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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学生运动、人民武装和中间力量的兴起
一、南昌爱国学生运动的复起
1946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援助下，中断和平进程，发动反共内战，强烈地刺激了渴求和平与建设的中国人民。南京政府为取得美援而与美国签订出卖权益的政治、经济协定，以及美军在华没有节制的横行霸道行为，也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公愤。因此，从1946年下半年起，一场以爱国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并逐步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形成反美反蒋的第二条战线。
江西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从声援北京学生的反美爱国行动开始的。1946年12月24日，美军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学生沈崇，引发了北京学生的反美学潮。几天后，京沪爆发反美抗暴大游行的消息传到南昌，南昌大中学校学生群情激愤，中正大学女生当即在望城岗校园内举行“晨呼游行”，一些进步学生随即发起到南昌市内抗议游行的全校签名活动。南昌豫章中学学生余文容获悉此情后，分别联络本校、南昌女中、省立工专、心远中学等校学生自治会予以响应，“扩大行动”。31日，中正大学、豫章中学等校千余名学生在陈潘旭等带领下，冲破学校阻力，在南昌市区主要街道举行反美抗暴游行。游行学生高呼“美国佬滚出去”等口号，得到市民支持，挤满街头的市民“有的热烈鼓掌表示支持，有的干脆加入游行队伍，结果队伍越来越长，抗议的声势越来越大”。江西舆论界也对学生游行给予支持，“咸以美军暴行必须制止，否则恐影响国家声誉”，连游行队伍遇到的2个美国人（一牧师一士兵），对此也表示理解。这次游行行动，打破了五四运动以后江西学生运动长期沉寂的局面，显示了青年学生巨大的爱国热情，对战后的江西时局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后，中正大学学生再次掀起挽救教育危机的罢课学潮。
中正大学1945年底搬到南昌后，学校规模继续有所扩大，但教师则大大减少。1946年，全校设有文法、理、工、农四个学院，分设中文、外文、历史、政治、经济、教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土木工程、机电工程、化学工程，农艺、森林、畜牧兽医等16个学系，共有学生2224人，教师147人（其中教授44人，副教授27人）。办学条件最初极差，望城岗与南昌市13公里的交通往来，最初仅靠人力车、大板车和独轮车三种原始工具来解决。1946年3月，在第九战区长官部拨给学校两辆接收日军的旧卡车后，才算有了一点现代交通工具。校舍因是利用原有营房，也过于简陋，到1947年9月，随着大礼堂、图书馆、实验室和教职工、学生宿舍等数十栋房屋的建成，才有了改善。
内战爆发后，当局大量削减教育经费，而物价飞速上涨，致使教育陷入危机，教职员工和学生受到饥饿威胁。1947年2月中旬，中正大学学生“不满意于校长萧蘧之处理校务”，聚集向学校请愿，要求增聘教授、充实图书设备、改善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生活现状。这个要求因未得到允准，校长萧蘧被激愤的学生乱石击伤头部。随后，学生成立了由陈潘旭、林炳生、蒋桢、贝效良、张天佑等学生领袖组成的护校会，要求校长辞职，并罢课待命；萧蘧也在22日向教育部电请辞职，校务交由校务会议代理。南京教育部获悉后，部长朱家骅遂急电江西教育厅及萧蘧，反对学生行动，表示全力支持萧蘧“整顿学风”，不准其辞职，同时派教育部专门委员程其保到校协助，令“剀切开导学生即日复课，并查明滋事学生依法严处”。其后，在程其保及“省会各机关首长及社会贤达一再劝导”下，中正大学学生于3月31日复课，但学生没有放弃校长辞职的要求，情绪仍极高昂，因此问题并“未获根本解决”。
5月上中旬，上海、南京等地学生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和增加副食费、挽救教育危机的罢课游行，学生运动开始走上高潮。18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规定不准“越级请愿”，请愿代表不准超过10人，不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否则送司法机关处理。20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学生联合在南京举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请愿大游行受到当局镇压，重伤学生19人，造成“五二〇惨案”。在这个背景下，中正大学学潮再次走向高潮。
5月10日，南昌开始实行宵禁。几天后，又闻萧蘧即将返校复职。中正大学学生群情激愤，于18日再度罢课，并决定22日全体学生进京请愿，要求校方签付6、7两月公费充作旅费。学生的行动，引起省政当局的震惊。省主席王陵基当即认定“学潮变质，妨碍治安”，除下令银行不予付款、路局不予售票外，于19日召集有“省会各界绅耆”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10条紧急措施，将中正大学护校会定性为非法组织，命令即予解散；宣称学潮中“如有共党分子乘机利用制造暴乱，查明时将予逮捕”；威胁学生如果继续扩大风潮，将有解散学校的可能。同时，在中正大桥（解放后改称八一大桥）北桥头密布军警，防止学生过江进入市区。省政府的措置，使学生“益感愤激”。21日，800多名学生进城示威，到达中正桥头时，遭到武装军警的拦阻，张英荃等5位同学被打成重伤，轻伤者有22人。省立兽医专科学校部分学生由城内赶至声援，也在桥东遭到殴打。这就是江西当局制造的南昌“五二一事件”。
五二一事件暴露了省政当局反人民的反动本质，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声讨。22日，中正大学学生发布抗议五二一血案的宣言，要求南京政府撤办镇压人权的江西省主席王陵基。全省学生和民众同表义愤，南昌中正医学院、医专、工专、体专、音专、兽专等校学生联合组织“五二一事件后援会”，罢课冒雨游行。全省各地及南京、北平、上海等地学生也纷纷来信来电表示声援。鉴于“事态至此颇有愈趋扩大之势”，江西当局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不得不有所收敛，答允医治受伤学生，惩办凶手，并由“各机关首长及耆绅”出面致电教育部允校长萧蘧辞职，26日为教育部所准，派督学吴兆棠代理校务。中正大学学生遂于6月9日复课。
在中正大学学生运动期间，全省各地的民主运动也有所发展。1947年2月中旬，九江兴中纱厂女工举行了反饥饿的罢工斗争；3月，高安县商民罢市20天，反抗地方当局设卡非法勒捐；5月，赣县中学、女中、女师学校教职员联合罢教，吉安中小学教职员联合罢教，相继进行反饥饿斗争；6月初，中正大学和国立中正医学院学生分别在校内游行，要求“反内战、反饥饿、反征兵征粮”。此后，爱国民主运动在江西，仍得以各种形式坚持和扩大。
