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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三年建设
一、连年战争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战争造成了对江西经济社会的严重破坏。这种破坏，主要反映在几个方面：
人口锐减。江西人口，据有关记载，1928年约为1800余万人，到1935年时，为1569万人，十年间减少约200万～300万人。人口锐减主要出于四个方面：一是向周边省区的迁徙，这部分人数不在少数，如仅1930年游离到浙江衢州、常山、杭州等地的赣民，即达2万多人。二是加入军队者在作战中的死亡，此种情况，在国共两军中都有，也包括参加国共双方的地方武装而在作战中死亡者。三是国民党军尤其是地主武装对革命根据地人口的杀戮。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宣称要“清洗匪区，换过人种，换过谷种，茅房要过火，石头砍三刀”，并用炙烧吊打、割乳刺身、剖腹挖心、活埋碎尸等40多种酷刑，报复和残害革命根据地民众。红军长征后，保安三团团长欧阳江在瑞金武阳一夜即杀害参加过革命的人士500多人，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一次枪杀了120人，在菱角山、竹马岗活埋300多人。宁都、遂川的著名恶霸黄镇中、萧家璧，血洗数县，杀人以万计。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形成几十里地方无村庄，田园荒芜，渺无人烟”的惨象；瑞金县被杀1.8万人。宁都全县人口原有34万人，到1935年3月仅存22.44万人，该县全家被杀绝者达8300多户，仅留有寡妇者达7000多户。四是大灾之后的疫病死亡。据红十字会1935春在赣南工作的报告，因革命根据地人口“死伤过多，以致疫疠横行，灾民多染虐痢或急性伤寒等症，呻吟道路，无人治疗，坐以待毙”，仅宁都即日有数十名，甚至医生亦因有染疫者而不敢前往救治。
人民财产的直接破坏。战争不但毁坏了房屋、山林等固定财物，而且加剧了农村各种关系的紧张，不断扩大成对社会秩序和生产力的破坏。据顾祝同1935年1月对国际记者团所言，江西在7年战争中，人口死亡近一百万，“国民经济之损失，达十五万万元以上”。红军长征后当局以《整理收复匪区土地处理办法》为中心，恢复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农村秩序，但如《申报》记者在莲花地区所见，地主富绅联袂归来，多与农民“发生报复仇杀情事”，甚至对革命根据地所筑水利堤坝也要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返乡地主甚至在向农民追讨旧债不遂时，“把妇女卖到广东、湖南”去抵债。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人口的缩减，也造成不少农村田园荒芜，有田而无人耕种，地主招租亦无人应佃的情况。1935年初红十字会人员在广昌所见，民众“率皆老弱残废，饥寒交迫，气息奄奄，面无人色。经行数里不见一壮丁，疫疠流行，一经传染，无一幸免”。在国民党当局的“剿匪”报告书中，也记载了“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的惨况。
全省人民负担的加重。为了筹措“协剿”经费，省、县政府均不约而同地将手伸向民间百姓。朱培德、鲁涤平治赣时期，不能免走北洋军阀老路，已是今日一税、明日一捐，见物即税、无人不捐。熊式辉主政后，情况仍旧。1932年5月全省“清匪”会议决议开征“特种物品产销清匪善后捐”，用充保安经费，6月设立“清匪善后捐管理局”，以江西省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江西慈善总会主席胡思义兼任局长，下设南昌、九江、吴城、景德镇征收局及湖口等各处稽征所，负责办理。捐率定为三等，即奢侈品值百抽12.5～17.5，半奢侈品值百抽7.5～10，日用品值百抽2.5～5.“开征以后，每年实收在200万元以上。”此举大大加重了工商业界的负担，在省内外引起极大义愤，胡思义在社会上的强烈指责声中被迫辞职。红军退走后该捐本应撤销，“因财力凋敝，抵补无方，遂照旧征收”，直到1937年7月16日才行撤废。但“善后捐”仅仅是税捐中的一种。1933年，有人针对“围剿”时期江西的苛捐杂派著文指出，当时有食盐附加捐、人丁户口捐及派征、殷富捐、米谷捐、消费通过捐、烟赌捐、屠宰附税、契纸附税、房铺捐、其他附加及杂捐等，“其税目之繁重，征收方法之不当，税率之奇苛，负担之偏枯，混乱棼淆……至于擅征私敛，违背法令，又其余事，谓之苛杂，宁为过词”。“以至今日，各县人民对地方所担负之捐税，不但省政府财政厅无案可稽，即县政府财政局亦不能悉举其目，至于区村地方、机关团体之隐瞒擅征，又比比皆是，其庞杂程度，可谓尽租税之奇观。”1934年6月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通过各省市废除苛杂办法后，江西被迫裁撤各县苛捐杂税即达20大类、298种，可见人民负担之重。沉重的捐税负担，使人民甚至普通公务员的生活陷入困境。
战争也使江西经济环境和产品外销受到严重影响。1933年有人指出，江西重要农产如米、茶、棉花、薄荷、豆类等，工艺品如瓷器、夏布、纸张等，矿产如钨、煤、铁等，均占全省出产的重要位置，但“自民国十六年以后，出产渐就衰退，自耕农日益减少，佃农及雇农则日有增加。到了二十年，全省的出口货，仅值一千七百万两，而同年的进口货，竟值四千一百万两之巨，如夏布去年出产只合平时三成左右，茶叶损失约在一百万元以上，瓷器与民国十六年比较，出产减少四百余万元，纸张的产额和销路，更一落千丈……生产力既形激减，失业人数骤增”。他们认为，这也是土地革命兴盛的深层原因。
连年战争使江西社会经济发展艰难，导致如熊式辉所说的“江西现在是千疮百孔，凋敝已极，农工商各业，均濒于破产之危”的社会状况。这种状况，反过来也成为江西大兴建设的背景。
二、建设方针及主要措施
1935年元旦，熊式辉向全省发表新年致词，宣布从这一年开始，全省官民要上下一心，咬紧牙根，拼着三年流汗，努力用双手来做“复兴事业”，“建设新江西”。省政府当即将1935年确定为“建设年”，即以建设事业作为施政的中心。不久，这一活动又汇入在全国展开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中，声势更为浩大，连省党部也成立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工作团等以为配合。历史地说，从1932年底制定《江西建设三年计划》和次年成立江西经济委员会，省政府即已开始进行一些建设，但从其政务中心转移上看，1935年起，全省才真正集中力量系统建设各项事业，由“协剿”政治走向了经济社会建设。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红军撤离江西后解除了政治的危机，同时也是当局巩固权力秩序、稳定社会人心，以及在日货冲击、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形势下维护民族利益的需要。
开展建设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乏人才和经费。江西当时的人才现状，当局曾经无可奈何地指出，省内“一般知识分子，奸滑的年少的便随共产党去胡闹，老的便多数是腐化分子土豪劣绅，与他没有利益的事，拖也拖不出他来做，他要来做的事，就是要把持一切，鱼肉人民，无所不至……稍为有钱的人家多逃走了……好点的人才通通走了，剩下的多数是没有办法的落伍分子”。为解决人才缺乏问题，熊式辉富有热情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方面，加强对各类各级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如1935年1月设立县政人员训练所，次年10月成立江西百业教育委员会，开展以增进各业知识技能为主的百业教育，以及大规模推行保学等，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知识和技能素质。另一方面，大力引进高层次的人才以解燃眉之急。
熊式辉在引进人才上的思路和举措大胆独到，颇有可圈可点之事，最著名的是因他的举荐和争取，引进了著名经济学家萧纯锦、教育学家程时煃等一批高级专门人才。1933年春，熊式辉确定从经济着手进行建设，在省政府内设立江西省经济委员会，“聘请许多经济专门人才”，并特邀萧纯锦来赣任主任委员。萧是永新人，早年留学美国多年，对于先进国家的政治、经济，素有研究，曾先后任北京女师大教务长、东南大学经济系主任、东北大学校务委员兼系主任，专门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他因感于熊式辉“恳邀之激励，辄舍弃故业，来省主持经济委员会事”。不久补任省政府委员，在任至1948年。程时煃是新建人，担任教育厅长到1946年。他们的返赣任职，对江西经济、教育的建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熊式辉也很注意引进外省籍人才。1934年，为谋求振兴景德镇瓷业，他接受宋子文的推荐，亲自出面聘请当时在兴办实业上负有盛名、正在上海主编《新生周刊》的杜重远，来江西主持瓷业的改革与生产。杜被任用为江西省陶业管理局局长，为改进景德镇瓷器生产和筹划江西全省瓷业发展，作出了贡献。1936年夏，为了改良妇女生活和推进妇女工作，熊式辉到北平邀请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雷洁琼、家政学系主任陈意到江西开办家政学校，在雷、陈因故不能来赣的情况下，他接受二人的推荐，聘请北京香山慈幼院院长熊芷来南昌，参与主持全省城乡妇女工作。于次年2月扩大改组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聘请熊芷为江西省政府妇女指导员，王敏仪为总干事，管梅蓉、潘玉梅为副总干事，专责领导全省妇女工作。熊式辉还相当重视文化人才的引进。他1933年聘请江西新建人、著名音乐家程懋筠返赣，担任“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程早年留学日本东京音乐学校（上野音乐学院），1926年毕业回国。在中央大学、杭州社会大学等校教授声乐与作曲。1928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向全国征选国民党党歌的曲谱时，程的创作在众多应征者中被选中，其名声遂随党歌（后又定为中华民国国歌）而传扬。程主持江西音教会后，当即在江西创办了国内影响最大的音乐期刊《音乐教育》，组建了全国第一支由省政府出资、中国人自己演奏的管弦乐队，并在南昌湖滨公园内开办了首家“湖滨音乐堂”，因其联络的作者和聘请的音乐人士，都是当时国内音乐界的顶尖人物，江西的音乐事业猛然间跃上一个最高峰，并在全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当然，熊式辉大力引进的人士，也不尽是龙凤。如被他视为难得人才而引为省政府秘书、省党部委员的刘百川，原是汪精卫、陈公博改组派的红人，来赣后受命主持文化工作，其主要作为是主办了《汗血月刊》，这个月刊成为当时臭名昭著的反共刊物，而所谓全省文化工作，则被其弄得不伦不类。
