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江西通史 11——民国卷
> 第三十章 日军的暴行与对赣北沦陷区的统治
第三十章 日军的暴行与对赣北沦陷区的统治
一、侵赣日军的暴行
从1937年8月开始对南昌实行飞机轰炸，到次年6月直接侵入赣北，直至1945年8月中旬投降，日本侵略军在江西境内，烧杀淫掠毒无所不为，其残酷暴虐令人发指，对江西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1？郾残杀无辜，灭绝人性。日军在江西的直接残杀无辜，始于首先侵入赣北彭泽、湖口、瑞昌、九江一带之时。1938年7月20日，日军将湖口县周玺村100多村民驱押入一大屋内，用机枪集体扫射杀光。23日，再将周家坞村70多人集体杀害在村前田中。在湖口棠山一地，惨死于日军刀枪之下的无辜村民多达500多人。10月8日，星子县朱家港村（今温泉乡新塘坂村）躲避在山洞的38人，因晒衣暴露，被日军押至三祖庵用机枪扫射，其中死得最惨的芦善敏，竟被日军将头、手、足绑在5棵拉弯的山竹竹梢上，在突然将山竹松开后被五体分尸而死。据《九江人民革命史》记载，日军在赣北地区的扫荡中，见人就杀，而且进行杀人比赛，以杀人取乐。1939年4月的一天，日军将从星子县过湖来都昌的4位农民，绑在一张八仙桌的四只桌脚上，当作炮靶，用迫击炮轰击，把人打得血肉横飞。5月，都昌七角王伯昌村的王升财和王学镇因缺粮，到左里买谷，被日军抓去，强迫他们自己挖坑活埋了自己。左里蒋家村有两人被日军抓去，一人被铁钉钉在板壁上，日军用刀剥了他的皮，最后开膛挖心，一个被绑在长凳上肢解分了尸。
1939年3月，日军进攻南昌，士兵都接到了“把房子里的中国人都杀掉的命令”，灾难随即降临到南昌及附近各县人民头上。3月22日，安义县五房周村被日军杀死97人。24日，蔡村72人遭日军杀死。日军第一〇一师团、三十四师团、第七独立旅团先后屯驻南昌，对南昌地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惨死在日本宪兵队（驻中山路原中央银行大楼）的中国人达300余人。南昌县瓜山被日军杀害的平民达2700余人，埋人的坑后被称为“白骨坑”。向塘还有一个“万人坑”，全是被日军杀死的无辜者。5月28日，日军窜入罗家集河埠周村，因大肆奸淫烧杀遭到群众的反抗，日军竟架起机枪向手无寸铁的百姓扫射，并四处放火，全村一片焦土，被烧毁房屋800余栋，杀死村民1100多人，活埋30多人，52户被杀绝。日军在南昌地区所施暴行，“手段之恶毒残酷，方式之卑鄙，与禽兽无异。其杀害无辜的暴行有活埋、火烧、蒸煮、电击、马拖、倒悬、犬咬、暴晒、割肉、断肢、打活靶等种种灭绝人性的手段”。
在中日军队对峙拉锯的高安地区，被日军杀得血流成河。与高安毗邻的西山欧阳村遭到屠村，130多个村民包括30多个小孩，被日军活活烧死。在高安汪家的团山寺前的一块大田中，日军一次用机枪集体射杀600多人。1942年夏浙赣会战时，由浙江西进和由南昌东进南下的两路日军，对赣东进行疯狂屠杀。事后江西省政府派民政厅长王次甫等实地调查，所见“以上饶、玉山烧杀最惨，贵溪尤烈，景况凄凉，极待善后。敌此次进扰时，口号有曰：‘烧杀以助军威，奸淫以助军乐，抢劫以助军食’。其杀人方法有二十六种，临川文昌桥下，被害者数千人，崇仁、宜黄一带，数十里无人烟”，南城、金溪、崇仁、宜黄、南丰、鄱阳、清江等10余县“灾民多四散逃亡，十室九空”，“灾民在三百万以上”。1944年夏和次年春夏，日军侵入莲花、萍乡、遂川、赣州等赣西赣南地区，残杀无辜一仍其旧，仅在莲花，即杀死民众747人。日军在江西犯下的血迹斑斑的暴行，真正是罄竹难书！据1945年底的粗略调查，死于侵赣日军之手的江西无辜百姓有313249人，其中儿童33900人、妇女84379人，另有被杀伤者191201人。
2？郾烧毁民居，暴虐狠毒。烧光是日军“三光”暴行中紧接杀光的一项暴行。战地记者冯英子1939年到高安前线采访时，记下所见日军烧杀的现场情景：湘赣公路被日军占领的地段，沿线南北十里的房子都被烧光。从西山到赣江一带的村庄，约被烧毁2/3以上，几乎一间也没有了。西山欧阳村全村被日军一把火烧光，胡家村100多户全部被烧光，高安龙潭300多户“房子也统统烧光”。高安“县城两个部分，尽成为一片废墟”，到抗战胜利后人们所见的是“只见芦苇成林，砖瓦塞途，却找不出一间比较完整的房屋”。1942年夏日军在赣东地区的大肆烧杀，造成崇仁、宜黄一带数十里无人烟，南城城内房屋仅剩下26栋，其他全被烧光。临川郊外，村落房屋全被烧毁。余干县城“先后被烧了六次，最后一次烧了两天一晚。当时余干县城一片火海，数十里外可以看到县城的火焰。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人畜被关在屋内活活烧死”。二都、五都、二十八都等余干农村也遭烧杀，五都100多个大小村庄被烧得片瓦不留，一次没烧完就再烧一次，二十八都先后被烧了5次。由于农村面积大，而日军人数少，于是日军便2人或3人一组，分组放火，一个组每进一村，日军往往是肩背枪支，手拿蘸了煤油的火把，“村前村后，村左村右，四处放火，直到火势升起，蔓延开来，无法救灭，才离开这个村到另一个村庄去放火”。其他各县日军所过之处，城乡房屋无不遭受毁烧。全省战时被日军烧毁的房屋，竟占战前房屋总数的18.1%，即有近五分之一的房屋被烧毁，南昌房屋的被毁尤其严重，因遭日军轰炸或焚烧毁损者高达原有房屋总数的77.9%。
3？郾轰炸城市，摧毁工业。全省各地屡屡遭受日军的侵扰和狂轰滥炸，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难以数计。南昌已如上述，其他城市莫不如此。著名文学家许杰1939年秋在吉安见到的情景是：“吉安炸得很厉害，我们住的下永叔路一带，简直变成整片的瓦砾场。据旅馆里的茶房说，吉安前后被炸八九次，死伤人数也在四五千以上。”1942年1月15日，日机对赣州市的轰炸“尤为惨重，阳明路、中正路、天后宫、华兴街等处，均成一片焦土，市区精华损失过半，而人民所受生命财产以及时间精神上之损失，更难以数计”。
在城市建筑和重要设施惨遭日军炸毁的同时，江西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工业也被日军摧毁殆尽。如前所述，战前特别是战时，国民政府与江西地方为适应战时需要，创办了一批工矿企业，基本形成了江西工业经济的初步基础和规模。1944年冬到次年初，日军数个师团分别从湘东、粤北侵入赣西、赣南，江西“工业地区，均遭蹂躏”。在日军的摧毁下，江西公营工厂毁损大半，“尤以赣县、泰和两地之损失为最重”，总计达10余亿元，保全者仅剩6个厂；民营工厂数十家“因仓皇撤退，不及迁移，损失更属不赀”。经此打击，江西工业基础“尽付东流”，多年苦心经营换来的难得经济建设成果，瞬间被日军毁灭殆尽。日军对江西近代工业的这次摧残，是造成近现代江西经济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
