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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合力坚守的江西战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江西在全国抗战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出来。这时，国民政府已移驻重庆，西南地区成为战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和抗战大后方。日本侵略军根据中国军队仍拥有相当大的兵力，主力军部署在湖南、江西及贵州省方面，“其中江西、湖南两省是抗战的屏障”的判断，连续发起对湘赣的作战，企图打开进入西南的通道，打破中国长期抗战的战略。由此，江西作为中国抗战的前线和后方的特点也就更为突出。中国军队在江西境内，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上高会战和浙赣会战，连同此前的赣北作战和南昌会战，江西境内特大会战占抗战时期正面战场22次特大会战总数的近1/5，中国军队为坚守住抗战初期形成的战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江西人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韧不拔，同仇敌忾，节衣缩食，献粮出兵，为支持前线部队的作战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是作为前线和后方，江西军民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第九战区在南昌、九江接受日军的投降，为长期抗战的胜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的第一次伟大的胜利，是包括江西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抵抗外敌、追求自由、独立和光明的伟大精神的生动体现。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改变了世界与中国的历史进程，促进了历史的更新。
一、上高会战与浙赣会战
1？郾上高会战
南昌沦陷后，第九战区的第十九、一、三十集团军等7个军的部队，在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兼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下，布防赣北，除防守奉新会埠到甘坊一线和武宁一线外，以4个军的主力防守在离南昌仅数十公里的高安、上高一线，与日军形成对峙，并不断袭扰日军，对南昌构成严重威胁。打击和消灭防守江西、湖南的第九战区部队，突破进入西南地区的屏障，是日军继南昌会战后确定的重要作战目标。在1939年9月发起的第一次长沙战役中，日军以赣北为辅战场，进攻防守高安、奉新、靖安一线的第十九、第一集团军，罗卓英指挥所部与日军展开大战，阻止了日军的进攻，并实施反击，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在第三十三师团的接应下，才脱出包围，撤回进攻前的阵地。高安、奉新、安义和武宁一线，成为双方军队在赣北赣西长期对峙的作战线。此后，我军还先后发动了冬季攻势作战和夏季攻势作战，不断给日军以打击。
1941年3月，日军为了巩固南昌外围据点，保证占领区的安全并掠夺当地物资，决定集中兵力“扫荡”赣西一带的中国驻军，打通湘赣公路，连接湘东日军，扩大赣北占领区，发起上高作战。日军集结2个师团、1个旅团共4万多兵力，配以200多门大炮、30多架飞机，于15日分北、中、南三路向上高地区第十九集团军发动进攻，其中北路以第三十三师团1.5万兵力，由安义沿潦河向上高方向进攻；中路以第三十四师团2万兵力由南昌西山万寿宫，沿锦江北岸向高安进攻；南路以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8000兵力，由河口夏渡江沿锦江南岸，向高安灰埠方向进攻，计划三路并进到高安、上高地区与中国军队决战，求取消灭第十九集团军主力第七十四军，并占领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上高。上高会战全线展开。
以薛岳为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早在1940年4月即预先制订有对日军的反击作战计划。该计划预定：“敌如向高安、万载进犯时，则诱敌于分宜、上高、宜丰一带地区，反击而歼灭之。”据此，九战区集结7.2万兵力，由罗卓英指挥，兵分三线，先诱敌前进，再集中主力断敌后路，围歼日军。
李觉第七十军担任阻击和引诱北路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的任务。该路日军15日占领奉新，并沿潦河向上高方向前进。第七十军在潦河两岸逐次阻击并引诱日军前进，18日在华林寨、上富、苦竹坳地区，再次猛烈阻击日军。该路日军原定4月上旬调往华北，这时自认为协助中路作战的任务已经完成，遂于19日不顾其他两路战况，由作战地撤回安义。中路日军由是失去北路掩护，而第七十军则立即转头南下，袭击中路日军的右侧背。
第四十九军由清江一带西渡赣江，在军长刘多荃指挥下，担任阻截由新建流湖向高安灰埠一线进攻的南路日军独立第二十旅团的任务。19日，在高安来脊岭石头街一带猛烈阻击日军。该路日军一部占领灰埠后北上渡过锦江，与中路日军会合；一部留在锦江以南，但立即受到第四十九军及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的打击，在华阳被歼灭大半，残部北上与其旅团部会合。第四十九军随其后渡锦江北上，攻击中路日军的左侧背。至此，三路日军实际只剩作为主力的中路孤军突进，我各参战部队经过阻击和诱敌，逐渐达成合击中路日军的有利态势。第九战区又命赣北第三十集团军的第七十二军南下，增援第十九集团军的作战。
第九战区的王牌主力第七十四军在军长王耀武指挥下，奉命坚守毗邻高安的上高泗溪、官桥一线阵地，顽强阻击经高安进攻上高的中路日军第三十四师团。该路日军18日占领高安后，继续西进，20日与第七十四军发生激战。22日晨，日军集中万余兵力实行强攻，日军师团长大贺茂中将亲自督战，出动飞机百余架次反复轰炸第七十四军阵地，仅投下的炸弹就有1700多枚，七十四军将士“拼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全线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激战至24日，七十四军在预备队也被投入战斗并先后多次发起反冲击之后，重新克复被占领阵地。全军将士的奋力拼杀，为会战胜利奠定了基础。七十四军后因此役赢得“抗日铁军”的称号，被授予军中最高奖品--飞虎旗，军长王耀武亦被授军队最高勋章。
在第七十四军鏖战之时，第七十军主力已南下进至高安杨公圩（今杨圩）一线，增援作战的韩全朴第七十二军也进至水口圩附近，与由从锦江南岸北上的第四十九军形成了对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的包围，准备围歼日军。日军师团长大贺茂急电汉口第十一军司令部求救。24日，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再次由奉新出动，奉命救援第三十四师团，25日晨一部经高安伍桥到达宜丰棠浦，主力则向官桥主阵地突进，意与三十四师团取得联络，接应其突围。26日夜，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经激战由包围间隙中突出重围，十分狼狈地向高安方向撤退。第十九集团军分两路追歼，右路向高安、左路向奉新（三十三师团）日军追击、截击，先后在官桥、杨公圩、龙潭等地追歼截击日军一部。31日，收复高安。到4月2日，相继收复奉新和西山万寿宫，8日，攻克安义外围长埠等据点。9日，上高会战胜利结束。
中国军队在作战中打得英勇顽强。战役指挥官罗卓英说，各部队均能彻底奉行命令，危急时能咬紧牙关苦撑，不诉苦，不告急，坚守上高正面核心阵地的部队，面对“陆空协同明冲暗袭志在必得上高之顽敌，苦战五日，迭予反击”，“又各部队战斗力均充分发挥，伙夫以扁担与敌肉搏，士兵两三人共一把刺刀与敌格斗，此种事迹在官兵谈话中，到处可以见闻”。所以，战后医院中，负刀伤的官兵颇多，“有负刀伤至六七处者，尤可想见当时格斗之情景”。这次会战，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歼灭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大佐联队长滨田以下1.5万余人，俘虏百余，击落敌机1架，缴获步枪千余支、大炮10余门，不仅恢复了战前阵线，而且收复了西山万寿宫和安义外围等地。特别是，这次战役改变了中日军队“历次会战兵力六比一之惯例”，是正面战场作战唯一一次以不足二比一兵力取得重大胜利的作战，因此也被何应钦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战后，罗卓英总结出11条制胜的原因，除了部队作战英勇外，战役指导正确、诱敌围歼方针成功、协调良好、通信灵活，特别是战地人民奋勇参战，“民众用命，彻底破坏交通，使敌解除优势装备”，无法发挥机械化的威力，反而陷入供给困难、仅靠飞机空投补给的境地，以及日军指挥错误、行动互不协调和轻率急进等等，都是促成胜利的重大因素。