由于经费支绌，熊式辉确定的建设方针是“先把不要钱的事做好，再把少要钱的事做好，如果不要钱和少要钱的事都做好了，财源自会源源而来，各地的资本也都会愿意投到江西来”。虽然如此，省政府为筹措建设经费还是颇为用心。例如利用修建浙赣铁路的机会，发行建设公债（如1935年底发行省公债110万元），引进上海几位金融家来赣投资南昌市水、电建设和江西光大瓷业公司等。熊式辉等也利用个人的努力和与南京的关系，向中央政府争取款项，如为筹措江西农民银行基金，熊式辉亲自去南京向财政部争取到每月返留5万元盐款。江西争取中央政府拨付给地方的补助款数额，也一直较大，如1935年度有770万元，为各省之首。但要指出的是，省政府在经费使用上，对建设投入甚低，即使在作为建设年的1935年，全省投入的建设费也仅160万元，与教育文化费相加共350万元，占预算总额的12%。
江西的经济建设，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主动资助。蒋介石对江西期望颇高，一直认为“江西不比其他的地方”，要求江西能够进步迅速，各方面都要走在全国的前头，“做全国各省的模范”，真正建成“模范省”，成为国家复兴的基地。为了帮助江西开展经济建设，国民政府曾邀请3位国际联盟专家到江西考察，国联专家提出了复兴江西的建议。全国经济委员会开始在江西举办建设活动，如在棉麦借款项下拨给江西190万元用作建设经费，规定该项经费以50万元作江西合作贷放基金，20万元开办江西农业院，30万元资助江西全省卫生处，6万元作南昌等5个乡村师范补助费，30万元作救济费，19万元为管理费，35万元设立10所江西农村服务区。1934年6月25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南昌设立江西办事处，帮助规划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展。另外，蒋介石等还多次出面要求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向江西发放贷款，解决江西的资金困难。
农业是江西经济的主要支撑，当时认为，江西为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虽然无法避免农村崩溃的波及，但“又惟其江西农村崩溃最早，受害最深，所以救济江西农村，较任何省份尤为‘当务之急’”。因此，组织国内农村改进事业考察团到河北、山东等地考察，开展农村调查，成立以省政府主席兼任理事长的江西农业改进社，设置农民银行，创设农业院、设立农村服务区和开展农村合作等，成为江西经济建设和“改进”、“复兴农村”的重要措施。
设立农业院首由蒋介石提议，要求江西面对全省农村经济凋敝、生产不振的现状，“设立大规模农业机关，以负改进农业、复兴农村之任务”。1933年7月，省务会议通过《改进江西农业计划大纲》，决定筹设江西农业院，直属省政府，负责主持全省农业（含畜牧业、林业）研究、试验、推广及教育，以谋全省农业技术之改进与农村生活之改善；原有各农事试验场、林场、农艺专科学校及各农科职业学校，一律归由农业院统管。1934年3月，农业院正式成立，1936年5月在莲塘建成占地千亩的新院。省政府聘请留美农学博士、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董时进教授担任院长，全院职员近300人，仅院部59名职员中，即有留学美、英、德、日等归国人员21人，是一个专业力量雄厚的科技和教育群体。农业院的成立是一个重要的创举，为全国省级第一个专门农业机关，其后在培育和推广良种、改进畜牧业和林业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运动，初始于河北，苏浙鲁继之，1930年江西接着颁布合作社暂行规程，也属开展较早的省份。1932年3月，省政府成立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主管全省农村合作事宜；组成9人委员会，以文群为委员长，李安陆（后熊在渭）为总干事。先后订颁组织规程、合作社暂行条例和农村信用、消费、运销、利用4种合作社章程等，在全省推行农村合作运动。这些条例，先后被南昌行营等采纳，向“剿匪区内各省”推广。实业部也在南昌设立合作事业江西省办事处，以魏竞初为主任，帮助促进工作。此后，合作社在全省有一个较大发展，1935年底，全省建立各种合作社2063个，有社员120500人；到1937年底，发展到合作社5793个，社员445066人（每人代表1户），另有数目与此相当的预备社。合作组织在解决农村金融困难、推销农产品、扩大农村消费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抗战时期，江西合作事业更有发展。
设立农村服务区以改进农业，是接受国联专家司丹巴的建议，在全国经济委员会资助下进行的。1934-1935年先后在临川、南城、丰城、新干、高安、永修、南昌、吉安、上饶、宁都设立10个农村服务区，由全国经委会设管理处主持其事，各服务区设农业、教育、卫生、合作、村政、工艺等指导员10余人，分别由省农业院、教育厅、卫生处、合作委员会及所在县政府选派，在管理处派出的干事领导下，常川驻区，推进工作。服务原则为协助地方政府推行管教养卫各项下层建设，以农民为本位，以农村青年为中坚，训练农村人才，培植农民的自助能力和互助精神，改善农民的生活，也就是期望“把全省的农业、教育、卫生、合作等事业，由此引进农村，协同致力于农村的复兴与建设”。服务区开办前后，江西农村改进社等团体和一些县政府，也相继建立了20多个农村实验区，其性质、功能与服务区相类似。1936年3月，省务会议决定成立江西省政府农村改进事业委员会，作为全省农村事业的领导机构，对农村服务区与实验区实行统一调整和管理，由服务区的职员兼任实验区的区长，督促地方政府推行农村事业，确定农村实验事业三年计划，计划到1939年6月三年实验期满后，推广到全省农村。这个计划，因抗战爆发而中辍。
上述推进农业改进的措施，前所未有，热闹非凡。有论者指出，从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江西农业走向近代化的步调，甚至于可以说这一段时间是江西近代农业发展最重要的阶段”，“确实为江西的近代农业奠下了基础”。
三、建设事业的推进及主要成绩
1？郾农业经济。随着各项措施的实施以及粮棉等良种的试验、推广，农具的改良，病虫害的防治和家畜的防疫，植树造林运动的展开，茶作和园艺的改进，1935-1936年间，江西农业继1916-1918年后，出现民国时期第二个兴盛高峰，许多指标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发展水平。1935年，江西水稻收获面积占全国总收获面积的14.51%，收获稻谷10652.7万市石，占全国总收获量的11.55%，面积和收获量分别居全国第二、三位。1936年进一步增长，据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情报告》记载，江西全省主要农作物栽培总面积5318万亩，其中粮食作物4354万亩，产量13068万担；经济作物中，棉花产量24.9万担，油料746.5万担，农畜之水、黄牛294.3万头，猪506.7万头，家禽2530.2万羽。这些数据全部跃上高峰，迄民国终再未能出现。另据《江西省农牧渔业志》载，1936年茶叶总产量为7710吨，比上年增长2533吨。次年茶叶产量继续跃升，猛增到12760吨。全省渔业生产在1936年也达到民国以来的最高水平。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使江西有更多的余粮向外输出。江西米主要输往上海、武汉、广东等地，尤以上海为多。1927-1936年江西米经九江关输出数量，因江西经常实行米禁而数量不一，1934年最少，仅58787市石，1936年最多，为2449539市石。按照当局当时的测算，经过九江关输出的米谷，仅占全省实际输出的三分之一，因此实际输出的数量，约为经九江关输出者的3倍，如此，“则最近三年江西平均输出米谷当为二百九十三万九千三百八十二石；民国二十五年全省输出数量当为七百三十四万八千六百十七石”。这个数量出于估计，实际输出不一定如此准确，但仍可说明，江西粮食生产能力较大，尤其是1936年，全省农业生产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2？郾工矿企业。全省工业总量不大，瓷器被认为是江西“最著名之工业品”，1928年时产销额有660余万元，到1934年降为300余万元，呈衰落之势。省政府为谋复兴陶瓷产业，于1935年1月在景德镇特设陶业管理局，聘请著名人士杜重远为局长，对产制运销各方面实行统一管理，成效明显，次年产销额即达813万余元。又接受杜重远的建议，在九江创办“江西光大瓷业公司”，由省政府出资20万元，招商股80万元，合作开办。但该公司成立不久即逢抗战爆发，撤向后方，故成绩不显。全省新成立了一些工厂，近代工业有所进步，到1936年，向建设厅登记的工厂有110家，其中以南昌市最多，占45家，赣县17家列第二，工业类别则以饮食业最多，纺织业次之，制造业则仅有1家。江西矿产原本丰富，有金、银、煤、铁、铅、锡、钨、锰、铋、钼、锑、瓷土、水晶等等，尤以钨与煤为最著。煤矿以萍乡、鄱乐两矿规模最大，其中鄱乐煤矿为商办，萍乡煤矿局原于1929年2月由省政府派人接收整理，成立萍乡煤矿管理局，实行官办。萍矿后因经营不善，颓败不堪。1935年，省政府复派员前往整理，实行封闭私井，推广销路，整顿矿风，产销渐见起色。比较而言，对钨矿的整理力度更大。1935年，省政府配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对钨业采销实行统制政策，设立钨矿管理局，划区管理，集中产量，统一运销，并制订钨矿运营办法，委托江西裕民银行办理运销事宜，规定所有产地之砂均由该行垫款收买，运沪销售，以免洋商之操纵。到1937年，资源委员会销往德国的钨砂达14057公吨。当时正逢国际市场波动，砂价暴涨，是故省政府当时颇得其利。此外，当局从1935年起，还组织测探队，相继对赣南、浙赣铁路沿线的地质矿产储藏情况，进行了探测。江西钨、锡、煤等重要产业，因具有国防战略意义，1936年起相继由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接收办理。总的说来，这个时期工矿建设的成绩有限，但为抗战时期工矿业的兴起准备了较好的条件。
