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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蒋经国与“新赣南”建设
一、建设“新赣南”的由来
战时江西后方政治中一件在国内外都富有影响的事情，是蒋经国领导的“新赣南”建设。
蒋经国（1910-1988年）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长子。早年留学苏联，在苏联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1937年回国。1938年3月，蒋经国来到江西，出任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9月任江西新兵督练处处长，参与筹划庐山抗日游击战，并曾坚持秘密上山看望孤军坚守庐山的杨遇春部保安游击部队。1939年6月，出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辖赣南11县）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同时兼任赣县县长。到1945年2月离任去重庆，蒋经国在赣南任上计达6年。
蒋经国到赣南就任时，面临的形势和环境已相当严峻：上海、杭州、广州和武汉等重地已经失守，江西省会南昌及赣北也已经沦陷，江西成为东南抗日战争的前线，境内驻有第三、九两个战区的部队，分别在赣东和赣西北与日军形成对峙，全省比较安全的地区只剩赣西赣南。江西承担着从人力和物力上支撑东南抗日作战、屏蔽西南大后方的重大任务，地位日显紧要。就赣南而言，该区地处赣粤湘三省毗邻之区，虽为前线的后方，但也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就在蒋经国接任的次日即1939年6月12日，日机即分批空袭赣州，专署四周被炸，伤亡百余人，蒋经国的住宅亦遭机枪扫射，其妻子、儿子只得隐迁到城外通天庙中居住。此后10余天内，赣南各县城皆先后被炸，而敌机轰炸赣州已大半改用燃烧弹，这使他一上任即面对满目疮痍。他在上任十多天后写给父母的信中说，他自己兼任救护、消防总队长，每有轰炸即“率领队员驰赴投弹灾区工作”，亲自参与现场消防、救护，并曾亲手从瓦砾堆中救活母子2人。另一方面，国民党地方政治的现实也混乱不堪。赣南曾经长期是粤系军阀的势力范围，从北伐到两广事变一直有粤军盘驻，其据地称雄，横行霸道，实际上控制着邻接广东的5个县县长的安排权和赣南钨矿的管理、税收权，以致如亲历者所言，江西“省政府的政令，一向进不了赣南”，成为长期困扰江西省政府的问题。同时，“粤军在赣南烟赌公开”，军官与粤商包烟包赌包娼，并不隐蔽，造成即使在两广事变平息、粤军交还赣南政权后，其“烟赌娼之为害，人民的痛苦是不堪言状的”的现状。基层地方事务则多“把持在土豪劣绅手里”，他们恃强凌弱，欺压百姓，侵蚀和操纵政权，致使政令不能推行，人民过着“穷苦黑暗的生活”，社会“情况混乱到了极点”。就在1939年初，即曾发生安远、上犹两县自卫队“绑禁县长”，驻赣南3个保安团的部分官佐“殴辱”当时的行署专员刘已达、致使“赣南情势迫切”的事件，如此等等。蒋经国将这些现象，径称为虚伪的、封建的和黑暗的政治。严酷的现实与蒋经国的背景、条件和抱负相汇合，激使他下决心“勇敢站起来，号召志同道合的朋友，来清除社会的罪恶，来反抗人类的仇敌”，“为赣南的人民，打出一条生路”，为湘浙赣闽粤“建立一个抗战建国的据点”。
1940年1月，蒋经国正式提出“建设新赣南”的设想。在当时举行的春节座谈会上，他首次阐述了“推行新政治，建设新赣南”的想法，并将三年实现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作为建设新赣南的目标。后来，他对建设新赣南的内涵有过进一步的概括，指出建设新赣南，就是要“推翻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创造一个新的三民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将一个落后的贫穷痛苦的旧赣南，变成一个前进的富强康乐的新赣南”。
二、新赣南建设的主要内容
