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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戡乱”背景下的经济、文化与生活
一、社会经济的崩溃
抗战胜利后江西的经济状况，大体是一个每况愈下的态势。当时人说，“接收”两个字似乎超越了一切，社会上开始混乱起来，显然是没有战时来得安定，且日益陷入“一个经济崩溃的浪潮”，一个“物价波动、商业疯狂的时代”。在这个浪潮中，工业经济首当其冲，“一般的富商巨贾，莫不致全力于投机操纵囤积居奇中互争长短，谁也不会顾及工业界的艰穷而加以同情和援助，谁也没有想到数十万劳动群众的失业，会引起社会不安，都眼看着整个工业逐渐趋于灭亡之道”。到1947年，虽然中国全国工业协会江西分会尚有64家会员企业，但江西工业已呈颓势，“重工业理事会和本省合办的各工厂都停工了，兴业公司接办的各工厂也大多数停工了”，复工者仅赣县电厂、吉安电厂、萍乡瓷厂及接收日伪的九江陶瓷株式会社（改称九江瓷厂），其余因毁损残缺严重难以恢复。至于民营企业，有一定数量的中小厂矿，但“多无力维持再生产，处境困难万分，挣扎至今，已属奄奄一息”，时人叹曰，与抗战期间之蓬勃繁荣状况相比，令人产生“不胜今昔”之感。
因此，据江西省建设厅1949年2月底的统计，全省工厂情况，除未计入陶瓷行业外，无论是数量还是资本，都下降到谷底：
战后江西工业的衰败，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南京国民政府在工业布局上，不再看重江西，行政院所分配的建厂地点，“遍及国内各大城市，而江西独付缺如”。这一点，引起江西工业界、民意机关和各社会团体的极度不满，他们于1947年5月27日集会，并以11个团体名义致电行政院、立法院、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经济部，提出异议，认为“所分配之建厂地点，如系按战时地方受敌损害程度而言，则江西遭受日寇骚扰区域，几遍全省，工农商各业资产并文化交通等事业，均荡然无存；且在战时贡献国家之人力物力财力，较之此次指定迁厂地点之京、沪、津、汉、渝、桂、郑州、海州、大沽口、海南岛等地，实有过之无不及。如谓系依各地需要及资源分布状况为依据，则江西所拥资源至广，而需要又至殷”。为什么独缺江西，这合乎事理吗？他们甚至质问：如此“倘见诸实施，则我江西将一切落空，尚何经济建设之可言？”他们要求，根据资源和需要，在江西配设电力炼钢厂、轧制铝锡厂、联合机器厂、纺织机器制造厂和火力发电机组。这一要求可谓合情合理，但终未得到南京政府的积极反应。第二，江西省政府也没有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没有适当的配合。第三，战后价廉物美的美国商品倾销，对地方工业形成强大的冲击，人们争购美货，地方工业产品销路日蹙。第四，国内战争环境的影响以及金融、物价的剧烈波动，使江西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条件，导致所剩不多的工矿企业也“无法维持”，纷纷倒闭。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对江西战后工业的发展，可以说是致命的。
与工矿业生产的衰落相比，这时的经济部门中，相对较好一点的是农业。但即便是农业，也呈现衰颓景象。
1948年底，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对江西的经济情况有一个概括性的总结：“江西原为物产丰富、家给人足之省份，近年来其市场或为外销所抵触，或为代替品所夺取，影响一般农民生计至巨。粮食为该省生产品之大宗，因历经战乱，地方疟疾流行，赣东少数县份且发现鼠疫，死亡率甚高，全省人口竟由三千万众减到一千二百余万，凡过去遭受赤化县份人口有减少至半数者，近且乡村青年为躲避拉丁，率相逃亡，有村庄找不到青年，田园任其荒芜，即县城三五里以外，田园荒芜亦多，无人耕作，产额年有减少，人民生计愈趋严重。”
