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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全省社会状况
一、三次农村社会调查
民国时期，受美国等来华学者的影响，社会调查之风兴起。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江西或参与全国或自行组织，先后主要对农村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第一次是参加全国土地委员会（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及内政部、财政部合组而成）1934年8月组织的全国土地调查，其目的是为拟具解决土地问题办法之用。该调查为期6个月，江西被调查的是永修、余江、南城、清江、莲花5个县。1937年1月，土地委员会将调查结果编成《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二次是实业部江西农村服务区管理处（后改隶经济部）1936年12月举办的江西农村调查，目的在于真实了解服务区所处农村中的不同社会情况和农业环境。这次调查由管理处处长张福良等主持，动员工作人员100余人，调查10县214村的10129户农户，其调查结果，编成《江西农村社会调查》（1938年5月印行）。第三次是江西省政府统计室于1936年组织的全省农业调查，目的为求取农业、农户方面精确的“各种数字以供需要”。该次调查由统计室主任刘体乾主持，统计室制定农户调查表，由省政府令发各县转饬各区各保查填，调查表汇总后编成《江西省农业统计》（1939年12月印行）。上述三次调查，前两次为点、后一次是面的调查。此外，尚有为数不少的其他机构（如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农情报告和1935年的农民离村调查，省政府统计室组织的通讯员调查等）以及个人的调查，包含或针对有对江西农村的调查。这些调查材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江西农村的社会状况。
二、农村社会构成
江西农村1936年有农户218.2万户，占全省总户数的80.7%；农民人口1113.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数的78.8%。这些农户，构成农村的不同阶层，从调查数据看，呈现出三种为人注目的情况：其一，土地革命前后，如仅从土地使用上看，农村社会阶层有较大的变化。中央农业实验所《农情报告汇编》所载，1933年江西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比率为24：30：46；而江西1936年的调查，三者比率已变为28.7%、34.2%和37.1%。这说明，土地革命后，江西农村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户数都有增加，佃农则有下降，人地矛盾和土地占有与使用之间的矛盾均有缓和，这显然是土地革命的重要成果。1936年江西农业走上高峰，与此变化很有关系。其二，江西大地主少、中小地主和富农比例较高。
其三，江西农户占有土地的情况虽然比较普遍，但无地和占地太少者占绝大多数，地权仍然相对集中。农村服务管理处对10县10129户农户的调查，无土地者有3680户，占36.33%，即“有三分之一而强之户数竟无立锥之地”。在有土地所有权的6449户中，5亩以下者又为多数，达3726户，平均每户为2.27亩；5～10亩者1493户，平均每户为7.84亩（无地和10亩以下者占总户数的87.85%，占地为总土地数的40.29%，平均每户仅1.14亩，而据省政府统计室的调查，全省农户平均应有水旱耕地22.3亩）；100亩及以上者占总户数的0.18%，平均每户土地为228.38亩。这个情况固然不足以完全反映全省各地面貌，但仍可说明，江西虽然很少大地主，但无地和10亩以下农户占绝对多数，地权仍然相对集中。江西地权相对集中的一个重要表征，除地主、富农占地较多外，是族产公田较多。公田虽多为地主、富农所掌握，但“作为一种宗族、团体的占有形式，在实际使用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情况，其利益者也不尽相同，不能将其与地主、富农私有田地简单等同”。
