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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战时文化教育状况
一、中正大学的创办与战时的大学教育
1？郾中正大学的创办与首任校长胡先骕
与邻省相比，江西高等教育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先是1926年冬，国民党在江西建立政权之始，即曾设想组建中山大学，终未办成。1929年，江西省教育厅筹办省立江西大学的努力，则被教育部阻止，这年9月，教育部下令江西省教育厅停止筹备江西大学，所余之款“移作普及整顿中等教育改设专科学校之用”。蒋介石1933年在庐山也曾对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谈到举办大学事宜，亦未能成为现实。
抗战以来，国内大学因战事关系，大多西移至西南地区，江西对高等教育的需要益形迫切。1939年春，熊式辉以急需“培植抗战建国之基本人才”为由，趁在重庆公干之机邀请“川中名流”研究江西兴办省立大学事，得到蒋介石等的支持，蒋介石特别拨给基金一百万元。熊返赣后，又于8月约集省内外学者到遂川商议，决定设立“中正大学”，并将商议结果报呈教育部和蒋介石批准。同时，省政府在泰和设立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事宜。1940年3月，教育部正式确定中正大学为国立中正大学。教育部聘请熊式辉、程时煃、邱椿、马博厂、蔡方荫、朱有骞、罗廷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熊任主任委员。6月1日，省政府在选定的校址泰和杏岭举行筹备会正式成立仪式。9月，重庆国民政府任命胡先骕博士为中正大学校长，胡即于10月1日到校就职。10月31日，中正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亲自发来训词，对办学宗旨和学生学习都有训示，要求该校“所研究传习之道，必为救国救世、三民主义之达道，所授予诸生之课业，必为担当革命建国事业之实际”；“诸生所修习者，虽有文、法、工、农、商、医诸系别之分，而均不可不于入学之始，立定为国家效忠、为同胞服务之志向”，造成“非仅博通学术之专才，实为革命建国之干部”。
一所国立大学从筹备到开学，费时仅一年，特别是“能于战时创立于战地的江西”，不能不说是一种神奇，这是由许多因素综合促成的。首先当然是国民政府的支持，或许也与以蒋介石名字命名有关，中正大学尤其得到了蒋介石的关心。其次是省政府的决心。熊式辉是为开办中正大学出力最大的人之一。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蒋廷黻1940年视察江西时，对此有一个最直接而有趣的记载：“熊主席正创办一所大学。该校预计训练一批较有效率的公务员和领导人。根据柏拉图的理想，他希望能提高政府人员的教育水准。他不惮其详的阐述他的理想，并且急于实现他的理想。他要我担任他的新大学校长。他说：大学校长的地位事实上是与省主席平行的。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战时，我认为他的计划是不合时宜的。我建议他不可操之过急。”在蒋廷黻的眼中，熊是一个“最富有哲学气息”的省主席，即是一个好幻想的人，因此他并不看好江西办大学之事。但事情终是办成了，从中颇能看出熊式辉的性格和能力。最后，众多学者的赞助和战时人才的急需，也是中正大学能够迅速开办的重要原因。
首任校长胡先骕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他早年两次留学美国，获植物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南京、北平的多所大学任教授。1928年在北平与邹秉志等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1930年当选为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委员。主持在我国开展大规模野外采集和调查我国植物资源的工作，提出中国植物品种分为八大群，首次对我国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发起筹建中国植物学会，1934年8月被选为中国植物学会会长。同年与江西省农业院合作创办庐山森林植物园。庐山植物园占地面积近万亩，为亚热带山地最理想的园地，也是我国最大的植物园。1935年受聘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1940年，经著名学者吴有训、程孝刚等劝荐，出任中正大学首任校长。在教育上，他提倡“科学救国、学以致用；独立创建、不仰外人”的思想。因此，由他出掌中正大学，也是所选得人。
中正大学最初设立文法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及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机电、土木、化工、农艺、森林、畜牧兽医等9个学系，有学生300多人。其后几年间，相继增设文史、生物两个学系和行政管理、师范、税务、土木4个专修科，又在赣县龙岭设立了分校，“规模渐宏”，到1944年春，全校有教师203人（其中教授71人、副教授39人），在校学生1386人，“教员与学生盖五倍于初矣”。在抗战的艰难条件下，有这样的发展，是很不容易的。胡先骕1944年4月辞职，由萧蘧继任校长。1945年1月，为避日军向赣西的窜扰，学校迁至宁都长胜，赣县分校也并入本部。抗战胜利后迁南昌，经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及江西省主席曹浩森协助，借用昌北望城岗的军政部营房为校址，12月完成搬迁，1946年1月在望城岗开学。
中正大学是民国时期江西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它的开办及其后的建设，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大学教师（据1945年初的统计，中正大学在全国25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中，有教授78人，排第13位，副教授45人，排第3位），其中有多人为国内著名学者；建立和提升了江西的高等教育基础，填补了民国时期江西国立综合大学的空白；培植了一大批具有较高素养的人才。因此，该大学的兴办，是全省现代教育事业史上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飞跃，在江西近代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全省解放后，它被相继改称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江西师范大学），其建立的教学基础，仍在江西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良好的作用。
2？郾王子玕与中正医学院的创办
