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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抗战初期的江西形势
抗日战争时期，江西既是前线，又是后方，前线与后方并重，是我国东南地区抗战的重要省区。我国第三战区在赣东，第九战区在赣中、赣西北，分别与入侵的日军形成对峙，江西处在东南战场对日作战的前线，在江西境内先后发生了赣北作战、南昌会战、浙赣会战、上高会战等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抗日战役，特别是赣北作战和上高会战均曾给入侵日军以沉重打击。以南昌、九江为中心的赣北14县市，被日军占领，日军在九江建立了伪省政权，对这块地区实行殖民统治。全省有60多个县先后遭到日军的侵扰，日军在江西境内犯下烧杀抢掠的累累罪行，给江西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抗战爆发时北方和东南沿海大量知识名流和流亡学生进入江西，给江西带来勃勃生气，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声震东南。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在南昌失守后退居赣西泰和，行使战时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职能。战时江西经济和文化教育在特殊环境和条件下，出现一个很不平常的勃兴之态。江西人民忍受巨大的痛苦和牺牲，坚持抗战，以大量的兵役和粮食支持军需民食，并以不少工业品支援西南大后方，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庐山谈话会与国共两次谈判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此之前的6月间，蒋介石为应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以及诸多内政问题，决定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在庐山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谈话会，征询各界对内政外交的意见，在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分三期邀请200余人参加谈话。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成为头等大事，故庐山谈话会尤其为中外所瞩目。
庐山谈话会实际举办了两期。第一期在7月16日至20日举行，出席人员157人；第二期在7月26日至30日举行，出席人员40余人。出席人员包括国民党、青年党、国社党、农民党、村治派、职业教育派、救国会等政党社团的领导人，以及教育、学术、金融、经济等各界名流（庐山谈话会没有邀请中共人士参加）。谈话会采取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分政治、经济、外交、教育4个组）两种形式进行。各党派和各界代表在发言中，相继提出了民族生存重于一切，在民族存亡关头全国上下应一致服从政府，政府应于言论自由、特种刑法和新闻检查等速予改善，政府施政与国民党政纲应根据时势变化而有变更，加强国防教育、青年训练和充实学校内容，实行教育独立、净化教育等意见，表示要全国一致共赴国难。
谈话会的最大成果是蒋介石发表的对日方针。17日，蒋介石在第一期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大会上，报告卢沟桥事变情况，发表关于对日方针的谈话。他严正地表示：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他要求全国国民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他表示和平未绝望之前，仍希望和平解决，并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最低限度立场，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蒋介石的这个谈话，宣示了中国政府反抗日本侵略的正确方针，值得赞许。毛泽东高度评价说，蒋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认为它与中共中央7月8日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宣言，“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
庐山谈话会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对于向世界宣示中国的抗战决心和动员全国人民全面抵抗日本侵略，产生了良好作用。蒋介石举行庐山谈话会后，其夫人宋美龄也以个人名义，于1938年5月20日，邀请13省的妇女界领袖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中共代表邓颖超、孟庆树，江西妇女代表劳君展（许德珩夫人）、程希孟夫人、熊芷、雷洁琼，以及史良、曹孟君、沈滋九、李德全、吴贻芳、刘清扬等各党派和无党派妇女代表共50多人出席会议。会议历时5天，主要讨论战时妇女动员和改善妇女生活、加强妇女团结等议题，制定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正确切实的认定了动员妇女的先决条件是提高妇女文化水准，改善妇女生活，确立妇女经济独立基础，组训妇女发动启蒙运动。工作方法与内容又完备详细的提出配合全面抗战的一切工作，并决定以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为全国妇女工作最高指导机关”，仍由宋美龄任指导长，委员则由原来的7名扩大为36名，中共的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当选为委员。这次会议，结成了全国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妇女运动史上是有绝大意义的”，对动员和团结全国妇女投入抗日战争，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蒋介石举行公开的庐山谈话会时，另一件重大的事情也继续在山上秘密进行，这就是继在西安、杭州的国共谈判之后，蒋介石和周恩来在庐山举行的两次国共谈判。
第一次庐山谈判是在6月间。周恩来6月4日上庐山，代表中共与国民党继续谈判。从8日到15日，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宋美龄、宋子文、张冲等也参加了与周恩来的会谈。在谈判中，周恩来提交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蒋介石则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两党同等数量干部组成，蒋介石任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红军编制为3个师，3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为指挥机关；请毛泽东、朱德出洋；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国民政府派正的官长，边区推举副的官长，等等。蒋介石的意图，是要取消中共的独立性，将其完全融化在国民党中。对此，周恩来表示，有关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问题，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后定；有关红军指挥机关和边区人事安排等问题，不能同意；他特别严词驳斥要毛、朱出洋的安排。双方争执很久，又经与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往返磋商，问题仍无法解决。周恩来遂下山返回延安。
6月26日，南京政府电催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周恩来在7月初起草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草案后，离延安南下，到达上海时正逢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13日（或14日），周恩来与博古、林伯渠到庐山，又逢蒋介石正邀请各方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这时，政治、军事形势都有了重大的变化，但蒋介石的态度仍无大的变化。这次谈判，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之间进行。蒋在接过《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后，还不想立即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不允许周等出席庐山谈话会，实即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 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蒋改变第一次庐山谈判时的说法，表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17日，周恩来等在会谈中，向蒋介石建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速发动全国抗战。同日，收到洛甫、毛泽东来电，指示周恩来等“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18日，周恩来将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写成12条，通过宋美龄交给蒋介石，主要内容包括允许各报刊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发表书面谈话表示赞同；洛、毛上述关于红军指挥机关的意见；边区政府正职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任一人，副职由林伯渠担任；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但蒋介石仍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机关，三个师的管理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由于“力争无效”，谈判陷入僵局，周恩来等19日下山，经南京返回延安。第二次庐山谈判仍以无决议而结束。