3？郾浙赣铁路的通车及公路的修筑。“围剿”战争时期进展最快的是公路的修筑。1931年后，江西“以交通剿匪为口号，筑路乃有急速之进展”。到1935年，赣浙、赣皖、赣鄂、赣湘、赣粤、赣闽等6大干线已经次第建成，大部分县道和一部分乡道也相继修筑，形成路网，公路总里程达到5800多公里（其中干线1998公里，支线662公里，县道3030公里）。交通方面的最为显著成绩是浙赣铁路的修建和通车。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由中央与地方合建浙赣铁路，成立铁路公司和铁路局，次年7月动工兴建玉山至南昌段（杭州到玉山此前已由浙江省建成）铁路，全长292公里，于1936年元旦建成通车。其后，接续修建南昌至萍乡段262公里，也于1936年2月开工，1938年3月建成通车，与株萍路进而与粤汉铁路相接。此路建成，根本改善了江西的交通状况。在浙赣铁路修通时，还计划修建（南）京赣铁路（即今皖赣铁路），1936年底开始筹建浮梁到贵溪段工程，并在浮梁乐平间铺设了路轨，后因抗战爆发而停工。
4？郾财政金融。江西财政到1930-1931年再次陷入极度混乱状态，此前两年（1928-1929），全省财政收支已不全以预算为依据，预算只是一个形式。到这时，“即此形式上的预算也没有了。因为无预算，收支失其统驭，为应付事实起见，只得滥发支付命令，交由各机关径自派员纷赴各县守提，初不问有无可拨之款；于是赋税收入之款，报解与否，一凭征收机关之意向，其巧立名目，扣用税款，更为极普通之事”。因此，这三四年间，全省“收支不敷，亏短极巨。起初尚可借债弥缝，到后来直借无可借；于是滥发米护照、流通券、短期库券及支付通知书，并随意指饬各县拨付各机关军政经费，使各县成为各机关坐索经费的场所。财政上之紊乱，可谓到了极点！”1932年，省政府开始清理和逐年摊还民国以来债款，据文群说，到1935年3月，“所有旧债，均已偿清，对外信用，遂卓然树立”。整理和建立县财政制度，编制县级地方预算，订颁《各县地方预算编审章程》，针对地方敷衍塞责或虚列收支的情况，加强省政府对县政府的监督和审核，使地方财政制度逐步走上轨道。与此同时，省政府建立起以统一征收机关、推广金库组织、树立会计制度、厉行审核工作的“四权分立”为核心的全省财政制度。全省财政状况略有好转，但财政赤字依然很高，如1935年度全省赤字达预算数的40%。全省收支状况，以1937年为例，收支总额为8676218元，收入中以田赋附加最多，占58.4%，依次为杂项、学产、屠宰税附加、房铺捐、地价税、公产、契税附加等。支出中最多为保安警察费，占29.44%，依次为教育、自治、建设、预备、卫生、杂支、救恤、财务费等。保警费数年间高居首位，成为江西财政支出的主要项目，影响了其他建设事业的投入。
江西此前金融也极为混乱。全省原本以铜元为主要流通辅币，为方便使用亦发行铜元券，但各县乡镇地方政府机关、公团或商号亦发行代币券之花票或铜元券，据1933年对吉安等28个县的调查，发行花票者有商店、钱庄、当铺、钱业公会、米业公会、商会、县政府、财政局、财政委员会、县公卖局，区办公处、信用社等17种机构，数额既巨，流通范围又或一县一区镇，“滥行芜杂，扰乱金融，妨害工商业，流弊之大，莫此为甚”。1934年底，省政府开始严厉取缔，禁止地方擅自发行并限期收回已发花票，同时将裕民银行改组为全省金融中心，增加政府股本100万元以扩充其实力，并在全省各县成立分支行或办事处，筹建全省金融网。至此，各县花票“几已绝迹，全省币制乃告统一”。江西币制的统一，对工商业的发展和国民政府法币的推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5？郾商贸业。全省商业因战争关系起伏不定，如南昌“在民国二十二三年间，因行营剿匪关系，曾呈一时特有的繁荣，但自行营迁后，立复萧条，商店倒风，不可遏止，计自民国二十四年一月至旧历年间，停歇店铺三百五十六户，今年二三两月歇业者亦达一百二十二家，五六两个月计一百零二家，至于新开店户，其数甚少，此种问题，颇堪怵目惊心”。当时分析出现这种衰颓景象，原因既在于农村破产、人民购买力低落，更由于“吾赣商人缺乏新的商业知识，无推销货物之技术，无整齐划一之商品，无牢固美观之包装，无广告宣传之方法，货真价实犹未能完全做到，且有一部分商人，只图目前之微利，忘却将来之发展，有时不免使顾主却步”，因此要求政府予商业以便利和扶助，商界给政府以拥护与支持，改进本省工业，开拓海内外市场，发展交通，复兴特产，提倡国货。1936年7月，省政府设立工商管理处，以萧纯锦兼任处长，作为全省工商管理机关，筹划发展江西工商业。该处成立后，在组织商品的调查、生产改良、展览和贸易运销，以及整理工商团体、举办工商登记、改进度量衡等方面，著有成效。全省出口贸易由1931年的17975572元，1936年恢复到31584000元。1936年省政府联合安徽省政府，合组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办理红茶的改良与向欧美等国的出口销售。仅最初的两年间，即销出江西红茶179785箱、11686025市斤，价值10824082元，对茶叶外销的衰落颇有补救。全省商店数量有所增加，到抗战爆发时，南昌市有商店2090家，其次为赣县，有1658家，九江、宜春、吉安等也有600～800家，清江樟树镇则以412家为各镇之首。
6？郾卫生事业。江西从1928年度起，开始筹建县卫生机构，但到1933年，仅有21个县设立了县立医院、24个县设有诊疗所，也没有全省性的卫生主管机构，省会卫生工作向由公安局办理，医学学校由教育厅管理，故“卫生事业，难有积极之进展”。特别是战争过后，“疫疠丛生，卫生机构之创设益觉刻不容缓”，省政府遂于1934年6月设立江西全省卫生处，专负卫生行政管理及促进卫生事业之责。“专设省卫生行政机构，以本省为全国的首创。”卫生处运用全国经济委员会资助款，设立行政总务、防疫检验、医务保健三科及技术室，创办附属机构省立医院、卫生试验所、护士学校、南昌市卫生事务所以及各县县立医院及各县临时诊疗所，接管助产学校及附属医院，并与教育厅合组健康教育委员会，与南昌、九江市合组南昌市戒烟医院、南昌麻风医院和九江市卫生事务所。该处所设县诊疗所对开展农村医疗卫生作用甚大，据德国记者1935年1月在广昌所见，该县诊疗所有4位同济大学医科毕业生，每天约有患者300人前来就诊，药品及种痘之痘苗由南京中央医院供给，所治疾病多为疟疾、赤痢、脚气、脾脏肿大、血蛭病等。省卫生处1935年6月开始在更大范围内接种牛痘，次年6月正式建成设备较为完备的省立医院，该院成为“江西全省保健之总枢也”。继而实施《江西省各县卫生行政组织规程》，建立县卫生院（由原县立医院、诊疗所改组扩充）、区卫生所、保联卫生员的卫生行政体制，到1937年1月，全省83个县均已普遍设县卫生院，“其普设之早，亦冠全国”。这是江西建立现代卫生事业的重要时期。
7？郾市政建设。北伐军占领南昌后，南昌方有市政府之设。当时南昌市不但是江西省唯一的省辖市，而且在1930年被定为全国隶属于省政府的10个普通市之一，颇有地位。但1932年2月以经费支绌，将南昌市政府裁撤。1933年，省政府要求分设南昌、九江两市，行政院审核认为，两地“虽其人口赋税，尚未符合法定设市条例，唯因地位重要，或因工商业发达”，批准暂设市政委员会。同年8月和次年6月，南昌、九江市政委员会相继成立。省政府任命龚学遂（在李德钊之后继任）、李中襄分任南昌、九江市长。其后，南昌从上海工务局聘请6位工程专家来赣设计规划，开始进行较有规模的现代市政建设，修建了在当时比较宽敞的街道，并以十大乡贤命名。电灯、自来水、电话、邮政等公共建设有新的进展，又邀请铁道部技正吴启佑主持、上海馥记公司承包，1934年12月在赣江上修建“中正桥”（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南昌八一大桥），1936年11月建成通车。此桥北接南浔铁路终点站牛行车站，南衔南昌市阳明路，解决了牛行车站与南昌市区之间的赣江阻隔问题，赣江南北由此畅通，经南浔铁路进出南昌的旅客，从此不再受摆渡赣江上下火车的困扰和不便。1936年底，全市人口增至30万人，达到条例规定，遂即正式恢复南昌市政府名称。九江市政委员会和庐山管理局也进行了现代市政建设。
8？郾国防建设。据何应钦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所作军事报告，国民政府这时在江西进行了一些国防建设，其项目主要有投资建设高坑煤矿、天河煤矿，实行钨业统制（在南昌成立钨业管理处），建设吉安钨铁厂，设立江西浔饶、南抚、赣南师管区，开办征兵事务，1936年4月在南昌开办航空机械学校，培养机械人员近500名，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于1936年10月开工，中意合办的萍乡中国航空器材有限公司也在建设中。
由南京国民政府邀请的国际记者考察团的成员，对江西刚刚出现的建设现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中国实际上已走向一新时代而努力复兴工作。举凡余等所见，如道路、桥梁、汽车交通、堤工、住宅及学校建筑、土地整理、卫生行政、民族之醒觉、学校教育、新生活运动、农村合作社、造林运动等，均表现一种守秩序、重纪律、富于牺牲之新精神……光明灿烂之前途也！”此话不免言过其实，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江西的建设气象，在当时给人以相当积极的、健康的和向上的印象，得到了人们的肯定。江西省也因此被国民政府誉为“模范省”，几年间各地人士来赣参观者，竟然络绎不绝。江西几年间能够在建设上有所成绩，既因为出现了比较稳定、平和的社会环境，也是当局的用心策划尤其是熊式辉的努力的结果。这些建设成绩，推进了江西的近代化脚步，成为江西抗战的重要基础。
四、“特种教育”、学校教育与文化建设
1？郾“特种教育”的推行
所谓“特种教育”，是针对原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地区进行的一项社会教育。1933年11月，省教育厅根据国民党中央《特种区域暂行社会教育实施办法》，制定出《江西省收复区特种教育计划大纲》，经南昌行营核准施行。特种教育的提法随即被行营采纳，1934年夏，行营成立五省特种教育委员会，9月颁布《赣闽鄂皖豫五省推行特种教育计划》，正式对5省原革命根据地地区民众推行“教养兼施之特种教育，与以感化的、公民的、职业的、自卫的训练，以正确其思想，健全其人格，发展其生计，扶植其生存”。
蒋介石在致江西省政府电中，谈到了推动特种教育的原因。针对革命根据地一县开办列宁小学多至数百所的情况，他认为，其以“财政之枯竭，尚能积极办学，若经国军收复，反不能努力教民，或仅于县治设校一所，徒具观瞻，致遍地儿童失学，不唯视匪有愧，且将无以振迪愚蒙，消泯恶化”。因此，受革命根据地大办教育的刺激以免“有愧”，肃清民众的所谓“匪化”、“恶化”思想使之“确信三民主义”，是当局大力推行特种教育的主要原因。
江西从1934年2月开始推行该项教育，首先设立了江西省立民众教育师资训练所，训练师资。6月开始在各地开办“中山民众学校”。9月设立江西省特种教育处，为主管机构，由省教育厅长兼任处长。当年在60个县先后设立中山民校245所、招收学生32907人。中山民校“为实施特种教育之主要机关”，它以学校方式，办理民众教育以及有关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之各项活动，校内以办理成人班妇女班为原则，招收16-50岁的民众，每日上课2小时，4个月结业；结业后可升入高级班，6个月肄业。也有的民校还设有儿童班和职业实习班。民校校长均兼任区署服务员或壮丁队队长，负责协助区署推行行政和自卫训练。经费除拨款外，还请当地乡镇保甲长及士绅任委员，协助筹款。教学内容，到1935年扩大到管、教、养、卫四个方面，省特教处先后编印了特种教育儿童、成人、妇女三种课本，供民校使用。全省中山民校数量，每年在200所左右，学生平均也在2万人左右，规模并不大，1937年起尤逐年下降。