南昌青年学生的斗争精神，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1947年5月23日的新华社时评《蒋介石的末路》，认为京沪赣等地以反内战、反饥饿、挽救教育危机为中心的学生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特别指出，以蒋介石自己名字得名的“南昌中正大学，过去是没有参加过学生运动的，在这一次都站在斗争的前线”。此后，南昌学生运动随着校内中共组织的建立继续发展，1948年6月，中正大学的一批进步学生还曾秘密进入苏北解放区；各校学生在中共组织领导下，多次罢课进行或声援爱国民主运动，并在1949年春利用“应变会”等合法形式，进行了护校和迎接解放的斗争。
二、中共地方组织与边境游击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在粤赣湘边区、皖浙赣边区、闽浙赣边区，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国民党连续发动反共高潮后，这些武装力量均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失。抗战胜利后，大批革命武装奉命向北方移动，但仍有一小部分就地坚持民主斗争，遂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江西省保安司令部立即拟定全省绥靖计划，决定“协约邻省，以保安团队主力，分区歼灭”人民武装。随后，派出省保安处长邬灿率领省保安第四、七两总队（一总队相当于一团），协同第十集团军（总司令欧震）部队进入赣南，“清剿”赣粤边区人民武装黄业、刘新潮、刘培新等部；派一个保安大队由赣闽浙三省边区指挥所指挥，围攻该边区人民武装曾镜冰部；派两个保安中队会同福建部队，围攻赣闽边区人民武装张泽庆部。人民武装在强大敌军的围攻下，辗转应付，灵活机动，打破了敌人“分区歼灭”的企图。到1947年，各地人民武装力量均有所增长，其主要分布和活动情况为：
粤赣湘边区：1947年4月，在广东南雄成立中共五岭地区委员会，张华任书记，黄业、刘建华任副书记。五岭地委将人民武装整编为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由黄业、刘建华分任总、副队长，张华任政委，陈中夫任政治部主任。总队下辖第一、三、五、六4个支队，分散活动于粤北、赣南和湘南地区。地委和总队的成立，成为粤赣湘边区人民革命力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不久，这支原先仅有200多人的队伍，很快增加到4000多人、3000多支枪。在赣南活动的主要是第六支队（下分3个大队，共800多人），后来第一、五支队也挺进到赣南。他们运用各种形式，分别组织、建立了“河北队”、崇余康独立大队、信余康游击队、“烈火队”、“红花队”、三南游击队等灵活轻便的武装工作队，在崇义、大余、南康、信丰、龙南、全南、定南等县边区开展游击活动，“来去无定”，颇有声势。
皖浙赣边区：抗战胜利后，原在苏浙皖地区的新四军主力北撤，在苏南、皖南留下一支500余人的队伍坚持斗争。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皖南地委，发展皖苏浙赣广大地区的游击战，“总的发展方向应以赣东北为主”，创造广大的游击根据地。随后，熊兆仁、余华、倪南山率新四军皖浙赣支队（1948年12月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皖浙赣支队）向以休宁、祁门、婺源、浮梁为中心的皖浙赣边区挺进。支队以灵活多变的转进奔袭，多次挫败敌军的大规模“清剿”，牵制皖浙赣三省保安团和地主武装约8000人，创建了以婺源鄣公山为中心的大块游击根据地。
赣西南地区：万青领导赣西南贫苦农民和部分由广东移入江西的垦民，成立了人民解放大队（亦称白马大队），有人、枪300余。他们以泰和马家洲、五宁庵等处为根据地，游击于永新、泰和、遂川、永丰、吉水、万安等县，并挫败了江西保安第三团欧阳江部的“清剿”。此外，刘雄虎部500余人，从1947年冬起，也在遂川、上犹一带地区进行游击活动。
在人民武装坚持斗争的同时，中共江西地方组织也有所恢复和发展。虽然中共江西省级组织自抗战中期遭破坏后，一直未能恢复，但从1947年起，在一些市县，建立了中共组织，恢复了组织活动。这些组织主要有：隶属于中共闽浙赣区委的、以蔡敏为书记的湘赣边工作委员会，在赣南、赣西、赣东及南昌均建立有下属组织；以李健为书记的中共南昌城工部，正式成立于南昌解放前夕，但从1948年已开始在赣中、赣北地区建立有60多个党支部；隶属于中共湖南省工委的、以孟树德为书记的萍乡矿区工作委员会；为配合解放军南下，1949年5月在大余建立的中共赣南工作委员会，隶属中共华南分局五岭地委，刘建华为书记，等等。
江西境内的中共组织和人民武装，总的说来力量不大，但他们进行的活跃的组织和游击活动，对国民党江西统治当局是一个威胁，因此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和镇压。当局采取的最厉害的一招，是派遣人员打入各武装力量内部，了解其活动进而予以破获。仅1947年，江西国民党组织即分别在大余、信丰、上饶、瑞昌等“本省各股匪内部建立内线三十六名，并经各内线之努力，曾破获匪案五十二件，缉获人犯一百九十一名，抄获步枪五十二支，短枪八支”。但是，不论当局如何严密监视和镇压，终究无法消灭中共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到1949年春夏人民解放大军进入江西时，各地中共组织及其武装力量积极配合作战，为江西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三、中间力量的发展
1？郾中间力量的组织状况
抗战胜利后，政治态势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间力量的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新的党派、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成为战后政局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在江西活动的中间党派及其组织主要有：
中国民主同盟江西临时支部。1946年夏，江西知识界进步人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何世琨，受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组织委员会主任章伯钧的委托，由重庆来江西发展民盟组织。何联络曾伯雄、刘九峰等在南昌创办《自由半月刊》，以天健中学为活动据点，并向丰城、永修等地发展组织。1947年秋，李柱受民盟总部指派由沪来赣建立江西临时支部，指定曾伯雄、何序东、王秋心、李柱、陈言、包煊敏、唐敬斋7人为支部委员，推曾伯雄为主任委员。同年11月，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后，江西民盟组织转入隐蔽活动。1948年1月，民盟总部在香港恢复机构，决定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此后，民盟江西临时支部积极推动反蒋爱国的学生运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在农村组织开展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斗争，有的地方还组建了地下武装，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进行。到1949年7月，民盟江西临时支部在约20个地县建立了组织，全省盟员共计1000人左右；单独和与农工民主党合作组建的武装，约有人枪3000余。
