军约25万人，其中九江驻有夏威兵团，南昌、长沙为其机动和依托地区；湖口以东至上海为东战区，由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辖25个军约45万人，浙赣铁路及浙东为其机动和依托地区，驻有7个军。同时，蒋介石还成立了12个编练司令部，专门负责扩军，其中，江西方面有驻上饶的第二编练司令部，以胡琏为司令，新编第十、十八、六十七等3个军（该部随即被编为第十二兵团，胡琏任司令官）；驻赣州的第三编练司令部，以沈发藻为司令，新编第二十三、七十等两个军（该部随即被编为第十三兵团，沈发藻为司令官）。由此，江西成为沟通国民党军东、西两大集团以及长江防线与东南、华南联系的枢纽，在国民党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蒋介石以武将换文人出主赣政的重要原因。
方天是江西继熊式辉之后，第二个集省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省主席。他受命指挥胡琏、沈发藻两部及江西保安团3个旅（6个团），由于胡、沈两部主要由江西壮丁组成，当时正在收集之中，所以并没有多大的战斗力。同时，方天身兼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保安司令、省民防司令等数职。2月11日，他在省参议会会议上，提出治赣七大方针，宣称要肃清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确立用人标准，充实教育，发展生产，改善捐税征收，实行民主主义。其后，又以省政府的名义，发布了限制地主多占土地和扶植自耕农的土地改革方案，取缔帮会组织和械斗的禁令。这些方针、方案和禁令，颇有些革新时政的意味，表明他在国民党政权临近崩溃之际，还企图有所补救。方天对“省县各级工作人员多属十数年前熊主席时代所罗致之老干部”，以及弊端丛生的省政也相当不满，因而大动干戈，在为政仅仅3个月的时间中，“所有省政府委员、专员、县长等职，被调换者在四分之三以上”，是熊式辉之后的几任省主席中，唯一敢于打破熊氏盘根错节的旧规制的人。因此，他也遭到了相当猛烈的攻击，在他南逃广东后，逃居重庆的江西几个国大代表即对他大加抨击，指斥其所任用人员“不问贤否，唯图一己派系之安插，狭隘徇私，莫此为甚”，“一味排除异己，图饱私囊，所有就职时肃清贪污，任用唯贤之煌煌文告，实已等同具文”，进而要求阎锡山为院长的行政院将其撤职惩办。
在国民党不可逆转的溃败大势下，方天即使有整理政权之心，也无回天之力。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人民解放军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指挥下，按中央军委指示，当晚在千里长江发起渡江战役，谭震林指挥中突击集团，一举突破安庆、芜湖间敌军防线。次日，粟裕、刘伯承指挥东、西突击集团分别渡江。22日，西突击集团第二野战军突破长江要塞江西马当至安徽贵池段防线越过长江，第四兵团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攻占彭泽。当天下午，芜湖以西的国民党部队向浙赣线全线溃退。第二野战军与坚持边区游击战争的杨明、倪南山皖浙赣支队以及闽浙赣纵队胜利会师，随即多路并进，直逼进贤至义乌的千里浙赣线。其中，第四兵团在陈赓司令员兼政委指挥下，向乐平、横峰、弋阳、上饶、贵溪一线挺进，第五兵团在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委指挥下，进军景德镇、德兴、玉山、婺源及浙江。到5月上旬，两个兵团解放了赣东北及南城等广大地区，控制了浙赣线的义乌至东乡段，截歼逃敌10余万人，敌刘汝明、侯镜如两兵团残部逃往福建，协防的胡琏、沈发藻两兵团退往赣南。至此，二野切断了敌汤恩伯、白崇禧东西两大集团的联系，为第三野战军进军上海和第二野战军进军南昌创造了有利条件。
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先遣部队第十二兵团在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指挥下，从湖北团风至武穴渡过长江。白崇禧率大部队撤离武汉，源源经赣北、鄂南退至赣湘桂地区。夏威兵团由九江退南昌。17日，赣北重镇九江获得解放。
早在人民解放军尚未渡江作战前，江西军政当局即已开始进行“应变”准备。4月5日，方天主持召开会议，传达并研究“积极布置地下组织，以资应变”等问题。4月19日，他再次主持省党部第三十八次执委会议，虚张声势地通过所谓江西省党务改进要点，实则重点“审核并调整各级干部”，“重建各级组织”，“更换县区党部人事一批”，从而为败退和应变做准备。另外，方天受国防部指派，还负责指挥胡琏、沈发藻两个兵团和江西3个保安旅承担江西防务。人民解放军进军赣东北后，4月29日，江西省政府停止办公，各机关开始搬迁南撤。5月5日，方天率省政府及部队退至吉安，并受命担任“确保赣江、掩护武汉大军向株、长安全转进”及其后策应长沙、衡阳会战的任务。南昌防务交由从九江退来的第十兵团兼第八绥靖区司令官夏威接替。旋因夏威限令南昌市政府3天内缴交军费5万银元，南昌市长伍季山被迫带家属逃走，全市各机关团体随之纷纷解散。