2？郾浙赣会战
浙赣铁路是中国东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日军占领南昌后，这条铁路实际已被切断，但在浙赣境内大部分线路仍在我军控制中，我国在沿线建设了多处空军基地，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也驻在浙赣线的重要城市上饶。因此，浙赣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共同对日本侵略者作战。1942年4月18日，美军首次出动16架远程轰炸机，对日本东京等城市实行战略轰炸，返航后多数在浙江境内的空军基地降落。日本对本土遭受轰炸极度震惊，认为如不能迅速摧毁中国在浙赣沿线的机场，将对日本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4月21日，日本大本营决定进行以摧毁浙赣沿线飞机场为目标的浙赣作战。5月，日军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决定集中9个师团以上的陆海空兵力，即第十三军及其配属部队5个师团又3个半混成旅团共54个大队，第十一军2个师团又4个支队共25个大队，加上战争开始后调入的华北方面军3个大队，合计以步兵82个大队为基干，以大约两倍于日军大本营计划的兵力，实施东西夹击的浙赣作战。其中，以第十三军从15日开始由浙江向浙赣铁路东段进攻，第十一军由南昌附近的赣江右岸从31日夜开始进攻浙赣铁路西段，企图东西夹击中国第三战区部队，打通浙赣路，摧毁沿线的中国空军机场。因此，浙赣作战“是自1939年以来，日军使用兵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作战”，也是中国军队跨越两个战区联合抗日作战的重要战役。
东线日军在浙江境内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日军伤亡惨重，第十五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被地雷炸死，日军哀叹这是自陆军创建以来首次“现任师长阵亡”。6月7日，日军攻陷衢州，衢州机场遭到日军的大破坏。其后，日军继续西进，中旬进入江西境内，连续攻占玉山、广丰，15日占领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上饶。随后，日军转取守势，大肆破坏机场，拆毁铁路，抢掠物资。第三战区部队则转至浙赣线南北两侧地区，不断侧击袭扰日军。第三战区在指挥作战中，也存在高级将领惧战、缺乏勇气和“前线未败，后方先行混乱”等问题，以致日军能够迅速前进。
西线日军第十一军为策应浙江方面作战，由南昌沿抚河西岸向南攻击。5月31日晚，日军从南昌渡过抚河发动进攻，分兵多路攻城略地或牵制中国军队，一路沿浙赣线向进贤、东乡、鹰潭方向进攻，一路沿鄱阳湖沿岸向瑞洪镇、余干、鄱阳方向进攻，一路南下丰城、樟树、新干，而集中第三十三、三十四师团主力向三江口、临川方向进攻。
阻击西线日军的中国军队，是奉命出动策应第三战区作战的第九战区夏楚中第七十九军、欧震第四军和孙渡第五十八军等部队。6月4日，第七十九军冒雨急进临川，与日军先头部队在临川进行了一夜巷战。次日，日军第三师团主力抵达临川，双方战斗更为猛烈。第五十八军和江西保安纵队，也在临川北面的三江口、李家渡与日军第三十四师团激战，战况极为剧烈。8日，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突破第五十八军阵地，直下临川与第三师团会合，再度与第七十九军发生多日激战。随后，该路日军再次分兵，第三十三师团主力继续向建昌（今南城）方向进攻，第三十四师团主力转向浙赣路加入向鹰潭的进攻。12日，日军第三师团占领南城及其机场。当天，日本中国派遣军向日本大本营提出实施打通浙赣线、求取“达到使第三战区毁灭、中国将领动摇的效果”的计划，得到大本营的同意，大本营指令中国派遣军“根据需要，得在南昌附近浙赣沿线全域实施作战”，作战规模于是进一步扩大。16日，第三十四师团攻陷浙赣线上的重镇鹰潭及贵溪。至此，西线日军第十一军与已进至上饶的东线日军第十三军，相隔仅约80公里。
第九战区判断日军的动向，随即调整部署，在东乡、金溪以东，南昌以南的赣东地区向日军发动攻势。第四军自南向北进攻崇仁、宜黄，第五十八军由北向南进攻崇仁、临川，第七十九军由南向北进攻南城。从21日起，各部与日军在南城、宜黄、崇仁、临川地区展开激战，一度包围临川、南城日军，但久攻不克。到30日，日军再陷宜黄、崇仁，双方形成对峙。与此同时，日军30日在浙赣线上东西并进发动打通作战。7月1日，东进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与西进日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二师团会合攻占横峰，浙赣线被敌全线打通。
中国军队这时大多转移到日军后方袭扰敌军，并切断其交通供给。日军进退失据，顾此失彼。7月上旬，第三战区部队开始发动局部攻势作战，先后收复浙江桐庐、建德和江西弋阳、横峰。13日，进入临川一带的日军第三师团向南昌回撤，这一地区的作战遂告结束。28日，日军以预定目的基本实现，下令停战撤退。东线日军以确保金华地区于8月中旬退回战前防线，西线日军也于8月19日撤回南昌地区，中国军队收复全部失地，浙赣会战至此结束。
浙赣会战长达3个多月。日军在作战中基本实现了预定目标，除破坏了衢州、丽水、玉山等地机场外，还抢掠了许多物资及浙赣铁路器材。有日本学者研究后甚至说，浙赣作战是以攻击飞机场为目的的作战，但从“满洲”调来了铁道监部1和铁道联队1担当铁道作战的部队，所以这次作战“与其说是要‘毁灭’飞机场，毋宁说是以攫取铁路器材为目的……作战获得的铁路器材，一部分为了运输萤石用于浙赣线的修复工程方面，一部分为了‘对苏联作战备用’被运往‘满洲’”。但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日军也遭到重大的损失，死伤包括师团长在内的官兵2.9万余人（日军自称1.7万人）。浙赣沿线及赣东地区，受到日军的严重破坏与摧残，战火波及浙赣48个县，中国军民死伤25万余人（其中中国伤亡官兵4万人）。尤其丑恶的是，日军在作战中再次使用了细菌武器，引起浙西和赣东地区严重的鼠疫等疫病的流行，对当地人民造成长期的危害。
二、赣北游击纵队与根据地活动
1938年下半年赣北作战开始后，江西省政府曾派遣杨遇春、钟石磐分率保安团，前往庐山和岷山开展游击。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第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原则，要求派遣部队深入敌后，加强对敌人后方的控制与扰袭，当局对游击作战有了进一步的重视。这时，第九战区建立了以樊崧甫为总指挥的湘鄂赣边区游击部队，统辖两个正规师配合主力部队进行游击作战。后又组建第九战区湘鄂赣边区游击挺进军，1940年5月调第三十三军团军团长李默庵为总指挥，统辖湘鄂赣边区各游击纵队，江西省的游击队伍被编入其中。李默庵总部一度驻修水漫江。当时在江西境内辖有三个游击纵队：
第一纵队以孔荷宠为司令，由陆军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编成。孔曾任红十六军军长，后投向国民党。该纵队在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赣北作战中，与第二纵队在奉新境内担任截击交通、扰袭敌后任务，遭敌反击，颇有伤亡。该纵队后来主要在鄂赣边境进行游击，孔荷宠后调任陆军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1943年以贪污罪被第九战区军法执行处判刑（1945年被释放后在汉口、南京等地经商）。