中国农工民主党江西省工作委员会。农工党是民盟的主要组成党派之一，也是在江西建立组织最早的一个民主党派。其前身中华革命党1928年即在南昌成立了以李小青为主任委员的江西省筹备委员会（1930年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江西省干部会”），抗战时期先后组建了以何序东为主委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江西省临时委员会、江西核心小组，在南昌、赣州、泰和、丰城等地发展组织，坚持活动，并于1946年冬，在南昌建立由何世琨负责的中心组。次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易名为中国农工党，同年冬，农工党江西省临时委员会在丰城成立，以何序东为主委，陈言、李柱、唐敬斋、吴建东为委员。1948年7月，临时省委会迁到南昌市，但组织活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制，何离开南昌，组织活动一度短时中断。1949年2月，改组成立中国农工党江西省工作委员会，何序东任主委。这时，全省组织已扩大到31个市县，有党员5700余人。省工委广泛开展爱国民主活动，发动部分县乡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斗争和城市的护厂护校活动，组织“民主自卫军”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渡江作战，迎接江西的解放。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江西省分会筹委会。1946年夏，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干事李世璋到江西发展组织，组成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江西省筹备委员会。1948年夏，孙其名到江西发展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成立民革江西省筹备委员会。两会分别在全省22个市县发展了自己的组织。1949年2月，这两个筹委会合并组成民革江西省分会筹备委员会，以汤允夫、孙其名、廖超伦、聂轰、武惕予为常务委员，汤允夫为主任委员。筹委会广泛开展爱国民主活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在黎川等地，组织武装，为迎接解放作了积极的工作。
在江西出现的党派组织还有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及几个小党的分支：
中国青年党江西省党部。青年党是抗战胜利后在江西组织发展最快、势力最大，也是内部纷争最为激烈的一支中间势力。该党在1945年12月重订政纲，宣称本国家主义精神，以建设全民福利的现代国家为宗旨，并以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作为其政治主张。江西的青年党组织，始于1928年。当时由南昌剑声中学校长邱大年负责，邱赴北平任教后，由继任校长熊恢主其事。后长期未有组织活动。1946年夏，熊恢在庐山被该党主席曾琦召见后，成立江西省临时党部，熊为方便在南京活动立法委员等职任，自任指导委员，而以辛植柏为主任委员实际负责党务。1947年8月3日，青年党江西省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会上，以熊恢等为首的“元老派”和以辛植柏为首的“实力派”发生激烈争执，结果元老派在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落败。元老派遂另召集会议和推举执行委员，“两方势成敌对”，熊、辛两人乃先后去南京青年党中央告状并寻求解决。10月，“原省党部奉令解散，另组整理委员会，着手整顿”，整委会由青年党中央委派的叶时修等7人组成，叶为主任委员。叶随后急欲扩大自己的力量，对熊、辛均形成威胁，两人遂又“愿捐弃成见，急谋合作，以便与叶时修竞争”。因此，青年党在江西的组织，一直内争不断，并不稳定。但这时，青年党因在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问题上，明确站在国民党一边，实际上成为国民党的政治盟友，故而江西青年党成员在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选举中，均参与其事，其利益得到国民党的保护。
江西青年党的经费，主要来自该党中央。其活动以吸收党员、宣传党纲（如宣传、销售该党所办《中华时报》、《青年周刊》、《青年生活》等报刊）和谋求参加地方政权为中心。其组织结构分四层，即省党部、市县支部、区分部、小组，特许国民党员秘密跨入该党。1947年时，已在南昌市和安义、丰城、高安、清江、万载、兴国、瑞金、泰和、分宜、安福、莲花、资溪、黎川、广丰、九江、瑞昌、彭泽等县设立支部或筹备处，并在南昌公开活动。有资料称全省党员“已达三千余名，其中以公教人员为最多，占二千三百名左右，学生占四百余名，商界最少约三百左右”。次年，该党在全省的组织发展及活动，还有进一步的扩大，全省大部分市县均有青年党的组织或人员（民社党亦如此），有的县规模还不小，如高安一县青年党成员达300多人。南昌解放前夕，主要成员大部离开江西先后去台湾，江西青年党组织随告瓦解。
中国民主社会党江西省支部。以张君劢为主席的民社党，其党章称“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为宗旨”，政治路线为“不走英美资本主义的路，亦不走苏联共产主义的路，而走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者中间的路”。1947年7月该党一大之后，即由中央指派高锃（又名粹光）为江西省支部主任委员，到江西发展组织。江西支部最初设在赣州，同年11月迁到南昌，由高锃之弟高鋞任主任委员，饶伯午为书记长，张建东、高锃、刘寿元、张玉民、殷慕萍为委员。先后在宜春、分宜、万载、临川、吉安、九江、萍乡、上饶、玉山、广丰、奉新、清江、定南等县设立分部筹备处。民社党“中央认为江西党务发展迅速”，极为重视，遂派出中央委员到赣视察和布置国大代表选举工作。由于民社党与青年党一样，在1947年秋冬支持国民党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该党也被国民党视为友党，江西民社党组织和成员得以参与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选举，其政治利益得到国民党的保护。但民社党中央每月仅发江西10余万元，故江西组织“经费困难”。