江西经济状况的困窘，从全省收支情况中也可见一斑。据省政府公布的数据，1946年1月到1947年9月省库的收入，总计为16 740 807 585.15元（法币），主要来自中央补助860亿元（原文如此，疑为86亿元），本省课税收入46亿元，公粮变价23亿元，地方协助11亿元；支出总计为14 258 780 654.40元，主要开支为生活补助费51亿元，警保费32亿元，营业基金17亿元，补助地方13亿元。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太大变化。省财政厅1948年下半年的实际收支情况（截至1949年1月底，以金圆券为单位），从收入看，江西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中央财政供养：实际收入20 967 336元，其中中央补助款占60.50%，为12 689 301元，是最大的一项收入，超过了全省实际收入的半数（1948年上半年略好，但也占了41.84%。而在1949年的概算中，中央补助更高达全省收入的75.08%）。这种情况说明，江西自身生产、经营能力已经十分低下，连起码的自给自足也已无法做到。从支出情况看，江西这时开支最大的两项，一是薪饷，占44.15%，二是暂付款（不明其实际用途），占34.85%。此外，保安警察支出占6.97%，教育文化占3.19%，经济建设占0.37%，其他建设事业占0.02%，卫生支出占0.12%，行政支出占1.54%，为数都少得可怜。尽管比预算大大地压缩了行政支出（压缩约40%），对教育文化仍给予了相当的保护，但杯水车薪，总的说来，已经几乎没有像样的建设可言。
二、文化教育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宣称“还政于民”，取消新闻检查，颁布新的《新闻出版法》，在《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12月通过）中，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因此，社会各种力量纷纷开办报刊，争取舆论。江西报刊业一时颇为壮观，如南昌，“出现了空前的畸形发展，陆续创办的有《中国新报》等30余家，加上迁回的《民国日报》以及在外县创办迁往南昌市的《声报》等10余家，共有报纸近50家”。在南昌市编辑发行的这些报刊，最主要者为党政军警机关或政治派系所主办，如省党部的《江西民国日报》、《正路》，省三青团支团部的《青年报》，省政府教育厅的《大众日报》，南昌市政府的《市声》，驻省部队的《特种兵》，政学系的《中国新报》，军统的《捷报》，中统的《力行日报》，商会的《华光日报》，金融协会的《征信新闻》。此外，便是由政治人物或报业人士所创办的。前者如省参议会议长王枕心创办的《新闻日报》、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杨不平创办的《文山报》、刘实创办的《学生报》、南昌市党部书记长黄光学创办的《知行报》、省三青团支团部干事王以勃创办的《自由报》、南昌市参议员王效平创办的《新商报》等，后者则有《东方日报》、《天下报》、《东南晚报》、《南昌晚报》、《真情新闻》等。据1946年10月统计，江西全省有报纸105家，通讯社51家，杂志社135家。这些报刊，有的不乏相当尖锐的言论。
当局对文化事业的领导，仍以文化运动委员会的形式进行。但这时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将抗战时期庞大的文运会规模大大缩小，成立了由省党部宣传处长主持的、25位文化人组成的江西省文化运动委员会。1946年10月，进一步将原6个专门委员会，整缩为新闻出版、文哲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4个组，同时强调发挥固有文化团体和机构的作用，加强文运会与文化人之间的沟通与团结。文运会以开展“民族文艺”、“民族戏剧”、“民族绘画”、“推进社教”、“纠正思想”为基本任务，曾印行《民族文艺月刊》、《民族文艺丛书》（含《岳王传》、《越王传》等）、《荆棘画刊》、《神社说教》之类书刊，组织公演《忠孝坊》、《摩登姑娘》、《锁着的箱子》、《最后一幕》等戏剧，在青年学生中推行以三民主义为体、新生活运动为用的思想统一运动。文运会的基本活动及目的，还是在为反共“戡乱动员”服务。
民国建立以来，一部分江西籍学者因其出色的学术成就，在国内外声誉日隆。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定第一届院士，江西籍学者有物理学家饶毓泰（1891-1968年，临川人）、物理学家吴有训（1897-1977年，高安人）、动物学家陈祯（1894-1957年，铅山人）、植物学家胡先骕（1894-1968年，新建人）、物理化学家吴学周（1902-1983年，萍乡人）、历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年，修水人）、政治学家萧公权（1897-1981年，泰和人）、历史学家与教育学家傅斯年（1896-1950年，祖籍永丰、生于山东聊城）名列其中，极一时之盛。此外，政治学家杨杏佛、邹韬奋、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彭学沛，法学家梅汝璈，经济学家萧蘧、萧纯锦，历史学家姚名达、李平心、罗家伦（绍兴人，生于进贤），新闻记者黄远生，文学艺术家游国恩、夏敬观、王礼锡、白采、傅抱石、龙榆生，音乐戏剧学家熊佛西、查阜西、程懋筠、谢寿康，逻辑学家吴士栋，生物学家杨惟义、盛彤笙，数学家傅种孙、曾炯，工程学家程孝刚，医学家黄家驷，佛学家欧阳渐等等，也在各自研究的领域作出了富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就。