国民党败退前，一方面利用军警实施戒严，发布“十杀令”，宣称对有“通匪济匪”、“造谣惑众”、“抗税抗粮”等10种行为之一者杀无赦，使南昌市和全省笼罩在极度恐怖之中。另一方面，则对全省社会经济进行了严重的抢掠破坏，造成“浙赣与南浔两路完全不通，桥被破坏者达25%，路线被阻断者达95%，车辆被撤走者达95%，被破坏的轮汽船就有39只，公路和航务的器材，几乎全被破坏或带走，城乡关系、省内外物资交流陷于停顿，市场萧条，工厂大部停工”。此外尚有土匪扰乱、特务破坏，等等。这种恶劣的经济社会状况，也给解放军的进军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5月16日，担负配合人民解放军四野主力进军中南地区任务的二野第四兵团，开始由浙赣线西移南昌。同日，陈赓鉴于解放军大军云集之势，“攻占南昌已如探囊取物”，“决定以一个师占领南昌”，遂令所部第三十七师从贵溪出发，强渡抚河，解放南昌；在临川地区停止待命的第十四军推进至樟树，截敌逃路。19日，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政委雷起云率部冒雨向南昌轻装疾进，两昼夜抵达城郊，前卫团于21日晨渡过抚河，逼近南昌。夏威兵团2个师约10000余人顽强阻击解放军的进攻，发生激战，“不到两小时，敌我双方伤亡均在三百人以上”，南北安冲和板溪李村阵地“淹没在一片火海中”。第三十七师先后击退敌军8次反攻，最终击溃了敌军的防守。中共南昌城工部和民盟、农工党等民主党派，为配合解放南昌，努力地进行了护厂护校、维持秩序和策反保安团队的工作。22日，国民党军炸毁中正桥（解放后修复时更名为南昌八一大桥），弃城西逃，南昌宣告解放。23日，解放军第四兵团政治部率第三十七师举行雄壮的入城式，进入南昌。6月3日下午，南昌市5万军民汇集人民体育场，举行欢庆大会，庆祝省会南昌的解放。大会鸣炮36响，各界代表纷纷演讲，会后继续进行火炬大游行，盛况空前。8日，二野四兵团与四野十五兵团在南昌胜利会师。
陈赓司令员进入南昌市，站在1933年曾与蒋介石严词交锋，“几至使蒋无法下台”的南昌百花洲图书馆，眺望着刚刚获得解放的南昌城，情不自禁地生发出无限的兴奋和感慨。这是陈赓继1927年参加北伐战争、八一起义和1933年被捕押送南昌之后第四次进入南昌城。他在日记中写道：“街市较十数年前，确为繁华”，“这次则以胜利者姿态来此。前三次，或为亡命客，或者站不住，或为阶下囚，但均表现了我党之艰苦奋斗。无有前三次，则无今日人民之光荣。”陈赓客观地记述了南昌当时的景象以及中国革命的艰难行程。
为了歼灭实力尚存的白崇禧集团和解放中南各省，四野大部队开始进行南下作战。7月8日，林彪、邓子恢指挥四野第十二、十五兵团和二野第四兵团共10个军约43万人，沿株萍路发起湘赣战役。白崇禧余部逃向湘南，担任牵制解放军二野部队任务的方天，被逃至广州的国防部认为“能确实掩护华中大军侧背之安全”，随之也率部从吉安地区退至赣州。至此，赣西、赣西北广大地区得到解放，江西境内只剩赣南一地为国民党所占据。
7月下旬，四野第十五兵团第四十八军在兵团副司令员兼军长贺晋年、政委陈红麒率领下，奉命进军赣南，截断白崇禧集团逃往广东的退路。这时，方天已将省政府迁于赣州，再兼江西省绥靖总司令，指挥沈发藻兵团的两个军和江西的三个保安旅，据守赣南地区；胡琏兵团驻守粤北蕉岭、梅县地区，按国防部令企图“确保赣州，不得已时退防大庾岭，并以三南为后方，掩护粤北大军集中”，协防粤北。27日，解放军第四十八军从吉安地区分两路进军，以1个师经遂川直插南康，切断敌军入粤通道；以两个师沿赣江挺进，准备于8月上旬围歼赣州方天所部。方天察知解放军动向，即率省政府及其军队再度南逃，江西省政府8月3日由赣州逃至会昌县城，10日再迁会昌筠门岭，19日逃寻乌县吉潭，23日离开江西，逃至粤东梅县，26日再由梅县移往汕头。不久，方天率沈兵团及江西保安旅去台湾，胡兵团在其后的海南岛战役中一部被歼、一部也转去台湾。
解放军在赣南进行解放江西的最后作战。8月14日，解放赣州市。随后，在刘建华等指挥的粤赣湘边人民解放总队第六支队的配合下，持续追击、横扫赣南的残余敌军及国民党地方政权，并曾深入粤北，歼敌10000多人。8月23日，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色首都瑞金回到人民手中。9月23日，攻克宁都翠微峰，活捉国民党江西第八区行政专员兼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黄镇中。30日，解放石城，结束了解放江西的最后的作战。至此，江西全境均获解放，国民党在江西22年的统治，完全结束。
人民解放军在江西境内的进军，有如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解放军在江西的作战，得到了刘建华等领导的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第六支队（赣南支队）、倪南山等领导的皖浙赣支队、曾镜冰等领导的闽浙赣纵队、蔡敏等领导的中共湘赣边区工作委员会、李健等领导的中共南昌城市工作部等中共城乡地下组织和多支人民武装的积极协助，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江西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也为迎接解放作出了贡献。
三、南昌军管会与全省人民政权的建立