中正医学院开办的时间比中正大学要早几年。1936年，教育部接受其聘任的医学教育专门委员王子玕的建议，决定筹设一所适应推行公医制度需要的医学教育中心，并于10月设立了设计委员会和筹备委员会。筹备会主任委员王子玕是江西人，认为蒋介石长期在赣指挥军事，这所学院故应设于江西，得到一致同意，并确定以蒋介石的名字为学院名。11月，王偕同教育部参事陈泮藻到南昌选择院址，省主席熊式辉予以“热心赞助”，划拨阳明路东基地300亩，前期工程由南昌市政府办理，同时决定江西省立医院供学院学生实习之用。
1937年6月，教育部聘任王子玕为中正医学院院长。9月25日，学校正式开学。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学院因邻近南昌机场，日机轰炸机场时学院也受到很大影响，“弹落时学院房屋为之震动”。来自全国16个省的120名学生，就是在这种不断的空袭、防空环境中，坚持学习。即便如此，中正医学院作为全省第一所专门学院，其创办无疑是江西高等教育的重大进步。
此后，学院办学条件日趋恶劣，在整个抗战期间，几乎处在不断的搬迁之中。1938年1月，迁至永新；11月，奉令西迁昆明，遂在昆明城外12里的白龙潭建草棚30座作为校舍，又与上海医学院等合作，建立了较为整齐的教授阵容。1940年8月，迁往贵州镇宁，以庙宇、民房为教学场地。1941年5月，熊式辉鉴于江西医学人才缺乏，提出中正医学院迁回江西并得到教育部的同意，迁回经费全由江西负担。当年秋，学院迁回江西，四、五年级学生在泰和学习并在省立医院实习，并接受香港孙逸仙博士医学院学生73人借读，一、二、三年级则在永新复课。1944年迁至赣州，在赣县、南康等三处教学。1945年1月日军进扰赣南时，又避迁至闽西长汀。抗战胜利后，学院迁回南昌，但原址内只见“颓垣败壁，遍地篷篙”，“旧日院址校舍，夷为丘墟，蔓草丛生，荒凉满目，而硕果仅存者，仅男生宿舍一幢”。后在政府复员费支持和联总、行总江西分署资助下，到1947年学院校舍和教学设备、师资力量才有较好的恢复。
学院开设了内科、外科、生理、病理、细菌、寄生虫、生物、化学等教学系科，并相应以省立医院为实习基地（此为后来的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前身）。在对学生进行理论教育的同时，尤其重视医学实践的锻炼，还经常参与战场伤员的医护。但学院规模不大，到1946年毕业学生仅140人。
3？郾战时专科教育
战时江西高等教育，除了在设立综合大学和专门学院上有重大突破外，在专科学校建设上，也逐年有所进展。全省专科学校，从1937年的2所，到1945年增加到4校，即省立医学专科学校（赣州）、省立兽医专科学校（泰和，附设于江西农业院内）、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泰和）、省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吉安）。在校学生从1938年的205人，发展到1945年的1210人。此外，还创办了信江农业专科学校（上饶7县联立）和私立立风艺术专科学校。这些学校，也是在战时艰难环境中办学的，特别是在辗转迁移中，广大师生风餐露宿，历尽了千辛万苦，学校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二、初中等教育的维持与发展
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战时教育纲要精神，省政府于1938年制定《战时教育实施纲要》，规定了发展教育的方针和政策，基本精神是要求文武合一，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相一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平均发展各地各级学校教育，力求普及义务教育，有计划实施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在该《纲要》规定下，全省初中等教育在战时有所发展。
江西以保学制度作为半强制性实施义务教育的措施，战前一保一校的计划在抗战前期继续得到大力推行，设校数和学生数比战前又有较大的提高。1938年至1940年的全省义务教育，学校数由18025校增加到20054校，学生数由770382人增加到852422人，入学儿童占学龄儿童的比率，由54.6%增加到64.6%。不过，全省保学虽“相当普遍，但大都内容简陋，设备不足”。1940年，国民政府决定在义务教育基础上普及国民教育，江西省遂据此作出《江西省实施国民教育三年计划》，将原有保学分年逐渐整理，分别改办六年制乡镇中心学校和四年制保国民学校，两种学校内均分设儿童班和成人班，将儿童教育与失学民众补习教育融为一体。当年改办学校863校，到1943年，全省除日占区14市县外，已设乡镇中心国民学校和保国民学校17803校，有学生243330人；1945年时有学校19446校，学生312086人。江西战时兴学较为努力，“人民自动捐资兴学之风亦甚盛，且于第四区内校舍俱系新建，办理民教亦颇有成绩”。但因受战争影响，在校学生数较战前有大幅度的下降，全省“教师待遇未能十分提高，因之合格教师较少，幸由地方自行筹给学谷五市斗至六市斗，尚能勉维教师生活”。
战时江西中等教育（含中学、师范、职业教育），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尤以中学教育为好（各年统计中学校和学生数中学都约占2/3，如1945年中学为185所、学生53617人）。教育部为了安排和救济由日占区撤退到江西的师生，先后在江西增设了2所国立中学，即1940年在吉安设立国立第十三中学，1942年在赣县设立国立第十九中学。全省战时其他国立中等学校还有在泰和的幼稚师范学校、在宁都的铅山师范学校、在于都的江西造纸印刷职业学校。从1938年起实行《划分各类中等学校区办法》，按照省内各地交通、人口、经济及文化状况，划分9个学区并按学区分期设置中学、师范、职业三类学校，中等教育在分布上更趋合理。江西还从1938年度起，对中等学校学生一律免收学费，以减轻学生负担。同时，省县当局也强调对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和战时服务。战时全省中学教育发展水平，在全国20个省中，名列第六，与战前位置相同。
战时江西教育能够逐渐发展，取得比较可观的成绩，主要原因：一是全省人民民族精神的高涨，他们将教育视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重要战线，以及抗战建国的重要基础；二是省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在战时财政极端紧张的条件下，仍在教育支出上维持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年教育经费占全省财政支出总数的比率，最高的1941年，达14.72%（9113755元），最低的1944年，也占到7.41%（24054170元）；三是教育界人士表现出了可贵的奋斗精神，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忍奋发，辛苦维持，为江西战时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三、精神文化动员与“三民主义文化运动”
1？郾精神文化动员