第二纵队由3个江西保安团编成，最初由以指挥孤军坚守庐山数月而著名的杨遇春为司令，杨在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赣北敌后扰袭作战中“因对所部统率失职而撤职”，保安第六团在奉新龙形山遭日军猛攻伤亡殆尽，由陈洪时接任纵队司令兼江西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陈曾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后投向国民党，受重用。据记载，他自接任纵队司令后，“秣马厉兵，励精图治，为赣省不可多得之军事政治人才”。陈洪时1940年10月4日病死，遗职由康景濂接替。1943年二三月间，该纵队奉九战区和第三十集团军之命，北上武宁横路、双桥山地区，参与阻击由鄂南南下的新四军第五师一部，发生战斗，新四军为避免损伤，退回江北。
第三纵队司令为钟石磐。主要活动于后面所说的岷山游击根据地。
“挺进纵队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游击抗战，各挺进纵队在各边区均有些战绩。”同时，也承担游击区的地方行政事务。但“挺进部队素质不齐”，有的抗日较为英勇，相当一部分“军风纪极坏，缺乏战斗精神与技术，人民对之无好感，咸称‘游安全之区，击无辜之民’”，“尚有一小部投敌者”。
当时在赣北还建立了一些游击根据地（区、点），主要有：
西山游击根据地：南昌失陷后，省政府为了牵制占领南昌地区的日军，建立后方与游击区的联系，发动赣西地区的游击战，派遣江西保安第六团进入安义、靖安、奉新地区，创建了以西山为主要据点的游击根据地。该保安团被编入挺进军第二纵队后，这一根据地成为第二纵队在敌占区边缘几县展开游击活动的据点，保安第四团接替受重创的第六团成为根据地的主要军事力量。
岷山游击根据地：岷山坐落在南浔铁路西侧，根据地由丛山中的若干盆地所组成，人口30余万，粮食产量差堪自给。其地因东扼南浔铁路和星子县而与庐山遥相对应，北控九江、瑞昌，西靠幕阜山，南制德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3年以来，这里便是中共赣北工作委员会的所在地，工委书记刘为泗领导红军游击队在此坚持了长期的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刘为泗起初不知道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曾误将中共湘鄂赣省委派来传达团结抗日政策、联系部队改编的两位同志杀害，错失了所部编入新四军的机会。其后，刘为泗按照中共的方针政策实行转变，主动就近与江西保安第十八团（随即改称第五团）司令钟石磐谈判合作抗日，将部队改编为赣北抗日游击队，是一支拥有400多人和较精良的轻重武器的抗日队伍。
九江沦陷后，省政府派江西保安第三、十一两团随部分正规军在杨遇春指挥下，开辟了庐山游击根据地。日军进至德安、永修时，为了牵制敌人和援助庐山孤军，省政府又派钟石磐率保安第十八团进入岷山根据地。钟组织岷山游击指挥部，刘为泗为大队长的赣北抗日游击队被改编为1个大队，共同抗击赣北日军，颇有斩获。但由于国民党江西当局顽固坚持反共立场，这支队伍在1939年2月24日竟遭到钟石磐的阴谋袭击，刘为泗及中队长以上干部30多人均遭杀害，钟石磐在事后所写《江西岷山游击指挥部工作报告》中说：“本部五奉上峰电令，严饬剿除，乃于二月二十四日在九江岷山附近，将匪首刘为泗等就地枪决，并全部解除其武装。”这是江西国民党当局无视团结抗日大业、积极反共的又一次恶劣行为。经此袭击，“刘部在岷山之实力，至此完全解体”。
1939年4月18日，日军调动进攻南昌的部分兵力攻占庐山后，岷山的战略价值更为重要。国民党当局遂向岷山增派兵力，成立第三挺进纵队司令部，兼江西省第九行政区，指挥江西保安第五、九团和挺进纵队两团共4个团，坚持岷山游击战争。其后，江西保安第十五团附铁道破坏队也挺进岷山、大屋，“专任南浔铁路之攻袭破坏”。岷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曾先后粉碎日军陆空军联合扫荡3次、步骑兵联合进攻7次，多次破坏南浔铁路并曾炸毁日军火车，成为江西坚持抗战的最主要的游击根据地之一。特别是营救美军飞行员的事迹，长期受到人们的传颂：1944年8月17日，中美混合机群又一次轰炸赣北日军基地，重创停泊在九江和长江的日军舰艇。作战中一美军飞机受损，7位飞行员跳伞降落到岷山脚下的黄老门地区，岷山游击部队奋力营救，遭到日军阻击，牺牲70多人，终将全部飞行员营救脱险。
武山游击根据地：武山地处湖口、彭泽之南，控制着湖口至都昌、景德镇的陆路交通要道，是防备赣北敌军进入赣东地区的重要屏障。1938年冬，江西当局派遣两个特务营到彭泽、湖口、都昌地区进行游击活动，开辟了武山游击根据地。随后，增派江西保安第二团进驻武山，游击力量更形壮大。该处游击部队积极袭击马当、湖口地区日军，并曾渡过长江袭击安徽望江之敌。
彭湖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1943年，驻守湖北礼山县（现大悟县）大小悟山一带的新四军第五师，为打通与驻安徽无为的七师和在苏北的新四军军部的直接联系，决定在赣北九江、湖口和彭泽间开辟三条通道，建立湖口、彭泽敌后抗日根据地，使鄂、皖、赣边区联为一片。据此，中共鄂皖边地委（又称五地委）领导下的黄（梅）宿（松）工委3月间派遣詹润民率武工队进入湖口，五师鄂皖边军分区（又称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政委刘西尧、参谋长康洪山）派遣郑重率挺进十八团（第一连和教导队）进入彭泽。詹润民武工队很快进入湖口棠山地区，在彭湖边境立稳足根，并向武山山脉伸延，控制日伪与国民党对峙的结合点。郑重部则在1943年初夏从黄梅到七师再到彭泽县，与商群领导的独立大队会合，迅速控制了地方土匪势力和帮会势力，建立了民主政权--挺进十八团湖西办事处，成立了中共彭泽工委（书记商群），打开了局面。同年12月，郑重等主持先后在棠山大屋张村成立由时中行（又名时良源）任主任，詹润民任副主任的棠山办事处（后扩大为棠山军民联合办事处），在彭泽水下村成立由郑重任书记的中共鄂赣皖边中心县委（后改称为中共边江工作委员会），按照“实行民主主义，联合各党派进步人士，实行抗日救国，除害安民”的原则，统辖湖口、彭泽、至德、波阳、宿松、望江六县的抗日游击工作。1944年3月，又在彭泽石葛阳村成立了中共彭湖工作委员会（1945年夏改称彭湖鄱工委）和彭湖联防大队。工委和办事处进行了政权建设、减租减息、扩大抗日武装、团结在当地的国民党军政力量和地方上层人士、争取伪军和打击日伪势力的斗争，陆续建立起杨山、芳中、定山、西山、牌楼、张青、石涧桥、王斯文、彭泽二十五都、横山等十一个联村办事处即乡政权，大体形成了游击根据地的县、乡、村政权架构。根据地的斗争，对日伪在赣北的统治形成了重大的威胁，曾经得到新任新四军第五师政委郑位三的称赞。抗战胜利后，该地中共武装和干部奉命渡江北上。
此外，在修水、武宁和湖北阳新边界及其他小块地区，也建立了游击区或游击点。1940年6月，游击队曾一举烧毁武宁日军毒气仓库，并使300多名日军中毒，在当时影响很大。一些零星游击队的活动也很活跃。如1944年10月17日游击队潜入永修马口，烧毁日本九江三星洋行分行及其囤积的物资；游击队还曾潜入南昌，袭扰日军和烧毁日军仓库。
三、民众的抗敌
在全民抗战的大局中，随时随处可见普通百姓以各种形式，投身抗战的身影。1943年，江西省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曾经将收集到的各界民众抗敌事迹，编辑为《江西省各界民众抗敌史料》出版。这本书，记录了许多普通老百姓英勇抗日的事迹。这样的事迹，也在其他形式的记载或口碑中，流传下来，它们构成了神圣抗战的光辉一页。
江西民众的抗日事迹，当时被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为国效忠，包括因公牺牲的殉公者和被俘死难的殉义者。这类事迹甚多，像南昌市百花洲小学教师卢英，在敌机轰炸时，为组织学生进入地下室而中弹牺牲，年仅27岁，是为公牺牲者。安义第2区第13保农民张鉴理，在日伪军进扰万埠时，英勇不屈，只身与敌肉搏殉难；靖安第2区核心组长胡升璠，在潜入敌后侦探敌情时被捕，日军强迫他充当向导，结果他将日军引入迷途，被恼怒的日军杀害，是为殉义者。更为突出的是，湖口县第一区农民陈植楷，1940年2月带路引导中国军队在江湖水道布放水雷，先后炸沉日军舰艇14艘，炸死日军数百名，立下奇功。陈植楷随后不幸被日军逮捕，遭受酷刑，坚贞不屈，惨遭杀害。
第二，英勇死节，包括持正不阿的守正者和守贞不渝的守贞者。修水人、以诗名噪天下的我国著名学者陈三立，1933年移居北平（今北京），先是严拒去伪满任职的劝诱；1937年北平、天津沦陷后，又坚拒日伪当局强邀他出任伪新民学院院长的要求，任其“游说百端皆不许”，游说者天天在他门口纠缠不休，引起他的愤怒，遂喊来保姆用扫帚将其逐去，“因发愤不食五日死”。德安人刘硕贵，在日军占领德安，强迫他出面成立伪组织时，坚决不从，被日军杀害，年仅32岁。星子县17岁的姑娘李青莲，被日军捕捉，日军“逼供我方军情，不答；复施非礼，拒不从”，被杀害。
