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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从建设新江西到“动员戡乱”
一、王陵基重提“建设新江西”
民族抗战取得伟大胜利和随后出现的和平建国的曙光，激发了人们医治战争创伤、建设新家园的热情。作为这一热情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江西在1946年初再次提出“建设新江西”的口号，并得到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支持。
1946年3月26日，国民政府改组江西省政府，由王陵基接替曹浩森出任省主席。王陵基是四川人，1938年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七十二军军长，率部出川加入第九战区，参加湘赣地区的抗日作战。次年6月升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其后主要在赣湘鄂边区进行敌后游击作战，无甚战果。抗战胜利后撤销战区时，转任驻江西的第七绥靖区司令，下辖两个集团军。因自请将其基干部队第七十二军调往长江北岸参加“剿共”，受到蒋介石的嘉许，随即被委任为江西省主席。
王陵基于4月8日到南昌履任。未掌理过行政事务的他，踌躇满志，很想在江西有点作为。因此，他一方面，着力在政治上营造不结帮拉派的超脱形象。他抗战时长期驻防赣北，深知熊式辉在江西势力极大。因此，他对外声称不将川官移植来赣，仅自带任师尚、宋相成赴任。5月间组建新一任省政府组成人员时，虽然通过行政院免去原主要人员职任，任命蒋志澄、洪轨、邱椿、胡嘉诏、任师尚、程懋型、宋相成、萧纯锦、唐新、熊遂等为省政府委员，以蒋志澄兼民政厅长，洪轨兼财政厅长，邱椿兼教育厅长，胡嘉诏兼建设厅长，任师尚兼秘书长，程懋型兼田赋粮食管理处长，宋相成兼保安副司令，但这些人，也大多不是他的亲信，“全省官吏，仍多是熊式辉的旧人，其中如建设厅长胡嘉诏等，情况既熟习，工作上又有办法，王陵基仍不得不倚靠熊式辉的旧部来推动工作”。他自己亦租居熊式辉在南昌市阳明路6号大院内的洋楼，与时任东北大员的熊式辉保持密切的联系。
一位署名“逸”的人在给其师、国民大会副秘书长洪兰友的信函中，谈论当时江西政治环境时说：“赣省政治环境，潜伏力较深，势力较强者，当首推政学系，因熊天翼氏主赣十年，当然培植不少力量，刻下熊氏虽离赣他调，然其部属仍在赣活动甚力，其最活动者，如建设厅长胡嘉诏，省参议会议长王枕心，省田粮处长熊漱冰，省党委刘已达及第五区专员冯琦等，胡嘉诏并主持政学系小组织‘地方政治研究会’。”据其所言，在江西政治圈中，除了势力最大的政学系外，尚有大同盟（洪轨、陈协中等）、复兴社（郭礼伯、蔡孟坚等）、CC派（李中襄等）等派系，明争暗斗，分合无定。王陵基的策略，倾向政学系，但对其他各方也“取一视同仁之态度”，尽管几个月后，就与CC派的李中襄发生激烈的矛盾。李中襄1946年7月出任民政厅厅长，不久王、李之间产生“意见不合，而李应付王之态度，亦有欠妥，致一度在省务会议时发生龃龉。彼等（即政学系大同盟等）正好乘此良机，从中挑拨，致使王李二人感情日趋破裂，终至调李回京，任师尚继掌民厅”。又由于南京调李中襄的命令发表过迟，王陵基疑为二陈（即陈果夫、陈立夫）从中支持李中襄，遂大发牢骚，对二陈乃至行政院长张群均有不满。这些派系斗争和政治纠纷，对地方政治的影响极大，始终是国民党执政期间无法消除的顽疾。但王陵基在江西省主席任上，对地方政治力量的笼络，总的来说是较为成功的。
另一方面，王陵基刚一到任，意图顺应民心，在建设问题上推出新东西。为此，他提出了“建设新江西”的口号、方针和计划。他宣布了六项施政方针，即政治上要按照以党领政、党员拥护政府的要求，党政合作，贯彻国民党的政纲政策，实现主义；用人上要以公字为出发点，慎选才能，重视品德，彻底革除贪污；财政上实行公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以不苛扰人民为原则；教育上实行强迫入学，发展基层教育，注重体育锻炼，增进人民健康；建设上，发展农田水利，迅速恢复交通；保安方面，积极整训团队，加强反共，“根绝残匪”，“健全法治精神，使一般人民能够明法、尊法与守法”。据此，省政府制定了《江西省建设纲要》。《纲要》共50条，内分伦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五项建设。又依据该纲要，编成五年建设计划，决定从1947年度起，按“分年进度”，次第施行。“建设新江西”的口号和计划，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抗战胜利后人们恢复和建设家园的愿望，但这些需要政治改良和很大经费投入的方针和计划，在当时的内外环境和现实条件下，也是脱离实际、缺乏现实可能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空言惑众、哗众取宠，许多条目都不可能事实上也确实未能真正付诸实践。随着全面内战的很快爆发，江西立即转入到反共反人民的所谓“动员戡乱”的内战轨道，“建设新江西”也就很快随之烟消云散。
在行政体制上，王陵基进行了一些制度性的因革。其中，如调整县等级，因涉及人员编制的变动，属于比较大的动作。1947年3月17日，省政府发出通令，认为此前实行的县分三等制度，已不能适合“战后各种客观条件变动颇多”的情况，决定“依据各县实际情形及地方财政状况”，重新调整确定县政府编制及各县等级。这一调整，经第1868次和1873次省务会议通过，从当年4月1日起施行。调整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分细县等级，即在原来的每一级内增加一级，将三级制改为六级制。全省83县等级具体划分为：