庐山谈判虽未达成协议，但充分表达了中共的抗日要求和意见，因而有其重要的影响。8月10日，周恩来等到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并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13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首先开枪，淞沪抗战爆发。由于战火燃烧到国民党的心脏地区，蒋介石急需红军开往前线对日军作战，国共谈判久拖不决的状况于是发生急剧改变。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22日正式公布）。9月22日，南京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23日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此正式形成。
二、大余、南昌谈判与新四军的成立
在改编正规红军为抗日部队的同时，中共中央对南方红军游击队也作出了新的指示。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依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全面抗战展开的新形势，作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部队，在“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在未确实谈判好以前，部队可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名义进行独立的活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谈判好以后，即“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中共中央的指示，为南方红军游击部队顺利进行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重大转变，指明了方向和办法。
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时局的变化和中共中央的政策后，积极地开始进行思想和政策策略的转变。8月8日，项英、陈毅等以中共粤赣边特委名义，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决定游击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红军与政府合作一致抗日的精神，在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进剿，准许抗日自由”的同时，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实行合作抗日。 随后，他们将红军游击队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并于20日分别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赣州第四行署专员马葆珩、驻军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及大庾（今大余）等县政府，表示洽谈合作抗日事宜。与此同时，国民党江西省、区、县当局也通过写信、派人等方式与红军游击队联系，表达停止武装冲突和进行合作抗日谈判的态度。
大余县长彭育英首先与项英、陈毅等取得联系。9月8日，陈毅下山，先与彭育英在大余池江会谈，继于11日在彭陪同下赴赣州，与江西省政府代表、省保安处参谋长熊滨和马葆珩等谈判。赣州谈判达成了抗战合作意见书和红军游击队改编的9条办法，商定部队先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游击支队，待编竣后再“编为正式国军”。21日，项英由彭育英陪同到赣州，继续与马葆珩、戴嗣夏等谈判，就红军游击队集中问题达成协议。上述各次谈判，基本解决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问题。
9月24日，项英应国民党江西当局邀请，来到南昌（陈毅随后也到南昌）与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统一解决南方其他红军游击队伍改编的问题。南昌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队撤离红军游击地区、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等重要问题。27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省政府联合举行总理纪念周，项英应邀讲演，指出中国有了历史上前所未有之精诚团结，必将发挥任何飞机大炮均不能克服的最大力量，坚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谈判结果报到南京后，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也于27日致电项英、陈毅，称“顷接赣省政府电告，两兄敌忾同仇，情殷抗日，殊为钦佩……嗣后，借重之处必多。目前改编贵部一切手续，请就赣省府接洽办理”。熊式辉按照达成的协议，下令释放了关在监狱中的所有政治犯，被关押3年之久的方志敏夫人缪敏，由此随项英回归队伍。在南昌恢复与中共中央中断了3年的联系后，项、陈先后以项英和中共中央分局名义，致信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和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指出“中国在近年来，由于日本军阀积极侵略，使民族危机到最后存亡的关头。我们因民族危机的紧迫，为挽救国家的危亡，为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于是取消过去苏维埃运动和暴力夺取土地等政策，以求得全国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余遵照最近党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去一切活动，把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政府之下，效命杀敌。望接信后，立即集中听候点编，以便追随全国友军和第八路军之后，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作英勇的战斗”。并在南昌月宫饭店二楼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以陈毅为主任，负责与各地游击队取得联系。29日，项英离开南昌返回大余池江。南昌谈判的成功，打开了江西抗日战争的新局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江西和南方开始实行的重要成果。
10月中旬，项英由大余出发，经南昌赴南京会见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和八路军代表叶剑英。行前确定，他离开后，南方各游击区红军和游击队的集中、改编工作，由陈毅总负责；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下山和集中改编等工作，由新任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杨尚奎和特委领导成员陈丕显负责。在南京，项英向博古、叶剑英详细介绍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和同国民党江西当局进行谈判的情况。博古、叶剑英在10月26日致洛甫、毛泽东的电报中，报告项英即将离宁赴延安，并认为项英、陈毅进行的谈判“总的方向是对的”。随后，项英转赴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陈毅等在南昌、赣南等地负责联络各游击队下山集中改编事宜。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部队问题，已经达成协议，决定将南方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以北伐名将叶挺任军长。10月6日，国民党中央电告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告称赣粤边、闽赣边、湘鄂赣边、湘赣边、皖浙赣边、闽西、鄂豫皖边等地红军游击队，均编入新四军，由叶挺编遣调用。12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新四军番号。12月，由延安返回的叶挺在武汉着手筹组军部。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副参谋长周子昆随后也分两批从延安带领调来新四军工作的100多名干部，到武汉与叶挺会合。延安调来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是江西籍红军干部。
1938年1月4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新四军“军部第一步设南昌”的指示，项英和张云逸、曾山、周子昆等率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由武汉乘船经九江赴南昌。6日，项英等进驻南昌市高升巷1号（原张勋公馆），宣布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叶挺不久后也到达南昌）。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南昌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项英、陈毅分任正副书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黄道为主任的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新四军辖4个支队，长江以南的各红军游击队编入第一、二、三支队，长江以北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四支队，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4个支队司令员，傅秋涛、粟裕、谭震林、戴季英分任副司令员。支队下辖团。全军兵员10300人，枪支6200余支。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士气高昂、富有战斗力的抗日部队，它的成立，壮大了东南地区的抗日声势。