江西的教育在这时仍小有发展。1947年，全省设有9个学区，在初等教育方面，有国民学校及小学18935所，学生1232825人；在中等教育方面，设有中学、师范、职业学校286所，有学生76356人。高等教育，在完成复员回迁城市后，继续办学，1947年，开办了江西省立陶业专科学校、江西省立水利专科学校。到江西解放前夕，全省共有11所高等院校，分别是国立中正大学、国立中正医学院、江西工专、江西医专、江西兽专、江西体专、江西农专、联立信江农专、私立立风艺专、省立陶专、省立水专。有学者研究指出，复员后政府急需大批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具有投资少、时间短、见效快的特点等，是这个时期江西专科学校发展速度较快的原因。而专科学校发展速度较快，又成为此时江西高等教育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但高等教育师资力量，因战后人员流动、返回大城市等原因，较抗战时期略有下降。
抗战胜利后，城市出现一时的太平景象，上海文化向内地的影响继续急速扩大。其中，既有高雅者，也有通俗者。江西作家熊佛西、石凌鹤等相继在上海出版《铁花》、《大英雄》等长中篇小说，画家康庄1948年在南昌举办了漫画展览。省图书馆藏书较抗战时的11.3万册略有下降，仅为9.2万册。社会教育文化机关（如民教馆、图书馆、体育场、科学馆、健教会、电教处等）有274个，但平均职员不足3人（职员总数699人）。在南昌、九江等城市，黄色刊物流行，成为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当时有人记载，在九江，“书店既不多，生意又清淡。比较风行的是从上海运来的黄色刊物，每家文化供应社，杂志公司，都大批的摆着。这些海派作风的刊物，为今日九江市民最欢迎的精神食粮。无论什么时候，踏进书店，总是围着大群的顾客，有钱的买回家去躺在床上看，没钱的就站在书店里读，一班青年学生们都被麻醉，神魂也颠倒了。我不知道当局是否也曾注意到这些毒害青年腐化学生的刊物的无限制的发行”。
三、人民生活
抗日战争后影响社会各界人民生活的主要问题，一是税负，二是物价。
战争后数年，江西为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对社会税费的征收，呈连年增加的趋势。以1946、1947两年为例，后一年增长率在8倍以上（未排除物价上涨因素）：
所有税费，出自人民。税费的增长，因此直接反映为人民负担的加重。一年之中，江西人民每人直接承担的税负，以货币数字计算增长达8倍有余，可见其重。
为了欢庆抗战胜利，纾解战后农民的困难，国民政府行政院曾于1945年9、10月连续颁布了三十四年度豁免田赋令和二五减租令，江西省在其范围内。这是一项意图使地主和佃农双方减轻负担的政策。与各省一样，江西省田粮处对于田赋赋额并无确数，据当时估计，全省每亩土地的免赋额，上上田为1880元，上中田为1680元，上下田为1472元；中上田为1312元，中中田为1152元，中下田为992元；下上田为832元，下中田为672元，下下田为576元。这一免赋的利益，由田主所得。但二五减租，则是田主让利、佃农减负。这一年的所谓二五减租，即是减去租额1/4.江西省政府得中央令后，曾于同年11月30日通过《江西省各县（市）二五减租实施办法》，令各县实施。当时江西的地租，居高不下。全省“租额最高为正产物总收获量百分之八十，最低百分之十，普通为百分之四十至六十”。但各县以奉令时已超过普通缴租期间，不能如限办理，因此省政府将其改为“佃农已照原租缴清本年地租者，业主应将减纳数额返还佃农或抵交下年地租”，并将推行二五减租定为1946年度各县县长考绩之一，省党部也将其列为1946年度的一项中心工作。