新赣南建设的主要内容，简单地说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采取“毫不容情”的“霹雳手段”，来改变政治现实和社会风气，是为“灭旧”；一是提出三年计划和五年计划，进行以经济为重点、包括政治和教育的全面建设，是为“创新”。
“灭旧”方面的内容主要有：
一是严禁烟赌娼，转变社会风气。建设新赣南的活动，实际上以严禁烟赌娼、转变风气首开其端。蒋经国上任才十几天就“已开始严禁烟赌”（禁娼稍后）。他认为，烟赌娼一是败坏了社会风气，二是浪费了社会财物（全赣南一年仅赌、娼二项即需消耗650万元，烟款更多，若以之用于建设可做许多事）。因此，他将严禁烟赌娼、转变社会风气作为修明政治的突破口和“先决条件”，采用极为严厉的办法施禁，其做法大体是1940年前，让犯禁者在公共场所示众；1941年起，境内仍有售贩吸食和偷种鸦片者，“只要查实，一律枪决”，同时设立妇女工厂和收容所，分别收容娼妓及“不管他是什么人”的赌犯，并视情节罚充苦工、开农场、扫街道等，以促其觉悟和反省，重新做个良好公民。客观地说，禁烟并不自蒋经国始，赣南此前即被“定为绝对禁烟区”，但“这不过是一句话”，说说而已。蒋经国的严禁政策实施后，则大为不同，不仅烟赌销声匿迹，过去的“牌声彻夜”不再耳闻，娼妓也基本禁绝，可以说效果显著。
二是“除暴安良”，打击土豪劣绅等“腐恶势力”。蒋经国认为，土豪劣绅把持地方事务是导致政令不能推行、平民百姓不安生业的原因，要使政令畅通，人民安居乐业、新赣南建设成功和地方自治实行，就必须消灭土豪劣绅，肃清流氓地痞，打倒一切恶势力，“建立人民的权力”。为此，采用拘案、监禁、罚款物、罚做苦工、用“罪恶板”公示等办法，“毫不留情地打击”土豪劣绅；实行整编自卫队、办理清乡、收缴民枪、训练壮丁和彻底剿灭非法武装（其中也含有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游击队的内容），来改变地方武力被“一般土豪劣绅所把持”和“落伍的军人”组织非法武装的事实。同时，地方上的公正士绅也相应得到保护和尊敬。但这些行动，遇到了土劣恶势力的激烈反抗，1942年曾发生个别土劣暗杀蒋经国的得力干部，甚至声言要收买蒋经国人头的事件。
三是整肃贪官污吏，建立廉洁的地方政府。蒋经国痛恨贪官污吏和官场恶习，认为乱派捐款、诈索百姓金钱以肥己的官吏寡廉鲜耻，其“行为完全与土匪相同”，是破坏新赣南建设的阻力和危害人民福利的蟊贼，一定要“严办贪污”，“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廉洁的地方政府和民主政治的基础，维护正义和公平。因此，他采用“最严厉的办法肃清贪污”，规定凡贪污300元以上者枪毙（即使是他亲自培养提拔的干部、亲信犯规，也曾“忍痛”处死而不宽贷）；要求配合调整机构和人员转变政府作风，全力克服腐化危险，禁止向民众乱派捐款，整顿租税田赋，平抑物价；“奖励人民检举”，并组织政风巡察团到各地去检举大小贪官污吏、新旧土豪劣绅，清除“害群之马”；要求从专署人员、县乡长到保甲长的各级官吏，“特别要忧勤惕励，言行自检”，克制不正当的欲望，根除贪污恶习，“永远保持自己的贞洁”。
在“创新”方面，提出了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和五年计划，致力于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设。
1940年秋，蒋经国亲自拟定了新赣南建设的第一次三年计划（1941-1943年），要求各县逐年逐项按分解下达的指标落实执行。这个计划，包罗全面，提出农业、林业、工业、交通、商业、矿业、文化、教育、卫生、救济、政治等11个方面的建设，每项建设内分目标和实施要项（项目和年度要求），提出了许多建设指标和要求。如农业建设，目标为采取科学方法，运用金融力量，以谋农村经济之发展，农民生活之改善，在消极方面，力求家给户足，在积极方面，力求输出增加；实施要项则分10项，有垦殖荒地，广设农场，推广合作组织，扩大冬耕运动，推广植棉，修治农田水利，防治兽疫，开辟果园，建筑农民新村，改良家具。又如教育建设，目标为普及国民教育，培植地方自治基础，灌输战时知识，辅导民众组训，推行劳动生产，改善国民生计，最低限度，应使人人皆能识字，人人皆有强烈之民族意识，人人皆有生活之技能；实施要项为20项，为每县设一中学，创设职业学校，实施青年训练，完成乡（镇）中心学校，普设国民学校（保学），实施辅导制度，加紧训练师资，妥筹国民学校基金，扫除文盲，推行生产劳作教育，建筑校舍，加紧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设立图书馆，建筑体育场，提倡音乐体育，实施公务员补习教育，推行幼稚教育，创办托儿所，奖励捐资办学，设置奖助金。客观地说，这个计划相当周全，除了有的指标过高外，不少内容具有可行性，而且为地方建设所必需。