三、城乡社会团体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江西城乡出现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是以自治为性质和目的的社会团体骤然兴起，成为继北伐战争时期之后出现的社团组织新高潮。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源于国民政府推行的“训政”政略及其地方自治政策，也与省党政当局为“协剿”而实行组织和争取民众的意图有关。各级党部均设有管理和指导民众团体的专门机构。
城乡社会团体的组建始于1931年春，在1933-1934年间达到高潮，其隶属和类别都为数不小。在隶属上，如由省党部直属的民众团体，即有南昌市教育会、南昌市工联委员会、江西省妇女会、南昌市商会、萍乡煤矿产业工会、九江码头工会整理委员会、江西全省商会联合会等。在类别上，则几乎涉及各个行业，比如南昌市，即有篷篓、水酒、字号、菜馆浴堂、杂货、造船、胶皮车、木业、旅栈、印刷、盐业、京果、鞭爆、烟业、派报、瓷业、西药、扇席草帽、简帖纸、中药、金银、五金颜料、国货、黄裱、蛋业、针织、钱业、玻璃、漆业、白纸、瓜子花生、书业、屠业、米业、面饭、轮船、皮革、夏布、晒纸、公寓、权度、粮行、剧团电影业、煤炭、估衣、木器、古玩、布业、绸缎洋货等各同业公会56个，旅栈茶服、堆盐、清唱、内河轮船、刨烟、厨师、清茶、饭业、迎宾、糕饼、屠牛、西式皮鞋、泥木、洋货驳运、缝纫、机械、裱业、沐浴、染业、绒巾、香烟、印花布、铅印等各业工会40个，各码头把档23个，各社会公益团体（如公益事务所、救生义渡总局、互助寿缘会、商团救火总会、红十字会等）15个，各自由职业团体如国医研究会、医学会、律师保民团等8个。其中除码头把档历史较长外，其他团体均成立于1933-1934年。从全省市县总计看，这个时候成立的职业团体，有区农会76个，乡农会504个，党部直属各业工会21个，各业工会379个，县市商会64个，同业公会555个。上述团体，从职业看，涉及城乡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既有传统行业，也有属于近代产业者。单个团体除党部直属者外人数都不多，如56个同业公会全部会员仅10586人，40个各业工会也仅有会员20142人。在组织形态及其性质上，多已跳出了传统行会的范畴，具有一定的近代组织形式和内容（党部直属者尤其如此），且均须经过党部允准和注册才能成立。这些社团的组织和活动，一方面，说明在修复、重建受土地革命冲击的社会秩序过程中，党部主导的社会公共领域得到较大的扩充；另一方面说明，它们成为城乡尤其是城市社会运行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它们与报刊等公共舆论机构，构成为江西近代市民阶层参与政治、维护利益和影响大众的重要平台。
四、社会生产力与民众生活
江西的社会经济，这时仍以农业占绝对优势，全省国民经济收入，农业高居首位，常占82%左右，而工、商、矿和交通四业，总共不到15%。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33年的农情报告，对1931年-1933年全国各省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一个统计。仅从其中的农作物单产量看，江西农业在当时处于中等偏上位置。
全省农业生产工具，仍为传统的牛耕方式，1933年各种役畜数量及所占百分率，水牛为41.5万头、占37%，黄牛64万头、占57%，马4.5万头、占4%，骡、驴各1.1万头、各占1%。平均两户多农户才有一头耕牛，牛力明显不足。农具的新变化是农业院成立后，于1936年创办农具厂，开始制造新式犁、打稻机、条播机、中耕器、碾米机、汲水机、枝刀、接木刀、喷雾器等农具，“颇为农民所乐用”。
但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格局和生产力水平的不高，成为城乡民众收入低、租额高、负债面大、生活贫困和农民离村的重要原因。
南昌、九江等城镇，手工工人居多但收入偏低。1933年，南昌市有手工业工人约9万余人，其工资最低者如织布工人每月5元，最高者如金银、机械业工人有40元，每天普遍需工作10小时；商店工人约七八万人左右，每月工资最低者4元，最高者不过12元；码头工人5000余人，每日工资7角左右；人力车夫、轿工约4700人，每日所得6～8角，但工作时间均在14小时左右。九江市“各业工人所得之报酬较好，尚能维持一家之生活，且稍能储蓄以备急需”，码头工人收入则“平均之仅足维持各人生活，间有少数收入稍多，亦仅够一家两三口之用，决无剩余”。比较而言，农民收入同样不高。