民社党江西组织其后内部出现纷争，李才彬（原任江西省立工专校长）因领导有大批党员，自成一派，经赴上海与该党中央主席等核心人物联络，被该党提名为江西立法委员候选人，并指定为江西支部改组筹备会主任委员，引起江西支部其他干部的不满。高鋞遂与饶伯午在南昌召开23人干部会议，会上发表了攻击李才彬的言论，否决了李任筹委会主委的提议，议定仍以原支部为党务最高机构，负责筹备省党部。民社党内部发生纠纷不独江西一地。据其中央总部1948年7月22日电称，各地党部因内部人事不协调发生纠纷、窒碍进行者孔多，“稍有不合，即交相诟病，函电中央；尤有甚者，乃至发泄私忿，互相倾轧”。而该党中央亦发生了分裂，因此，地方党务颇为混乱。年底，根据该党中央关于在中共部队接近地区结束党务的指令，江西民社党组织也就很快消散。
中国农民党江西支部筹委会。中国农民党1947年5月成立，宣称以唤醒农人自觉自主，维护农人正当权益，促进农工和城乡平衡发展，实现以农业农村为基本现代化的民主法治中国为宗旨。江西王沚川出席了该党一大，他原误以为是农民协会改名为农民党，故只是在江西邀集四五个农协会员举行座谈，并未发动征求党员，但表示各界对本党均极同情赞成，江西经战争后农村生活困苦，参加者一定踊跃。这就是说，作为一省的筹备人，他自己对该党理念、宗旨尚不明白。6月，该党中常会第四次会议决定，以张明善、钟南齐、王云森、林逢春、王儒钧为江西支部筹备委员，张为召集人。但据1948年4月1日的《中国农民党党务通告》（第八号）载称：“江西支部已洽妥筹备人选，即可展开工作”，表明过了10个月，江西并未展开什么党务活动。此后，未见该党在江西活动的记载。
中国新社会革命党江西办事处。该党1948年1月10日在南京成立，自称遵循三民主义，以团结革命同志，排除反革命障碍，推行新革命运动，建设新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宗旨。这是一个认为国民党已经衰落而使三民主义变质，又以所谓不适合国情、民族传统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党派。在人民解放战争凯歌行进之时，该党以“居第三方面”为名，屡次向国内外各方“呼吁和平”、“停止战争”。江西省政府一度对该党在江西的活动表示担心，曾向行政院请示其是否为合法政党、可否准予其公开挂牌活动，得行政院1948年11月26日第5322号训令，正式承认其为合法政党并通令全国。江西组织的具体情况不详，其党务活动由该党湘鄂赣党务特派员何鹏负责，但南昌是该党的重要据点，南昌樵舍镇德昌祥和南昌豫章后街17号（两处主人均为魏俊德）是其中央总部非常时期的通讯处、办事处。所谓“非常时期”，指“地方陷落”即被解放军占领，非常时期的党务则主要是布置潜伏，进行“地下工作”。
三民主义宪政同志会（简称“民宪会”）南昌分会。民宪会1946年4月10日在重庆成立。以孙科为名誉会长、吴尚鹰为理事长的民宪会，将“阐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促进宪政及完成民主政治”作为政纲，在南京设总会，各地设分会。南昌分会是该会各地分会中成立最早者，也是组织较为完备的一个地方分会。南昌分会以李德钊、涂璧、张良璆、康霓华、刘家树为常务干事，李德钊兼总干事；以辛安世、王德舆、应豪仲为常务监察。严格地说，民宪会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政纲的政党，只是国民党内的一个政治派别而已。
2？郾江西当局的政策
中国民主同盟被迫解散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它实际上被认为是一个非法政党，其活动受到当局的取缔。国民党江西当局对省内的民盟组织，严加监视和压迫。
江西国民党当局对其他各中间党派，在态度和政策上，除制宪国民大会选举期间外，实际也是高度戒备和监视。1947年5月3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接获中央密电：“各党派在各地之公开活动，自不便干涉，但各地党政机关仍应密切注意，如有违法活动，应依法处理。至参加政府之青年、民社两党，可准其公开挂牌。”5日，省党部即电令各市县党部，须明了各党派以及中共在地方之实际情形，“于各党各派与奸党在县内之活动情况，务仰切实查明其主持人为谁、活动方式如何、人数若干、凭借活动之背景为何、社会上对其反应如何以及本党如何应付之策略等，详细具报”。至此，国民党地方当局对各党派的政策态度基本明确了下来。
江西省主席王陵基对这些党派是不以为然的。1947年夏秋青年、民社两党转而支持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后，国民党中央对该两党遂取宽容政策，敷衍表面，称其为“友党”，不但允其公开挂牌，而且保证其国大代表名额，还要求各地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中，要安排该两党的人员。但王陵基并不执行，“对民、青两党人员，则取漠视态度”，对于全省选举事务所的人事，“不仅干事未留一席，即助干亦不留一席与友党，致使民、青两党委员不快”。当时有人认为，王陵基这种“竟对友党表面都不应酬，殊使友党难堪”的行为，是一种不顾国民党策略的失策，将成为严重影响政局乃至国民党中央威信的隐患，因此要求签请蒋介石预为防止。这件事被人密报后，引起了国民党上层的关注。可能是蒋介石出面干预（尚未见确切资料），王陵基的态度才转而发生改变。据《江西民国日报》报道，江西原来公开发表并报送南京的选举事务所委员名单，因无民、青两党人士参加，故被南京作出变更，变更之后，在江西4个区立法委员选举事务所，以及82个市县国大代表选举事务所中，每一个所均增加民、青委员各一名，最终形成了国民党与民社党、青年党三党合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选举事务所的格局（每一区所中，国民党代表至少占4名；县所中，国民党代表占3名，占主导地位）。几天后，蒋介石还致函江西周邦道、柯逢春等10人，令其让出所在县国大代表名额，让由友党提名候选，并要“协助友党人士当选”。其后，在江西省正式选举出的“行宪”国大代表中，民社党和青年党在82个名额中，各占了7人，在立法委员中也各有人入选。
各县党部对各党派事实上也相当警觉，即使对被视为友党者也不例外。如分宜县党部在向省执委会的报告中说：“近有青年党活动，主持人为张国兴，本县双林乡籍，县政府军事科长方某亦为负责人之一，现在大肆征求党员，煽惑一班青年学生及本党少数党员加入活动”，并附送秘密得到的青年党志愿书、登记表、誓词及声明书，要求省党部指示如何处置。安义县党部对民社党在该县的活动，则不但高度注意，而且还派人打入其内部。安义党部在给省党部的电文中称：“查中国民主社会党在本县筹组县党部，并于十月间派熊飞（系青年团团员）为筹备员，现已择定上河街四号办公，被征求入党者多为失意分子及地方流氓，计有张等数拾人。查熊飞系本县万年春茶社学徒出身，毫无领导力量，刻下未能发挥作用。本部为明了内容起见，已派本党党员蔡衍恩、毛端宏二同志打入该党为本会内线。兹检具该民主社会党政纲及入党申请书各一份，理合备文电送鉴核。”这种情况，并非个别县份才有，而是国民党省党部的统一布置。据记载，仅1947年，江西国民党组织即分别在青年党方面建立省级内线1人、县级内线48人，在民社党方面建立省级内线1人、县级内线21人，在民盟内部建立内线3人，同时还在各社会团体内部“建立内线共四十七名，经常监视各社团活动”。这就是说，即便在青年、民社两党投向国民党后，他们在南昌及各县市的活动，也仍处在国民党地方组织的严密监视之中，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及内线及时地密报到了省党部。