4？郾强奸妇女，丧尽天良。所到之处疯狂地奸淫妇女，是日军兽行最为充分的展露。无论日军走到哪里，哪里的妇女便要遭殃。当时人们用一句话来形容日军的这种暴行，叫做“九十不嫌老，九岁不嫌小”。日军占领安义后，立即设立了“慰安所”，强迫全县每保派出一个妇女，3天一换，结果“去时是好端端的一个女人，出来时便须抬回家去”。1939年敌军侵占南昌后，在广润门外，将躲藏在关帝庙内的600余名妇女日夜轮奸，然后纵火焚烧。“对逃难妇女，老的已有六十多岁，幼的仅有十一二岁，日本兵将她们全部强行押往潮王洲背后的一个村庄里，强令自己脱去衣裤，然后强奸轮奸，当场奸死十多人……有二百多名没有逃脱的妇女，关在万寿宫内，身上被剥得一丝不挂，日本兵一批一批轮流集中奸淫。等到这群妇女被淫得死未死时，兽兵把她们分批缚绑起来，装在屋里，用洋油浇屋浇人，然后放火焚烧。”据国民党中央新闻社的电讯，侵赣日军对尼姑也不放过：“敌寇在南昌、新建等地，大施兽行，无恶不作……有敌酋一人，率领敌军十余人，在距南昌市六十里之岗山附近，强奸玉华观尼姑，并将寺内一切食物劫掠一空，扬长而去。尼姑痛愤清门受玷，复以生活无着，全寺尼姑十四名，举火自焚。”日本侵略军丧尽天良，行同禽兽。他们对妇女的摧残，或先奸后杀，或轮奸致死，或刀剜阴户，或挂奶铃取乐，手段残忍，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江西仅南昌地区，被日军强奸的妇女就达2万人以上，受害妇女年幼者仅8岁，年长者70岁。强奸后再遭屠杀者1.7万余名。日军就是这样一支旷绝中外古今的最为无耻和野蛮的军队。
5？郾施放毒气，传播细菌。与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日军在江西的作战中，也公然违背国际公约使用了毒气和细菌。在赣北作战中，日军因使用毒气先是进展顺利，后是得以逃脱更大的覆灭。在南昌会战中，日军1939年3月17日也曾想利用常规的舰船渡过修水河，无奈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阻击，连攻三天无法靠岸。19日起，遂开始对修水河对岸的中国第七十九、四十九军阵地实施极猛烈的毒弹轰击，致使中国军队伤亡惨重。20日傍晚，日军复“以200余门火炮进行了3个小时的火力准备，在19时20-30分的10分钟里，以全部炮兵进行化学急袭，共发射毒剂炮弹3000余发。随后，由野战瓦斯队在12公里的进攻正面同时施放中型毒剂筒15000个，毒烟越过约300米宽的修水河，将对岸中国军队第一线阵地2公里的纵深完全覆盖了。日军戴着防毒面具，于23日在虬津强渡成功”。在武宁作战中，中国军队第七十三、第八军阵地因为遭到日军飞机、重炮和毒剂弹的猛烈轰击，将士阵亡及中毒者接近半数，日军才终于攻占了武宁。进攻南昌中，日军也是因为在主攻方向上集中了强大的炮兵和化学部队，使用了大量毒气武器，才保障其步兵顺利攻占阵地，迅速直逼南昌。而中国军队向占领南昌的日军反击时，日军又一次依靠使用毒剂，而脱出困境。每当攻击受阻，或无法进展或陷于困境之时，就大量使用毒气，使中国军队失去抵抗力，是日军在中国境内能够迅速攻城掠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军在作战中还卑劣地使用细菌武器。据日军七三一部队的古都良维1949年12月28日在伯力军事法庭上的供词，在1942年7月浙赣作战时，他们120名七三一部队派出参加浙赣作战的队伍，南下到达南京、浙赣，这支“到华中去动作的远征队所负的最主要任务，是要在玉山城一带对中国军队及和平居民进行细菌军事破坏工作”，“就是用伤寒菌和副伤寒菌传染蓄水池、水井、建筑物的办法进行细菌攻击”。他们连同驻南京的细菌部队即荣字一四四部队，在浙西和赣东地区，一面把盛有细菌的瓶子投到水井、沼泽及和平居民住房里去，一面把细菌传播到中国战俘身上：“当时在该地设立有中国战俘集中营两处，其中被囚人数总共约为3000人。预备了3000个特制烧饼；烧饼是由远征队队员参加做成的。做好之后经过一定时间，就用药针把细菌注射到烧饼里去。在把烧饼传染细菌之后，就将其送到集中营去，在那里由懂得中国话的翻译官春日把这些烧饼分发给中国战俘。然后把他们全放走，目的是要引起伤寒和副伤寒流行病”。根据参与其事的日军交代和后来发现的他们的日记，在8月中旬日军第十五、二十二师团开始撤退之时，“对广信、广丰、玉山用鼠疫菌进行了攻击”。因此，日军退走后，立即引起上饶、广丰、玉山、德兴、贵溪、南城、临川等广大赣东地区“传染病极流行，饿毙及因传染病而死者极多”。据玉山县1957年的卫生工作报告记载：“日寇撤退后的玉山，传染病到处流行，天天闻哭声，村村有死人。”细菌病毒对该地区人民的危害，影响至今。
6？郾抢劫财物，强征劳役。日军“三光”政策中还有一项是抢光。疯狂抢夺侵占地区的一切物资，而不论这些地区是长期占领区还是短期侵入区，是侵赣日军的不变的暴行。日军1939年秋侵入高安，不但杀害男女4370人，掳去300人，焚毁房屋44200多栋，而且劫去稻米14.6万担，猪、牛、马1700头。日军侵入赣东，以扫荡为名，将所占领各县城与近郊10里之内的民间存粮、衣物、五金、牲畜等，抢掠一空，运往杭州。侵入莲花，“对凡能吃用的东西，如牲畜、粮食等，抢光抢尽，吃不完带不走的就糟蹋，或丢进厕所，或拉尿于上面”，莲花三板桥院背村仅64户，日军第一次进村时，抢去耕牛4头、生猪60头、母猪和猪仔15头、鸡615只、鸭292只、茶油788斤；第二次进村时，抢去稻谷3万多斤，并烧毁油茶子300多担、农具60余件、衣服500多件。日军侵入赣州，除了针对中美空军基地，更瞄准着赣州地区所拥有的大量战略物资--这在日军的作战命令中确有明白的指令。
日军在侵入地大量无偿地强征劳役，也达到惊人的程度。仅据峡江县档案馆所存一份《峡江县人民被敌征服劳役调查表》记载，1945年8月2-7日，日军撤退路过峡江时，即强征县城及附近5个乡的4620人为其挑运物资，共用工36960个。事后逃回者有4004人，死亡464人，失踪125人。如此算来，全省被日军强行征用的劳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日军对被征劳役者的虐待，也是极为残忍的。莲花三板桥一位60岁的老人和一位30多岁的患病青年，被日军抓去强迫当挑夫，因挑不动100多斤的担子长途跋涉，分别被日军活活用刀刺死和扁担打死；洋桥一位50多岁的农民在日军强迫他担东西去茶陵时，因脚痛难走，被击毙在路上，其家人连尸体都找不到。
侵赣日军的暴行，真正是罄竹难书。正如当年《江西民国日报》所指出：“不但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开我国历史上战争未有的先例，就是敌人的奸淫屠杀，也较之历史上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其残酷毒害，要超出几百倍。你看，敌人在占领区域内，对于我们的妇女，奸淫之后，继以酷刑；对于我们的民众，奴役之后，继以屠杀；对于我们的儿童，鞭笞之后，继以掳掠；对于我们的财产，抢劫之后，继以焚毁。再者，敌机在我不设防城市，滥肆轰炸，多少无辜生民，死于非命，多少财产房屋，化于灰烬。”这是一种悲愤的控诉。侵赣日军对江西人民犯下的累累血债，已经永久地为历史所记录。