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除了繁重的苛捐杂税、战乱和天灾之外，对佃农而言还有较高的租额。尽管江西历年地价及其变动，较全国20个省的平均数为低（以1912和1930-1934年的6年平均数计算，江西水田地价为41元，旱地为24元，而全国平均为59.79元、32.37元），但江西租额占地价及收益之百分率，在1934年苏浙皖赣湘鄂等全国14省的调查统计中，却高居前列：江西平均额定租金占地价的15.70%，为全国最高，占收获总值的48.73%，继河北、山东后列全国第三；实付租金占收获总值的41.12%，继河北、山东、河南后列第四位。
由于收支不敷，遂在农村出现大面积的举债现象。据土地委员会1934年的调查，江西农村负债户占调查总户数29156户的48.8%，户均负债额为85.88元，较全国16省平均数的43.87%和112.71元，互有高低。但到1936年省政府统计室组织通讯员填报65县负债情况时，负债户则上升到占农户总数的68.8%，户均负债额上升到107.66元，“殊堪惊人”，说明“本省各县农民之生活困苦，势非举债度日不能维持其生存也”。
生计窘迫，又导致不少农民或者卖地、或者被迫离开村庄，外出谋生或逃难。从统计上看，卖地者比例不低，在管理处调查的10129户中，买田户为410户，卖田户则有746户，卖田原因“大多为家用不足及还债两种，至为婚丧而卖田者，亦颇不少。足见农村虽有少数富户，可以买田，但多数人家均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将田地出卖，复因婚丧耗费，益感穷困”。
农民离村是江西这个时期出现的另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江西外出农民各阶层均有，并不独贫苦农民然。据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35年的农民离村调查，江西各种离村农民占同类农户的比率，多数超过四分之一，其中地主离村高于全国22省的平均数。
江西离村农民的去所和目的，分别为到城市逃难、到城市工作、到城市谋生、到别村务农、到别村逃难、到城市住家、迁居别村、到垦区开垦等，其中以到城市工作最高，达27.3%，比全国平均数21.3%还高；其次为到城市谋生，再次为到城市逃难、到别村务农。这些情况说明，对农民离村，不能笼统地视之为坏事，而应作具体分析。其中，到城市工作和谋生者比例较高，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事，这显然与近代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江西此一时期大力进行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农民离村进城，既是其自身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对江西城市和农村发展，也是有利的。
五、社会风气与城乡景观
政风党风不端，青年抗日要求高涨，则是这时的重要政治现象。杜重远1932年2月12日向邹韬奋报告九江、南昌两地状况说，“南昌民气较九江为盛，然远不及长沙。弟到南昌寓青年会，蒙常、蒋两干事特别关照，在该会连续讲演3日，听众日益加多，讲毕承心远、葆灵两校之请，又在该两校各讲了一次。有志青年起而组织抗日运动者亦复不少。弟到南昌注意事项有二：（一）瓷业；（二）共党。盖二者皆系江西之名产，前者日趋消灭，后者日渐发达”。“年来剿共声浪甚高，稽其实际，反为共党增添实力不少。赣鄂湘三省已入共党势力范围者，总在百县以上。以故国库日空，民生日蹙，而豪官大吏尚复宴安鸩毒，粉饰太平！”又在说到湘鄂赣各省政治状况时指出，各地掌握政权的国民党“党权高于一切”，本来有赖于其铲除官吏之贪污腐败，挽救乡村之破产，而实际上是“更贪污更腐败更破产。我历游各省，见党部巍巍，党权赫赫，稽其工作，除贴贴标语，喊喊口号，再放几声空炮外，别无所得。其中忠贞刚正之士亦非无有，然多数实与军阀官僚联合一气，烟赌奉行，贪污常事。天天骂官僚而己则已成特等官僚，口口谈土劣而己则已成变态土劣。甚或勾通警察，狼狈为奸，利用报馆，敲诈成事。国难期中，竟至丧心病狂，由日货抽出之款，平均分赃者有之，假扣货为名向商人索贿者有之，丑态百出，原形毕露。”