新四军组建完毕后，立即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2月，各支队相继由集中地向皖中、皖南开进。4月4日，叶挺、项英率军部离开南昌进驻皖南岩寺。此后，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纵横驰骋，展开了英勇卓绝的抗日作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记录。
三、江西抗日救亡浪潮的兴起
随着庐山谈话会的召开和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江西抗日救亡形势日益发生新的变化。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引起江西人民的极大愤慨。7月13日，江西省以国民党省党部和全省各界民众的名义，向卢沟桥抗日将士发出慰问电。同日，宣告成立“江西省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后援会的前身是为声援绥远抗日而成立的“江西各界绥战后援会”。它“由省会各法定民众团体及文化机关代表暨社会硕望绅耆组织而成”，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常委刘家树任总干事。后援会规模庞大，内设宣传、交通、运输、救护、看护、侦察、慰劳、捐募等8个工作团，到1938年初先后成立了全省83县分会（县以下还成立了区、乡镇分会）和工商、教育、妇女、新闻记者、文化、青年等各界分会，出版会刊《抗日评论》（旬刊），组织宣传队1.8万个，进行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征集款物和慰劳前方将士的工作。这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以省党部为主主办的江西最大和最早成立的民众抗日救亡团体，其成立适应了抗日宣传动员的迫切需要。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江西随即成为东南抗日的大后方。8月15日，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南昌。此后日军战机对南昌及江西其他重要城市的轰炸，连番不断，江西的战争气氛日趋浓烈。日机轰炸给人们带来了心理的不适和紧张，当局的战争动员工作也未能跟上，因此南昌等地一时出现慌乱。9月间从上海来到南昌的罗琼谈到当时情况时说，在南昌，支配着一般人心理的不是怎样抗敌，而是怎样避难。为躲避敌机轰炸，政府机关的委员们正忙着到乡下看地盖房子，中下级公务人员则跑在乡下租房子住，救亡气氛比较沉寂。出现这种情况，罗琼认为“一半由于领导者的对于民众运动提倡不力，一半由于青年干部过于缺乏”。
随着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地的失陷，京津沪苏浙等地流亡学生和部分文化名流的进入江西，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当时从北平、上海等地，或由政府邀请，或由中共组织派遣，或迁校（如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或流亡，在南昌集中了一大批著名人士和青年学生。仅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和南京等城市流亡来到南昌的大、中学校的学生，就成千上万。大部分青年学生因找不到工作而转往长沙、武汉后，留在南昌的仍有两千多人。许德珩、王造时、雷洁琼、薛暮桥、朱克靖、罗琼、夏征农等一大批文化界名流也聚集到南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首先来到南昌出版《中国农村》战时特刊和《抗战言论集》，颇受各地读者欢迎。他们的陆续来赣，为江西输入了大量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面，南京、杭州相继失陷后，江西在东南地区抗战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赣东与皖南同时成为担负苏浙地区抗日作战的第三战区的依托基地，南昌则由内地省会城市一变而为抗日作战的前沿城市，江西抗战的气氛益形紧张，也促使当局对片面的动员政策和江西的战时地位产生反省。江西城市的抗日救亡运动，在1937年冬进入新的高潮。
一是省政府在积极支持的同时，自身也开始介入战争动员。1937年11月5日，江西发起抗战宣传周活动，公布了44条抗战标语。6、7两日，省政府召开有各界500多人参加的全省抗敌总动员会议，通过了全省精神、人力、物资三个总动员方案。三个动员方案包涵广泛，被认为是“抗战初期本省一切工作的准则”。随后，省党政当局订定以唤起国民自觉、补充抗战将士、保卫地方治安、供给抗战需要为全省总动员的4项目标，务使“由都市城镇推及各地乡村，而达每保每甲，使家喻户晓”。12月23日，在南昌成立江西省动员委员会，负责筹划指导全省抗敌动员工作，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兼任主任委员。熊式辉号召全省实行抗战总动员，要求民众踊跃为抗日贡献人力、物力和财力，党政机关树立必胜、牺牲、协同、创造等8条信条。动员委员会是一个常设的专司全省抗日动员总责的政府机构，在各县也成立了相应组织（1938年6月还将各县抗敌后援会合并于各县动员委员会），统管战时组训、征调、救济、宣传等工作，对全省的抗日动员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江西当局对于全民抗战的态度和行动，是积极的、认真的。
二是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抗日宣传活动热烈活跃。当时成立的以青年为主体的民众抗日救亡团体主要有：“江西省乡村抗战巡回宣传工作团”，1937年10月由平津流亡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周平非、邹文宣、李肇令等和上海大夏大学流亡学生团体中的中共党员余昕、郭敏、刘开基、陈训涛等发起组织，隶属于省教育厅，省民众教育馆馆长程宗宣兼任团长，下设8个分队和1个演剧队，有近80人。“江西省妇女战时服务团”，1937年12月成立，下设6个大队。“江西省战地青年服务团”，1938年1月10日，由王枕心与熊式辉出面、新四军驻昌办事处参与合作，集中外地流亡青年学生400多人和本省失学失业青年学生七八千人而组成，熊式辉兼任团长，王枕心为总干事，夏征农、陈洪时分主宣传和组织，下设10个大队，是“江西一个最大的青年救亡团体”。“新四军战地服务团”，1938年2月成立，朱克靖为团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东南总队”，1938年5月成立，领导人为陈丕显、杨斌、于光远等。“江西青年战时工作团”，1938年5月成立，负责人有杨洪、邹文宣、程一惠等。“赣江木船工人救国会”，1938年7月成立，负责人李昭贤、李祺德等，参加者为赣江上的船民，会员发展到1000余人，并在吉安、万安、樟树、赣州、于都、九江等重要码头设立了分会，进行宣传抗日、支援前线、交通联络等工作。
在江西本省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扩大抗战动员的同时，沪浙等地的抗日救亡团体也不断进入赣东城乡。他们热情高涨，吃苦耐劳，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如1938年春，十多位从上海到浙赣农村工作的知识青年，每天在乡村流动工作，最初的4个多月中，经过了12个县城，60多个乡镇，“上海的经费接济早已断绝，每天和饥饿寒风做朋友，衣履褛褴，一般人把我们看作难民”，“可是由于四个月的锻炼学习，我们已经渐渐地熟习如何运用工作方式，认识和适应内地的环境，十几个工作员便结成了一架灵活可用的机体”。他们在贵溪、广丰的一个半月中完成了九项工作：各学校、部队的歌咏、戏剧、漫画两周训练；妇女战时常识训练；成立妇女战时服务团；小学教师座谈会；成立小学生联合宣传队；小学生集中训练；出版宣传文件9种；发行画刊一种；平均每周举行宣传会一次。同时，他们还做了农家访问、筹备一个半月下乡巡回宣传及其他训练工作。
当时的中共江西省委总结江西抗日救亡活动的情景时说：“青年知识分子（从平津、上海、浙江各地流亡进来的，与本地失学青年）成为这一区域民众救亡运动（这时民运的主要方面）的动力，由青年的救亡运动发轫乃至推动工运、妇运的开展，由抗日联系到民主（改革政治机构等），建立新的群众组织，改造旧的（如妇改会），运动由城市卷到乡村，一路奔腾澎湃，激荡着整个区域。” 各救亡团体共同谱写了江西抗日救亡的画面。
遗憾的是，当局对蓬勃兴起的各界民众抗日动员，很快采取了收束而不是放手支持的政策。虽然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在江西也合作开展了动员工作，但国民党省政当局总是企图限制中共组织及民众团体的活动，并“多方设法”争夺对民众的领导权。1938年10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颁布《抗日救亡团体总登记办法》，限制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和发展，当时最有声势和成绩的江西战地青年服务团，1938年12月5日被熊式辉宣布解散。其他抗日救亡团体也相继被当局解散或改组。民众自发和自觉的抗日救亡活动，被强制性地纳入国民党的操控轨道。
四、赣北抗日作战与万家岭大捷
1937年底，日军攻陷南京。1938年7月，日军以重兵分为两路，沿长江两岸合击武汉。国民政府集中百万兵力，展开规模浩大的武汉会战。赣北成为保卫武汉的外围作战的激烈战场，江西由此投入直接对日作战中。