这就说明，国民党从未真心容许中间势力包括青年党、民社党这样的所谓“友党”的发展，而是从根本上将其视之为对国民党统治的公开或潜在的威胁，因此，运用打入内部等各种手法，严密监视其组织，掌控其活动，一直成为国民党省党部的一项重要工作，直到国民党在江西的统治结束后才告中止。国民党的这种严密控制，是中间力量难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6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援助下，中断和平进程，发动反共内战，强烈地刺激了渴求和平与建设的中国人民。南京政府为取得美援而与美国签订出卖权益的政治、经济协定，以及美军在华没有节制的横行霸道行为，也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公愤。因此，从1946年下半年起，一场以爱国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并逐步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形成反美反蒋的第二条战线。
江西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从声援北京学生的反美爱国行动开始的。1946年12月24日，美军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学生沈崇，引发了北京学生的反美学潮。几天后，京沪爆发反美抗暴大游行的消息传到南昌，南昌大中学校学生群情激愤，中正大学女生当即在望城岗校园内举行“晨呼游行”，一些进步学生随即发起到南昌市内抗议游行的全校签名活动。南昌豫章中学学生余文容获悉此情后，分别联络本校、南昌女中、省立工专、心远中学等校学生自治会予以响应，“扩大行动”。31日，中正大学、豫章中学等校千余名学生在陈潘旭等带领下，冲破学校阻力，在南昌市区主要街道举行反美抗暴游行。游行学生高呼“美国佬滚出去”等口号，得到市民支持，挤满街头的市民“有的热烈鼓掌表示支持，有的干脆加入游行队伍，结果队伍越来越长，抗议的声势越来越大”。江西舆论界也对学生游行给予支持，“咸以美军暴行必须制止，否则恐影响国家声誉”，连游行队伍遇到的2个美国人（一牧师一士兵），对此也表示理解。这次游行行动，打破了五四运动以后江西学生运动长期沉寂的局面，显示了青年学生巨大的爱国热情，对战后的江西时局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后，中正大学学生再次掀起挽救教育危机的罢课学潮。
中正大学1945年底搬到南昌后，学校规模继续有所扩大，但教师则大大减少。1946年，全校设有文法、理、工、农四个学院，分设中文、外文、历史、政治、经济、教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土木工程、机电工程、化学工程，农艺、森林、畜牧兽医等16个学系，共有学生2224人，教师147人（其中教授44人，副教授27人）。办学条件最初极差，望城岗与南昌市13公里的交通往来，最初仅靠人力车、大板车和独轮车三种原始工具来解决。1946年3月，在第九战区长官部拨给学校两辆接收日军的旧卡车后，才算有了一点现代交通工具。校舍因是利用原有营房，也过于简陋，到1947年9月，随着大礼堂、图书馆、实验室和教职工、学生宿舍等数十栋房屋的建成，才有了改善。
内战爆发后，当局大量削减教育经费，而物价飞速上涨，致使教育陷入危机，教职员工和学生受到饥饿威胁。1947年2月中旬，中正大学学生“不满意于校长萧蘧之处理校务”，聚集向学校请愿，要求增聘教授、充实图书设备、改善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生活现状。这个要求因未得到允准，校长萧蘧被激愤的学生乱石击伤头部。随后，学生成立了由陈潘旭、林炳生、蒋桢、贝效良、张天佑等学生领袖组成的护校会，要求校长辞职，并罢课待命；萧蘧也在22日向教育部电请辞职，校务交由校务会议代理。南京教育部获悉后，部长朱家骅遂急电江西教育厅及萧蘧，反对学生行动，表示全力支持萧蘧“整顿学风”，不准其辞职，同时派教育部专门委员程其保到校协助，令“剀切开导学生即日复课，并查明滋事学生依法严处”。其后，在程其保及“省会各机关首长及社会贤达一再劝导”下，中正大学学生于3月31日复课，但学生没有放弃校长辞职的要求，情绪仍极高昂，因此问题并“未获根本解决”。
5月上中旬，上海、南京等地学生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和增加副食费、挽救教育危机的罢课游行，学生运动开始走上高潮。18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规定不准“越级请愿”，请愿代表不准超过10人，不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否则送司法机关处理。20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学生联合在南京举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请愿大游行受到当局镇压，重伤学生19人，造成“五二〇惨案”。在这个背景下，中正大学学潮再次走向高潮。
5月10日，南昌开始实行宵禁。几天后，又闻萧蘧即将返校复职。中正大学学生群情激愤，于18日再度罢课，并决定22日全体学生进京请愿，要求校方签付6、7两月公费充作旅费。学生的行动，引起省政当局的震惊。省主席王陵基当即认定“学潮变质，妨碍治安”，除下令银行不予付款、路局不予售票外，于19日召集有“省会各界绅耆”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10条紧急措施，将中正大学护校会定性为非法组织，命令即予解散；宣称学潮中“如有共党分子乘机利用制造暴乱，查明时将予逮捕”；威胁学生如果继续扩大风潮，将有解散学校的可能。同时，在中正大桥（解放后改称八一大桥）北桥头密布军警，防止学生过江进入市区。省政府的措置，使学生“益感愤激”。21日，800多名学生进城示威，到达中正桥头时，遭到武装军警的拦阻，张英荃等5位同学被打成重伤，轻伤者有22人。省立兽医专科学校部分学生由城内赶至声援，也在桥东遭到殴打。这就是江西当局制造的南昌“五二一事件”。
五二一事件暴露了省政当局反人民的反动本质，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声讨。22日，中正大学学生发布抗议五二一血案的宣言，要求南京政府撤办镇压人权的江西省主席王陵基。全省学生和民众同表义愤，南昌中正医学院、医专、工专、体专、音专、兽专等校学生联合组织“五二一事件后援会”，罢课冒雨游行。全省各地及南京、北平、上海等地学生也纷纷来信来电表示声援。鉴于“事态至此颇有愈趋扩大之势”，江西当局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不得不有所收敛，答允医治受伤学生，惩办凶手，并由“各机关首长及耆绅”出面致电教育部允校长萧蘧辞职，26日为教育部所准，派督学吴兆棠代理校务。中正大学学生遂于6月9日复课。
在中正大学学生运动期间，全省各地的民主运动也有所发展。1947年2月中旬，九江兴中纱厂女工举行了反饥饿的罢工斗争；3月，高安县商民罢市20天，反抗地方当局设卡非法勒捐；5月，赣县中学、女中、女师学校教职员联合罢教，吉安中小学教职员联合罢教，相继进行反饥饿斗争；6月初，中正大学和国立中正医学院学生分别在校内游行，要求“反内战、反饥饿、反征兵征粮”。此后，爱国民主运动在江西，仍得以各种形式坚持和扩大。