第三，慷慨奉献，包括奋起杀敌的反抗者、自动请缨的献身者、乘时自效的献力者和慷慨输将的献财者。据史料记载，瑞昌南阳乡山上黄村人黄继忠，素具胆识，1941年春见2名日军由码头镇窜来村中寻觅妇女，乃潜藏在要隘处，等敌靠近时，举石猛击，敌避之不及竟毙命。他将敌尸投入深谷中，并洗清血迹，以免遭敌查踪报复。高安石脑农民朱火，1941年3月，用锄头击毙一敌；新建人霍昌海与其弟击毙敌军2人、伤1人，自己也在搏斗中牺牲。余干罗家农民杀死施暴的6个日军，楼下村农民用刀矛锄头消灭抢劫的9个日军，新屋彭家村农民乱棍打死5个施暴的敌人，南昌塘南农民胡木林用木棒敲碎1个日军脑袋，这类因日军暴行激发的奋起抵抗事迹，在全省不少地方都曾发生。南昌近郊桃竹丛魏村村民，被日军在周围村庄烧杀奸淫的兽行所激怒，面对冲进村强迫交出妇女的19个日本兵，村民们男扮女装，暗藏利刃，佯作殷情，乘敌不备将其全部杀死。这是战时一次非武装的民众自动反抗、机智杀敌的突出事例。事后，日军包围该村，疯狂屠杀村民500余人。
献财出力者更是举不胜举。1941年5月，广丰县年届古稀的清末翰林徐浩、季桃华，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为抗日事业慷慨输将，传扬一时。二老以年迈力衰不能亲上前线，决定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共计一百三十万元悉数捐助解交中央”，资助抗战。蒋介石对此也受到感动，立即题写“毁家纾难”横额两帧分赠二人，并发电请广丰县长代为致谢。还有一位新建县的徐氏老婆婆，目睹日军暴行，痛恨不已，1943年7月28日，乃将自己多年积蓄与家产2.1万元尽数捐献出来，用于政府购买飞机抗敌。1942年秋到1943年，江西各界民众捐款购机活动迭起高潮，先后捐款购买飞机多架。中国空军因全国人民的捐助，装备得到加强。也是从1943年起，江西境内的制空权，基本被中美空军所掌握。
其他诸如江西民众奋勇从军、购买救国公债、抗敌献金、募集棉被寒衣、捐献公债库券等等，实在太多。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江西农村妇女，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令人感动。据当时在江西的雷洁琼记载：“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广大农村妇女积极出钱出力，为前方将士捐献现金二十多万元，制布鞋四万余双……有些穷山沟的农村姊妹，将婚嫁时珍藏多年的银首饰都捐献出来，一根银簪，一副耳环，一个戒指都表达了广大农村妇女的爱国热忱”，“在游击区，妇女队还组织当地妇女传递情报、运送弹药、供应茶水、救护伤兵，担负起光荣的任务”。
以上所举，只是万千民众抗敌事迹中的点滴。但仅从这些点滴中，也充分地表现出了江西人民不畏强暴、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和凛然正气。这种精神和正气，是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四、在困苦生活下的坚守
抗战时期，全省人口是一个不断下降的势头。人口总数，1937年为1519万人，到1946年7月为1284万人，减少了235万人。人口分布，以1943年9月为例，全省总户数2625579户，1390.8万人，其中男713.3万人，女677.5万人，壮丁1871936人，户均人口5.3人，男女比例为105：100，每百男子中壮丁数为26人，每平方公里土地人口数为80人。这一统计说明，尽管男女比例尚属正常，但男子中壮丁人数（18-45岁）比例过低、老少人口比例过高，反映了青壮年大量出征和伤亡的事实。
抗战军兴，全省物价“无不纷纷奇涨”，成为影响民生安定和抗战事业的重要因素。物价奇涨，当时分析原因有二：一是来源缺乏，供不应求；二是“不肖商人”垄断居奇，操纵谋利。省政当局在发展经济和贸易以开源的同时，在管制物价、物资和节流上也曾做出过努力。1938年3月，为解决物价过昂问题，成立由省党部牵头，民政厅、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和商会等11个机关团体组成的“非常时期江西省物价评议会”，负责评议和调整物价。4月，省党部颁发《非常时期江西省物价评议会议组织规则》及评议办法，令各县同样组织物价评议会，以“注意人民生计，防止商人高抬物价”。此后，还相继成立江西省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处、食盐专卖局、粮食公卖处、缉私处、江西省物价管制委员会（1943年6月）等机构，对粮食、食盐等重要物资实行全面限价和限销，也多次破获过囤积大案，如1943年秋先后破获的泰和、吉安商人的私囤银币、银锭、银条案，吉安商人的多起囤积布匹、颜料案，但终究无法解决物价飞涨的问题。特别是到抗战后期，物价的直线飙升，成为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给人民的生计带来难以忍受的苦痛。就是在物资供应最有保障的临时省会泰和，这种情况也不例外，而使工薪低微的整个公务员队伍的日常生活备受冲击。
避免浪费及减少消费是战时节流的主要内容。1938年8月，省政府向公务人员发出通告，要求在抗战期间，其一切举动均应作民表率，各项浪费宜痛加革除，规定“凡公务人员，如遇婚丧寿宴，务须力求节俭，不得妄加浪费”。又制定《公务人员革除婚丧寿宴浪费暂行办法》，明令对借口违反者决予惩处。1942年4月，新任省主席曹浩森进一步采取措施，解决他所认为的江西社会风气稍嫌奢侈、不如重庆俭朴的问题，公布江西省《非常时期取缔宴会及送礼办法》，在全省统一取消宴会和送礼，因特殊事故必须举行宴会或送礼者，须向当地警察机关申请登记。这个规定，次年7月以再次公布《非常时期江西省省会取缔宴会及限制酒食办法》，得到重申。江西省政府为了节减粮食消费，还规定不准酿酒，限制米食加工，只准人民食用糙米即“稻谷砻去稻壳之米”。这一点，连蒋介石也觉得有些过分，认为实行“恐多困难”，下令照顾地方消费习惯“酌定适当标准”。
比较而言，农民的生活尤其艰难。战时江西农村，佃农和半自耕农占农村农户的比例，常年在71%到74%之间，即约占2/3.他们是重租重役的主要承担者。据江西农业院1939年的调查，江西田租有钱租、谷租和分租三种形式，分别占5.69%、80.97%和13.34%，以谷租为主。谷租的数量，各地不同，上等田以贵溪最高，每亩纳租4.5石，会昌最低，纳1.2石；中等田萍乡最高，纳4石，会昌最低，纳0.8石；下等田萍乡、吉安最高，纳3石，会昌最低，纳0.4石。租额不同与当地产量有关，但租额所占收获总量，全省大多在一半到2/3之间，是一个相当重的分量。这种状况，与战前没有什么改变。
农民的负担，在1941年前未实行田赋征实征购前，在战争环境下相对说来不算重，而且因为货币贬值，用货币交纳田赋和捐税等，实际的负担其实还有减轻，从那几年的乡村物价及农民购买力上看，下降比率还不是太大：
表中可见，农民出卖农产品所得的价钱，绝大多数地方比他们购买物品所付出的价钱要低，而他们的实际购买力，一般都比1937年有下降，但差别还不显著。显著的差别出现在1941年9月实行征实征购后。这时，农民负担明显加重，生活状况明显恶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所有负担均折征粮食，实际负担大大增加。如进贤第2区，每户平均负担粮食为9.47担，人均竟达2.1担，以户均粮食收支计算，每户平均不足数与负担数大致相当，因此只有压缩基本口粮以完负担。当时调查各项税收、征课，1945年全省人民人均负担1352元，约合稻谷8斗8升，这个负担尚未包括“人民捐献及乡镇保摊派”，乡镇保摊派项目主要有保甲经费、优待谷、清洁捐、征集费、征工等，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因此，连省政府也承认“人民负担较重”。其二，农民的粮食全部被政府征购和控制，不能自己拿到市场上出卖来得到较高的价钱，而政府付给他们的征购粮款，不但比市价低很多，而且40%给现金、60%给粮食库券。这样一来，政府虽然平抑了粮价和财政支出，保证了粮食的战时供给，但农民却需承受三个方面的损失：一是粮价之低与其他物价之高形成巨大的不平等差价，农民只能以少得可怜的粮食收入，去购买价格惊人的其他物品。二是即使有40%的粮款，因需经区乡保甲长等转手，并不能完全落到农民手中。据记载，各地对农民粮款“侵吞挪用或扣缴捐税”之事“不断的发生”，“甚至有的县长也有这种不法的行为”，严重者，粮款“真正能完全发到老百姓手上的，十不及一”，有的甚至干脆“不给价款”。三是粮食库券实质上是一种战时债券，但政府并无偿还能力，除1943年使用小部分抵交农民派配的积谷外，实际上成为废纸一张，农民因此承担了巨大的赔累。因此，1941年后，农民不但购买力下降到极点，而且相当多的农户连最低生活也难保证，要依靠借贷度日。其中仅借粮度荒的农户占总农户的57.2%，他们秋后还粮时要承担30%的高利贷利率。
处于敌我交界和交战地区的人们，所受灾害更是深重。例如高安处于敌我相接前沿，“为抗战期间百战之地，因之所受损害也特别重大，县城南北两个部分，尽成为一片废墟，只见到芦苇成林，砖瓦塞途，却找不出一间比较完整的房屋”，乡村只剩下败壁残垣，当地灾民经受着流亡的痛苦，无处可以趋避风雨，衣服、粮食被敌人糟蹋精光，“极目荒凉景象确实凄惨得很”。又如鄱阳湖区的渔民，“一面受敌寇随意杀戮之迫害”，因遭日军汽艇机枪射杀的渔民，尸沉湖底，渔船漂流湖面数月无人过问；一面则因敌我双方在湖港设防，导致捕鱼范围日促，“生活苦况遂更不可名状”。而所有游击区的农村农民，不仅要遭受日军的抢掠粮食、物资之害，而且要遭受中国战区部队和政府为与敌人争夺物资而来的“抢购”粮食之苦，其生活苦痛也是不堪言说。