减轻农民的租赋负担，仅是胜利时的一个慰劳性措施，而不是一项固定性的政策，因此虽是好事，但成效不大。客观地说，当时全省农村的租佃关系或者说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已与战前有较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战后“农村人力缺乏，且多有弃农就佣于都市者，因其获利较耕田为多”，地主为了使其土地有人佃耕，遂“多有以种子、肥料、农具供给佃农或贷予食粮、耕牛者”，只有在佃农欠租或抗租时，才终止租佃关系。但抗战胜利后农村和农民的艰难，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远非一点临时减租、优佃措施所能解决。有的实地调查报告指出，1947年时的江西农村状况，“虽比较去年稍有进步，但一般农民食住，仍成问题，因抗战期间，敌寇窜扰，壮丁损失甚大，焚毁房屋亦多，一时难复旧规……目前高利贷异常流行，赌风亦仍未尽绝，多以种天花为名聚众赌博，此皆因乡镇保甲尚未能臻健全及教育低落所致，而缺乏领导人物，亦系重大原因”。而日益飞涨的物价与日益加剧的征兵、征粮和征工，对农民生活的打击，难以言喻。
从1946年开始，物价出现较抗战时期更为剧烈的腾升。江西所需衣着百货等日用品，主要来自上海，故全省物价，也主要受上海以及武汉的影响。上海涨风一起，立即波及江西。物价飞涨的程度，以省政府统计处发布的南昌市物价指数为例，可见一斑：
省政府也曾企图管制物价，如曾组织省会评价委员会随时调整各项物价，并密派经济检查队严厉取缔奸商的囤积居奇。但在强劲的涨风面前，这些措施成效不大。当时有人指出，江西1947年的物价，真是天天涨样样涨，平均每月上涨25.5%，约每隔3个月便有一次大涨，“一月份的物价当战前的六千六百九十倍，而至今年底已达九万五千三百八十八倍，一年当中物价便上涨了十四点二六倍。易言之，十二月份一千四百二十六元只当得一月份一百元，一月份一百元如果搁置不用，留到十二月份只值得七分钱了！一月份四千元可以买一斗三机早米，到十二月份四千元只能买一升糙米。物价上涨之大，真是‘太柏一梦，物异人非’”。“物价的狂涨，无情的周期性的冲击着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这还只是1947年的情形，到1948年，情况继续恶化。8月16日，南昌市面已经开始使用500万元面值的法币大钞。虽然同月实行币制改革，用金圆券取代法币，但没过多久，金圆券即与法币一样，陷入令人恐慌的狂泄之中。
物价飞涨给社会各阶层带来沉重的生活压力。大专院校的教职员原为收入较高的群体，但也难以应付飞腾的物价。早在1946年春，中正大学教职员即因南昌市生活必需品价格“几占全国高峰”，虽经政府提高公教人员津贴，而实际收入微薄反过于前，以致“日食难支，徯苏无望”，乃全体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求速予救济。南昌海员、刨烟业、米业、缝纫军用服装等业工人1947年曾因难以维生，发生多起罢工，最后经南昌市劳资评断委员会评断，由资方照生活指数相应增加工资。1948年春对景德镇瓷器工人生活状况调查，物价高涨加剧了瓷工的痛苦，因不堪生活重压被迫弃业，工人由15万人降到5万人，进而引至瓷业益形衰落。公务员也到了十分拮据的地步。一位县党部书记长给省党部请求加薪的信，说得非常难过：“抗战八年，民间疾苦已成空前未有之惨剧。胜利方临，初期休养生息，相与更始，乃以农工凋敝，物价高涨，一月之间，增倍十百，若以年计，奚啻千万！然农工商贾，尚可耕土货贩，自食其力，其最辛且苦者，在公务人员中，尤以党工人员为甚。因过去底薪微薄，俸不满百，低仅数十，纵使加成，计算所得，仍属无几，欲求活数口之家，其可得乎？”作为执政党的中层党部工作人员，在飞涨的物价面前，已经叫苦连天，困于应付，难以养活数口之家，人民大众的困难可想而知。
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困竭，从南昌的餐饮业也可得到反映。据1948年的一份资料记载，拥有26万人口的南昌市，只有大小菜馆、面馆、饭馆126家，且生意十分艰难。像白宫、西线、江天、新雅等几家大菜馆，酒席多的日子可收入两三千万元，少时则仅有几百万元，平均每天不过千万元，而其中成本需700万元，所赚300万除支付工钱、筵席捐、营业税及电灯等杂费外，实际所得最多只有几十万元，也就够三五个人像样地吃一餐酒席而已。生意不好的原因，主要一是物价太高，人们无钱进馆子消费；二是捐税太重，“大馆子的筵席捐，平均每天要付三十余万，小馆子也要三四千元。营业税一项，大馆子每季须缴八九百万，小馆子在百万以下，八十万、六十万、三十万不等。于是老板们为偷漏筵席捐与营业税，哪一家馆子都是备有两本账簿”，令税务局伤透脑筋。这种苦涩的现象，正是当时社会生活一个侧面的深刻反映。