至于城乡各地景观，则不尽一致。曹乃疆1936年夏所见，高安公路、电话四通八达，锦江有舟楫之利，民风尚称朴厚，唯迷信一时不易革除，农民生活年来日趋窘迫，除谷贱伤农外，负担过重（县中附加频增）为最大原因；靖安民风朴厚，习于劳苦，既无大地主，又少赤贫之佃农，大半农民皆自耕自给。熊式辉故乡安义县虽多山地，但公路、教育发达，电线四布，田赋较轻，农民生活尚不感觉十分窘迫。省政府委员李德钊视察赣东北、赣南所见则是：玉山从前有小上海之称，近来极形衰落，四大名镇之一的河口亦甚萧条，而上饶市街市整齐，雕刻之美，实所罕见，朱子遗迹甚多，该地在物质上可称富饶，在江西文化上也有价值；赣南原为粤军驻扎，“烟赌公开”，南康10万成年男子中有7千烟民，赣县烟民也有6千多，1936年省政府从粤军手中收回政权后，虽厉行禁烟，绝非易事，物价高涨，民有“强悍之风”，因争砂常常发生械斗，“益以烟赌娼之为害，人民的痛苦是不堪言状的”。
虽然这时在教育上比较花力气，但文盲众多和师资不足成为推进教育的重要障碍。文盲为全国城乡的普遍现象，江西也不例外。南昌、九江的工人，超过半数不识字；而农村文盲人数则占农村人口的78.11%，学龄儿童失学，为数亦复不少，其原因既因“农民由于贫穷，无力栽培子弟求学”，也与其“教育观念之根本错误”有关。此外，城市中出现集体结婚的新式婚礼，但城乡也仍盛行早婚风俗，最早有12岁结婚者，普遍多在15～19岁，“童养媳亦为江西农村之特色”。农民疾病以疟疾居多，而环境卫生极差，婴儿死亡率高，一岁以下婴儿死亡率达287.6‰。迷信仍然在农民生活中占支配地位。在农村服务处调查的214村中，有115村建有庙宇175个，庙宇名称有90多种，“无论治病、求子、求福、求财等，唯神是问，整个生活，竟皆为迷信心理之所支配”。社会不良风俗的改变，确实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六、水旱灾害
这个时期，也是江西近代水旱灾害最为频繁和剧烈的时期。在1912到1926年的15年间，江西曾发生过7次大的水旱灾害，而在1927-1937年的10年间，水旱灾害竟达9次，分别是1928、1931、1932、1933、1935、1937各年的水灾，1929年的虫灾，1930、1934年的旱灾，几乎无年无灾。其中，尤以1931、1934和1935年的灾害，最为剧烈。
1931年的大水灾，据行政院所派专门委员张锜赴赣查勘所报，全省4月间即春汛盛涨，沿赣、抚、修各流域被灾颇重，“而七月间淫雨兼旬，各内河向以鄱湖、大江为宣泄之地者，至是江水陡涨，倒灌入湖，地势又极低洼，潴水过多，以致成灾。凡滨江沿湖各县，冲溃无数圩堤，灾域至大且重，为百年来所未有。计灾重者如九江、新建、南昌、湖口、彭泽、都昌、星子、德安、永修、瑞昌、鄱阳等十一县，其次则余干、进贤等各县。各县灾民竟有达三十万之巨者，少者亦在四五万人，什之六七以劳工或借贷度日，而死者及流离失所者尚不在少数”。全省60余县遭灾，死亡3628人，农田淹没长达两个多月，收成十九绝望。水灾不但造成庐舍荡然，灾黎遍野，“极人世惨酷之悲境”，而且引发严重的逃难潮，全省农民每千人中流离人数高达94人，举家流离者占20%，流离人口占总人口的28%，虽然较江淮流域受灾各县的平均数据125人、31%、40%为低，江西农民因灾流离情况同样十分严重。
1934年，江西遭遇旱灾。熊式辉报告说：“全省亢旱，赤地数千里，田亩龟裂，稻麦萎枯，荒灾面积广达六十九县区，唛唛哀鸿，与日俱增，为近今所罕见。本府兼筹并顾，力拙心殚，乃向世界红十字会上海筹募各省旱灾义赈会呼吁，虽然获分赈银米，无如杯水车薪，鲜克有济，后以树皮、草根、杂蕨、糠秕为食者，仍复不少，其最苦者，莫若食观音土”。这一年的旱灾，还给江西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全省农作物占平常年份的收成量，稻谷为45%，小米为37%，棉花为42%，大豆为44%，玉米为28%，高粱为32%，均不足一半。
紧接着，1935年再次发生水灾。该年“春行冬令，霪雨连绵，几无晴日，山洪暴发，冲毁河床，吉水、峡江等十余县区，一片汪洋，沦为泽国，抑且浸及城垣，荡析庐舍，油菜、豆麦等行将收割，悉被淹没，春收绝望，而苦雨阴寒，甫种之谷秧复霉烂殆尽，补种无力”。灾情造成“九江等县饥民多自杀”。
1931年大水灾过后，省政府开始组织筑修沿江沿湖堤坝，1934年颁布《整理全省水利六年计划》。1935年遭遇灾害后，又制定了《江西省二十五年度征工服役兴办各县水利工程计划大纲》，分设8区工程处，指导全省兴修水利工程。1936年12月31日，同意江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提议，通过并颁发了《江西各地修筑桥梁办法》、《江西省农村疏治沟塘办法》，前者决定每年12月1日为修桥节，动员民众修筑省道、县道之外的大小桥梁；后者决定每年冬春以保为单位，疏挖水塘沟渠，以利蓄源节流。到1937年夏，全省已修复堤线3000余公里，同时修建了一批小型水库、水闸等，使防洪能力有了提高，但该年水灾时，仍死伤1008人，损失稻谷1318万石，损失财物总值4470万元。