武汉会战的外围作战，分长江北岸和南岸两条战线进行。北岸作战由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担任，南岸作战以赣北为重心，由6月间专门组建的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担任。按照统帅部南岸作战“决在德安、瑞昌一带与敌决战”、在武汉外围围歼敌军的部署，陈诚以利用赣北山川湖泊天然屏障、歼灭日军于鄱阳湖东岸及田家镇要塞以东为作战目的，集中两个兵团的兵力，令薛岳第一兵团防守南浔铁路，并在鄱阳湖沿岸纵深部署，阻止日军进攻南昌，该兵团即以王敬久军守星子以南湖岸及其西侧隘口，俞济时军守德安及马回岭，商震军驻德安、永修间为预备队，叶肇军守南昌；令张发奎第二兵团沿长江南岸构筑阵地，确保九江及田家镇，阻止日军由瑞昌西进，该兵团即以王陵基集团军守马回岭、西岭、东岭、项家岭、高岭一线，萧之楚军守高岭、赤山童、茨花山一线，孙桐萱军守天子山、牯牛地区并以一师控制瑞昌，霍揆章、李延年两军守田家镇要塞并固守马头镇，关麟征军位置杨坊、笠溪间为预备队。另令李玉堂、吴奇伟、李汉魂等军担任掩护并为总预备队。九江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则由以顾祝同为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担任防守，策应赣北作战。
数十万军队的进入和部署，在使江西的战争形势顿呈严峻的同时，也使江西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凸显出来。时论将江西与山西并列，指出：“从战略的地位和地形条件来说，山西和江西都是不可失的。失掉山西，一个华北和西北便没有了反攻和作战的据点；失掉江西，便没有法子来撑江南的战局。”江西在东南抗战的格局中，是一个重要的前沿阵地，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赣北作战历时3个多月。6月，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指挥第十一军冈村宁次等部，溯江西上发动进攻。波田支队于26日攻占长江天堑马当要塞。驻彭泽的第十六军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因增援缓慢、贻误战机，被蒋介石下令枪决。29日，彭泽失陷。日军继续进攻湖口，7月4日，湖口失守，鄱阳湖贯通长江的咽喉重地被敌切断，九江也失去了东面的屏障。波田支队随后潜入鄱阳湖，经激战于23日突破我姑塘阵地，登陆成功，向九江突进。在此期间，我集结重兵防守九江，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15日由武汉经瑞昌到达九江，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也于20日由南昌抵达九江，召集师长以上军官部署九江作战。24日，日军挟飞机大炮毒气猛攻九江，守军李玉堂等部顽强抵抗，经两天多的激战，26日，赣北重镇九江落入敌手。张发奎随即被调离赣北前线。
九江的快速失陷，有多方面的原因。张发奎在致蒋介石的报告中列举了6点，其中有九江附近公路如九星、九瑞、瑞昌至阳新、瑞昌至德安、永修至箬溪以及南浔铁路北段交通线，早经彻底破坏，而军队虽勉强集中，九江附近野战工事仅完成1/3，因之不能长期固守；运输不良，兵站设施欠缺，九江附近近10万部队，仅恃九江至马回岭小径为后方联络线，无法及时运送粮弹补给和伤兵，以致土兵枵腹应战，伤兵呻吟道左，作战精神，顿形颓丧；各部联络不确，未能协同；警戒疏忽；高级将领间缺乏自信心，中下级干部多无力掌握部下。而最严重的是部队军纪不良，民众逃亡。张发奎说：“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因而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舍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至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这一点引起蒋介石的特别注意，蒋为此立即电令陈诚和军法执行总监部何成浚总监，指出：“军纪不良，民众逃亡，影响抗战前途綦大。特电知照，迅速设法纠正，唤发民众抗战情绪为要。”
攻占九江后，日军以第九、第二十七师团和波田支队为右路，进攻瑞昌，意图穿越幕阜山，切断粤汉路；以第一〇一、一〇六师团为左路，沿南浔路及其东侧向南昌方向进攻，掩护右路行动。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令第一、二兵团分别阻击敌左、右两路进攻，部队在日军飞机轰炸、施放毒气和重兵猛攻中，以与敌决死的精神，英勇作战，每一地的进退，敌我双方都付出了严重伤亡。右路日军8月24日攻占瑞昌，9月14日攻占长江要塞马头镇，第二兵团随后在鄂东南地区步步阻击日军。
第一兵团在薛岳指挥下从8月3日展开南浔会战，与日军在庐山南北激战。进入庐山地区的敌一〇六师团伤亡惨重，几乎失去进攻能力。日军因之大为震撼。一名日兵的日记记载说：“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死伤可怕。”没几日，这名日兵也命丧炮火，他的日记却成了这场战斗的真实记录。战至8月中旬，第一〇六师团仅大佐衔的联队长就1死2伤，其他佐、尉级军官死伤上百，士兵死伤达数千人。山上山下及稻田中，日军遗尸遍地。日军即以第一〇一、二十七师团增援，久攻之后于20日攻占星子，但其后又在马回岭、庐山南麓东、西孤岭分别遭到中国守军的沉重打击。一个日兵记述当时战场情况说：“我军现正使用毒气。敌人有学生军，也有女学生参加，主要是赤化抗日分子和正规军，是相当有力的部队。敌人的阵地是天然要塞。我方炮击则避入岩中，我方停止，又出而射击。一五七联队二个中队行敌前登陆（星子县附近），进至半山腰时，遇到数倍于我的敌人的袭击，大队长中队长统统战死，受到全灭的打击……现在攻击中的敌人力量很强，一星期内连一个山头都不退出。而且有懂日本话的人。到处书写愚弄日军的文句。无论到哪里，都找不到一个中国人民”。9月3日下午，我守军各部组织反击，首先全歼第一〇一师团的第一〇一联队，击毙联队长饭冢国五郎大佐（后被日本大本营追晋为陆军少将）。27日，一〇一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中炮弹负伤，被送回九江日军野战医院救治。二十七师团损伤同样惨重，差一点遭到被围歼的厄运，因一〇六师团的冒进顶替而得以侥幸逃脱。
得到兵员补充的敌一〇六师团继续投入作战后，求功心切，竟然孤军向中央突进，意图一举改变战场态势，却在德安万家岭地区陷入薛岳兵团10万兵力的包围。激战竟旬，10月6日，薛岳所部对其实施决死攻击。敌第十一军派出大量飞机空投弹药物资和200余名中下级军官，企图救援陷入绝境的第一〇六师团第一三六旅团。9日，薛岳下令各师选派敢死队数百名，突击敌军，“因敌顽抗，不愿缴械投降，致尽遭格毙，陈尸满谷，弃械遍野，仅数百人向西北豕突，情状至为狼狈”。激战到10日凌晨，除敌师团长率少数官兵逃脱外，彻底结束战斗。整个万家岭包围作战，歼敌1万多人，基本消灭了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取得震惊中外的“万家岭大捷”。蒋介石得到“各军大举反攻，歼敌逾万”的喜讯，为全体将士的忠勇奋斗“曷胜嘉慰”，当即下令陈诚赏5万元、他自己另赏5万元犒赏作战部队。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闻讯，致电赞称“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全国各地各党派各界祝捷电文，纷至沓来。
万家岭作战的惨烈，在战场上留下深深的痕迹。据时任第一兵团第三十二军一四一师师长唐永良的记载：“我在战后一年所见的情况是：万家岭战场周围约l0平方公里，都是矮山丛林，只有几个小村。在这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了日军和我军的墓葬。日军的辎重兵挽马驮马尸骨、钢盔、马鞍、弹药箱、毒气筒、防毒面具等等杂物，俯拾可得……万家岭西北一村，叫雷鸣鼓刘村，周围日军坟墓最多。村东稻田中，日军辎重兵马骨不下五六百具，铁刺驮鞍亦多。1939年12月，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后又组建）将要回国的300多人，在该村停顿3天，向阵亡日军祭吊。这3天，砍树、砌台、立碑，300人足足忙了3天……张古山仅是30多公尺高的小山，山上灌木丛生，山顶上军用物品、日制弹药箱、防毒面具、毒气筒、刺刀、皮带极多。山坡上有日军尸骨，也有中国士兵尸骨。张古山是一个制高点，双方在此争夺肉搏，从尸骨可见当时战斗激烈程度。”
其后，薛岳兵团继续在赣北阻击日军。10月28日，日军攻占德安。30日，蒋介石抵南昌，批准撤守修水河南岸的作战计划后，以吴奇伟第九集团军沿修水河布防。11月1日，日军攻占修水，敌我在修水河形成对峙。赣北作战至此结束。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放弃武汉，战时首都迁至重庆，全国抗战从1939年起进入第二时期，亦即战略相持阶段。
历时数月的赣北作战是一次取得重大战果的抗战。在作战中，中国军队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极大地挫伤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军直趋南昌、长沙包抄武汉的企图，为武汉的撤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中国军队的决死抗日精神，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赞扬。
江西省对赣北作战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和支援。战前，江西完成了境内全部国防工事的修筑，除在50余县构筑陆上工事外，1937年秋冬起，先后抢筑了马当阻塞工程和鄱阳湖沿岸以及赣江、抚河阻塞工程。仅马当一处，“在征集材料时，即经动员四十余县之人力以从事”，并有49万民工日夜不停地在阵地上劳作，其工程之巨可以概见。作战期间，据战地记者目击，“本省的保安团队参加抗战，英勇壮烈的功绩，并不亚于一般的正规军。最近九江抗战，保安团×团士兵孤军奋战，牺牲精神之壮烈，至可感叹。直至现在，江西仍不断的补充作战部队”。这里所说的是江西保安团庐山孤军奋战之事：参加九江江防的江西省保安第三团（团长邓子超，湖南人，黄埔军校毕业）、第十一团（团长胡家位，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在九江不守后分路退守庐山。约8月中旬，组建“庐山孤军作战指挥部”，总指挥为杨遇春，指挥部设在庐山河东路朱培德的私宅。“庐山孤军”在庐山上下周围300里的崇山峻岭之中，与日军周旋了8个月23天。在濒临弹尽粮绝境地后，于1939年3月16日子夜，奉命撤退下山，转抵修水整补。庐山孤军9个月的抗日作战，当时曾享誉全国。