1949年6月6日，按照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为着保护南昌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保革命秩序，恢复与发展生产起见”，成立南昌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是南昌“军事管制时期的权力机关，统一全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由陈正人等11人组成，陈正人为主任，陈奇涵、邵式平为副主任。南昌军管会随即成立了由陈奇涵兼司令员、陈正人兼政委的南昌警备司令部，邓飞、陈南生为正副市长的南昌市人民政府以及军政、物资、交通、文教、公安等接管部。在南昌之前解放的景德镇、九江，以及之后解放的吉安、赣州等地，也成立了军管会。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展有组织、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的接管，按行政区划和系统逐级进行接管，把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财政经济和文化系统所有在职员工一律留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在很短的时间里，顺利地接管了江西省和南昌等地的政权。军管会的工作，为人民政权的成立做了必要的准备。
全省人民政权的建立，随着省境的逐次解放而逐渐推进。早在解放大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前，中共中央即已预先从解放区调集干部随军南下，为南方新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做好了准备。解放军进入江西后，来自华北、东北和山东解放区的6000余名干部，组成南下工作团随军跟进。南下干部预先已被任命相应的职务，组成一地或一县的党政军领导班子，随军前进“到哪个县就接管哪个县”，一般都是先军管，再正式建立当地党政军机构，展开政权工作。这种形式，有效地保证了刚解放地域社会秩序的迅速稳定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江西的县级政权，绝大部分按照这种形式建成，也有一小部分地方，如赣东北的婺源、德兴等县和赣南的一些县，则是先由人民解放支队组建的。6000多名南下干部，构成江西人民政权的骨干队伍，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发挥着作用，与江西地方干部一起，为建设新江西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获得解放区域建立地、县级人民政权的同时，省级人民政权的组建也迅速进行。中共中央抽调早年参加革命的江西籍高级军政干部，组建了江西省省级领导机构。6月16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出第一号布告，宣告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成立江西省人民政府并于即日视事；省人民政府“当奉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约法八章和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策，迅速安定秩序，积极发展生产，努力支援前线，为解放全省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江西而奋斗”。省人民政府由邵式平任主席，范式人、方志纯为副主席。省政府下设6厅，以“云青为秘书长，李杰庸为副秘书长。方志纯兼民政厅长，钟平为副厅长。彭加伦为教育厅长，吕良、艾寒松为副厅长。赵发生为工商厅长，袁诚贤为副厅长。邓洪为建设厅长。牛荫冠为财政厅长，梁达山为副厅长。陈泊为公安厅长，朱明为副厅长”。19日，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员会接续成立。中共江西省委由陈正人、范式人、杨尚奎、陈奇涵、邵式平5名委员（不久改称常委）组成，陈正人任书记，范式人、杨尚奎任副书记。25日，以陈奇涵为司令员、陈正人为政委，杨国夫、贺庆积为副司令员、彭嘉庆为副政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也在南昌宣告成立。陈、邵、陈、杨、方等省党政军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即是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省级党政领导人，他们熟悉本省的风土人情、历史现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进一步积累了治党、治政和治军的经验。他们回赣主持全省党务、政务和军务，对江西省人民政权的顺利建立和新旧社会的转轨变型，是一个重要的便利条件。
刚成立的省人民政府以极大的努力，进行了建立和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解放大军进军西南等各方面的工作。据创办不久的《江西日报》9月6日报道，全省行政区划也已正式确定。省政府将全省行政区域，划分为1个省直辖市（南昌市），9个专员公署（南昌、九江、袁州、抚州、吉安、赣州、瑞金、乐平、上饶），5个专署管辖市（九江市、抚州市、吉安市、赣州市、景德镇市），82个县。全省人口这时共有1253万人。到1949年9月底，全省各市县人民政权已全部成立。人民民主政权体系，在江西全省顺利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