江西特种教育费力虽巨，成效不显。连主持者也承认，中山民校组织简单，成绩多不甚佳；行政方面尚欠严密，缺少联络，因此自开办以来，虽尽最大之努力，“唯事属创举，既无成例可援，而范围广大，又不能集中力量于一点，故在进行之中，事实上不无感觉困难，自有待于今后之改进”。作为一项制度，它勉强延续到1941年4月，终遭裁并。
2？郾保学制度的建立与学校教育的发展
1933年8月，江西举行了全省教育行政会议，会议要求南昌行营令各地驻军迅速从借驻的教育机关中迁出，呼吁注重改良各级学校师资和教材，实行国民强迫义务教育。此后，学校教育开始受到关注。在此前后9年全省小学教育的大体情况是：
上述数据，仅来自国民党统治区，并不包括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情况，而革命根据地在这一时期的教育规模，更加可观。在国统区小学教育数据中，一是总体上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从1935年起有一个较大的跨越，不但在学校、学生数量上比上一年接近成倍增长，在教育经费上，也有比较大的增加；二是私立教育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以1934年为例，这一年，有私立学校2897所，学生109030人，教职员5828人（公立学校教职员为10265人），经费710273元，也就是说，私立学校的学校数、学生、教职员和经费数约占全部总数的1/3到1/4.上表也同时说明，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规模都不大，每校平均不到50个学生，这种情况可能与农村学校居多有关。
长期的战争环境、从南昌到各地许多学校被部队占用以及江西无力筹措教育经费等，影响着江西教育的发展。1935年起全省教育之有较大的发展，主要原因则是：第一，蒋介石对江西教育多次作出训示，如1933年6月，责成驻军最高长官督办教育，要求江西省教育厅“务期普及”教育，“使当地壮丁与少年，无一不受教育者”。当然，蒋介石重视江西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围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即所谓“在使受教育者以后能协助剿匪而不为匪用”，因此，他亲自指定使用5类教材：礼义廉耻与孝悌忠信，衣食住行之基本生活，整齐清洁与卫生常识，民族革命主义，保甲保卫侦探之组织生活。这些教学，实际上也就是半年后他发动的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第二，兴办教育被作为“建设新江西”的重要内容，省教育厅为此创立保学制度，采用政教合一方式，利用保甲组织与力量，按保设学，以全保儿童和民众为对象，“实施国民义务教育和失学成人补习教育”。全省从1934年11月开始实施《江西省设立保学暂行办法》，次年5月制定《江西推行义务教育计划》，规定保立小学从1935年下半年起在全省推行，要求5年内实现每保设立一校。在当时条件下，保学制度有利于解决经费筹集、学区划分、师资分配和强制入学等推行义务教育中的难题，因此从制度上加速了全省小学的兴办和学生的入学。第三，省政府运用行政力量推动兴办教育。如1936年省政府部署进行全省学龄儿童调查，认为这是事关义务教育的一项要政。熊式辉在得知赣县有3个区长在县政府5次催令下仍未办理后，指斥这是“殊为玩忽，应由该县严予议处”。结果有两个区长在限期内仍未填报，而被记大过，通报全省。第四，江西兴办教育活动也得到了社会和海外华侨的关注。1937年春，爱国华侨胡文虎捐建100所小学校舍，其中在江西、浙江各建10所（其家乡福建80所）。每所建筑费3000至3500元。省政府遂决定在南昌、九江及8个行政区专员所在县各建一校，并对具体地点、设计原则、建筑图样和完成时间提出了要求。
比较而言，中学教育规模不大。据统计，在1932到1937年的6年间，全省公、私立中学毕业的高中学生仅1494人，每年平均仅249人；初中学生仅6499人，每年平均仅1083人。另据1935年出版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江西“其时各校科目不甚完备，除心远中学注意英算外，余多注重经学国文”。与此同时，基督教在江西也办有4所中学校，在校学生，1932至1934年各年分别为554人、595人和617人。
江西高等教育，这时因教育部限制地方设立法政学校，江西法政专门学校因此于1933年停办外，高等学校实际只有江西农业、工业和医学3个专门学校（1932年由教育部统一改称江西农艺、工业、医学专科学校。1935年农专停办，全省只剩2所专科学校）。从1931到1937年，在校学生仅1058人。1936年，教育部在江西省政府“热心赞助”下，拟在南昌设立中正医学院，但这所学校到1937年9月25日才开学，已是抗日战争时期。因此，这个时期，江西的高等教育发展程度甚低。
但留学教育仍有所发展。从1932到1937年，全省留学人数有693人，其中自费学生235人，留学国别仍以日本最多，达430人，其余依次为德、法、美、比利时、瑞士。这些学生大多学业有成，如1934年经考选留学欧美的刘恢先、盛彤笙、罗石卿、周庆祥等，即属佼佼者。由于当时有留学期满必须回国、回国后须“照留学年限尽先在本省服务”的规定，他们学成后返赣服务，虽然时间长短不一，但都为江西的建设发挥了良好作用。
3？郾文化事业的不平衡发展
在战争与建设交替进行的10年间，江西文化事业呈现起伏不平、分布不匀的状态。一方面，在江西各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戏剧歌谣运动此起彼伏，呈现出新文化建设的繁盛景象。另一方面，配合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省政当局在其统治区实行文化建设与文化“围剿”并进方针，文化事业呈现出很大的扭曲性。后一方面的大致情况是：
省图书馆在蒋介石驻昌期间，百花洲新馆舍被南昌行营占用，只是在南昌市教育会设了一个临时阅览处为读者服务。1935年行营结束后搬回百花洲新馆，方才相对正式地开展业务。到抗战前夕，省图书馆藏书增加到近10万册。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期间，曾指令江西省政府督同省教育厅、励志社和庐山管理局，创办了庐山图书馆。该馆1935年8月建成开馆，因其特殊背景，征集收藏了一批珍贵的图书。
1929年省政府在南昌环城路设立江西省立科学馆，见识可谓较早。但该馆落成不久，即被征用为“围剿”行辕。到1935年11月才迁入百花洲原行营新建房屋办公。馆内设有儿童科学实验室，添置了一批仪器设备，进行科学普及活动。
当时颇有意义的一件事是大力举办音乐事业。当时认为，音乐有移风易俗、涵养德性、激励志气和充实人生等种种功效，在教育上居有重要地位，因此，在省政府积极支持下，江西聘请国内著名的音乐界人士程懋筠等回赣兴办音乐事业，1933年3月成立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隶属教育厅），以程懋筠为主委。音教会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致力于参考西乐组织，创制适合中国国民性的新音乐，设立了小型管弦乐队、合唱队和口琴班、提琴班、钢琴班，创办了面向全国的《音乐教育月刊》、《电影剧曲周刊》，开办话剧团及改良平剧班，并在湖滨公园建成音乐堂，举行第一场音乐会，表演西乐和中国乐曲、戏剧等节目。这件事当时影响很大，舆论指出“建筑音乐堂举行公开演奏，在国内由政府主持的恐怕要以本省为创举”。音教会的活动，很有声势，也比较广泛地吸引了国内音乐界人士，揭开了现代江西音乐事业的大幕，音乐在日后声势浩大的抗战动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江西建设公共体育场较早。1927年即在南昌原贡院旧址建设省立公众体育场。1933年改称省立公共体育场（1934年因全国统一名称再改称江西省立体育场），以余永祚为场长，增设足球场、网球场、篮球场、儿童运动场等场所，开展民众体育活动。曾在1934年举办江西全省运动会，省会女子运动会，小学运动会，水上运动会，在省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全省“于是体育之风气大开”。此外，江西还在1928年成立了省立通俗教育馆（1930年更名为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程宗宣），以讲演、游艺等形式推行大众文化。1934年和1935年，先后创办了广播和电影事业。南昌市的大众娱乐场所，这时主要有光明、明星、新明星等3个电影院，新兴、昌新、江西等3个大舞台（演出平剧），新新、升泰、洪都等3个游戏场。
文学艺术方面，省内外的江西籍人士在小说、诗歌、散文创作上，发表了不少新的作品。王小逸、彭芳草、曾可今、石凌鹤、罗黑芷、饶孟侃、夏征农、王礼锡等创作的小说、诗歌和散文集，相继在上海、江西出版，《春水微波》、《落花曲》、《千古恨》等长篇小说的出版，填补了江西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空白。但当局也推行了严厉的文化统制政策，以致出现在江西的鲁迅、茅盾、巴金等这样的作家的作品，也遭查封。江西省会民众娱乐指导委员会审查禁演的平剧，亦达几十个。
文化事业的重要内容是报刊的发行。据内政部的有关记载，全国从1931年11月开始实行报刊登记制度，当年江西仅有3家报社、2家通讯社做了登记，到1935年，全省登记的报社有37家，通讯社27家，杂志社9家。而到1936年底，江西被核准登记的报社有80家，杂志社22家，报纸杂志共计有102家。登记的另一面就是查禁。这个时期，江西省政府查禁了《革命日报》《江南晚报》等35种进步报刊。
江西这时的报刊，主要集中在南昌，有《江西民国日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机关报）、《扫荡日报》（南昌行营主办）、《华光日报》（主持者徐哲人）、《华中日报》（章益修）、《新闻日报》、《健报》（军统系统的报纸。后改为《捷报》，主持者钟富厚等）、《江西晚报》（杨幼农、杨次农兄弟）等。其中，《扫荡日报》主要配合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从事反共宣传。《华光日报》1934年创办，着重报导工商界的消息。《华中日报》是国民党江西派系中的心远系主办的报纸，1936年4月由李中襄创办于南昌，李中襄助手章益修任社长，主要报道新闻、国民党及心远系的政治主张。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除省党部的党报等外，是所谓“揭橥汗血主义”，以反共“协剿”为内容和目的，由省党部委员刘百川赴沪主办和发行的《汗血月刊》、《汗血周刊》，及其编辑出版的汗血丛书百余种。反共报刊的盛行和进步报刊、文化活动的查禁，是省政当局实行文化“围剿”、“协剿”的重要内容。