江西当局有组织的精神文化动员，是从1937年11月全省抗战总动员会议开始的。经过最初的混乱之后，当局认识到，“全民动员，首推实际工作，然精神动员，尤关重大”，于是提出江西省精神动员的8项信条，即必胜之信念，牺牲之决心，严肃之纪律，协同之行为，创造之能力，耐劳之习惯，热烈之情绪，自省之态度，要求“无论男女老幼各就其责任为最大努力，求取最后胜利”。国民党中央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后，江西积极配合，于1939年5月8日召开有省党部和省政府各委员、各厅长及各机关主官、各区专员、各县县长、各县党部干事、各中学校长等参加的全省精神总动员大会，通过有关党政军、教育文化和新生活等方面的提案30多件。熊式辉讲话称，在第二期抗战中，精神重于军事，要防止在精神上受伤或被俘虏，要响应全国精神总动员，在江西建立三民主义的阵线，建立精神国防阵线，来抵抗敌人的精神进攻，克服一切困难，成功抗战建国事业。精神文化动员的战时意义，得到充分表达和强调，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遂在全省各地展开。
战时精神文化动员的重要力量是青年学生和文化界人士。据统计，仅1938年，全省中等以上学校组织了506个抗战宣传队，各县教育机关组织了6803个宣传队，在全省扩大进行抗战宣传动员。许多学校迁移到农村后，都为推进抗战动员和地方文化事业做了有益的工作。党政当局也注重策动文化界人士深入战地服务，分别组织战地服务团、战地宣慰团、战地锄奸团等，深入战地工作，对于组训战地民众，慰劳前方将士，打击间谍，搜毁敌伪宣传品，安抚战区流亡难民，协办军中文化，调查抗日忠烈事迹等工作，颇多努力。特别是中正大学著名教授姚名达，1942年6月22日，督率青年学生组织的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到新干、樟树前线，抚慰伤兵、组训民众、抚救难童，不遗余力。7月7日晚，在新干石口村被敌包围，他与敌徒手搏斗，遭敌枪杀。以身殉国同时死难者，还有中正大学学生1人，另有女生2人被掳。姚名达是抗战时期亲上前线并遭日军杀害的著名爱国教授，其英勇事迹传扬全国，延安《解放日报》也多次报道了他的事迹。
“抗战军兴，本省成为文化后方，出版事业顿呈异彩，各型杂志，更如雨后春笋，蓬勃问世。”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报刊，在精神动员中既起了重大作用，自身也得到较大发展。江西报刊最盛时期是1938年底1939年春，当时因“江浙诸省文化机构纷纷内徙，本省遂为东南文化重镇，全省出版刊物达百余种，省外书刊种类尤为庞杂”。吉安、泰和和赣县一跃成为江西文化的三个中心，“从前省会报纸，除民国日报先在吉安后在泰和出版，大众日报、捷报在吉安出版外，华光日报在分宜出版，民报在临川出版，新闻日报、商报、华中日报合并为联合日报在宁都出版。吉安除原有之地方报纸明耻日报外，抗战后新创办之报纸有大江日报、前方日报以及最近出版之新夜报与克报；通讯社方面有建国通讯社、民力通讯社。泰和有新民报，赣县有赣南民国日报、正气日报、青年日报，通讯社有岭北通讯社、国民通讯社、赣南通讯社。其他各县报纸，则有浮梁之赣北民国日报，上饶之赣东民国日报，宜春之赣西民国日报，黎川之黎川民国日报，遂川之自强民报，莲花之莲花民报，婺源之婺源联合日报，以及岷山日报，高安民报，上高周报，永新日报，万安民报，上犹日报，会昌动员报，雩都新闻报，石城琴声报，余江周报，定南三日刊，新龙南日报，广丰抗敌日报，乐安抗敌三日刊，余干日报，宜黄周报，南康日报，大庾日报，光泽日报，乐平日报，新喻动员周刊，安远抗敌周刊，新寻邬报，奉新周报，南丰周报。又有第三战区主办之前线日报，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指挥部主办之开平日报。至销行最广者，首推泰和出版之民国日报及第三战区之前线日报”。而由著名民主爱国人士王造时任社长、1939年5月9日在吉安创办的《前方日报》，尤为著名。王造时战时长居吉安，先后聘请姚士彦、王泗源、陈楚、冯英子等任总编辑，坚持团结抗战、民主独立和“为人民忠诚服务”的办报宗旨与立场，刊发大量新闻报道、社论专论，宣传抗日，痛击汪伪，抨击腐败时政，慰劳抗日将士，被全国“文化界誉之为新兴的一张报纸”，其社论被列为全国八九种重要报纸之一，专论也常被别报转载，成为东南地区文化抗日战线的一面旗帜。
但当局一面在全省开展“一县一报”活动，一面则严密执行《非常时期管制报社通讯社暂行办法》，对社会上的报社、通讯社实行严密管制，对开办报社的申请登记实行严格审核。据统计，全省1940年有报社56单位，通讯社12单位；1941年有报社52单位，通讯社17单位；1942年有报社79单位，通讯社25单位；1943年有报社58单位，通讯社25单位；1944年有报社52单位，通讯社16单位；1945年3月止，有报社60单位，通讯社20单位。这些报社和通讯社，由不同的政治机关或社会团体主办，政治倾向不一，有的为国民党当局的党政军特机关报，致力于宣传三民主义、当局的政纲政策；有的为业务群体传播行业、专业知识和信息的阵地；有的为进步文化人士所办，注重反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方面的消息和主张，也有的因及时反映新四军和进步民主人士的活动而遭当局封闭。但总的说来，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抗战战况和事迹、读者呼声和主张、战时社会动态，对于扩大抗战宣传动员、揭露日军暴行、开展战时建设等社会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些文化机构在战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程宗宣为馆长的省立民众教育馆，主办《大众日报》，创办国民周会，开展抗战文化活动，特别是购置电影摄影、幻灯制作等设备，先后拍摄过《江西战时新闻》、《敌机滥炸南昌实录》、《兵役宣传》、《世界学联莅赣》等无声片，专门成立的幻灯片制作室，制作《岳飞》、《我们的省会》、《国民公约》和各种抗战标语等幻灯片1千多种，对普及抗战动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民教馆于1938年8月从南昌撤至吉安。1940年7月改称江西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以“实验社会文化教育工作为中心”，并先后在上饶、赣县设立分馆，有49个县也设立了县立民教馆，继续做了大量关于抗日宣传、歌咏、电影、戏剧和教育工作。省图书馆（馆长李蓉盛）1937年冬结束业务，次年分迁吉安、泰和、永新、遂川、安福等县，以泰和为总馆办事处。该馆以巡回文库和文化服务部等方式，坚持图书流通、阅读、征集工作。省建设厅创办的豫章图书馆，在战时省会也很有名气。省科学馆在南昌遭日机轰炸后，由馆长萧宗训主持，几经迁移，相继由赣县而于都、而泰和等，坚持举办巡回科学实验、展览、通俗科学讲演等活动并出版科学知识月刊、常识画报等。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在创作抗战歌曲、剧本，开展抗战歌咏，普及音乐知识等，富有贡献，《惟我中华》、《四十年来仇恨》等原创歌曲，极富民族感情和爱国精神，被人们广为传唱。省党政当局在1940年充实各级宣传机构后，曾分别组织进行通俗宣传、法令宣传、艺术宣传、特种宣传和战地宣传等活动，对战时精神文化动员，也有一定的成效。
2.三民主义文化运动
1940年，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委熊式辉提出开展三民主义文化运动，指定省党部宣传科拟定方案。12月，江西省《三民主义文化运动计划纲要》以及“组织规程”、“实施方案”相继出台，并于1941年初正式颁布实施，一场“三民主义文化运动”随之在全省火热地展开。