一等一级：鄱阳、萍乡、上饶、吉安、临川、赣县、宁都、浮梁、丰城、九江、南昌。
一等二级：修水、玉山、清江、贵溪、宜春、婺源、乐平、高安、南康。
二等一级：新建、大庾（余）、信丰、万载、广丰、瑞金、永丰、泰和、兴国、遂川、永新、余干、南城、铅山、雩（于）都、奉新、武宁、都昌。
二等二级：南丰、崇仁、龙南、东乡、彭泽、金溪、新喻（余）、黎川、吉水、上高、宜丰、弋阳、万安、余江、万年、进贤、安福、光泽、永修、湖口。
三等一级：分宜、宜黄、新淦（干）、乐安、广昌、莲花、石城、上犹、会昌、崇义、定南、安远、寻邬（乌）、德兴、虔南（全南）、靖安、瑞昌、德安、星子、安义。
三等二级：铜鼓、横峰、峡江、资溪、宁冈。
各等各级县政府的编制确定为：一等一级县，职员73名，公役18名；一等二级县，职员62名，公役16名；二等二级县，职员56名，公役13名；二等二级县，职员50名，公役11名；三等一级县，职员44名，公役10名；三等二级县，职员41名，公役10名。职员中包括县长一名；县政府内设机构，有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军事、社会、地政七科，秘书、会计、统计、合作、户政五室。这次县等级的调整，是抗战中期实施新县制以来，江西对县级行政体制的一次较大的调整，也是对抗战胜利后政府公务人员规模的一次稍有成效的控制。
王陵基在推行“建设新江西”的过程中，也曾做成一点事情。他根据抗战期间江西粮食调运一空的情况，向南京政府力争，将战后蒋介石为准备内战下达给江西的200万石征粮任务，缩减为50万石；在民间50万石亦无法完成时，又从省库中拨补10余万石以交差。深受战争创伤的江西经济从1946年起，有所复苏。一些工厂迁返南昌并恢复了生产，农业和垦殖事业略有起色，组建了统一的江西省银行并建立了全省银行库网，长江、赣江大堤得到修护，主干公路和浙赣铁路、南浔铁路修复通车，卫生、林业和茶叶运销等也有恢复，南昌市的人口，由1945年的14万人增加到了1947年的26万人。
1946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出席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后，到南昌、赣州巡视，这是抗战胜利后他第一次来江西。9月23日，蒋到达南昌。24日上午，蒋由王陵基等陪同，召见江西耆老彭程万、伍毓瑞、欧阳武、龚师曾及党、团、军、政人员，巡视南昌及有关机关，在谈话中，他肯定并支持“建设新的江西”的活动，要求党、团组织“配合政府与社会，针对地方实际需要，担负建设新江西之责任”。随后，在王陵基、蒋经国等陪同下飞往赣州。蒋在赣州先后观看八境台及阳明书院、儿童新村、正气中学以及大余西华山、梅关等处。26日离赣州返回南京。蒋在南昌和赣州时，均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据报道说，南昌群众“欢呼雷动”，“自行辕至南莲公路盛况非常”，赣州“民众夹道欢呼，口号声与掌声雷动，万人空巷，盛况非常”。这种情形，一方面是出于当局的组织，另一方面，也是赢得抗战胜利后，人们对国民党、蒋介石真实情感的表露。
二、“动员戡乱”体制的建立
战后短期出现的和平局面，因国民党于1946年夏发动内战而告消失。1947年下半年，解放军三路大军南下，国民党的中原防御体系被突破，武汉、南京和长江防线受到威胁，其他各战场的解放军也相继转入反攻，国民党从此在战略上陷入被动。7月4日，国民政府通过蒋介石提交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在国统区发起一场气势浩大的反共“动员戡乱”运动，以图解除政治、军事的困厄。
7月19日，江西举行“省会各界戡乱救国运动大会”，王陵基和省党部主委陈肇英、省参议会议长王枕心分别讲话，决定在全省进行人力、物力和财力总动员，一致起来“消灭共产党”。9月2日，江西省政府发布《为防匪戡乱告江西全省人士书》，宣告在江西推行“动员戡乱”运动。11月中旬，南京政府为联合华中各省力量，应对中共军队刘伯承部南下，在南京召开豫、鄂、湘、赣、皖、苏六省联合“剿匪”会议，会议对于划建绥靖区、加强军政配合及地方团队等，都有详细意见。根据会议精神，江西省政府分析全省形势，认为中共军队进军到长江北岸，与“本省滨江各县仅隔一衣带水，防范稍有不周，即有越江而南之虞”；江西四境山峰重叠，赣鄂、赣粤、赣闽、赣皖边境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活动频繁，“窜扰不已”；中共地下组织在省内“如有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因此，江西形势也是“危机四伏，隐患重重”，“加强剿匪工作准备，实为本省当前刻不容缓之图”。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分析，既反映了江西当时面对的基本形势，也反映了江西当局在1947年冬中国革命胜利进展面前的忧虑、惶急心态。在此心态下，省政府连续制定、颁布《江西省动员戡乱实施办法大纲》、《江西省动员戡乱时期施政准则》、《剿匪会报组织规程》等10多个法令。举凡民众自卫队之组训、保甲户口之严密编组、城垣碉堡之修筑、军糈之集运、县乡道路之修筑、船舶汽车之管制等等，无不详为规划，厘定专章。这些法令的颁布和实施，使全省政治、社会生活完全转入了“动员戡乱”的准军事体制。
江西省的“动员戡乱”工作，在统辖上，被划归华中“绥靖”体系，由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统一指挥。九江指挥部是在1947年11月南京六省“剿匪”会议后，国民政府为应对进入大别山区的中共军队刘伯承部的军事压力而组建的，由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任指挥，“坐镇九江，指挥华中军事，并指导鄂、豫、皖、赣、湘五省政务”。白崇禧在九江设立指挥部后，在九江坐镇的时间并不多，不久即将指挥部移到武汉（随后改称华中剿匪总指挥部，简称华中“剿总”）。江西全省“动员戡乱”事务的主要内容有：