南昌青年学生的斗争精神，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1947年5月23日的新华社时评《蒋介石的末路》，认为京沪赣等地以反内战、反饥饿、挽救教育危机为中心的学生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特别指出，以蒋介石自己名字得名的“南昌中正大学，过去是没有参加过学生运动的，在这一次都站在斗争的前线”。此后，南昌学生运动随着校内中共组织的建立继续发展，1948年6月，中正大学的一批进步学生还曾秘密进入苏北解放区；各校学生在中共组织领导下，多次罢课进行或声援爱国民主运动，并在1949年春利用“应变会”等合法形式，进行了护校和迎接解放的斗争。
二、中共地方组织与边境游击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在粤赣湘边区、皖浙赣边区、闽浙赣边区，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国民党连续发动反共高潮后，这些武装力量均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失。抗战胜利后，大批革命武装奉命向北方移动，但仍有一小部分就地坚持民主斗争，遂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江西省保安司令部立即拟定全省绥靖计划，决定“协约邻省，以保安团队主力，分区歼灭”人民武装。随后，派出省保安处长邬灿率领省保安第四、七两总队（一总队相当于一团），协同第十集团军（总司令欧震）部队进入赣南，“清剿”赣粤边区人民武装黄业、刘新潮、刘培新等部；派一个保安大队由赣闽浙三省边区指挥所指挥，围攻该边区人民武装曾镜冰部；派两个保安中队会同福建部队，围攻赣闽边区人民武装张泽庆部。人民武装在强大敌军的围攻下，辗转应付，灵活机动，打破了敌人“分区歼灭”的企图。到1947年，各地人民武装力量均有所增长，其主要分布和活动情况为：
粤赣湘边区：1947年4月，在广东南雄成立中共五岭地区委员会，张华任书记，黄业、刘建华任副书记。五岭地委将人民武装整编为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由黄业、刘建华分任总、副队长，张华任政委，陈中夫任政治部主任。总队下辖第一、三、五、六4个支队，分散活动于粤北、赣南和湘南地区。地委和总队的成立，成为粤赣湘边区人民革命力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不久，这支原先仅有200多人的队伍，很快增加到4000多人、3000多支枪。在赣南活动的主要是第六支队（下分3个大队，共800多人），后来第一、五支队也挺进到赣南。他们运用各种形式，分别组织、建立了“河北队”、崇余康独立大队、信余康游击队、“烈火队”、“红花队”、三南游击队等灵活轻便的武装工作队，在崇义、大余、南康、信丰、龙南、全南、定南等县边区开展游击活动，“来去无定”，颇有声势。
皖浙赣边区：抗战胜利后，原在苏浙皖地区的新四军主力北撤，在苏南、皖南留下一支500余人的队伍坚持斗争。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皖南地委，发展皖苏浙赣广大地区的游击战，“总的发展方向应以赣东北为主”，创造广大的游击根据地。随后，熊兆仁、余华、倪南山率新四军皖浙赣支队（1948年12月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皖浙赣支队）向以休宁、祁门、婺源、浮梁为中心的皖浙赣边区挺进。支队以灵活多变的转进奔袭，多次挫败敌军的大规模“清剿”，牵制皖浙赣三省保安团和地主武装约8000人，创建了以婺源鄣公山为中心的大块游击根据地。
赣西南地区：万青领导赣西南贫苦农民和部分由广东移入江西的垦民，成立了人民解放大队（亦称白马大队），有人、枪300余。他们以泰和马家洲、五宁庵等处为根据地，游击于永新、泰和、遂川、永丰、吉水、万安等县，并挫败了江西保安第三团欧阳江部的“清剿”。此外，刘雄虎部500余人，从1947年冬起，也在遂川、上犹一带地区进行游击活动。
在人民武装坚持斗争的同时，中共江西地方组织也有所恢复和发展。虽然中共江西省级组织自抗战中期遭破坏后，一直未能恢复，但从1947年起，在一些市县，建立了中共组织，恢复了组织活动。这些组织主要有：隶属于中共闽浙赣区委的、以蔡敏为书记的湘赣边工作委员会，在赣南、赣西、赣东及南昌均建立有下属组织；以李健为书记的中共南昌城工部，正式成立于南昌解放前夕，但从1948年已开始在赣中、赣北地区建立有60多个党支部；隶属于中共湖南省工委的、以孟树德为书记的萍乡矿区工作委员会；为配合解放军南下，1949年5月在大余建立的中共赣南工作委员会，隶属中共华南分局五岭地委，刘建华为书记，等等。
江西境内的中共组织和人民武装，总的说来力量不大，但他们进行的活跃的组织和游击活动，对国民党江西统治当局是一个威胁，因此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和镇压。当局采取的最厉害的一招，是派遣人员打入各武装力量内部，了解其活动进而予以破获。仅1947年，江西国民党组织即分别在大余、信丰、上饶、瑞昌等“本省各股匪内部建立内线三十六名，并经各内线之努力，曾破获匪案五十二件，缉获人犯一百九十一名，抄获步枪五十二支，短枪八支”。但是，不论当局如何严密监视和镇压，终究无法消灭中共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到1949年春夏人民解放大军进入江西时，各地中共组织及其武装力量积极配合作战，为江西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三、中间力量的发展
1？郾中间力量的组织状况
抗战胜利后，政治态势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间力量的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新的党派、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成为战后政局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在江西活动的中间党派及其组织主要有：
中国民主同盟江西临时支部。1946年夏，江西知识界进步人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何世琨，受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组织委员会主任章伯钧的委托，由重庆来江西发展民盟组织。何联络曾伯雄、刘九峰等在南昌创办《自由半月刊》，以天健中学为活动据点，并向丰城、永修等地发展组织。1947年秋，李柱受民盟总部指派由沪来赣建立江西临时支部，指定曾伯雄、何序东、王秋心、李柱、陈言、包煊敏、唐敬斋7人为支部委员，推曾伯雄为主任委员。同年11月，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后，江西民盟组织转入隐蔽活动。1948年1月，民盟总部在香港恢复机构，决定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此后，民盟江西临时支部积极推动反蒋爱国的学生运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在农村组织开展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斗争，有的地方还组建了地下武装，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进行。到1949年7月，民盟江西临时支部在约20个地县建立了组织，全省盟员共计1000人左右；单独和与农工民主党合作组建的武装，约有人枪3000余。