赣北作战中，军队与江西当局在军风纪和民众动员方面也还存在严重问题。就地方而言，在战事初起时，赣北民众大量逃亡，甚至远离战场的省会南昌，8月间民众“竟已逃亡了三分之二以上，整个的市面，形成了极其冷落的景象”，致使军事上“受到严重的影响，给养运输、伤兵救护都成了问题，作战部队常有吃不到饭，喝不到水的事……驻在星子的某某军，挨过四天饿，吴总部也曾断炊两整天”。这既有民众初次面对日本侵略军时的慌乱，更是江西地方当局执行片面抗战路线，未能放手全面动员人民的直接后果。到9月初，这种情况得到改变，江西战地青年服务团一大队赶赴德安前线，并被分派到各区乡充实行政机构，“协助区乡动员民众”，省政府组织的铁肩队1千多人和2个保安团新兵训练团，也相继来到前线，加上部队风纪的良好，过去“坏的影响”被转变过来，部队征用民夫“都能普遍的征到”，记者感到与上月不同，地方上已经武装了起来。
一、庐山谈话会与国共两次谈判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此之前的6月间，蒋介石为应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以及诸多内政问题，决定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在庐山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谈话会，征询各界对内政外交的意见，在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分三期邀请200余人参加谈话。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成为头等大事，故庐山谈话会尤其为中外所瞩目。
庐山谈话会实际举办了两期。第一期在7月16日至20日举行，出席人员157人；第二期在7月26日至30日举行，出席人员40余人。出席人员包括国民党、青年党、国社党、农民党、村治派、职业教育派、救国会等政党社团的领导人，以及教育、学术、金融、经济等各界名流（庐山谈话会没有邀请中共人士参加）。谈话会采取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分政治、经济、外交、教育4个组）两种形式进行。各党派和各界代表在发言中，相继提出了民族生存重于一切，在民族存亡关头全国上下应一致服从政府，政府应于言论自由、特种刑法和新闻检查等速予改善，政府施政与国民党政纲应根据时势变化而有变更，加强国防教育、青年训练和充实学校内容，实行教育独立、净化教育等意见，表示要全国一致共赴国难。
谈话会的最大成果是蒋介石发表的对日方针。17日，蒋介石在第一期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大会上，报告卢沟桥事变情况，发表关于对日方针的谈话。他严正地表示：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他要求全国国民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他表示和平未绝望之前，仍希望和平解决，并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最低限度立场，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蒋介石的这个谈话，宣示了中国政府反抗日本侵略的正确方针，值得赞许。毛泽东高度评价说，蒋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认为它与中共中央7月8日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宣言，“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
庐山谈话会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对于向世界宣示中国的抗战决心和动员全国人民全面抵抗日本侵略，产生了良好作用。蒋介石举行庐山谈话会后，其夫人宋美龄也以个人名义，于1938年5月20日，邀请13省的妇女界领袖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中共代表邓颖超、孟庆树，江西妇女代表劳君展（许德珩夫人）、程希孟夫人、熊芷、雷洁琼，以及史良、曹孟君、沈滋九、李德全、吴贻芳、刘清扬等各党派和无党派妇女代表共50多人出席会议。会议历时5天，主要讨论战时妇女动员和改善妇女生活、加强妇女团结等议题，制定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正确切实的认定了动员妇女的先决条件是提高妇女文化水准，改善妇女生活，确立妇女经济独立基础，组训妇女发动启蒙运动。工作方法与内容又完备详细的提出配合全面抗战的一切工作，并决定以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为全国妇女工作最高指导机关”，仍由宋美龄任指导长，委员则由原来的7名扩大为36名，中共的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当选为委员。这次会议，结成了全国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妇女运动史上是有绝大意义的”，对动员和团结全国妇女投入抗日战争，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蒋介石举行公开的庐山谈话会时，另一件重大的事情也继续在山上秘密进行，这就是继在西安、杭州的国共谈判之后，蒋介石和周恩来在庐山举行的两次国共谈判。
第一次庐山谈判是在6月间。周恩来6月4日上庐山，代表中共与国民党继续谈判。从8日到15日，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宋美龄、宋子文、张冲等也参加了与周恩来的会谈。在谈判中，周恩来提交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蒋介石则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两党同等数量干部组成，蒋介石任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红军编制为3个师，3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为指挥机关；请毛泽东、朱德出洋；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国民政府派正的官长，边区推举副的官长，等等。蒋介石的意图，是要取消中共的独立性，将其完全融化在国民党中。对此，周恩来表示，有关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问题，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后定；有关红军指挥机关和边区人事安排等问题，不能同意；他特别严词驳斥要毛、朱出洋的安排。双方争执很久，又经与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往返磋商，问题仍无法解决。周恩来遂下山返回延安。
6月26日，南京政府电催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周恩来在7月初起草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草案后，离延安南下，到达上海时正逢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13日（或14日），周恩来与博古、林伯渠到庐山，又逢蒋介石正邀请各方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这时，政治、军事形势都有了重大的变化，但蒋介石的态度仍无大的变化。这次谈判，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之间进行。蒋在接过《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后，还不想立即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不允许周等出席庐山谈话会，实即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 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蒋改变第一次庐山谈判时的说法，表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17日，周恩来等在会谈中，向蒋介石建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速发动全国抗战。同日，收到洛甫、毛泽东来电，指示周恩来等“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18日，周恩来将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写成12条，通过宋美龄交给蒋介石，主要内容包括允许各报刊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发表书面谈话表示赞同；洛、毛上述关于红军指挥机关的意见；边区政府正职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任一人，副职由林伯渠担任；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但蒋介石仍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机关，三个师的管理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由于“力争无效”，谈判陷入僵局，周恩来等19日下山，经南京返回延安。第二次庐山谈判仍以无决议而结束。
庐山谈判虽未达成协议，但充分表达了中共的抗日要求和意见，因而有其重要的影响。8月10日，周恩来等到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并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13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首先开枪，淞沪抗战爆发。由于战火燃烧到国民党的心脏地区，蒋介石急需红军开往前线对日军作战，国共谈判久拖不决的状况于是发生急剧改变。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22日正式公布）。9月22日，南京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23日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此正式形成。