1？郾设立专门机构，确定施政准则。江西主要设立两个机构，一是“剿匪会报”，为全省“动员戡乱”的主要领导机构，由省主席主持，党政军和参议会负责人共同组成。初期参加人员主要有王陵基，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省参议会议长王枕心，驻省第十集团军总司令欧震，省保安副司令曾戛初，省警察总队长张树春，省政府秘书长及各厅厅长等。“剿匪会报”下辖政治、军事、经济等各常设组，定期召开会议，“规划指导全省剿匪事宜”。二是“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按照1947年11月20日行政院关于各省（市）、县成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的密令，12月成立以省参议会议长王枕心为主任委员的“江西省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以民意机关即参议会议长为主持人是行政院的统一规定），该委员会任务为6项，即加强民众组训与地方自卫武力；发动地方人力、财力、物力从事戡乱建国；鼓励人民从军；沟通军民关系，加强军政配合；慰劳国军，救济难民；推行绥靖政策。其后，全省各市县均按省政府、省党部下发的县市组织规程，组建了这两个专门机构。
与此同时，《江西省动员戡乱时期施政准则》也随之出台。“准则”确定了全省在“动员戡乱”时期施政的基本方针和指导原则，宣称以“安定社会，改善民生，促进民主，以立自卫、自足、自治之基础，实现三民主义之建国目标”为施政总方向，“将工作重点置于自卫之上”，集中全省人力、财力、物力，直接或间接用于省防建设与国防建设。
2？郾召集大会，制造声势及决定提案。早在国民党中央决定实施动员体制时，江西省党部“为使全省民众作进一步之拥护动员戡乱命令，与彻底奉行起见”，即分别电令全省各直辖党部策动当地民众团体及民意机关，于1947年7月20日同时举行“戡乱救国运动大会”。南昌市的大会于同月19日在体育场举行，“计到一万九千八百余人，情绪异常热烈”。1947年12月19-22日，江西省党部为贯彻七省一市绥靖会议精神，会同省参议会召开有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和各县市党部书记长参加的戡乱会议，讨论有关组训、戡乱经费、自卫武器、民政、粮赋、治安、兵役、交通通讯及其他提案达97件，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动员戡乱工作实施要点》。省党部还组织绥靖区工作团分赴邻近湘鄂边境的10个县，进行动员督查，各县亦照《江西省各县戡乱工作队组织暂行办法》，组建工作队加强督导。
3？郾整训、加强保安部队。抗战胜利时，江西省有保安团队计14个团又4个大队。1946年6月，整编为8个保安总队、1个独立大队；同年11月再整编为6个总队、2个大队。1947年7月，成立江西省警保处，裁撤省保安司令部。为了全力推行“动员戡乱”，省政府从1948年年初开始，对保安团队进行整训和扩编。2月，恢复设立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并增编3个保安团；成立3个保安旅司令部，分别指挥9个保安团。保安团队的枪械弹药同时得到大力补充。这样，省政府便按正规军的编制，建立了一支拥有16000余人的常备武装力量。各县市的地方武装也均有加强。
4？郾加强省防建设。主要是制定省防计划，建立全省情报网搜集军事情报，划定边区各县为戒严县份，构筑省防工事。构筑工事重点以“防拒奸匪进犯省境为目的”，首先构筑赣北地区的江防工事；其次构筑省防要地南昌、吉安、赣州、上饶、宜春、南城等地的城防工事；再次构筑省境内各交通要线工事。工事种类有城墙、保安寨、碉堡群和碉堡铁丝网等。
此外，尚有根据国民政府《后方共产党之处置办法》，严厉整肃中共在江西的地下组织，抓捕、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举行由各报社负责人参加的宣传会报，在省政府、省党部人员主持下加强反共宣传；严密保甲组织，清查户口，厉行人口异动登记；严密登记、管制车辆船舶，并随时征集调用；修筑城乡道路，以利军运；加强征兵、征粮、征款，补充军政费用，等等。
江西省政府、省党部在江西建立的“动员戡乱”体制，是一种以反共为中心的准军事动员体制，其目的是为了对抗靠近长江北岸的解放军南下江西。它将全省人力、财力和物力等一切资源，集中投入到这种被名为“自卫”的准军事动员中，同时对人民大众实行严密的监视和控制。它的实施，不仅很快使建设事业陷入停顿，宣告了所谓“建设新江西”活动的结束，而且表明人民大众再次失去了言论和行动的自由，国民党的独裁反动统治，由此走向顶点。
三、江西国民党七代会的召开与党团合并