二、江西伪政权的建立
随着赣北14县市的沦陷，日军逐步通过组织伪维持会和伪政府的形式，建立起对该地区的统治。
九江是江西最早沦陷于日军的地区，也是其后日军占领下的赣北14县市伪政权的中心。日军占领九江后，1938年8月1日成立了伪九江县政府筹备处，由朱文超任处长，还成立了由吴应墀任会长的维持会。次年，伪县政府、警察局、法院、保安队、商会等相继成立。王国瑞任伪县长，张世难任警察局局长，鸦片烟商罗锦章任商会会长，当时人称“三巨头”。日本人以正式官吏及顾问身份，监视伪政府工作，大小事情必须征得日本官员的同意，才能施行。日军还搜罗当地一批兵痞流氓，充当汉奸，建立特工情报系统，其名称有“宪佐”、“密侦”、“稽查”等，为日军收集情报，镇压抗日活动。
1939年3月27日，南昌陷落。4月15日，日军在南昌成立“治安维持会”，由胡蕙担任会长。继而成立南昌市政府筹备处，以万熙任处长。南昌与九江伪政权一样，被划归伪湖北省政府管辖。1941年7月，伪湖北省政府将南昌市政府筹备处转升为市政府，以万熙为市长。次年，伪市长由刘建达继任（万、刘均曾留学日本）。伪江西省政府成立后，南昌市由湖北改归江西管辖。1944年7月，伪江西省政府根据日本人的意图，撤销南昌市政府，将南昌并归南昌县政府管辖。在南昌沦陷期间，日军先后成立了许多机构，如南昌日军最高司令部、大日本南昌特务机关（挂牌于西大街“四友学业社”，机关设省财政厅内）、南昌宪兵司令部（在现中国人民银行南昌支行内）、南昌市政府指导部、日军监狱（设民德路现三中对面市一医院内）以及南昌市警察局、南昌地方检察院、南昌地方法院等等。这些机构，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对南昌人民实行严密的统治。如南昌市政府指导部，由日军特务机关的中川大郎兼任部长，分设日军指导员，分别控制着伪市政府的各个部门。
据1940年10月的一个调查，日军当时“对赣北伪组织不注重上层组织，着重下层组织之发展”。因此，“赣北各地方伪组织之设立，则甚普遍，凡属军事政治要点之处，几无一处无维持会之设立”，“然各地县以下虽有维持会之设立，而县与县间甚至县以下各地方伪组织间，亦各不相连，并无统一系统之组织。赣北虽亦有若干县份已成立伪县府，惟均徒托空名，并无统辖县以下各区各维持会之实权”，各地伪组织，均须“直接依附于当地敌驻军及特务机关之指挥”。在尚无上层伪组织的情况下，日军将在九江、南昌及赣北其他沦陷各县成立的伪政权，暂时分辖于湖北、安徽伪省政权。
另一方面，尽管赣北占领区地域不大，组建省级伪政权多少有些滑稽，但并不等于日伪没有这样的设想。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即谋在江西设立伪省政权。6月，南京伪政权派王道南任伪国民党江西省党员通讯处主任，到九江筹设江西党政组织。11月，王在日军占领的各市县建立通讯处后，即向汪伪中央呈文，要求尽早“颁令成立江西省政府以重地方而谋政权统一”。次年2月15日，汪精卫核准成立伪江西省政府，令伪行政院办理。其后，汪伪政权对此事百般努力，曾谋设立伪江西省政府筹备委员会，并拉一直与汪精卫关系亲密的原改组派骨干、时在江西吉安的萧淑宇出任伪省主席，但萧在由吉安准备潜赴南昌时，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侦知，因无法逃脱而于1942年4月27日畏罪自杀，成立伪省政权的事情遂被延期。但最后在日军的支持下，终告办成。时任伪南京政府参事、伪江西省和平运动促进会主任委员的刘子池在述及这一过程时说：“去年七月今年一月，曾一再苦心设法，冀其促成。至关系方面，虽因欧某盲动，微生阻力，旋因萧淑宇事件，仍允育成。”
1943年5月16日，汪伪国民政府任命伪首都警察总监邓祖禹为江西省长，正式组设伪江西省政府，同时决定：“所有暂属湖北省管辖之九江、星子、德安、瑞昌、南昌、永修、新建、安义等八县及南昌市、庐山特别区，暨暂属安徽省管辖之彭泽、湖口两县，均应归还江西省政府管辖。”6月19日，伪省政府在九江宣告成立。至此，日伪在江西正式建立起省级伪政权。江西省伪政权虽然所辖区域不大，居民很少，但就其性质而言，它是日军控制下具有殖民地性质的政权形态，因此，并不为江西人民所认可。
在组织伪政权的同时，日军还以编组伪军作为其“以华制华”的另一种手段。日军在江西的兵力，以1939年为最多，驻有第三十三师团、三十四师团、一〇一师团、一〇六师团及第十四旅团。同年底，因在赣北战场上受到重创，第一〇一、一〇六师团调回日本。此后赣北常驻日军约5万人，其中第三十三师团驻安义、武宁一带地区，第三十四师团驻南昌地区，独立第十四旅团（1942年4月10日扩编为第六十八师团）驻九江地区。1944年初，侵华日军发动所谓“大陆作战”，第三十四、六十八两师团被调出参战，赣北日军防守兵力剩下两个旅团（第七旅团驻南昌，第八十四旅团驻九江）。兵力不足，也是日本侵略者驱使伪军的重要原因。
赣北伪军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正规伪军”，具体数目尚未见准确资料，1940年底时有两个师的番号。这部分伪军多担任后方防务，陪伴日军“赴乡村抢劫奸淫，无所不为”，日军还驱使他们参加惨杀战俘及无辜人民，用以转移人们对日军的仇恨。另一部分为“保警队、自警团、治安保卫团等名目、以地方民间枪支结合所组成之伪军”，直辖于日军宣抚班（特务机关），经费来源一半出自日特机关，一半出自地方的筹款和贩卖日货的收入，“此项伪军平日在乡里作威作福，横行一时，使沦陷区人民均恨之刺骨”。伪政权人员和伪军的附敌，为日本侵略者维持沦陷区统治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日军指使下，压制盘剥沦陷区同胞，搜剿抗日情报人员和游击队，犯下严重的罪行。
日军对伪政权和伪军颐指气使，是一种绝对的统属关系。这一点，仅从日军驻武汉地区最高指挥官佐野忠义与伪驻武汉绥靖主任、湖北省长杨揆一，驻九江绥靖主任、江西省长高冠吾所签署的《关于武汉地区治安肃正之现地协定》，即可概见：首先，这个协定，完全由日军提出，第二天即要杨、高两人正式签印；杨、高“因时间及环境关系，未能事前请示”，即他们在签署协定前，竟然不敢或不能向南京伪中央汇报请示，便与佐野会同签字盖章，签署后才致电告诉汪精卫。这就是说，连最高的伪政权，也不被日军的地区指挥官放在眼里，地方伪政权头目，更是只有乖乖听命，不敢表示丝毫意见。其次，协定条文再次明确规定了日军指挥一切的权力。该协定正文全文如下：
一、日本军各机关与中国关系各机关，须互相保持紧密之联系，互相协力，以担当国民政府行政区域内之治安肃正。
为此，日本军主要担当关于作战警备事宜，中国方面主要担当关于政治工作事宜。更为使日本军现地兵团之军事行动，与中国方面现地机关之政治工作，符合一致起见，中国方面关于政治工作之企划指导，须与关系日本军现地兵团紧密联络之。