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贯彻国民党五大的精神，通过文化运动的形式，统一思想，“使违反主义之思想”即共产主义等不被国民党所认可的思想“无以流布于社会”，使全体国民“更普遍更深刻地认识三民主义”，确定彻底三民主义化的思想和信仰，“自觉自动地为三民主义的抗战建国而奋斗”。为此，“计划纲要”提出了三民主义文化运动的四大任务，即展开三民主义的思想运动，使三民主义成为每个人的思想，达成三民主义的思想化；加深三民主义的研究，使三民主义的社会科学和三民主义的学术渐次成立，达成三民主义的学术化；阐明三民主义的制度文物，使三民主义表现于政治、经济、教育一切设施及生活习俗之中，达成三民主义的制度化；促进三民主义的建设事业，使三民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尽早实现，达成三民主义的行动化。从实质上说，这场运动是国民党包办的思想统制运动，是由思想体系到生活形态，“将三民主义普遍灌输于人民”的文化专制主义运动。
为保证运动的进行，按照“组织规程”的规定，江西成立了一个庞大的“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会由熊式辉兼任主任委员，聘任党政和文化界名人27人为委员，以胡先骕、叶青、程时煃、杨绰庵、邱椿、萧纯锦、徐晴岚、匡正宇、刘已达9人为常务委员。
委员会内设副主委一人，总干事一人，专员数人，并下设6个专门委员会，分掌各类事务：第一专门委员会掌管研究与讲演事务，叶青为主委，聘请有关名流、学者31人为委员；第二专门委员会掌管绘画、电影、播音事务，姚名达（最初为匡正宇）为主委，聘请有关名流、学者32人为委员；第三专门委员会掌管文学、戏剧与乐歌事务，胡先骕为主委，聘请有关名流、学者25人为委员；第四专门委员会掌管图书、出版、印刷与供应事务，邱椿为主委，聘请有关名流、学者24人为委员；第五专门委员会掌管新闻与期刊事务，徐晴岚为主委，聘请有关名流、学者22人为委员；第六专门委员会掌管农业、工业与自然科学方面的事务，杨绰庵为主委，聘请有关名流、学者29人为委员。在全省各县，也普遍成立了文化运动委员会的专门机构。
这场运动声势浩大，在思想、文化、学术、艺术的各个领域，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动员、组织和活动。活动的形式，主要有组织座谈会、研究会、笔会、文化界国民月会、名人演讲、论文竞赛、编排歌剧戏剧、编印图书和期刊、竞赛、读书、抢救文物等。据记载，运动期间，仅直接策动成立的文化团体，出版事业方面，有新朝出版社，力行出版社，知行出版社，尖兵出版社，文化书店等；精神训练方面，有南岗学舍，战赣学社、则余学社等；学术研究方面，有三民主义研究会，三民主义学会，三民主义文艺研究会，三民主义美术研究会，三民主义科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经济学会，艺文学社，江西戏剧学会，艺人协会，艺人工作协会等。在具体活动上，对于党义研究、写作与出版，“迭经优予鼓励”，设置有“三民主义学术奖金”和《奖励三民主义著作出版办法》。从1941年到1944年，全省出版党义、政治、经济、文化及反共方面的书刊与宣传资料，共有176500册，其中仅党义方面的多达89000册，占总数的一半。因此，当局自诩“本省党义研究风气，甚为浓厚”。同时，也十分注重讲演，泰和临时省会每星期聘请对学术有研究的省内外党政要人、大学教授和文化界名人，讲演主义（如三民主义与哲学、与政治、与科学、与军事、与文化等）、科学、常识及各种法令等，几年间共达157次，“每次讲演时，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及省会青年之参加者，甚为踊跃”。各县也“均能按期举行”。另外，定期举行文化界国民月会及座谈会。还曾颁布《征求歌剧话剧办法》，征得并采用新型戏剧脚本20余种，“思想纯正”的歌曲30余种。注重在春节和其他庙会节日时，运用旧形式，贯入新思潮，改良民间艺术，新创作的木刻、春联、门神、年画、灯彩等，“最受民间欢迎”，“对民间影响最大”。
在文化运动中，国民党当局继续并愈加严密地进行文化审查。1938年9月，经省党政军警最高机构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江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按照国民党中央颁布的条例，进行图书杂志的审查，吉安、赣县、上饶、南城、浮梁等县也设立了相应的机构。在党部的专门机构操作下，重点对书籍报刊等出版物和戏剧等，进行审查和禁毁。其中，报刊宣传品的审查和禁毁，由党部编审科办理；图书审查和禁毁，由编审科会同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办理。审查的目的，仍在于“统一言论”。据统计，这几年审查的书刊，1941年为7408种，1942年为5877种，1943年为6024种，1944年为6107种，内容包括了党义、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艺等各个方面；审查的社会科学和文艺方面的刊物，每年也达400份左右。查出的被认为是禁书或“反动”者，则焚毁或密藏。例如，江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1943年3月12日国民精神总动员四周年纪念大会上，将所谓“查获禁品及反动书籍”《文艺新潮》等书籍33种、160册当众焚毁，并将《游击队与群众工作》等11种11册，检寄国立中央图书馆密藏。经过审查禁毁，江西省党部认为：“本省书刊立言持论，均能符合本党要求。”
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坚持数年，对于在全社会广泛灌输国民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统制社会思想，统一言论，加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颇有成效”。另一方面，在运动中，江西的文化事业，也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动员，得到坚持和扩展，对于支持全省人民的抗战，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抗战时期江西省的文化运动成绩，在国民党中央的评价中，被排列到后方19省的第二名。
1943年2月，在省党部通过《江西省文化运动委员会组织规程》和《江西省文化运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织通则》后，江西三民主义文化运动改称文化运动，以与全国相一致。江西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委员会也相应改称为江西文化运动委员会，同时在各县设立县文化运动委员。截至1945年3月，有靖安、进贤、安远、广昌、金溪、崇仁、余江、南昌、武宁、婺源、信丰、泰和、万安、虔（全）南、湖口、都昌、瑞昌、丰城、南丰、余干、上犹、贵溪、吉水、德安、瑞金、修水、遂川、萍乡、上高、万载、资溪、上饶、临川、寻邬（乌）、宜黄、彭泽等37县成立了文化运动委员会。文委会的工作，与此前的三民主义文委会没有什么不同。