1946年12月5日，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这次大会，离1944年5月召开的全省第六次代表大会，不过两年半的时间。所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再开大会，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为了应对准备结束训政、开始宪政的政治形势，在各地部署对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选举等政治资源的争夺。因此，大会的四个主要内容是？押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巩固统一，解除一切非法武装；加强民生主义的建设；革新党务。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187人，代表江西全省126659名国民党党员（1946年底）。省党部主委陈肇英主持大会，省执行委员胡运鸿作党务工作报告，监察委员匡正宇作监察报告，省政府委员胡嘉诏作政府施政报告。大会收集并审查了202件提案，涉及党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内容。大会对两年来省党部在组织训练、宣传、人事、文化活动、妇女运动和监察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结与检讨，认为第六届省党部两年来，“以很少的钱做了不少的新事业”，本省党员“被除籍或被司法审判的是很少很少”。会议也认为，全省党员“与本省人口总数比较殊觉太少，农工妇女党员，数量更不广泛，各区党分部仍只有形式，且偏重城市。在活动上，党团观念，亦不见高，各社会服务处，服务意义甚微，多有营利色彩”。宣传方面，也有不足。大会称实施宪政是这“历史大转折时代”的“空前的创举”，“本党应在工作竞赛当中争取生存与发展”，因此要求全省党员“必须增进学能修养，加强奋斗力量，从工作博取民众的信仰，从行动感动人民的拥戴”，绝对铲除一切因循苟且、侥幸图存的思想，使国民党立于不败之基。会议还提出，农民、工人是国民党的基础，要广泛征收农民、工人入党，并选举“真正的农人工人来负实际的党务领导工作”。这次大会的内容，反映了在国民党中央标举宪政旗帜、加紧控制国家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形势下，江西省党部的基本思考与应对策略。
大会的选举颇有意思。会议在每个代表可书面提名2个候选人及代表自己报名竞选的基础上，形成了48名执行委员、38名监察委员的候选名单。经大会选举，以得票列前者选出21名执行委员、13名监察委员（均未分出候补委员，但前者5人、后者3人以“得票次多”即靠后加以区分），报中央核准。1947年2月，国民党中常会第53次会议按甲级列编核定，批准陈肇英等17人为执行委员、刘宜廷等7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匡正宇等9人为监察委员、陈颖昆等3人为候补监察委员，与代表大会的选举名单相比，执行委员多了3人，监察委员少了1人，这种情况，说明当时国民党的组织程序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即便是在高层也很不严密。
省七次代表大会开后不久，又接着进行党团合并。
1947年9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各省市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立即进行合并。合并后的省党部内，设置正副主任委员、正副书记长，主委以省党部现任主委为正，省支团部干事长为副；书记长以省党部现任书记长为正，支团部书记为副。随后，经国民党中常会第85次常会决议，陈肇英为党团合并后的国民党江西省执行委员会主委，詹钝鉴为副主委，陈际唐为书记长，李德廉为副书记长；同时任命陈肇英等9人为委员，组成江西省党团统一委员会，负责办理党团合并事宜。派出中央委员许孝炎到江西，指导合并事务。
10月13日上午，许孝炎召集省党部执、监委员，支团部干事、监察，及党、团部组长以上人员座谈，讲述党团合并进行程序及实施法令，下午，举行党团统一委员会谈话会，交换人事组织等方面的意见。江西的党团合并工作，开始进入实质性的运作。
10月15日，江西省党团统一委员会在豫章公园江西省党部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省党团组织统一在18日完成。这次会议，还确定了各县市党团统一委员会名单，推定薛秋泉等7人负责草拟《江西省动员戡乱实施办法》。18日上午，江西省党团合并仪式在省党部举行。先由江西三青团支团部人员在支团部举行升、降团旗仪式后，赴省党部参加合并仪式，继而省党团部人员相向列队，举行升旗礼，相互行一鞠躬礼，礼毕齐至礼堂举行合并大会，由省党部主委陈肇英、中央指导员许孝炎、监委陈宗莹等致词。江西省党团合并至此完成。
国民党这时进行党团合并，是有深刻的原因的。许孝炎在江西省党团合并大会致词中，谈到了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为了反共，他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军阀，不是封建势力，而是共党。共党有主义思想，有武装力量，其组织、宣传、斗争、技术天天在求进步，因此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要在这方面做得比他们好，比他们强，否则仅有军事成就是不足恃的。二是着眼于改变党不务实的状况，加强党的力量。他指出：“吾人检讨过去党的工作，深以未能务实为憾。自民国十七年开始训政以来，迄未能完全达成理想……今日政治之不上轨道，经济之日趋艰苦，驯至民穷财尽，农村破产，使共党有潜滋暗长的机会，都是吾人工作不切实际所致”，“总裁在四中全会时，曾沉痛的说过，军事政治什么问题，我都不担心，只有党才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吾人深切的感到，假定今后党务工作还是空空洞洞，若有若无，真是危险之至”。此外，当时在三青团与国民党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被腐败、空谈折腾得威信扫地的国民党，受到还很有些锐气的三青团的严厉攻击，党团合并也有解决这一实际问题的深意。这一点，在许孝炎的公开讲话中没有提及。