二、基于前条之趣旨，武汉方面日本军最高指挥官、各兵团长、各地区警备队长及各地宪兵队长，以及准此之部队长，暂时关于中国方面治安机关之配备，军事行动等政治肃正上之重要事项，于必要时得有指挥该担任警备范围内之中国方面治安机关长官之权。
前项日本军指挥官之指挥权，暂时规定对于全般。武汉方面中国治安机关，则归日本军最高指挥官。关于中国方面正规军、师、旅长，则归联队长或独立大队长以上者。对于省、县政府保安队长，省、市、县警察，则归当地兵团长、地区警备队长及宪兵队长，以及准此之部队长。
前述日本军各指挥官，认为必要时，得使其部下为指挥官，指挥认为必要之中国方面部下指挥官。
但此时委任指挥之日本军指挥官，须将其意趣明示中国方面指挥官。
三、前述各条之趣旨，日本军及中国方面治安机关，须使与此有关之部下了解。
四、本协定除日本军及中国方面治安机关以外，须严守秘密。
还须指出的是，日军在赣北以外的一些短期占领的地区，也组建过日伪临时权力组织，对当地人民实行残酷的管制。例如，从1945年2月5日占领赣州，至7月17日退出的5个月期间，日军利用汉奸戴鸣九、林吉棠等组织伪复兴委员会，任温学良为赣州镇伪镇长，并在水东乡、水西乡分设复兴会。伪复兴会实即伪政权。日军和伪组织“大肆搜劫民财，开烟赌娼禁，强施奴化教育，淫玩妇女，掳掠杀辱，无所不至，并时出四乡骚扰，民不堪命”。
三、日军对赣北沦陷区的统治
在日军的统治下，赣北沦陷地区的社会、经济，迅速陷入恐慌、萧条之中。
据《九江人民革命史》记载，日军占领九江后，划定大中路西至西门口、东至八角石、南到城内天主堂、花园饭店（原南湖宾馆二部）、北至九华门的一块地区，为中国人居住和经商地带；西门口以西至铁桥，为日本商人居住区；八角石以东为军事区，中国居民不能在此行走。全市居民无论大小，都要领取日本宪兵队发放的“安居证”，随时接受日伪的检查。日军从九江城到郊外设有三大关卡，即东门通往姑塘、星子等地公路的卡子，设在现在的国棉三厂附近；南门通往庐山脚下莲花洞的卡子，设在山川岭；九华门设有水上卡子。凡经过关卡的中国人，都要核对“安居证”，接受搜查，同时还要向日军哨兵深深鞠躬行礼，稍不留意即遭毒打。这种情况，在赣北其他地方也大体相同。日伪在占领区基本恢复了保甲组织，人人都必须备办良民证及通行证，人口变动均须向伪组织及特务机关报告。这些措施，也加剧了抗日游击队和情报人员活动的困难。
严密的统治带来了社会生活的萧条。据伪中央电讯社记者1940年5月的实地考察，九江昔年十万灯火，通明灿烂，沿江都是闹市，此时则面目都非，路面崎岖不平，灰沙飞扬，在战事时期，几百辆铁甲车开来开去，水泥路面完全坏了，至今只剩底层的沙石暴露在外面，至今无法修复原状。大中路中段早先树立的一座大自鸣钟，战时损坏了，便再也不能自鸣了。有资本的商人都跑掉了，剩下若干小商人，不过几十几百块本钱，第一个困难是找房子、修房子，第二个困难是各种货物无来源，米豆、夏布、纸张、木材、瓷器等所有江西著名的土产，都不能运到九江来，故许多店家无货供应，仅有的一点存货又都粗糙不堪，索价甚巨。记者因此判断：“从这两项事实上，看出九江市容的萧条，物质的缺乏”，“夜来市上更显得寂寞凄凉”。庐山也不例外，据伪庐山公署署长华徇安告诉记者，全山居民“而今剩下二十分之一而已”，外侨留下的只有50人。
日军占领南昌期间，南昌市人口是民国时期的最低谷。先是因为转移和疏散，全市1938年人口只剩126029人，比1937年的298576人减少过半。继而到日军占领南昌的1939年，全市人口下降为55908人，此后三年，虽略有增加，每年仅亦7万余人，最多一年的1945年，也只有145346人。这就是说，日军统治南昌时期，是南昌1926年设市以来人口最少的时期（设市时人口21万余人）。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日伪统治下的南昌市，是极为萧条、极无人气的。
据记者所见，1940年夏的德安，这个南浔铁路的要冲，县城的小小城墙上千疮百孔，破碎支离，蓬蒿长满了城门，看上去已如废墟模样。南昌城外的万寿宫，触目就是断墙颓垣，鸟粪遍地，几尊小菩萨断了臂，折了肱，东跌西倒。西山峰顶，军衣、弹片、水壶、军用器具，满地狼藉。
市面的萧条，源于日军为配合“以华制华”方针，以直接掠夺物资和经商贸易等形式，在沦陷区大肆掠夺中国资财，“以战养战”，支撑其侵略战争。日伪占领赣北期间，成立了专门的物资统制机构，负责各种物资的收集和统制。南浔铁路及南昌附近的浙赣铁路，由日军占领并管理，主要用于军事运输，并由日本通运公司经营旅客和货物运输。在南昌，日本商人在南昌市开设洋行、公司24家，控制了南昌市的经济命脉，大肆搜括资财物品以供应军需。《九江人民革命史》记载，日军占领九江后，大批日本商人蜂拥而入，整个大中路的城外段全部被日商霸占。一些属于日本财阀的垄断商业组织，也在九江设立了分支机构，“统制”棉花的有“东棉洋行”，“统制”皮革的有“岩井洋行”，“统制”其他土产物资的有“三井洋行”、“三菱洋行”，等等，这些大洋行的总机构都在日本本土，其经营多采取“物资交换”的方式，即以高价的工业消费品，交换廉价的中国农产品。日军将赣北的棉花等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日军对沦陷区人民直接掠夺的另一主要手段，是以等于废纸的“军用票”来勒取物资。1941年，日军令伪南昌市政府限期让每保征缴稻谷200石，“每石仅付军用票4元5角。如在限期内未缴齐者，加倍征缴”。次年，日军下令赣北沦陷区每县征缴粮食20万石，因民众“痛愤拒绝，敌乃将食盐统制停止发售，规定须以稻谷一担易取食盐一大碗”。手段之恶毒，可见一斑。日军就是使用如此手段，聚集粮食等大量物资，不仅解决在赣日军的食用，并且外运支援上海等地日军，如通过日商洪都公司将大批谷米转运上海，每月均在1000石以上。对于日军在赣北地区的掠夺经济资源，当年国民党战地巡视员胡雨林有一个概括：“凡属农产品均在敌收括之列。其在沦陷区敌势力可达到之处，有时以低价之军用手票收买，有时即连军用手票亦不给予，径行劫夺，美其名曰军用征发。其在接近我游击区之地区，则不惜重价收买以争取我方物资。敌对物资掠夺之处理，则由敌若干企业组织专司其事。其收购地点，在赣北以九江为中心，则由九江装运赴沪，以换取外汇。其收括方式，则由敌商人协同特务机关人员假手于伪组织人员为其办理。总之，敌在赣北对我经济资源之搜括，以至无所不用其极之程度。”
日军在赣北占领区还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当时，九江城区多数居民到外地逃难，儿童就学甚少，仅一所小学、一所中学。日军派人在学校监视授课情况，向教职员和学生灌输所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等内容，企图毒害和改变人们的心理。此外，强令中小学把日语列为必修课；在史地课本中，则肆意篡改中国的历史和疆域。