二、大余、南昌谈判与新四军的成立
在改编正规红军为抗日部队的同时，中共中央对南方红军游击队也作出了新的指示。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依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全面抗战展开的新形势，作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部队，在“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在未确实谈判好以前，部队可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名义进行独立的活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谈判好以后，即“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中共中央的指示，为南方红军游击部队顺利进行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重大转变，指明了方向和办法。
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时局的变化和中共中央的政策后，积极地开始进行思想和政策策略的转变。8月8日，项英、陈毅等以中共粤赣边特委名义，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决定游击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红军与政府合作一致抗日的精神，在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进剿，准许抗日自由”的同时，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实行合作抗日。 随后，他们将红军游击队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并于20日分别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赣州第四行署专员马葆珩、驻军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及大庾（今大余）等县政府，表示洽谈合作抗日事宜。与此同时，国民党江西省、区、县当局也通过写信、派人等方式与红军游击队联系，表达停止武装冲突和进行合作抗日谈判的态度。
大余县长彭育英首先与项英、陈毅等取得联系。9月8日，陈毅下山，先与彭育英在大余池江会谈，继于11日在彭陪同下赴赣州，与江西省政府代表、省保安处参谋长熊滨和马葆珩等谈判。赣州谈判达成了抗战合作意见书和红军游击队改编的9条办法，商定部队先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游击支队，待编竣后再“编为正式国军”。21日，项英由彭育英陪同到赣州，继续与马葆珩、戴嗣夏等谈判，就红军游击队集中问题达成协议。上述各次谈判，基本解决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问题。
9月24日，项英应国民党江西当局邀请，来到南昌（陈毅随后也到南昌）与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统一解决南方其他红军游击队伍改编的问题。南昌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队撤离红军游击地区、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等重要问题。27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省政府联合举行总理纪念周，项英应邀讲演，指出中国有了历史上前所未有之精诚团结，必将发挥任何飞机大炮均不能克服的最大力量，坚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谈判结果报到南京后，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也于27日致电项英、陈毅，称“顷接赣省政府电告，两兄敌忾同仇，情殷抗日，殊为钦佩……嗣后，借重之处必多。目前改编贵部一切手续，请就赣省府接洽办理”。熊式辉按照达成的协议，下令释放了关在监狱中的所有政治犯，被关押3年之久的方志敏夫人缪敏，由此随项英回归队伍。在南昌恢复与中共中央中断了3年的联系后，项、陈先后以项英和中共中央分局名义，致信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和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指出“中国在近年来，由于日本军阀积极侵略，使民族危机到最后存亡的关头。我们因民族危机的紧迫，为挽救国家的危亡，为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于是取消过去苏维埃运动和暴力夺取土地等政策，以求得全国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余遵照最近党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去一切活动，把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政府之下，效命杀敌。望接信后，立即集中听候点编，以便追随全国友军和第八路军之后，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作英勇的战斗”。并在南昌月宫饭店二楼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以陈毅为主任，负责与各地游击队取得联系。29日，项英离开南昌返回大余池江。南昌谈判的成功，打开了江西抗日战争的新局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江西和南方开始实行的重要成果。
10月中旬，项英由大余出发，经南昌赴南京会见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和八路军代表叶剑英。行前确定，他离开后，南方各游击区红军和游击队的集中、改编工作，由陈毅总负责；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下山和集中改编等工作，由新任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杨尚奎和特委领导成员陈丕显负责。在南京，项英向博古、叶剑英详细介绍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和同国民党江西当局进行谈判的情况。博古、叶剑英在10月26日致洛甫、毛泽东的电报中，报告项英即将离宁赴延安，并认为项英、陈毅进行的谈判“总的方向是对的”。随后，项英转赴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陈毅等在南昌、赣南等地负责联络各游击队下山集中改编事宜。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部队问题，已经达成协议，决定将南方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以北伐名将叶挺任军长。10月6日，国民党中央电告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告称赣粤边、闽赣边、湘鄂赣边、湘赣边、皖浙赣边、闽西、鄂豫皖边等地红军游击队，均编入新四军，由叶挺编遣调用。12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新四军番号。12月，由延安返回的叶挺在武汉着手筹组军部。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副参谋长周子昆随后也分两批从延安带领调来新四军工作的100多名干部，到武汉与叶挺会合。延安调来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是江西籍红军干部。
1938年1月4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新四军“军部第一步设南昌”的指示，项英和张云逸、曾山、周子昆等率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由武汉乘船经九江赴南昌。6日，项英等进驻南昌市高升巷1号（原张勋公馆），宣布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叶挺不久后也到达南昌）。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南昌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项英、陈毅分任正副书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黄道为主任的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新四军辖4个支队，长江以南的各红军游击队编入第一、二、三支队，长江以北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四支队，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4个支队司令员，傅秋涛、粟裕、谭震林、戴季英分任副司令员。支队下辖团。全军兵员10300人，枪支6200余支。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士气高昂、富有战斗力的抗日部队，它的成立，壮大了东南地区的抗日声势。