继省一级组织合并后，各县市党团组织的合并，也相继在11月间完成。
民族抗战取得伟大胜利和随后出现的和平建国的曙光，激发了人们医治战争创伤、建设新家园的热情。作为这一热情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江西在1946年初再次提出“建设新江西”的口号，并得到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支持。
1946年3月26日，国民政府改组江西省政府，由王陵基接替曹浩森出任省主席。王陵基是四川人，1938年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七十二军军长，率部出川加入第九战区，参加湘赣地区的抗日作战。次年6月升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其后主要在赣湘鄂边区进行敌后游击作战，无甚战果。抗战胜利后撤销战区时，转任驻江西的第七绥靖区司令，下辖两个集团军。因自请将其基干部队第七十二军调往长江北岸参加“剿共”，受到蒋介石的嘉许，随即被委任为江西省主席。
王陵基于4月8日到南昌履任。未掌理过行政事务的他，踌躇满志，很想在江西有点作为。因此，他一方面，着力在政治上营造不结帮拉派的超脱形象。他抗战时长期驻防赣北，深知熊式辉在江西势力极大。因此，他对外声称不将川官移植来赣，仅自带任师尚、宋相成赴任。5月间组建新一任省政府组成人员时，虽然通过行政院免去原主要人员职任，任命蒋志澄、洪轨、邱椿、胡嘉诏、任师尚、程懋型、宋相成、萧纯锦、唐新、熊遂等为省政府委员，以蒋志澄兼民政厅长，洪轨兼财政厅长，邱椿兼教育厅长，胡嘉诏兼建设厅长，任师尚兼秘书长，程懋型兼田赋粮食管理处长，宋相成兼保安副司令，但这些人，也大多不是他的亲信，“全省官吏，仍多是熊式辉的旧人，其中如建设厅长胡嘉诏等，情况既熟习，工作上又有办法，王陵基仍不得不倚靠熊式辉的旧部来推动工作”。他自己亦租居熊式辉在南昌市阳明路6号大院内的洋楼，与时任东北大员的熊式辉保持密切的联系。
一位署名“逸”的人在给其师、国民大会副秘书长洪兰友的信函中，谈论当时江西政治环境时说：“赣省政治环境，潜伏力较深，势力较强者，当首推政学系，因熊天翼氏主赣十年，当然培植不少力量，刻下熊氏虽离赣他调，然其部属仍在赣活动甚力，其最活动者，如建设厅长胡嘉诏，省参议会议长王枕心，省田粮处长熊漱冰，省党委刘已达及第五区专员冯琦等，胡嘉诏并主持政学系小组织‘地方政治研究会’。”据其所言，在江西政治圈中，除了势力最大的政学系外，尚有大同盟（洪轨、陈协中等）、复兴社（郭礼伯、蔡孟坚等）、CC派（李中襄等）等派系，明争暗斗，分合无定。王陵基的策略，倾向政学系，但对其他各方也“取一视同仁之态度”，尽管几个月后，就与CC派的李中襄发生激烈的矛盾。李中襄1946年7月出任民政厅厅长，不久王、李之间产生“意见不合，而李应付王之态度，亦有欠妥，致一度在省务会议时发生龃龉。彼等（即政学系大同盟等）正好乘此良机，从中挑拨，致使王李二人感情日趋破裂，终至调李回京，任师尚继掌民厅”。又由于南京调李中襄的命令发表过迟，王陵基疑为二陈（即陈果夫、陈立夫）从中支持李中襄，遂大发牢骚，对二陈乃至行政院长张群均有不满。这些派系斗争和政治纠纷，对地方政治的影响极大，始终是国民党执政期间无法消除的顽疾。但王陵基在江西省主席任上，对地方政治力量的笼络，总的来说是较为成功的。
另一方面，王陵基刚一到任，意图顺应民心，在建设问题上推出新东西。为此，他提出了“建设新江西”的口号、方针和计划。他宣布了六项施政方针，即政治上要按照以党领政、党员拥护政府的要求，党政合作，贯彻国民党的政纲政策，实现主义；用人上要以公字为出发点，慎选才能，重视品德，彻底革除贪污；财政上实行公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以不苛扰人民为原则；教育上实行强迫入学，发展基层教育，注重体育锻炼，增进人民健康；建设上，发展农田水利，迅速恢复交通；保安方面，积极整训团队，加强反共，“根绝残匪”，“健全法治精神，使一般人民能够明法、尊法与守法”。据此，省政府制定了《江西省建设纲要》。《纲要》共50条，内分伦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五项建设。又依据该纲要，编成五年建设计划，决定从1947年度起，按“分年进度”，次第施行。“建设新江西”的口号和计划，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抗战胜利后人们恢复和建设家园的愿望，但这些需要政治改良和很大经费投入的方针和计划，在当时的内外环境和现实条件下，也是脱离实际、缺乏现实可能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空言惑众、哗众取宠，许多条目都不可能事实上也确实未能真正付诸实践。随着全面内战的很快爆发，江西立即转入到反共反人民的所谓“动员戡乱”的内战轨道，“建设新江西”也就很快随之烟消云散。
在行政体制上，王陵基进行了一些制度性的因革。其中，如调整县等级，因涉及人员编制的变动，属于比较大的动作。1947年3月17日，省政府发出通令，认为此前实行的县分三等制度，已不能适合“战后各种客观条件变动颇多”的情况，决定“依据各县实际情形及地方财政状况”，重新调整确定县政府编制及各县等级。这一调整，经第1868次和1873次省务会议通过，从当年4月1日起施行。调整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分细县等级，即在原来的每一级内增加一级，将三级制改为六级制。全省83县等级具体划分为：
一等一级：鄱阳、萍乡、上饶、吉安、临川、赣县、宁都、浮梁、丰城、九江、南昌。
一等二级：修水、玉山、清江、贵溪、宜春、婺源、乐平、高安、南康。