灾害不断和抗灾能力薄弱，一直成为民国时期制约江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民国时期，受美国等来华学者的影响，社会调查之风兴起。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江西或参与全国或自行组织，先后主要对农村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第一次是参加全国土地委员会（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及内政部、财政部合组而成）1934年8月组织的全国土地调查，其目的是为拟具解决土地问题办法之用。该调查为期6个月，江西被调查的是永修、余江、南城、清江、莲花5个县。1937年1月，土地委员会将调查结果编成《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二次是实业部江西农村服务区管理处（后改隶经济部）1936年12月举办的江西农村调查，目的在于真实了解服务区所处农村中的不同社会情况和农业环境。这次调查由管理处处长张福良等主持，动员工作人员100余人，调查10县214村的10129户农户，其调查结果，编成《江西农村社会调查》（1938年5月印行）。第三次是江西省政府统计室于1936年组织的全省农业调查，目的为求取农业、农户方面精确的“各种数字以供需要”。该次调查由统计室主任刘体乾主持，统计室制定农户调查表，由省政府令发各县转饬各区各保查填，调查表汇总后编成《江西省农业统计》（1939年12月印行）。上述三次调查，前两次为点、后一次是面的调查。此外，尚有为数不少的其他机构（如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农情报告和1935年的农民离村调查，省政府统计室组织的通讯员调查等）以及个人的调查，包含或针对有对江西农村的调查。这些调查材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江西农村的社会状况。
二、农村社会构成
江西农村1936年有农户218.2万户，占全省总户数的80.7%；农民人口1113.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数的78.8%。这些农户，构成农村的不同阶层，从调查数据看，呈现出三种为人注目的情况：其一，土地革命前后，如仅从土地使用上看，农村社会阶层有较大的变化。中央农业实验所《农情报告汇编》所载，1933年江西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比率为24：30：46；而江西1936年的调查，三者比率已变为28.7%、34.2%和37.1%。这说明，土地革命后，江西农村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户数都有增加，佃农则有下降，人地矛盾和土地占有与使用之间的矛盾均有缓和，这显然是土地革命的重要成果。1936年江西农业走上高峰，与此变化很有关系。其二，江西大地主少、中小地主和富农比例较高。
其三，江西农户占有土地的情况虽然比较普遍，但无地和占地太少者占绝大多数，地权仍然相对集中。农村服务管理处对10县10129户农户的调查，无土地者有3680户，占36.33%，即“有三分之一而强之户数竟无立锥之地”。在有土地所有权的6449户中，5亩以下者又为多数，达3726户，平均每户为2.27亩；5～10亩者1493户，平均每户为7.84亩（无地和10亩以下者占总户数的87.85%，占地为总土地数的40.29%，平均每户仅1.14亩，而据省政府统计室的调查，全省农户平均应有水旱耕地22.3亩）；100亩及以上者占总户数的0.18%，平均每户土地为228.38亩。这个情况固然不足以完全反映全省各地面貌，但仍可说明，江西虽然很少大地主，但无地和10亩以下农户占绝对多数，地权仍然相对集中。江西地权相对集中的一个重要表征，除地主、富农占地较多外，是族产公田较多。公田虽多为地主、富农所掌握，但“作为一种宗族、团体的占有形式，在实际使用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情况，其利益者也不尽相同，不能将其与地主、富农私有田地简单等同”。