新四军组建完毕后，立即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2月，各支队相继由集中地向皖中、皖南开进。4月4日，叶挺、项英率军部离开南昌进驻皖南岩寺。此后，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纵横驰骋，展开了英勇卓绝的抗日作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记录。
三、江西抗日救亡浪潮的兴起
随着庐山谈话会的召开和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江西抗日救亡形势日益发生新的变化。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引起江西人民的极大愤慨。7月13日，江西省以国民党省党部和全省各界民众的名义，向卢沟桥抗日将士发出慰问电。同日，宣告成立“江西省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后援会的前身是为声援绥远抗日而成立的“江西各界绥战后援会”。它“由省会各法定民众团体及文化机关代表暨社会硕望绅耆组织而成”，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常委刘家树任总干事。后援会规模庞大，内设宣传、交通、运输、救护、看护、侦察、慰劳、捐募等8个工作团，到1938年初先后成立了全省83县分会（县以下还成立了区、乡镇分会）和工商、教育、妇女、新闻记者、文化、青年等各界分会，出版会刊《抗日评论》（旬刊），组织宣传队1.8万个，进行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征集款物和慰劳前方将士的工作。这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以省党部为主主办的江西最大和最早成立的民众抗日救亡团体，其成立适应了抗日宣传动员的迫切需要。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江西随即成为东南抗日的大后方。8月15日，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南昌。此后日军战机对南昌及江西其他重要城市的轰炸，连番不断，江西的战争气氛日趋浓烈。日机轰炸给人们带来了心理的不适和紧张，当局的战争动员工作也未能跟上，因此南昌等地一时出现慌乱。9月间从上海来到南昌的罗琼谈到当时情况时说，在南昌，支配着一般人心理的不是怎样抗敌，而是怎样避难。为躲避敌机轰炸，政府机关的委员们正忙着到乡下看地盖房子，中下级公务人员则跑在乡下租房子住，救亡气氛比较沉寂。出现这种情况，罗琼认为“一半由于领导者的对于民众运动提倡不力，一半由于青年干部过于缺乏”。
随着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地的失陷，京津沪苏浙等地流亡学生和部分文化名流的进入江西，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当时从北平、上海等地，或由政府邀请，或由中共组织派遣，或迁校（如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或流亡，在南昌集中了一大批著名人士和青年学生。仅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和南京等城市流亡来到南昌的大、中学校的学生，就成千上万。大部分青年学生因找不到工作而转往长沙、武汉后，留在南昌的仍有两千多人。许德珩、王造时、雷洁琼、薛暮桥、朱克靖、罗琼、夏征农等一大批文化界名流也聚集到南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首先来到南昌出版《中国农村》战时特刊和《抗战言论集》，颇受各地读者欢迎。他们的陆续来赣，为江西输入了大量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面，南京、杭州相继失陷后，江西在东南地区抗战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赣东与皖南同时成为担负苏浙地区抗日作战的第三战区的依托基地，南昌则由内地省会城市一变而为抗日作战的前沿城市，江西抗战的气氛益形紧张，也促使当局对片面的动员政策和江西的战时地位产生反省。江西城市的抗日救亡运动，在1937年冬进入新的高潮。
一是省政府在积极支持的同时，自身也开始介入战争动员。1937年11月5日，江西发起抗战宣传周活动，公布了44条抗战标语。6、7两日，省政府召开有各界500多人参加的全省抗敌总动员会议，通过了全省精神、人力、物资三个总动员方案。三个动员方案包涵广泛，被认为是“抗战初期本省一切工作的准则”。随后，省党政当局订定以唤起国民自觉、补充抗战将士、保卫地方治安、供给抗战需要为全省总动员的4项目标，务使“由都市城镇推及各地乡村，而达每保每甲，使家喻户晓”。12月23日，在南昌成立江西省动员委员会，负责筹划指导全省抗敌动员工作，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兼任主任委员。熊式辉号召全省实行抗战总动员，要求民众踊跃为抗日贡献人力、物力和财力，党政机关树立必胜、牺牲、协同、创造等8条信条。动员委员会是一个常设的专司全省抗日动员总责的政府机构，在各县也成立了相应组织（1938年6月还将各县抗敌后援会合并于各县动员委员会），统管战时组训、征调、救济、宣传等工作，对全省的抗日动员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江西当局对于全民抗战的态度和行动，是积极的、认真的。
二是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抗日宣传活动热烈活跃。当时成立的以青年为主体的民众抗日救亡团体主要有：“江西省乡村抗战巡回宣传工作团”，1937年10月由平津流亡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周平非、邹文宣、李肇令等和上海大夏大学流亡学生团体中的中共党员余昕、郭敏、刘开基、陈训涛等发起组织，隶属于省教育厅，省民众教育馆馆长程宗宣兼任团长，下设8个分队和1个演剧队，有近80人。“江西省妇女战时服务团”，1937年12月成立，下设6个大队。“江西省战地青年服务团”，1938年1月10日，由王枕心与熊式辉出面、新四军驻昌办事处参与合作，集中外地流亡青年学生400多人和本省失学失业青年学生七八千人而组成，熊式辉兼任团长，王枕心为总干事，夏征农、陈洪时分主宣传和组织，下设10个大队，是“江西一个最大的青年救亡团体”。“新四军战地服务团”，1938年2月成立，朱克靖为团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东南总队”，1938年5月成立，领导人为陈丕显、杨斌、于光远等。“江西青年战时工作团”，1938年5月成立，负责人有杨洪、邹文宣、程一惠等。“赣江木船工人救国会”，1938年7月成立，负责人李昭贤、李祺德等，参加者为赣江上的船民，会员发展到1000余人，并在吉安、万安、樟树、赣州、于都、九江等重要码头设立了分会，进行宣传抗日、支援前线、交通联络等工作。
在江西本省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扩大抗战动员的同时，沪浙等地的抗日救亡团体也不断进入赣东城乡。他们热情高涨，吃苦耐劳，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如1938年春，十多位从上海到浙赣农村工作的知识青年，每天在乡村流动工作，最初的4个多月中，经过了12个县城，60多个乡镇，“上海的经费接济早已断绝，每天和饥饿寒风做朋友，衣履褛褴，一般人把我们看作难民”，“可是由于四个月的锻炼学习，我们已经渐渐地熟习如何运用工作方式，认识和适应内地的环境，十几个工作员便结成了一架灵活可用的机体”。他们在贵溪、广丰的一个半月中完成了九项工作：各学校、部队的歌咏、戏剧、漫画两周训练；妇女战时常识训练；成立妇女战时服务团；小学教师座谈会；成立小学生联合宣传队；小学生集中训练；出版宣传文件9种；发行画刊一种；平均每周举行宣传会一次。同时，他们还做了农家访问、筹备一个半月下乡巡回宣传及其他训练工作。
当时的中共江西省委总结江西抗日救亡活动的情景时说：“青年知识分子（从平津、上海、浙江各地流亡进来的，与本地失学青年）成为这一区域民众救亡运动（这时民运的主要方面）的动力，由青年的救亡运动发轫乃至推动工运、妇运的开展，由抗日联系到民主（改革政治机构等），建立新的群众组织，改造旧的（如妇改会），运动由城市卷到乡村，一路奔腾澎湃，激荡着整个区域。” 各救亡团体共同谱写了江西抗日救亡的画面。
遗憾的是，当局对蓬勃兴起的各界民众抗日动员，很快采取了收束而不是放手支持的政策。虽然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在江西也合作开展了动员工作，但国民党省政当局总是企图限制中共组织及民众团体的活动，并“多方设法”争夺对民众的领导权。1938年10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颁布《抗日救亡团体总登记办法》，限制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和发展，当时最有声势和成绩的江西战地青年服务团，1938年12月5日被熊式辉宣布解散。其他抗日救亡团体也相继被当局解散或改组。民众自发和自觉的抗日救亡活动，被强制性地纳入国民党的操控轨道。
四、赣北抗日作战与万家岭大捷
1937年底，日军攻陷南京。1938年7月，日军以重兵分为两路，沿长江两岸合击武汉。国民政府集中百万兵力，展开规模浩大的武汉会战。赣北成为保卫武汉的外围作战的激烈战场，江西由此投入直接对日作战中。
武汉会战的外围作战，分长江北岸和南岸两条战线进行。北岸作战由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担任，南岸作战以赣北为重心，由6月间专门组建的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担任。按照统帅部南岸作战“决在德安、瑞昌一带与敌决战”、在武汉外围围歼敌军的部署，陈诚以利用赣北山川湖泊天然屏障、歼灭日军于鄱阳湖东岸及田家镇要塞以东为作战目的，集中两个兵团的兵力，令薛岳第一兵团防守南浔铁路，并在鄱阳湖沿岸纵深部署，阻止日军进攻南昌，该兵团即以王敬久军守星子以南湖岸及其西侧隘口，俞济时军守德安及马回岭，商震军驻德安、永修间为预备队，叶肇军守南昌；令张发奎第二兵团沿长江南岸构筑阵地，确保九江及田家镇，阻止日军由瑞昌西进，该兵团即以王陵基集团军守马回岭、西岭、东岭、项家岭、高岭一线，萧之楚军守高岭、赤山童、茨花山一线，孙桐萱军守天子山、牯牛地区并以一师控制瑞昌，霍揆章、李延年两军守田家镇要塞并固守马头镇，关麟征军位置杨坊、笠溪间为预备队。另令李玉堂、吴奇伟、李汉魂等军担任掩护并为总预备队。九江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则由以顾祝同为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担任防守，策应赣北作战。