日军的殖民统治，对赣北地区的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摧残，同时给沦陷区的江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从1937年8月开始对南昌实行飞机轰炸，到次年6月直接侵入赣北，直至1945年8月中旬投降，日本侵略军在江西境内，烧杀淫掠毒无所不为，其残酷暴虐令人发指，对江西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1？郾残杀无辜，灭绝人性。日军在江西的直接残杀无辜，始于首先侵入赣北彭泽、湖口、瑞昌、九江一带之时。1938年7月20日，日军将湖口县周玺村100多村民驱押入一大屋内，用机枪集体扫射杀光。23日，再将周家坞村70多人集体杀害在村前田中。在湖口棠山一地，惨死于日军刀枪之下的无辜村民多达500多人。10月8日，星子县朱家港村（今温泉乡新塘坂村）躲避在山洞的38人，因晒衣暴露，被日军押至三祖庵用机枪扫射，其中死得最惨的芦善敏，竟被日军将头、手、足绑在5棵拉弯的山竹竹梢上，在突然将山竹松开后被五体分尸而死。据《九江人民革命史》记载，日军在赣北地区的扫荡中，见人就杀，而且进行杀人比赛，以杀人取乐。1939年4月的一天，日军将从星子县过湖来都昌的4位农民，绑在一张八仙桌的四只桌脚上，当作炮靶，用迫击炮轰击，把人打得血肉横飞。5月，都昌七角王伯昌村的王升财和王学镇因缺粮，到左里买谷，被日军抓去，强迫他们自己挖坑活埋了自己。左里蒋家村有两人被日军抓去，一人被铁钉钉在板壁上，日军用刀剥了他的皮，最后开膛挖心，一个被绑在长凳上肢解分了尸。
1939年3月，日军进攻南昌，士兵都接到了“把房子里的中国人都杀掉的命令”，灾难随即降临到南昌及附近各县人民头上。3月22日，安义县五房周村被日军杀死97人。24日，蔡村72人遭日军杀死。日军第一〇一师团、三十四师团、第七独立旅团先后屯驻南昌，对南昌地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惨死在日本宪兵队（驻中山路原中央银行大楼）的中国人达300余人。南昌县瓜山被日军杀害的平民达2700余人，埋人的坑后被称为“白骨坑”。向塘还有一个“万人坑”，全是被日军杀死的无辜者。5月28日，日军窜入罗家集河埠周村，因大肆奸淫烧杀遭到群众的反抗，日军竟架起机枪向手无寸铁的百姓扫射，并四处放火，全村一片焦土，被烧毁房屋800余栋，杀死村民1100多人，活埋30多人，52户被杀绝。日军在南昌地区所施暴行，“手段之恶毒残酷，方式之卑鄙，与禽兽无异。其杀害无辜的暴行有活埋、火烧、蒸煮、电击、马拖、倒悬、犬咬、暴晒、割肉、断肢、打活靶等种种灭绝人性的手段”。
在中日军队对峙拉锯的高安地区，被日军杀得血流成河。与高安毗邻的西山欧阳村遭到屠村，130多个村民包括30多个小孩，被日军活活烧死。在高安汪家的团山寺前的一块大田中，日军一次用机枪集体射杀600多人。1942年夏浙赣会战时，由浙江西进和由南昌东进南下的两路日军，对赣东进行疯狂屠杀。事后江西省政府派民政厅长王次甫等实地调查，所见“以上饶、玉山烧杀最惨，贵溪尤烈，景况凄凉，极待善后。敌此次进扰时，口号有曰：‘烧杀以助军威，奸淫以助军乐，抢劫以助军食’。其杀人方法有二十六种，临川文昌桥下，被害者数千人，崇仁、宜黄一带，数十里无人烟”，南城、金溪、崇仁、宜黄、南丰、鄱阳、清江等10余县“灾民多四散逃亡，十室九空”，“灾民在三百万以上”。1944年夏和次年春夏，日军侵入莲花、萍乡、遂川、赣州等赣西赣南地区，残杀无辜一仍其旧，仅在莲花，即杀死民众747人。日军在江西犯下的血迹斑斑的暴行，真正是罄竹难书！据1945年底的粗略调查，死于侵赣日军之手的江西无辜百姓有313249人，其中儿童33900人、妇女84379人，另有被杀伤者191201人。
2？郾烧毁民居，暴虐狠毒。烧光是日军“三光”暴行中紧接杀光的一项暴行。战地记者冯英子1939年到高安前线采访时，记下所见日军烧杀的现场情景：湘赣公路被日军占领的地段，沿线南北十里的房子都被烧光。从西山到赣江一带的村庄，约被烧毁2/3以上，几乎一间也没有了。西山欧阳村全村被日军一把火烧光，胡家村100多户全部被烧光，高安龙潭300多户“房子也统统烧光”。高安“县城两个部分，尽成为一片废墟”，到抗战胜利后人们所见的是“只见芦苇成林，砖瓦塞途，却找不出一间比较完整的房屋”。1942年夏日军在赣东地区的大肆烧杀，造成崇仁、宜黄一带数十里无人烟，南城城内房屋仅剩下26栋，其他全被烧光。临川郊外，村落房屋全被烧毁。余干县城“先后被烧了六次，最后一次烧了两天一晚。当时余干县城一片火海，数十里外可以看到县城的火焰。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人畜被关在屋内活活烧死”。二都、五都、二十八都等余干农村也遭烧杀，五都100多个大小村庄被烧得片瓦不留，一次没烧完就再烧一次，二十八都先后被烧了5次。由于农村面积大，而日军人数少，于是日军便2人或3人一组，分组放火，一个组每进一村，日军往往是肩背枪支，手拿蘸了煤油的火把，“村前村后，村左村右，四处放火，直到火势升起，蔓延开来，无法救灭，才离开这个村到另一个村庄去放火”。其他各县日军所过之处，城乡房屋无不遭受毁烧。全省战时被日军烧毁的房屋，竟占战前房屋总数的18.1%，即有近五分之一的房屋被烧毁，南昌房屋的被毁尤其严重，因遭日军轰炸或焚烧毁损者高达原有房屋总数的77.9%。
3？郾轰炸城市，摧毁工业。全省各地屡屡遭受日军的侵扰和狂轰滥炸，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难以数计。南昌已如上述，其他城市莫不如此。著名文学家许杰1939年秋在吉安见到的情景是：“吉安炸得很厉害，我们住的下永叔路一带，简直变成整片的瓦砾场。据旅馆里的茶房说，吉安前后被炸八九次，死伤人数也在四五千以上。”1942年1月15日，日机对赣州市的轰炸“尤为惨重，阳明路、中正路、天后宫、华兴街等处，均成一片焦土，市区精华损失过半，而人民所受生命财产以及时间精神上之损失，更难以数计”。
在城市建筑和重要设施惨遭日军炸毁的同时，江西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工业也被日军摧毁殆尽。如前所述，战前特别是战时，国民政府与江西地方为适应战时需要，创办了一批工矿企业，基本形成了江西工业经济的初步基础和规模。1944年冬到次年初，日军数个师团分别从湘东、粤北侵入赣西、赣南，江西“工业地区，均遭蹂躏”。在日军的摧毁下，江西公营工厂毁损大半，“尤以赣县、泰和两地之损失为最重”，总计达10余亿元，保全者仅剩6个厂；民营工厂数十家“因仓皇撤退，不及迁移，损失更属不赀”。经此打击，江西工业基础“尽付东流”，多年苦心经营换来的难得经济建设成果，瞬间被日军毁灭殆尽。日军对江西近代工业的这次摧残，是造成近现代江西经济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