战争造成了对江西经济社会的严重破坏。这种破坏，主要反映在几个方面：
人口锐减。江西人口，据有关记载，1928年约为1800余万人，到1935年时，为1569万人，十年间减少约200万～300万人。人口锐减主要出于四个方面：一是向周边省区的迁徙，这部分人数不在少数，如仅1930年游离到浙江衢州、常山、杭州等地的赣民，即达2万多人。二是加入军队者在作战中的死亡，此种情况，在国共两军中都有，也包括参加国共双方的地方武装而在作战中死亡者。三是国民党军尤其是地主武装对革命根据地人口的杀戮。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宣称要“清洗匪区，换过人种，换过谷种，茅房要过火，石头砍三刀”，并用炙烧吊打、割乳刺身、剖腹挖心、活埋碎尸等40多种酷刑，报复和残害革命根据地民众。红军长征后，保安三团团长欧阳江在瑞金武阳一夜即杀害参加过革命的人士500多人，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一次枪杀了120人，在菱角山、竹马岗活埋300多人。宁都、遂川的著名恶霸黄镇中、萧家璧，血洗数县，杀人以万计。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形成几十里地方无村庄，田园荒芜，渺无人烟”的惨象；瑞金县被杀1.8万人。宁都全县人口原有34万人，到1935年3月仅存22.44万人，该县全家被杀绝者达8300多户，仅留有寡妇者达7000多户。四是大灾之后的疫病死亡。据红十字会1935春在赣南工作的报告，因革命根据地人口“死伤过多，以致疫疠横行，灾民多染虐痢或急性伤寒等症，呻吟道路，无人治疗，坐以待毙”，仅宁都即日有数十名，甚至医生亦因有染疫者而不敢前往救治。
人民财产的直接破坏。战争不但毁坏了房屋、山林等固定财物，而且加剧了农村各种关系的紧张，不断扩大成对社会秩序和生产力的破坏。据顾祝同1935年1月对国际记者团所言，江西在7年战争中，人口死亡近一百万，“国民经济之损失，达十五万万元以上”。红军长征后当局以《整理收复匪区土地处理办法》为中心，恢复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农村秩序，但如《申报》记者在莲花地区所见，地主富绅联袂归来，多与农民“发生报复仇杀情事”，甚至对革命根据地所筑水利堤坝也要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返乡地主甚至在向农民追讨旧债不遂时，“把妇女卖到广东、湖南”去抵债。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人口的缩减，也造成不少农村田园荒芜，有田而无人耕种，地主招租亦无人应佃的情况。1935年初红十字会人员在广昌所见，民众“率皆老弱残废，饥寒交迫，气息奄奄，面无人色。经行数里不见一壮丁，疫疠流行，一经传染，无一幸免”。在国民党当局的“剿匪”报告书中，也记载了“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的惨况。
全省人民负担的加重。为了筹措“协剿”经费，省、县政府均不约而同地将手伸向民间百姓。朱培德、鲁涤平治赣时期，不能免走北洋军阀老路，已是今日一税、明日一捐，见物即税、无人不捐。熊式辉主政后，情况仍旧。1932年5月全省“清匪”会议决议开征“特种物品产销清匪善后捐”，用充保安经费，6月设立“清匪善后捐管理局”，以江西省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江西慈善总会主席胡思义兼任局长，下设南昌、九江、吴城、景德镇征收局及湖口等各处稽征所，负责办理。捐率定为三等，即奢侈品值百抽12.5～17.5，半奢侈品值百抽7.5～10，日用品值百抽2.5～5.“开征以后，每年实收在200万元以上。”此举大大加重了工商业界的负担，在省内外引起极大义愤，胡思义在社会上的强烈指责声中被迫辞职。红军退走后该捐本应撤销，“因财力凋敝，抵补无方，遂照旧征收”，直到1937年7月16日才行撤废。但“善后捐”仅仅是税捐中的一种。1933年，有人针对“围剿”时期江西的苛捐杂派著文指出，当时有食盐附加捐、人丁户口捐及派征、殷富捐、米谷捐、消费通过捐、烟赌捐、屠宰附税、契纸附税、房铺捐、其他附加及杂捐等，“其税目之繁重，征收方法之不当，税率之奇苛，负担之偏枯，混乱棼淆……至于擅征私敛，违背法令，又其余事，谓之苛杂，宁为过词”。“以至今日，各县人民对地方所担负之捐税，不但省政府财政厅无案可稽，即县政府财政局亦不能悉举其目，至于区村地方、机关团体之隐瞒擅征，又比比皆是，其庞杂程度，可谓尽租税之奇观。”1934年6月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通过各省市废除苛杂办法后，江西被迫裁撤各县苛捐杂税即达20大类、298种，可见人民负担之重。沉重的捐税负担，使人民甚至普通公务员的生活陷入困境。
战争也使江西经济环境和产品外销受到严重影响。1933年有人指出，江西重要农产如米、茶、棉花、薄荷、豆类等，工艺品如瓷器、夏布、纸张等，矿产如钨、煤、铁等，均占全省出产的重要位置，但“自民国十六年以后，出产渐就衰退，自耕农日益减少，佃农及雇农则日有增加。到了二十年，全省的出口货，仅值一千七百万两，而同年的进口货，竟值四千一百万两之巨，如夏布去年出产只合平时三成左右，茶叶损失约在一百万元以上，瓷器与民国十六年比较，出产减少四百余万元，纸张的产额和销路，更一落千丈……生产力既形激减，失业人数骤增”。他们认为，这也是土地革命兴盛的深层原因。
连年战争使江西社会经济发展艰难，导致如熊式辉所说的“江西现在是千疮百孔，凋敝已极，农工商各业，均濒于破产之危”的社会状况。这种状况，反过来也成为江西大兴建设的背景。
二、建设方针及主要措施
1935年元旦，熊式辉向全省发表新年致词，宣布从这一年开始，全省官民要上下一心，咬紧牙根，拼着三年流汗，努力用双手来做“复兴事业”，“建设新江西”。省政府当即将1935年确定为“建设年”，即以建设事业作为施政的中心。不久，这一活动又汇入在全国展开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中，声势更为浩大，连省党部也成立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工作团等以为配合。历史地说，从1932年底制定《江西建设三年计划》和次年成立江西经济委员会，省政府即已开始进行一些建设，但从其政务中心转移上看，1935年起，全省才真正集中力量系统建设各项事业，由“协剿”政治走向了经济社会建设。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红军撤离江西后解除了政治的危机，同时也是当局巩固权力秩序、稳定社会人心，以及在日货冲击、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形势下维护民族利益的需要。
开展建设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乏人才和经费。江西当时的人才现状，当局曾经无可奈何地指出，省内“一般知识分子，奸滑的年少的便随共产党去胡闹，老的便多数是腐化分子土豪劣绅，与他没有利益的事，拖也拖不出他来做，他要来做的事，就是要把持一切，鱼肉人民，无所不至……稍为有钱的人家多逃走了……好点的人才通通走了，剩下的多数是没有办法的落伍分子”。为解决人才缺乏问题，熊式辉富有热情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方面，加强对各类各级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如1935年1月设立县政人员训练所，次年10月成立江西百业教育委员会，开展以增进各业知识技能为主的百业教育，以及大规模推行保学等，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知识和技能素质。另一方面，大力引进高层次的人才以解燃眉之急。
熊式辉在引进人才上的思路和举措大胆独到，颇有可圈可点之事，最著名的是因他的举荐和争取，引进了著名经济学家萧纯锦、教育学家程时煃等一批高级专门人才。1933年春，熊式辉确定从经济着手进行建设，在省政府内设立江西省经济委员会，“聘请许多经济专门人才”，并特邀萧纯锦来赣任主任委员。萧是永新人，早年留学美国多年，对于先进国家的政治、经济，素有研究，曾先后任北京女师大教务长、东南大学经济系主任、东北大学校务委员兼系主任，专门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他因感于熊式辉“恳邀之激励，辄舍弃故业，来省主持经济委员会事”。不久补任省政府委员，在任至1948年。程时煃是新建人，担任教育厅长到1946年。他们的返赣任职，对江西经济、教育的建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熊式辉也很注意引进外省籍人才。1934年，为谋求振兴景德镇瓷业，他接受宋子文的推荐，亲自出面聘请当时在兴办实业上负有盛名、正在上海主编《新生周刊》的杜重远，来江西主持瓷业的改革与生产。杜被任用为江西省陶业管理局局长，为改进景德镇瓷器生产和筹划江西全省瓷业发展，作出了贡献。1936年夏，为了改良妇女生活和推进妇女工作，熊式辉到北平邀请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雷洁琼、家政学系主任陈意到江西开办家政学校，在雷、陈因故不能来赣的情况下，他接受二人的推荐，聘请北京香山慈幼院院长熊芷来南昌，参与主持全省城乡妇女工作。于次年2月扩大改组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聘请熊芷为江西省政府妇女指导员，王敏仪为总干事，管梅蓉、潘玉梅为副总干事，专责领导全省妇女工作。熊式辉还相当重视文化人才的引进。他1933年聘请江西新建人、著名音乐家程懋筠返赣，担任“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程早年留学日本东京音乐学校（上野音乐学院），1926年毕业回国。在中央大学、杭州社会大学等校教授声乐与作曲。1928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向全国征选国民党党歌的曲谱时，程的创作在众多应征者中被选中，其名声遂随党歌（后又定为中华民国国歌）而传扬。程主持江西音教会后，当即在江西创办了国内影响最大的音乐期刊《音乐教育》，组建了全国第一支由省政府出资、中国人自己演奏的管弦乐队，并在南昌湖滨公园内开办了首家“湖滨音乐堂”，因其联络的作者和聘请的音乐人士，都是当时国内音乐界的顶尖人物，江西的音乐事业猛然间跃上一个最高峰，并在全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当然，熊式辉大力引进的人士，也不尽是龙凤。如被他视为难得人才而引为省政府秘书、省党部委员的刘百川，原是汪精卫、陈公博改组派的红人，来赣后受命主持文化工作，其主要作为是主办了《汗血月刊》，这个月刊成为当时臭名昭著的反共刊物，而所谓全省文化工作，则被其弄得不伦不类。