二等一级：新建、大庾（余）、信丰、万载、广丰、瑞金、永丰、泰和、兴国、遂川、永新、余干、南城、铅山、雩（于）都、奉新、武宁、都昌。
二等二级：南丰、崇仁、龙南、东乡、彭泽、金溪、新喻（余）、黎川、吉水、上高、宜丰、弋阳、万安、余江、万年、进贤、安福、光泽、永修、湖口。
三等一级：分宜、宜黄、新淦（干）、乐安、广昌、莲花、石城、上犹、会昌、崇义、定南、安远、寻邬（乌）、德兴、虔南（全南）、靖安、瑞昌、德安、星子、安义。
三等二级：铜鼓、横峰、峡江、资溪、宁冈。
各等各级县政府的编制确定为：一等一级县，职员73名，公役18名；一等二级县，职员62名，公役16名；二等二级县，职员56名，公役13名；二等二级县，职员50名，公役11名；三等一级县，职员44名，公役10名；三等二级县，职员41名，公役10名。职员中包括县长一名；县政府内设机构，有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军事、社会、地政七科，秘书、会计、统计、合作、户政五室。这次县等级的调整，是抗战中期实施新县制以来，江西对县级行政体制的一次较大的调整，也是对抗战胜利后政府公务人员规模的一次稍有成效的控制。
王陵基在推行“建设新江西”的过程中，也曾做成一点事情。他根据抗战期间江西粮食调运一空的情况，向南京政府力争，将战后蒋介石为准备内战下达给江西的200万石征粮任务，缩减为50万石；在民间50万石亦无法完成时，又从省库中拨补10余万石以交差。深受战争创伤的江西经济从1946年起，有所复苏。一些工厂迁返南昌并恢复了生产，农业和垦殖事业略有起色，组建了统一的江西省银行并建立了全省银行库网，长江、赣江大堤得到修护，主干公路和浙赣铁路、南浔铁路修复通车，卫生、林业和茶叶运销等也有恢复，南昌市的人口，由1945年的14万人增加到了1947年的26万人。
1946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出席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后，到南昌、赣州巡视，这是抗战胜利后他第一次来江西。9月23日，蒋到达南昌。24日上午，蒋由王陵基等陪同，召见江西耆老彭程万、伍毓瑞、欧阳武、龚师曾及党、团、军、政人员，巡视南昌及有关机关，在谈话中，他肯定并支持“建设新的江西”的活动，要求党、团组织“配合政府与社会，针对地方实际需要，担负建设新江西之责任”。随后，在王陵基、蒋经国等陪同下飞往赣州。蒋在赣州先后观看八境台及阳明书院、儿童新村、正气中学以及大余西华山、梅关等处。26日离赣州返回南京。蒋在南昌和赣州时，均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据报道说，南昌群众“欢呼雷动”，“自行辕至南莲公路盛况非常”，赣州“民众夹道欢呼，口号声与掌声雷动，万人空巷，盛况非常”。这种情形，一方面是出于当局的组织，另一方面，也是赢得抗战胜利后，人们对国民党、蒋介石真实情感的表露。
二、“动员戡乱”体制的建立
战后短期出现的和平局面，因国民党于1946年夏发动内战而告消失。1947年下半年，解放军三路大军南下，国民党的中原防御体系被突破，武汉、南京和长江防线受到威胁，其他各战场的解放军也相继转入反攻，国民党从此在战略上陷入被动。7月4日，国民政府通过蒋介石提交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在国统区发起一场气势浩大的反共“动员戡乱”运动，以图解除政治、军事的困厄。
7月19日，江西举行“省会各界戡乱救国运动大会”，王陵基和省党部主委陈肇英、省参议会议长王枕心分别讲话，决定在全省进行人力、物力和财力总动员，一致起来“消灭共产党”。9月2日，江西省政府发布《为防匪戡乱告江西全省人士书》，宣告在江西推行“动员戡乱”运动。11月中旬，南京政府为联合华中各省力量，应对中共军队刘伯承部南下，在南京召开豫、鄂、湘、赣、皖、苏六省联合“剿匪”会议，会议对于划建绥靖区、加强军政配合及地方团队等，都有详细意见。根据会议精神，江西省政府分析全省形势，认为中共军队进军到长江北岸，与“本省滨江各县仅隔一衣带水，防范稍有不周，即有越江而南之虞”；江西四境山峰重叠，赣鄂、赣粤、赣闽、赣皖边境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活动频繁，“窜扰不已”；中共地下组织在省内“如有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因此，江西形势也是“危机四伏，隐患重重”，“加强剿匪工作准备，实为本省当前刻不容缓之图”。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分析，既反映了江西当时面对的基本形势，也反映了江西当局在1947年冬中国革命胜利进展面前的忧虑、惶急心态。在此心态下，省政府连续制定、颁布《江西省动员戡乱实施办法大纲》、《江西省动员戡乱时期施政准则》、《剿匪会报组织规程》等10多个法令。举凡民众自卫队之组训、保甲户口之严密编组、城垣碉堡之修筑、军糈之集运、县乡道路之修筑、船舶汽车之管制等等，无不详为规划，厘定专章。这些法令的颁布和实施，使全省政治、社会生活完全转入了“动员戡乱”的准军事体制。
江西省的“动员戡乱”工作，在统辖上，被划归华中“绥靖”体系，由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统一指挥。九江指挥部是在1947年11月南京六省“剿匪”会议后，国民政府为应对进入大别山区的中共军队刘伯承部的军事压力而组建的，由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任指挥，“坐镇九江，指挥华中军事，并指导鄂、豫、皖、赣、湘五省政务”。白崇禧在九江设立指挥部后，在九江坐镇的时间并不多，不久即将指挥部移到武汉（随后改称华中剿匪总指挥部，简称华中“剿总”）。江西全省“动员戡乱”事务的主要内容有：