4？郾强奸妇女，丧尽天良。所到之处疯狂地奸淫妇女，是日军兽行最为充分的展露。无论日军走到哪里，哪里的妇女便要遭殃。当时人们用一句话来形容日军的这种暴行，叫做“九十不嫌老，九岁不嫌小”。日军占领安义后，立即设立了“慰安所”，强迫全县每保派出一个妇女，3天一换，结果“去时是好端端的一个女人，出来时便须抬回家去”。1939年敌军侵占南昌后，在广润门外，将躲藏在关帝庙内的600余名妇女日夜轮奸，然后纵火焚烧。“对逃难妇女，老的已有六十多岁，幼的仅有十一二岁，日本兵将她们全部强行押往潮王洲背后的一个村庄里，强令自己脱去衣裤，然后强奸轮奸，当场奸死十多人……有二百多名没有逃脱的妇女，关在万寿宫内，身上被剥得一丝不挂，日本兵一批一批轮流集中奸淫。等到这群妇女被淫得死未死时，兽兵把她们分批缚绑起来，装在屋里，用洋油浇屋浇人，然后放火焚烧。”据国民党中央新闻社的电讯，侵赣日军对尼姑也不放过：“敌寇在南昌、新建等地，大施兽行，无恶不作……有敌酋一人，率领敌军十余人，在距南昌市六十里之岗山附近，强奸玉华观尼姑，并将寺内一切食物劫掠一空，扬长而去。尼姑痛愤清门受玷，复以生活无着，全寺尼姑十四名，举火自焚。”日本侵略军丧尽天良，行同禽兽。他们对妇女的摧残，或先奸后杀，或轮奸致死，或刀剜阴户，或挂奶铃取乐，手段残忍，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江西仅南昌地区，被日军强奸的妇女就达2万人以上，受害妇女年幼者仅8岁，年长者70岁。强奸后再遭屠杀者1.7万余名。日军就是这样一支旷绝中外古今的最为无耻和野蛮的军队。
5？郾施放毒气，传播细菌。与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日军在江西的作战中，也公然违背国际公约使用了毒气和细菌。在赣北作战中，日军因使用毒气先是进展顺利，后是得以逃脱更大的覆灭。在南昌会战中，日军1939年3月17日也曾想利用常规的舰船渡过修水河，无奈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阻击，连攻三天无法靠岸。19日起，遂开始对修水河对岸的中国第七十九、四十九军阵地实施极猛烈的毒弹轰击，致使中国军队伤亡惨重。20日傍晚，日军复“以200余门火炮进行了3个小时的火力准备，在19时20-30分的10分钟里，以全部炮兵进行化学急袭，共发射毒剂炮弹3000余发。随后，由野战瓦斯队在12公里的进攻正面同时施放中型毒剂筒15000个，毒烟越过约300米宽的修水河，将对岸中国军队第一线阵地2公里的纵深完全覆盖了。日军戴着防毒面具，于23日在虬津强渡成功”。在武宁作战中，中国军队第七十三、第八军阵地因为遭到日军飞机、重炮和毒剂弹的猛烈轰击，将士阵亡及中毒者接近半数，日军才终于攻占了武宁。进攻南昌中，日军也是因为在主攻方向上集中了强大的炮兵和化学部队，使用了大量毒气武器，才保障其步兵顺利攻占阵地，迅速直逼南昌。而中国军队向占领南昌的日军反击时，日军又一次依靠使用毒剂，而脱出困境。每当攻击受阻，或无法进展或陷于困境之时，就大量使用毒气，使中国军队失去抵抗力，是日军在中国境内能够迅速攻城掠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军在作战中还卑劣地使用细菌武器。据日军七三一部队的古都良维1949年12月28日在伯力军事法庭上的供词，在1942年7月浙赣作战时，他们120名七三一部队派出参加浙赣作战的队伍，南下到达南京、浙赣，这支“到华中去动作的远征队所负的最主要任务，是要在玉山城一带对中国军队及和平居民进行细菌军事破坏工作”，“就是用伤寒菌和副伤寒菌传染蓄水池、水井、建筑物的办法进行细菌攻击”。他们连同驻南京的细菌部队即荣字一四四部队，在浙西和赣东地区，一面把盛有细菌的瓶子投到水井、沼泽及和平居民住房里去，一面把细菌传播到中国战俘身上：“当时在该地设立有中国战俘集中营两处，其中被囚人数总共约为3000人。预备了3000个特制烧饼；烧饼是由远征队队员参加做成的。做好之后经过一定时间，就用药针把细菌注射到烧饼里去。在把烧饼传染细菌之后，就将其送到集中营去，在那里由懂得中国话的翻译官春日把这些烧饼分发给中国战俘。然后把他们全放走，目的是要引起伤寒和副伤寒流行病”。根据参与其事的日军交代和后来发现的他们的日记，在8月中旬日军第十五、二十二师团开始撤退之时，“对广信、广丰、玉山用鼠疫菌进行了攻击”。因此，日军退走后，立即引起上饶、广丰、玉山、德兴、贵溪、南城、临川等广大赣东地区“传染病极流行，饿毙及因传染病而死者极多”。据玉山县1957年的卫生工作报告记载：“日寇撤退后的玉山，传染病到处流行，天天闻哭声，村村有死人。”细菌病毒对该地区人民的危害，影响至今。
6？郾抢劫财物，强征劳役。日军“三光”政策中还有一项是抢光。疯狂抢夺侵占地区的一切物资，而不论这些地区是长期占领区还是短期侵入区，是侵赣日军的不变的暴行。日军1939年秋侵入高安，不但杀害男女4370人，掳去300人，焚毁房屋44200多栋，而且劫去稻米14.6万担，猪、牛、马1700头。日军侵入赣东，以扫荡为名，将所占领各县城与近郊10里之内的民间存粮、衣物、五金、牲畜等，抢掠一空，运往杭州。侵入莲花，“对凡能吃用的东西，如牲畜、粮食等，抢光抢尽，吃不完带不走的就糟蹋，或丢进厕所，或拉尿于上面”，莲花三板桥院背村仅64户，日军第一次进村时，抢去耕牛4头、生猪60头、母猪和猪仔15头、鸡615只、鸭292只、茶油788斤；第二次进村时，抢去稻谷3万多斤，并烧毁油茶子300多担、农具60余件、衣服500多件。日军侵入赣州，除了针对中美空军基地，更瞄准着赣州地区所拥有的大量战略物资--这在日军的作战命令中确有明白的指令。
日军在侵入地大量无偿地强征劳役，也达到惊人的程度。仅据峡江县档案馆所存一份《峡江县人民被敌征服劳役调查表》记载，1945年8月2-7日，日军撤退路过峡江时，即强征县城及附近5个乡的4620人为其挑运物资，共用工36960个。事后逃回者有4004人，死亡464人，失踪125人。如此算来，全省被日军强行征用的劳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日军对被征劳役者的虐待，也是极为残忍的。莲花三板桥一位60岁的老人和一位30多岁的患病青年，被日军抓去强迫当挑夫，因挑不动100多斤的担子长途跋涉，分别被日军活活用刀刺死和扁担打死；洋桥一位50多岁的农民在日军强迫他担东西去茶陵时，因脚痛难走，被击毙在路上，其家人连尸体都找不到。
侵赣日军的暴行，真正是罄竹难书。正如当年《江西民国日报》所指出：“不但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开我国历史上战争未有的先例，就是敌人的奸淫屠杀，也较之历史上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其残酷毒害，要超出几百倍。你看，敌人在占领区域内，对于我们的妇女，奸淫之后，继以酷刑；对于我们的民众，奴役之后，继以屠杀；对于我们的儿童，鞭笞之后，继以掳掠；对于我们的财产，抢劫之后，继以焚毁。再者，敌机在我不设防城市，滥肆轰炸，多少无辜生民，死于非命，多少财产房屋，化于灰烬。”这是一种悲愤的控诉。侵赣日军对江西人民犯下的累累血债，已经永久地为历史所记录。