中国农工民主党江西省工作委员会。农工党是民盟的主要组成党派之一，也是在江西建立组织最早的一个民主党派。其前身中华革命党1928年即在南昌成立了以李小青为主任委员的江西省筹备委员会（1930年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江西省干部会”），抗战时期先后组建了以何序东为主委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江西省临时委员会、江西核心小组，在南昌、赣州、泰和、丰城等地发展组织，坚持活动，并于1946年冬，在南昌建立由何世琨负责的中心组。次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易名为中国农工党，同年冬，农工党江西省临时委员会在丰城成立，以何序东为主委，陈言、李柱、唐敬斋、吴建东为委员。1948年7月，临时省委会迁到南昌市，但组织活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制，何离开南昌，组织活动一度短时中断。1949年2月，改组成立中国农工党江西省工作委员会，何序东任主委。这时，全省组织已扩大到31个市县，有党员5700余人。省工委广泛开展爱国民主活动，发动部分县乡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斗争和城市的护厂护校活动，组织“民主自卫军”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渡江作战，迎接江西的解放。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江西省分会筹委会。1946年夏，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干事李世璋到江西发展组织，组成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江西省筹备委员会。1948年夏，孙其名到江西发展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成立民革江西省筹备委员会。两会分别在全省22个市县发展了自己的组织。1949年2月，这两个筹委会合并组成民革江西省分会筹备委员会，以汤允夫、孙其名、廖超伦、聂轰、武惕予为常务委员，汤允夫为主任委员。筹委会广泛开展爱国民主活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在黎川等地，组织武装，为迎接解放作了积极的工作。
在江西出现的党派组织还有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及几个小党的分支：
中国青年党江西省党部。青年党是抗战胜利后在江西组织发展最快、势力最大，也是内部纷争最为激烈的一支中间势力。该党在1945年12月重订政纲，宣称本国家主义精神，以建设全民福利的现代国家为宗旨，并以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作为其政治主张。江西的青年党组织，始于1928年。当时由南昌剑声中学校长邱大年负责，邱赴北平任教后，由继任校长熊恢主其事。后长期未有组织活动。1946年夏，熊恢在庐山被该党主席曾琦召见后，成立江西省临时党部，熊为方便在南京活动立法委员等职任，自任指导委员，而以辛植柏为主任委员实际负责党务。1947年8月3日，青年党江西省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会上，以熊恢等为首的“元老派”和以辛植柏为首的“实力派”发生激烈争执，结果元老派在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落败。元老派遂另召集会议和推举执行委员，“两方势成敌对”，熊、辛两人乃先后去南京青年党中央告状并寻求解决。10月，“原省党部奉令解散，另组整理委员会，着手整顿”，整委会由青年党中央委派的叶时修等7人组成，叶为主任委员。叶随后急欲扩大自己的力量，对熊、辛均形成威胁，两人遂又“愿捐弃成见，急谋合作，以便与叶时修竞争”。因此，青年党在江西的组织，一直内争不断，并不稳定。但这时，青年党因在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问题上，明确站在国民党一边，实际上成为国民党的政治盟友，故而江西青年党成员在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选举中，均参与其事，其利益得到国民党的保护。
江西青年党的经费，主要来自该党中央。其活动以吸收党员、宣传党纲（如宣传、销售该党所办《中华时报》、《青年周刊》、《青年生活》等报刊）和谋求参加地方政权为中心。其组织结构分四层，即省党部、市县支部、区分部、小组，特许国民党员秘密跨入该党。1947年时，已在南昌市和安义、丰城、高安、清江、万载、兴国、瑞金、泰和、分宜、安福、莲花、资溪、黎川、广丰、九江、瑞昌、彭泽等县设立支部或筹备处，并在南昌公开活动。有资料称全省党员“已达三千余名，其中以公教人员为最多，占二千三百名左右，学生占四百余名，商界最少约三百左右”。次年，该党在全省的组织发展及活动，还有进一步的扩大，全省大部分市县均有青年党的组织或人员（民社党亦如此），有的县规模还不小，如高安一县青年党成员达300多人。南昌解放前夕，主要成员大部离开江西先后去台湾，江西青年党组织随告瓦解。
中国民主社会党江西省支部。以张君劢为主席的民社党，其党章称“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为宗旨”，政治路线为“不走英美资本主义的路，亦不走苏联共产主义的路，而走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者中间的路”。1947年7月该党一大之后，即由中央指派高锃（又名粹光）为江西省支部主任委员，到江西发展组织。江西支部最初设在赣州，同年11月迁到南昌，由高锃之弟高鋞任主任委员，饶伯午为书记长，张建东、高锃、刘寿元、张玉民、殷慕萍为委员。先后在宜春、分宜、万载、临川、吉安、九江、萍乡、上饶、玉山、广丰、奉新、清江、定南等县设立分部筹备处。民社党“中央认为江西党务发展迅速”，极为重视，遂派出中央委员到赣视察和布置国大代表选举工作。由于民社党与青年党一样，在1947年秋冬支持国民党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该党也被国民党视为友党，江西民社党组织和成员得以参与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选举，其政治利益得到国民党的保护。但民社党中央每月仅发江西10余万元，故江西组织“经费困难”。
民社党江西组织其后内部出现纷争，李才彬（原任江西省立工专校长）因领导有大批党员，自成一派，经赴上海与该党中央主席等核心人物联络，被该党提名为江西立法委员候选人，并指定为江西支部改组筹备会主任委员，引起江西支部其他干部的不满。高鋞遂与饶伯午在南昌召开23人干部会议，会上发表了攻击李才彬的言论，否决了李任筹委会主委的提议，议定仍以原支部为党务最高机构，负责筹备省党部。民社党内部发生纠纷不独江西一地。据其中央总部1948年7月22日电称，各地党部因内部人事不协调发生纠纷、窒碍进行者孔多，“稍有不合，即交相诟病，函电中央；尤有甚者，乃至发泄私忿，互相倾轧”。而该党中央亦发生了分裂，因此，地方党务颇为混乱。年底，根据该党中央关于在中共部队接近地区结束党务的指令，江西民社党组织也就很快消散。