三、城乡社会团体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江西城乡出现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是以自治为性质和目的的社会团体骤然兴起，成为继北伐战争时期之后出现的社团组织新高潮。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源于国民政府推行的“训政”政略及其地方自治政策，也与省党政当局为“协剿”而实行组织和争取民众的意图有关。各级党部均设有管理和指导民众团体的专门机构。
城乡社会团体的组建始于1931年春，在1933-1934年间达到高潮，其隶属和类别都为数不小。在隶属上，如由省党部直属的民众团体，即有南昌市教育会、南昌市工联委员会、江西省妇女会、南昌市商会、萍乡煤矿产业工会、九江码头工会整理委员会、江西全省商会联合会等。在类别上，则几乎涉及各个行业，比如南昌市，即有篷篓、水酒、字号、菜馆浴堂、杂货、造船、胶皮车、木业、旅栈、印刷、盐业、京果、鞭爆、烟业、派报、瓷业、西药、扇席草帽、简帖纸、中药、金银、五金颜料、国货、黄裱、蛋业、针织、钱业、玻璃、漆业、白纸、瓜子花生、书业、屠业、米业、面饭、轮船、皮革、夏布、晒纸、公寓、权度、粮行、剧团电影业、煤炭、估衣、木器、古玩、布业、绸缎洋货等各同业公会56个，旅栈茶服、堆盐、清唱、内河轮船、刨烟、厨师、清茶、饭业、迎宾、糕饼、屠牛、西式皮鞋、泥木、洋货驳运、缝纫、机械、裱业、沐浴、染业、绒巾、香烟、印花布、铅印等各业工会40个，各码头把档23个，各社会公益团体（如公益事务所、救生义渡总局、互助寿缘会、商团救火总会、红十字会等）15个，各自由职业团体如国医研究会、医学会、律师保民团等8个。其中除码头把档历史较长外，其他团体均成立于1933-1934年。从全省市县总计看，这个时候成立的职业团体，有区农会76个，乡农会504个，党部直属各业工会21个，各业工会379个，县市商会64个，同业公会555个。上述团体，从职业看，涉及城乡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既有传统行业，也有属于近代产业者。单个团体除党部直属者外人数都不多，如56个同业公会全部会员仅10586人，40个各业工会也仅有会员20142人。在组织形态及其性质上，多已跳出了传统行会的范畴，具有一定的近代组织形式和内容（党部直属者尤其如此），且均须经过党部允准和注册才能成立。这些社团的组织和活动，一方面，说明在修复、重建受土地革命冲击的社会秩序过程中，党部主导的社会公共领域得到较大的扩充；另一方面说明，它们成为城乡尤其是城市社会运行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它们与报刊等公共舆论机构，构成为江西近代市民阶层参与政治、维护利益和影响大众的重要平台。
四、社会生产力与民众生活
江西的社会经济，这时仍以农业占绝对优势，全省国民经济收入，农业高居首位，常占82%左右，而工、商、矿和交通四业，总共不到15%。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33年的农情报告，对1931年-1933年全国各省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一个统计。仅从其中的农作物单产量看，江西农业在当时处于中等偏上位置。
全省农业生产工具，仍为传统的牛耕方式，1933年各种役畜数量及所占百分率，水牛为41.5万头、占37%，黄牛64万头、占57%，马4.5万头、占4%，骡、驴各1.1万头、各占1%。平均两户多农户才有一头耕牛，牛力明显不足。农具的新变化是农业院成立后，于1936年创办农具厂，开始制造新式犁、打稻机、条播机、中耕器、碾米机、汲水机、枝刀、接木刀、喷雾器等农具，“颇为农民所乐用”。
但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格局和生产力水平的不高，成为城乡民众收入低、租额高、负债面大、生活贫困和农民离村的重要原因。
南昌、九江等城镇，手工工人居多但收入偏低。1933年，南昌市有手工业工人约9万余人，其工资最低者如织布工人每月5元，最高者如金银、机械业工人有40元，每天普遍需工作10小时；商店工人约七八万人左右，每月工资最低者4元，最高者不过12元；码头工人5000余人，每日工资7角左右；人力车夫、轿工约4700人，每日所得6～8角，但工作时间均在14小时左右。九江市“各业工人所得之报酬较好，尚能维持一家之生活，且稍能储蓄以备急需”，码头工人收入则“平均之仅足维持各人生活，间有少数收入稍多，亦仅够一家两三口之用，决无剩余”。比较而言，农民收入同样不高。