由于经费支绌，熊式辉确定的建设方针是“先把不要钱的事做好，再把少要钱的事做好，如果不要钱和少要钱的事都做好了，财源自会源源而来，各地的资本也都会愿意投到江西来”。虽然如此，省政府为筹措建设经费还是颇为用心。例如利用修建浙赣铁路的机会，发行建设公债（如1935年底发行省公债110万元），引进上海几位金融家来赣投资南昌市水、电建设和江西光大瓷业公司等。熊式辉等也利用个人的努力和与南京的关系，向中央政府争取款项，如为筹措江西农民银行基金，熊式辉亲自去南京向财政部争取到每月返留5万元盐款。江西争取中央政府拨付给地方的补助款数额，也一直较大，如1935年度有770万元，为各省之首。但要指出的是，省政府在经费使用上，对建设投入甚低，即使在作为建设年的1935年，全省投入的建设费也仅160万元，与教育文化费相加共350万元，占预算总额的12%。
江西的经济建设，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主动资助。蒋介石对江西期望颇高，一直认为“江西不比其他的地方”，要求江西能够进步迅速，各方面都要走在全国的前头，“做全国各省的模范”，真正建成“模范省”，成为国家复兴的基地。为了帮助江西开展经济建设，国民政府曾邀请3位国际联盟专家到江西考察，国联专家提出了复兴江西的建议。全国经济委员会开始在江西举办建设活动，如在棉麦借款项下拨给江西190万元用作建设经费，规定该项经费以50万元作江西合作贷放基金，20万元开办江西农业院，30万元资助江西全省卫生处，6万元作南昌等5个乡村师范补助费，30万元作救济费，19万元为管理费，35万元设立10所江西农村服务区。1934年6月25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南昌设立江西办事处，帮助规划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展。另外，蒋介石等还多次出面要求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向江西发放贷款，解决江西的资金困难。
农业是江西经济的主要支撑，当时认为，江西为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虽然无法避免农村崩溃的波及，但“又惟其江西农村崩溃最早，受害最深，所以救济江西农村，较任何省份尤为‘当务之急’”。因此，组织国内农村改进事业考察团到河北、山东等地考察，开展农村调查，成立以省政府主席兼任理事长的江西农业改进社，设置农民银行，创设农业院、设立农村服务区和开展农村合作等，成为江西经济建设和“改进”、“复兴农村”的重要措施。
设立农业院首由蒋介石提议，要求江西面对全省农村经济凋敝、生产不振的现状，“设立大规模农业机关，以负改进农业、复兴农村之任务”。1933年7月，省务会议通过《改进江西农业计划大纲》，决定筹设江西农业院，直属省政府，负责主持全省农业（含畜牧业、林业）研究、试验、推广及教育，以谋全省农业技术之改进与农村生活之改善；原有各农事试验场、林场、农艺专科学校及各农科职业学校，一律归由农业院统管。1934年3月，农业院正式成立，1936年5月在莲塘建成占地千亩的新院。省政府聘请留美农学博士、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董时进教授担任院长，全院职员近300人，仅院部59名职员中，即有留学美、英、德、日等归国人员21人，是一个专业力量雄厚的科技和教育群体。农业院的成立是一个重要的创举，为全国省级第一个专门农业机关，其后在培育和推广良种、改进畜牧业和林业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运动，初始于河北，苏浙鲁继之，1930年江西接着颁布合作社暂行规程，也属开展较早的省份。1932年3月，省政府成立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主管全省农村合作事宜；组成9人委员会，以文群为委员长，李安陆（后熊在渭）为总干事。先后订颁组织规程、合作社暂行条例和农村信用、消费、运销、利用4种合作社章程等，在全省推行农村合作运动。这些条例，先后被南昌行营等采纳，向“剿匪区内各省”推广。实业部也在南昌设立合作事业江西省办事处，以魏竞初为主任，帮助促进工作。此后，合作社在全省有一个较大发展，1935年底，全省建立各种合作社2063个，有社员120500人；到1937年底，发展到合作社5793个，社员445066人（每人代表1户），另有数目与此相当的预备社。合作组织在解决农村金融困难、推销农产品、扩大农村消费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抗战时期，江西合作事业更有发展。
设立农村服务区以改进农业，是接受国联专家司丹巴的建议，在全国经济委员会资助下进行的。1934-1935年先后在临川、南城、丰城、新干、高安、永修、南昌、吉安、上饶、宁都设立10个农村服务区，由全国经委会设管理处主持其事，各服务区设农业、教育、卫生、合作、村政、工艺等指导员10余人，分别由省农业院、教育厅、卫生处、合作委员会及所在县政府选派，在管理处派出的干事领导下，常川驻区，推进工作。服务原则为协助地方政府推行管教养卫各项下层建设，以农民为本位，以农村青年为中坚，训练农村人才，培植农民的自助能力和互助精神，改善农民的生活，也就是期望“把全省的农业、教育、卫生、合作等事业，由此引进农村，协同致力于农村的复兴与建设”。服务区开办前后，江西农村改进社等团体和一些县政府，也相继建立了20多个农村实验区，其性质、功能与服务区相类似。1936年3月，省务会议决定成立江西省政府农村改进事业委员会，作为全省农村事业的领导机构，对农村服务区与实验区实行统一调整和管理，由服务区的职员兼任实验区的区长，督促地方政府推行农村事业，确定农村实验事业三年计划，计划到1939年6月三年实验期满后，推广到全省农村。这个计划，因抗战爆发而中辍。
上述推进农业改进的措施，前所未有，热闹非凡。有论者指出，从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江西农业走向近代化的步调，甚至于可以说这一段时间是江西近代农业发展最重要的阶段”，“确实为江西的近代农业奠下了基础”。
三、建设事业的推进及主要成绩
1？郾农业经济。随着各项措施的实施以及粮棉等良种的试验、推广，农具的改良，病虫害的防治和家畜的防疫，植树造林运动的展开，茶作和园艺的改进，1935-1936年间，江西农业继1916-1918年后，出现民国时期第二个兴盛高峰，许多指标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发展水平。1935年，江西水稻收获面积占全国总收获面积的14.51%，收获稻谷10652.7万市石，占全国总收获量的11.55%，面积和收获量分别居全国第二、三位。1936年进一步增长，据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情报告》记载，江西全省主要农作物栽培总面积5318万亩，其中粮食作物4354万亩，产量13068万担；经济作物中，棉花产量24.9万担，油料746.5万担，农畜之水、黄牛294.3万头，猪506.7万头，家禽2530.2万羽。这些数据全部跃上高峰，迄民国终再未能出现。另据《江西省农牧渔业志》载，1936年茶叶总产量为7710吨，比上年增长2533吨。次年茶叶产量继续跃升，猛增到12760吨。全省渔业生产在1936年也达到民国以来的最高水平。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使江西有更多的余粮向外输出。江西米主要输往上海、武汉、广东等地，尤以上海为多。1927-1936年江西米经九江关输出数量，因江西经常实行米禁而数量不一，1934年最少，仅58787市石，1936年最多，为2449539市石。按照当局当时的测算，经过九江关输出的米谷，仅占全省实际输出的三分之一，因此实际输出的数量，约为经九江关输出者的3倍，如此，“则最近三年江西平均输出米谷当为二百九十三万九千三百八十二石；民国二十五年全省输出数量当为七百三十四万八千六百十七石”。这个数量出于估计，实际输出不一定如此准确，但仍可说明，江西粮食生产能力较大，尤其是1936年，全省农业生产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2？郾工矿企业。全省工业总量不大，瓷器被认为是江西“最著名之工业品”，1928年时产销额有660余万元，到1934年降为300余万元，呈衰落之势。省政府为谋复兴陶瓷产业，于1935年1月在景德镇特设陶业管理局，聘请著名人士杜重远为局长，对产制运销各方面实行统一管理，成效明显，次年产销额即达813万余元。又接受杜重远的建议，在九江创办“江西光大瓷业公司”，由省政府出资20万元，招商股80万元，合作开办。但该公司成立不久即逢抗战爆发，撤向后方，故成绩不显。全省新成立了一些工厂，近代工业有所进步，到1936年，向建设厅登记的工厂有110家，其中以南昌市最多，占45家，赣县17家列第二，工业类别则以饮食业最多，纺织业次之，制造业则仅有1家。江西矿产原本丰富，有金、银、煤、铁、铅、锡、钨、锰、铋、钼、锑、瓷土、水晶等等，尤以钨与煤为最著。煤矿以萍乡、鄱乐两矿规模最大，其中鄱乐煤矿为商办，萍乡煤矿局原于1929年2月由省政府派人接收整理，成立萍乡煤矿管理局，实行官办。萍矿后因经营不善，颓败不堪。1935年，省政府复派员前往整理，实行封闭私井，推广销路，整顿矿风，产销渐见起色。比较而言，对钨矿的整理力度更大。1935年，省政府配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对钨业采销实行统制政策，设立钨矿管理局，划区管理，集中产量，统一运销，并制订钨矿运营办法，委托江西裕民银行办理运销事宜，规定所有产地之砂均由该行垫款收买，运沪销售，以免洋商之操纵。到1937年，资源委员会销往德国的钨砂达14057公吨。当时正逢国际市场波动，砂价暴涨，是故省政府当时颇得其利。此外，当局从1935年起，还组织测探队，相继对赣南、浙赣铁路沿线的地质矿产储藏情况，进行了探测。江西钨、锡、煤等重要产业，因具有国防战略意义，1936年起相继由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接收办理。总的说来，这个时期工矿建设的成绩有限，但为抗战时期工矿业的兴起准备了较好的条件。
3？郾浙赣铁路的通车及公路的修筑。“围剿”战争时期进展最快的是公路的修筑。1931年后，江西“以交通剿匪为口号，筑路乃有急速之进展”。到1935年，赣浙、赣皖、赣鄂、赣湘、赣粤、赣闽等6大干线已经次第建成，大部分县道和一部分乡道也相继修筑，形成路网，公路总里程达到5800多公里（其中干线1998公里，支线662公里，县道3030公里）。交通方面的最为显著成绩是浙赣铁路的修建和通车。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由中央与地方合建浙赣铁路，成立铁路公司和铁路局，次年7月动工兴建玉山至南昌段（杭州到玉山此前已由浙江省建成）铁路，全长292公里，于1936年元旦建成通车。其后，接续修建南昌至萍乡段262公里，也于1936年2月开工，1938年3月建成通车，与株萍路进而与粤汉铁路相接。此路建成，根本改善了江西的交通状况。在浙赣铁路修通时，还计划修建（南）京赣铁路（即今皖赣铁路），1936年底开始筹建浮梁到贵溪段工程，并在浮梁乐平间铺设了路轨，后因抗战爆发而停工。