就是在如此艰难的生活状况下，江西人民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和牺牲精神。所以能够如此，根本所在，就是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因此，广大人民以自己的无声的奉献和罕见的坚忍，支持长达8年的战争，坚持为抗战出兵出粮、出工出力直至战争胜利。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和抗日战争的生力军。以农民为主的各界人民对抗日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必将永久地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
一、上高会战与浙赣会战
1？郾上高会战
南昌沦陷后，第九战区的第十九、一、三十集团军等7个军的部队，在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兼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下，布防赣北，除防守奉新会埠到甘坊一线和武宁一线外，以4个军的主力防守在离南昌仅数十公里的高安、上高一线，与日军形成对峙，并不断袭扰日军，对南昌构成严重威胁。打击和消灭防守江西、湖南的第九战区部队，突破进入西南地区的屏障，是日军继南昌会战后确定的重要作战目标。在1939年9月发起的第一次长沙战役中，日军以赣北为辅战场，进攻防守高安、奉新、靖安一线的第十九、第一集团军，罗卓英指挥所部与日军展开大战，阻止了日军的进攻，并实施反击，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在第三十三师团的接应下，才脱出包围，撤回进攻前的阵地。高安、奉新、安义和武宁一线，成为双方军队在赣北赣西长期对峙的作战线。此后，我军还先后发动了冬季攻势作战和夏季攻势作战，不断给日军以打击。
1941年3月，日军为了巩固南昌外围据点，保证占领区的安全并掠夺当地物资，决定集中兵力“扫荡”赣西一带的中国驻军，打通湘赣公路，连接湘东日军，扩大赣北占领区，发起上高作战。日军集结2个师团、1个旅团共4万多兵力，配以200多门大炮、30多架飞机，于15日分北、中、南三路向上高地区第十九集团军发动进攻，其中北路以第三十三师团1.5万兵力，由安义沿潦河向上高方向进攻；中路以第三十四师团2万兵力由南昌西山万寿宫，沿锦江北岸向高安进攻；南路以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8000兵力，由河口夏渡江沿锦江南岸，向高安灰埠方向进攻，计划三路并进到高安、上高地区与中国军队决战，求取消灭第十九集团军主力第七十四军，并占领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上高。上高会战全线展开。
以薛岳为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早在1940年4月即预先制订有对日军的反击作战计划。该计划预定：“敌如向高安、万载进犯时，则诱敌于分宜、上高、宜丰一带地区，反击而歼灭之。”据此，九战区集结7.2万兵力，由罗卓英指挥，兵分三线，先诱敌前进，再集中主力断敌后路，围歼日军。
李觉第七十军担任阻击和引诱北路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的任务。该路日军15日占领奉新，并沿潦河向上高方向前进。第七十军在潦河两岸逐次阻击并引诱日军前进，18日在华林寨、上富、苦竹坳地区，再次猛烈阻击日军。该路日军原定4月上旬调往华北，这时自认为协助中路作战的任务已经完成，遂于19日不顾其他两路战况，由作战地撤回安义。中路日军由是失去北路掩护，而第七十军则立即转头南下，袭击中路日军的右侧背。
第四十九军由清江一带西渡赣江，在军长刘多荃指挥下，担任阻截由新建流湖向高安灰埠一线进攻的南路日军独立第二十旅团的任务。19日，在高安来脊岭石头街一带猛烈阻击日军。该路日军一部占领灰埠后北上渡过锦江，与中路日军会合；一部留在锦江以南，但立即受到第四十九军及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的打击，在华阳被歼灭大半，残部北上与其旅团部会合。第四十九军随其后渡锦江北上，攻击中路日军的左侧背。至此，三路日军实际只剩作为主力的中路孤军突进，我各参战部队经过阻击和诱敌，逐渐达成合击中路日军的有利态势。第九战区又命赣北第三十集团军的第七十二军南下，增援第十九集团军的作战。
第九战区的王牌主力第七十四军在军长王耀武指挥下，奉命坚守毗邻高安的上高泗溪、官桥一线阵地，顽强阻击经高安进攻上高的中路日军第三十四师团。该路日军18日占领高安后，继续西进，20日与第七十四军发生激战。22日晨，日军集中万余兵力实行强攻，日军师团长大贺茂中将亲自督战，出动飞机百余架次反复轰炸第七十四军阵地，仅投下的炸弹就有1700多枚，七十四军将士“拼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全线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激战至24日，七十四军在预备队也被投入战斗并先后多次发起反冲击之后，重新克复被占领阵地。全军将士的奋力拼杀，为会战胜利奠定了基础。七十四军后因此役赢得“抗日铁军”的称号，被授予军中最高奖品--飞虎旗，军长王耀武亦被授军队最高勋章。
在第七十四军鏖战之时，第七十军主力已南下进至高安杨公圩（今杨圩）一线，增援作战的韩全朴第七十二军也进至水口圩附近，与由从锦江南岸北上的第四十九军形成了对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的包围，准备围歼日军。日军师团长大贺茂急电汉口第十一军司令部求救。24日，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再次由奉新出动，奉命救援第三十四师团，25日晨一部经高安伍桥到达宜丰棠浦，主力则向官桥主阵地突进，意与三十四师团取得联络，接应其突围。26日夜，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经激战由包围间隙中突出重围，十分狼狈地向高安方向撤退。第十九集团军分两路追歼，右路向高安、左路向奉新（三十三师团）日军追击、截击，先后在官桥、杨公圩、龙潭等地追歼截击日军一部。31日，收复高安。到4月2日，相继收复奉新和西山万寿宫，8日，攻克安义外围长埠等据点。9日，上高会战胜利结束。
中国军队在作战中打得英勇顽强。战役指挥官罗卓英说，各部队均能彻底奉行命令，危急时能咬紧牙关苦撑，不诉苦，不告急，坚守上高正面核心阵地的部队，面对“陆空协同明冲暗袭志在必得上高之顽敌，苦战五日，迭予反击”，“又各部队战斗力均充分发挥，伙夫以扁担与敌肉搏，士兵两三人共一把刺刀与敌格斗，此种事迹在官兵谈话中，到处可以见闻”。所以，战后医院中，负刀伤的官兵颇多，“有负刀伤至六七处者，尤可想见当时格斗之情景”。这次会战，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歼灭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大佐联队长滨田以下1.5万余人，俘虏百余，击落敌机1架，缴获步枪千余支、大炮10余门，不仅恢复了战前阵线，而且收复了西山万寿宫和安义外围等地。特别是，这次战役改变了中日军队“历次会战兵力六比一之惯例”，是正面战场作战唯一一次以不足二比一兵力取得重大胜利的作战，因此也被何应钦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战后，罗卓英总结出11条制胜的原因，除了部队作战英勇外，战役指导正确、诱敌围歼方针成功、协调良好、通信灵活，特别是战地人民奋勇参战，“民众用命，彻底破坏交通，使敌解除优势装备”，无法发挥机械化的威力，反而陷入供给困难、仅靠飞机空投补给的境地，以及日军指挥错误、行动互不协调和轻率急进等等，都是促成胜利的重大因素。
2？郾浙赣会战