在三年计划到期时，1943年9月，蒋经国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新赣南的第二次五年计划（1944-1948年）。与三年计划涵盖广泛不同，五年计划完全是一个经济建设计划，但规模更为宏大，指标更为惊人，提出了工业机械化、农业工业化、城市现代化、树立重工业基础等大胆设想和具体指标。这两个计划（后者并未实施），反映了蒋经国的基本建设思想和目标规划，事实上成为新赣南建设的主要活动。
在贫穷落后的赣南进行大规模建设，最大难题是巨大的经费需求与财力微薄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蒋经国除了争取省政府对赣南兴办工业的支持外，还先后采取了在政府计划与统制下奖励私人投资，吸收外资，提倡自力更生的建设精神，建设捐款按“钱多的人多出钱，钱少的人少出钱，无钱的人不出钱”的原则征收，以及清查公产公款、整顿税收、发展公营事业以利增收等措施。此外，比较注意派款招怨、官吏中饱的问题，实行通盘筹划财政总预算，确定老百姓的应分担款额，实行“一年只派一次款”，并由百姓直接向经征处缴纳。这个办法具有创造性和革命性，注重从制度上消除以往随意派款和层层盘剥的诸多流弊，对确实减轻人民负担和有效防止官吏贪挪，都不失为好方法。
此外，在政治建设方面，蒋经国揭出的旗号是“修明政治与爱护人民”（这也是他1939年6月12日所作第一份“施政”讲词的主题。因此，培植新的干部和聚集民众成为这方面工作的重点。他自己十分注重深入乡村民间，仅在上任一年多的时间内，即爬山过岭，步行2850里巡访各地，清楚全区有多少桥、茶亭和水利工程需要修理；听取民众呼声，实行星期四接见民众和在各地遍设民众代笔处制度，亲自“询问生活状况，并调查控诉案件”，解决民众要求和痛苦，仅兼任赣县县长的头半年，亲自处理的民众控诉即达1255件，1942年一年接见的民众有1023人。他还要求公务员接近民众，体察百姓疾苦，尊重国民（不论贫富）的人格，对人民要有恻隐之心，要发挥人民的价值和解决人民的需要即最低限度为人民解决疾病、痛苦和贫困，反对害民扰民和愚民；提出改善官民关系，制定16条官民合作公约，还特别组织政工队深入乡村，以农民为工作对象，调整军民官民关系、调查各县施政情况、督导各地工作。这些做法，不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人民群众是有益的。
在文化教育方面，办校兴学受到特别的重视，甚至提出了开办大学的设想。同时，也强调理想、精神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而将“改变人民的心理”使之“精神时代化”，视为与经济建设同样重要的任务，提出人人都要读书看报、人人都要高兴快乐、人人都要强壮健康、人人都要相亲相爱、人人都要劳动做事五项精神建设目标，倡导文化“迅速深入民间，以破除封建思想，竣扬民族精神，提高知识水平，促成社会进步”，培养具有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的新国民。蒋经国还意图改革习俗，制定《新赣南家训》，确定农民节、健康节、官民同乐节、读书节等10多个新节日，进行卫生建设和实行阳历年、赣南居民挂戴标识等等，其中有一些规定过于机械，与传统生活习惯发生冲突，引起了人们生活的诸多不便。
三、成效与影响
建设新赣南的活动，涉及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地方政治革新和社会建设的问题，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国民党内反应固然强烈，延安也表示了一定的关注，国内舆论纷起传播，美英等国也有报道乃至记者的实地考察。热情的赞扬和恳切的期望所在多有，尖刻的指责乃至“恶意的破坏”也不绝于道。