1？郾中正大学的创办与首任校长胡先骕
与邻省相比，江西高等教育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先是1926年冬，国民党在江西建立政权之始，即曾设想组建中山大学，终未办成。1929年，江西省教育厅筹办省立江西大学的努力，则被教育部阻止，这年9月，教育部下令江西省教育厅停止筹备江西大学，所余之款“移作普及整顿中等教育改设专科学校之用”。蒋介石1933年在庐山也曾对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谈到举办大学事宜，亦未能成为现实。
抗战以来，国内大学因战事关系，大多西移至西南地区，江西对高等教育的需要益形迫切。1939年春，熊式辉以急需“培植抗战建国之基本人才”为由，趁在重庆公干之机邀请“川中名流”研究江西兴办省立大学事，得到蒋介石等的支持，蒋介石特别拨给基金一百万元。熊返赣后，又于8月约集省内外学者到遂川商议，决定设立“中正大学”，并将商议结果报呈教育部和蒋介石批准。同时，省政府在泰和设立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事宜。1940年3月，教育部正式确定中正大学为国立中正大学。教育部聘请熊式辉、程时煃、邱椿、马博厂、蔡方荫、朱有骞、罗廷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熊任主任委员。6月1日，省政府在选定的校址泰和杏岭举行筹备会正式成立仪式。9月，重庆国民政府任命胡先骕博士为中正大学校长，胡即于10月1日到校就职。10月31日，中正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亲自发来训词，对办学宗旨和学生学习都有训示，要求该校“所研究传习之道，必为救国救世、三民主义之达道，所授予诸生之课业，必为担当革命建国事业之实际”；“诸生所修习者，虽有文、法、工、农、商、医诸系别之分，而均不可不于入学之始，立定为国家效忠、为同胞服务之志向”，造成“非仅博通学术之专才，实为革命建国之干部”。
一所国立大学从筹备到开学，费时仅一年，特别是“能于战时创立于战地的江西”，不能不说是一种神奇，这是由许多因素综合促成的。首先当然是国民政府的支持，或许也与以蒋介石名字命名有关，中正大学尤其得到了蒋介石的关心。其次是省政府的决心。熊式辉是为开办中正大学出力最大的人之一。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蒋廷黻1940年视察江西时，对此有一个最直接而有趣的记载：“熊主席正创办一所大学。该校预计训练一批较有效率的公务员和领导人。根据柏拉图的理想，他希望能提高政府人员的教育水准。他不惮其详的阐述他的理想，并且急于实现他的理想。他要我担任他的新大学校长。他说：大学校长的地位事实上是与省主席平行的。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战时，我认为他的计划是不合时宜的。我建议他不可操之过急。”在蒋廷黻的眼中，熊是一个“最富有哲学气息”的省主席，即是一个好幻想的人，因此他并不看好江西办大学之事。但事情终是办成了，从中颇能看出熊式辉的性格和能力。最后，众多学者的赞助和战时人才的急需，也是中正大学能够迅速开办的重要原因。
首任校长胡先骕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他早年两次留学美国，获植物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南京、北平的多所大学任教授。1928年在北平与邹秉志等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1930年当选为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委员。主持在我国开展大规模野外采集和调查我国植物资源的工作，提出中国植物品种分为八大群，首次对我国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发起筹建中国植物学会，1934年8月被选为中国植物学会会长。同年与江西省农业院合作创办庐山森林植物园。庐山植物园占地面积近万亩，为亚热带山地最理想的园地，也是我国最大的植物园。1935年受聘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1940年，经著名学者吴有训、程孝刚等劝荐，出任中正大学首任校长。在教育上，他提倡“科学救国、学以致用；独立创建、不仰外人”的思想。因此，由他出掌中正大学，也是所选得人。
中正大学最初设立文法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及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机电、土木、化工、农艺、森林、畜牧兽医等9个学系，有学生300多人。其后几年间，相继增设文史、生物两个学系和行政管理、师范、税务、土木4个专修科，又在赣县龙岭设立了分校，“规模渐宏”，到1944年春，全校有教师203人（其中教授71人、副教授39人），在校学生1386人，“教员与学生盖五倍于初矣”。在抗战的艰难条件下，有这样的发展，是很不容易的。胡先骕1944年4月辞职，由萧蘧继任校长。1945年1月，为避日军向赣西的窜扰，学校迁至宁都长胜，赣县分校也并入本部。抗战胜利后迁南昌，经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及江西省主席曹浩森协助，借用昌北望城岗的军政部营房为校址，12月完成搬迁，1946年1月在望城岗开学。
中正大学是民国时期江西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它的开办及其后的建设，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大学教师（据1945年初的统计，中正大学在全国25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中，有教授78人，排第13位，副教授45人，排第3位），其中有多人为国内著名学者；建立和提升了江西的高等教育基础，填补了民国时期江西国立综合大学的空白；培植了一大批具有较高素养的人才。因此，该大学的兴办，是全省现代教育事业史上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飞跃，在江西近代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全省解放后，它被相继改称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江西师范大学），其建立的教学基础，仍在江西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良好的作用。
2？郾王子玕与中正医学院的创办
中正医学院开办的时间比中正大学要早几年。1936年，教育部接受其聘任的医学教育专门委员王子玕的建议，决定筹设一所适应推行公医制度需要的医学教育中心，并于10月设立了设计委员会和筹备委员会。筹备会主任委员王子玕是江西人，认为蒋介石长期在赣指挥军事，这所学院故应设于江西，得到一致同意，并确定以蒋介石的名字为学院名。11月，王偕同教育部参事陈泮藻到南昌选择院址，省主席熊式辉予以“热心赞助”，划拨阳明路东基地300亩，前期工程由南昌市政府办理，同时决定江西省立医院供学院学生实习之用。