1？郾设立专门机构，确定施政准则。江西主要设立两个机构，一是“剿匪会报”，为全省“动员戡乱”的主要领导机构，由省主席主持，党政军和参议会负责人共同组成。初期参加人员主要有王陵基，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省参议会议长王枕心，驻省第十集团军总司令欧震，省保安副司令曾戛初，省警察总队长张树春，省政府秘书长及各厅厅长等。“剿匪会报”下辖政治、军事、经济等各常设组，定期召开会议，“规划指导全省剿匪事宜”。二是“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按照1947年11月20日行政院关于各省（市）、县成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的密令，12月成立以省参议会议长王枕心为主任委员的“江西省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以民意机关即参议会议长为主持人是行政院的统一规定），该委员会任务为6项，即加强民众组训与地方自卫武力；发动地方人力、财力、物力从事戡乱建国；鼓励人民从军；沟通军民关系，加强军政配合；慰劳国军，救济难民；推行绥靖政策。其后，全省各市县均按省政府、省党部下发的县市组织规程，组建了这两个专门机构。
与此同时，《江西省动员戡乱时期施政准则》也随之出台。“准则”确定了全省在“动员戡乱”时期施政的基本方针和指导原则，宣称以“安定社会，改善民生，促进民主，以立自卫、自足、自治之基础，实现三民主义之建国目标”为施政总方向，“将工作重点置于自卫之上”，集中全省人力、财力、物力，直接或间接用于省防建设与国防建设。
2？郾召集大会，制造声势及决定提案。早在国民党中央决定实施动员体制时，江西省党部“为使全省民众作进一步之拥护动员戡乱命令，与彻底奉行起见”，即分别电令全省各直辖党部策动当地民众团体及民意机关，于1947年7月20日同时举行“戡乱救国运动大会”。南昌市的大会于同月19日在体育场举行，“计到一万九千八百余人，情绪异常热烈”。1947年12月19-22日，江西省党部为贯彻七省一市绥靖会议精神，会同省参议会召开有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和各县市党部书记长参加的戡乱会议，讨论有关组训、戡乱经费、自卫武器、民政、粮赋、治安、兵役、交通通讯及其他提案达97件，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动员戡乱工作实施要点》。省党部还组织绥靖区工作团分赴邻近湘鄂边境的10个县，进行动员督查，各县亦照《江西省各县戡乱工作队组织暂行办法》，组建工作队加强督导。
3？郾整训、加强保安部队。抗战胜利时，江西省有保安团队计14个团又4个大队。1946年6月，整编为8个保安总队、1个独立大队；同年11月再整编为6个总队、2个大队。1947年7月，成立江西省警保处，裁撤省保安司令部。为了全力推行“动员戡乱”，省政府从1948年年初开始，对保安团队进行整训和扩编。2月，恢复设立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并增编3个保安团；成立3个保安旅司令部，分别指挥9个保安团。保安团队的枪械弹药同时得到大力补充。这样，省政府便按正规军的编制，建立了一支拥有16000余人的常备武装力量。各县市的地方武装也均有加强。
4？郾加强省防建设。主要是制定省防计划，建立全省情报网搜集军事情报，划定边区各县为戒严县份，构筑省防工事。构筑工事重点以“防拒奸匪进犯省境为目的”，首先构筑赣北地区的江防工事；其次构筑省防要地南昌、吉安、赣州、上饶、宜春、南城等地的城防工事；再次构筑省境内各交通要线工事。工事种类有城墙、保安寨、碉堡群和碉堡铁丝网等。
此外，尚有根据国民政府《后方共产党之处置办法》，严厉整肃中共在江西的地下组织，抓捕、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举行由各报社负责人参加的宣传会报，在省政府、省党部人员主持下加强反共宣传；严密保甲组织，清查户口，厉行人口异动登记；严密登记、管制车辆船舶，并随时征集调用；修筑城乡道路，以利军运；加强征兵、征粮、征款，补充军政费用，等等。
江西省政府、省党部在江西建立的“动员戡乱”体制，是一种以反共为中心的准军事动员体制，其目的是为了对抗靠近长江北岸的解放军南下江西。它将全省人力、财力和物力等一切资源，集中投入到这种被名为“自卫”的准军事动员中，同时对人民大众实行严密的监视和控制。它的实施，不仅很快使建设事业陷入停顿，宣告了所谓“建设新江西”活动的结束，而且表明人民大众再次失去了言论和行动的自由，国民党的独裁反动统治，由此走向顶点。
三、江西国民党七代会的召开与党团合并
1946年12月5日，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这次大会，离1944年5月召开的全省第六次代表大会，不过两年半的时间。所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再开大会，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为了应对准备结束训政、开始宪政的政治形势，在各地部署对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选举等政治资源的争夺。因此，大会的四个主要内容是？押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巩固统一，解除一切非法武装；加强民生主义的建设；革新党务。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187人，代表江西全省126659名国民党党员（1946年底）。