实事求是地说，蒋经国发动和领导进行的“新赣南”建设，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在整治社会秩序方面，如前所述，以示众、罚工来严禁烟赌娼乃至枪毙售贩吸种鸦片者，转移社会风气；用拘禁、罚工罚物和公示等办法，“毫不留情地打击”土豪劣绅，改变土豪劣绅恶势力武断乡曲、干政凌人的局面；严惩贪赃枉法，禁止向民众乱派款，即使是他的亲信犯规也“忍痛”处死而不宽容，3年中取消36种苛捐杂税，等等，不能不说难能可贵。在社会建设方面，情况虽更复杂一些，其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转化成了建设的成绩。据1943年底的检查，全区执行政令的情况为：做到的占55%，做到一半的30%，完全没做的15%。从其他方面的记载来看，成绩也较明显：在工业上，时人记载，江西的工厂大多创办于抗战时期，“其分布地区，咸集中于吉、泰、赣一带，以赣县最多”。仅据1943年1月至1944年9月间江西省建设厅核准的工厂登记清单统计，全省已登记工厂总数为74厂，其中第四区有26厂（大多在赣县），占35%。这些工厂，涉及机械、电力、化工、麻织、食品加工、火柴、卷烟、造纸、印刷等行业，有的还很突出，如印刷业，当时大东书局、商务印书馆都在赣县设有印刷工厂，“成绩卓著”；又如“战时在赣县创办之化学工业，有兴业电化厂及利原化工厂，规模较大，生产亦巨，均能自行制造酸钾烧碱纯碱等，对供应物资缺乏之西南各省工业，颇有贡献”。在商业方面，以开办商店数为例，据1940年调查，赣县有1313家，位列吉安、浮梁之后。到1944年11月调查，赣县商户已居全省第一，增至2363家，分布在39个行业。可见当时赣南商业发展情况较好。在农民生活方面，据中央农业实验所有关乡村物价调查，江西有完整数据的吉安和赣县二县，农民所付物价指数1940、1941和1942年赣县分别为310、662和1811（以1936年为100），各年较吉安分别低67、251和289；农民购买力指数1941、1942年赣县为158和102（以1936年为100），各年较吉安高28和12.在兴办中小学和青年培训上，成绩也很可观。可以说，建设新赣南的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造成了赣南社会的一些新变化。
因此，赣南当时声名鹊起，成为抗战时期青年向往和备受赞扬的极少数地区之一。据当时在赣州担任《正气日报》总编和主笔的著名战地记者曹聚仁记载：“那时候，青年人有四个理想世界：延安、南陵（皖南）、龙泉（浙南的小县，由晓庄派主政）和赣南。”1940年春，到湘赣浙粤桂五省视察的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及陪同的社会学家吴景超，对赣州留下良好的印象，认为赣县与衡阳、衢县、金华、桂林是“相当繁荣”的“战时都市”。蒋经国一时也颇得中外社会舆论的好评，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辉，从“地方政治改革的新成就”的角度予以评价。而毗邻的江西第八行政区的瑞金县，也于1940年秋冬，仿效着进行所谓“建设新瑞金”的活动。
当然，新赣南建设中也有过于理想，脱离现实的不足。从根本上说，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思想和目标，与战时环境、社会条件尤其是国民党的体制和统治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建设目标和任务上，诸如提出大规模的建设计划，事实上缺乏必要的条件；要求三年实现“五有”目标，一两年内扫除文盲，改变传统生活习惯等等，事实上不可能做到；后一个计划即五年计划，提出工业现代化、农业工业化等设想，不止悬于书面，实际上只能说无异于梦想。由于过于理想，脱离现实，也就必然出现简单化的问题，以至于如蒋经国所言，往往一件本意在为民谋利的好事，做的结果，反而变成使民遭殃的坏事，例如建造校舍，“因为求之过急，忙忙的赶造，结果造了不久，就开始倒坍”。在国民党的根本政治制度、战争环境和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建设新赣南无疑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事实证明，蒋经国对艰难虽有认识，对现实环境与条件的考虑却有不足，这也是难以取得更好成效的重要原因。因此，从总体上说，建设新赣南的活动，成绩明显，难能可贵，但终究只是一项因人而来的短期政治实验。随着蒋经国1945年初的调离，新赣南建设活动也无形告终。