浙赣铁路是中国东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日军占领南昌后，这条铁路实际已被切断，但在浙赣境内大部分线路仍在我军控制中，我国在沿线建设了多处空军基地，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也驻在浙赣线的重要城市上饶。因此，浙赣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共同对日本侵略者作战。1942年4月18日，美军首次出动16架远程轰炸机，对日本东京等城市实行战略轰炸，返航后多数在浙江境内的空军基地降落。日本对本土遭受轰炸极度震惊，认为如不能迅速摧毁中国在浙赣沿线的机场，将对日本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4月21日，日本大本营决定进行以摧毁浙赣沿线飞机场为目标的浙赣作战。5月，日军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决定集中9个师团以上的陆海空兵力，即第十三军及其配属部队5个师团又3个半混成旅团共54个大队，第十一军2个师团又4个支队共25个大队，加上战争开始后调入的华北方面军3个大队，合计以步兵82个大队为基干，以大约两倍于日军大本营计划的兵力，实施东西夹击的浙赣作战。其中，以第十三军从15日开始由浙江向浙赣铁路东段进攻，第十一军由南昌附近的赣江右岸从31日夜开始进攻浙赣铁路西段，企图东西夹击中国第三战区部队，打通浙赣路，摧毁沿线的中国空军机场。因此，浙赣作战“是自1939年以来，日军使用兵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作战”，也是中国军队跨越两个战区联合抗日作战的重要战役。
东线日军在浙江境内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日军伤亡惨重，第十五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被地雷炸死，日军哀叹这是自陆军创建以来首次“现任师长阵亡”。6月7日，日军攻陷衢州，衢州机场遭到日军的大破坏。其后，日军继续西进，中旬进入江西境内，连续攻占玉山、广丰，15日占领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上饶。随后，日军转取守势，大肆破坏机场，拆毁铁路，抢掠物资。第三战区部队则转至浙赣线南北两侧地区，不断侧击袭扰日军。第三战区在指挥作战中，也存在高级将领惧战、缺乏勇气和“前线未败，后方先行混乱”等问题，以致日军能够迅速前进。
西线日军第十一军为策应浙江方面作战，由南昌沿抚河西岸向南攻击。5月31日晚，日军从南昌渡过抚河发动进攻，分兵多路攻城略地或牵制中国军队，一路沿浙赣线向进贤、东乡、鹰潭方向进攻，一路沿鄱阳湖沿岸向瑞洪镇、余干、鄱阳方向进攻，一路南下丰城、樟树、新干，而集中第三十三、三十四师团主力向三江口、临川方向进攻。
阻击西线日军的中国军队，是奉命出动策应第三战区作战的第九战区夏楚中第七十九军、欧震第四军和孙渡第五十八军等部队。6月4日，第七十九军冒雨急进临川，与日军先头部队在临川进行了一夜巷战。次日，日军第三师团主力抵达临川，双方战斗更为猛烈。第五十八军和江西保安纵队，也在临川北面的三江口、李家渡与日军第三十四师团激战，战况极为剧烈。8日，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突破第五十八军阵地，直下临川与第三师团会合，再度与第七十九军发生多日激战。随后，该路日军再次分兵，第三十三师团主力继续向建昌（今南城）方向进攻，第三十四师团主力转向浙赣路加入向鹰潭的进攻。12日，日军第三师团占领南城及其机场。当天，日本中国派遣军向日本大本营提出实施打通浙赣线、求取“达到使第三战区毁灭、中国将领动摇的效果”的计划，得到大本营的同意，大本营指令中国派遣军“根据需要，得在南昌附近浙赣沿线全域实施作战”，作战规模于是进一步扩大。16日，第三十四师团攻陷浙赣线上的重镇鹰潭及贵溪。至此，西线日军第十一军与已进至上饶的东线日军第十三军，相隔仅约80公里。
第九战区判断日军的动向，随即调整部署，在东乡、金溪以东，南昌以南的赣东地区向日军发动攻势。第四军自南向北进攻崇仁、宜黄，第五十八军由北向南进攻崇仁、临川，第七十九军由南向北进攻南城。从21日起，各部与日军在南城、宜黄、崇仁、临川地区展开激战，一度包围临川、南城日军，但久攻不克。到30日，日军再陷宜黄、崇仁，双方形成对峙。与此同时，日军30日在浙赣线上东西并进发动打通作战。7月1日，东进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与西进日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二师团会合攻占横峰，浙赣线被敌全线打通。
中国军队这时大多转移到日军后方袭扰敌军，并切断其交通供给。日军进退失据，顾此失彼。7月上旬，第三战区部队开始发动局部攻势作战，先后收复浙江桐庐、建德和江西弋阳、横峰。13日，进入临川一带的日军第三师团向南昌回撤，这一地区的作战遂告结束。28日，日军以预定目的基本实现，下令停战撤退。东线日军以确保金华地区于8月中旬退回战前防线，西线日军也于8月19日撤回南昌地区，中国军队收复全部失地，浙赣会战至此结束。
浙赣会战长达3个多月。日军在作战中基本实现了预定目标，除破坏了衢州、丽水、玉山等地机场外，还抢掠了许多物资及浙赣铁路器材。有日本学者研究后甚至说，浙赣作战是以攻击飞机场为目的的作战，但从“满洲”调来了铁道监部1和铁道联队1担当铁道作战的部队，所以这次作战“与其说是要‘毁灭’飞机场，毋宁说是以攫取铁路器材为目的……作战获得的铁路器材，一部分为了运输萤石用于浙赣线的修复工程方面，一部分为了‘对苏联作战备用’被运往‘满洲’”。但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日军也遭到重大的损失，死伤包括师团长在内的官兵2.9万余人（日军自称1.7万人）。浙赣沿线及赣东地区，受到日军的严重破坏与摧残，战火波及浙赣48个县，中国军民死伤25万余人（其中中国伤亡官兵4万人）。尤其丑恶的是，日军在作战中再次使用了细菌武器，引起浙西和赣东地区严重的鼠疫等疫病的流行，对当地人民造成长期的危害。
二、赣北游击纵队与根据地活动
1938年下半年赣北作战开始后，江西省政府曾派遣杨遇春、钟石磐分率保安团，前往庐山和岷山开展游击。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第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原则，要求派遣部队深入敌后，加强对敌人后方的控制与扰袭，当局对游击作战有了进一步的重视。这时，第九战区建立了以樊崧甫为总指挥的湘鄂赣边区游击部队，统辖两个正规师配合主力部队进行游击作战。后又组建第九战区湘鄂赣边区游击挺进军，1940年5月调第三十三军团军团长李默庵为总指挥，统辖湘鄂赣边区各游击纵队，江西省的游击队伍被编入其中。李默庵总部一度驻修水漫江。当时在江西境内辖有三个游击纵队：
第一纵队以孔荷宠为司令，由陆军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编成。孔曾任红十六军军长，后投向国民党。该纵队在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赣北作战中，与第二纵队在奉新境内担任截击交通、扰袭敌后任务，遭敌反击，颇有伤亡。该纵队后来主要在鄂赣边境进行游击，孔荷宠后调任陆军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1943年以贪污罪被第九战区军法执行处判刑（1945年被释放后在汉口、南京等地经商）。
第二纵队由3个江西保安团编成，最初由以指挥孤军坚守庐山数月而著名的杨遇春为司令，杨在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赣北敌后扰袭作战中“因对所部统率失职而撤职”，保安第六团在奉新龙形山遭日军猛攻伤亡殆尽，由陈洪时接任纵队司令兼江西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陈曾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后投向国民党，受重用。据记载，他自接任纵队司令后，“秣马厉兵，励精图治，为赣省不可多得之军事政治人才”。陈洪时1940年10月4日病死，遗职由康景濂接替。1943年二三月间，该纵队奉九战区和第三十集团军之命，北上武宁横路、双桥山地区，参与阻击由鄂南南下的新四军第五师一部，发生战斗，新四军为避免损伤，退回江北。
第三纵队司令为钟石磐。主要活动于后面所说的岷山游击根据地。
“挺进纵队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游击抗战，各挺进纵队在各边区均有些战绩。”同时，也承担游击区的地方行政事务。但“挺进部队素质不齐”，有的抗日较为英勇，相当一部分“军风纪极坏，缺乏战斗精神与技术，人民对之无好感，咸称‘游安全之区，击无辜之民’”，“尚有一小部投敌者”。
当时在赣北还建立了一些游击根据地（区、点），主要有：
西山游击根据地：南昌失陷后，省政府为了牵制占领南昌地区的日军，建立后方与游击区的联系，发动赣西地区的游击战，派遣江西保安第六团进入安义、靖安、奉新地区，创建了以西山为主要据点的游击根据地。该保安团被编入挺进军第二纵队后，这一根据地成为第二纵队在敌占区边缘几县展开游击活动的据点，保安第四团接替受重创的第六团成为根据地的主要军事力量。