二、江西伪政权的建立
随着赣北14县市的沦陷，日军逐步通过组织伪维持会和伪政府的形式，建立起对该地区的统治。
九江是江西最早沦陷于日军的地区，也是其后日军占领下的赣北14县市伪政权的中心。日军占领九江后，1938年8月1日成立了伪九江县政府筹备处，由朱文超任处长，还成立了由吴应墀任会长的维持会。次年，伪县政府、警察局、法院、保安队、商会等相继成立。王国瑞任伪县长，张世难任警察局局长，鸦片烟商罗锦章任商会会长，当时人称“三巨头”。日本人以正式官吏及顾问身份，监视伪政府工作，大小事情必须征得日本官员的同意，才能施行。日军还搜罗当地一批兵痞流氓，充当汉奸，建立特工情报系统，其名称有“宪佐”、“密侦”、“稽查”等，为日军收集情报，镇压抗日活动。
1939年3月27日，南昌陷落。4月15日，日军在南昌成立“治安维持会”，由胡蕙担任会长。继而成立南昌市政府筹备处，以万熙任处长。南昌与九江伪政权一样，被划归伪湖北省政府管辖。1941年7月，伪湖北省政府将南昌市政府筹备处转升为市政府，以万熙为市长。次年，伪市长由刘建达继任（万、刘均曾留学日本）。伪江西省政府成立后，南昌市由湖北改归江西管辖。1944年7月，伪江西省政府根据日本人的意图，撤销南昌市政府，将南昌并归南昌县政府管辖。在南昌沦陷期间，日军先后成立了许多机构，如南昌日军最高司令部、大日本南昌特务机关（挂牌于西大街“四友学业社”，机关设省财政厅内）、南昌宪兵司令部（在现中国人民银行南昌支行内）、南昌市政府指导部、日军监狱（设民德路现三中对面市一医院内）以及南昌市警察局、南昌地方检察院、南昌地方法院等等。这些机构，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对南昌人民实行严密的统治。如南昌市政府指导部，由日军特务机关的中川大郎兼任部长，分设日军指导员，分别控制着伪市政府的各个部门。
据1940年10月的一个调查，日军当时“对赣北伪组织不注重上层组织，着重下层组织之发展”。因此，“赣北各地方伪组织之设立，则甚普遍，凡属军事政治要点之处，几无一处无维持会之设立”，“然各地县以下虽有维持会之设立，而县与县间甚至县以下各地方伪组织间，亦各不相连，并无统一系统之组织。赣北虽亦有若干县份已成立伪县府，惟均徒托空名，并无统辖县以下各区各维持会之实权”，各地伪组织，均须“直接依附于当地敌驻军及特务机关之指挥”。在尚无上层伪组织的情况下，日军将在九江、南昌及赣北其他沦陷各县成立的伪政权，暂时分辖于湖北、安徽伪省政权。
另一方面，尽管赣北占领区地域不大，组建省级伪政权多少有些滑稽，但并不等于日伪没有这样的设想。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即谋在江西设立伪省政权。6月，南京伪政权派王道南任伪国民党江西省党员通讯处主任，到九江筹设江西党政组织。11月，王在日军占领的各市县建立通讯处后，即向汪伪中央呈文，要求尽早“颁令成立江西省政府以重地方而谋政权统一”。次年2月15日，汪精卫核准成立伪江西省政府，令伪行政院办理。其后，汪伪政权对此事百般努力，曾谋设立伪江西省政府筹备委员会，并拉一直与汪精卫关系亲密的原改组派骨干、时在江西吉安的萧淑宇出任伪省主席，但萧在由吉安准备潜赴南昌时，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侦知，因无法逃脱而于1942年4月27日畏罪自杀，成立伪省政权的事情遂被延期。但最后在日军的支持下，终告办成。时任伪南京政府参事、伪江西省和平运动促进会主任委员的刘子池在述及这一过程时说：“去年七月今年一月，曾一再苦心设法，冀其促成。至关系方面，虽因欧某盲动，微生阻力，旋因萧淑宇事件，仍允育成。”
1943年5月16日，汪伪国民政府任命伪首都警察总监邓祖禹为江西省长，正式组设伪江西省政府，同时决定：“所有暂属湖北省管辖之九江、星子、德安、瑞昌、南昌、永修、新建、安义等八县及南昌市、庐山特别区，暨暂属安徽省管辖之彭泽、湖口两县，均应归还江西省政府管辖。”6月19日，伪省政府在九江宣告成立。至此，日伪在江西正式建立起省级伪政权。江西省伪政权虽然所辖区域不大，居民很少，但就其性质而言，它是日军控制下具有殖民地性质的政权形态，因此，并不为江西人民所认可。
在组织伪政权的同时，日军还以编组伪军作为其“以华制华”的另一种手段。日军在江西的兵力，以1939年为最多，驻有第三十三师团、三十四师团、一〇一师团、一〇六师团及第十四旅团。同年底，因在赣北战场上受到重创，第一〇一、一〇六师团调回日本。此后赣北常驻日军约5万人，其中第三十三师团驻安义、武宁一带地区，第三十四师团驻南昌地区，独立第十四旅团（1942年4月10日扩编为第六十八师团）驻九江地区。1944年初，侵华日军发动所谓“大陆作战”，第三十四、六十八两师团被调出参战，赣北日军防守兵力剩下两个旅团（第七旅团驻南昌，第八十四旅团驻九江）。兵力不足，也是日本侵略者驱使伪军的重要原因。
赣北伪军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正规伪军”，具体数目尚未见准确资料，1940年底时有两个师的番号。这部分伪军多担任后方防务，陪伴日军“赴乡村抢劫奸淫，无所不为”，日军还驱使他们参加惨杀战俘及无辜人民，用以转移人们对日军的仇恨。另一部分为“保警队、自警团、治安保卫团等名目、以地方民间枪支结合所组成之伪军”，直辖于日军宣抚班（特务机关），经费来源一半出自日特机关，一半出自地方的筹款和贩卖日货的收入，“此项伪军平日在乡里作威作福，横行一时，使沦陷区人民均恨之刺骨”。伪政权人员和伪军的附敌，为日本侵略者维持沦陷区统治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日军指使下，压制盘剥沦陷区同胞，搜剿抗日情报人员和游击队，犯下严重的罪行。
日军对伪政权和伪军颐指气使，是一种绝对的统属关系。这一点，仅从日军驻武汉地区最高指挥官佐野忠义与伪驻武汉绥靖主任、湖北省长杨揆一，驻九江绥靖主任、江西省长高冠吾所签署的《关于武汉地区治安肃正之现地协定》，即可概见：首先，这个协定，完全由日军提出，第二天即要杨、高两人正式签印；杨、高“因时间及环境关系，未能事前请示”，即他们在签署协定前，竟然不敢或不能向南京伪中央汇报请示，便与佐野会同签字盖章，签署后才致电告诉汪精卫。这就是说，连最高的伪政权，也不被日军的地区指挥官放在眼里，地方伪政权头目，更是只有乖乖听命，不敢表示丝毫意见。其次，协定条文再次明确规定了日军指挥一切的权力。该协定正文全文如下：
一、日本军各机关与中国关系各机关，须互相保持紧密之联系，互相协力，以担当国民政府行政区域内之治安肃正。
为此，日本军主要担当关于作战警备事宜，中国方面主要担当关于政治工作事宜。更为使日本军现地兵团之军事行动，与中国方面现地机关之政治工作，符合一致起见，中国方面关于政治工作之企划指导，须与关系日本军现地兵团紧密联络之。