战时江西后方政治中一件在国内外都富有影响的事情，是蒋经国领导的“新赣南”建设。
蒋经国（1910-1988年）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长子。早年留学苏联，在苏联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1937年回国。1938年3月，蒋经国来到江西，出任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9月任江西新兵督练处处长，参与筹划庐山抗日游击战，并曾坚持秘密上山看望孤军坚守庐山的杨遇春部保安游击部队。1939年6月，出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辖赣南11县）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同时兼任赣县县长。到1945年2月离任去重庆，蒋经国在赣南任上计达6年。
蒋经国到赣南就任时，面临的形势和环境已相当严峻：上海、杭州、广州和武汉等重地已经失守，江西省会南昌及赣北也已经沦陷，江西成为东南抗日战争的前线，境内驻有第三、九两个战区的部队，分别在赣东和赣西北与日军形成对峙，全省比较安全的地区只剩赣西赣南。江西承担着从人力和物力上支撑东南抗日作战、屏蔽西南大后方的重大任务，地位日显紧要。就赣南而言，该区地处赣粤湘三省毗邻之区，虽为前线的后方，但也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就在蒋经国接任的次日即1939年6月12日，日机即分批空袭赣州，专署四周被炸，伤亡百余人，蒋经国的住宅亦遭机枪扫射，其妻子、儿子只得隐迁到城外通天庙中居住。此后10余天内，赣南各县城皆先后被炸，而敌机轰炸赣州已大半改用燃烧弹，这使他一上任即面对满目疮痍。他在上任十多天后写给父母的信中说，他自己兼任救护、消防总队长，每有轰炸即“率领队员驰赴投弹灾区工作”，亲自参与现场消防、救护，并曾亲手从瓦砾堆中救活母子2人。另一方面，国民党地方政治的现实也混乱不堪。赣南曾经长期是粤系军阀的势力范围，从北伐到两广事变一直有粤军盘驻，其据地称雄，横行霸道，实际上控制着邻接广东的5个县县长的安排权和赣南钨矿的管理、税收权，以致如亲历者所言，江西“省政府的政令，一向进不了赣南”，成为长期困扰江西省政府的问题。同时，“粤军在赣南烟赌公开”，军官与粤商包烟包赌包娼，并不隐蔽，造成即使在两广事变平息、粤军交还赣南政权后，其“烟赌娼之为害，人民的痛苦是不堪言状的”的现状。基层地方事务则多“把持在土豪劣绅手里”，他们恃强凌弱，欺压百姓，侵蚀和操纵政权，致使政令不能推行，人民过着“穷苦黑暗的生活”，社会“情况混乱到了极点”。就在1939年初，即曾发生安远、上犹两县自卫队“绑禁县长”，驻赣南3个保安团的部分官佐“殴辱”当时的行署专员刘已达、致使“赣南情势迫切”的事件，如此等等。蒋经国将这些现象，径称为虚伪的、封建的和黑暗的政治。严酷的现实与蒋经国的背景、条件和抱负相汇合，激使他下决心“勇敢站起来，号召志同道合的朋友，来清除社会的罪恶，来反抗人类的仇敌”，“为赣南的人民，打出一条生路”，为湘浙赣闽粤“建立一个抗战建国的据点”。
1940年1月，蒋经国正式提出“建设新赣南”的设想。在当时举行的春节座谈会上，他首次阐述了“推行新政治，建设新赣南”的想法，并将三年实现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作为建设新赣南的目标。后来，他对建设新赣南的内涵有过进一步的概括，指出建设新赣南，就是要“推翻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创造一个新的三民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将一个落后的贫穷痛苦的旧赣南，变成一个前进的富强康乐的新赣南”。
二、新赣南建设的主要内容
新赣南建设的主要内容，简单地说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采取“毫不容情”的“霹雳手段”，来改变政治现实和社会风气，是为“灭旧”；一是提出三年计划和五年计划，进行以经济为重点、包括政治和教育的全面建设，是为“创新”。