岷山游击根据地：岷山坐落在南浔铁路西侧，根据地由丛山中的若干盆地所组成，人口30余万，粮食产量差堪自给。其地因东扼南浔铁路和星子县而与庐山遥相对应，北控九江、瑞昌，西靠幕阜山，南制德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3年以来，这里便是中共赣北工作委员会的所在地，工委书记刘为泗领导红军游击队在此坚持了长期的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刘为泗起初不知道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曾误将中共湘鄂赣省委派来传达团结抗日政策、联系部队改编的两位同志杀害，错失了所部编入新四军的机会。其后，刘为泗按照中共的方针政策实行转变，主动就近与江西保安第十八团（随即改称第五团）司令钟石磐谈判合作抗日，将部队改编为赣北抗日游击队，是一支拥有400多人和较精良的轻重武器的抗日队伍。
九江沦陷后，省政府派江西保安第三、十一两团随部分正规军在杨遇春指挥下，开辟了庐山游击根据地。日军进至德安、永修时，为了牵制敌人和援助庐山孤军，省政府又派钟石磐率保安第十八团进入岷山根据地。钟组织岷山游击指挥部，刘为泗为大队长的赣北抗日游击队被改编为1个大队，共同抗击赣北日军，颇有斩获。但由于国民党江西当局顽固坚持反共立场，这支队伍在1939年2月24日竟遭到钟石磐的阴谋袭击，刘为泗及中队长以上干部30多人均遭杀害，钟石磐在事后所写《江西岷山游击指挥部工作报告》中说：“本部五奉上峰电令，严饬剿除，乃于二月二十四日在九江岷山附近，将匪首刘为泗等就地枪决，并全部解除其武装。”这是江西国民党当局无视团结抗日大业、积极反共的又一次恶劣行为。经此袭击，“刘部在岷山之实力，至此完全解体”。
1939年4月18日，日军调动进攻南昌的部分兵力攻占庐山后，岷山的战略价值更为重要。国民党当局遂向岷山增派兵力，成立第三挺进纵队司令部，兼江西省第九行政区，指挥江西保安第五、九团和挺进纵队两团共4个团，坚持岷山游击战争。其后，江西保安第十五团附铁道破坏队也挺进岷山、大屋，“专任南浔铁路之攻袭破坏”。岷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曾先后粉碎日军陆空军联合扫荡3次、步骑兵联合进攻7次，多次破坏南浔铁路并曾炸毁日军火车，成为江西坚持抗战的最主要的游击根据地之一。特别是营救美军飞行员的事迹，长期受到人们的传颂：1944年8月17日，中美混合机群又一次轰炸赣北日军基地，重创停泊在九江和长江的日军舰艇。作战中一美军飞机受损，7位飞行员跳伞降落到岷山脚下的黄老门地区，岷山游击部队奋力营救，遭到日军阻击，牺牲70多人，终将全部飞行员营救脱险。
武山游击根据地：武山地处湖口、彭泽之南，控制着湖口至都昌、景德镇的陆路交通要道，是防备赣北敌军进入赣东地区的重要屏障。1938年冬，江西当局派遣两个特务营到彭泽、湖口、都昌地区进行游击活动，开辟了武山游击根据地。随后，增派江西保安第二团进驻武山，游击力量更形壮大。该处游击部队积极袭击马当、湖口地区日军，并曾渡过长江袭击安徽望江之敌。
彭湖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1943年，驻守湖北礼山县（现大悟县）大小悟山一带的新四军第五师，为打通与驻安徽无为的七师和在苏北的新四军军部的直接联系，决定在赣北九江、湖口和彭泽间开辟三条通道，建立湖口、彭泽敌后抗日根据地，使鄂、皖、赣边区联为一片。据此，中共鄂皖边地委（又称五地委）领导下的黄（梅）宿（松）工委3月间派遣詹润民率武工队进入湖口，五师鄂皖边军分区（又称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政委刘西尧、参谋长康洪山）派遣郑重率挺进十八团（第一连和教导队）进入彭泽。詹润民武工队很快进入湖口棠山地区，在彭湖边境立稳足根，并向武山山脉伸延，控制日伪与国民党对峙的结合点。郑重部则在1943年初夏从黄梅到七师再到彭泽县，与商群领导的独立大队会合，迅速控制了地方土匪势力和帮会势力，建立了民主政权--挺进十八团湖西办事处，成立了中共彭泽工委（书记商群），打开了局面。同年12月，郑重等主持先后在棠山大屋张村成立由时中行（又名时良源）任主任，詹润民任副主任的棠山办事处（后扩大为棠山军民联合办事处），在彭泽水下村成立由郑重任书记的中共鄂赣皖边中心县委（后改称为中共边江工作委员会），按照“实行民主主义，联合各党派进步人士，实行抗日救国，除害安民”的原则，统辖湖口、彭泽、至德、波阳、宿松、望江六县的抗日游击工作。1944年3月，又在彭泽石葛阳村成立了中共彭湖工作委员会（1945年夏改称彭湖鄱工委）和彭湖联防大队。工委和办事处进行了政权建设、减租减息、扩大抗日武装、团结在当地的国民党军政力量和地方上层人士、争取伪军和打击日伪势力的斗争，陆续建立起杨山、芳中、定山、西山、牌楼、张青、石涧桥、王斯文、彭泽二十五都、横山等十一个联村办事处即乡政权，大体形成了游击根据地的县、乡、村政权架构。根据地的斗争，对日伪在赣北的统治形成了重大的威胁，曾经得到新任新四军第五师政委郑位三的称赞。抗战胜利后，该地中共武装和干部奉命渡江北上。
此外，在修水、武宁和湖北阳新边界及其他小块地区，也建立了游击区或游击点。1940年6月，游击队曾一举烧毁武宁日军毒气仓库，并使300多名日军中毒，在当时影响很大。一些零星游击队的活动也很活跃。如1944年10月17日游击队潜入永修马口，烧毁日本九江三星洋行分行及其囤积的物资；游击队还曾潜入南昌，袭扰日军和烧毁日军仓库。
三、民众的抗敌
在全民抗战的大局中，随时随处可见普通百姓以各种形式，投身抗战的身影。1943年，江西省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曾经将收集到的各界民众抗敌事迹，编辑为《江西省各界民众抗敌史料》出版。这本书，记录了许多普通老百姓英勇抗日的事迹。这样的事迹，也在其他形式的记载或口碑中，流传下来，它们构成了神圣抗战的光辉一页。
江西民众的抗日事迹，当时被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为国效忠，包括因公牺牲的殉公者和被俘死难的殉义者。这类事迹甚多，像南昌市百花洲小学教师卢英，在敌机轰炸时，为组织学生进入地下室而中弹牺牲，年仅27岁，是为公牺牲者。安义第2区第13保农民张鉴理，在日伪军进扰万埠时，英勇不屈，只身与敌肉搏殉难；靖安第2区核心组长胡升璠，在潜入敌后侦探敌情时被捕，日军强迫他充当向导，结果他将日军引入迷途，被恼怒的日军杀害，是为殉义者。更为突出的是，湖口县第一区农民陈植楷，1940年2月带路引导中国军队在江湖水道布放水雷，先后炸沉日军舰艇14艘，炸死日军数百名，立下奇功。陈植楷随后不幸被日军逮捕，遭受酷刑，坚贞不屈，惨遭杀害。
第二，英勇死节，包括持正不阿的守正者和守贞不渝的守贞者。修水人、以诗名噪天下的我国著名学者陈三立，1933年移居北平（今北京），先是严拒去伪满任职的劝诱；1937年北平、天津沦陷后，又坚拒日伪当局强邀他出任伪新民学院院长的要求，任其“游说百端皆不许”，游说者天天在他门口纠缠不休，引起他的愤怒，遂喊来保姆用扫帚将其逐去，“因发愤不食五日死”。德安人刘硕贵，在日军占领德安，强迫他出面成立伪组织时，坚决不从，被日军杀害，年仅32岁。星子县17岁的姑娘李青莲，被日军捕捉，日军“逼供我方军情，不答；复施非礼，拒不从”，被杀害。
第三，慷慨奉献，包括奋起杀敌的反抗者、自动请缨的献身者、乘时自效的献力者和慷慨输将的献财者。据史料记载，瑞昌南阳乡山上黄村人黄继忠，素具胆识，1941年春见2名日军由码头镇窜来村中寻觅妇女，乃潜藏在要隘处，等敌靠近时，举石猛击，敌避之不及竟毙命。他将敌尸投入深谷中，并洗清血迹，以免遭敌查踪报复。高安石脑农民朱火，1941年3月，用锄头击毙一敌；新建人霍昌海与其弟击毙敌军2人、伤1人，自己也在搏斗中牺牲。余干罗家农民杀死施暴的6个日军，楼下村农民用刀矛锄头消灭抢劫的9个日军，新屋彭家村农民乱棍打死5个施暴的敌人，南昌塘南农民胡木林用木棒敲碎1个日军脑袋，这类因日军暴行激发的奋起抵抗事迹，在全省不少地方都曾发生。南昌近郊桃竹丛魏村村民，被日军在周围村庄烧杀奸淫的兽行所激怒，面对冲进村强迫交出妇女的19个日本兵，村民们男扮女装，暗藏利刃，佯作殷情，乘敌不备将其全部杀死。这是战时一次非武装的民众自动反抗、机智杀敌的突出事例。事后，日军包围该村，疯狂屠杀村民500余人。
献财出力者更是举不胜举。1941年5月，广丰县年届古稀的清末翰林徐浩、季桃华，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为抗日事业慷慨输将，传扬一时。二老以年迈力衰不能亲上前线，决定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共计一百三十万元悉数捐助解交中央”，资助抗战。蒋介石对此也受到感动，立即题写“毁家纾难”横额两帧分赠二人，并发电请广丰县长代为致谢。还有一位新建县的徐氏老婆婆，目睹日军暴行，痛恨不已，1943年7月28日，乃将自己多年积蓄与家产2.1万元尽数捐献出来，用于政府购买飞机抗敌。1942年秋到1943年，江西各界民众捐款购机活动迭起高潮，先后捐款购买飞机多架。中国空军因全国人民的捐助，装备得到加强。也是从1943年起，江西境内的制空权，基本被中美空军所掌握。