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除了繁重的苛捐杂税、战乱和天灾之外，对佃农而言还有较高的租额。尽管江西历年地价及其变动，较全国20个省的平均数为低（以1912和1930-1934年的6年平均数计算，江西水田地价为41元，旱地为24元，而全国平均为59.79元、32.37元），但江西租额占地价及收益之百分率，在1934年苏浙皖赣湘鄂等全国14省的调查统计中，却高居前列：江西平均额定租金占地价的15.70%，为全国最高，占收获总值的48.73%，继河北、山东后列全国第三；实付租金占收获总值的41.12%，继河北、山东、河南后列第四位。
由于收支不敷，遂在农村出现大面积的举债现象。据土地委员会1934年的调查，江西农村负债户占调查总户数29156户的48.8%，户均负债额为85.88元，较全国16省平均数的43.87%和112.71元，互有高低。但到1936年省政府统计室组织通讯员填报65县负债情况时，负债户则上升到占农户总数的68.8%，户均负债额上升到107.66元，“殊堪惊人”，说明“本省各县农民之生活困苦，势非举债度日不能维持其生存也”。
生计窘迫，又导致不少农民或者卖地、或者被迫离开村庄，外出谋生或逃难。从统计上看，卖地者比例不低，在管理处调查的10129户中，买田户为410户，卖田户则有746户，卖田原因“大多为家用不足及还债两种，至为婚丧而卖田者，亦颇不少。足见农村虽有少数富户，可以买田，但多数人家均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将田地出卖，复因婚丧耗费，益感穷困”。
农民离村是江西这个时期出现的另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江西外出农民各阶层均有，并不独贫苦农民然。据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35年的农民离村调查，江西各种离村农民占同类农户的比率，多数超过四分之一，其中地主离村高于全国22省的平均数。
江西离村农民的去所和目的，分别为到城市逃难、到城市工作、到城市谋生、到别村务农、到别村逃难、到城市住家、迁居别村、到垦区开垦等，其中以到城市工作最高，达27.3%，比全国平均数21.3%还高；其次为到城市谋生，再次为到城市逃难、到别村务农。这些情况说明，对农民离村，不能笼统地视之为坏事，而应作具体分析。其中，到城市工作和谋生者比例较高，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事，这显然与近代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江西此一时期大力进行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农民离村进城，既是其自身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对江西城市和农村发展，也是有利的。
五、社会风气与城乡景观
政风党风不端，青年抗日要求高涨，则是这时的重要政治现象。杜重远1932年2月12日向邹韬奋报告九江、南昌两地状况说，“南昌民气较九江为盛，然远不及长沙。弟到南昌寓青年会，蒙常、蒋两干事特别关照，在该会连续讲演3日，听众日益加多，讲毕承心远、葆灵两校之请，又在该两校各讲了一次。有志青年起而组织抗日运动者亦复不少。弟到南昌注意事项有二：（一）瓷业；（二）共党。盖二者皆系江西之名产，前者日趋消灭，后者日渐发达”。“年来剿共声浪甚高，稽其实际，反为共党增添实力不少。赣鄂湘三省已入共党势力范围者，总在百县以上。以故国库日空，民生日蹙，而豪官大吏尚复宴安鸩毒，粉饰太平！”又在说到湘鄂赣各省政治状况时指出，各地掌握政权的国民党“党权高于一切”，本来有赖于其铲除官吏之贪污腐败，挽救乡村之破产，而实际上是“更贪污更腐败更破产。我历游各省，见党部巍巍，党权赫赫，稽其工作，除贴贴标语，喊喊口号，再放几声空炮外，别无所得。其中忠贞刚正之士亦非无有，然多数实与军阀官僚联合一气，烟赌奉行，贪污常事。天天骂官僚而己则已成特等官僚，口口谈土劣而己则已成变态土劣。甚或勾通警察，狼狈为奸，利用报馆，敲诈成事。国难期中，竟至丧心病狂，由日货抽出之款，平均分赃者有之，假扣货为名向商人索贿者有之，丑态百出，原形毕露。”
至于城乡各地景观，则不尽一致。曹乃疆1936年夏所见，高安公路、电话四通八达，锦江有舟楫之利，民风尚称朴厚，唯迷信一时不易革除，农民生活年来日趋窘迫，除谷贱伤农外，负担过重（县中附加频增）为最大原因；靖安民风朴厚，习于劳苦，既无大地主，又少赤贫之佃农，大半农民皆自耕自给。熊式辉故乡安义县虽多山地，但公路、教育发达，电线四布，田赋较轻，农民生活尚不感觉十分窘迫。省政府委员李德钊视察赣东北、赣南所见则是：玉山从前有小上海之称，近来极形衰落，四大名镇之一的河口亦甚萧条，而上饶市街市整齐，雕刻之美，实所罕见，朱子遗迹甚多，该地在物质上可称富饶，在江西文化上也有价值；赣南原为粤军驻扎，“烟赌公开”，南康10万成年男子中有7千烟民，赣县烟民也有6千多，1936年省政府从粤军手中收回政权后，虽厉行禁烟，绝非易事，物价高涨，民有“强悍之风”，因争砂常常发生械斗，“益以烟赌娼之为害，人民的痛苦是不堪言状的”。