1937年6月，教育部聘任王子玕为中正医学院院长。9月25日，学校正式开学。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学院因邻近南昌机场，日机轰炸机场时学院也受到很大影响，“弹落时学院房屋为之震动”。来自全国16个省的120名学生，就是在这种不断的空袭、防空环境中，坚持学习。即便如此，中正医学院作为全省第一所专门学院，其创办无疑是江西高等教育的重大进步。
此后，学院办学条件日趋恶劣，在整个抗战期间，几乎处在不断的搬迁之中。1938年1月，迁至永新；11月，奉令西迁昆明，遂在昆明城外12里的白龙潭建草棚30座作为校舍，又与上海医学院等合作，建立了较为整齐的教授阵容。1940年8月，迁往贵州镇宁，以庙宇、民房为教学场地。1941年5月，熊式辉鉴于江西医学人才缺乏，提出中正医学院迁回江西并得到教育部的同意，迁回经费全由江西负担。当年秋，学院迁回江西，四、五年级学生在泰和学习并在省立医院实习，并接受香港孙逸仙博士医学院学生73人借读，一、二、三年级则在永新复课。1944年迁至赣州，在赣县、南康等三处教学。1945年1月日军进扰赣南时，又避迁至闽西长汀。抗战胜利后，学院迁回南昌，但原址内只见“颓垣败壁，遍地篷篙”，“旧日院址校舍，夷为丘墟，蔓草丛生，荒凉满目，而硕果仅存者，仅男生宿舍一幢”。后在政府复员费支持和联总、行总江西分署资助下，到1947年学院校舍和教学设备、师资力量才有较好的恢复。
学院开设了内科、外科、生理、病理、细菌、寄生虫、生物、化学等教学系科，并相应以省立医院为实习基地（此为后来的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前身）。在对学生进行理论教育的同时，尤其重视医学实践的锻炼，还经常参与战场伤员的医护。但学院规模不大，到1946年毕业学生仅140人。
3？郾战时专科教育
战时江西高等教育，除了在设立综合大学和专门学院上有重大突破外，在专科学校建设上，也逐年有所进展。全省专科学校，从1937年的2所，到1945年增加到4校，即省立医学专科学校（赣州）、省立兽医专科学校（泰和，附设于江西农业院内）、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泰和）、省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吉安）。在校学生从1938年的205人，发展到1945年的1210人。此外，还创办了信江农业专科学校（上饶7县联立）和私立立风艺术专科学校。这些学校，也是在战时艰难环境中办学的，特别是在辗转迁移中，广大师生风餐露宿，历尽了千辛万苦，学校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二、初中等教育的维持与发展
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战时教育纲要精神，省政府于1938年制定《战时教育实施纲要》，规定了发展教育的方针和政策，基本精神是要求文武合一，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相一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平均发展各地各级学校教育，力求普及义务教育，有计划实施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在该《纲要》规定下，全省初中等教育在战时有所发展。
江西以保学制度作为半强制性实施义务教育的措施，战前一保一校的计划在抗战前期继续得到大力推行，设校数和学生数比战前又有较大的提高。1938年至1940年的全省义务教育，学校数由18025校增加到20054校，学生数由770382人增加到852422人，入学儿童占学龄儿童的比率，由54.6%增加到64.6%。不过，全省保学虽“相当普遍，但大都内容简陋，设备不足”。1940年，国民政府决定在义务教育基础上普及国民教育，江西省遂据此作出《江西省实施国民教育三年计划》，将原有保学分年逐渐整理，分别改办六年制乡镇中心学校和四年制保国民学校，两种学校内均分设儿童班和成人班，将儿童教育与失学民众补习教育融为一体。当年改办学校863校，到1943年，全省除日占区14市县外，已设乡镇中心国民学校和保国民学校17803校，有学生243330人；1945年时有学校19446校，学生312086人。江西战时兴学较为努力，“人民自动捐资兴学之风亦甚盛，且于第四区内校舍俱系新建，办理民教亦颇有成绩”。但因受战争影响，在校学生数较战前有大幅度的下降，全省“教师待遇未能十分提高，因之合格教师较少，幸由地方自行筹给学谷五市斗至六市斗，尚能勉维教师生活”。
战时江西中等教育（含中学、师范、职业教育），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尤以中学教育为好（各年统计中学校和学生数中学都约占2/3，如1945年中学为185所、学生53617人）。教育部为了安排和救济由日占区撤退到江西的师生，先后在江西增设了2所国立中学，即1940年在吉安设立国立第十三中学，1942年在赣县设立国立第十九中学。全省战时其他国立中等学校还有在泰和的幼稚师范学校、在宁都的铅山师范学校、在于都的江西造纸印刷职业学校。从1938年起实行《划分各类中等学校区办法》，按照省内各地交通、人口、经济及文化状况，划分9个学区并按学区分期设置中学、师范、职业三类学校，中等教育在分布上更趋合理。江西还从1938年度起，对中等学校学生一律免收学费，以减轻学生负担。同时，省县当局也强调对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和战时服务。战时全省中学教育发展水平，在全国20个省中，名列第六，与战前位置相同。
战时江西教育能够逐渐发展，取得比较可观的成绩，主要原因：一是全省人民民族精神的高涨，他们将教育视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重要战线，以及抗战建国的重要基础；二是省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在战时财政极端紧张的条件下，仍在教育支出上维持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年教育经费占全省财政支出总数的比率，最高的1941年，达14.72%（9113755元），最低的1944年，也占到7.41%（24054170元）；三是教育界人士表现出了可贵的奋斗精神，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忍奋发，辛苦维持，为江西战时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三、精神文化动员与“三民主义文化运动”
1？郾精神文化动员