4？郾财政金融。江西财政到1930-1931年再次陷入极度混乱状态，此前两年（1928-1929），全省财政收支已不全以预算为依据，预算只是一个形式。到这时，“即此形式上的预算也没有了。因为无预算，收支失其统驭，为应付事实起见，只得滥发支付命令，交由各机关径自派员纷赴各县守提，初不问有无可拨之款；于是赋税收入之款，报解与否，一凭征收机关之意向，其巧立名目，扣用税款，更为极普通之事”。因此，这三四年间，全省“收支不敷，亏短极巨。起初尚可借债弥缝，到后来直借无可借；于是滥发米护照、流通券、短期库券及支付通知书，并随意指饬各县拨付各机关军政经费，使各县成为各机关坐索经费的场所。财政上之紊乱，可谓到了极点！”1932年，省政府开始清理和逐年摊还民国以来债款，据文群说，到1935年3月，“所有旧债，均已偿清，对外信用，遂卓然树立”。整理和建立县财政制度，编制县级地方预算，订颁《各县地方预算编审章程》，针对地方敷衍塞责或虚列收支的情况，加强省政府对县政府的监督和审核，使地方财政制度逐步走上轨道。与此同时，省政府建立起以统一征收机关、推广金库组织、树立会计制度、厉行审核工作的“四权分立”为核心的全省财政制度。全省财政状况略有好转，但财政赤字依然很高，如1935年度全省赤字达预算数的40%。全省收支状况，以1937年为例，收支总额为8676218元，收入中以田赋附加最多，占58.4%，依次为杂项、学产、屠宰税附加、房铺捐、地价税、公产、契税附加等。支出中最多为保安警察费，占29.44%，依次为教育、自治、建设、预备、卫生、杂支、救恤、财务费等。保警费数年间高居首位，成为江西财政支出的主要项目，影响了其他建设事业的投入。
江西此前金融也极为混乱。全省原本以铜元为主要流通辅币，为方便使用亦发行铜元券，但各县乡镇地方政府机关、公团或商号亦发行代币券之花票或铜元券，据1933年对吉安等28个县的调查，发行花票者有商店、钱庄、当铺、钱业公会、米业公会、商会、县政府、财政局、财政委员会、县公卖局，区办公处、信用社等17种机构，数额既巨，流通范围又或一县一区镇，“滥行芜杂，扰乱金融，妨害工商业，流弊之大，莫此为甚”。1934年底，省政府开始严厉取缔，禁止地方擅自发行并限期收回已发花票，同时将裕民银行改组为全省金融中心，增加政府股本100万元以扩充其实力，并在全省各县成立分支行或办事处，筹建全省金融网。至此，各县花票“几已绝迹，全省币制乃告统一”。江西币制的统一，对工商业的发展和国民政府法币的推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5？郾商贸业。全省商业因战争关系起伏不定，如南昌“在民国二十二三年间，因行营剿匪关系，曾呈一时特有的繁荣，但自行营迁后，立复萧条，商店倒风，不可遏止，计自民国二十四年一月至旧历年间，停歇店铺三百五十六户，今年二三两月歇业者亦达一百二十二家，五六两个月计一百零二家，至于新开店户，其数甚少，此种问题，颇堪怵目惊心”。当时分析出现这种衰颓景象，原因既在于农村破产、人民购买力低落，更由于“吾赣商人缺乏新的商业知识，无推销货物之技术，无整齐划一之商品，无牢固美观之包装，无广告宣传之方法，货真价实犹未能完全做到，且有一部分商人，只图目前之微利，忘却将来之发展，有时不免使顾主却步”，因此要求政府予商业以便利和扶助，商界给政府以拥护与支持，改进本省工业，开拓海内外市场，发展交通，复兴特产，提倡国货。1936年7月，省政府设立工商管理处，以萧纯锦兼任处长，作为全省工商管理机关，筹划发展江西工商业。该处成立后，在组织商品的调查、生产改良、展览和贸易运销，以及整理工商团体、举办工商登记、改进度量衡等方面，著有成效。全省出口贸易由1931年的17975572元，1936年恢复到31584000元。1936年省政府联合安徽省政府，合组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办理红茶的改良与向欧美等国的出口销售。仅最初的两年间，即销出江西红茶179785箱、11686025市斤，价值10824082元，对茶叶外销的衰落颇有补救。全省商店数量有所增加，到抗战爆发时，南昌市有商店2090家，其次为赣县，有1658家，九江、宜春、吉安等也有600～800家，清江樟树镇则以412家为各镇之首。
6？郾卫生事业。江西从1928年度起，开始筹建县卫生机构，但到1933年，仅有21个县设立了县立医院、24个县设有诊疗所，也没有全省性的卫生主管机构，省会卫生工作向由公安局办理，医学学校由教育厅管理，故“卫生事业，难有积极之进展”。特别是战争过后，“疫疠丛生，卫生机构之创设益觉刻不容缓”，省政府遂于1934年6月设立江西全省卫生处，专负卫生行政管理及促进卫生事业之责。“专设省卫生行政机构，以本省为全国的首创。”卫生处运用全国经济委员会资助款，设立行政总务、防疫检验、医务保健三科及技术室，创办附属机构省立医院、卫生试验所、护士学校、南昌市卫生事务所以及各县县立医院及各县临时诊疗所，接管助产学校及附属医院，并与教育厅合组健康教育委员会，与南昌、九江市合组南昌市戒烟医院、南昌麻风医院和九江市卫生事务所。该处所设县诊疗所对开展农村医疗卫生作用甚大，据德国记者1935年1月在广昌所见，该县诊疗所有4位同济大学医科毕业生，每天约有患者300人前来就诊，药品及种痘之痘苗由南京中央医院供给，所治疾病多为疟疾、赤痢、脚气、脾脏肿大、血蛭病等。省卫生处1935年6月开始在更大范围内接种牛痘，次年6月正式建成设备较为完备的省立医院，该院成为“江西全省保健之总枢也”。继而实施《江西省各县卫生行政组织规程》，建立县卫生院（由原县立医院、诊疗所改组扩充）、区卫生所、保联卫生员的卫生行政体制，到1937年1月，全省83个县均已普遍设县卫生院，“其普设之早，亦冠全国”。这是江西建立现代卫生事业的重要时期。
7？郾市政建设。北伐军占领南昌后，南昌方有市政府之设。当时南昌市不但是江西省唯一的省辖市，而且在1930年被定为全国隶属于省政府的10个普通市之一，颇有地位。但1932年2月以经费支绌，将南昌市政府裁撤。1933年，省政府要求分设南昌、九江两市，行政院审核认为，两地“虽其人口赋税，尚未符合法定设市条例，唯因地位重要，或因工商业发达”，批准暂设市政委员会。同年8月和次年6月，南昌、九江市政委员会相继成立。省政府任命龚学遂（在李德钊之后继任）、李中襄分任南昌、九江市长。其后，南昌从上海工务局聘请6位工程专家来赣设计规划，开始进行较有规模的现代市政建设，修建了在当时比较宽敞的街道，并以十大乡贤命名。电灯、自来水、电话、邮政等公共建设有新的进展，又邀请铁道部技正吴启佑主持、上海馥记公司承包，1934年12月在赣江上修建“中正桥”（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南昌八一大桥），1936年11月建成通车。此桥北接南浔铁路终点站牛行车站，南衔南昌市阳明路，解决了牛行车站与南昌市区之间的赣江阻隔问题，赣江南北由此畅通，经南浔铁路进出南昌的旅客，从此不再受摆渡赣江上下火车的困扰和不便。1936年底，全市人口增至30万人，达到条例规定，遂即正式恢复南昌市政府名称。九江市政委员会和庐山管理局也进行了现代市政建设。
8？郾国防建设。据何应钦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所作军事报告，国民政府这时在江西进行了一些国防建设，其项目主要有投资建设高坑煤矿、天河煤矿，实行钨业统制（在南昌成立钨业管理处），建设吉安钨铁厂，设立江西浔饶、南抚、赣南师管区，开办征兵事务，1936年4月在南昌开办航空机械学校，培养机械人员近500名，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于1936年10月开工，中意合办的萍乡中国航空器材有限公司也在建设中。
由南京国民政府邀请的国际记者考察团的成员，对江西刚刚出现的建设现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中国实际上已走向一新时代而努力复兴工作。举凡余等所见，如道路、桥梁、汽车交通、堤工、住宅及学校建筑、土地整理、卫生行政、民族之醒觉、学校教育、新生活运动、农村合作社、造林运动等，均表现一种守秩序、重纪律、富于牺牲之新精神……光明灿烂之前途也！”此话不免言过其实，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江西的建设气象，在当时给人以相当积极的、健康的和向上的印象，得到了人们的肯定。江西省也因此被国民政府誉为“模范省”，几年间各地人士来赣参观者，竟然络绎不绝。江西几年间能够在建设上有所成绩，既因为出现了比较稳定、平和的社会环境，也是当局的用心策划尤其是熊式辉的努力的结果。这些建设成绩，推进了江西的近代化脚步，成为江西抗战的重要基础。
四、“特种教育”、学校教育与文化建设
1？郾“特种教育”的推行
所谓“特种教育”，是针对原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地区进行的一项社会教育。1933年11月，省教育厅根据国民党中央《特种区域暂行社会教育实施办法》，制定出《江西省收复区特种教育计划大纲》，经南昌行营核准施行。特种教育的提法随即被行营采纳，1934年夏，行营成立五省特种教育委员会，9月颁布《赣闽鄂皖豫五省推行特种教育计划》，正式对5省原革命根据地地区民众推行“教养兼施之特种教育，与以感化的、公民的、职业的、自卫的训练，以正确其思想，健全其人格，发展其生计，扶植其生存”。
蒋介石在致江西省政府电中，谈到了推动特种教育的原因。针对革命根据地一县开办列宁小学多至数百所的情况，他认为，其以“财政之枯竭，尚能积极办学，若经国军收复，反不能努力教民，或仅于县治设校一所，徒具观瞻，致遍地儿童失学，不唯视匪有愧，且将无以振迪愚蒙，消泯恶化”。因此，受革命根据地大办教育的刺激以免“有愧”，肃清民众的所谓“匪化”、“恶化”思想使之“确信三民主义”，是当局大力推行特种教育的主要原因。
江西从1934年2月开始推行该项教育，首先设立了江西省立民众教育师资训练所，训练师资。6月开始在各地开办“中山民众学校”。9月设立江西省特种教育处，为主管机构，由省教育厅长兼任处长。当年在60个县先后设立中山民校245所、招收学生32907人。中山民校“为实施特种教育之主要机关”，它以学校方式，办理民众教育以及有关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之各项活动，校内以办理成人班妇女班为原则，招收16-50岁的民众，每日上课2小时，4个月结业；结业后可升入高级班，6个月肄业。也有的民校还设有儿童班和职业实习班。民校校长均兼任区署服务员或壮丁队队长，负责协助区署推行行政和自卫训练。经费除拨款外，还请当地乡镇保甲长及士绅任委员，协助筹款。教学内容，到1935年扩大到管、教、养、卫四个方面，省特教处先后编印了特种教育儿童、成人、妇女三种课本，供民校使用。全省中山民校数量，每年在200所左右，学生平均也在2万人左右，规模并不大，1937年起尤逐年下降。