“灭旧”方面的内容主要有：
一是严禁烟赌娼，转变社会风气。建设新赣南的活动，实际上以严禁烟赌娼、转变风气首开其端。蒋经国上任才十几天就“已开始严禁烟赌”（禁娼稍后）。他认为，烟赌娼一是败坏了社会风气，二是浪费了社会财物（全赣南一年仅赌、娼二项即需消耗650万元，烟款更多，若以之用于建设可做许多事）。因此，他将严禁烟赌娼、转变社会风气作为修明政治的突破口和“先决条件”，采用极为严厉的办法施禁，其做法大体是1940年前，让犯禁者在公共场所示众；1941年起，境内仍有售贩吸食和偷种鸦片者，“只要查实，一律枪决”，同时设立妇女工厂和收容所，分别收容娼妓及“不管他是什么人”的赌犯，并视情节罚充苦工、开农场、扫街道等，以促其觉悟和反省，重新做个良好公民。客观地说，禁烟并不自蒋经国始，赣南此前即被“定为绝对禁烟区”，但“这不过是一句话”，说说而已。蒋经国的严禁政策实施后，则大为不同，不仅烟赌销声匿迹，过去的“牌声彻夜”不再耳闻，娼妓也基本禁绝，可以说效果显著。
二是“除暴安良”，打击土豪劣绅等“腐恶势力”。蒋经国认为，土豪劣绅把持地方事务是导致政令不能推行、平民百姓不安生业的原因，要使政令畅通，人民安居乐业、新赣南建设成功和地方自治实行，就必须消灭土豪劣绅，肃清流氓地痞，打倒一切恶势力，“建立人民的权力”。为此，采用拘案、监禁、罚款物、罚做苦工、用“罪恶板”公示等办法，“毫不留情地打击”土豪劣绅；实行整编自卫队、办理清乡、收缴民枪、训练壮丁和彻底剿灭非法武装（其中也含有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游击队的内容），来改变地方武力被“一般土豪劣绅所把持”和“落伍的军人”组织非法武装的事实。同时，地方上的公正士绅也相应得到保护和尊敬。但这些行动，遇到了土劣恶势力的激烈反抗，1942年曾发生个别土劣暗杀蒋经国的得力干部，甚至声言要收买蒋经国人头的事件。
三是整肃贪官污吏，建立廉洁的地方政府。蒋经国痛恨贪官污吏和官场恶习，认为乱派捐款、诈索百姓金钱以肥己的官吏寡廉鲜耻，其“行为完全与土匪相同”，是破坏新赣南建设的阻力和危害人民福利的蟊贼，一定要“严办贪污”，“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廉洁的地方政府和民主政治的基础，维护正义和公平。因此，他采用“最严厉的办法肃清贪污”，规定凡贪污300元以上者枪毙（即使是他亲自培养提拔的干部、亲信犯规，也曾“忍痛”处死而不宽贷）；要求配合调整机构和人员转变政府作风，全力克服腐化危险，禁止向民众乱派捐款，整顿租税田赋，平抑物价；“奖励人民检举”，并组织政风巡察团到各地去检举大小贪官污吏、新旧土豪劣绅，清除“害群之马”；要求从专署人员、县乡长到保甲长的各级官吏，“特别要忧勤惕励，言行自检”，克制不正当的欲望，根除贪污恶习，“永远保持自己的贞洁”。
在“创新”方面，提出了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和五年计划，致力于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设。
1940年秋，蒋经国亲自拟定了新赣南建设的第一次三年计划（1941-1943年），要求各县逐年逐项按分解下达的指标落实执行。这个计划，包罗全面，提出农业、林业、工业、交通、商业、矿业、文化、教育、卫生、救济、政治等11个方面的建设，每项建设内分目标和实施要项（项目和年度要求），提出了许多建设指标和要求。如农业建设，目标为采取科学方法，运用金融力量，以谋农村经济之发展，农民生活之改善，在消极方面，力求家给户足，在积极方面，力求输出增加；实施要项则分10项，有垦殖荒地，广设农场，推广合作组织，扩大冬耕运动，推广植棉，修治农田水利，防治兽疫，开辟果园，建筑农民新村，改良家具。又如教育建设，目标为普及国民教育，培植地方自治基础，灌输战时知识，辅导民众组训，推行劳动生产，改善国民生计，最低限度，应使人人皆能识字，人人皆有强烈之民族意识，人人皆有生活之技能；实施要项为20项，为每县设一中学，创设职业学校，实施青年训练，完成乡（镇）中心学校，普设国民学校（保学），实施辅导制度，加紧训练师资，妥筹国民学校基金，扫除文盲，推行生产劳作教育，建筑校舍，加紧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设立图书馆，建筑体育场，提倡音乐体育，实施公务员补习教育，推行幼稚教育，创办托儿所，奖励捐资办学，设置奖助金。客观地说，这个计划相当周全，除了有的指标过高外，不少内容具有可行性，而且为地方建设所必需。