数十万军队的进入和部署，在使江西的战争形势顿呈严峻的同时，也使江西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凸显出来。时论将江西与山西并列，指出：“从战略的地位和地形条件来说，山西和江西都是不可失的。失掉山西，一个华北和西北便没有了反攻和作战的据点；失掉江西，便没有法子来撑江南的战局。”江西在东南抗战的格局中，是一个重要的前沿阵地，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赣北作战历时3个多月。6月，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指挥第十一军冈村宁次等部，溯江西上发动进攻。波田支队于26日攻占长江天堑马当要塞。驻彭泽的第十六军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因增援缓慢、贻误战机，被蒋介石下令枪决。29日，彭泽失陷。日军继续进攻湖口，7月4日，湖口失守，鄱阳湖贯通长江的咽喉重地被敌切断，九江也失去了东面的屏障。波田支队随后潜入鄱阳湖，经激战于23日突破我姑塘阵地，登陆成功，向九江突进。在此期间，我集结重兵防守九江，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15日由武汉经瑞昌到达九江，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也于20日由南昌抵达九江，召集师长以上军官部署九江作战。24日，日军挟飞机大炮毒气猛攻九江，守军李玉堂等部顽强抵抗，经两天多的激战，26日，赣北重镇九江落入敌手。张发奎随即被调离赣北前线。
九江的快速失陷，有多方面的原因。张发奎在致蒋介石的报告中列举了6点，其中有九江附近公路如九星、九瑞、瑞昌至阳新、瑞昌至德安、永修至箬溪以及南浔铁路北段交通线，早经彻底破坏，而军队虽勉强集中，九江附近野战工事仅完成1/3，因之不能长期固守；运输不良，兵站设施欠缺，九江附近近10万部队，仅恃九江至马回岭小径为后方联络线，无法及时运送粮弹补给和伤兵，以致土兵枵腹应战，伤兵呻吟道左，作战精神，顿形颓丧；各部联络不确，未能协同；警戒疏忽；高级将领间缺乏自信心，中下级干部多无力掌握部下。而最严重的是部队军纪不良，民众逃亡。张发奎说：“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因而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舍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至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这一点引起蒋介石的特别注意，蒋为此立即电令陈诚和军法执行总监部何成浚总监，指出：“军纪不良，民众逃亡，影响抗战前途綦大。特电知照，迅速设法纠正，唤发民众抗战情绪为要。”
攻占九江后，日军以第九、第二十七师团和波田支队为右路，进攻瑞昌，意图穿越幕阜山，切断粤汉路；以第一〇一、一〇六师团为左路，沿南浔路及其东侧向南昌方向进攻，掩护右路行动。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令第一、二兵团分别阻击敌左、右两路进攻，部队在日军飞机轰炸、施放毒气和重兵猛攻中，以与敌决死的精神，英勇作战，每一地的进退，敌我双方都付出了严重伤亡。右路日军8月24日攻占瑞昌，9月14日攻占长江要塞马头镇，第二兵团随后在鄂东南地区步步阻击日军。
第一兵团在薛岳指挥下从8月3日展开南浔会战，与日军在庐山南北激战。进入庐山地区的敌一〇六师团伤亡惨重，几乎失去进攻能力。日军因之大为震撼。一名日兵的日记记载说：“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死伤可怕。”没几日，这名日兵也命丧炮火，他的日记却成了这场战斗的真实记录。战至8月中旬，第一〇六师团仅大佐衔的联队长就1死2伤，其他佐、尉级军官死伤上百，士兵死伤达数千人。山上山下及稻田中，日军遗尸遍地。日军即以第一〇一、二十七师团增援，久攻之后于20日攻占星子，但其后又在马回岭、庐山南麓东、西孤岭分别遭到中国守军的沉重打击。一个日兵记述当时战场情况说：“我军现正使用毒气。敌人有学生军，也有女学生参加，主要是赤化抗日分子和正规军，是相当有力的部队。敌人的阵地是天然要塞。我方炮击则避入岩中，我方停止，又出而射击。一五七联队二个中队行敌前登陆（星子县附近），进至半山腰时，遇到数倍于我的敌人的袭击，大队长中队长统统战死，受到全灭的打击……现在攻击中的敌人力量很强，一星期内连一个山头都不退出。而且有懂日本话的人。到处书写愚弄日军的文句。无论到哪里，都找不到一个中国人民”。9月3日下午，我守军各部组织反击，首先全歼第一〇一师团的第一〇一联队，击毙联队长饭冢国五郎大佐（后被日本大本营追晋为陆军少将）。27日，一〇一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中炮弹负伤，被送回九江日军野战医院救治。二十七师团损伤同样惨重，差一点遭到被围歼的厄运，因一〇六师团的冒进顶替而得以侥幸逃脱。
得到兵员补充的敌一〇六师团继续投入作战后，求功心切，竟然孤军向中央突进，意图一举改变战场态势，却在德安万家岭地区陷入薛岳兵团10万兵力的包围。激战竟旬，10月6日，薛岳所部对其实施决死攻击。敌第十一军派出大量飞机空投弹药物资和200余名中下级军官，企图救援陷入绝境的第一〇六师团第一三六旅团。9日，薛岳下令各师选派敢死队数百名，突击敌军，“因敌顽抗，不愿缴械投降，致尽遭格毙，陈尸满谷，弃械遍野，仅数百人向西北豕突，情状至为狼狈”。激战到10日凌晨，除敌师团长率少数官兵逃脱外，彻底结束战斗。整个万家岭包围作战，歼敌1万多人，基本消灭了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取得震惊中外的“万家岭大捷”。蒋介石得到“各军大举反攻，歼敌逾万”的喜讯，为全体将士的忠勇奋斗“曷胜嘉慰”，当即下令陈诚赏5万元、他自己另赏5万元犒赏作战部队。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闻讯，致电赞称“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全国各地各党派各界祝捷电文，纷至沓来。
万家岭作战的惨烈，在战场上留下深深的痕迹。据时任第一兵团第三十二军一四一师师长唐永良的记载：“我在战后一年所见的情况是：万家岭战场周围约l0平方公里，都是矮山丛林，只有几个小村。在这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了日军和我军的墓葬。日军的辎重兵挽马驮马尸骨、钢盔、马鞍、弹药箱、毒气筒、防毒面具等等杂物，俯拾可得……万家岭西北一村，叫雷鸣鼓刘村，周围日军坟墓最多。村东稻田中，日军辎重兵马骨不下五六百具，铁刺驮鞍亦多。1939年12月，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后又组建）将要回国的300多人，在该村停顿3天，向阵亡日军祭吊。这3天，砍树、砌台、立碑，300人足足忙了3天……张古山仅是30多公尺高的小山，山上灌木丛生，山顶上军用物品、日制弹药箱、防毒面具、毒气筒、刺刀、皮带极多。山坡上有日军尸骨，也有中国士兵尸骨。张古山是一个制高点，双方在此争夺肉搏，从尸骨可见当时战斗激烈程度。”
其后，薛岳兵团继续在赣北阻击日军。10月28日，日军攻占德安。30日，蒋介石抵南昌，批准撤守修水河南岸的作战计划后，以吴奇伟第九集团军沿修水河布防。11月1日，日军攻占修水，敌我在修水河形成对峙。赣北作战至此结束。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放弃武汉，战时首都迁至重庆，全国抗战从1939年起进入第二时期，亦即战略相持阶段。
历时数月的赣北作战是一次取得重大战果的抗战。在作战中，中国军队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极大地挫伤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军直趋南昌、长沙包抄武汉的企图，为武汉的撤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中国军队的决死抗日精神，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赞扬。
江西省对赣北作战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和支援。战前，江西完成了境内全部国防工事的修筑，除在50余县构筑陆上工事外，1937年秋冬起，先后抢筑了马当阻塞工程和鄱阳湖沿岸以及赣江、抚河阻塞工程。仅马当一处，“在征集材料时，即经动员四十余县之人力以从事”，并有49万民工日夜不停地在阵地上劳作，其工程之巨可以概见。作战期间，据战地记者目击，“本省的保安团队参加抗战，英勇壮烈的功绩，并不亚于一般的正规军。最近九江抗战，保安团×团士兵孤军奋战，牺牲精神之壮烈，至可感叹。直至现在，江西仍不断的补充作战部队”。这里所说的是江西保安团庐山孤军奋战之事：参加九江江防的江西省保安第三团（团长邓子超，湖南人，黄埔军校毕业）、第十一团（团长胡家位，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在九江不守后分路退守庐山。约8月中旬，组建“庐山孤军作战指挥部”，总指挥为杨遇春，指挥部设在庐山河东路朱培德的私宅。“庐山孤军”在庐山上下周围300里的崇山峻岭之中，与日军周旋了8个月23天。在濒临弹尽粮绝境地后，于1939年3月16日子夜，奉命撤退下山，转抵修水整补。庐山孤军9个月的抗日作战，当时曾享誉全国。
赣北作战中，军队与江西当局在军风纪和民众动员方面也还存在严重问题。就地方而言，在战事初起时，赣北民众大量逃亡，甚至远离战场的省会南昌，8月间民众“竟已逃亡了三分之二以上，整个的市面，形成了极其冷落的景象”，致使军事上“受到严重的影响，给养运输、伤兵救护都成了问题，作战部队常有吃不到饭，喝不到水的事……驻在星子的某某军，挨过四天饿，吴总部也曾断炊两整天”。这既有民众初次面对日本侵略军时的慌乱，更是江西地方当局执行片面抗战路线，未能放手全面动员人民的直接后果。到9月初，这种情况得到改变，江西战地青年服务团一大队赶赴德安前线，并被分派到各区乡充实行政机构，“协助区乡动员民众”，省政府组织的铁肩队1千多人和2个保安团新兵训练团，也相继来到前线，加上部队风纪的良好，过去“坏的影响”被转变过来，部队征用民夫“都能普遍的征到”，记者感到与上月不同，地方上已经武装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