国民党当局对保障民众生活有所计议，但苦无良策，原先建立的《最低工资法》（1936年12月）、《评议工资实施办法》（1946年6月）等制度性机制，到这时也已形同虚设。物价飞涨、生活困苦，引发和加剧了社会民众对政权的不满，并最终成为国民党统治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抗战胜利后江西的经济状况，大体是一个每况愈下的态势。当时人说，“接收”两个字似乎超越了一切，社会上开始混乱起来，显然是没有战时来得安定，且日益陷入“一个经济崩溃的浪潮”，一个“物价波动、商业疯狂的时代”。在这个浪潮中，工业经济首当其冲，“一般的富商巨贾，莫不致全力于投机操纵囤积居奇中互争长短，谁也不会顾及工业界的艰穷而加以同情和援助，谁也没有想到数十万劳动群众的失业，会引起社会不安，都眼看着整个工业逐渐趋于灭亡之道”。到1947年，虽然中国全国工业协会江西分会尚有64家会员企业，但江西工业已呈颓势，“重工业理事会和本省合办的各工厂都停工了，兴业公司接办的各工厂也大多数停工了”，复工者仅赣县电厂、吉安电厂、萍乡瓷厂及接收日伪的九江陶瓷株式会社（改称九江瓷厂），其余因毁损残缺严重难以恢复。至于民营企业，有一定数量的中小厂矿，但“多无力维持再生产，处境困难万分，挣扎至今，已属奄奄一息”，时人叹曰，与抗战期间之蓬勃繁荣状况相比，令人产生“不胜今昔”之感。
因此，据江西省建设厅1949年2月底的统计，全省工厂情况，除未计入陶瓷行业外，无论是数量还是资本，都下降到谷底：
战后江西工业的衰败，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南京国民政府在工业布局上，不再看重江西，行政院所分配的建厂地点，“遍及国内各大城市，而江西独付缺如”。这一点，引起江西工业界、民意机关和各社会团体的极度不满，他们于1947年5月27日集会，并以11个团体名义致电行政院、立法院、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经济部，提出异议，认为“所分配之建厂地点，如系按战时地方受敌损害程度而言，则江西遭受日寇骚扰区域，几遍全省，工农商各业资产并文化交通等事业，均荡然无存；且在战时贡献国家之人力物力财力，较之此次指定迁厂地点之京、沪、津、汉、渝、桂、郑州、海州、大沽口、海南岛等地，实有过之无不及。如谓系依各地需要及资源分布状况为依据，则江西所拥资源至广，而需要又至殷”。为什么独缺江西，这合乎事理吗？他们甚至质问：如此“倘见诸实施，则我江西将一切落空，尚何经济建设之可言？”他们要求，根据资源和需要，在江西配设电力炼钢厂、轧制铝锡厂、联合机器厂、纺织机器制造厂和火力发电机组。这一要求可谓合情合理，但终未得到南京政府的积极反应。第二，江西省政府也没有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没有适当的配合。第三，战后价廉物美的美国商品倾销，对地方工业形成强大的冲击，人们争购美货，地方工业产品销路日蹙。第四，国内战争环境的影响以及金融、物价的剧烈波动，使江西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条件，导致所剩不多的工矿企业也“无法维持”，纷纷倒闭。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对江西战后工业的发展，可以说是致命的。
与工矿业生产的衰落相比，这时的经济部门中，相对较好一点的是农业。但即便是农业，也呈现衰颓景象。
1948年底，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对江西的经济情况有一个概括性的总结：“江西原为物产丰富、家给人足之省份，近年来其市场或为外销所抵触，或为代替品所夺取，影响一般农民生计至巨。粮食为该省生产品之大宗，因历经战乱，地方疟疾流行，赣东少数县份且发现鼠疫，死亡率甚高，全省人口竟由三千万众减到一千二百余万，凡过去遭受赤化县份人口有减少至半数者，近且乡村青年为躲避拉丁，率相逃亡，有村庄找不到青年，田园任其荒芜，即县城三五里以外，田园荒芜亦多，无人耕作，产额年有减少，人民生计愈趋严重。”
江西经济状况的困窘，从全省收支情况中也可见一斑。据省政府公布的数据，1946年1月到1947年9月省库的收入，总计为16 740 807 585.15元（法币），主要来自中央补助860亿元（原文如此，疑为86亿元），本省课税收入46亿元，公粮变价23亿元，地方协助11亿元；支出总计为14 258 780 654.40元，主要开支为生活补助费51亿元，警保费32亿元，营业基金17亿元，补助地方13亿元。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太大变化。