江西当局有组织的精神文化动员，是从1937年11月全省抗战总动员会议开始的。经过最初的混乱之后，当局认识到，“全民动员，首推实际工作，然精神动员，尤关重大”，于是提出江西省精神动员的8项信条，即必胜之信念，牺牲之决心，严肃之纪律，协同之行为，创造之能力，耐劳之习惯，热烈之情绪，自省之态度，要求“无论男女老幼各就其责任为最大努力，求取最后胜利”。国民党中央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后，江西积极配合，于1939年5月8日召开有省党部和省政府各委员、各厅长及各机关主官、各区专员、各县县长、各县党部干事、各中学校长等参加的全省精神总动员大会，通过有关党政军、教育文化和新生活等方面的提案30多件。熊式辉讲话称，在第二期抗战中，精神重于军事，要防止在精神上受伤或被俘虏，要响应全国精神总动员，在江西建立三民主义的阵线，建立精神国防阵线，来抵抗敌人的精神进攻，克服一切困难，成功抗战建国事业。精神文化动员的战时意义，得到充分表达和强调，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遂在全省各地展开。
战时精神文化动员的重要力量是青年学生和文化界人士。据统计，仅1938年，全省中等以上学校组织了506个抗战宣传队，各县教育机关组织了6803个宣传队，在全省扩大进行抗战宣传动员。许多学校迁移到农村后，都为推进抗战动员和地方文化事业做了有益的工作。党政当局也注重策动文化界人士深入战地服务，分别组织战地服务团、战地宣慰团、战地锄奸团等，深入战地工作，对于组训战地民众，慰劳前方将士，打击间谍，搜毁敌伪宣传品，安抚战区流亡难民，协办军中文化，调查抗日忠烈事迹等工作，颇多努力。特别是中正大学著名教授姚名达，1942年6月22日，督率青年学生组织的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到新干、樟树前线，抚慰伤兵、组训民众、抚救难童，不遗余力。7月7日晚，在新干石口村被敌包围，他与敌徒手搏斗，遭敌枪杀。以身殉国同时死难者，还有中正大学学生1人，另有女生2人被掳。姚名达是抗战时期亲上前线并遭日军杀害的著名爱国教授，其英勇事迹传扬全国，延安《解放日报》也多次报道了他的事迹。
“抗战军兴，本省成为文化后方，出版事业顿呈异彩，各型杂志，更如雨后春笋，蓬勃问世。”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报刊，在精神动员中既起了重大作用，自身也得到较大发展。江西报刊最盛时期是1938年底1939年春，当时因“江浙诸省文化机构纷纷内徙，本省遂为东南文化重镇，全省出版刊物达百余种，省外书刊种类尤为庞杂”。吉安、泰和和赣县一跃成为江西文化的三个中心，“从前省会报纸，除民国日报先在吉安后在泰和出版，大众日报、捷报在吉安出版外，华光日报在分宜出版，民报在临川出版，新闻日报、商报、华中日报合并为联合日报在宁都出版。吉安除原有之地方报纸明耻日报外，抗战后新创办之报纸有大江日报、前方日报以及最近出版之新夜报与克报；通讯社方面有建国通讯社、民力通讯社。泰和有新民报，赣县有赣南民国日报、正气日报、青年日报，通讯社有岭北通讯社、国民通讯社、赣南通讯社。其他各县报纸，则有浮梁之赣北民国日报，上饶之赣东民国日报，宜春之赣西民国日报，黎川之黎川民国日报，遂川之自强民报，莲花之莲花民报，婺源之婺源联合日报，以及岷山日报，高安民报，上高周报，永新日报，万安民报，上犹日报，会昌动员报，雩都新闻报，石城琴声报，余江周报，定南三日刊，新龙南日报，广丰抗敌日报，乐安抗敌三日刊，余干日报，宜黄周报，南康日报，大庾日报，光泽日报，乐平日报，新喻动员周刊，安远抗敌周刊，新寻邬报，奉新周报，南丰周报。又有第三战区主办之前线日报，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指挥部主办之开平日报。至销行最广者，首推泰和出版之民国日报及第三战区之前线日报”。而由著名民主爱国人士王造时任社长、1939年5月9日在吉安创办的《前方日报》，尤为著名。王造时战时长居吉安，先后聘请姚士彦、王泗源、陈楚、冯英子等任总编辑，坚持团结抗战、民主独立和“为人民忠诚服务”的办报宗旨与立场，刊发大量新闻报道、社论专论，宣传抗日，痛击汪伪，抨击腐败时政，慰劳抗日将士，被全国“文化界誉之为新兴的一张报纸”，其社论被列为全国八九种重要报纸之一，专论也常被别报转载，成为东南地区文化抗日战线的一面旗帜。
但当局一面在全省开展“一县一报”活动，一面则严密执行《非常时期管制报社通讯社暂行办法》，对社会上的报社、通讯社实行严密管制，对开办报社的申请登记实行严格审核。据统计，全省1940年有报社56单位，通讯社12单位；1941年有报社52单位，通讯社17单位；1942年有报社79单位，通讯社25单位；1943年有报社58单位，通讯社25单位；1944年有报社52单位，通讯社16单位；1945年3月止，有报社60单位，通讯社20单位。这些报社和通讯社，由不同的政治机关或社会团体主办，政治倾向不一，有的为国民党当局的党政军特机关报，致力于宣传三民主义、当局的政纲政策；有的为业务群体传播行业、专业知识和信息的阵地；有的为进步文化人士所办，注重反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方面的消息和主张，也有的因及时反映新四军和进步民主人士的活动而遭当局封闭。但总的说来，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抗战战况和事迹、读者呼声和主张、战时社会动态，对于扩大抗战宣传动员、揭露日军暴行、开展战时建设等社会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些文化机构在战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程宗宣为馆长的省立民众教育馆，主办《大众日报》，创办国民周会，开展抗战文化活动，特别是购置电影摄影、幻灯制作等设备，先后拍摄过《江西战时新闻》、《敌机滥炸南昌实录》、《兵役宣传》、《世界学联莅赣》等无声片，专门成立的幻灯片制作室，制作《岳飞》、《我们的省会》、《国民公约》和各种抗战标语等幻灯片1千多种，对普及抗战动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民教馆于1938年8月从南昌撤至吉安。1940年7月改称江西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以“实验社会文化教育工作为中心”，并先后在上饶、赣县设立分馆，有49个县也设立了县立民教馆，继续做了大量关于抗日宣传、歌咏、电影、戏剧和教育工作。省图书馆（馆长李蓉盛）1937年冬结束业务，次年分迁吉安、泰和、永新、遂川、安福等县，以泰和为总馆办事处。该馆以巡回文库和文化服务部等方式，坚持图书流通、阅读、征集工作。省建设厅创办的豫章图书馆，在战时省会也很有名气。省科学馆在南昌遭日机轰炸后，由馆长萧宗训主持，几经迁移，相继由赣县而于都、而泰和等，坚持举办巡回科学实验、展览、通俗科学讲演等活动并出版科学知识月刊、常识画报等。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在创作抗战歌曲、剧本，开展抗战歌咏，普及音乐知识等，富有贡献，《惟我中华》、《四十年来仇恨》等原创歌曲，极富民族感情和爱国精神，被人们广为传唱。省党政当局在1940年充实各级宣传机构后，曾分别组织进行通俗宣传、法令宣传、艺术宣传、特种宣传和战地宣传等活动，对战时精神文化动员，也有一定的成效。
2.三民主义文化运动
1940年，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委熊式辉提出开展三民主义文化运动，指定省党部宣传科拟定方案。12月，江西省《三民主义文化运动计划纲要》以及“组织规程”、“实施方案”相继出台，并于1941年初正式颁布实施，一场“三民主义文化运动”随之在全省火热地展开。