省党部主委陈肇英主持大会，省执行委员胡运鸿作党务工作报告，监察委员匡正宇作监察报告，省政府委员胡嘉诏作政府施政报告。大会收集并审查了202件提案，涉及党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内容。大会对两年来省党部在组织训练、宣传、人事、文化活动、妇女运动和监察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结与检讨，认为第六届省党部两年来，“以很少的钱做了不少的新事业”，本省党员“被除籍或被司法审判的是很少很少”。会议也认为，全省党员“与本省人口总数比较殊觉太少，农工妇女党员，数量更不广泛，各区党分部仍只有形式，且偏重城市。在活动上，党团观念，亦不见高，各社会服务处，服务意义甚微，多有营利色彩”。宣传方面，也有不足。大会称实施宪政是这“历史大转折时代”的“空前的创举”，“本党应在工作竞赛当中争取生存与发展”，因此要求全省党员“必须增进学能修养，加强奋斗力量，从工作博取民众的信仰，从行动感动人民的拥戴”，绝对铲除一切因循苟且、侥幸图存的思想，使国民党立于不败之基。会议还提出，农民、工人是国民党的基础，要广泛征收农民、工人入党，并选举“真正的农人工人来负实际的党务领导工作”。这次大会的内容，反映了在国民党中央标举宪政旗帜、加紧控制国家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形势下，江西省党部的基本思考与应对策略。
大会的选举颇有意思。会议在每个代表可书面提名2个候选人及代表自己报名竞选的基础上，形成了48名执行委员、38名监察委员的候选名单。经大会选举，以得票列前者选出21名执行委员、13名监察委员（均未分出候补委员，但前者5人、后者3人以“得票次多”即靠后加以区分），报中央核准。1947年2月，国民党中常会第53次会议按甲级列编核定，批准陈肇英等17人为执行委员、刘宜廷等7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匡正宇等9人为监察委员、陈颖昆等3人为候补监察委员，与代表大会的选举名单相比，执行委员多了3人，监察委员少了1人，这种情况，说明当时国民党的组织程序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即便是在高层也很不严密。
省七次代表大会开后不久，又接着进行党团合并。
1947年9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各省市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立即进行合并。合并后的省党部内，设置正副主任委员、正副书记长，主委以省党部现任主委为正，省支团部干事长为副；书记长以省党部现任书记长为正，支团部书记为副。随后，经国民党中常会第85次常会决议，陈肇英为党团合并后的国民党江西省执行委员会主委，詹钝鉴为副主委，陈际唐为书记长，李德廉为副书记长；同时任命陈肇英等9人为委员，组成江西省党团统一委员会，负责办理党团合并事宜。派出中央委员许孝炎到江西，指导合并事务。
10月13日上午，许孝炎召集省党部执、监委员，支团部干事、监察，及党、团部组长以上人员座谈，讲述党团合并进行程序及实施法令，下午，举行党团统一委员会谈话会，交换人事组织等方面的意见。江西的党团合并工作，开始进入实质性的运作。
10月15日，江西省党团统一委员会在豫章公园江西省党部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省党团组织统一在18日完成。这次会议，还确定了各县市党团统一委员会名单，推定薛秋泉等7人负责草拟《江西省动员戡乱实施办法》。18日上午，江西省党团合并仪式在省党部举行。先由江西三青团支团部人员在支团部举行升、降团旗仪式后，赴省党部参加合并仪式，继而省党团部人员相向列队，举行升旗礼，相互行一鞠躬礼，礼毕齐至礼堂举行合并大会，由省党部主委陈肇英、中央指导员许孝炎、监委陈宗莹等致词。江西省党团合并至此完成。
国民党这时进行党团合并，是有深刻的原因的。许孝炎在江西省党团合并大会致词中，谈到了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为了反共，他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军阀，不是封建势力，而是共党。共党有主义思想，有武装力量，其组织、宣传、斗争、技术天天在求进步，因此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要在这方面做得比他们好，比他们强，否则仅有军事成就是不足恃的。二是着眼于改变党不务实的状况，加强党的力量。他指出：“吾人检讨过去党的工作，深以未能务实为憾。自民国十七年开始训政以来，迄未能完全达成理想……今日政治之不上轨道，经济之日趋艰苦，驯至民穷财尽，农村破产，使共党有潜滋暗长的机会，都是吾人工作不切实际所致”，“总裁在四中全会时，曾沉痛的说过，军事政治什么问题，我都不担心，只有党才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吾人深切的感到，假定今后党务工作还是空空洞洞，若有若无，真是危险之至”。此外，当时在三青团与国民党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被腐败、空谈折腾得威信扫地的国民党，受到还很有些锐气的三青团的严厉攻击，党团合并也有解决这一实际问题的深意。这一点，在许孝炎的公开讲话中没有提及。
继省一级组织合并后，各县市党团组织的合并，也相继在11月间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