省财政厅1948年下半年的实际收支情况（截至1949年1月底，以金圆券为单位），从收入看，江西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中央财政供养：实际收入20 967 336元，其中中央补助款占60.50%，为12 689 301元，是最大的一项收入，超过了全省实际收入的半数（1948年上半年略好，但也占了41.84%。而在1949年的概算中，中央补助更高达全省收入的75.08%）。这种情况说明，江西自身生产、经营能力已经十分低下，连起码的自给自足也已无法做到。从支出情况看，江西这时开支最大的两项，一是薪饷，占44.15%，二是暂付款（不明其实际用途），占34.85%。此外，保安警察支出占6.97%，教育文化占3.19%，经济建设占0.37%，其他建设事业占0.02%，卫生支出占0.12%，行政支出占1.54%，为数都少得可怜。尽管比预算大大地压缩了行政支出（压缩约40%），对教育文化仍给予了相当的保护，但杯水车薪，总的说来，已经几乎没有像样的建设可言。
二、文化教育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宣称“还政于民”，取消新闻检查，颁布新的《新闻出版法》，在《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12月通过）中，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因此，社会各种力量纷纷开办报刊，争取舆论。江西报刊业一时颇为壮观，如南昌，“出现了空前的畸形发展，陆续创办的有《中国新报》等30余家，加上迁回的《民国日报》以及在外县创办迁往南昌市的《声报》等10余家，共有报纸近50家”。在南昌市编辑发行的这些报刊，最主要者为党政军警机关或政治派系所主办，如省党部的《江西民国日报》、《正路》，省三青团支团部的《青年报》，省政府教育厅的《大众日报》，南昌市政府的《市声》，驻省部队的《特种兵》，政学系的《中国新报》，军统的《捷报》，中统的《力行日报》，商会的《华光日报》，金融协会的《征信新闻》。此外，便是由政治人物或报业人士所创办的。前者如省参议会议长王枕心创办的《新闻日报》、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杨不平创办的《文山报》、刘实创办的《学生报》、南昌市党部书记长黄光学创办的《知行报》、省三青团支团部干事王以勃创办的《自由报》、南昌市参议员王效平创办的《新商报》等，后者则有《东方日报》、《天下报》、《东南晚报》、《南昌晚报》、《真情新闻》等。据1946年10月统计，江西全省有报纸105家，通讯社51家，杂志社135家。这些报刊，有的不乏相当尖锐的言论。
当局对文化事业的领导，仍以文化运动委员会的形式进行。但这时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将抗战时期庞大的文运会规模大大缩小，成立了由省党部宣传处长主持的、25位文化人组成的江西省文化运动委员会。1946年10月，进一步将原6个专门委员会，整缩为新闻出版、文哲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4个组，同时强调发挥固有文化团体和机构的作用，加强文运会与文化人之间的沟通与团结。文运会以开展“民族文艺”、“民族戏剧”、“民族绘画”、“推进社教”、“纠正思想”为基本任务，曾印行《民族文艺月刊》、《民族文艺丛书》（含《岳王传》、《越王传》等）、《荆棘画刊》、《神社说教》之类书刊，组织公演《忠孝坊》、《摩登姑娘》、《锁着的箱子》、《最后一幕》等戏剧，在青年学生中推行以三民主义为体、新生活运动为用的思想统一运动。文运会的基本活动及目的，还是在为反共“戡乱动员”服务。
民国建立以来，一部分江西籍学者因其出色的学术成就，在国内外声誉日隆。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定第一届院士，江西籍学者有物理学家饶毓泰（1891-1968年，临川人）、物理学家吴有训（1897-1977年，高安人）、动物学家陈祯（1894-1957年，铅山人）、植物学家胡先骕（1894-1968年，新建人）、物理化学家吴学周（1902-1983年，萍乡人）、历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年，修水人）、政治学家萧公权（1897-1981年，泰和人）、历史学家与教育学家傅斯年（1896-1950年，祖籍永丰、生于山东聊城）名列其中，极一时之盛。此外，政治学家杨杏佛、邹韬奋、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彭学沛，法学家梅汝璈，经济学家萧蘧、萧纯锦，历史学家姚名达、李平心、罗家伦（绍兴人，生于进贤），新闻记者黄远生，文学艺术家游国恩、夏敬观、王礼锡、白采、傅抱石、龙榆生，音乐戏剧学家熊佛西、查阜西、程懋筠、谢寿康，逻辑学家吴士栋，生物学家杨惟义、盛彤笙，数学家傅种孙、曾炯，工程学家程孝刚，医学家黄家驷，佛学家欧阳渐等等，也在各自研究的领域作出了富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就。