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贯彻国民党五大的精神，通过文化运动的形式，统一思想，“使违反主义之思想”即共产主义等不被国民党所认可的思想“无以流布于社会”，使全体国民“更普遍更深刻地认识三民主义”，确定彻底三民主义化的思想和信仰，“自觉自动地为三民主义的抗战建国而奋斗”。为此，“计划纲要”提出了三民主义文化运动的四大任务，即展开三民主义的思想运动，使三民主义成为每个人的思想，达成三民主义的思想化；加深三民主义的研究，使三民主义的社会科学和三民主义的学术渐次成立，达成三民主义的学术化；阐明三民主义的制度文物，使三民主义表现于政治、经济、教育一切设施及生活习俗之中，达成三民主义的制度化；促进三民主义的建设事业，使三民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尽早实现，达成三民主义的行动化。从实质上说，这场运动是国民党包办的思想统制运动，是由思想体系到生活形态，“将三民主义普遍灌输于人民”的文化专制主义运动。
为保证运动的进行，按照“组织规程”的规定，江西成立了一个庞大的“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会由熊式辉兼任主任委员，聘任党政和文化界名人27人为委员，以胡先骕、叶青、程时煃、杨绰庵、邱椿、萧纯锦、徐晴岚、匡正宇、刘已达9人为常务委员。
委员会内设副主委一人，总干事一人，专员数人，并下设6个专门委员会，分掌各类事务：第一专门委员会掌管研究与讲演事务，叶青为主委，聘请有关名流、学者31人为委员；第二专门委员会掌管绘画、电影、播音事务，姚名达（最初为匡正宇）为主委，聘请有关名流、学者32人为委员；第三专门委员会掌管文学、戏剧与乐歌事务，胡先骕为主委，聘请有关名流、学者25人为委员；第四专门委员会掌管图书、出版、印刷与供应事务，邱椿为主委，聘请有关名流、学者24人为委员；第五专门委员会掌管新闻与期刊事务，徐晴岚为主委，聘请有关名流、学者22人为委员；第六专门委员会掌管农业、工业与自然科学方面的事务，杨绰庵为主委，聘请有关名流、学者29人为委员。在全省各县，也普遍成立了文化运动委员会的专门机构。
这场运动声势浩大，在思想、文化、学术、艺术的各个领域，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动员、组织和活动。活动的形式，主要有组织座谈会、研究会、笔会、文化界国民月会、名人演讲、论文竞赛、编排歌剧戏剧、编印图书和期刊、竞赛、读书、抢救文物等。据记载，运动期间，仅直接策动成立的文化团体，出版事业方面，有新朝出版社，力行出版社，知行出版社，尖兵出版社，文化书店等；精神训练方面，有南岗学舍，战赣学社、则余学社等；学术研究方面，有三民主义研究会，三民主义学会，三民主义文艺研究会，三民主义美术研究会，三民主义科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经济学会，艺文学社，江西戏剧学会，艺人协会，艺人工作协会等。在具体活动上，对于党义研究、写作与出版，“迭经优予鼓励”，设置有“三民主义学术奖金”和《奖励三民主义著作出版办法》。从1941年到1944年，全省出版党义、政治、经济、文化及反共方面的书刊与宣传资料，共有176500册，其中仅党义方面的多达89000册，占总数的一半。因此，当局自诩“本省党义研究风气，甚为浓厚”。同时，也十分注重讲演，泰和临时省会每星期聘请对学术有研究的省内外党政要人、大学教授和文化界名人，讲演主义（如三民主义与哲学、与政治、与科学、与军事、与文化等）、科学、常识及各种法令等，几年间共达157次，“每次讲演时，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及省会青年之参加者，甚为踊跃”。各县也“均能按期举行”。另外，定期举行文化界国民月会及座谈会。还曾颁布《征求歌剧话剧办法》，征得并采用新型戏剧脚本20余种，“思想纯正”的歌曲30余种。注重在春节和其他庙会节日时，运用旧形式，贯入新思潮，改良民间艺术，新创作的木刻、春联、门神、年画、灯彩等，“最受民间欢迎”，“对民间影响最大”。
在文化运动中，国民党当局继续并愈加严密地进行文化审查。1938年9月，经省党政军警最高机构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江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按照国民党中央颁布的条例，进行图书杂志的审查，吉安、赣县、上饶、南城、浮梁等县也设立了相应的机构。在党部的专门机构操作下，重点对书籍报刊等出版物和戏剧等，进行审查和禁毁。其中，报刊宣传品的审查和禁毁，由党部编审科办理；图书审查和禁毁，由编审科会同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办理。审查的目的，仍在于“统一言论”。据统计，这几年审查的书刊，1941年为7408种，1942年为5877种，1943年为6024种，1944年为6107种，内容包括了党义、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艺等各个方面；审查的社会科学和文艺方面的刊物，每年也达400份左右。查出的被认为是禁书或“反动”者，则焚毁或密藏。例如，江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1943年3月12日国民精神总动员四周年纪念大会上，将所谓“查获禁品及反动书籍”《文艺新潮》等书籍33种、160册当众焚毁，并将《游击队与群众工作》等11种11册，检寄国立中央图书馆密藏。经过审查禁毁，江西省党部认为：“本省书刊立言持论，均能符合本党要求。”
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坚持数年，对于在全社会广泛灌输国民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统制社会思想，统一言论，加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颇有成效”。另一方面，在运动中，江西的文化事业，也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动员，得到坚持和扩展，对于支持全省人民的抗战，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抗战时期江西省的文化运动成绩，在国民党中央的评价中，被排列到后方19省的第二名。
1943年2月，在省党部通过《江西省文化运动委员会组织规程》和《江西省文化运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织通则》后，江西三民主义文化运动改称文化运动，以与全国相一致。江西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委员会也相应改称为江西文化运动委员会，同时在各县设立县文化运动委员。截至1945年3月，有靖安、进贤、安远、广昌、金溪、崇仁、余江、南昌、武宁、婺源、信丰、泰和、万安、虔（全）南、湖口、都昌、瑞昌、丰城、南丰、余干、上犹、贵溪、吉水、德安、瑞金、修水、遂川、萍乡、上高、万载、资溪、上饶、临川、寻邬（乌）、宜黄、彭泽等37县成立了文化运动委员会。文委会的工作，与此前的三民主义文委会没有什么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