中国农民党江西支部筹委会。中国农民党1947年5月成立，宣称以唤醒农人自觉自主，维护农人正当权益，促进农工和城乡平衡发展，实现以农业农村为基本现代化的民主法治中国为宗旨。江西王沚川出席了该党一大，他原误以为是农民协会改名为农民党，故只是在江西邀集四五个农协会员举行座谈，并未发动征求党员，但表示各界对本党均极同情赞成，江西经战争后农村生活困苦，参加者一定踊跃。这就是说，作为一省的筹备人，他自己对该党理念、宗旨尚不明白。6月，该党中常会第四次会议决定，以张明善、钟南齐、王云森、林逢春、王儒钧为江西支部筹备委员，张为召集人。但据1948年4月1日的《中国农民党党务通告》（第八号）载称：“江西支部已洽妥筹备人选，即可展开工作”，表明过了10个月，江西并未展开什么党务活动。此后，未见该党在江西活动的记载。
中国新社会革命党江西办事处。该党1948年1月10日在南京成立，自称遵循三民主义，以团结革命同志，排除反革命障碍，推行新革命运动，建设新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宗旨。这是一个认为国民党已经衰落而使三民主义变质，又以所谓不适合国情、民族传统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党派。在人民解放战争凯歌行进之时，该党以“居第三方面”为名，屡次向国内外各方“呼吁和平”、“停止战争”。江西省政府一度对该党在江西的活动表示担心，曾向行政院请示其是否为合法政党、可否准予其公开挂牌活动，得行政院1948年11月26日第5322号训令，正式承认其为合法政党并通令全国。江西组织的具体情况不详，其党务活动由该党湘鄂赣党务特派员何鹏负责，但南昌是该党的重要据点，南昌樵舍镇德昌祥和南昌豫章后街17号（两处主人均为魏俊德）是其中央总部非常时期的通讯处、办事处。所谓“非常时期”，指“地方陷落”即被解放军占领，非常时期的党务则主要是布置潜伏，进行“地下工作”。
三民主义宪政同志会（简称“民宪会”）南昌分会。民宪会1946年4月10日在重庆成立。以孙科为名誉会长、吴尚鹰为理事长的民宪会，将“阐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促进宪政及完成民主政治”作为政纲，在南京设总会，各地设分会。南昌分会是该会各地分会中成立最早者，也是组织较为完备的一个地方分会。南昌分会以李德钊、涂璧、张良璆、康霓华、刘家树为常务干事，李德钊兼总干事；以辛安世、王德舆、应豪仲为常务监察。严格地说，民宪会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政纲的政党，只是国民党内的一个政治派别而已。
2？郾江西当局的政策
中国民主同盟被迫解散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它实际上被认为是一个非法政党，其活动受到当局的取缔。国民党江西当局对省内的民盟组织，严加监视和压迫。
江西国民党当局对其他各中间党派，在态度和政策上，除制宪国民大会选举期间外，实际也是高度戒备和监视。1947年5月3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接获中央密电：“各党派在各地之公开活动，自不便干涉，但各地党政机关仍应密切注意，如有违法活动，应依法处理。至参加政府之青年、民社两党，可准其公开挂牌。”5日，省党部即电令各市县党部，须明了各党派以及中共在地方之实际情形，“于各党各派与奸党在县内之活动情况，务仰切实查明其主持人为谁、活动方式如何、人数若干、凭借活动之背景为何、社会上对其反应如何以及本党如何应付之策略等，详细具报”。至此，国民党地方当局对各党派的政策态度基本明确了下来。
江西省主席王陵基对这些党派是不以为然的。1947年夏秋青年、民社两党转而支持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后，国民党中央对该两党遂取宽容政策，敷衍表面，称其为“友党”，不但允其公开挂牌，而且保证其国大代表名额，还要求各地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中，要安排该两党的人员。但王陵基并不执行，“对民、青两党人员，则取漠视态度”，对于全省选举事务所的人事，“不仅干事未留一席，即助干亦不留一席与友党，致使民、青两党委员不快”。当时有人认为，王陵基这种“竟对友党表面都不应酬，殊使友党难堪”的行为，是一种不顾国民党策略的失策，将成为严重影响政局乃至国民党中央威信的隐患，因此要求签请蒋介石预为防止。这件事被人密报后，引起了国民党上层的关注。可能是蒋介石出面干预（尚未见确切资料），王陵基的态度才转而发生改变。据《江西民国日报》报道，江西原来公开发表并报送南京的选举事务所委员名单，因无民、青两党人士参加，故被南京作出变更，变更之后，在江西4个区立法委员选举事务所，以及82个市县国大代表选举事务所中，每一个所均增加民、青委员各一名，最终形成了国民党与民社党、青年党三党合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选举事务所的格局（每一区所中，国民党代表至少占4名；县所中，国民党代表占3名，占主导地位）。几天后，蒋介石还致函江西周邦道、柯逢春等10人，令其让出所在县国大代表名额，让由友党提名候选，并要“协助友党人士当选”。其后，在江西省正式选举出的“行宪”国大代表中，民社党和青年党在82个名额中，各占了7人，在立法委员中也各有人入选。
各县党部对各党派事实上也相当警觉，即使对被视为友党者也不例外。如分宜县党部在向省执委会的报告中说：“近有青年党活动，主持人为张国兴，本县双林乡籍，县政府军事科长方某亦为负责人之一，现在大肆征求党员，煽惑一班青年学生及本党少数党员加入活动”，并附送秘密得到的青年党志愿书、登记表、誓词及声明书，要求省党部指示如何处置。安义县党部对民社党在该县的活动，则不但高度注意，而且还派人打入其内部。安义党部在给省党部的电文中称：“查中国民主社会党在本县筹组县党部，并于十月间派熊飞（系青年团团员）为筹备员，现已择定上河街四号办公，被征求入党者多为失意分子及地方流氓，计有张等数拾人。查熊飞系本县万年春茶社学徒出身，毫无领导力量，刻下未能发挥作用。本部为明了内容起见，已派本党党员蔡衍恩、毛端宏二同志打入该党为本会内线。兹检具该民主社会党政纲及入党申请书各一份，理合备文电送鉴核。”这种情况，并非个别县份才有，而是国民党省党部的统一布置。据记载，仅1947年，江西国民党组织即分别在青年党方面建立省级内线1人、县级内线48人，在民社党方面建立省级内线1人、县级内线21人，在民盟内部建立内线3人，同时还在各社会团体内部“建立内线共四十七名，经常监视各社团活动”。这就是说，即便在青年、民社两党投向国民党后，他们在南昌及各县市的活动，也仍处在国民党地方组织的严密监视之中，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及内线及时地密报到了省党部。
这就说明，国民党从未真心容许中间势力包括青年党、民社党这样的所谓“友党”的发展，而是从根本上将其视之为对国民党统治的公开或潜在的威胁，因此，运用打入内部等各种手法，严密监视其组织，掌控其活动，一直成为国民党省党部的一项重要工作，直到国民党在江西的统治结束后才告中止。国民党的这种严密控制，是中间力量难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