江西的教育在这时仍小有发展。1947年，全省设有9个学区，在初等教育方面，有国民学校及小学18935所，学生1232825人；在中等教育方面，设有中学、师范、职业学校286所，有学生76356人。高等教育，在完成复员回迁城市后，继续办学，1947年，开办了江西省立陶业专科学校、江西省立水利专科学校。到江西解放前夕，全省共有11所高等院校，分别是国立中正大学、国立中正医学院、江西工专、江西医专、江西兽专、江西体专、江西农专、联立信江农专、私立立风艺专、省立陶专、省立水专。有学者研究指出，复员后政府急需大批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具有投资少、时间短、见效快的特点等，是这个时期江西专科学校发展速度较快的原因。而专科学校发展速度较快，又成为此时江西高等教育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但高等教育师资力量，因战后人员流动、返回大城市等原因，较抗战时期略有下降。
抗战胜利后，城市出现一时的太平景象，上海文化向内地的影响继续急速扩大。其中，既有高雅者，也有通俗者。江西作家熊佛西、石凌鹤等相继在上海出版《铁花》、《大英雄》等长中篇小说，画家康庄1948年在南昌举办了漫画展览。省图书馆藏书较抗战时的11.3万册略有下降，仅为9.2万册。社会教育文化机关（如民教馆、图书馆、体育场、科学馆、健教会、电教处等）有274个，但平均职员不足3人（职员总数699人）。在南昌、九江等城市，黄色刊物流行，成为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当时有人记载，在九江，“书店既不多，生意又清淡。比较风行的是从上海运来的黄色刊物，每家文化供应社，杂志公司，都大批的摆着。这些海派作风的刊物，为今日九江市民最欢迎的精神食粮。无论什么时候，踏进书店，总是围着大群的顾客，有钱的买回家去躺在床上看，没钱的就站在书店里读，一班青年学生们都被麻醉，神魂也颠倒了。我不知道当局是否也曾注意到这些毒害青年腐化学生的刊物的无限制的发行”。
三、人民生活
抗日战争后影响社会各界人民生活的主要问题，一是税负，二是物价。
战争后数年，江西为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对社会税费的征收，呈连年增加的趋势。以1946、1947两年为例，后一年增长率在8倍以上（未排除物价上涨因素）：
所有税费，出自人民。税费的增长，因此直接反映为人民负担的加重。一年之中，江西人民每人直接承担的税负，以货币数字计算增长达8倍有余，可见其重。
为了欢庆抗战胜利，纾解战后农民的困难，国民政府行政院曾于1945年9、10月连续颁布了三十四年度豁免田赋令和二五减租令，江西省在其范围内。这是一项意图使地主和佃农双方减轻负担的政策。与各省一样，江西省田粮处对于田赋赋额并无确数，据当时估计，全省每亩土地的免赋额，上上田为1880元，上中田为1680元，上下田为1472元；中上田为1312元，中中田为1152元，中下田为992元；下上田为832元，下中田为672元，下下田为576元。这一免赋的利益，由田主所得。但二五减租，则是田主让利、佃农减负。这一年的所谓二五减租，即是减去租额1/4.江西省政府得中央令后，曾于同年11月30日通过《江西省各县（市）二五减租实施办法》，令各县实施。当时江西的地租，居高不下。全省“租额最高为正产物总收获量百分之八十，最低百分之十，普通为百分之四十至六十”。但各县以奉令时已超过普通缴租期间，不能如限办理，因此省政府将其改为“佃农已照原租缴清本年地租者，业主应将减纳数额返还佃农或抵交下年地租”，并将推行二五减租定为1946年度各县县长考绩之一，省党部也将其列为1946年度的一项中心工作。