二、基于前条之趣旨，武汉方面日本军最高指挥官、各兵团长、各地区警备队长及各地宪兵队长，以及准此之部队长，暂时关于中国方面治安机关之配备，军事行动等政治肃正上之重要事项，于必要时得有指挥该担任警备范围内之中国方面治安机关长官之权。
前项日本军指挥官之指挥权，暂时规定对于全般。武汉方面中国治安机关，则归日本军最高指挥官。关于中国方面正规军、师、旅长，则归联队长或独立大队长以上者。对于省、县政府保安队长，省、市、县警察，则归当地兵团长、地区警备队长及宪兵队长，以及准此之部队长。
前述日本军各指挥官，认为必要时，得使其部下为指挥官，指挥认为必要之中国方面部下指挥官。
但此时委任指挥之日本军指挥官，须将其意趣明示中国方面指挥官。
三、前述各条之趣旨，日本军及中国方面治安机关，须使与此有关之部下了解。
四、本协定除日本军及中国方面治安机关以外，须严守秘密。
还须指出的是，日军在赣北以外的一些短期占领的地区，也组建过日伪临时权力组织，对当地人民实行残酷的管制。例如，从1945年2月5日占领赣州，至7月17日退出的5个月期间，日军利用汉奸戴鸣九、林吉棠等组织伪复兴委员会，任温学良为赣州镇伪镇长，并在水东乡、水西乡分设复兴会。伪复兴会实即伪政权。日军和伪组织“大肆搜劫民财，开烟赌娼禁，强施奴化教育，淫玩妇女，掳掠杀辱，无所不至，并时出四乡骚扰，民不堪命”。
三、日军对赣北沦陷区的统治
在日军的统治下，赣北沦陷地区的社会、经济，迅速陷入恐慌、萧条之中。
据《九江人民革命史》记载，日军占领九江后，划定大中路西至西门口、东至八角石、南到城内天主堂、花园饭店（原南湖宾馆二部）、北至九华门的一块地区，为中国人居住和经商地带；西门口以西至铁桥，为日本商人居住区；八角石以东为军事区，中国居民不能在此行走。全市居民无论大小，都要领取日本宪兵队发放的“安居证”，随时接受日伪的检查。日军从九江城到郊外设有三大关卡，即东门通往姑塘、星子等地公路的卡子，设在现在的国棉三厂附近；南门通往庐山脚下莲花洞的卡子，设在山川岭；九华门设有水上卡子。凡经过关卡的中国人，都要核对“安居证”，接受搜查，同时还要向日军哨兵深深鞠躬行礼，稍不留意即遭毒打。这种情况，在赣北其他地方也大体相同。日伪在占领区基本恢复了保甲组织，人人都必须备办良民证及通行证，人口变动均须向伪组织及特务机关报告。这些措施，也加剧了抗日游击队和情报人员活动的困难。
严密的统治带来了社会生活的萧条。据伪中央电讯社记者1940年5月的实地考察，九江昔年十万灯火，通明灿烂，沿江都是闹市，此时则面目都非，路面崎岖不平，灰沙飞扬，在战事时期，几百辆铁甲车开来开去，水泥路面完全坏了，至今只剩底层的沙石暴露在外面，至今无法修复原状。大中路中段早先树立的一座大自鸣钟，战时损坏了，便再也不能自鸣了。有资本的商人都跑掉了，剩下若干小商人，不过几十几百块本钱，第一个困难是找房子、修房子，第二个困难是各种货物无来源，米豆、夏布、纸张、木材、瓷器等所有江西著名的土产，都不能运到九江来，故许多店家无货供应，仅有的一点存货又都粗糙不堪，索价甚巨。记者因此判断：“从这两项事实上，看出九江市容的萧条，物质的缺乏”，“夜来市上更显得寂寞凄凉”。庐山也不例外，据伪庐山公署署长华徇安告诉记者，全山居民“而今剩下二十分之一而已”，外侨留下的只有50人。
日军占领南昌期间，南昌市人口是民国时期的最低谷。先是因为转移和疏散，全市1938年人口只剩126029人，比1937年的298576人减少过半。继而到日军占领南昌的1939年，全市人口下降为55908人，此后三年，虽略有增加，每年仅亦7万余人，最多一年的1945年，也只有145346人。这就是说，日军统治南昌时期，是南昌1926年设市以来人口最少的时期（设市时人口21万余人）。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日伪统治下的南昌市，是极为萧条、极无人气的。
据记者所见，1940年夏的德安，这个南浔铁路的要冲，县城的小小城墙上千疮百孔，破碎支离，蓬蒿长满了城门，看上去已如废墟模样。南昌城外的万寿宫，触目就是断墙颓垣，鸟粪遍地，几尊小菩萨断了臂，折了肱，东跌西倒。西山峰顶，军衣、弹片、水壶、军用器具，满地狼藉。
市面的萧条，源于日军为配合“以华制华”方针，以直接掠夺物资和经商贸易等形式，在沦陷区大肆掠夺中国资财，“以战养战”，支撑其侵略战争。日伪占领赣北期间，成立了专门的物资统制机构，负责各种物资的收集和统制。南浔铁路及南昌附近的浙赣铁路，由日军占领并管理，主要用于军事运输，并由日本通运公司经营旅客和货物运输。在南昌，日本商人在南昌市开设洋行、公司24家，控制了南昌市的经济命脉，大肆搜括资财物品以供应军需。《九江人民革命史》记载，日军占领九江后，大批日本商人蜂拥而入，整个大中路的城外段全部被日商霸占。一些属于日本财阀的垄断商业组织，也在九江设立了分支机构，“统制”棉花的有“东棉洋行”，“统制”皮革的有“岩井洋行”，“统制”其他土产物资的有“三井洋行”、“三菱洋行”，等等，这些大洋行的总机构都在日本本土，其经营多采取“物资交换”的方式，即以高价的工业消费品，交换廉价的中国农产品。日军将赣北的棉花等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日军对沦陷区人民直接掠夺的另一主要手段，是以等于废纸的“军用票”来勒取物资。1941年，日军令伪南昌市政府限期让每保征缴稻谷200石，“每石仅付军用票4元5角。如在限期内未缴齐者，加倍征缴”。次年，日军下令赣北沦陷区每县征缴粮食20万石，因民众“痛愤拒绝，敌乃将食盐统制停止发售，规定须以稻谷一担易取食盐一大碗”。手段之恶毒，可见一斑。日军就是使用如此手段，聚集粮食等大量物资，不仅解决在赣日军的食用，并且外运支援上海等地日军，如通过日商洪都公司将大批谷米转运上海，每月均在1000石以上。对于日军在赣北地区的掠夺经济资源，当年国民党战地巡视员胡雨林有一个概括：“凡属农产品均在敌收括之列。其在沦陷区敌势力可达到之处，有时以低价之军用手票收买，有时即连军用手票亦不给予，径行劫夺，美其名曰军用征发。其在接近我游击区之地区，则不惜重价收买以争取我方物资。敌对物资掠夺之处理，则由敌若干企业组织专司其事。其收购地点，在赣北以九江为中心，则由九江装运赴沪，以换取外汇。其收括方式，则由敌商人协同特务机关人员假手于伪组织人员为其办理。总之，敌在赣北对我经济资源之搜括，以至无所不用其极之程度。”
日军在赣北占领区还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当时，九江城区多数居民到外地逃难，儿童就学甚少，仅一所小学、一所中学。日军派人在学校监视授课情况，向教职员和学生灌输所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等内容，企图毒害和改变人们的心理。此外，强令中小学把日语列为必修课；在史地课本中，则肆意篡改中国的历史和疆域。
日军的殖民统治，对赣北地区的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摧残，同时给沦陷区的江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