在三年计划到期时，1943年9月，蒋经国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新赣南的第二次五年计划（1944-1948年）。与三年计划涵盖广泛不同，五年计划完全是一个经济建设计划，但规模更为宏大，指标更为惊人，提出了工业机械化、农业工业化、城市现代化、树立重工业基础等大胆设想和具体指标。这两个计划（后者并未实施），反映了蒋经国的基本建设思想和目标规划，事实上成为新赣南建设的主要活动。
在贫穷落后的赣南进行大规模建设，最大难题是巨大的经费需求与财力微薄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蒋经国除了争取省政府对赣南兴办工业的支持外，还先后采取了在政府计划与统制下奖励私人投资，吸收外资，提倡自力更生的建设精神，建设捐款按“钱多的人多出钱，钱少的人少出钱，无钱的人不出钱”的原则征收，以及清查公产公款、整顿税收、发展公营事业以利增收等措施。此外，比较注意派款招怨、官吏中饱的问题，实行通盘筹划财政总预算，确定老百姓的应分担款额，实行“一年只派一次款”，并由百姓直接向经征处缴纳。这个办法具有创造性和革命性，注重从制度上消除以往随意派款和层层盘剥的诸多流弊，对确实减轻人民负担和有效防止官吏贪挪，都不失为好方法。
此外，在政治建设方面，蒋经国揭出的旗号是“修明政治与爱护人民”（这也是他1939年6月12日所作第一份“施政”讲词的主题。因此，培植新的干部和聚集民众成为这方面工作的重点。他自己十分注重深入乡村民间，仅在上任一年多的时间内，即爬山过岭，步行2850里巡访各地，清楚全区有多少桥、茶亭和水利工程需要修理；听取民众呼声，实行星期四接见民众和在各地遍设民众代笔处制度，亲自“询问生活状况，并调查控诉案件”，解决民众要求和痛苦，仅兼任赣县县长的头半年，亲自处理的民众控诉即达1255件，1942年一年接见的民众有1023人。他还要求公务员接近民众，体察百姓疾苦，尊重国民（不论贫富）的人格，对人民要有恻隐之心，要发挥人民的价值和解决人民的需要即最低限度为人民解决疾病、痛苦和贫困，反对害民扰民和愚民；提出改善官民关系，制定16条官民合作公约，还特别组织政工队深入乡村，以农民为工作对象，调整军民官民关系、调查各县施政情况、督导各地工作。这些做法，不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人民群众是有益的。
在文化教育方面，办校兴学受到特别的重视，甚至提出了开办大学的设想。同时，也强调理想、精神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而将“改变人民的心理”使之“精神时代化”，视为与经济建设同样重要的任务，提出人人都要读书看报、人人都要高兴快乐、人人都要强壮健康、人人都要相亲相爱、人人都要劳动做事五项精神建设目标，倡导文化“迅速深入民间，以破除封建思想，竣扬民族精神，提高知识水平，促成社会进步”，培养具有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的新国民。蒋经国还意图改革习俗，制定《新赣南家训》，确定农民节、健康节、官民同乐节、读书节等10多个新节日，进行卫生建设和实行阳历年、赣南居民挂戴标识等等，其中有一些规定过于机械，与传统生活习惯发生冲突，引起了人们生活的诸多不便。
三、成效与影响
建设新赣南的活动，涉及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地方政治革新和社会建设的问题，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国民党内反应固然强烈，延安也表示了一定的关注，国内舆论纷起传播，美英等国也有报道乃至记者的实地考察。热情的赞扬和恳切的期望所在多有，尖刻的指责乃至“恶意的破坏”也不绝于道。