虽然这时在教育上比较花力气，但文盲众多和师资不足成为推进教育的重要障碍。文盲为全国城乡的普遍现象，江西也不例外。南昌、九江的工人，超过半数不识字；而农村文盲人数则占农村人口的78.11%，学龄儿童失学，为数亦复不少，其原因既因“农民由于贫穷，无力栽培子弟求学”，也与其“教育观念之根本错误”有关。此外，城市中出现集体结婚的新式婚礼，但城乡也仍盛行早婚风俗，最早有12岁结婚者，普遍多在15～19岁，“童养媳亦为江西农村之特色”。农民疾病以疟疾居多，而环境卫生极差，婴儿死亡率高，一岁以下婴儿死亡率达287.6‰。迷信仍然在农民生活中占支配地位。在农村服务处调查的214村中，有115村建有庙宇175个，庙宇名称有90多种，“无论治病、求子、求福、求财等，唯神是问，整个生活，竟皆为迷信心理之所支配”。社会不良风俗的改变，确实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六、水旱灾害
这个时期，也是江西近代水旱灾害最为频繁和剧烈的时期。在1912到1926年的15年间，江西曾发生过7次大的水旱灾害，而在1927-1937年的10年间，水旱灾害竟达9次，分别是1928、1931、1932、1933、1935、1937各年的水灾，1929年的虫灾，1930、1934年的旱灾，几乎无年无灾。其中，尤以1931、1934和1935年的灾害，最为剧烈。
1931年的大水灾，据行政院所派专门委员张锜赴赣查勘所报，全省4月间即春汛盛涨，沿赣、抚、修各流域被灾颇重，“而七月间淫雨兼旬，各内河向以鄱湖、大江为宣泄之地者，至是江水陡涨，倒灌入湖，地势又极低洼，潴水过多，以致成灾。凡滨江沿湖各县，冲溃无数圩堤，灾域至大且重，为百年来所未有。计灾重者如九江、新建、南昌、湖口、彭泽、都昌、星子、德安、永修、瑞昌、鄱阳等十一县，其次则余干、进贤等各县。各县灾民竟有达三十万之巨者，少者亦在四五万人，什之六七以劳工或借贷度日，而死者及流离失所者尚不在少数”。全省60余县遭灾，死亡3628人，农田淹没长达两个多月，收成十九绝望。水灾不但造成庐舍荡然，灾黎遍野，“极人世惨酷之悲境”，而且引发严重的逃难潮，全省农民每千人中流离人数高达94人，举家流离者占20%，流离人口占总人口的28%，虽然较江淮流域受灾各县的平均数据125人、31%、40%为低，江西农民因灾流离情况同样十分严重。
1934年，江西遭遇旱灾。熊式辉报告说：“全省亢旱，赤地数千里，田亩龟裂，稻麦萎枯，荒灾面积广达六十九县区，唛唛哀鸿，与日俱增，为近今所罕见。本府兼筹并顾，力拙心殚，乃向世界红十字会上海筹募各省旱灾义赈会呼吁，虽然获分赈银米，无如杯水车薪，鲜克有济，后以树皮、草根、杂蕨、糠秕为食者，仍复不少，其最苦者，莫若食观音土”。这一年的旱灾，还给江西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全省农作物占平常年份的收成量，稻谷为45%，小米为37%，棉花为42%，大豆为44%，玉米为28%，高粱为32%，均不足一半。
紧接着，1935年再次发生水灾。该年“春行冬令，霪雨连绵，几无晴日，山洪暴发，冲毁河床，吉水、峡江等十余县区，一片汪洋，沦为泽国，抑且浸及城垣，荡析庐舍，油菜、豆麦等行将收割，悉被淹没，春收绝望，而苦雨阴寒，甫种之谷秧复霉烂殆尽，补种无力”。灾情造成“九江等县饥民多自杀”。
1931年大水灾过后，省政府开始组织筑修沿江沿湖堤坝，1934年颁布《整理全省水利六年计划》。1935年遭遇灾害后，又制定了《江西省二十五年度征工服役兴办各县水利工程计划大纲》，分设8区工程处，指导全省兴修水利工程。1936年12月31日，同意江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提议，通过并颁发了《江西各地修筑桥梁办法》、《江西省农村疏治沟塘办法》，前者决定每年12月1日为修桥节，动员民众修筑省道、县道之外的大小桥梁；后者决定每年冬春以保为单位，疏挖水塘沟渠，以利蓄源节流。到1937年夏，全省已修复堤线3000余公里，同时修建了一批小型水库、水闸等，使防洪能力有了提高，但该年水灾时，仍死伤1008人，损失稻谷1318万石，损失财物总值4470万元。灾害不断和抗灾能力薄弱，一直成为民国时期制约江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