江西特种教育费力虽巨，成效不显。连主持者也承认，中山民校组织简单，成绩多不甚佳；行政方面尚欠严密，缺少联络，因此自开办以来，虽尽最大之努力，“唯事属创举，既无成例可援，而范围广大，又不能集中力量于一点，故在进行之中，事实上不无感觉困难，自有待于今后之改进”。作为一项制度，它勉强延续到1941年4月，终遭裁并。
2？郾保学制度的建立与学校教育的发展
1933年8月，江西举行了全省教育行政会议，会议要求南昌行营令各地驻军迅速从借驻的教育机关中迁出，呼吁注重改良各级学校师资和教材，实行国民强迫义务教育。此后，学校教育开始受到关注。在此前后9年全省小学教育的大体情况是：
上述数据，仅来自国民党统治区，并不包括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情况，而革命根据地在这一时期的教育规模，更加可观。在国统区小学教育数据中，一是总体上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从1935年起有一个较大的跨越，不但在学校、学生数量上比上一年接近成倍增长，在教育经费上，也有比较大的增加；二是私立教育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以1934年为例，这一年，有私立学校2897所，学生109030人，教职员5828人（公立学校教职员为10265人），经费710273元，也就是说，私立学校的学校数、学生、教职员和经费数约占全部总数的1/3到1/4.上表也同时说明，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规模都不大，每校平均不到50个学生，这种情况可能与农村学校居多有关。
长期的战争环境、从南昌到各地许多学校被部队占用以及江西无力筹措教育经费等，影响着江西教育的发展。1935年起全省教育之有较大的发展，主要原因则是：第一，蒋介石对江西教育多次作出训示，如1933年6月，责成驻军最高长官督办教育，要求江西省教育厅“务期普及”教育，“使当地壮丁与少年，无一不受教育者”。当然，蒋介石重视江西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围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即所谓“在使受教育者以后能协助剿匪而不为匪用”，因此，他亲自指定使用5类教材：礼义廉耻与孝悌忠信，衣食住行之基本生活，整齐清洁与卫生常识，民族革命主义，保甲保卫侦探之组织生活。这些教学，实际上也就是半年后他发动的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第二，兴办教育被作为“建设新江西”的重要内容，省教育厅为此创立保学制度，采用政教合一方式，利用保甲组织与力量，按保设学，以全保儿童和民众为对象，“实施国民义务教育和失学成人补习教育”。全省从1934年11月开始实施《江西省设立保学暂行办法》，次年5月制定《江西推行义务教育计划》，规定保立小学从1935年下半年起在全省推行，要求5年内实现每保设立一校。在当时条件下，保学制度有利于解决经费筹集、学区划分、师资分配和强制入学等推行义务教育中的难题，因此从制度上加速了全省小学的兴办和学生的入学。第三，省政府运用行政力量推动兴办教育。如1936年省政府部署进行全省学龄儿童调查，认为这是事关义务教育的一项要政。熊式辉在得知赣县有3个区长在县政府5次催令下仍未办理后，指斥这是“殊为玩忽，应由该县严予议处”。结果有两个区长在限期内仍未填报，而被记大过，通报全省。第四，江西兴办教育活动也得到了社会和海外华侨的关注。1937年春，爱国华侨胡文虎捐建100所小学校舍，其中在江西、浙江各建10所（其家乡福建80所）。每所建筑费3000至3500元。省政府遂决定在南昌、九江及8个行政区专员所在县各建一校，并对具体地点、设计原则、建筑图样和完成时间提出了要求。
比较而言，中学教育规模不大。据统计，在1932到1937年的6年间，全省公、私立中学毕业的高中学生仅1494人，每年平均仅249人；初中学生仅6499人，每年平均仅1083人。另据1935年出版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江西“其时各校科目不甚完备，除心远中学注意英算外，余多注重经学国文”。与此同时，基督教在江西也办有4所中学校，在校学生，1932至1934年各年分别为554人、595人和617人。
江西高等教育，这时因教育部限制地方设立法政学校，江西法政专门学校因此于1933年停办外，高等学校实际只有江西农业、工业和医学3个专门学校（1932年由教育部统一改称江西农艺、工业、医学专科学校。1935年农专停办，全省只剩2所专科学校）。从1931到1937年，在校学生仅1058人。1936年，教育部在江西省政府“热心赞助”下，拟在南昌设立中正医学院，但这所学校到1937年9月25日才开学，已是抗日战争时期。因此，这个时期，江西的高等教育发展程度甚低。
但留学教育仍有所发展。从1932到1937年，全省留学人数有693人，其中自费学生235人，留学国别仍以日本最多，达430人，其余依次为德、法、美、比利时、瑞士。这些学生大多学业有成，如1934年经考选留学欧美的刘恢先、盛彤笙、罗石卿、周庆祥等，即属佼佼者。由于当时有留学期满必须回国、回国后须“照留学年限尽先在本省服务”的规定，他们学成后返赣服务，虽然时间长短不一，但都为江西的建设发挥了良好作用。
3？郾文化事业的不平衡发展
在战争与建设交替进行的10年间，江西文化事业呈现起伏不平、分布不匀的状态。一方面，在江西各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戏剧歌谣运动此起彼伏，呈现出新文化建设的繁盛景象。另一方面，配合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省政当局在其统治区实行文化建设与文化“围剿”并进方针，文化事业呈现出很大的扭曲性。后一方面的大致情况是：
省图书馆在蒋介石驻昌期间，百花洲新馆舍被南昌行营占用，只是在南昌市教育会设了一个临时阅览处为读者服务。1935年行营结束后搬回百花洲新馆，方才相对正式地开展业务。到抗战前夕，省图书馆藏书增加到近10万册。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期间，曾指令江西省政府督同省教育厅、励志社和庐山管理局，创办了庐山图书馆。该馆1935年8月建成开馆，因其特殊背景，征集收藏了一批珍贵的图书。
1929年省政府在南昌环城路设立江西省立科学馆，见识可谓较早。但该馆落成不久，即被征用为“围剿”行辕。到1935年11月才迁入百花洲原行营新建房屋办公。馆内设有儿童科学实验室，添置了一批仪器设备，进行科学普及活动。
当时颇有意义的一件事是大力举办音乐事业。当时认为，音乐有移风易俗、涵养德性、激励志气和充实人生等种种功效，在教育上居有重要地位，因此，在省政府积极支持下，江西聘请国内著名的音乐界人士程懋筠等回赣兴办音乐事业，1933年3月成立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隶属教育厅），以程懋筠为主委。音教会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致力于参考西乐组织，创制适合中国国民性的新音乐，设立了小型管弦乐队、合唱队和口琴班、提琴班、钢琴班，创办了面向全国的《音乐教育月刊》、《电影剧曲周刊》，开办话剧团及改良平剧班，并在湖滨公园建成音乐堂，举行第一场音乐会，表演西乐和中国乐曲、戏剧等节目。这件事当时影响很大，舆论指出“建筑音乐堂举行公开演奏，在国内由政府主持的恐怕要以本省为创举”。音教会的活动，很有声势，也比较广泛地吸引了国内音乐界人士，揭开了现代江西音乐事业的大幕，音乐在日后声势浩大的抗战动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江西建设公共体育场较早。1927年即在南昌原贡院旧址建设省立公众体育场。1933年改称省立公共体育场（1934年因全国统一名称再改称江西省立体育场），以余永祚为场长，增设足球场、网球场、篮球场、儿童运动场等场所，开展民众体育活动。曾在1934年举办江西全省运动会，省会女子运动会，小学运动会，水上运动会，在省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全省“于是体育之风气大开”。此外，江西还在1928年成立了省立通俗教育馆（1930年更名为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程宗宣），以讲演、游艺等形式推行大众文化。1934年和1935年，先后创办了广播和电影事业。南昌市的大众娱乐场所，这时主要有光明、明星、新明星等3个电影院，新兴、昌新、江西等3个大舞台（演出平剧），新新、升泰、洪都等3个游戏场。
文学艺术方面，省内外的江西籍人士在小说、诗歌、散文创作上，发表了不少新的作品。王小逸、彭芳草、曾可今、石凌鹤、罗黑芷、饶孟侃、夏征农、王礼锡等创作的小说、诗歌和散文集，相继在上海、江西出版，《春水微波》、《落花曲》、《千古恨》等长篇小说的出版，填补了江西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空白。但当局也推行了严厉的文化统制政策，以致出现在江西的鲁迅、茅盾、巴金等这样的作家的作品，也遭查封。江西省会民众娱乐指导委员会审查禁演的平剧，亦达几十个。
文化事业的重要内容是报刊的发行。据内政部的有关记载，全国从1931年11月开始实行报刊登记制度，当年江西仅有3家报社、2家通讯社做了登记，到1935年，全省登记的报社有37家，通讯社27家，杂志社9家。而到1936年底，江西被核准登记的报社有80家，杂志社22家，报纸杂志共计有102家。登记的另一面就是查禁。这个时期，江西省政府查禁了《革命日报》《江南晚报》等35种进步报刊。
江西这时的报刊，主要集中在南昌，有《江西民国日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机关报）、《扫荡日报》（南昌行营主办）、《华光日报》（主持者徐哲人）、《华中日报》（章益修）、《新闻日报》、《健报》（军统系统的报纸。后改为《捷报》，主持者钟富厚等）、《江西晚报》（杨幼农、杨次农兄弟）等。其中，《扫荡日报》主要配合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从事反共宣传。《华光日报》1934年创办，着重报导工商界的消息。《华中日报》是国民党江西派系中的心远系主办的报纸，1936年4月由李中襄创办于南昌，李中襄助手章益修任社长，主要报道新闻、国民党及心远系的政治主张。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除省党部的党报等外，是所谓“揭橥汗血主义”，以反共“协剿”为内容和目的，由省党部委员刘百川赴沪主办和发行的《汗血月刊》、《汗血周刊》，及其编辑出版的汗血丛书百余种。反共报刊的盛行和进步报刊、文化活动的查禁，是省政当局实行文化“围剿”、“协剿”的重要内容。