减轻农民的租赋负担，仅是胜利时的一个慰劳性措施，而不是一项固定性的政策，因此虽是好事，但成效不大。客观地说，当时全省农村的租佃关系或者说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已与战前有较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战后“农村人力缺乏，且多有弃农就佣于都市者，因其获利较耕田为多”，地主为了使其土地有人佃耕，遂“多有以种子、肥料、农具供给佃农或贷予食粮、耕牛者”，只有在佃农欠租或抗租时，才终止租佃关系。但抗战胜利后农村和农民的艰难，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远非一点临时减租、优佃措施所能解决。有的实地调查报告指出，1947年时的江西农村状况，“虽比较去年稍有进步，但一般农民食住，仍成问题，因抗战期间，敌寇窜扰，壮丁损失甚大，焚毁房屋亦多，一时难复旧规……目前高利贷异常流行，赌风亦仍未尽绝，多以种天花为名聚众赌博，此皆因乡镇保甲尚未能臻健全及教育低落所致，而缺乏领导人物，亦系重大原因”。而日益飞涨的物价与日益加剧的征兵、征粮和征工，对农民生活的打击，难以言喻。
从1946年开始，物价出现较抗战时期更为剧烈的腾升。江西所需衣着百货等日用品，主要来自上海，故全省物价，也主要受上海以及武汉的影响。上海涨风一起，立即波及江西。物价飞涨的程度，以省政府统计处发布的南昌市物价指数为例，可见一斑：
省政府也曾企图管制物价，如曾组织省会评价委员会随时调整各项物价，并密派经济检查队严厉取缔奸商的囤积居奇。但在强劲的涨风面前，这些措施成效不大。当时有人指出，江西1947年的物价，真是天天涨样样涨，平均每月上涨25.5%，约每隔3个月便有一次大涨，“一月份的物价当战前的六千六百九十倍，而至今年底已达九万五千三百八十八倍，一年当中物价便上涨了十四点二六倍。易言之，十二月份一千四百二十六元只当得一月份一百元，一月份一百元如果搁置不用，留到十二月份只值得七分钱了！一月份四千元可以买一斗三机早米，到十二月份四千元只能买一升糙米。物价上涨之大，真是‘太柏一梦，物异人非’”。“物价的狂涨，无情的周期性的冲击着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这还只是1947年的情形，到1948年，情况继续恶化。8月16日，南昌市面已经开始使用500万元面值的法币大钞。虽然同月实行币制改革，用金圆券取代法币，但没过多久，金圆券即与法币一样，陷入令人恐慌的狂泄之中。
物价飞涨给社会各阶层带来沉重的生活压力。大专院校的教职员原为收入较高的群体，但也难以应付飞腾的物价。早在1946年春，中正大学教职员即因南昌市生活必需品价格“几占全国高峰”，虽经政府提高公教人员津贴，而实际收入微薄反过于前，以致“日食难支，徯苏无望”，乃全体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求速予救济。南昌海员、刨烟业、米业、缝纫军用服装等业工人1947年曾因难以维生，发生多起罢工，最后经南昌市劳资评断委员会评断，由资方照生活指数相应增加工资。1948年春对景德镇瓷器工人生活状况调查，物价高涨加剧了瓷工的痛苦，因不堪生活重压被迫弃业，工人由15万人降到5万人，进而引至瓷业益形衰落。公务员也到了十分拮据的地步。一位县党部书记长给省党部请求加薪的信，说得非常难过：“抗战八年，民间疾苦已成空前未有之惨剧。胜利方临，初期休养生息，相与更始，乃以农工凋敝，物价高涨，一月之间，增倍十百，若以年计，奚啻千万！然农工商贾，尚可耕土货贩，自食其力，其最辛且苦者，在公务人员中，尤以党工人员为甚。因过去底薪微薄，俸不满百，低仅数十，纵使加成，计算所得，仍属无几，欲求活数口之家，其可得乎？”作为执政党的中层党部工作人员，在飞涨的物价面前，已经叫苦连天，困于应付，难以养活数口之家，人民大众的困难可想而知。
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困竭，从南昌的餐饮业也可得到反映。据1948年的一份资料记载，拥有26万人口的南昌市，只有大小菜馆、面馆、饭馆126家，且生意十分艰难。像白宫、西线、江天、新雅等几家大菜馆，酒席多的日子可收入两三千万元，少时则仅有几百万元，平均每天不过千万元，而其中成本需700万元，所赚300万除支付工钱、筵席捐、营业税及电灯等杂费外，实际所得最多只有几十万元，也就够三五个人像样地吃一餐酒席而已。生意不好的原因，主要一是物价太高，人们无钱进馆子消费；二是捐税太重，“大馆子的筵席捐，平均每天要付三十余万，小馆子也要三四千元。营业税一项，大馆子每季须缴八九百万，小馆子在百万以下，八十万、六十万、三十万不等。于是老板们为偷漏筵席捐与营业税，哪一家馆子都是备有两本账簿”，令税务局伤透脑筋。这种苦涩的现象，正是当时社会生活一个侧面的深刻反映。
国民党当局对保障民众生活有所计议，但苦无良策，原先建立的《最低工资法》（1936年12月）、《评议工资实施办法》（1946年6月）等制度性机制，到这时也已形同虚设。物价飞涨、生活困苦，引发和加剧了社会民众对政权的不满，并最终成为国民党统治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