其他诸如江西民众奋勇从军、购买救国公债、抗敌献金、募集棉被寒衣、捐献公债库券等等，实在太多。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江西农村妇女，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令人感动。据当时在江西的雷洁琼记载：“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广大农村妇女积极出钱出力，为前方将士捐献现金二十多万元，制布鞋四万余双……有些穷山沟的农村姊妹，将婚嫁时珍藏多年的银首饰都捐献出来，一根银簪，一副耳环，一个戒指都表达了广大农村妇女的爱国热忱”，“在游击区，妇女队还组织当地妇女传递情报、运送弹药、供应茶水、救护伤兵，担负起光荣的任务”。
以上所举，只是万千民众抗敌事迹中的点滴。但仅从这些点滴中，也充分地表现出了江西人民不畏强暴、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和凛然正气。这种精神和正气，是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四、在困苦生活下的坚守
抗战时期，全省人口是一个不断下降的势头。人口总数，1937年为1519万人，到1946年7月为1284万人，减少了235万人。人口分布，以1943年9月为例，全省总户数2625579户，1390.8万人，其中男713.3万人，女677.5万人，壮丁1871936人，户均人口5.3人，男女比例为105：100，每百男子中壮丁数为26人，每平方公里土地人口数为80人。这一统计说明，尽管男女比例尚属正常，但男子中壮丁人数（18-45岁）比例过低、老少人口比例过高，反映了青壮年大量出征和伤亡的事实。
抗战军兴，全省物价“无不纷纷奇涨”，成为影响民生安定和抗战事业的重要因素。物价奇涨，当时分析原因有二：一是来源缺乏，供不应求；二是“不肖商人”垄断居奇，操纵谋利。省政当局在发展经济和贸易以开源的同时，在管制物价、物资和节流上也曾做出过努力。1938年3月，为解决物价过昂问题，成立由省党部牵头，民政厅、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和商会等11个机关团体组成的“非常时期江西省物价评议会”，负责评议和调整物价。4月，省党部颁发《非常时期江西省物价评议会议组织规则》及评议办法，令各县同样组织物价评议会，以“注意人民生计，防止商人高抬物价”。此后，还相继成立江西省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处、食盐专卖局、粮食公卖处、缉私处、江西省物价管制委员会（1943年6月）等机构，对粮食、食盐等重要物资实行全面限价和限销，也多次破获过囤积大案，如1943年秋先后破获的泰和、吉安商人的私囤银币、银锭、银条案，吉安商人的多起囤积布匹、颜料案，但终究无法解决物价飞涨的问题。特别是到抗战后期，物价的直线飙升，成为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给人民的生计带来难以忍受的苦痛。就是在物资供应最有保障的临时省会泰和，这种情况也不例外，而使工薪低微的整个公务员队伍的日常生活备受冲击。
避免浪费及减少消费是战时节流的主要内容。1938年8月，省政府向公务人员发出通告，要求在抗战期间，其一切举动均应作民表率，各项浪费宜痛加革除，规定“凡公务人员，如遇婚丧寿宴，务须力求节俭，不得妄加浪费”。又制定《公务人员革除婚丧寿宴浪费暂行办法》，明令对借口违反者决予惩处。1942年4月，新任省主席曹浩森进一步采取措施，解决他所认为的江西社会风气稍嫌奢侈、不如重庆俭朴的问题，公布江西省《非常时期取缔宴会及送礼办法》，在全省统一取消宴会和送礼，因特殊事故必须举行宴会或送礼者，须向当地警察机关申请登记。这个规定，次年7月以再次公布《非常时期江西省省会取缔宴会及限制酒食办法》，得到重申。江西省政府为了节减粮食消费，还规定不准酿酒，限制米食加工，只准人民食用糙米即“稻谷砻去稻壳之米”。这一点，连蒋介石也觉得有些过分，认为实行“恐多困难”，下令照顾地方消费习惯“酌定适当标准”。
比较而言，农民的生活尤其艰难。战时江西农村，佃农和半自耕农占农村农户的比例，常年在71%到74%之间，即约占2/3.他们是重租重役的主要承担者。据江西农业院1939年的调查，江西田租有钱租、谷租和分租三种形式，分别占5.69%、80.97%和13.34%，以谷租为主。谷租的数量，各地不同，上等田以贵溪最高，每亩纳租4.5石，会昌最低，纳1.2石；中等田萍乡最高，纳4石，会昌最低，纳0.8石；下等田萍乡、吉安最高，纳3石，会昌最低，纳0.4石。租额不同与当地产量有关，但租额所占收获总量，全省大多在一半到2/3之间，是一个相当重的分量。这种状况，与战前没有什么改变。
农民的负担，在1941年前未实行田赋征实征购前，在战争环境下相对说来不算重，而且因为货币贬值，用货币交纳田赋和捐税等，实际的负担其实还有减轻，从那几年的乡村物价及农民购买力上看，下降比率还不是太大：
表中可见，农民出卖农产品所得的价钱，绝大多数地方比他们购买物品所付出的价钱要低，而他们的实际购买力，一般都比1937年有下降，但差别还不显著。显著的差别出现在1941年9月实行征实征购后。这时，农民负担明显加重，生活状况明显恶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所有负担均折征粮食，实际负担大大增加。如进贤第2区，每户平均负担粮食为9.47担，人均竟达2.1担，以户均粮食收支计算，每户平均不足数与负担数大致相当，因此只有压缩基本口粮以完负担。当时调查各项税收、征课，1945年全省人民人均负担1352元，约合稻谷8斗8升，这个负担尚未包括“人民捐献及乡镇保摊派”，乡镇保摊派项目主要有保甲经费、优待谷、清洁捐、征集费、征工等，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因此，连省政府也承认“人民负担较重”。其二，农民的粮食全部被政府征购和控制，不能自己拿到市场上出卖来得到较高的价钱，而政府付给他们的征购粮款，不但比市价低很多，而且40%给现金、60%给粮食库券。这样一来，政府虽然平抑了粮价和财政支出，保证了粮食的战时供给，但农民却需承受三个方面的损失：一是粮价之低与其他物价之高形成巨大的不平等差价，农民只能以少得可怜的粮食收入，去购买价格惊人的其他物品。二是即使有40%的粮款，因需经区乡保甲长等转手，并不能完全落到农民手中。据记载，各地对农民粮款“侵吞挪用或扣缴捐税”之事“不断的发生”，“甚至有的县长也有这种不法的行为”，严重者，粮款“真正能完全发到老百姓手上的，十不及一”，有的甚至干脆“不给价款”。三是粮食库券实质上是一种战时债券，但政府并无偿还能力，除1943年使用小部分抵交农民派配的积谷外，实际上成为废纸一张，农民因此承担了巨大的赔累。因此，1941年后，农民不但购买力下降到极点，而且相当多的农户连最低生活也难保证，要依靠借贷度日。其中仅借粮度荒的农户占总农户的57.2%，他们秋后还粮时要承担30%的高利贷利率。
处于敌我交界和交战地区的人们，所受灾害更是深重。例如高安处于敌我相接前沿，“为抗战期间百战之地，因之所受损害也特别重大，县城南北两个部分，尽成为一片废墟，只见到芦苇成林，砖瓦塞途，却找不出一间比较完整的房屋”，乡村只剩下败壁残垣，当地灾民经受着流亡的痛苦，无处可以趋避风雨，衣服、粮食被敌人糟蹋精光，“极目荒凉景象确实凄惨得很”。又如鄱阳湖区的渔民，“一面受敌寇随意杀戮之迫害”，因遭日军汽艇机枪射杀的渔民，尸沉湖底，渔船漂流湖面数月无人过问；一面则因敌我双方在湖港设防，导致捕鱼范围日促，“生活苦况遂更不可名状”。而所有游击区的农村农民，不仅要遭受日军的抢掠粮食、物资之害，而且要遭受中国战区部队和政府为与敌人争夺物资而来的“抢购”粮食之苦，其生活苦痛也是不堪言说。
就是在如此艰难的生活状况下，江西人民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和牺牲精神。所以能够如此，根本所在，就是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因此，广大人民以自己的无声的奉献和罕见的坚忍，支持长达8年的战争，坚持为抗战出兵出粮、出工出力直至战争胜利。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和抗日战争的生力军。以农民为主的各界人民对抗日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必将永久地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