实事求是地说，蒋经国发动和领导进行的“新赣南”建设，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在整治社会秩序方面，如前所述，以示众、罚工来严禁烟赌娼乃至枪毙售贩吸种鸦片者，转移社会风气；用拘禁、罚工罚物和公示等办法，“毫不留情地打击”土豪劣绅，改变土豪劣绅恶势力武断乡曲、干政凌人的局面；严惩贪赃枉法，禁止向民众乱派款，即使是他的亲信犯规也“忍痛”处死而不宽容，3年中取消36种苛捐杂税，等等，不能不说难能可贵。在社会建设方面，情况虽更复杂一些，其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转化成了建设的成绩。据1943年底的检查，全区执行政令的情况为：做到的占55%，做到一半的30%，完全没做的15%。从其他方面的记载来看，成绩也较明显：在工业上，时人记载，江西的工厂大多创办于抗战时期，“其分布地区，咸集中于吉、泰、赣一带，以赣县最多”。仅据1943年1月至1944年9月间江西省建设厅核准的工厂登记清单统计，全省已登记工厂总数为74厂，其中第四区有26厂（大多在赣县），占35%。这些工厂，涉及机械、电力、化工、麻织、食品加工、火柴、卷烟、造纸、印刷等行业，有的还很突出，如印刷业，当时大东书局、商务印书馆都在赣县设有印刷工厂，“成绩卓著”；又如“战时在赣县创办之化学工业，有兴业电化厂及利原化工厂，规模较大，生产亦巨，均能自行制造酸钾烧碱纯碱等，对供应物资缺乏之西南各省工业，颇有贡献”。在商业方面，以开办商店数为例，据1940年调查，赣县有1313家，位列吉安、浮梁之后。到1944年11月调查，赣县商户已居全省第一，增至2363家，分布在39个行业。可见当时赣南商业发展情况较好。在农民生活方面，据中央农业实验所有关乡村物价调查，江西有完整数据的吉安和赣县二县，农民所付物价指数1940、1941和1942年赣县分别为310、662和1811（以1936年为100），各年较吉安分别低67、251和289；农民购买力指数1941、1942年赣县为158和102（以1936年为100），各年较吉安高28和12.在兴办中小学和青年培训上，成绩也很可观。可以说，建设新赣南的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造成了赣南社会的一些新变化。
因此，赣南当时声名鹊起，成为抗战时期青年向往和备受赞扬的极少数地区之一。据当时在赣州担任《正气日报》总编和主笔的著名战地记者曹聚仁记载：“那时候，青年人有四个理想世界：延安、南陵（皖南）、龙泉（浙南的小县，由晓庄派主政）和赣南。”1940年春，到湘赣浙粤桂五省视察的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及陪同的社会学家吴景超，对赣州留下良好的印象，认为赣县与衡阳、衢县、金华、桂林是“相当繁荣”的“战时都市”。蒋经国一时也颇得中外社会舆论的好评，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辉，从“地方政治改革的新成就”的角度予以评价。而毗邻的江西第八行政区的瑞金县，也于1940年秋冬，仿效着进行所谓“建设新瑞金”的活动。
当然，新赣南建设中也有过于理想，脱离现实的不足。从根本上说，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思想和目标，与战时环境、社会条件尤其是国民党的体制和统治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建设目标和任务上，诸如提出大规模的建设计划，事实上缺乏必要的条件；要求三年实现“五有”目标，一两年内扫除文盲，改变传统生活习惯等等，事实上不可能做到；后一个计划即五年计划，提出工业现代化、农业工业化等设想，不止悬于书面，实际上只能说无异于梦想。由于过于理想，脱离现实，也就必然出现简单化的问题，以至于如蒋经国所言，往往一件本意在为民谋利的好事，做的结果，反而变成使民遭殃的坏事，例如建造校舍，“因为求之过急，忙忙的赶造，结果造了不久，就开始倒坍”。在国民党的根本政治制度、战争环境和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建设新赣南无疑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事实证明，蒋经国对艰难虽有认识，对现实环境与条件的考虑却有不足，这也是难以取得更好成效的重要原因。因此，从总体上说，建设新赣南的活动，成绩明显，难能可贵，但终究只是一项因人而来的短期政治实验。随着蒋经国1945年初的调离，新赣南建设活动也无形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